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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妃在皇帝和有可能左右皇帝行为的上一代人之间构筑感情墙，以隔断两者之间的联系，目的无非是弄权。对此，有的后妃是以较为文明和非武力的方式以达到此一目的，而有的则更公然、更明目张胆地采取动武的方式。比如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吧，愚昧呆痴的惠帝执政以后，贾南风发现，晋朝宫廷中真正能左右惠帝、甚至代惠帝发号施令的却是惠帝的非亲生外祖父杨骏。杨骏把持朝政，朝中必然有一些大臣对此不满。利用这一点，贾南风就在惠帝面前吹风，竭力说杨骏的坏话，并胁迫惠帝下密诏免去杨骏在朝中的一切职权。杨骏的行权，其实是受晋武帝之托，来帮助惠帝这个不争气的主子的。但是这确实妨碍了贾南风对惠帝的独家控制，所以贾南风要先发制人，要把惠帝和杨骏之间的感情墙筑造起来。自从杨骏被免职之后，惠帝和杨骏之间再也没什么联系了。在免职杨骏的同时，贾后又暗派惠帝的弟弟司马玮入朝废除杨太后，另派司马繇带兵前往捉拿杨骏。杨太后得到消息，自己居于深宫无法与父亲联系，便在一块丝绢上写上“救太傅者有赏”射出城外。不料这块丝绢又落入贾南风手中，贾南风因此宣称太后与杨骏合谋作乱，要晋惠帝废太后为庶人，将杨骏夷灭三族，杨太后最后绝食而亡。贾南风最初是要隔断惠帝与杨骏之间的联系，而结果是杨骏不仅被合法地处死，而且连杨太后这个顶头上司也被搬开，对于贾南风来说，这个结果是使她出乎意料地满意了。
邀宠的诀窍：1。投其所好
中国古代的宦官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生为男人，但又不能做纯粹的男人；他们原本是奔走宫廷之中，替皇家洒扫屋宇、看门护院的奴仆，算不得什么政治势力，但却又握有一般官僚不具有的权力。比起一般奴仆来，不用说他们更多一重被阉割的痛苦与不幸，然而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了这份痛苦与不幸，才有了在帝王之家、在前朝后宫之间游走穿梭的权力，也因此才有了不同于寻常奴仆的特殊的地位。这群特殊的人，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忖度皇上的心理，如何赢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并进而凭借皇上的威势而享受荣华富贵，为所欲为，也便成了每一个宦官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满足这个愿望，宦官们绞尽脑汁以探讨操纵皇帝、驾驭皇帝的方式和方法，这就于千朝百代之中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谋略和权术。就是靠着这些谋略和权术，他们不仅操纵皇帝，干预朝政，而且由卑贱下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政治影响。这是连皇帝老子甚至宦官本人也始料不及的。
一般说来，宦官们的基本职责范围是在前朝后宫之间传递消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日常生活。他们是皇帝后妃的后勤人员，整天和皇帝后妃打交道。这样，如何凭借这服侍至尊至上的便利来亲近他们，并赢得帝王后妃们的欢心，是宦官们入宫之后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要想讨皇帝后妃们欢心，必须顺着皇帝后妃的性子，这样投其所好就成了宦官们打动皇帝后妃的第一个办法。他们细心地观察皇帝后妃的所作所为，掌握其喜怒哀乐的规律，明了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抓住对方的特点和弱点，尽力投合其意，或讨好谄媚，或卑躬屈膝，更有甚者以自我作践的方式，使皇帝在轻飘飘、软绵绵的幸福欢乐之中忘情和陶醉，从而把朝政大事抛诸脑后。宦官为皇帝开了心、找了乐，皇帝自然越发信任之、抬举之；而皇帝开心之余把朝政大事放在一边，又为宦官大行其道、为所欲为留下了空间。宦官们的此种举动，历朝历代都不少见，比如唐代大宦官仇士良就是相当出色的一个。
