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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多块钱，对我，已是很多了。
我的组织关系被转到了居委会，居委会的书记让伊妹传来话，说：“还是留着党员的关系吧，一年才交十几块钱。”
如果我不犯大的错误，不被判刑，不管我在外面做了什么，只要我每年肯拿出这十几块钱来，我的党员身份就是一种终身制，我和党的关系只剩下交党费这种形式。每年两份的个人总结，支部书记因怕牵连到他，他会自动找人为我编。
说起个人总结，我倒想起，从我入党开始，我就没有写过一份真正的可以称得上自己的个人总结的总结。这是一位老同事教给我的。他看我在填写个人简历时说：“你别什么都往上写！你知道政策咋变哪？将来万一有变，落在文字上的东西，就是证据，你推都推不掉！好的不写，不好的也别写。”
“那我写什么？”
“写什么？……自己悟吧。”
自己悟？什么能永远对呢？毛泽东思想已经证明有错的了，还有什么是颠扑不灭的真理呢？我想啊想啊想……
我的个人总结的基点定下来了，就是少写自己，远离政治，而且，我还找到了一个更简便、省事的方法，就是：抄袭！我从报纸或书里找出一篇文章来，它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哪朝哪代都不会有人批的，然后抄下来，把题目换成“个人总结”，报上。更惊人的是，我那些年报上的“个人总结”，没有一篇退回来的，没有一篇要求修改的，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要求改的——这比我平时写的宣传报道还好应付。宣传报道送给书记，书记还要看看，然后挑出点这不是那不是来。我听一个厂长说：“当领导的，就得会挑！不会挑，就是不会当领导。”
居委会的书记要我给回个电话，我没给回。我还是想退党，想当个老百姓。还有，我在外面又干了坏事：卖盗版书。伊水家的畅销书都是盗版的，我让她卖正版的，她说：“正版的多贵，也不好卖！盗版的便宜，顾客也认便宜。现在盗版书的质量也好了，有的做的比正版的还好呢！”我给她干，她又不听我的，我也得跟着她买盗版书。我一直想作个合法的公民，但老是做不成，老是不由自主地干了坏事。如果我给居委会的书记回电话，他还得劝我别退党啊，这个那个的。党费倒是没有几个钱，我退党，也不是钱的事。我想的是，一旦我做错了什么，将来真出了事，我代表的仅仅是我个人，不是一个组织。
正文 一一五
北京的小区里贴出了通知，让外地籍的流动党员到居委会登记，参加正常的组织生活。组织生活给我的印象就是开会，念报纸，学习的效果也不大，这耳进，那耳出了。这种学习方法相对于千变万化的世界，显得太单一了，不说别的，电视上的节目就够人目不暇接的。而且，我去过组织生活，就得耽误班，一天就拿不到钱。因此，我没有去登记，我也没有和谁说我是党员。
我不和组织上联系了，我的党费也不交了，应该是自动退党了。
伊水把车交给了我，让我开。她可真放心我！
我们在教练场时，学员开的最高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二十公里。在教练场上，要求开得慢，是安全起见，如果把这个速度拿到公路上跑，甚至是高速公路上就不太行得通了。我就是以在教练场上的速度上的路。最先引起公愤的是车内的两个家伙。一个是伊水的小叔子尤满，他和我比，是老司机，伊水让他带我一个星期；一个是伊水雇的一个陕西青年廉壁森，他不是司机，但他跟了一年多的车，对车的情况和路面的情况比我熟。
尤满说：“你这个速度不行！在高速公路上，最低不得低于六十‘脉’（每小时六十公里），低于这个了，让警察看见，就得找你。”
坐在后面的廉壁森也给加“纲”：“太慢了！快点开呀！”
催我脚下用力，加大油门，就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了。两人轮流坐在副驾驶上，眼睛看着比我看得更远的地方，嘴里不时地蹦出两个字：“加速！”
在他们的催促下，我踩着油门的那只脚，恨不得踩到油箱里去。
妈妈说：“谁再让你开快，你就让他们来开！”
