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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外戚专权常使人憎恨，人们以为外戚似乎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而实际上，包括外戚在内，除了皇帝之外其他人都不过是皇帝整个棋盘上的一个卒子，至多也不过是一个马而已。利用外戚，抑制功臣豪强，力争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其中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怕只有皇帝自己才最清楚吧。帝王适时适当地利用外戚，谁人见过学此道有老师教授，有书籍可读？“纸上得来终觉浅”，不具体操作，不亲自体验，说破老天也是白搭。我们上面罗列、分析的就是操作，就是体验，就是不学而得来的“术”。
驭臣之法（之一）：1。自树威信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这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要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驭臣，这其中不仅多有花样，而且也颇具难度。
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国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比如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位至至尊以后曾经多次到全国各地巡游，每到一地，他都要刻石立碑，碑文写的无非是他身为皇帝的功劳和辛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自我标榜，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中确立自己不同于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秦始皇的这一举动，在其驾驭臣下方面确实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灭秦建汉的汉高祖刘邦也深知自树威信的重要性，有两件事很能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敏感和自觉。其一，刘邦在平定天下以后，有一次在洛阳南宫摆酒设宴，问群臣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群臣各有所答，但都不中肯綮。刘邦自己总结说：“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方面，我比不上张良；在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安抚百姓、给前方战士提供足够给养方面，我比不上萧何；而在率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方面，我更比不上韩信。张良、萧何、韩信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获得天下的重要原因。”刘邦这番话既直言不讳，又入情入理。你与其说他是在讨论汉得天下的原因，不如说是为了自树个人威信。特别是他巧妙地运用欲扬先抑法，先谦虚地称赞张、何、韩三人，然后话锋一转，那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杰”都愿意为我所用，那么我的高人一筹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得了天下以后，大臣们整天大吃大喝，这些人大多缺乏文化教养，完全不懂礼仪，喝醉酒就吵吵嚷嚷，甚至舞刀动枪，这使刘邦很不开心。这时有个精明的儒生名叫叔孙通的看出了刘邦的心事，就建议刘邦制定礼仪。刘邦虽然是个粗人出身，但他马上意识到了叔孙通建议的价值，于是当即命令叔孙通尽快去做。叔孙通遵照刘邦的旨意，找来三十多个懂礼仪的儒生没日没夜地抓紧排练。一个多月以后，儒生就演练成熟，正好这时大汉定都长安，刘邦就把叔孙通排练的这套礼仪原原本本地运用在大臣们身上。群臣照礼仪进殿陆续接受刘邦的召见，按官阶高低依次向刘邦行叩拜之礼。进见的大臣都俯首低眉，恭敬备至，整个召见过程井然有序。自此以后，刘邦端坐于上，群臣用礼仪进宫接受召见，就自然成为一种规矩。借礼仪制度建立个人尊严、提高个人威信，这是刘邦有意而为的。所以，当刘邦目的达到以后竟喜不自禁地说：“我现在才算真正体会到当皇帝的尊贵了。”