仇士良在做东宫太子李纯的侍从时，就百般投合李纯的心思，因此很得李纯的赏识。也正因为如此，李纯继位做了宪宗皇帝，仇士良也顺理成章，随迁入宫，当上了皇宫内给事。仇士良处处往宪宗心眼里做事，宪宗皇帝对仇士良的宠爱也就与日俱增。宪宗对仇士良宠爱到什么程度，举一个例子便可说明问题。有一次，仇士良外出来到陕西华阳的敷水驿，这天正好监察御史元稹也来到这里。晚上，先期到达的元稹已经住进了敷水驿最好的客房，仇士良来后一定要元稹让出，自己住进这套客房。监察御史是朝廷命官，而且就官阶而言也仅次于宰相，人家又是先到，住进最好的客房按说是理所当然的，但仇士良一定要把元稹赶出来。说话间两不相让，仇士良仗着皇帝的威风竟对监察御史元稹大打出手。官司闹到宪宗皇帝那里，宪宗不但没有处置仇士良，反倒找了个借口把元稹贬为江陵士曹了。这件事当时曾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但由于宪宗偏袒仇士良，朝臣的抗议也就没见有什么结果。宪宗死后，唐穆宗继位，这个皇帝仅登基４年就去世了，接着是唐敬宗执政。唐敬宗登位时年仅16岁，正是贪玩任性的年纪。老宦官仇士良很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便千方百计引诱敬宗游宴玩乐。比如敬宗喜欢打马球，可以说球瘾十足，仇士良就每天都给敬宗安排打球的时间。敬宗打球高兴，就忘乎所以，随口赏赐，由此到底敬宗赏赐给仇士良多少财宝，连史书都称：“不可悉记”。仅仅为了打马球，敬宗还把另一个宦官刘克明封为击球将军。其他人如陶元皓、靳遂良、赵士诚、李公定、石定宽等人也因此得到敬宗的宠幸。
不仅如此，仇士良等人还不断仔细揣摩唐敬宗心理的变化，以见机行事。比如他知道敬宗爱玩，便事先准备好多种玩乐，马球打累了就让敬宗看舞蹈；舞蹈看腻了，就让敬宗看斗鸡；斗鸡之外，又有射猎。这样，各种把戏穿插进行、花样翻新，总之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敬宗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沉浸于游玩的快乐之中，哪还有功夫和心思想起国家政事。而仇士良就趁这个节骨眼上向敬宗禀奏政事。敬宗耽于玩乐，对政事心不在焉，宦官们奏请上来的许多事情都是出于己意，结果敬宗胡里胡涂地答应下来，宦官们却认认真真地执行，结果使许多坏事大畅其道，许多奸人也因此登上要职。比如后来做宰相的李逢吉就是宦官们推举上来的，而此人就是个奸佞之辈。李逢吉手下有个门生李仲言，李仲言手下又有李渎之等8名死党，他们这些人相互勾结，朋比为奸，对外号称“八关十六子”，在他们执政期间，朝政一片混乱，朝野上下一片责怨之声，以致于闹出染织工人张韶与算命先生苏玄明借进宫献草之机持械打进清思殿的荒唐事件。由此可见宦官的参政给当时的朝政带来的是多么严重的恶果了。即使如此，因为宦官们能给敬宗带来快乐，所以事后查处责任者，敬宗对有关的35名把门宦官，也仅仅象征性地打了几板子了事。而宦官们越发尝到了投皇上所好之后从皇上那里得到的信赖和由此得到的甜头了。收到这么大的效益，而宦官们运用起来却并不怎么费事，可以说他们随时随地就可以“取之于君，用之于君”，不花代价而受益无穷，真是何乐而不为呢？对于此道的实行及奏效，宦官本人都感到非常满意，仇士良到了晚年就要退休的时候曾这样对他的弟子传授秘诀，他说：“我们侍候皇上的办法就是千万不能让皇上闲着，皇上一闲下来势必要看书问政，接待儒臣，其结果就会采纳儒臣的建议，把心思放在政事上，也就不再追求吃喝玩乐了。皇上不喜欢声色犬马玩乐，我们
这些就派不上用场，也就失去皇上的宠信了。失去皇上的宠信，我们在朝中说话还会算数吗？为你们的前程考虑，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尽一切办法弄到钱财，以备皇上使用。只要你整天把皇上拴在声色犬马上，叫他每天只想着吃喝玩乐，极尽人间的享受，不让皇上有一点空闲，这样皇上就不会留心读书，对朝中的政事也就懒得过问了。皇上不管，凡事就全靠我们。这样，那宠信、权力还能跑到哪里去！”这就是仇士良之所以要千方百计投皇帝所好的底牌，就是凭这一点，这个别无所长、别无所能的老宦官竟在大唐皇宫中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了二十多年。他不但历侍数帝而不倒，并且权力越来越大，名望也越来越高，这真是奇中自有不奇之理。
