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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思涛是想得太多了，他的那篇文章之所以没有很快刊登发表，不是决策层不重视，而是因为太重视了，所以一直踩没有发表，此时，他的那篇文章的清样摆上了共和国最高层的案头都有了一些时日了，特别是负责共和国政府事务的总理、共和国负责理论研究的常委，下一届的候选人、以及分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更是在上面做了长长的批示。连一号也亲自批示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曾思涛见迟迟没有反应，也就坦然受之，安心的在发展办做着他的本职工作，至于发展办上串下跳的人最近也收敛了不少，毕竟临近年底，事情很多，他要再上串下跳，对他自身更不利。
时间就这样不紧不慢的步入了十二月，距离澳门回归已经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可就在这时，曾思涛得到了一个很特殊的邀请，有关部门的人通知他中央有关领导想了解一下他对于农村那一段的论述更为详尽的一些想法，要当面听取他的汇报，希望他认真的准备一下。
这是曾思涛所从来没有想到的，这既让曾思涛有些激动，因为这说明，他在文章中的一些东西是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不然不会亲自召见他，同时也有一点困惑，其实他的落脚点，并不是在农村工作上，而是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与拉动内需的辩证关系上，怎么救这个引起重视了，而其他的却……
不管怎么样，他都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和极大的责任——这可是给决策层直接提供参考意见，可以说是“直达天听”，如果出现了偏差，丢官是小，要是误导了，那他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了。
带着这样有些兴奋，也有些忐忑不安，如履薄冰的心情，曾思涛在业余时间完全就放到了这件事情上面，几天之后，一辆轿车把他接了过去。
曾思涛见到了召见他的领导，和蔼，亲和的笑容，显得很平民，首长开门见山的说道：“曾思涛同志，小曾同志，你在农村工作过，我是知道的，几年之前，我在主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时候，就知道你了。你那次关于农村工作的一些想法，就很有意思。小曾同志是不当搞城市经济是吧好手，对农村工作也是很熟悉啊。看来你是对农村工作很重视的。“”首长，我是农民子弟，对于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情结，所以偶尔关注一下，我那些东西都不是很成熟的想法，让首长见笑了……”
“小曾同志，你这个态度很好，很多人官越做越大，但是做着做着就忘本了，对农村有种天然的情结，这容易，能够心系他们就不容易了。”
“你看看这句话，几乎每个党委和政府都镌刻着这句话。”
首长指着“为人民服务”的条幅说道。
“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心系百姓才能有所思，有所思，才能有所得。有所得才能有所为。民为执政之本啊……”
“谢谢首长的教诲，我一定把首长的话铭记在心，一日三省可能做不到，但是在做事情的时候，首先要想一想这样的决定，这样做会不会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我一定做到。”
首长的平易近人，也打消了曾思涛的紧张和拘束。”哈哈，你这个小曾同志，很好啊，没有说假话，你要是说你能一日三省，我肯定是不相信的，你能说真话，我感到很高兴，是啊，我们这些干部，在做决定的时候，千万不要头脑发热，一个决定往往就关系到很多人的命运……”
曾思涛是知道这位首长最讨厌听人在他面前说假话的，所以干脆点这么说还显得实在一些。
首长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
“你的大作我已经拜读，不但是我看过了，政治局的成员们都已经传阅过，你的材料里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想法，有很多新颖的提法，其他的那些想法，应该说表达得很清晰了，但是关于农村工作上的想法，更是有些新意，却是一笔带过，农村工作始终是中央工作的一个重点，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很及时啊，几位常委委托我和你谈谈，希望能听到你一些更详尽的想法和思路。
共和国过去是一个农业国家，作为农业国家，过去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业。与早期的农业税相比，现在的农业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古代的农业税包含内容十分丰富，不论是“摊丁入亩”，还是实行“一条鞭”，都是为了简化税负，提高农业税的征税效率，这就是农民口中的皇粮国税。但是，“黄宗羲定律”决定了历朝历代在征收农业税问题上不可能真正为农民着想。无论是休养生息，还是轻税薄赋，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农民在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不得不再次背上沉重的赋税包袱。我想，时代到了现在，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确实这应该是有所改变的时候了……”
领导看了看挂在墙上的“为人民服务”的条幅，沉思了一下说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天请你来，我就是想听听你对农村工作的一些看法，你只管放心大胆的讲……”
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情，日理万机的人物能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专门倾听他的意见，曾思涛知道，他所说的一切肯定会对其决策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要说他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刚才首长的那一番话，已经打消了他的不少顾虑，他也就放开了胆子。