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在自树威信方面动过脑筋。他是大清帝国的第四任皇帝，他之前是其父雍正帝。史有明文记载，雍正治国一向以严苛著称，对待政敌，雍正多是残酷无情地打击；即使对待宗室、功臣，他也从不讲情面，深文周纳，置之死地而后快是他为人的最大特点。雍正在位十几年，朝野上下对他的为人和为政极其不满。乾隆对于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所以他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刀阔斧地平反雍正钦定的一批冤、假、错案。比如他恢复了被雍正开除的允NB072等人的皇室成员身份；从狱
中放出允NB072，并赐封为恂郡王；对在年羹尧一案中受牵连的人员，逐一官复原职。尽管乾隆上台后的行政口号是“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但他所做的第一件政事就是否定雍正的政绩。年纪轻轻、根基不深的乾隆事实上是看准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否定父亲雍正的政绩来为自己打开局面、树立威信的。果然，他的这种作为马上得到在雍正苛政下饱受压抑的朝野上下的拥护，很快他的明君美名就在朝野上下传扬开了。
驭臣之法（之一）：2。猎人与猎狗
皇帝御前臣将多多，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有效办法。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未起事之前，曾经是家乡沛县的一个亭长，后来做了丞相的萧何则原是沛县主吏掾。刘邦有一次到咸阳服差役，同事们都送给刘邦三个钱，而萧何却独独送刘邦五个钱，这关系就显得比别人亲近。刘邦起事后，萧何率整个家族一起投到刘邦麾下，而且还尽力为刘邦出谋划策、招揽人才。在灭秦和后来的楚汉战争中，萧何虽然没有随刘邦在战场上厮杀，但在刘邦被项羽接连击败，很多人离刘邦而去的情况下，萧何一直坚持从吴中招募军队，补足供应。战事不利，刘邦曾多次逃亡山东，萧何却一直坐守关中支持刘邦。毫无疑问，萧何为刘邦赢得天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就封萧何为NB073
侯，食邑八千户。为此，一些大臣提出异议，说：“我们披坚执锐出生入死，多的打过一百多仗，少的也打过几十仗，攻打城池，占领地盘，大大小小都立过战功。萧何从没领过兵打过仗，仅靠舞文弄墨、口发议论，就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刘邦听后问：“你们这些人懂得打猎吗？”大家说：“知道一些。”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大家回答：“知道。”
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兽指点猎狗追杀野兽的是人。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因为能猎取野兽而有功的猎狗。至于萧何，他却是既能发现猎物又能指点猎狗的猎人。再有，你们这些人只是单身一人跟随我，而萧何可是率全家数十人追随我的，你们说他的这些功劳我能忘记吗？”这一番话，说得诸大臣哑口无言。在刘邦看来，功臣也有三六九等，就像猎人和猎狗一样，虽然都在为获取猎物奔忙，但猎人的作用要远大于猎狗。那么优先考虑，更加重用前者，则是不会有问题的。
萧何是刘邦忠诚的而有能力的后勤部长，以保障后方供应而深得刘邦信任。而三国东吴的周泰是位武将，因战功卓著而很得孙权喜爱。建安二十三年，曹操与孙权在濡页交战后各自退兵。孙权留平虏将军周泰为镇守濡页主将。当时，负责镇守濡页的另外两名偏将是朱然和徐盛。朱、徐二人都出身江东的望族，他们对受周泰这个出身寒门的人指挥很不服气。孙权得知这一情况后，借到前线视察的名义，来到濡页，置酒宴款待众将。席间，孙权乘众人酒酣耳热之际，让周泰脱去上衣，露出身上的累累伤痕。孙权指着周泰身上的伤痕一一询问是哪次战斗中留下的，周泰逐一作答。最后，孙权拉着周泰的手流着眼泪说：“将军临战勇如猛虎，从不计安危，以至数十次负伤，我怎么能不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把重任托付给你呢？”孙权的一番表演，不露形迹地表彰了周泰，也同时向守城将士表明了一个态度：朕十分信任周泰。朱然、徐盛等人听后明白了孙权的用心，不得不当即表示从此甘愿听从周泰指挥。