这种抓住皇帝弱点，投其所好，献媚讨好的做法，一经仇士良总结，后世宦官运用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明代魏忠贤就是演绎仇氏招术的专家之一。为了讨明熹宗的欢心，他常常引诱皇帝与戏子、歌伎厮混，纵狗策马，射箭打猎，让皇帝不得空闲，而却把国事抛在一边。比如他教唆皇帝选粗大宦官300人，手拿黄｜色龙旗，列队在左，又选宫女300人，手持凤旗，列队在右，大搞内操演练，效仿当年吴王宫中练兵之法。谁都知道，宦官是被阉男子，割除男根，影响体内激素的分泌，因此，宦官不仅体态上发生变形，不男不女，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迈小碎步，声音尖哑，显得易老，40岁太监看上去犹如60岁老人，而且大多体胖无力。所以300名宦官手舞三角黄龙旗，阵势很大，却缺少男子铁军的阳刚气势。而300个宫女更是弱不禁风，手执六角红凤旗，穿插往来宦官队列之间，飘飘摇摇，还不时引逗出妖媚的欢乐之声。因此这种宫内操练，显得不伦不类，只是取笑胡闹而已。可熹宗皇帝却觉得很是有趣，常常亲临场阵，摇旗指挥演练，皇帝的喜好，使魏忠贤更加胆大，后来竟然以练兵戍卫为名，把内操队伍扩大到上万人，滑稽之极，吴王莫比。因此时人写诗讽刺说“春晴殿阁鼓声高，宣召中宫御内操。不似吴王军令肃，美人欢笑拥旌旄。”又云“天子宫中肆六韬，红妆小队舞蛮刀。一闻炮火心惊战，昨日言官谏内操。”当天启皇帝在操练声中乐而忘返的时候，魏忠贤浑水摸鱼，乘机大力排斥打击在朝的东林党人，把韩扩、赵南星、高攀龙、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先后革职斥逐，还不遗余力地迫害南方知识界领袖，造成震惊朝野的“五人喋血案”。与此同时，他处处安插私党，扩大自己势力，围绕在他周围的竟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
”、“四十孙”之多。魏忠贤在镇压了一大批在朝的反对派之后，更加趾高气扬，也更加专权和腐化，他的私党对他也极尽阿谀吹捧之能事。至明熹宗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祯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以示“尊崇”，从此，全国各地寡廉鲜耻的官吏争相仿效，魏忠贤生祠差不多遍布天下。事情做到这一步，中国历史上的宦官其势重、其意得，真可以说是达到极致了。
由上面仇士良和魏忠贤两个例子看，宦官投皇帝所好的关键在于摸清皇帝脉搏，弄清皇帝心理，在明白了皇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之后，便对症下药，投合其意。如果能哄得皇帝老儿高兴，宠信、权力和好处便都会不求自来。仇士良是很明了这个秘密的，魏忠贤也效尤仇士良并如法炮制，两人各显手段又各有千秋，虽然身处时代不同，但他们得意和受宠的程度却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邀宠的诀窍：2。小忠小信
由前述可见，宦官们研修好皇帝需求心理学，从而使用“投其所好”之手段，就会大获其利。但如果宦官遇上一个生性精明而又欲励精图治的皇帝，仅靠献媚求宠就不一定灵验了。每当此时，宦官们改用小忠小信手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谓“小忠小信”是从小事做起，既显其忠诚，又掩其大奸或大恶。不信你想想看，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一旦登上君位，统御四海，什么成为最重要的问题？那不用说是用人。所用之人是否忠信可靠，这是帝王君主所要关心的。而宦官们恰是看到了这一点，利用皇帝欲得忠良的迫切心情，随时随地献上些小忠小信，以赢得皇帝的重视，进而取得其信赖。感情拉近之后，再利用机会以售其奸就不困难了。
比如明代三大宦官之一的王振就深通此道。他曾在东宫陪伴太子读书，后来9岁太子继位为英宗，王振便想通过控制年幼的皇帝来专权摄政，为所欲为。凭着曾侍从太子的特殊身份，他暗地里不断教唆皇帝如何摆威风，如何显示自己的英明，一步步加紧对英宗的引导和控制。但在当时，英宗处于富有政治才干的张太后管教之下，又有“三杨”辅政，因而为了不引起太后疑心，王振处处小心翼翼，他做司礼太监，每次到内阁传旨，都假模假样地装做不敢进去。当“三杨”请他进去，请他落坐时，他才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坐下。王振就是用这种谦卑谨慎的态度出现在朝中当事大臣面前，其实他内心里却并不这么想。在张太后和“三杨”面前装出的谦卑和胆怯是为了躲过他们的监视和关注，而另一方面，他还要在英宗身上下功夫。因为当时英宗年纪很小，他对英宗需要首先建立起正直的威严感。有一次，王振见小皇帝英宗在院子里和小太监一起打球，王振灵机一动，认为自己制造形象的好机会到了。第二天一早，英宗进入内阁，“三杨”和各位大臣刚刚就座，准备议事的时候，王振诚慌诚恐地走了进来，双膝下跪奏道，“启禀太后，奴才有一句话要说。