“首长，那我都斗胆谈一谈我的想法，请首长批评指正，刚才首长说谈的，共和国古代农业税收制度中的历史规律说明了，只有建立宪政制度，还权于民，才能够真正打破农业税制度上的周期律。所以，如果废除农业税，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从深层次来说，它标志着共和国的政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立法机关真正意识到法律的终极价值所在，充分体现公民的意愿，保护农民的利益。
还有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即将摆在面前，那就是入世之后，随着农业逐步向世界开放，我国农业将面临全世界的竞争，而我国农业的目前的基本现实是农业生产的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太多，必将受到外来的冲击。减轻农民的负担就显得更为迫切。
共和国不管如何发展，如何实现工业化，但是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这一点也许很难改变，这是由国家由这么多人口所决定的，所以维护农民的利益，解决农民问题，发展农村经济，不仅仅是解决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减少贫富不均、缩小城乡差别、改革农村体制的关键所在，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执政的合法性，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常态。假如农民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地维护，不合理的税费不能得到及时废除，那么，不仅会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首长一边听着，一边还随手在手边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保护农民的利益，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减轻农民的税负。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调整农业税，减轻农民的负担。从建国初期的1950年，农业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1％，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在减轻农民负担上一直非常重视，农业税收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这个比例是逐年下降，从目前国家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来看，特别是入世之后，国家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好，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国家财政收入不再构成重大影响。正因为如此，对农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并且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大力加强转移支付的力度，通过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民的竞争力。
取消农业税，只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所迈出的第一步，农村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制度变革要求，减轻农民负担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废除农业税只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个环节。假如农村的政权机构不改革，假如农村的社会公共产品投资不改革，假如城乡两元结构分割的状况不改革，假如农村选举制度不改革，那么，废除农业税给农民所带来的福利很可能会被其他制度所抵消。
取消农业税，只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所迈出的第一步，虽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但政府要做的事情绝不止废止农业税，无农业税时代仍面临着诸多制度变革要求：其一，取消农业税后，种田收益比过去多了，但是，短期内种粮食与“种”房子相比较，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利润仍要高于农作物生产，正因为如此，国家必须考虑减少农业生产人口，提高单位的生产效率，确保国家的农作物供给。另一方面，国家还必须考虑千方百计地改造传统农业，通过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现代农业。
其二，农村发展千头万绪，但最需要解决的是农村教育问题。根据《义务教育法》等一系列教育规定，政府必须确保教育经费逐年增长。但现在看来，由于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在教育投入方面的能力也不一样。如果放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然会导致贫困地区教育投入越来越少。所以，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非常必要。我国正在起草中的《转移支付法》将对教育财政经费的转移支付作出规定。相信随着《义务教育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修改，国家教育经费统筹制度逐步完善，农村教育支出问题将会得到妥善解决。对于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完全免费，真正实现国家义务教育，当然，这是在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事情，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考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子女的问题，他们是国家的未来，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农民工夫妻到外地打工，子女留在其家乡的农村，这些孩子由于远离父母，会产生很多心理上的问题，也需要引起关注。而农民工想要把子女接到说工作的城市，这在目前根本就不现实，国家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协调，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工作地就读的问题。”
