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点击/收藏到桌面
瞬芩屏Γ韭硎贤品苁系於嘶 ６杂诨适依此担馐且淮窝慕萄怠Ｗ魑实郏纫貌虐牛中柩细窨刂疲荒芊湃巫粤鳎拖袂逵赫实鬯担骸安桓仪嵝湃艘痪洌擞萌说谝幻罹鳌！蔽剖褂谩⒌鞫⒖刂瞥枷拢吹弁醴丫⌒幕钩鲋种职旆ê托氖酢?br />
大臣们如果真的联合起来对付皇帝，你皇帝纵然有天大的能耐，最终也会非吃苦头不可。为此皇帝对臣下常采用分化、拉拢、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让大臣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使他们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皇帝的亲信，而事实上自己所做的一切又无一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像清代雍正皇帝，就曾命署理广东巡抚傅泰暗中访察广东布政王士俊。同时，又让王士俊秘密监视傅泰。此后不久，傅泰向朝廷报告说，王士俊“才具练达，办事勤敏”，很是称职，但是从王士俊的言行举止看，好像很有“自得自矜”之意。与此同时，王士俊也常打傅泰的小报告。一次，雍正在王士俊的小报告上批示，说：“傅泰识见甚不妥贴，汝意以为如何？其操守若何？居心立志若何？办事之才若何？统率属员公私明暗若何？秉公抒诚据奏闻。”王士俊从皇帝批文中看出傅泰在皇帝面前说过自己的坏话，于是，再奏一本，说：“傅泰胸无定见，毫无可否。偶有议论，也属平平……访闻粤海关新充书办陈炳文、范九锡、潘栋、高维新、柳大本五名，傅泰每各得银三百两，方准入册……傅泰之操守，臣未敢信其廉洁也。”雍正利用互相刺探、互相监督的办法，从傅泰那里得到王士俊“自得自矜”、骄傲自大的罪过，而又从王士俊那里抓到了傅泰受贿贪赃的把柄。这样，随时打发掉哪一方，都可谓易如反掌。
雍正皇帝刺探监督臣僚，不仅限于公务，就连私生活他也不曾放过。据载，某大臣退朝后邀了几个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玩几圈麻将牌，玩着玩着忽然发觉牌少了一张，无奈只好就此罢手。第二天上朝时，雍正问某大臣，晚上常常以何为乐，大臣以实相对。雍正笑笑，夸赞对方是个老实人。然后把昨天晚上他们玩丢的那张牌拿给他看。皇帝对手下大臣监视掌握到如此精细的程度，那手下大臣有什么不恭不敬的歪邪招数能逃得过皇上的耳目？
利用臣僚互相刺探、互相监督，皇帝可以明察秋毫、坐收渔利，不止雍正如此。早在三国时，曹魏、孙吴，还有南北朝时的北魏，五代十国时的南唐，都曾在政府机构中设有专事侦察、刺探大臣的机构和官职。在唐朝，武则天为诛杀异己，更创造性地在各政府部门专门设立接受告密报告的铜匦，或重赏或许以高官，广开告密之门。明朝则大张旗鼓地设立特务机关东西厂、锦衣卫，专事监视告密。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增加告密工作的可靠性，多任用宦官、外戚等亲信作特务机关的最高长官。洪武十三年，中书参政胡惟庸见他滥杀勋旧，就打算以请朱元璋到自己府上观醴泉为名，趁机在席间杀掉他。结果计划不密，被一个名叫云奇的小臣知晓。当朱元璋驾出西华门时，这云奇突然奔跑到朱元璋面前，拦住车马，因激动无论如何说不出话来。朱元璋以为他无礼取闹，对皇上不敬，怒令左右乱锤痛击云奇。云奇右臂折断，眼看要被打死，仍不顾自己，努力用手指着比划胡惟庸住宅。朱元璋这才恍然大悟，即令羽林军逮捕了胡惟庸，处以分裂肢体、抛之于市的刑罚。胡惟庸的私党、御史大夫陈宁、中臣涂节等都一同被斩首。此案株连一万五千多人。由此可见监督告密对皇帝是如何重要，造成的影响又是如何之大。就说朱元璋对臣下的监督也是事无巨细。有个叫钱宰的人被调到皇家图书馆整理编订图书，一天罢朝回家，他灵机一动吟出一首小诗，其中两句是“四鼓NB074NB074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一见到他就说
：“你的诗写得不错。可我并没有‘嫌’你迟啊，何不把‘嫌’字改为‘忧’字？”这钱宰
听罢两股战战，连连叩头谢罪。做臣子的忙了一天回到家中，连随口吟诵一首小诗也须小心
谨慎，也要防备墙外是否有耳，这想起来真是可怕。而皇帝像朱元璋辈正是有意要在群臣中
造成这样一种政治效果的。
驭臣之法（之二）：2。以他排他相抵相消