过去先皇帝为打球几乎误了天下，陛下现今又跟先帝一样，特别喜欢玩球。陛下现在年纪还小，理应严加管教，如不管教，任他个人随便自由下去，那江山社稷可如何是好？”这英宗皇帝毕竟年纪太小，还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经王振这么一说，竟羞愧得脸色通红，头也不敢抬起了。王振这话明着是说给太后听的，同时其中既有震慑小皇帝的想法，又有在大臣中间建立威信的愿望。张太后听了这话以后只是瞥了英宗一眼，没有开口，在场的“三杨”却大发感叹，他们说，“陛下年纪小打打球也没什么，只是没想到宦官中居然还有这样忠贞而且有见识之人，真是可喜可贺！”不用多做分析，王振的这个举动不过是一次略表忠诚之心的小小表演，通过这个表演，他既在朝中大臣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忠诚形象，又在小皇帝心目中造成了威严印象，而且给张太后的感觉也会是：把英宗交给这么个宦官服侍是可以放心的。真是一石三鸟，王振此举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一般说来，人的思维判断往往受早期获得的印象与经验的制约，所谓先入为主就是这个意思。既有了这个先入之见，事后出现的另一个同类印象又会加强人的最初印象，强化这种先入之见。宦官们正是利用这种先入之见的道理，不断用小忠小信，伪装自己，掩人耳目，使人由他的一好二好，得出他所企盼的三好四好，最终获得个不错印象，赢得大家一致信任。比如明代汪直就是这样获得宪宗宠信的。成化十二年（1476）七月，京师日食，人们以为这是天帝示警人间之兆，因此民间传说京城有一个金睛长尾怪兽，状如狐狸，出入行走有黑气萦绕，能破窗入室，所到之处人即昏迷，轻者残废，重者死亡。这个消息一传出，弄得整个京城人心惶惶，惊乱不已。这宪宗原本是个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对此类神鬼之事十分厌恶，便派汪直乔装打扮，装成一般百姓，身边带上两个随从，秘密出宫去访察民情、查证神鬼之事。汪直听到皇上吩咐，马上应命而去。汪直感到这是皇帝让自己干的第一件事，务必认真仔细，这是向宪宗表示忠心的一次极好机会。汪直很快把访察的结果仔仔细细向宪宗做了汇报，证明所谓神鬼作祟完全是子虚乌有。宪宗听了这个报告，对汪直十分满意。到第二年，宪宗便任命汪直做锦衣卫提督，带领百余个将校，在灵济宫旁建立西厂，以监察民情。这个消息一宣布，汪直马上意识到，这是他去年访察民情的结果，第一次忠诚已经有了收获，而且这次担任锦衣卫提督，更为自己下一步发展提供了新机会。于是他暗自思忖，一定要处处留心，事事在意，以便再显身手，也再为靠近皇帝创造一个条件。
对于有思想准备的汪直来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有一天，有报告说，南京镇监覃力朋进京给皇帝进贡归来，用上百艘大船装载私盐，沿途勒索州县，骚扰百姓，所过之处肆意妄为。经过武城县时，县里典史出来盘问，覃力朋依仗进贡得皇帝嘉奖，正值豪横荣宠之时，于是把手一挥，示意打人。他的走狗爪牙，便挥棍舞棒，蜂拥而上，当场打得典史遍体鳞伤，还用弓箭射死一名前来护卫典史的小校。汪直认真查处，将查证实情一五一十、认认真真向宪宗做了汇报。宪宗根据汪直调查的事实，下令逮捕覃力朋，判处覃力朋死刑。后来宪宗虽然由于其他原因赦免了覃力朋，但汪直却给宪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宪宗看来，汪直身为西厂提督，对朝廷忠心赤胆，对官吏不包庇，遇事认真负责，以公心检举不法行为，是十分称职的。从此以后，宪宗皇帝对汪直更加宠信，也更放心地重用起来了。
其实，汪直认真地处理这几件事，心里是有他自己的小算盘的。在他看来，只有头三脚踢得好，让皇帝领略到自己的忠诚，以后的路就会一帆风顺，事情也就会容易办起来。果不其然，等到宪宗对汪直的信任达到顶峰时，汪直的飞扬跋扈也达到了顶峰。汪直控制下的西厂不仅人数远多于东厂，而且权力也远大于东厂，朝廷大臣中有数十人遭到汪直西厂的陷害。当时人们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叫作“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由此你就不难了解汪直的所作所为了。
从王振和汪直的发迹史来看，他们一开始都是从小事、显小忠小信做起的，由小忠小信给人造成忠诚正直的印象，而逐渐爬上高位。有了权力，有了皇帝做靠山，他们便一反常态，大胆地在朝廷中逞兴纵情了。