上述萧何、周泰二人，一有盖世谋功，一有满身伤痕，所以使得刘邦和孙权有充足理由说服他人，以确立萧、周与众不同的“猎人”地位。如果帝王选择的“猎人”尚未建盖世之功，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去慑服别人，而遭到他人阻拦时，那么帝王会另辟蹊径、推倒障碍，以确立自己认定的“猎人”的地位。因为这样会使帝王收到更大更多的利益。前秦的苻坚自打结识王猛后，君臣情投意合，倾心相委，相见恨晚。苻坚“自谓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王猛在不断受到苻坚重用的同时，也常遭到士族集团中许多人的非议。老臣樊世就曾当面斥问王猛：“我们辛苦种田，就是为了让你来白坐着吃饭的吗？”意思是说，我们打下江山，你凭什么坐享其成、指手画脚？王猛也不示弱
，反唇相讥说：“我不但要让你们为我种田，还想要你们为我做饭呢！”樊世气愤已极，大吼：“我与你誓不两立！”苻坚知道此事后，由于看到樊世已经成为确立王猛“猎人”地位的障碍，就决意为王猛踢开脚下这块石头。一次，樊世和苻坚议论政事，因意见不一，发生争执，樊世一时激动得忘记了君臣礼仪。苻坚见时机已到，借口说樊世图谋不轨，要加害于己，就此下令把樊世杀掉了。打这以后，大臣们对王猛俯首贴耳、惟命是从，王猛的“猎人”地位由此确立。苻坚杀樊世而树王猛，井非仅为王猛考虑。因为王猛与自己倾心相投，王猛一定程度上就是自己的代理人、代言人。树立王猛，其实就是树立苻坚自己。这一点，苻坚是绝对不会弄错的。
驭臣之法（之一）：3。偷梁换柱
古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思忖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一是利益。但细想起来，帝王的感情是有限的，皇室的利益也不是无边无际。所以帝王有利益给甲大臣，就难免要亏乙大臣。这其中的道理真有点像儿童做游戏时说的，好事轮到谁，谁高兴，而坏事则是轮到谁，谁倒霉。但有时情况特殊，属于非正常的例外，帝王不希望倒霉的臣下却眼见要倒霉，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帝王仍要扭转乾坤，方法之一就是偷梁换柱，嫁祸他人。
北朝十六国时，后赵石虎的太子石宣骄奢淫逸，大造宫殿，役使民工数万之多，百姓怨声载道。禁军领军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对太子的行为加以阻止，但因此却开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现了“荧惑守房”的星象。所谓“荧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火星。火星本呈红色，荧荧发光，亮度常有变化。以今天我们对天文知识的了解程度，实在不难明白它变化的道理，因为火星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差不多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要长一倍，所以站在地球上看火星运行的轨迹，则有时向前，有时向后。可古人天文知识贫乏，不明白火星色泽泛红，为何行踪忽东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称火星为“荧惑”。所谓“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称为“天王布政之宫”。他们以为，反复无常的“荧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这个星象一出现，石宣心想机会来了。他要借这次天象除掉王朗，于是就收买负责天文星象工作的太史令赵揽，要赵揽向皇帝石虎进言，就说要想逢凶化吉，必须“以贵臣王姓者当之”。目标是直冲王朗来的，所以当石虎问“这王姓都是谁”时，赵揽脱口而出，说：“王姓大臣中最尊贵的，莫过于王朗了。”要杀王朗，石虎哪里舍得。石虎不同意，要赵揽再举出个次一等的。赵揽无奈，只好再举个次一等的中书监王波。——既然要消灾，就不得不付出生命代价。于是中书监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本来石宣谋划的是除掉王朗，因为王朗虽为朝中重臣，但他有碍自己的作为。而石虎所信任和保护的也是王朗，因为他对自己的统治有益也有利。但是，不管是太子的谋诛，还是皇帝的有意保护，都通过星象师赵揽之手，把灾祸转嫁到与此全无干系的王波头上。太子有意设计，却未能遂愿，皇帝偷梁换柱，竟达到了保护重臣的目的。这真可谓古代皇室政治斗争中的一出悲喜剧。皇帝和太子各施心术，各逞计谋，双方像打太极拳一样，你来我往，但拳脚所击打的都是无辜的臣下，在这种情况下，像王波这样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了。