皇上操纵大臣彼此互相刺探、互相监督，说到底是为防患于未然，不利事件一旦发现苗头，对皇帝来说，就是要当机立断，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消灭的办法也有种种，以他排他、相抵相消即其一。也就是说，用甲去削弱乙，再用丙去消灭甲。比如唐大历年间，宦官气焰十分嚣张，唐代宗利用宰相元载的力量诛杀了宦官鱼朝恩，收回了宦官霸占的权力。但此后元载的权势却因此得到扩张，有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元载权势之大。元载有个亲戚向他讨官，他一向瞧不上这个亲戚，就胡乱在一张纸上写了“元载”二字，这个亲戚就拿着纸给地方官看。地方官一看是元载的签名，竟然像面对当今宰相元载似的，对元载的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大加款待，尊敬有加。元载势力如此之大，这是代宗绝难允许的。代宗起初还单独召见他，希望能既保住这位“功臣”，又使之悔过自新。但后来见元载一意孤行，不思悔改，就决定搬掉这块绊脚石。代宗对付元载的办法，先是任用不依附元载的大臣。而元载也非等闲之辈，他则多派亲信，于内外广泛搜集刺探代宗的情报。代宗信任将军李泌，元载就诬陷李泌是鱼朝恩的余党。代宗为不过早刺激元载，忍痛把李泌派往江西观察使魏少游处任参佐，并约定：“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大历六年，成都司录李少良上奏揭发元载“奸赃阴事”，代宗准备就此下手除掉元载。不料李少良走漏了风声，元载抢先诬告李少良，代宗从大局考虑，宣布李少良“凶除比周，离间君臣”，将李少良处死，暂时稳住了元载。大历十二年，代宗又收到一封状告元载“图为不轨”的密奏，代宗借此命令将军吴凑趁元载来政事堂议政的机会，当场将元载逮捕，并“赐载自尽”。元载自知这次难逃一死，只提出要求，让自己死得痛快些。而使者明白其中就里，故意要元载“受少污辱”，脱掉脚上的臭袜子塞入元载口中，然后才砍掉他的头。这临刑前的小小插曲颇有些闹剧味道。从代宗和元载斗法的前前后后看，代宗先是利用元载扫荡了宦官，然后又设法除掉了元载。常言说，官场就是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不管是宦官还是元载，哪一方都不会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而胜利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代宗。这里，代宗就是利用以他排他，达到相抵相消的目的。
像唐代宗这样利用元载又除掉元载的所谓“以他排他相抵相消”的例子，中国古代历史上比比皆是，最突出的一是汉代，一是明代。这两个王朝虽然相隔一千多年，但其间却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点，其中之一就是宦官弄臣的畸形发达，像汉文帝时的邓通，明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他们或扮演丑角、从中渔利，或飞扬跋扈、明目张胆。但是，无论如何宦官弄臣的得势都是皇帝恩准的，皇帝给他们的特权无非是让他们对付另外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外戚，一为元老重臣。而当宦官弄臣的权势有可能对皇帝造成威胁的时候，皇帝当然会利用外戚或重臣打一打宦官弄臣的威风，以最终达到几种政治力量间互相牵制、互相抵消的目的。虽然皇帝也偶尔有玩把戏玩漏了手，受制于人的时候，但如果算起总账来，皇帝本人总是这赌局中的赢家。
驭臣之法（之二）：3。分职弱权
古代帝王大多喜欢面南称孤，不理具体事务。这一来，帝王就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臣僚由于理事而权力越来越大，直至架空皇帝，为所欲为。为了形成皇帝中心，使大臣只具有工具性，皇帝就需对大臣实行分职弱权。执行是为臣的本分，而决策则在皇帝一人。三国时吴国权臣孙NB075废黜吴王孙亮，改立NB173琊郡王孙休为帝。孙休称帝后，对随意左右皇帝的孙NB075渐存戒心。这使孙NB075
很不高兴，扬言要另立皇帝。这话很快传到了孙休耳朵里。孙休一面对孙NB075厚加赏
赐，以安其心；一面加封孙恩，让他和孙NB075“分省诸事”，以削弱孙NB075的权
