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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王彦章的勇武让李存勖对他也很害怕，当初，李存勖听说王彦章被任命为招讨使，就赶忙领兵从魏州往黄河沿岸去准备迎击王彦章。到时德胜南城已经被王彦章攻陷。可见王彦章用兵速度之快。李存勖曾经说：“此人可畏，应该避其锋芒。”有一天，李存勖领兵进逼潘张寨，由于军队隔着黄河，不能救援，王彦章就抄起铁枪上了船，大声命令船夫解缆绳立即开船，贺瑰拉他也没有拦住。王彦章一人过了河，单独去救援。李存勖听说王彦章来了，领兵就退走了。王彦章的骁勇善战由此可见一斑。
后晋高祖石敬瑭称帝后，为嘉奖王彦章的忠勇，下诏赠太师荣誉之职。又派人寻找王彦章的子孙录用为官。
时世造英雄，但时世也能毁掉英雄，王彦章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朝廷有奸臣败政误国，军中又有监军掣肘干涉作战，加上其他将领不以国事为重，反而为私欲排挤忠臣良将。在这种环境里，即使诸葛亮再世，恐怕也未必能力挽狂澜，最终也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落个让人惋惜、扼腕于路的悲剧结局。
收三千里河山，高丽太祖－王建
公元九世纪初，立国已经900余年的新罗王朝王权衰落。随着“安史之乱”以后唐的日益衰败，新罗的统治同样陷入了危机之中。
新罗经历了“弓福之乱”后，在公元880年新罗王朝中心金州迎来了个回光返照的“城中无草屋”的兴盛期以后终于无可奈何的衰落下去了。公元887年第五十一代真圣女王即位，这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经十分微弱了。
同大唐的衰落原因极其相似，以元宗、哀奴起义为开端，农民暴动再掀起**，各地地方豪族势力乘机纷纷自称将军、城主，凭武力据地设置独立的权力机构，新罗王室所领被不断的蚕食，最后只相当与以金州为中心的一个地方政权了。
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甄萱与弓裔脱颖而出，剪除了其他势力与新罗平分天下。甄萱，尚州农民出身，军人起家。他最初不过是一介步卒，后因累积战功而被新罗朝廷拔擢为将军。他在朝鲜半岛西南沿海地区积聚实力，准备举兵。真圣女王六年（公元892年），甄萱乘农民起义之机起兵，纠集一群亡命之徒袭取了武珍州（全罗南道光州），后又据完山州（全罗北道全州）自立，初时号称“新罗西面都统治指挥兵马制置、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使兼御使中丞、上柱国、汉南郡开国公”等，公元900年称王。声称要复兴被新罗所灭的百济，定国号百济，史称后百济。
弓裔，公元899年起兵自立之初，自称新罗王室出身，乃宪康王之庶子。孝恭王五年（公元901年），弓裔放弃正统，在开城建都称王，声称复兴高句丽，定国号高句丽，史称后高句丽。公元904年改国号为摩震，独自建元。公元905年迁都铁圆（江原道铁原郡），复改国号泰封。随即向新罗展开激烈攻势又出兵北方，更从海路南下袭百济后背，一时间所向披靡，锐不可当。但弓裔的统治没有一点仁政的味道。他因为仇视新罗，就试图杀死所有的新罗人。弓裔利用佛教来维系自己的统治，他自称弥勒佛，头戴金帻，身披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以季子为神光菩萨。他曾经自述“佛经”二十余卷，其中全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歪理邪说。有僧人释聪批评弓裔所授皆为“邪说怪谈”，弓裔听说以后，立即将释聪逮捕，用铁锥活活打死。和世界上一切暴君一样，弓裔对自己的部下百般猜忌，有许多人因为他的无端怀疑而被诛杀。为了震慑人们的心理，弓裔宣称自己具有洞察别人内心世界的神力，结果搞得他的部下人人自危。弓裔的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了他的垮台，从而使他的心腹大将王建登上了朝鲜的历史舞台。
王建字若天，松岳郡（京畿道）人，生于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王建在弓裔部下累任松岳城主、铁原太守，因战功而成为弓裔的最得力的将领，统率西南海域的水军，实力渐增。关于王建的出身，史籍上众说纷纭，不乏疏漏。《高丽世系》一书记载了高丽时代流传的许多关于王氏祖先的传说。此书略云，太祖王建之先名虎景、自称圣骨将军。虎景生康忠，康忠有子宝育，天资慈惠，入知异山修道。宝育之女配唐贵姓，生作帝建，作帝建晚年居俗离山长岬寺，常读佛典卒。作帝建之子曰隆建，即世祖而太祖之父也。时桐里山有道誢，与世祖相见如旧识，同登鹄岭究山水之脉，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筑松岳之新第，预言将一统三韩，诞生英主云云。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出自高丽毅宗王时金宽毅的《编年通录》，是后人的假作。据《松京志》云：《丽史》论曰，金永夫、金宽毅皆毅宗朝臣也。宽毅作《编年通录》，永夫采而进之。其剳子亦曰宽毅访集诸家私畜文书，其后闵渍作《编年纲目》，亦因宽毅之说。独李齐贤援据《宗族记盛源录》，斥其传讹之谬。齐贤一代名儒，岂无所见而轻有议于时君世系乎？（中略）《太祖实录》乃政堂文学修国史黄周亮所撰也。周亮仕太祖孙显宗朝。太祖时事，耳目所及，其于追赠，据实书之。以贞和为国相之配，以为三代而略无一语及于世传之说，宽毅乃世宗时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余年，可舍当时实录，而信后代杂出之书邪？