所谓“偷梁换柱”，实际上是帝王在摆平感情和利益的时候在臣下中找替罪羊的政治法术。此法如练得纯熟、用得巧妙，可以起到很好的政治作用，如前述石虎之于王朗。如练得不熟、用得不妙，则不免被人利用，而反倒伤了自己。下面的故事就是一个反面教训。西汉景帝时朝中有一位谋臣名叫晁错，此人通达忠诚、治国有方，特别是为维护景帝及中央利益，晁错更是尽心尽力、忠诚有加。景帝执政以来，由西汉初分封大量同姓诸侯带来的诸侯觊觎中央的问题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以致几乎就要危及国家的统一与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晁错直言上书景帝，建议花大力气削藩。建议提出以后，刚执政不久的景帝犹豫不决；晁错的父亲听说儿子向皇帝提出这样的建议，不忍看到晁家大祸降临，先自服毒自杀了，而晁错却不为所动、不改初衷。晁错建议皇上削藩的消息一传出，马上激怒了早怀反心的诸侯们，他们以“清君侧”为名，在吴王刘濞的带领下，联合起兵，向景帝施加压力。景帝慌了手脚，忙问大臣袁盎怎么办。袁盎一向与晁错有仇，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要景帝杀掉晁错以谢诸侯。问题错就错在这里，如果景帝询问的不是袁盎而是别人，事情的处理结果或许就不是现在这样；如果景帝像前面的石虎一样老谋深算、老练持重，事情的处理结果也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一种最不幸、最不应该产生的结果产生了，景帝同意了袁盎的建议，杀晁错以谢诸侯。可怜的是，在景帝做出杀人决定的时候，晁错还正忙着安排如何征集粮草、如何调兵遣将以对付各路诸侯呢。他被景帝的圣旨突然召走时还特意换上了一身新朝服，当他被马车载到长安城东市，见周围刽子手林立时，才恍然明白自己马上就要被处死了。景帝降旨杀死了晁错，诸侯们依然发动了几乎颠覆刘汉王朝的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从而使刘汉王朝经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实事求是地说，汉景帝此次最不应该杀死的就是晁错，因为晁错不仅指出了当时真正危害政权的痼疾所在，而且他也是当时惟一最忠实于汉景帝的人，然而，悲剧就是这样发生了。当汉景帝经受了一场重大的政治锻炼之后，当他在事实面前明白了晁错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一切都成了早已过去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景帝杀晁错作为帝王在驭臣方面运用“偷梁换柱”法的反面典型。
驭臣之法（之一）：4。下诏罪己
帝王在对待大臣、处理政事时，如果他感到罪己比杀人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那么这时他也会选择前者，因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终要考虑的。
曹魏黄初二年六月，日食发生。日食在今天看来已是一种很容易理解的自然现象，即日、月、地球三者并行，月球挡住了太阳光线，就出现日食。古人往往把自然现象与人间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自然的非正常现象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如不及时向上天承认错误，上天就会给人间降下灾难。当时，负责官员将此事上报文帝曹丕，要求按旧例罢免太尉以避灾。此时的太尉是老臣贾诩。这贾诩原本是张绣手下的谋士，归附曹操后，他自知身为降臣难与曹操旧部相比，于是就暗地里在曹操儿子曹丕身上下功夫。他先是帮曹丕“深自砥砺”争宠、固宠，谋算曹操身后自己的政治命运。一次曹操就立嗣一事征询他的意见，贾诩避而不答。曹操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回答说是在想袁绍和刘表的儿子们因争立而相互残杀的故事。这一说，曹操自然明白这是在劝自己按长幼顺序册立曹丕为太子。贾诩在老谋深算的曹操的眼皮子底下冒险押了这一宝，暗怕会被多疑的曹操识破，自此便韬光养晦，闭门不出。后来曹操果然立曹丕做了太子，曹丕也知道贾诩于此事甚有功劳。所以，曹丕一上台，就立刻任命贾诩做了太尉。曹丕重用贾诩，不光是因为贾诩对自已有恩，而且还因为贾诩的深谋远虑对自己稳坐帝位大有用场。而这黄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称帝的第二年，政局还未完全稳定，当然不能因一个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贾诩。所以，曹丕听完报告，下诏说：“上天降下灾异，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过于下级官员，这不是圣人的做法。文武官员们，大家小心尽职吧！以后凡有此类警告，绝不归罪你们。”曹丕这纸“一切责任由我来负”的罪己诏书，不仅保住了谋臣贾诩，而且也为自己买下了宽仁、厚待功臣的美名。