力，抑制孙NB04E势力发展。晋武帝司马炎册立儿子司马衷为太子时，把持朝政大权的是岳父杨骏。司马炎考虑到自己过世之后，杨骏肯定会趁势作乱。为了削弱限制杨骏，司马炎让宠臣王佑执掌禁军，以牵制杨氏势力。同时又把自己另外几个儿子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别安置在形势要地，以控制局面，随时准备捍卫皇室。＇奇‘书‘网‘整。理提。供＇结果，杨骏势力受到削弱，晋室形势得以暂时稳定。
三国末年，吴国末帝孙皓也在分职弱权方面做过文章。当时蜀国已灭，东吴也面临灭亡的危险。吴国此时的西部防区的军事统帅是陆抗，此人是当年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刘备的东吴名将陆逊的儿子。他在任期间，曾多次建议孙皓加强西部边防的守备，而孙皓不仅对陆抗的建议置之不理，而且等陆抗一死，孙皓就把陆抗原有的兵权分给陆抗的五个儿子来分掌。不接受陆抗的建议，又把兵权分给陆家五子分掌，其原因是非常明白的。众所周知，孙皓是东吴最后一个君主，也是东吴君主中最残暴的一个。对于孙皓的作为，身为朝中重臣的陆抗曾多次上疏，委婉地提出批评和建议，这首先不仅使孙皓心中不悦，而且从权力把握的角度也对陆抗不放心起来。另外，在陆抗镇守东吴西部边境时，与晋国边防军相处得比较友好、比较平静，以至于陆抗生病，晋军统帅羊祜听说后即派人赠送药物。还有，陆抗带兵，对下级将官士卒十分谦和，很受下级将官和士卒的拥护。照常说来，陆抗的所作所为中，除与晋军友好属非正常现象，其他皆无可指摘，然而孙皓却对此特别警惕。有一次孙皓对吴、晋边境的友好气氛极为不满，责备陆抗，陆抗却说：“一邑一乡之中都不能没有讲信义的人，何况我们是堂堂大国呢？我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彰显您的德教。”孙皓对陆抗的解释当然不满，但想到陆抗的家族是东吴政权的重要支柱，而陆抗本人又才干超群，在朝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既不满意陆抗，又不能将其除之而后快，所以只好对之做冷处理，生前不接纳陆抗的合理建议，因而使其力量无法最大限度地予以发挥；等人一死，就把原有的权力一分为五，最大限度予以削弱。孙皓对陆家分职弱权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导致长江中、上游的军事防务更加削弱，以致后来晋军统帅王NB323能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冲破吴军防线，从
长江上游杀到下游，并最终灭掉了吴国。这是后话。而对孙皓来说，重要的是削弱来自陆抗的内部威胁。
皇帝对臣下的分职弱权，成功者莫过于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做文章。像丞相一职，位极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对皇室构成重大威胁。西汉初期的丞相甚至可以驳回皇帝的诏旨。到汉武帝时，中央设尚书省，尚书令分去了过去丞相拆读天子奏章的权力。以后，皇帝又提高太尉、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起平坐，并把三者先后更名为司徒、司马和司空，变一相为三相，从而彻底改变了丞相掌管天下一切的局面。东汉光武帝宠信尚书令侯霸，把原来由丞相掌管的政务移交给尚书台。曹魏时期，朝廷又设中书监掌管机密政务，尚书台草拟诏书，评议尚书奏事的权力也移交给中书监，尚书台的权力又受到限制。南北朝时，皇帝命过去专管皇帝家庭杂务的侍中、黄门侍郎参预平议尚书奏事，以削减中书监的权势。到隋代，朝廷设立殿内省，包揽皇帝内务的一切工作，而门下省则成为参预政事的封驳机关。至此，丞相与尚书的权势被削弱，中央各机构都成了围绕皇帝旋转的大小秘书组织。秘书组织大体上是服务性的，它从根本上就不具有动摇皇帝威权的能力。
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削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奏效的一种办法。唐代以后虽然有三省六郡制，还有宋代设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以及枢密院等花样翻新，但翻来覆去，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集权力于一身，皇帝以下的各种机构设置仅为备员而已，皇帝在处理对臣关系时，最注重的莫过于这一点了。