“小曾，看来你是真正用心了的，从宏观、微观都有，言之有物啊，你说的这个，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农民工有上千万，那么他们的孩子有多少？恐怕也是上千万，这是多大的一个群体，也是该引起重视的时候了。”
“其三，农业税取消后，乡村两级收入将大大减少，经费开支将严重不足。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乡镇机构改革，通过裁减、撤并的方式，减少乡镇机构，进而减轻农民的负担。但这项工作尚需时日，当前不可能解决基层面临的实际困难。因此，除了教育统筹之外，国家应该考虑对农村的公务员工资和教师实行统筹安排，防止地方政府公务员和教师因为工资缺口太大或者福利太低而向农民伸手要钱。
实行教育经费国家统筹，彻底减少农村的政权机构，实行公务员工资统筹安排，可以有效地减少农民非生产性开支，最大限度地稳定农村的生产关系，确保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但造成农民负担重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尽管中央和地方财政可以增加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补助，但不少乡镇机构仍然运行困难，公益事业发展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乡镇机构多，人员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一些乡镇机构的职能面临调整。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农民负担就有可能反弹，税费改革的成果就难以巩固。废除农业税，是农民权利的回归。但在告别农业税的同时，还应当强化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解决当前共和国农村的贫困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种地的农民会越来越少，到最后可能就是老弱病残在家种地，特别是在西部，所地理条件限制，无法实行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情况显得就更为突出，农民的减少，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解决农业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举措，目的希望通过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加大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力度来解决当前国家农业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必要的，但是考虑到市场经济固有的属性，有关措施能否落实到位还存在很多变数。首先，市场的趋利性决定了民间资本不可能大规模流向农村，除非实行农产品的高额补贴政策；其次，政府的转移支付面临财政难题。如果政府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那么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遭遇到阻力。在短时期内，为了偿还对农民的欠账，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是完全可能的，但如果长此以往，必然会在财政预算审议过程中出现“卡壳”现象。
农民权益包括经济权益、民主权利和政治权利。农民的经济权益最主要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财产权以及合法劳动获得报酬的权益；农民的民主权利主要是在农村社区内部的选举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农民的政治权利主要是农民的国民待遇以及这个群体在国家决策中所处的位势。以往，我们关注的多是农民的经济权益和民主权利，对农民的政治权利关注不够，现在中央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和尝试，也在稳步推进。事实上，农民的经济权益最终要靠政治权利来保障。所以，要贯彻落实中央支持农业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维护农民权益（权利）是现阶段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让农民自主决定地方财政预算，中央关于支持农业发展的各项措施才能真正到位。
废除农业税，是共和国政治文明的表现，是农民权利的回归。但是如果只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不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如果仅仅将财政资金转移到农村或者农业，而没有直接交给农民，那么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仍然难以从中受益。只有让农民参与到政治变革进程中，真正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取消农业税才能为农业的发展带来光明的前景，这就需要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之后，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农村的综合改革，农村综合改革的重点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以落实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重点，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改革；以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为重点，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优先化解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基层矛盾比较集中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债务为突破口，妥善解决和处理乡村债务问题，以此带动和促进其他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作……”