引起另一伙人公愤的是跟在我后面的司机。不管我开得多快，他们也嫌慢，喇叭声频频响起。为了给他们让路，我就把车开到了路边上跑。
尤满又说：“你往边上跑什么？那是人行道！你占了人行道了，是违章！你开的是汽车，不是自行车！你要上路中间上开！”
“我给后面的车让路呢。”
“你管他们干什么？他们爱按喇叭按去吧！你要看前面，别管后面的。他们要想超车，就让他们超！你管好你自己。”
开车和骑自行车是两股劲儿。
我又把车开到了路中，并不太管后面的车了。
我开着开着，就发现了后面的车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来的，“唰唰唰”地，像射出的子弹头，从我的左右两边跑到了我的前面。
我说：“我开得这么快了，他们咋还超车呢？”
尤满讥笑着说：“这还叫快？”
“比教练场上的快多了！”
“是，是比那快。但这不是教练场！”
在京顺路上，遇见了堵车。那些车根本没像交通法规上写的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而是一个挨着一个，有的前后就差半尺。我怕溜车，怕把人撞了，也怕撞了别的车，每停下来，都要把手刹和档挂上，与前面的车有一定的距离，稍离得远一点，就有别的车夹了进来。
尤满又说话了：“跟上！你这么走，什么时候能到家？别老是给人让！”
我只有跟上，像别的司机一样，紧跟着前面的车，离合和油门很怕踩错了。我们学车时，就有一个学员把油门当做离合踩了，把车开翻了。
又夹进来几台车，我后面的车像比赛一样按着喇叭。
堵了两个多小时，才顺畅了。我的脚踩得又疼又酸。
一辆车开了过来，与我平行时，一个人探出了半个身子，鼻子都快气歪了，向我狠命地挥着胳膊，嘴里像造反派似地喊着：“前进！前进！前进——”这辆车就像鱼雷一样窜出去了。
我的驾驶水平不光是令这些人愤怒，就连我的儿子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儿子虽然小，但他有修理车的天赋，而且一语道破，切中要害。当我打不着火时，儿子就拿个扳子，在电瓶上敲，还被他给敲好了。从这一点上，我就得出个结论：开车和修车是男人干的活，他们才是这方面的天才。
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肉夹馍（肉加磨）”，说我开车既肉，又磨。
男人爱指挥我，女人也爱指挥我，包括不会开车的伊水。她坐在车上，看着我开车，好象比我本人还着急。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她“闸——闸——闸——”地叫，叫得我像在夜里见着了鬼。
我说：“那不叫闸，那叫刹车。”我比她还懂得一点，我也该压压她的气焰了。
她不那么喊了，而是换成了“刹车”。
伊水的视力很好，一点五的，在进库房时，她让我从一辆车和树的之间开过去，她说她给我看着。
我说：“开不过去吧？太窄。”
“能过来，你开吧，我给你指挥。”
我说了几次“过不去”，她说了几次“过得去”，在她的自信下，我把车往前开了开。
她招招手说：“再来，再来，往右一点，往右，大了，再往左……”
只听“当——”的一声，我终于把那辆车给撞上了，那车的门子瘪了进去。
“我说过不去嘛！”
她用食指挖着耳朵，“看着能过去呀……”
这个“好”消息像长了腿，把车主招来了。
“怎么了怎么了？有你这么开车的吗？我的车招你惹你了？好好的，你就给我撞？你有没有本呀？咱们找警察去！”
正文 一一六
从我开上了这车，就怕警察。我开的是小面，按照规定，不允许拆座，不允许拉货，这两样我都干了。我也向伊水提过这个，我说咱们能不能不违章？能不能买个既能拉货的、又能拉人的车、还合乎规定的车？伊水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只能开小面。你说的那种是客货两用的，但是北京的很多路段限制这种车走。太好的车咱买不起。”
所以，我只能开小面，只要我开着它，就是违章。成天干着违法乱纪的事，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一看见警察，我的汗毛都会立起来，草木皆兵。廉壁森也不配合我，他像是挺盼着我出点啥事似的，越是有警察，他越想暴露目标，把他的大头伸过来，巴不得要把玻璃撞碎，好把警察招来。被警察逮着，少则扣一分，多则扣三分，一年就有十二分。超过十二分，还得收上去驾驶证，还得参加学习班。我常年在外面跑，常年违章驾驶，哪儿够扣的？