驭臣之法（之三）：1。怀柔感化
和平安定时期，一般说帝王麾下的臣僚成分相对比较单纯，对于他们，帝王们或拉或打、或迁或降，自有一套办法驾驭之。而动荡年代，或对外用兵，或内战纷起，这时帝王手下的臣僚变化流动大，成分也较为复杂，帝王如何对待他们，则又有不同于和平时期的另一套方法。
外臣归降，对帝王来讲是个考验。因为人心隔肚皮，仅凭外表怎能看得清？帝王中精明如曹操者，还不免被“周瑜打黄盖”骗过，结果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何况常人乎？当然，如果基本断定归降者出于真心，那么君主利用感情投资，感化降者是完全可以奏效的。东晋十六国时，前燕车骑大将军慕容垂因与国君发生矛盾，便率领一批猛将和儿子慕容令一起投奔敌国前秦。前秦国主苻坚久有图燕之心，见前燕有重臣倒戈来降，欣喜异常，于是当即许愿，平燕后将燕地封给慕容垂。前秦谋臣王猛见过慕容垂，认为此人非久居人下之辈，就劝苻坚还是除掉慕容父子为好。而苻坚则认为，既然幕容垂真诚归降，就此杀掉实属不义之举。况且现今正是“收揽英雄以清四海”的时候，更应以大度仗义为先，所以苻坚没有听从王猛的劝告。
苻坚此时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但精细有定见的王猛仍然放心不下。不久，前秦与前燕交战，苻坚派王猛统帅大军进攻燕都洛阳，王猛借机要求派慕容令为随军参谋兼向导。出发前，王猛单独拜访了慕容垂，并向慕容垂请求要一件纪念品。慕容垂没想到王猛别有用心，当即解下佩刀相赠。王猛回去后，便收买了慕容垂的心腹金熙，要他携带慕容垂的佩刀与慕容令秘密接头。金熙按王猛的吩咐，对慕容令说：“前秦人心难测，此处不可久留。你父亲要我告诉你，他已动手反秦，要你见此刀后也赶快脱身。”慕容令见是父亲的腰刀，就相信了金熙的话，于是率领旧部借口打猎，一直逃回前燕去了。王猛见慕容令中计，立即飞马报告苻坚，说慕容令叛变了。此时慕容垂也听到了这一消息，他认为此事凶多吉少，三十六计走为上。当慕容垂逃到陕西蓝田附近时，前秦的追兵就赶到了。慕容垂以为这下非死不可了。而苻坚却对他说：“你的儿子不忘故国，这不能怪罪。况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儿子犯罪，你又何必逃走呢？”苻坚一席话，使慕容垂深受感动。虽然后来慕容垂并未死心踏地做苻坚的臣子，但苻坚此举在前秦对前燕的战争中，却赢得了巨大的道义支持。
说到怀柔感化，大义释仇敌，最终化敌为友，变敌为臣的君主，人们还不得不提起那个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为立身原则的魏武帝曹操，他虽然上过东吴黄盖假投降的当，但靠他的精明、靠他的人格震慑力，还有他那明确远大的政治目标的烛照，曹操在义释敌囚、怀柔感化方面做得相当出色。曹操执政期间此类事情做了许多，但其中对待两件事两个人是最有说服力的：一是义释张文远，一是感化关云长。张辽作为吕布的将领，他是称职也是忠诚的，但当他战败被俘而得到曹操的理解和宽待后，却从此面貌一改，从吕布手下的一个二流军官一跃而成为人才济济的曹操麾前的著名大将，为曹操平定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处理张辽问题上，让人不得不佩服曹操的雄才。而关羽与张辽又有所不同，张辽对吕布，只是下属对上司，而关羽和刘备却是生死兄弟。尽管如此，白马之役关羽被围土山时，这个大义之士在曹操的宽宏仗义感召下，也不得不归降曹操，并在日后为曹操立下关键性战功。从曹操方面讲，如果没有对关羽超规格超标准的特别怀柔，袁绍手下的颜良、文丑很可能成为他攻克河北难以越过的高墙，而后来败走华容道也难保不是曹操一生不可逃脱的最后劫数。因此，在对待关羽问题上，让人又不得不赞叹曹操感化政策的大略卓识。