下诏罪己，以坦率宽宏的态度承认过失，收买名声，取得臣下更大的支持，也收到更多的政治利益，这种政治演艺汉文帝、汉景帝父子都干过，让历史学家久久称羡的“文景之治”与当时皇帝敢于并善于下诏罪己大有关系。就连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晚年也曾数次用下诏罪己的办法平稳巧妙地度过信任危机，当然，要追溯皇帝下诏罪己的历史，那开创之功恐怕应在汉高祖刘邦那里。
汉十二年秋，高祖亲征黥布班师回到长安，百姓拦道上书，状告相国萧何强买民田。高祖早就因萧何劝自己开放上林苑大为不满，这次却听说萧何强买民田，又有收受贿赂嫌疑，于是下令将萧何下狱。其实，高祖抓萧何，是因为萧何功高震主，高祖担心他有朝一日可能后院放火。而萧何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故意买田自污，授人以柄，好让高祖放心。所以，事情虽然搞僵，而一经别人劝解，汉高祖就断然决定赦免萧何。萧何被放出监狱，向高祖谢恩时，高祖说了这样几句话：“相国您为老百姓着想，请求开放上林苑，而我却没有答应，这说明我不过是桀纣一样的君主，而相国您才是真正的贤相。现在我故意把您抓起来，不过是想把我自己的过错昭彰于天下，让天下百姓都知道而已。”你看，这不是明明白白在罪己吗？不过，汉高祖行事一向与众不同，所以他罪己的方式也有些特别。即不用降下诏书的形式，而是用昭彰过错的行动。而刘邦心底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帝王的所谓“下诏罪己”无非是把政治行为过失归罪于己，这里表现出的有帝王的政治胸怀，也有帝王的个人人格问题。后代帝王一遇政治困难便做自我批评的做法不免显得太过做作，太缺乏真诚，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在中国早期政治家那里倒显得更真实自然、更感人，也更产生政治效益。春秋时期秦国有一位著名君主秦穆公，秦国与晋国毗邻，两国势均力敌，因都想称霸诸侯，所以彼此之间的战争也就难以间断。鲁僖公三十二年冬天，晋国君主晋文公病逝，秦穆公认为这是一个攻打晋国的极好机会，遂决定马上对晋用兵。但他的这一决定却遭到老臣蹇叔的反对。蹇叔认为，秦国攻晋是“劳师袭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打一个距离较远的地方，这不可能取得胜利；另外，晋国君主去世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发生这样的大事，他们对外是不会没有防备的。因此，蹇叔反对对晋用兵。但是，雄心勃勃的秦穆公此时已经利令智昏，完全听不进蹇叔的意见，还是坚持派兵出发了。秦军经过长途跋涉，于第二年春天才到达晋国边境，将领们此时发现晋国已早有防备。秦军撤退已来不及，于是在NCA36山大战一场。秦军远道而来，此时已无斗志；而晋军以逸待劳，奋力冲杀，结果大败秦军，秦国三个将领都被擒获。
战斗结束，晋国顺利安葬了晋文公。经早年嫁往晋国的秦穆公之女文嬴的斡旋，晋国国君襄公勉强同意释放秦国将领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回国。
败军之将百里孟明视一行三人回到秦国，秦穆公身穿丧服到郊外恭迎，他面对着战败回国的将军哭泣着说：“都是因为我当时不听蹇叔的话，才使你们蒙受耻辱，这次战败是我的罪过。”秦穆公真诚地罪己不仅深探打动了出征将军，也深探打动了在场的众臣僚。从有关秦国的历史记载看，从此以后，秦国君臣上下更加团结一致。秦穆公日后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功，也不能不说与这次坦诚罪己有关。
驭臣之法（之一）：5．大臣枕着皇上大腿睡觉
心甘情愿与迫不得已，同一件事，两种方式产生的效果往往大不相同。为此，帝王对臣下从不放弃温情的感动方式，以调动臣下甘心情愿效忠的积极性。唐朝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唐肃宗李亨继位。为平定这场战乱，国库开支数额巨大。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朝廷决定以官赏功。这样一来，官职大大贬值，一张任命大将军的委任状仅能换取一顿酒饭。肃宗为此很是烦忧，他对宠臣李泌说：“郭子仪和李光弼现在已官至宰相，位极人臣，将来他们如果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平定了叛乱，我已经没有更高的官职可奖赏他们了，这可如何是好？”李泌早就对滥封官职不满，想建议以爵代官的办法弥补之，可一直没有机会对肃宗讲。现在听到肃宗这话，便趁机说：“臣以为以官职赏功有两大弊端：其一是缺乏才能的受赏者一旦任官就会造成政务荒废；其二功多官高，会造成权势过重而尾大不掉的局面。这种做法，因立战功而居高位者，大多会趁有权有势时多捞油水，无所不为。早先，朝廷如果以爵位奖赏安禄山的军功，那他至多不过拥有方圆百里左右的一块封地。从子孙后代利益出发，他也要设法保住封地，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拼命造反。所以以臣之见，陛下在叛乱平定以后，应以爵位封赏功臣，这是有利朝廷的百年大计。”