曾思涛一股脑的把自己所知道的所想到的都讲了，中间，有人进来一次，看来首长是另有安排，所规定的时间早已经过了，有人又一次进来，首长站起身来，笑着说道：“接见外宾的时间快到了，你还有什么问题没谈完，再给你五分钟，最后五分钟，不然就只有改天了。”
曾思涛也知道原来约定的十分钟的汇报时间已经超出很多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讲，既然再给他五分钟，他还是想提一提。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但是眼下的农民工的身份非常的尴尬，所受到的待遇也……”
曾思涛沉吟了一下说道：“农民工应该说处境是非常的艰难，农村工作中央是高度关注，但是农民工，他们既可以说是农民，也可以说是工人，这样的双重身份，说是工人，他们又不是城里人，城里人也不承认他们是工人，说是农民，他们实际却是工人，就因为这样，他们被边缘化，所关注的却不多。眼下情况比较严重的，也是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工的欠薪问题，农民工往往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到头来却拿不到工资，这是很大的问题，闹不好就会出现问题，这不引起重视，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这些人在城市里从事最苦最累的活，应该是他们是为城市作出了贡献的，但是作为为城市做出了贡献的人，却是受到城里人的歧视，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这里面也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也有城里人带着有色眼镜的原因，我有一次记忆很深刻，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农民工上车，由于汗味比较重，全车的人都鄙夷的看着他，他自己也很有些不好意思，首长，我想他满身臭汗，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我想是他工作的环境不会给他提供洗澡的机会，并非他自己不爱卫生，这里面也不能全怪城市人，这是一个宣传的问题，应该要让大家了解他们为城市做了些什么，因为有他们，城市才会变得更美好，这样城里人看待他们就会亲切些，城里人也就能更包容一些，对于农民工的关注，也会促使农民工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也才能进一步促进城市农村的和谐发展……”
“你说的这个问题，倒是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不单单是农民工的问题，是整个弱势群体的问题，这方面也是该着手进行解决了……”
第六卷入京第三十七章 名声鹊起
首长若有所思，深邃的目光透露出睿智：“在漫长的共和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历朝历代，只有过局部减轻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赋的举措，还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先例。农民一直是共和国人口的大多数，又是收入增长最缓慢、生活最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因此，取消农业税，首先能体现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施政理念。
取消农业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在我国，农业征税、缴税成本太大，这种成本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税收本身。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摄取剩余的税费的品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农业税的取消，使这种到处向农民伸手的体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农村税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设立的。这种两线并行的税制结构，再加上城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对共和国农民形成了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据了解，对特定人群进行税收，这种情况只有在共和国才存在。因此，取消农业税政策，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变化，是中央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是对农民在税负上与城市居民平等地位的恢复。
取消农业税，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农业税虽然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二点几，但今后这笔税收不但没有了，国家还要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来支付农村基层的财政开支，这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农业税的取消，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经济结构在升级的过程中，农业的比重正在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力。