真是怕啥来啥，我把人家给撞了，理在人家手里，他真要叫警察，我也得由着他。
但我还是采取了挽救措施，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学的车，还没开上一个月呢，技术不行！你的车门子，我找人给修，咱们私了吧，只要别叫警察就行！”
我撞了人家，我就是孙子了。
这是我从迎阁处学来的，她是个美女，把人家的车撞了，就先下车，“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她的运气很好，被撞的司机都是男性，看她长得迷人，态度又好，火就全下去了，只说了一句“是个女的”，就不计较了。如果碰上个女的，她的那招灵不灵，就难说了。
我长的不太美，所以，就得多下功夫，腰要弯得深，头要点得勤，恨不得眼泪鼻涕全出兵，再扇自己两个嘴巴子，做足了奴才相，才不至于招来警察。
我的至诚感动了那位司机，他说：“行了行了！我看你是个女的，就不叫警察了。你给我把车修好吧。”
别人的指挥，可不能全信了，要自己看，亲自考察，前前后后的地形看准了，再走。
我学的交规是书上的，有的学了，印象也不是很深刻；还有的交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在不断地修改、补充。所以，我开车时，也会违反了它们。没有被警察碰着，算平安；碰着了，算倒霉。我对有些知识的掌握，是从警察那里学来的，当然，我也交了罚款，还被扣了分。这样的学习很牢固，可长记性了，出过一把事，就不忘了，更加小心了。
为了甩掉“肉夹馍”的恶名，我提速了，在高速上，最高记录开到了每小时九十公里。他们不是让我开快吗？我开个快车给他们瞧瞧。
可下了车，尤满就向尤湖和伊水告了我的状，说我开的太快了。我也不服，啊，我开得慢不对，开得快还不对，你们到底让我怎么开？
伊江当过修理工，也是老司机，他知道了我开快车的事，便向我、也向那帮人说：“刚学车的人，不能开得太快，头一年，不能超过六十脉，速度一定要在你能掌握的范围内。如果开得快，就容易出事，地下的一快小石头，都能让你翻车。”伊江这个高手也把车开翻过，在高速上，轮胎暴了，一车货和人全倒了，人没受伤。
再没人逼我开快车了。
我的那起事故传得很开，也挺丢人的，我发现我挺烦廉壁森的，就是他给传的。其实，我和他是一样的心理：都爱盼着别人出事。我认识的人出了类似的事故，表面上，我也要去安慰人家，心里却在说：该！咱们半斤八两，彼此彼此了！
表面上搞一套，背地里搞的是另一套，可气不？
一年以后，我的驾驶技术熟练了，车速自然提了上来。两三年以后，我也不怕警察了，真被他们逮着了，也能辩论了。如果不违章，警察也不会找麻烦的，交通秩序的维持，也得靠他们。
我的驾驶证又被警察收走了，原因是我轧实线了。
“警察同志，你不能再给我扣分了，我就剩两分了，你再扣，我下半年就……”
“你违章了。”
“是违章了。罚钱吧，你说多少，我给多少。”
“有规定，我们不直接收钱。”
“那你要什么？”
警察瞅了瞅正热着的骄阳，说：“你给我买两瓶水吧。”
“这好办！”我从兜里抽出二十块钱塞给了他，“你自己买去吧。”我顺手把驾驶证从警察的手里抢了过来，“拜拜——”
这么发展下去，我离土匪也不远了。
警察说：“多了多了！用不了这些……”
警察在后面追着我，他的脚还崴了，一瘸一拐的，“那位女同志，你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
警察笑，我也笑，围观的人也笑。警察的那只脚可把我救了，他追不上我了。
正文 一一七
还有一次，我刚被警察扣了三分，罚了二百元。又被一帮穿制服的人给的堵着了。
一个人问我：“你拉货了？”
“拉了。”车都下沉了，我撒谎也没用。
“你往哪儿拉？”
“有个顾客想要书，让我们给拉过去看看。”
“你有搬运证吗？”
“什么搬运证？”
“拉货得办搬运证。”
“还得办证？”
“你扰乱了营运秩序。”
“我一个人能扰乱了营运秩序？”
“罚款三千！”