以安禄山为例痛陈以官封赏之弊，那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肃宗颇以为然。并问李泌：“将来天下平定，你打算要什么封赏？”李泌说：“只要能枕在陛下的大腿上睡一觉就心满意足了。”肃宗听后大笑。
至德二年，肃宗驾临保定（今甘肃泾州一带）。李泌像往常一样，为肃宗打点好行宫，因久等肃宗不到，就先自躺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等他醒来睁眼一看，自己居然枕在肃宗的大腿上。李泌大吃一惊，连忙倒地谢罪。肃宗搀住李泌笑问道：“现在爱卿的愿望已经实现，天下何时才得平定？”原来，肃宗到来时，见李泌正在酣睡，就悄悄爬上床，把李泌的头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以此了却了李泌的一大心愿。
李泌表露心愿，只不过是宠臣向皇帝表示亲昵的一句玩笑话。肃宗顺水推舟，把玩笑当真，并不说明肃宗稚诚，而只能说明肃宗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善于进行情感投资。试设想，前述李泌的一个建议对于日后唐王朝的价值何止千千万万，肃宗以—条大腿付出片刻之劳，那简直是太值得了。当然，我们从皇帝驭臣角度考虑，唐肃宗也真不能不说是费尽心机且老谋深算了。
帝王君主在驭臣行为中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情感投资，从而深深感动臣下，使臣下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上述唐肃宗是一显例，在具体行为有某些相似，在政治效果上也大体相同者，还有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刘秀早年有个老同学叫严光。此人一生清高。刘秀做了皇帝后，这严光干脆隐姓埋名，不与官家发生任何联系了。但刘秀还是设法使人找到了严光，并亲自下驾到严光的住处来拜访严光。刘秀来到，严光还没有起床。刘秀驻足观看，严光仍旧呼呼大睡。等了大半天，严光才缓缓醒来。他见刘秀坐在自己身边，不用问就知道皇帝此行又是请他出山做官的。严光直言不讳地说：“古代有个贤君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听后觉得这话弄脏了自己的耳朵，就忙到河边去洗耳朵。我虽不是许由，但立志向许由学习。你还是请回吧。”刘秀无奈，只好悻悻而归。
刘秀之所以强请严光出山，并不仅仅显示自己虽然做了皇帝但仍不忘过去同窗之谊，他实际上是要用他对严光的情感和友情投资为臣下和世人作出个榜样，以便争取臣心和民心。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得淋漓尽致。上次刘秀在严光住处碰了软钉子之后，刘秀不久又把严光接进宫中，这次刘秀与严光只谈过去友情，只字不说请严光做官的事。两人畅叙到深夜，刘秀完全不摆皇上架子，夜间就和严光同床睡着了。一觉醒来，刘秀发现严光的大脚正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这时天已大亮，大臣们进来发现这一情景，个个恐慌不安，刘秀却满不在乎地说：“一晚上我和老朋友同床睡了个好觉。”严光的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刘秀却颔首微笑、谈笑自如，大有欣赏备至的味道。刘秀以超常规的宽容和难以想像的低姿态对待这位儿时的朋友，无疑有他的真实情感在内。但作为做了皇帝的刘秀，他所做的这一切又有多少属于纯粹私人而不牵涉政治甚或邀买人心呢？这种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确切无疑的答案，但他的这一行为被载入史册并因此获得众多赞誉，却也是显见的实情。
驭臣之法（之一）：6。封赏最不喜欢的人