外来降臣需怀柔感化，内部权要有叛逆之心而帝王在还无法一举而灭之的情况下也会怀柔感化，汉文帝刘恒就曾这样做过。汉代历史上有个著名的事件，叫作“吴楚之乱”。此乱中的首倡者是吴王刘濞，吴、楚之乱发生在汉景帝朝，而事实上早在汉文帝时，吴王刘濞就曾图谋反叛，只是由于汉文帝及时发现并用怀柔策略予以瓦解而已。事情是这样的：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被封为吴王。吴地处沿海，又多山区，因此铸钱和煮盐使封国很快富足起来。刘濞因富生骄，渐生反意。先是每年春秋两季进京朝拜皇上，他本人不去，只让儿子代表前往。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更把刘濞推到了反叛的边缘。一年，刘濞之子刘贤奉父命进京，居京期间文帝派太子刘启陪伴刘贤。一天，两人下棋，刘贤连赢两盘，太子刘启十分恼火。下至第三盘，刘启又走错了一步，要悔棋时，刘贤偏偏不让。双方发生争执，刘贤的随从向着主子刘贤，竟和皇太子争吵起来。太子刘启哪里受过这种气，一时火起，遂抓起棋盘向刘贤头上砸去。说来凑巧，这一砸竟不偏不歪打在刘贤的天灵盖上，登时刘贤脑浆迸流，当场死去。太子打死了刘贤，汉文帝决定用厚殓的方式向刘濞交待，并派人送刘贤灵柩回吴地。刘贤的死使刘濞首先想到的是政治因素，他先是拒绝刘贤灵柩回吴，此后干脆只派使臣应酬一年两次的朝拜。刘濞的无礼使汉文帝十分恼火，但汉文帝想到目前自己和刘濞之间的关系正处于敏感期，于是文帝灵机一动，不但决定免去刘濞的入京朝拜，还特意赐给吴王刘濞一副“几杖”。所谓“几”就是木几，用以依靠。所谓“杖”就是手杖，用以拄撑。古人以此为馈赠含有敬老之意。刘濞对汉文帝不满又不敬，汉文帝为了稳住刘濞，不但不治刘濞的罪，反以敬老之物相赠，这一办法确实行之有效。刘濞接到文帝赐予的“几杖”后果然大受感动，反叛之意随之由心头又压到了心底。这也许就是吴、楚七国把本可能在汉文帝时就发动的叛乱一直推迟到汉景帝时的一个重要原因。由这样一桩历史故事，我们看到了汉文帝作为一个有见识的帝王在对待臣下时运用怀柔感化策略的自如和圆熟。而他这一策略的运用对维护他的政权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驭臣之法（之三）：2。善待“忠臣”
帝王为权宜计，常常对降臣和反臣采取怀柔感化政策，但真正喜欢器重的还是所谓“忠臣”。在有远见的帝王看来，忠臣既然对旧主忠心耿耿，那么一旦使他回心转意，他同样也会对自己忠贞不贰。明建文帝时，藩镇羽翼过丰，建文帝采纳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藩，但引起了以燕王朱棣为代表的诸侯的“靖难”之役。朱棣以诛齐泰、黄子澄“清君侧”为名，向南京进军。途中围攻某城，朱棣要守将速速投降，守将却对朱棣说：“小人现在是建文帝的臣子，臣不能背叛主子，以后如果您做了皇帝，我自然会听您的命令。”朱棣听了这话，只好解围撤兵。后来朱棣果然推翻了建文帝，进入南京城，做了大明皇帝。朱棣攻入南京后，收缴了几千份建文帝大臣的奏章。朱棣命降臣解缙等人阅看，见到有关治国大计的就留了下来，其他凡涉及到自己的奏章则全部烧掉。这项工作结束以后，朱棣问解缙等人：“这里面恐怕也有你们诸位的奏章吧！”解缙等人一听，连忙下拜叩头。这时旁边站着一个叫李贯的建文帝旧臣得意地大声说：“这里面就没有我的奏章。”朱棣听后转喜为怒，斥责李贯说：“没有你的就能说明你好吗？常言说，‘食其禄，思其事’，你拿着皇帝的俸禄，在国家危难之际，没有一点意见贡献出来，这说得过去吗？我并不恨效忠建文帝的大臣，只恨那些怂恿引诱建文帝败坏祖宗章程的奸臣。你们这些人过去是建文帝的臣子，当然要忠于他。如今你们在我手下办事，就要忠于我。用不着在这件事上说假话。”一席话说得李贯满面羞愧。
现在做我的臣子就要忠于我，这是新皇帝对降臣的要求，也是他任用降臣的目的。但是，在这新皇帝心里，这些降臣过去是否忠于他们的主子则又是辨别忠奸的标准。对于忠臣，新皇帝往往对之表示钦敬，并委以重任。南北朝末期，陈朝派大臣许善心出使隋，结果使者被隋扣留。不久，隋人灭陈，此时许善心还被关押在隋朝的监狱中。当他听到陈朝被灭的消息时，即顿足大哭。隋文帝杨坚钦敬许善心的气节，于是任命许善心做了隋朝的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虽然接受了任命，但上朝时仍不免悲悲切切，以致连正常朝仪也难完成。对此，隋文帝对许善心反而钦敬有加，他对左右大臣公开说：“我灭掉陈朝，只得到许善心这样一个真正的人才，他既然能如此感念故主，将来也必定成为我的诚臣。”以后越发器重许善心。