“三千？！”我一蹦三丈高，“怎么是三千？！”
“这是规定！”他拿过来条例给我看。
“我刚被罚过。”
我把警察给我开的单子拿出来给他。我听伊江说，如果警察刚罚过，要把单子留好，别的警察再抓住你，他们看到了你的罚款单，就不罚你了，能管半个月。
“你们刚罚了，怎么还罚我？”我说。
“我们和他们是两个部门。”
“你们不是警察吗？”穿制服的多了，我也分不清都是干啥的了。
“不是。”
“你们是啥？”
“路证。”
“路证的咋也来管我？”
“我们就是管车的！你带钱没？！”
“没带！我哪带三千！”
“把车开到指定的停车场去，带来了钱，再提车！你们别求人了，没有用，直接来找我们。”
我干了多少违法乱纪的事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伊水和伊江都在打电话找人，找关系，关系都托到部队里了。一个部队的干事来了，还带来个连长。干事是伊江的客户，每年要给部队配几万块钱的书。配一次，干事都让伊江多开票子，从中多得几千块钱。
干事让我们坐上他们带来的车，干事说：“这个事还得靠连长。我们连长的关系硬啊！”
连长摆摆手说：“哪里哪里。”
干事看了我和廉壁森，“你们经理来了吗？”
“没有。”
“这个事也得求人哪，不是连长管的，他也得托人。你们也说了不算吧？”
我说：“是。”
我和廉壁森是干活的，没有经理的派。
车又被两个人截下了，“哎呀连长，这么不好找你呀！下来下来，吃饭去，我们请你！”
连长也看明白了，我们这儿没啥油水，他下了车，跟他们去了。
干事说：“你们看，他走了吧。现在这个事，没等办呢，得先请人吃一顿哪！”
他给我们安排在部队的宿舍里，住了一晚。
伊江的一位朋友给送来了钱。
我去了路证的办公地点，我跟他们说：“三千太多了，你们能不能少罚点？”
“少罚点？”
“你罚我三千，我得两、三个月开不出资来！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罚……一千吧。”
“你是说，我交一千块钱就行了？”
“不行！你上停车场交完了停车费才能提车。”
停车费相对于降下来的这两千块钱，不是九牛一毛了？
我的一句话，倒把价格降下来了。
我和廉壁森去给一个单位的图书馆配书。按照指定的位置，我们趋车前往。
要说北京大嘛，一个地段的人也有指不出该地段的子午卯酉的。我们问了几个人，也没有知道的。廉壁森摸路，从不看地图，他是小学毕业了，初中没念，他说他看不懂地图，靠脑子记。他去过的地方，不用特意背，也能找到。
我刚开车时，基本上不记路，注意力全在车上，碰到路口，就问他：“快点，往哪儿走？”
廉壁森也很果断，用手一指，“给我往里扎——”
可是，好马也有失前踢的时候，有扎到沙子地里的，扎到泥地里的，也有扎到林子里去的，就这么几次错了，其它的都对了。我从不追究他的对错，因为我还不如他那两下子呢，他就更敢指挥了。
这把，我就扎错了，一脚油门，把车扎进了死胡同。
我问他：“还咋走？”
廉壁森猛吸一口烟，敌视着前方说：“废话！调头！”
我们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又撞进了另一条路，两边荒草凄凄，快没了人烟。
“廉壁森，咱们回去吧？”
“再往前走，你听我的。”
他的话音刚落，一栋楼房就展现在我们的前面——正就是我们要找的单位。
“廉壁森你真行啊！”我恭维了他一句。
“听我的没错吧？”他的肚子向前探了探。
我们问了保安，保安说：“图书馆在这个院子的最里边，你们顺着这条路走吧。”
我把车开到了里边，见到了我们认为的最后一栋，可它不是图书馆，是宿舍。
正文 一一八
一位颇有耐心的人给我们指点了迷津：“想找图书馆吗？你要先通过这个走
廊，上个楼梯，走一段平道，再下一个楼梯，出了门便是。”
“车能开进去吗？”我问。
“开不进去。两边都是围墙，堵死了。”
“我看见车了，那有。它们是咋进去的？”戴上眼镜，我的视力非比寻常。
“它们是从别的单位进的，那边有门。”
“你们单位的图书馆咋还在别的单位开个门？”
她耸了耸肩，未做回答。
“我们从哪个方向能进得去？”我又问。
“那边儿。”她向西一指。
“怎么开过去？”
“你要先从我们单位的大门开出去，再从那边绕，看见一个铁门，绕进去。”
我们的车上拉的书，就得按照车的路线走。