取消农业税，对小区域经济中的财政税收结构的影响是最大的，特别是县域经济。对于许多农业县、农业区域来说，财政税收中的农业税仍然是很大的比重。农业税的取消，使得这些地方的财政税收结构面临着重大的变革，并进而将影响到更大的区域甚至是国家财政税收结构的变革。因此，取消农业税，实际上是对财政税收结构、小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是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的开始，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已开始走向最艰巨的领域。
取消农业税以及中央政策向“三农”倾斜，并不损害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利益。相反，还将最终促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浅显的道理：全国12亿人中的9亿多农民增收了，消费水平提高了，必将促进城乡市场的畅旺，拉动内需，城镇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等环节也将随之步入良性循环，进而加快城市工业化的步伐。同时，城乡差距的缩小，还会促使农村社会更加稳定，并有助于全社会的稳定。一句话，共和国的改革，都是从解放农民开始的。没有富裕的农民，就没有富裕的共和国；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共和国社会。
农业税这项“千年古制”的最终废除，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其意义是空前的，并将对共和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取消农业税，并不仅仅是共和国农民的福音，更是12亿共和国人共同的福音……”
曾思涛没有插话，听着首长近似于喃喃自语，不愧是领导，一下就讲他刚才所讲的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曾思涛也不得不叹服首长对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熟悉程度。
不过不一会，首长就转过身来，笑着问道：“小曾同志，你觉得要在共和国彻底废除农业税，要到什么时候？”
“快则五到十年，慢也是在十五年以内吧。”
“那里对国家的经济走向是很乐观的，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财政支持啊，困难时不小哇。但是，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情，这件事再困难，也要推进……”
首长深邃的目光中透着无比的坚毅。还厚微微一笑说道：“小曾同志，若是能在五到十年解决这个问题，我到时候请你喝茅台……“曾思涛可不敢放肆，五到十年，那是一个连任的周期，如果能在任内完成这样一项伟业，对于这位平民首长，对于重视民生的平民首长来说，也许是一种夙愿……
“我的｜乳名叫“澳门”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闻一多《七子之歌。澳门》
随着这首诗改变成的歌曲在共和国各地传唱，澳门回国也终于到来了。
澳门，一只燕子口含祥云，兴高采烈地飞向以红、绿两色的“99”字样和澳门区徽组成的“九九回归”标志，为澳门回归的吉祥物图案。飘扬在澳门的大姐小巷。
1999年12月19日午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及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澳门举行。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回归盛典。五星红旗在澳门上空冉冉升起。
1999年12月20日零时整，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区区旗升起，这时整个场馆里的人都热血沸腾，澳门回归祖国了，这庄严的时刻将永载史册。
12月20日1时45分，澳门特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以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主席台就座。1时45分，军乐队奏起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共和国元首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现在成立。
1时47分，澳门特区政府开始宣誓就职，12月20日上午10时，澳门特区成立大会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澳门回归是祖国的盛事，当天从中央到地方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全国各地如此，首都京城当然更不例外。1999年12月19日晚，北风阵阵。零下12摄氏度的严寒中，数万群众载歌载舞喜庆团圆。3万多各界群众聚会天安门广场，载歌载舞喜庆团圆。青年学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了，这些平时娇憨顽皮的孩子，冷了跺跺脚，搓搓手，没一个人叫苦。职工们来了，她们身着统一的服装，跳着欢快的集体舞，仿佛又回到了纯真的少女时代。武警北京总队15支队担任广场舞狮任务的小战士们，在候场的间隙不忘抓紧时间和漫天的礼花留个影，寄给家乡的父老乡亲，让他们也能分享这喜悦和幸福。广场变成了龙的世界，五彩龙、接龙、高龙，品种之多让人叹为观止，舞姿之美让人大开眼界。在舞龙的队伍中还有不少女性，为了把最美的一刻奉献给观众，她们身着单薄的服装，有的连手套都没戴……
在这不平凡的1999年里，可以说澳门回归是本世纪共和国最后一项盛典，举国上下为迎接澳门回归所迸发出来的火热情感以及无数个动人的故事，长久的期待，已经变成了现实；漂泊多年的澳门，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又一个新的特别行政区踏上了征程。