（《松京志》卷七）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王氏源于开城西面的礼成江下游的礼成港。这里在八、九世纪时是一个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一个商贾云集的都会，朝鲜半岛前往中国大陆的贸易就是以此为起点的。现在估计王氏原本是依靠贸易起家的巨商，其后逐渐壮大为开城地方颇有势力的豪强。王建的父亲王隆建控制了开城并将其作为据点，公元896年王隆携子王建归附了弓裔，此后的王建便成为了弓裔部下的得力干将。新罗景明王二年（公元918年）弓裔部下军官起事，王建的心腹骑将洪儒、裴玄庆、申崇谦和朴智谦驱逐弓裔拥戴王建为王（弓裔在出亡的路上被杀）。《东国通鉴》卷十二并《高丽史…太祖本纪》云，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建宫阙。王建同样自称为高句丽的后继者，定国号为高丽，定年号为天授。至此，朝鲜半岛后三国的局面正式形成了。高丽与后百济迅速陷入了对峙与战争中。
公元920年（高丽天授三年）王建首先向新罗景明王发出联合的信息，向新罗聘使，同年，甄萱攻陷新罗西部的大耶城，进军高丽南端的进礼城，新罗向王建求救。随之开始了长达16年的统一战争。战争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形成了拉距，双方都积极的向外界寻求援助。公元922年百济遣使日本希望日本加入半岛的战局，但日本回绝了。于是甄萱又入贡后唐，换取了“持节都督全武等州军事行全州刺使海东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等事百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检校太尉兼侍中判百济事”。此外弓裔早在公元900年刚刚称王时就向吴越派遣了使节（实际上公元896年他就向当时还未称王的浙东节度使钱鏐派遣过使节）。但后百济的外交活动并无助其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当时的中原王朝本身的实力就很有限，所谓的封号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江南割据政权的力量就更弱了。）
公元926年，高丽与百济之间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决战。9月后百济直取金州，10月城陷，城陷之时，景哀王正与妃嫔游鲍石亭、摆曲水宴，结果俱为百济兵所获。王建亲自领兵赴援，大败而归，王建仅以身免。景哀王自尽，甄萱虽然取胜，自是付出相当代价的，于是12月甄萱主动向王建提出休战。王建于翌年3月表示同意。甄萱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加紧整军备战，获得喘息的机会。5月起在庆尚北道北部，忠清北道南部再开战端。公元929年后百济在庆尚北道势如破竹，进展迅速。同年甄萱又一次向日本请援，又被拒绝。
从公元930年开始高丽展开了反击，这一年王建在古昌郡大破后百济。公元933年王建遣使入后唐朝聘，得封为高丽国王。同年，王建废自立年号“天建”，开始采用后唐所赐的年号“长兴”。得到中原王朝册封的王建获得了正统的名义，得以名正言顺的取代新罗统一半岛。公元934年，高丽大军南下忠清道，甄萱再次以“和亲”为名向王建提出休战的请求。当时，军中诸将大都以为甄萱势孤请和，进言王建允准“和亲”，惟独老将瘐黔弻力言不可不战。王建采纳了瘐黔弻的意见，派遣精锐骑兵数千，奇袭后百济军，大获全胜。高丽在运州取得了对后百济决定性的胜利，熊津以北之地尽入高丽。
公元935年后百济发生内乱，甄萱长子神剑联合二子良剑和三子龙剑幽禁其父于“金山佛宇”，弒杀被甄萱立为储君的四子金刚，自立为王。公元935年夏六月，甄萱带着最小的儿女“奔罗州，请入朝”，向老对手王建俯首称臣。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对于这一事件《高丽史》中有一段记载：“冬十月壬戌（10月30日）新罗王金傅，遣侍郎金封，请入朝十一月甲午（12月1日），新罗王率百僚发王都，士庶皆从之。香车宝马连亘三十余里，道路填咽、观者如堵。沿路州县供亿甚盛，王遣人问尉。己未（26日），罗王上书曰：‘本国久经危乱，历数已穷，无复望保基业，愿以臣礼见！’不允。十二年辛酉（29日），群臣上奏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一国二君，民何以堪？愿听罗王之请！’除新罗国为庆州。”这里所记载的是新罗末王敬顺王金傅向王建臣服的史实。9年之前朴氏出身的景哀王为甄萱所杀，后百济王在金州烧杀抢掠之余并未灭亡新罗。他将金氏王族后裔金傅扶上了新罗国王的宝座，身为傀儡的金傅眼看国土日窘、仅剩金州一隅，决定向王建臣服。他的儿子反对道：“当与忠臣义士谋，收合民心以死守国。”（《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然而，新罗的江山毕竟已经无可挽回，不过臣服后的金傅和新罗的王室还是受到了王建的礼遇。王建将长女乐浪公主许给金傅为妻，封金傅为乐浪王仍以新罗旧都庆州交其治理。
公元936年夏六月后三国的历史在一件戏剧性的事件中划上了句号。甄萱主动向王建请兵去讨伐自己的三个不孝子，他说“愿仗威灵，以诛贼子”（《高丽史…太祖本纪》）。王建当然不可能错失良机，他与甄萱“亲率三军赴天安，进次一善。神剑率文武官僚出降。得逆臣能奂，数罪诛之。”（《东国史略…高丽纪》）老子打儿子来成全别人的天下，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史的舞台上也是罕见的。不过王建以神剑“为人所胁且归命乞罪”将其赦免。不久以后，甄萱“忧懑发疽，数日卒于黄山佛舍”。王建将良剑和龙剑流放晋州，不久便将二人杀死。同时任命甄萱之婿朴英为规爵佐丞，以示对甄氏的怀柔之意。