邀宠的诀窍：3。立功求宠
虽然人们常不乏幽默和调侃地吟唱“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但一个朝代更迭结束以后，还总是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在一个皇朝的相对稳定期，围绕皇位的传承，皇族内又不免展开新一轮的争位斗争。已经夺得皇位的人，总是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来防范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与威胁，或分封安抚或采取不温不火的软控制，如果宽严有度，赏罚得体，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奇妙效果。但是，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的一方有时也并不甘心屈居下位，因为他的失败并不是永久性的，如果走好下面的棋，他还有可能挽回败局，有可能夺回帝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便需要网罗和他同样失意的人才，以培植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而这时，也正是那些一向默默无闻或失宠宦官们的邀宠进身的好时机。他们要投靠暂时失意的主子，急新主之所急，想新主之所想。只要看到新主具有未来占据尊位的可能性，他们便不惜孤注一掷，靠心明眼亮、心黑手狠为新主建盖世功勋，也从此获取特殊的尊荣和宠信。
比如说东汉的孙程吧。此人净身入宫的时候，正值樊丰、江京、李闺等大宦官得宠安帝、势倾朝野之时，在这种当口，尽管孙程也经过了百般努力，但仍未受到朝廷重用。出师受挫的孙程第一回合败北，自然在心理上产生压抑之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孙程感到日暮途穷之时，新的机会又走近了他。先是安帝去世，阎太后和外戚阎显立北乡侯刘懿为少帝。时隔不久，这弱小的北乡侯又大病不起，渐渐显出下世的征兆。当时各诸侯王大都在各自藩地，而只有被废太子济阴王刘保，正幽居德阳殿西钟下。如果少帝突然夭折，征召诸王子弟以应主选，无疑往返需要时间。宫廷政局变化常在瞬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政权。此时孙程个人却另有算盘，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时正是迎立济阴王、推倒阎氏外戚的绝好机会。孙程也思虑再三，觉得与其庸庸碌碌一生，不如趁机铤而走险，如苍天助我，事情成功之后，受新皇帝宠幸那是不在话下的。主意打定，他便暗地与济阴王府谒者兴渠谋议迎立之事。他们联合济阴王心腹王康、孙程挚友王国，相约各自联络私党故交，相机而动。延光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少帝夭折，孙程急忙纠集私党共18人，约定十一月二日共至德阳殿西钟下闹事。届时18人俱到，密谋大事，计议已定，截衣为誓。第二天夜里，众人各持利器，闯入章台门，直登崇德殿。当时江京、刘安、李闺、陈达4人守卫殿中，突然见孙程率众持刀拥入，不知出了何事。江京仗着威势，出来呵止，未及出言，已被砍去脑袋。刘安、陈达等惊慌向内逃跑，也被孙程、王康追上杀死。李闺吓得抖做一团，众人正要下刀，被孙程止住。因为李闺久在宫中，善用权谋，内外畏服。孙程便利用李闺之望，号召大众，迎刘保入宫，登立皇位，并假皇帝诏书之名，逼召尚书仆射以下各官，扈从圣驾。之后，孙程、王康、王国等命尚书郭镇等捕拿外戚阎显、阎景，一并处死，并把阎太后迁居离宫。一场兵变推翻了阎氏外戚，确立了刘保的顺帝皇位。孙程等因拥立有功，大受封赏，参与谋立的19个人，个个封侯，号称“十九侯”。孙程本人因为首起议事，总控全局，被赐封为万户浮阳侯，荣宠至极，成为顺帝朝中最受器重的大臣。可见，奋不顾身，替新主人登位建帮忙卖命之功，是宦官们赢得皇帝信赖的有效途径。这一做法虽有立储之险，易主之功，但因功获宠，比起沉沦下僚，终身默默乖乖，对于体验现世的幸福而言，那真有天壤之别。
宦官群中靠立功求宠之术飞黄腾达的确实很多，比如明代的曹吉祥就是这样做的。只是曹吉祥帮助作为兄长的英宗赶走了作为弟弟的代宗，这与人们一向见多了的年轻皇帝代替老皇帝有些不同罢了。