欢庆的锣鼓声渐渐远去，但是就像那绚烂的礼花，永远地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就在这欢庆的余韵中，共和国也跨入了新世纪，新世纪一个新时代也即将到来，有人预言，新的世纪是共和国的世纪，欢庆的锣鼓声渐渐远去，但是就像那绚烂的礼花，永远地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就在这欢庆的余韵中，新世纪的钟声也敲响了，共和国也跨入了新世纪，很多人对于祖国在新世纪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在这一刻，很多人也对共和国在新世界发自内心的祝愿着，祝福着，都希望新世纪共和国会迎来一个新时代新纪元的到来，甚至国外的人有人预言，新的世纪是共和国的世纪。但是共和国的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想要变得民富国强，还需要进行不断的努力，还需要不断的思考探索，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剩余忧患，死于安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最高决策层对此有很清醒的认识，这足以让人感到欣慰。
就在元旦不久，曾思涛的文章终于在理论性刊物《求实》杂志刊出，但是文章却是变成了两章。分两个版面刊登出来，里面关于农村问题的一段，进行了充实，专题进行了发表。
报纸一发行，首先在京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反响非凡。曾思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首都圈的主流媒介上，亦是第一次成为了整个共和国的焦点。特别是关于农村问题的那一篇，更是引发了不晓得震动。文章从农村的发展，到城市化的进程，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思考，特别是关于逐步取消农业税，这触动到了很多人的神经，特别是广大的农村的老百姓，这份文章一经报纸转载，顿时成为全国老百姓议论的话题，不过很多人是既期待，又有些怀疑，上千年老百姓缴纳皇粮国税，这能取消吗？
但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对于在即将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之前能有这样的消息见诸报端，那肯定也不是空｜穴来风，，大家对于农村工作更是充满了期待。
但是这个消息对于广大在农村工作的干部来说，却是喜忧参半，征收农业税以及提留款是农村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取消农业税之后，这方面的工作倒是轻松了，但是又有一个大问题出来了，广大的农村干部以及农村的教师的工资基本都是由农业税和提留款进行支撑，农业税取消后，他们的工资该如何得到保障。
至于其他的干部们的心思，那就要复杂许多了，特别是级别越高的干部，心思愈发复杂。
这样的理论性的刊物不是人人可以上的，特别是这种整版通篇刊登的，更是少之又少，一般只有理论界的权威才轮得到整版发布。
而曾思涛，一个可以说是名不经传的人物，一夜间如同彗星般的崛起，不免引得很多人的好奇。机关中，资深一些的，通过种种渠道进行探询，资浅一些的，则在饭前饭后，三五一群，围坐在一起胡侃瞎造。谈论的对象当然就是京城眼下的“新贵”——曾思涛。
取消农业税老百姓自然是举双手欢迎，但是在党内和政府内部关于是不是取消农业税的问题，引起了不少的争论，有人也不少发表文章，进行驳斥，在这个问题上，财政系统持反对意见是最大的，认为以共和国的国力财力，无法承担起这样的举措，这虽然是一个目标和趋势，但是现在提这样的事情为时尚早，一时间争论声不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但是随着中央机关报的一片评论员文章，这些争论都终于停止了，评论员文章指出：“……，发展，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缩小城乡差别，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央坚定不移的目标，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坚定不移的努力方向，既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也要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紧迫性……”
这篇评论员文章的发表，让人们意识到，共和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新世纪，共和国的新一轮改革肯可能又会从农村开始，这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即将举行的的新世纪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出台什么新的重大的农村政策，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翘首企盼……
曾思涛自然对外界的反应也是特别关注，关于农业税的问题大讨论刚一开始的时候，反对者的声音也真不小，有一段时间甚至隐隐有压过的意思，特别是此举让在农村一线的干部很不安心，有记者采访农村基层干部的时候，受访者普遍都有些迷茫，他们不是对这个措施不满，而是他们也得吃饭，他们的工资怎么保障，他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在在几乎所有农村工作的干部中产生了共鸣，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干部中更是如此。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对于他们的这个疑虑，有关方面进行了权威的解释，让他们吃了定心丸，他们的这种不安才逐步的消退。
曾思涛的心那真是捏着一把冷汗。现在想来，仍然后怕不已。他还以为自己的算计出了问题，形势开始了不好的逆转。要知道，曾思涛的文章如果引出什么不好的影响，非正常的影响，那个责任或多或少还是得他担的。也会影响他今后的发展。
幸好，一切还尽如人意。
虽然受了一场虚惊，但话说回来，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不触动到一些人的神经。曾思涛知道，他的那些想法想法，能够得到高层的重视，金融风险问题的加强，将来庞大的外汇储备如何避免缩水，都可以提前进行思考探索，三农问题提前一两年开始思考和筹划试点，这些事情能够早日提上议事日程，能够避免一些重大的损失，他担点风险也值得了……