他们单位的图书馆和宿舍是怎么个关系呢？是先造的图书馆，还是先造的宿舍？院子里的空地有的是，先造的哪一个，不给图书馆留一条进车的路也说不过去呀！
我们绕了大半个圈，也未找到铁门。在我们心灰气馁之际，我们竟意外地发现了铁门，方向与那位女士指引的大致相同。
“开进去！”廉壁森说。
顺着这条路，我们一路顺畅地再次把车开进了死胡同，前方不但连人迹，连狗屎都找不到了。
正当我们商讨对策之际，听到了阵阵的喊声，由远而近。廉壁森做出了第一判断：“喊咱们呢！”
“喊咱们干啥？咱又不认识这儿的人。”
廉壁森下了车。
我从车上的后视镜看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也下了车，与廉壁森谈着，谈着谈着，就向我这个方向来了。
“谁开的车？啊？谁开的车？”来人问。
“我开的。”我主动下了车，迎了上去，“师傅，请问这里有图书馆吗？”
“哪儿有图书馆？！”
“那个单位的。”我向东指着。
“那个单位的图书馆怎么能跑到我们单位来？！你长脑子没？说，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找图书馆的。”
“谁让你们进来的？！”
“我们自己进来的。”
中年男人从和我们说话起，就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姿态，而且他和我的对话，使我想起了电影里演的进入敌区的特工，把那个场景放在和平环境下，就很搞笑。
“啊——你还笑？！”中年男人指着廉壁森。
不只是廉壁森在笑，我也在笑，只不过廉壁森比我先笑的，就把中年男人的注意力给引过去了。
我一看廉壁森的笑，坏了！那哪儿是笑哇，那分明是……
我帮各位分析分析他的笑吧。廉壁森的本意是：我们擅自闯入他们的单位，是我们不对，该我们陪个笑脸。可廉壁森所做出的表情极为差劲，他的心里不想笑，他的脸在被中年男人呛白了之后，你想想，还笑得出来吗？而他的脸却硬往笑里做，更为可恨的是，他的右嘴角连着鼻子的右侧的那块皮还斜向上挑了去。这是笑吗？这是讥讽！
廉壁森的“笑”激怒了中年男人，“给我交罚款去！”
“交罚款？交多少钱？”我还没听说进错了门要交罚款的。
“五十！”
“廉壁森，上车！”该我指挥他了，“咱们走！”我启动了车。
中年男人见势不妙，调头就往回骑。
“咱们跟他好好说。”廉壁森还能沉得住气。
“你看他像好好说话的样子吗？成心想吵架吗！眼看着快中午了，咱还没找着地方呢，他还罚款来了，凭啥呀？！”
我加大了油门，超过了中年人。到了门口，大铁门拦住了我们。
“廉壁森，你开大门去！”
廉壁森正要开门，中年男人也骑了过来，他把他的自行车横在了我们的车前。他朝我喊着：“下车！你给我下车！”
“廉壁森，把他的破车给我拿喽！”我坐在车里，发号施令。
“我看谁敢拿！”中年男人摆出了一副要玩命的架势。
“廉壁森，给我拿！”我也发出了狠劲儿，这场恶战势必要拉开了！
正文 一一九
“你下来！交罚款去！”
他不提罚款还好，一提罚款，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一个上午，啥事没办，还陪进去五十，回去没法报帐啊，冤不冤？我一天也挣不上五十块钱呀！“谁规定的罚款哪？啊？中央三令五申，不让乱收费、乱罚款，你不知道哇？！”我也修理起他了。
“我不管别的！这是我们单位规定的！交了钱，你再走人！”
“哪章哪条规定的罚款？拿来给我看！”
“给你看？就这么定的！交钱！”
“你说交钱就交钱了？！你咋那么不要脸呢！”人在气头上，是啥话都敢说的。
“我不要脸？你骂人，你骂人，我让你骂人…………”他气得在原地转了一圈。
“谁骂人了？”
“你刚才不是骂了吗？”
“我骂你啥了？”
他的手左指右指，指到了廉壁森，又觉不对，廉壁森和我是同伙。他又转了一圈，没找到能给他作证的人，“罚款！加倍罚款！我让你骂……你知道这是啥单位不？”
“啥单位？不就是几零几几工厂吗？”我没记住那个号。
“这是保密单位！”
“保密单位？哪写的‘保密’？我咋没看着？”
“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啊！”他点着立在一旁的黑板，从密密麻麻的字中指出了“保密”两个字，“看着了吧？交钱去！”