话得从头说起。明正统十四年八月，蒙古的瓦剌部分四路入侵，北部边境告急。英宗亲率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前往迎敌。但因战事不利，明军大败，英宗被俘，从征官员50余人全部战死，将士死伤几十万人，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以后，朝中无主，众大臣为了安定人心，于是拥戴英宗之弟NBD6C王
朱祁钰继位，是为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不久，两方战事发生转机，蒙古瓦剌部又放回了英宗。英宗回到北京，做了太上皇，幽居南宫。然而英宗对他眼下的太上皇地位并不满意，一直存心琢磨如何复辟。到了代宗即位的第七个年头，太子朱见济突然夭折，代宗忧思成疾。这时朝中大臣石亨见代宗死多活少，便生出异心，决计拥立英宗复位，以求莫大之功和无穷之富。他勾结曹吉祥、徐有贞以及亲信张NB121
等人，经过周密策划，于景泰七年十二月的一个黑夜，巧借边防有警之机，徐有贞命张NB121以保卫皇宫为名，
带兵进驻宫内。四更时分，天色阴沉黑暗，他们毁墙进入南宫，迎请英宗复位。当时早已得报的英宗，亲自举灯照看动静，徐、曹等人伏地叩拜，请太上皇登位。众人抬来早已准备好的乘舆，请上皇登舆，挽舆而行。正好天色突然转晴，星月交辉，吉兆大现。众人簇拥英宗进入大内，登奉天门、顺天门，石、徐、曹等大臣太监，齐呼万岁，向上叩拜。他们又命人打开官门，号召大臣前来叩贺上皇复位。就这样，英宗复辟成功，史称“夺门之役”。夺门过程中，石、徐首谋，但他们身为臣将，难以亲近幽居南宫的孙太后及太上皇朱厚照，于是两相接洽联系之任便由曹吉祥承担起来，因此冒险之功不亚石、徐。所以英宗复位以后，本不尊显的曹吉祥突然荣宠备至，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其嗣子曹钦，从子曹铉、曹铎、曹镥等都被任为都督，门下冒功之客，以此为官者多至数百上千人，权势之大与忠国公石亨比肩上下，时人并称“曹石”。
立功求宠所以能立见奇效，一个根本原因是此举适应了帝王之家皇位之争的需要，卖身投靠，冒死拼搏，以性命做赌注来帮助皇帝取得皇位，可谓功莫大焉，故而有拥立之功，便有不世之宠，此宦官又一重要政治权术。
固宠的策略：1。小计释忧
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的命运或好或坏，或受荣崇，或罹厄运，都不会永不改变。就宦官们来讲，他们净身入宫，围绕在皇帝周围，这比起一般官吏要容易飞黄腾达得多。他们借皇帝之势，逞一时之威，或投主上所好，或显小忠小信，献媚之计略施，就可得到皇帝的亲幸。有时建拥立之功，做拼死一搏，更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但人的命运变化不是数学定理，不会一成不变。所谓太阳光暖，日转东西，皇帝的喜怒哀乐也常和六月的天气一样变化莫测，宦官们日夜奔走，一着不慎，便可能从青云之上跌入深谷之下。即使宠信百倍也不免会失宠于一时。因此，对于宦官们来说，如何保持皇帝对自己的长久兴趣，不断延续帝王的倚重之心，维持时时得宠、处处重用的不败之势，比起赢得皇帝好感与信任的努力，无疑更富艰巨性和恒久性。可以说，能否永立不败之地，是古代宫廷对宦官们的智慧、能量与逢迎技巧高低的一个重大考验。为了避免中途地位跌落，为了实现永远享受宠幸的愿望，宦官们确实煞费了苦心。
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里，皇帝的权力是至大无边、至高无上的，他可以运用手中的杀罚大权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如果仅仅秉持一颗公心，对下赏罚分明、依法治政，这政务处理也并不至于太过犯难。但有的时候，皇帝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显示自己超出常人的谋略与智慧，在协调亲信宠臣之间的关系时，却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企图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得体办法，往往也不免让皇帝费尽心机。虽为此而忧心忡忡，却终究难得要领。这个时候，恰是那些深得皇帝信赖的宦官们显身手以固宠幸的好时机。一般地说，明智的宦官此时会紧紧抓住机会，略施小计以替主子排忧解难，从而增加主子的好感与信任。