降臣中的忠诚之士，往往是难得的人才。古代明智君主深知这一点，因此常常委这种人以重任，以成就自己的帝业。唐高祖时，魏征曾担任建成的太子洗马，当时李世民的威势已露端倪，魏征曾劝建成除掉李世民，并为建成周密设计。但后来建成不但没能除掉李世民，反被李世民所除。李世民登基后，对魏征向建成的献计献策不仅不闻不问，而且让魏征担任非常重要的谏议大夫之职。以后魏征在贞观时期向李世民提出诤谏二百余事，其中多次违忤太宗旨意，李世民也曾因此动怒，声称要杀掉魏征。但是最终不但没杀魏征，反而对他更加信赖和重用。当然，魏征本人也深知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处境，他曾坦白地向太宗进言，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在魏征看来，死心踏地作帝王的忠臣，不但个人难得善终，而且对皇帝、对朝廷、对巩固帝业也不会有什么益处。而作良臣则是“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君臣之间可以互利互益，并存共荣。唐太宗和魏征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配合最为默契、对皇朝做贡献最大的一对君臣，他们成就的贞观之治也成为史学家笔下的千古美谈。现在站在帝王对待降臣及非嫡系旧臣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如果没有唐太宗过人的气量、大度、远见卓识，或者说没有唐太宗那过人的心术，魏征不仅不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甚至极可能早就做了太宗刀下的冤鬼了。
还有一个例子，虽是个小插曲，但也说明问题。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反梁，攻打梁都建康城。由于城中防守严密，攻打困难，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梁方官员的奴仆突然出城投降，侯景见到这些“忠臣”，就当即下令，一律把他们改奴仆为平民，并且送给他们许多财物。其中有个人原是城中中领军朱异的仆人，此人原来对朱异非常忠心，只是感到城池难保才被迫出来投降。侯景对他特别优待。此人受了感动，第二天便要求到城下与城中的朱异喊话，他说：“你在梁朝混了一辈子，才不过做了个中领军，我刚刚投奔侯大王才一天，侯大王给我的地位已经超过你这个中领军了。”当时侯景封他为侯景临时政权的仪同三司，这个官职已不算小。侯景这番对“忠臣”的优待果然奏效，不出三天，城中出来归降侯景的就多达几千人，从而为攻破建康打开了缺口。
驭臣之法（之三）：3。以信任换信任
民间有一句口头禅叫“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帝王要想化敌为友，为我所用，那么首先要放开胆子，做出信任姿态，以信任换取信任。元末战争中，朱元璋收编了一支民军。为了争取这支民军归心，朱元璋从中挑选出500名士兵，由原民军头目统领，暂充自己的卫队，而把原来的卫队撤换，改作他用。晚上，朱元璋身旁只留心腹冯国用一人伺候，自己放心大胆地一直鼾睡到天亮。民军卫队见朱元璋如此信任他们，当即表示愿意真心归附。不难看出，朱元璋用民军代替原来的卫队并不是非如此不可。但为了取信于这支新收编的民军，他才略施小计，以赢得民军的信赖。朱元璋倒是真正明白以信任换取信任这一道理的。
无独有偶，楚汉战争时的韩信，当初曾仗剑跟随项羽征战，但一直不得重用。后来他弃楚投汉，跑到刘邦麾下，刘邦听从萧何的建议，任命韩信做了大将军、左丞相。韩信在刘邦的理解感动下，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在一段时间里，楚汉战争的形势是，韩信“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在项羽乘机派武涉劝说韩信，要他“反汉与楚联合，三分天下王之”的情况下，他仍不忍心背弃汉王刘邦。他以为，昔日“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只是在他投奔刘邦之后，才得以统领数万之众，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因此，韩信断然拒绝了武涉的劝告，继续为刘邦效命疆场，直到彻底消灭项羽，夺得天下。韩信用兵如神，战必胜、攻必克自不必说，那刘邦能够如此重用韩信，充分调动、激发韩信的创造性军事才能，才是真正值得认真琢磨的。刘邦从来不读书，但对有才能的、不同性情的人的明里暗里所思所想，都能窥视得精细准确，这是一般帝王所不能做，也绝对做不到的，这一点刘邦本人也终身引以为豪。根据