“我哪知道你这是保密单位呀？走错了，我再出去不行啊？”
“行！交了钱，再出去。”
交钱交钱交钱！除了“交钱”，他不会说点别的呀？“难道人错了，就不给改正的机会吗？”
“你别给我扯那个！”
我的嘴唇和下巴有点抖了，这是被他气的。我不能让它抖，我必须坚定，不能让他看出我囊。“你敢保证你都对吗？你敢保证你一生中没犯过错误吗？非得罚款吗？难道罚款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吗？伟人还三七开呢，何况你我一介草民！”
“你尖尖啥你尖尖？”
“我尖尖啥了？我怎么尖尖了？”
“甭跟我废话！上二楼财务那儿，交钱去！”
“我们进来时，也没人拦着呀！”
“没人拦着，你就敢进哪？！”他把一块木板翻了过来，“看见没？‘未经许可，不得入内’，你还说啥？”
“我们进大门时，你在哪儿呀？你也没在门那儿呀！你干啥去了？”
他有些心虚，“你……你管我干啥去了呢！”
再强大的人，也有他的弱项。我抓住了他的把柄，“你作为保卫人员，不坚持你的岗位，你这叫擅离职守！”
“我在这儿了！”
“我们进来时，这儿根本没人！里边要不是死胡同，你还能追上我们呀？有秘密也早泄露出去了！你这叫严重失职！”大帽子给他扣上了，看他还往哪儿跑！
“我……我不和你说了！我说不过你，行了吧？你给我交钱去！”
“交了钱，你就能保证秘密不泄露了吗？”
“我不管！不交钱，你别想从这儿走！”
我们走不出去这个门了？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上班的人怕啥？怕的是自己的不良表现捅到上司那儿去，啥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找领导，当领导的要你们干啥？
我和他沟通不了，于是，我使出了杀手锏，“你们领导呢？我找你们领导！”我是成心想砸他的饭碗了！
“你……你还找我们领导？……我们领导是你随便找的吗？！”
“我们怎么不可以找？”
“你……你找他们干啥？”
“我找他们反映情况，请他们评理，解决问题！”我的话像是炒锅里的蹦豆，嘎嘣嘎嘣的，煞是好听。
“我们领导多了，你找哪个？”
“哪个都行！”
“不在！我们头儿不在！”
“大的头儿不在，小的也行！我就找直接……”我想说“管你的”，又改了，“领导你的。”
“不在！”
“财务室呢？我找财务室的人，让他们给反映反映。”
“找财务室？都不在！”他恨不得把我塞进地逢去。
“好！时间有的是，我等着他们！”
他见我真要等下去，倒心焦了，“你交了钱吧，交了钱，就让你走。”
“我们没有五十块钱！”
“二十也行！二十总该有吧？”
“二十也没有，我没带钱。”逮着他的要害，我还不乘胜追击？丫的，杀他个片甲不留！
正文 一二0
廉壁森见我占了上风，也钻了空子，以调节人的身份出现了。只见他抱着中年人的双肩，往一旁推着，“大哥，你别跟她说了，她一个女人……”中年人的自行车也被廉壁森顺势抬走，大铁门也打开了。
中年男人在嘴上说些“当仁不让”的话，行动上却没做任何阻拦的举动。
我大大方方地把车开到了川流不息的大马路上。
临下班之前，我们找到了图书馆，管理人员问：“不好找吧？”
我说：“不是一般的不好找，是非常极其特别的不好找，快掉进迷宫了！”
“头一次来的人，一般都找不着，我们派个人带路才能找到。你们还真不错，自己找到了。”
啥叫“保密单位”呀？这个图书馆才叫保密单位呢！
我们卖书卖到最后，总是陪钱，连费用都挣不出来了，伊水仍然给我们开了工资。坚持了两个月，她有了想转行的打算。
老家来了个老乡，姓司马，我们叫他小司马。伊水当年来北京时，就是投奔小司马的爱人。现在，他无事可做，又来投奔伊水来了。
伊水决定上一个项目：做盒饭。有个食堂做盒饭，每天中午能订出几千份。伊水给算了一笔帐，按照对半利，一份能挣三块钱，几千份是多少钱？一个月呢？一年呢？做盒饭还不像我们卖书，同样的一本书，一般的读者只能消费一次，再不买了；而盒饭不是，顾客吃好了，还可以重复消费，今天吃，明天还吃。有稳定的客源，就可以坐地收钱。
伊水从报纸的广告中招来了一个厨师，这个厨师的技术应付盒饭是没问题的，关键是销售，我们上哪去卖？
北京的地坛书市正开着，伊水说，咱认识好多卖书的，去那儿定去。