曾思涛知道自己现在是出名了，风头出得很大了，在发展办，原来上串下跳的人也完全的偃旗息鼓了。
曾思涛来了发展办这段日子后，有好事的早将曾思涛以往地经历打听明白，第一次听到曾思涛以往作为，发展办干部都不无想法，年纪轻轻就是地委书记的秘书，然后提拔为副处级，出任区政府副区长，主抓经济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然后提拔为正处，又调任吴嘉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短短几年，将吴嘉经济起死回生，又调任随周市委书记，将随周从一个原本贫穷落后的城市发展为发展为四河位居前列的的城市，然后回京进入部委锻炼。
之前大家或许还认为，那不过是曾思涛背后有贵人，但是文章一出，大家都明白，催了贵人相扶持之外，能力，卓越的才能，才是他能如此快速进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何况，曾思涛在发展办所表现出来的稳成高超的政治手腕，也正印证了这一点。
曾思涛能够感觉到发展办上上下下对于他在态度上的微妙的变化，他也知道眼下锋芒太甚，越是这样就越要谦和低调。所以在发展办倒是中规中矩，并没有进行什么更大的动作了。
“抬头做人，低头做事。”
第六卷入京第三十八章 喜事连连（一）
发展办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需要在这里踏踏实实做点实事出来，那才能进一步证明自己。
但是，有些事情并不是他想如何便会如何，就在他以为他所发表的文章就文章前面的也终于引起了波澜，一位在港澳有名也在内地任职的经济学家，也引用他关于要加强金融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提法发表文章，对于共和国金融特别是非银行类金融的问题、共和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等等方面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质疑。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至少在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尽管共和国现行的各项法规均不承认金融控股公司，但国内现行法令允许经济实体设立各类型金融公司，因此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类金融控股公司”。
该经济学家特别提到了一个公司，鼎鼎大名的隆得集团，在股市上的隆得系，隆得集团通过“类金融控股公司”结合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发展模式和多元化经营策略的失误。资金链条的紧张是其发展模式和经营策略的必然结果，外部金融环境的变化只是隆得问题浮出的催化剂而已。
首先是隆得的发展模式具有内在的缺陷。隆得的战略目标无疑和其他民营企业一样，是要“做大做强”，其模式是以产业和金融为两翼，互相配合，共同前进。但是，实业与金融业毕竟性质不同，产业整合效益的速度，总体上说无法跟上金融的速度。因此，这就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风险的把握，全在于两者之间的平衡。
为达到这种平衡，早期的隆得通常的做法是，先控股一家上市公司，通过这个窗口融资，投入产业发展，提高公司业绩，然后再融资进入下一个循环。郎咸平说，可以说这是一种资金利用率非常高的运营手法，通过杠杆作用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来壮大自己。但是，单单通过直接融资是远远不能达到隆得的战略目标的。
随着隆得系产业的扩大，隆得必须依赖大量银行贷款才能维持资金链条，支持其发展战略。因此，隆得通过将持有的法人股抵押贷款，或者通过所属公司互相担保贷款来解决资金问题，所以隆得入主的企业只要其一控股，债务规模在隆得入主后均大幅度攀升，多家对外担保额超过了净资产的百分之百。此外，隆得开始介入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一些商业银行，希望把风险都控制在内部。隆得以各种项目及关联公司之名，从这些金融机构中取得资金。隆得在整个银行体系的贷款额高达数百亿元，主要来自四大国有银行。如果加上委托理财、证券公司三方委托贷款等，隆得占压的银行资金高达四五百亿元。在银行贷款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一旦产业整合不利，银行紧缩贷款，那么隆得的资金链条立刻出现险象。以隆得金融产业的组合而言，根本谈不上互补。如果政府担心投资过热，国家在金融政策上采取收缩银根的政策，直接减少对企业的贷款。对过热行业的降温，主要从信贷投向的行业和规模两个方面进行限制，那么像隆得这样的公司只需要一夜之间就会烟消云散，其引发的后果会相当的严重，因为隆得的金融和产业之间不但不存在互补，而且是相互牵制，隆得之所以会如此得到追捧，这是有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得了好处，这样隆得系通过“类金融控股公司”的运作而过度膨胀的现象，得不到应有的监管，作为政府应该反思最近讨论比较热烈的金融风险的问题。他建议，政府应严加监管金融和类金融控股公司。
同时该经济学家还炮轰了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些问题，市场经济的最低要求应该是财产明确，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公有财产就是公有财产，私有财产就是私有财产。可是共和国在国企改制过程中，打着产权改革的幌子，运用政权力量强行把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化”为极少数管理人员的私产，美其名曰是“管理层收购”，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卖光了，至今国家财政也没有收到一分钱，至少没有公布收到过一分钱，企业卖掉却没收到一分钱，这哪里还是买卖，完全是凭借权力进行抢劫！况且共和国法律规定工人是企业主人，如同房主是房屋的主人一样，有哪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能允许把人家房主赶走不花分文地占有人家的房子？主流经济学家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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