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刘邦在做了皇帝以后曾摆酒设宴大会群臣，要大家谈谈他之所以得到天下，而项羽之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大臣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此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听听刘邦这番自白，就不难明白刘邦是怎么以信任换取信任的了。
驭臣之法（之三）：4。惟才是举用一端
中国是礼仪之邦，正统文化标准是重德多于重才，有德无才不失得一个好名声，而有才无德却难生存。但是如果把这一标准原封不动地挪用于政治，那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因此有创造性的帝王在为政用人方面往往不避俗议，大胆拔擢、任用虽有德行瑕疵，但却有安邦定国、文治武功才能的人。魏武帝曹操就明文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大力提倡惟才是举，收到了极好的政治效果。当然，曹操身处特定的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听一听他在《求逸才令》中说的话，也不免让人面红心跳，生出一身汗来。他说：“过去历史上的伊挚，传说都是出身低下的人，管仲是齐桓公的对头，但他们都因被重用而建立了功勋。萧何、曹参不过是县级小官吏，韩信、陈平都干过不光彩的事，名声也不好，他们却都为成就刘邦帝业立了大功。还有吴起，曾经杀死自己的老婆以求取信于人，还花钱买官职，母亲去世了也不回家奔丧，但是由于他在魏国做官，连秦国都不敢东进；他在楚国做官，晋人也不敢南侵。现在天下一定还有临阵杀敌勇敢的人，才高不凡的文人，或者名声不好、为人没品德，甚至不仁不孝者，但只要他治国有术、用兵有法，就不妨推荐上来，我一定会重用他。”就是因为这一点，曹操在割据混战中招纳了天下许多优秀人才，为他最后争得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高祖刘邦于此也极有远见。曹操在《求逸才令》中提到的陈平在刘邦手下后来竟官至丞相，他虽然常常受到别人的道德指责，但因为他本人极有才干，所以还是得到了刘邦非同一般的重用。话还得从头说起，早在楚汉相争时，陈平从项羽手下投奔刘邦。刘邦见他处事干练，头脑清楚，便任命他做了都尉，并兼任自己的参乘，负责调节诸路将帅关系。这一来，早年随刘邦一起起事的旧部下大都忿忿不平。周勃、灌婴找到刘邦，说：“陈平这个人虽然长得体面，其实肚子里没货，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草包而已。我们还听说，他原来在家时曾经勾引自己的嫂子，起事以后，又先后数易其主。现在大王让他负责节制诸路将领，他却公开收受贿赂。送钱多的人，他就派给轻松省力的事务；送钱少的人，就有意安排苦差。以我们看，这个人简直是全无道德、反复无常的小人，希望大王细心观察为是。”
从周勃、灌婴的话里不难看出，他们攻击陈平为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和嫂子不干净，二是收受贿赂。这两点都有关人的道德品行问题。关于第一点，陈平听到此话后曾调侃地说过：“吾无兄。”言下之意，没有哥哥，哪来的嫂子？但据载这并不是事实，陈平不但有兄，而且有嫂，叔嫂关系不好倒是事实。而第二点收受贿赂也确有其事。既然周勃、灌婴的话并非完全捕风捉影，所以刘邦也真有些动摇。但他并没有立即将陈平撤职查处，而是先去打问了解陈平底细的魏无知。魏无知正直敢言，他对刘邦说：“当初大王任用陈平，只是看中了他的才干，而众人所说的都是德行。处在当今争强斗胜的形势下，大王您即使任用尾生、孝已那样的大德之人，对您的事业也不会有丝毫帮助。一个人只要有建立功业的本领，即使他曾盗嫂、受贿，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刘邦觉得魏无知说得有道理，但还是不放心，就当面去问陈平。陈平直言相告，说：“我身无分文，只身投奔大王，如果不收点小费，我怎么生活？过去我跟随魏王和项羽，他们都不能信任重用我，所以我才决定投靠大王。如果大王认为我是可用之才，就不要拘泥于琐事末节。如果认为我没什么用处，现在我接受的钱还分文未动，你尽管叫人拿去，我也就此告辞。”刘邦听陈平这么一说，不但没有指责，反而向陈平连连道歉，并正式任命陈平为护军中尉。从此以后，刘邦的旧臣再也不敢乱说陈平的闲话了。天下正值多事之秋，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刘邦惟才是举，用人之长，不斤斤计较于德行评价，大胆起用颇具才干又颇遭非议的陈平，实在是有远见的。这样一来，陈平也以诚相报，心甘情愿地为刘汉政权效劳。甚至在刘邦身后，在削藩和灭吕护刘等重大问题上，陈平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陈平对汉室的贡献，正是刘邦用人政策的必然结果。