我们装了少半车的盒饭，把车开到了地坛的外面停好。订出的一部分送出去了，还有一部分没有买主。我们几个全部出动，个把一区，挨个摊位定，把剩下的全买出去了。
伊水的信心很大，说这样发展下去，咱们有望。
又连着做了几天，顾客的意见却越来越大，而且还都是来自熟人、亲戚的。最有代表的是邢蝶，因为是我给她送的盒饭，她就向我说，“你看你们做的盒饭，难吃呀！你还做什么肉吃，你做雪里蕻炒豆哇，多好吃！明天做这个，我最爱吃这个菜！你们给的饭也太少了！就半盒！”
“我们在家里装的是满的，到了地方，压下去了。”
她不听我的解释，“像我弟弟的饭量，哪够吃呀！他得吃三盒、四盒！明天，男的再给搭一盒吧！米也不好吃，你做二米饭哪！掺小碴子，多好吃！茄子，我是最不爱吃的了，以后别做茄子了……”
她不断地重复着说，像在与我吵架。
她说完了那些话，像没事了一样，上车时又叫我：“大姐，上前面坐呀，挨着我坐。”
“我可不挨着你坐！我惹不起你，躲着你吧！”
“大姐，生我气了？你别生气呀！我说的那些话，你当我没说。”
邢碟惹得我不痛快，我也惹得她不痛快。
伊水听我说了经过，她没有怨我，而是在电话里向邢蝶说：“我姐说话有点冲，你别怪她啊！我们做盒饭也没挣钱，肉哇，米呀，我净挑好的买的，成本挺高，又订不出去多少，顾客的口味还不一样……”
邢蝶说：“没有没有，我没生气。”
“明天你们还订不订了？”
“订啊！咋不订呢！书市这几天就定你们的了。”
同邢蝶相比，我倒显得很小气了。听不得别人的批评，别人说不好听的，我就不乐意。
邢蝶说：“我这个人吧，太直了！小韩和我说了她的意见，我就说出去了。人家装枪，我就放，以后我可不这么傻了！”
小韩是我们家的拐弯亲戚，她不好直接对我们说，就跟邢碟说。邢蝶的性子急，“当当当”地就说出来了。
从我和邢蝶吵了架，她的一家子对我就有意见，包括她的公公，不和我说话。过后，我也想通了，也不全怨人家，别人提的意见，有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餐饮这一行，我和伊水都不懂，都是外行，伊水的钱花了不少，还不见效益。众口难调，你想吃的，他不想吃。
冰要消，雪要融，再见到邢蝶的家人，我就主动和他们说话，主动上前打招呼，大家也都缓和了，记恨不那么深了。但是我和邢蝶之间不会像从前那样的关系了。
正文 一二一
小韩几次给我们的直系亲属打电话，说我们卖盒饭要她的钱了，挣她的钱了。这话最后传到了我这里，我没有跟伊水说，伊水的脾气是沾火就着，她会直接找小韩去说的。我不想把事态扩大。小韩和邢蝶比，我更欣赏邢蝶的性格，虽然与我没有亲属关系，但邢蝶很公开，她有什么说什么，不像小韩，有话不当面说，自己不得罪人，让邢蝶去说，又向亲戚告状。这样的亲戚有时还不如朋友。
我们请的厨师是离婚的，在他从伊水那了解我的情况后，对我就格外地好，问我爱吃什么，想吃什么，他给做。他还让我的孩子也去，说他给孩子做好吃的。他的形象我看不入眼，就没搭那茬儿。我还是想找能让我有感觉的人。爱，像婚姻中的盐，像作料，没有它们，炒出来的菜不会好吃。
我们做了十几天盒饭，从早忙到晚，最后那天，卖出一半，剩了一半，天太热，拉到家里，饭已经馊了。伊水灰心了，给厨师开了一个月的工资，宣布这个项目下马。
伊水又找了一个项目，做朝鲜咸菜。由她出钱，让我的表妹紫牵到东北老家去学这项技术。
我们参加了一个展销会，但是效果并不好。
我和旁边的一位卖布的说：“这次的展销会差劲透了！”
“非典嘛！”
“非典跟咱有啥关系呀？”
“都在家呆着，谁出来呀！这种大展，我参加多少回了，哪这样过！你抬头看看，除了咱们卖货的，有几个人？”
整个场内冷冷清清的。
我们的摊位前，来了一个保安，在干燥、闷热的天气里，他的样子比较乍眼。
“你戴个大口罩，不热吗？”我问他。
“怎么不热？不戴不行啊！要不队长不让出来。”
“不致于吧？”
“那个楼里，因为非典，死了俩人了！”
“啊？死人了？！”
“那可不！”
“传染吗？”
“传染！说话时喷出来的唾沫星子都传染！”
“真得注意了！你的口罩在哪儿买的？我也想买几个。”
“我这不是买的，是借的。”
“哪有借口罩的呀？”
“我没有哇！这是我的一个哥们的，我出来买一个，再还给他。”
正拿着报纸看的廉壁森说：“撤了一个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的党组书记。”