统一半岛之后，王建面临着两大难题的考验：对内如何巩固高丽王朝的统治；对外如何面对新近崛起的强邻——契丹。王建参照泰封、新罗和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为新兴的高丽王朝初步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架构。高丽置三省：内议、广评和内奉省，其中又以广评省的地位最为重要。广评省下辖选、兵、民刑、礼、工六官，分管国家的各种事务，可以说是高丽王朝的中枢所在。高丽的最高军事机关为循军部，军队由从自耕农当中征发的府兵组成。此外，驻扎在都城开京的六军，具有禁军地位，直接由国王掌握。从高丽王朝朝廷的结构来看，它在表面上完全承袭了中原隋、唐帝国的中央集权利制度。然而表面上的类似无法掩盖高丽王朝和中华上国社会基础上的巨大差异。王建所建立的高丽王朝归根到底是在地方豪族支持下建立的（其实王建的家族也是众多豪族中的一员），高丽王国的统一程度是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的。
地方豪族势力的兴起和新罗后期各地军镇的建立有着直接的联系。新罗朝廷设置军镇是为了扼守战略要冲以保卫国土，前期军镇主要设在北部边境以防御渤海国。但是随着海贼的骚扰对海上贸易的威胁日益严峻之后，新罗朝廷开始在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一系列的要塞。张保皋（即弓福）镇守的清海镇、位于今日南阳的官城镇和江华岛上的穴口镇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三镇。和张保皋一样，这些镇将所掌握的武装大都是以其家族成员为核心的私兵。他们在事实上世世代代控制着远离京城金州的大部分新罗国土，这些地方望族在他们的地盘上广筑城池，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城主”。这些城主大都以官军的名义驻扎一方，并从自己的‘属民当中征募士兵，所以在史籍中他们往往被称为“将军”。城主的社会背景是复杂的，张保皋那样起于草莽的自不待言，有些城主也是从具有京城贵族背景的人中产生的。这些金州的贵族有些出身于真骨贵族、有些则出自身份较低的六头品，他们因为犯罪或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逐出了京城。不过，更多的城主则是在地方上的豪门望族。有势力的家族把周围的土地和百姓置于自己的控制后，大大的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这两类城主逐渐代替了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王建的统一标志者王朝战争的结束，但是地方上的城主们和他们的城寨依然保持着独立和半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和后三国时期并无区别。早在王建登位之初，就有许多豪族前来依附，据《高丽史》太祖十三年二月乙末条记载：“是时，新罗以东沿海州郡、部落皆来降。自溟州至兴礼府、总百十余城。”这些豪族的归附对于当时力量较弱的王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因而在他定鼎天下之后，是不能不加以回报的。此外，那些跟随王建出生入死的将领们在地方上的权势是受到朝廷认可的，太祖在地方上的统治还得靠他们的维系。为了安抚地方的豪族，并将他们纳入王朝的统治体系，王建采取拉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地方豪族连姻的策略，是为了巩固王室和豪族之间的关系，促使在他们为了高丽政权的强化、社会的安定上作出贡献。王建和全国二十多个大族有姻亲关系，比如贞州柳氏、平山瘐氏和朴氏、广州王氏。另一方面，王建按照地方豪族对王朝的功勋、他们多领城邑的大小、多寡，将全国大小豪族的领地相应的设置成府、州、县，执掌这些府、州、县的官员依然是原来的豪族，这样一来他们就被王建纳入了高丽的国家机器中，高丽的郡县制由此而来的（高丽的地方政区设置沿袭我国的唐朝，包括道、府、州、郡、县这五级，王建时代府、州、郡、县仅仅是一个开端，至高丽成宗十四年（公元995年），地方政区的设置才告一段落）。尽管王建想方设法笼络地方豪族，他们仍然不愿安分守己（王建政策的本身也有从容豪族的缺点），王建死后两年就爆发了“王规之乱”，差点没颠覆高丽王朝，这场叛乱宣告了王建怀柔策略的失败。
如果说在对待国内豪族的问题上，王建采取了怀柔和推恩的策略，那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建在朝鲜半岛的北部积极进取的战略。在王建经略北境的全盘战略里，平壤的重要地位是值得一提的。自公元668年被唐军攻破以后，平壤逐渐荒废，王建以防御女真侵扰为由将平壤升格为西京，派遣从弟王式廉为长官驻守。在高丽王朝的早期，西京平壤的长官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只需要对国王本人负责，其部下官员的任免完全由长官自己决定。与此同时，王建采取了移民实边的策略，将大量的人口从半岛的南部迁往北部。王建的这些措施增强了高丽北部的边防力量，大大拓展了国土面积。