比如在唐代玄宗时期，东平郡王安禄山与西平郡王哥舒翰，两人都是以军功而得到唐玄宗赏识，并因此而荣登王位的。但两人忠奸异志、水火不容。如何缓解双方剑拔弩张的矛盾关系，高力士想了个办法，即由他出面代表玄宗设宴款待二人，以自己在朝中的威望与地位提请二人释去旧怨，和衷共济，以共辅大唐基业，确保李氏江山万世昌盛。虽然高力士的出面斡旋未能最终奏效，但玄宗对高力士的这番苦心孤诣却由衷地感念。其实对高力士来说，这不过是举手之劳的区区小事，但这种仅用小小计谋来释解君忧的做法却正中玄宗下怀，正如行小忠小信一样，此举显示的也是对皇帝的忠心和诚意。人主有忧而人臣为之设法排遣，这能不获得人主的好感吗？
高力士之后，明代大宦官王振于此道更是精通，请看这样一例。明正统四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杀一名驿丞，事也凑巧，死者恰是朝中阁臣杨溥的同乡，而廖谟则又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邻。此事一出，阁臣聚首共议。杨溥首先要求朝廷为死去的驿丞报仇伸冤，认为应判廖谟死刑。而杨士奇则站在廖谟一边庇护廖谟，说廖是因公杀人，不能论死。双方各持己见，一时争执不下。没办法，最后请英宗和张太后裁决。英宗年幼容易说服，张太后却不是一般女人，而是一位精明且极富才略者。早在宣宗执政时，她就曾替宣宗裁断政务，显示出非常人可比的见识和才干。宣宗去世后，张太后为了避免非议，决定罢去早朝，而任用一向被称为贤臣名相的“三杨”辅政，从而避去垂帘之嫌。因此，这杨溥、杨士奇作为“三杨”之二，无疑就成了年幼的英宗皇帝的左膀右臂。双方都是朝廷倚重之人，可遇到这件事，处理起来就有麻烦了。很显然，英宗和张太后在这件事上不能厚此薄彼、偏袒一方，否则就不免产生猜忌，并有可能影响朝廷的政治力量格局平衡。但究竟怎么处理才好，英宗和太后都没明确的办法。这时已登上司礼太监之位的王振深知事关重大，英宗和太后处理起来也颇为棘手，他便乘机献计说：“死者和廖谟都与阁老有乡里关系，如果让廖谟抵命，那显然是处罚太重了。但如果说他是因公杀人，一点处罚也不给，那又不免太轻了。奴才想最好最公平的办法是将廖谟降职调离。”不言而喻，王振出的这个主意是对二杨都不得罪、又大体都能接受的处理办法。张太后觉得如此处理甚好，便采纳了王振的主意，降廖谟为同知，调离福建。皇上太后没费什么劲，二杨之争就顺顺当当解决了，从此以后，张太后觉得王振不像自己原来想像的那么阴险、那么没正义感，于是防范之心渐减，并且慢慢对王振信任起来。因此，许多朝廷大事不时征求王振的意见，大臣递上来的条陈建议也常由王振裁决。一条小计释君之忧，既由此显示了用计者自身的才略，又因此更加强和巩固了用计者的受宠地位。因此，可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两得其便的固宠之术。
固宠的策略：2。投石问路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体有很多弊端，比如你身处官位，秉公办事，往往四处碰壁，动辄得咎，有时弄不好连乌纱帽也难保住。而玩弄点弹性策略，讲究些权谋艺术，却常常扶摇直上，身登台阁，荣及子孙。朝廷中的宦官们虽然不是什么阁臣台辅，而对于这一现实却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们一旦赢得皇帝的重用和宠信，便开始揣摩皇帝的深层心理，以便更准确更有效地把握皇上意图。为此，他们常常采取投石问路手段，先旁敲侧击试探虚实，侦察动静，待摸清皇帝的心思之后再相机行事，能进则进，不能进则止。在他们那里，进与退虽有不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永保皇帝的赏识和信赖。这常常是宦官处世为人、邀宠固宠的又一种思路。
明代有个宦官名叫高淮，他就用投石问路之法试探神宗皇帝，摸清底细后而终于拉大旗做虎皮大胆妄为起来。万历年间，朝廷三征外族，又遇两宫（乾清宫、坤宁宫）、三殿（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相继失火急需修建，再加上皇帝奢侈挥霍，导致财政开支过大，而实际财政收入又连年下降。于是神宗皇帝挖空心思，以“征天地自然之利”为名，派大批矿税监到各地收税，举国上下掀起了开矿榷税的热潮。高淮看准了做矿监的好处，于是就抛弃妻儿，丢下独揽崇文门税课的肥缺，净身入宫。他贿赂了义勇前卫千户阎大经，请阎大经奏请朝廷，让他做辽东开采矿洞并税马市方物的官职。神宗此时只想捞钱，便一口答应。高淮便以奉敕差矿税使之名，赴任辽东。高淮做事很讲章法，刚上任时他还不摸底细，便先玩起“投石问路”的把戏。到任两个月，高淮就派人给皇帝进贡白银500两，同时奏请把军务衙门改为税店。神宗见人刚刚派去，便送来了白花花的银子，于是龙颜大悦，一切应允，还亲自赐税店名“福阳店”。使者归来，高淮见神宗只要银子，不管民情，便大起胆子，放开手脚，千方百计地压榨百姓，巧取豪夺。10年之间，“取金至数十万”，弄得辽东一带，民情汹汹，直至激起军士哗变。最后神宗不得已撤回高淮，但高淮早已中饱私囊。高淮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就在于他已用500两银子为诱饵，投石问路，先摸清了皇帝的心思，以后尽管尽情搜刮，但却不犯王法。可见“投石问路”是把握皇帝心思脉搏、自立于不败之地的有效权术。