“因为啥呀？”我问。
“非典。”
“你给我念念。”
他断断续续地念了下来，对个别不认识的字，用“啥”替之。“这还有一个，取消‘五·一’长假了，‘避免人群大面积流动和疫情扩散’。”
“你说，中央下的这个令，是不是说非典挺严重的了？”
“那还用说！我要是得了非典哪，我就到大街上跑，见着好看的姑娘，捧起来就亲！”
他的后背遭到了来自他老婆的一记重拳！
廉壁森笑着，仍然说了下去：“谁让她们长得漂亮了！追她们的人多，我让她们个个得非典，传染得快！”
非典真那么严重吗？
当晚，妈妈见到我说：“伊依，咱们小区也有得非典的了！”
“啊？咱小区也有了？！”
“九号楼和十四号楼的。”妈妈的眼神里有恐慌、严肃和镇静。
“十四号楼？伊水住的那个楼？”非典离我们近在咫尺！
伊水家租的是一室一厅，她生了孩子后，家里比较窄。伊江在该小区里租的是两室一厅，我和儿子就都搬到弟弟家了，与妈妈住在一个屋。
妈妈说：“你赶快给伊水打电话，告诉她别瞎走了！”
“咱小区得病的是啥样的人哪？”
“我刚听说。九号那个楼的，一家三口全得了！”
“可了不得！这非典是从哪疙传过来的呢？”
“有的说是从广东传过来的，有的说是恐怖分子放的毒。”
“真是他们干的吗？”
“国内、国外的都传，谁知道真假呀！你马上下楼买六瓶醋回来，广东那边儿，一瓶醋涨到五十多块钱了！”
“吃得了那么多的醋吗？”
“消毒用。你买时，打开一瓶闻闻，酸不酸，别买假的。从今天起，淘气儿和伊望要天天洗澡，一天都不能落！”
“大姑抱我！大姑抱！我不洗！不洗！我不洗澡！”小侄儿把我当成了挡箭牌。
“不洗不行！这都什么时候了！啊？！宝宝儿，奶奶抱，洗澡去火，消毒。”
“不洗！大姑抱我！”伊望抓住了我的衣服，攀上了我的脖子。
我说：“妈，他不爱洗就别洗呗，弄得他吱哇乱叫的……”
“你懂个啥！一天不洗澡，火得多大呀！得了病咋整？！他爸、他妈不在家，负得起责吗？！”
伊江和弟媳去外地买书了。
正文 一二二
我和伊望都老实了，伊望知道躲不过去，也不再支“黄瓜架”了，抽抽嗒嗒地被妈妈抱进了南屋。没过几他钟，房间里传出了伊望童真的笑声和欢快的戏水声。
到底是孩子，想哭则哭，想笑则笑，可以自由地渲泄和释放，不受任何约束，我们**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伊水叫我，她说：“姐，咱别在一棵树上吊死了！展销会上，那点儿货底子能甩多少甩多少，不指着它了。你带着廉壁森，上河北的这个大学去卖，我和他们说好了。”把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我。
九点多钟，我们到了那所大学地点。正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外来车辆一律不许入内。
我们又绕到了偏门，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迎了上来。
“大爷，我们想进去。”我说。
“对不起，今天不行。”
“我们约好的。”
“那也不行。”
“……我们把车放这儿，人先进去行吗？”
他盯着我们的车牌子，“京C……你们是从北京来的？”
“是。”
“从北京来的，更不能让你们进了！”
“为什么？”
“非典。”
“我们没得非典哪！”
“上边规定的，学校戒严了！”
“学校还戒严？天安门广场那儿老戒严，还没听说学校戒严的。”
“文化部和卫生部的两个部长在这儿检查呢。不让外来的车和人进来，尤其是北京来的。”
“什么时候能让进哪？”
“说不好，这几天是不行。”
倒霉，白起个大早了！
我们返回了家。没等我歇过乏来，就有人敲门。
来人自我介绍着说：“我是你妈的朋友，她和我学过拔罐儿。”
“啊——阿姨您好您好！我听我妈说过，您请坐。”
别的北京话我学得不怎么样，“您”字学得根深蒂固。
我现在说话都串味了，东北话里夹杂了北京话，还掺了点陕西方言。廉壁森的陕西话里也掺上了东北话，他上外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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