稳定臣心，收买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条条大路通罗马”，封赏最不喜欢的人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像汉高祖刘邦，当年打天下时，前有韩信等横扫千军、攻城略地的武将，后有萧何供应粮草、补充兵员坚强得力的后盾，同时还有张良为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陈平出奇制胜，全力辅佐等等。刘邦战胜项羽夺得天下之后，由于大臣们争功不止，封赏工作迟迟无法进行，仅封完刘氏宗室和外戚就停止了。有些旧臣对此很不满意，一时间议论纷纷，人心浮动。刘邦对此颇为担心，就把张良找来询问原委，研究对策。张良详细向刘邦作了汇报，并添枝加叶地说，大家对皇帝迟迟不赏功臣很有意见，就要计划造反了。这准备造反的人当中，连曹参和陈平也包括在内。刘邦一听，情况十分紧急，忙向张良讨主意。张良说：“陛下取得天下靠的是这批功臣，而现在封赏的却大都是亲戚朋友，将领们怕封赏轮不到自己头上。还有，陛下平定天下剪除的都是平常怨恨的人，现在还没得到封赏的人当中，哪个敢保证平时没有一点过失，因此他们是怕陛下乘机处罚打击他们。”刘邦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天下初定，功臣良将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于是忙问张良怎么办才好。张良问刘邦：“这些人中有没有陛下平时最憎恨、最不喜欢的？”刘邦说：“有。雍齿仗着和我同乡，曾经多次跟我过不去，我早就想杀掉他。可是因为他立功多，所以一直不忍心下手。”这里所谓“功多”、所谓“不忍心”其实都是说给人听的。韩信不是功盖天下，照样被杀掉了吗？刘邦深知，此时最要紧的是安定人心，于是这一念之间，雍齿就彻底改变了命运。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当天设酒摆宴，封雍齿为二千五百户汁方侯。群臣得知雍齿受封的消息，都很高兴，他们说：“连雍齿都有资格封侯，这封赏还怕轮不到我们吗？”于是，一场即将发生的骚乱，以雍齿的受封为界，在一夜之间就平息了。主意显然是张良出的，可实际操作者仍然是刘邦。利用封赏最不喜欢的人稳定臣心，收买人心，刘邦做得出色到家了。
无独有偶，唐太宗李世民也有意识地做过与刘邦类似的事。刑部尚书张亮被控犯有谋反罪，唐太宗非常愤怒，下令朝中百官讨论如何处置张亮。对于这个问题，多数大臣都认为张亮罪在不赦，应当立即杀头。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认为张亮犯罪证据不足，不应定罪，并且在朝廷上说得慷慨激昂，把倾向治罪的唐太宗一时弄得很没面子。盛怒之下的唐太宗根本不听李道裕的话，毫不迟疑地就把张亮杀掉了。事后不久，刑部侍郎的职位出了空缺，因为这个职位关系到大唐帝国执法的准确和严肃，所以唐太宗反复叮嘱宰相要严格对待这个人选。可是，宰相几次上奏推荐的人，唐太宗都没有批准，最后唐太宗竟建议宰相把这个位子让李道裕来坐，理由是李道裕执法谨慎严格，这个说法的确是过硬的。但是还有，群臣都知道李道裕曾经当众反对唐太宗的意见，唐太宗不会不记得。而现在偏偏任命李道裕做这个执法官，这其中哪能没有名堂。于是，此项任命一经公开，朝廷上下无不盛赞唐太宗的仁德和雅量，开明君主的招牌亮得更鲜艳了。由此可见，唐太宗的任命李道裕和汉高祖的分封雍齿无疑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驭臣之法（之一）：7。丢卒保车
中国封建皇权社会是一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本人连棋盘上最重要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宁做可以任意调兵遣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么为大利益牺牲个把小利益是常见的事。
明成祖永乐年间，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势大。镇守贵州的都督马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刺激当地的少数民族造反，以便抓住口实，彻底废除土司制度，代之以中央选派的“流官”。其中采取的最极端做法是把前任土司头目的妻子奢香脱光衣服鞭打。这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果然愤怒异常，打算起兵反叛。但被现任土司头目坚决制止了。他亲自进京上访，状告马烨。永乐帝自然对此事洞若观火，他明白马烨完全是为了明王朝利益，又清楚此时正是提出交换条件的好时机。于是召宣受辱遭打的奢香进京。永乐帝问奢香说：“马烨辱打你是错误的，我现在为你除掉他，你准备怎样报答我？”奢香叩头说：“我保证世世代代不犯上作乱。”永乐帝微微一笑，说：“不犯上作乱是你们的本分，怎么能说是报答呢？”奢香万般无奈，答应为明王朝从贵州东北部开一条通往四川的山路，以供驿使往来。奢香答应的这一条件无疑是永乐帝极其欢迎的。官府有路可通，铁鞭可及少数民族地区，那他们自然不敢再造反。永乐帝也实践诺言，随即召回马烨，将其