驭臣之法（之三）：5。必要的让利
商业经营中人们常常看到“让利大酬宾”、“让利销售”等眩人的招贴广告，这东西的作用在于引诱顾客，使买卖双方有可能在更稳定、更融洽的基础上成交。当然，酬宾意在惠己，真正获得更大利益的还是卖方自己。帝王对于自己急需利用，而对方恰处在摇摆不定中的政治力量，也需采用让利措施；固执己见，一毛不拔，往往导致全盘皆输的悲惨结局，那是有心术的帝王所必须避免的。
汉四年，高祖刘邦被项羽困于荥阳，情况十分危急。而此时已经攻破了齐地的韩信非但不来营救，反而趁机派使者面见刘邦，说：“齐人诡计多端，反复无常，齐地南面又有强大的楚人与之呼应，如果不立个临时代理诸侯王，恐怕群龙无首，这块地方就难以平定。考虑到这一情况，我希望大王能允许我做代理齐王来镇服齐地降民。”韩信的用意很明显，是带要挟性地争做齐王。而刘邦在项羽的重重围困下，脱身都很困难，即使不允许不愿意，又怎么能阻止得了呢？刘邦心里明白，所以一听使者的话就异常气恼，大骂道：“老子被围困在这儿，日夜盼望你能来救我，你倒好，竟在这时要自己为王！”这时站在刘邦身旁的张良和陈平不约而同地踩了一下刘邦的脚，暗示他不可再说，然后对刘邦小声耳语道：“现在楚汉相持，我们处于不利形势，急需援兵救援，怎么能不答应韩信做代理齐王呢？大王不如趁势立他为齐王，先把他稳住。不然的话，怕他要叛变大王的。”刘邦恍然大悟，他声色不变，又接着大骂道；“大丈夫平定天下，要做就做个真王，做什么代理齐王！”随即派张良传令，正式立韩信为齐王。
刘邦将计就计，立韩信为齐王，使韩信吃了颗定心丸。所以以后韩信为刘邦十分卖命，他先后“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拒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真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横扫天下，所向披靡。甚至汉兵困项羽于垓下，为刘邦除掉最后一个对手，也主要是借助了韩信的力量。韩信要做代理齐王是主动要价，刘邦欣然答应是被动让利。当此事一旦成为事实，这桩交易正式签约后，韩信就急转直下，由主动变为被动。相反刘邦却步步进逼，很快变被动为主动，以致收缴韩信兵权，最终杀掉韩信。但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初刘邦意气用事，不答应韩信，不让出一份利益，那么刘邦、韩信的命运可能就会被上天重新安排，甚至楚汉战争的结局也恐怕需要重写。所以，作为卖方，刘邦的临时让利绝对是一个策略牲原则，而真正获利才是他的本来目的。刘邦又一次赢了。
曹操也深谙此道。建安五年，当曹操在官渡前线与袁绍作战刚刚获胜之时，曹操的后方汝南和颍川两郡又发生了变乱。本来在建安元年曹操打败汝、颍两地的黄巾军以后，这块战略要地就已经归曹操管辖了。但在建安五年七月，汝南的黄巾余部刘辟又起兵反曹，曹操的老对手刘表和袁绍见形势有变也都纷纷插手。这时曹操手下有个将领叫李通，此人对曹操忠心耿耿，为了在危急之际支持曹操，李通在他治下的阳安加紧征收军需物资。阳安也属汝南地界，政治形势已经不太稳定，再加上连年战争，使当地的老百姓变得十分穷困。这样，李通的加紧征粮征物表面看起来是支持了身处危急中的曹操，但事实上，李通行为的峻急弄不好反而会给本来已经危急的曹操带来更大的危急。面对这一形势，曹操的部下赵俨、何夔分别向曹操提出建议，要求尽快停止征调阳安的军需，以减缓有可能发生的民变对目前紧张局势带来的压力。曹操真是个聪明人，听了赵、何二人的建议，他当即批准，不但要李通停止征调，而且还命令李通把原已征收来的物资原封不动地发还给阳安百姓，这样一来，阳安很快稳定下来。不
( 中国历史的B面 http://www.xshubao22.com/6/6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