所谓“投石问路”是因为不知路在何方，所以才投石问之。如果大路就在眼前，是否就一定可以照直走下去呢？也不见得。下面略举一例，说明宦官长期处事机敏，但也有看路看错的时候。唐武宗会昌六年，武宗李炎病死。武宗没有子嗣，宦官们拥立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宦官们之所以要立李忱为帝，主要因为李忱生性痴呆，立他为君比较容易控制。的确，李忱从小在宫中就以不聪明而著称。他平时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即使皇族集会，他也一言不发。既然痴呆愚钝，别人难免寻他的开心，每遇到这种情况，他也是面无表情，一点反应也没有。尽管如此，他既生为李唐皇族的成员，就不免被宫中的权力之争卷裹进去，他的侄子而身为皇帝的武宗李炎对他防范尤甚，一次为避免政争竟把他关进宫中监狱，以后又把他囚禁在厕所里。时间长了，一个名叫仇公武的宦官觉得他可怜，就对武宗李炎建议，把李忱杀掉算了。武宗同意下来，叫仇公武自己去办。仇公武把李忱从厕所里放出来，装入一辆破车，车上盖着粪土杂物，悄悄运出皇宫，秘密收藏在家中，李忱这才免于一死。就是这么个李忱，似乎被宦官们看得透透的，他当皇帝大不过只是个傀儡，上台之后还不是宦官们掌权。但是宦官的这个如意算盘确实打错了。等到他们把李忱推上台之后，身为宣宗皇帝的李忱完全变了个人，他一不痴二不呆，会见朝臣十分威严，处理朝政也十分干练。而他上台以后所做出的第一个行政动作就是把权倾朝野的宰相李德裕罢黜流放，而且对多少朝多少代都为所欲为的宦官也深加管制。到了这时候，宦官们才发现，他们原以为痴呆的李忱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在装傻充愣。连为救李忱生命出了大力的仇公武此时也后悔不迭，原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明晰的路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了。
仇公武等人拥立失算和高淮的投石问路成功，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然，前者的出现概率是很低的。尽管少见，但也不排除其出现的可能性，这就是生活的复杂所在，更显政治的复杂所在。
固宠的策略：3．明哲保身
过去官场上常说这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也就是说，不论是朝中的台辅大臣，还是一般的太监奴仆，常年生活在国君身边，既可借皇上虎威，逞意肆志，在群臣中作威作福；也不免有被老虎吞噬的危险，如果稍有不慎，或一旦碰了老虎屁股，便可能招杀身之祸，遭灭顶之灾。所以不管是宰辅之臣，还是宦官奴仆，要想权位永固，荣恩有加，这韬晦隐匿之法、明哲保身之术是绝不可少的。宦官太监本来并不是在编的臣僚，因此他们的抛头露面、奔走宫廷最容易招致干预朝政的非议。为此，宦官们一旦赢得帝王赏识、获取帝王的信任之后，必须及时想到伪装自己，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韬光养晦，谨慎处事，这是宦官保持皇帝对自己宠信不疑的自卫之一法。
比如说明代大宦官冯保吧，他在这方面就很得要领。嘉靖中期，冯保已经爬上司礼监秉笔太监之位，隆庆时又提督东厂，后来他又依靠后妃之力，取得了太监二十四衙中权势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穆宗去世，他利用掌印太监的权力和方便，假传遗诏说：“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从而使太监干政成了穆宗遗命，由非法成为合法。此后，冯保又与大学士张居正串通一气，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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