斩首。这马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王朝的利益，但他所做的一切却又成了最后被杀的罪状。事后永乐皇帝也说过：“我也知道马烨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是我如果顾惜他，就没办法安定贵州这块地方了。”话说到这份上，即使被杀的马烨在场也不会再有什么话说的。
说到永乐帝杀马烨，很容易让人想起魏武帝曹操借人头安定军心的那个著名故事。一次曹操率兵打仗，由于战争旷日持久，中途粮食不足了。曹操灵机一动，私下召见军需官，要军需官分发粮食改用小斛。事后军中纷纷议论、人心浮动。眼见一场哗变就要发生。曹操忙召见军需官，对军需官说：“我只好借你的头来平息这场怨愤了，不然就会出大乱子。”于是曹操便杀了军需官，取下首级，写上题辞，巡示各军营。题辞上说，因为军需官使用小斛，偷盗军谷，才出现克扣军粮，导致这次事件发生。兵将们见是军需官从中作梗，现在军需官已被正法，情绪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其实，事情的真相只有曹操和军需官两个人知道。现在军需官已经作了刀下鬼，明白内情的就只有曹操一个人了。
历史上还有一个故事很有说服力。唐玄宗初期，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势力很大，甚至当朝宰相也不乏太平公主的党羽，弄得玄宗行政多有困难。此时玄宗手下有个大臣叫刘幽求，此人是玄宗的铁杆亲信。面对玄宗身处的尴尬政治处境，他便与当时的羽林军首领张NB06E秘密计划采取军事行动以除掉这帮政治对手。设计一定，刘幽求就把行动计划告诉了玄宗，要玄宗不用操心具体行动，只要发一声命令就可以了。玄宗此时对太平公主的所作所为早已深恶痛绝，只是慑于太平公主的势力而无可奈何，现在听刘幽求这么一说，他当然没有异议。可是事不凑巧，由于张NB06E对他和刘幽求的计
划太满意了，喜形于色，以致无意中走露了风声。消息传出，还没见对太平公主采取行动，玄宗早吓得坐不住了。他果断地先发制人，不等别人说话，就先揭发刘幽求、张NB06E所谓离间骨肉的罪行。为保住玄宗自己的皇位，刘、张二人被玄宗当作小卒丢了
出去。结果自然不难明白，刘幽求、张NB06E被下进大牢，最后以流放边地而了结了此案
。退一步讲，刘、张二人没有因此被杀头，这对他们个人而言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但是唐玄宗见势不妙，就先抛出替罪羊，用的也就是“丢卒保车”法。
总之，不管是永乐帝、魏武帝，还是唐玄宗，三人都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下棋者。下棋者下棋，考虑最多的是通盘的胜败得失，为了全局胜利，丢卒保车无疑是常用的战计。为了开通大明王朝通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通路，马烨被作为一卒牺牲掉了；为保证战斗的胜利，平息兵将情绪，军需官被作为一卒抛出去了；同样为了玄宗的帝位和权力，刘幽求、张NB06E也被作为一卒甩出局外。很显然，牺牲若干小小的臣子，而
因此收到巨大利益的是皇帝，是朝廷，这就是帝王君主的得失辩证法。
驭臣之法（之二）：1。互相刺探互相监督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虽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之位，却也不免常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如三国时司马懿之于曹氏就是如此。早在曹操时代，司马懿就常假托身患风湿性关节炎，跟曹操捉政治迷藏。到魏明帝曹NDE43执政的时候，司马家族竟已成尾
大不掉之势。明帝临死，遗诏司马懿和曹爽共辅曹芳。曹爽虽然对司马懿存有戒心，但司马懿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剧演员，他故伎重演，轻而易举地蒙骗了曹爽，使曹爽毫不怀疑地认为“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就在正始十年正月，皇帝曹芳要去参拜明帝陵墓，曹爽率文武百官一同前往，司马懿见时机已到，乘机控制都城，诈称奉太后之命，要曹爽交出权力，终于一举剪除了曹爽势力，为司马氏推翻曹氏奠定了基础。对于皇室来说，这是一次血的教训。作为皇帝，既要用才爱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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