高丽太祖天授八年（公元925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兴兵灭亡渤海国，并以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在渤海故地建立了“东丹国”。到公元928年，由于契丹用兵中原的需要和渤海遗民的不断反抗，“东丹国”被迁移到了辽东，一时间广袤的渤海故地成了无人过问的空地。渤海的灭亡，使高丽与契丹的关系迅速紧张，契丹与后百济的盟约更使王建不能不有所防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丽开始主动的吸纳渤海的遗民，自天授十一年（公元928年）三月“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户来投”起，渤海人便源源不断的涌入了高丽境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天授十七年（公元934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四年后“渤海人朴升以三千余户来投”，景宗献和王四年（公元979年）“渤海人数万来投”。公元942年，契丹再次遣使高丽为修复国交做最后的努力，结果失败。据《高丽史…太祖世家》所载：“壬寅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轸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于万夫桥下，皆饥死”。于是，高丽与契丹的关系彻底决裂。与此同时，王建经略北边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到他统治的末期，高丽的北境已经远及今咸境南道的永兴和清川江的南岸，疆域大大超过了新罗。
高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佛教的兴盛，这一点和独尊儒术的李朝是截然不同。既然提及高丽佛教，太祖王建对佛教的热忱是不能不提的。据《东国通鉴》卷十儿并《高丽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造宫阙。又建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十寺于京内，此乃高丽官办寺院之始。纵观王建一朝，他在全国各地广建寺院、佛塔，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开京内所立之七层宝塔和平壤所建之九层宝塔。王建推崇佛教的原因，除去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外，也有维系国家稳定的考虑。李齐贤所撰之《开国寺重修记》中记载：“天授十八年，太祖用术家之言，造开国寺，募卒伍为工徒，破戈盾充结构，所示偃兵息民也。”由此可见，王建利用宗教为己所用的用意。晚年的王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白云山内院寺事迹》有云：“太祖敕诸州，建丛林，设禅院，造佛造塔，凡至三千五百余所”王建此举，如果不是出于真诚的信仰，是很难做到的。
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高丽太祖王建薨，年六十七。王建传给惠宗义恭王遗训十条，兹抄录一二如下：
其一曰，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揭，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
其二说，诸寺院皆道誢推占山水顺逆而开创。道誢云，吾所占定外，妄加创造，则损薄地德，祚业不久。朕**后世国王公侯、后妃朝臣，各称愿堂，或增创造，则大可忧也。新罗之末，竞造浮屠，衰损地德，以底于亡，可不戒哉？（《高丽史》卷二）
可见，王建对于佞佛事的危害并非没有认识，但是他的后世子孙终究还将为此付出代价。不过，王建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因为这位文武双全的好国王安息了。
力拒后唐，定西夏根基－党项李彝超
党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属于西羌诸部之一，又称党项羌。原居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后来生息繁衍，逐步向周围扩展，于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相继归附隋、唐王朝。从7世纪中叶开始，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向西北方向迁徙，各部分散居于广大的西北地区。
唐朝初期党项部落主要分布在：“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南杂春桑、迷桑（今青海省南部）等羌，北连吐谷浑（今青海省北部），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在辽阔的草原上，党项羌按姓氏结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统一。著名的部落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
“安史之乱”爆发后，党项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持续十年之久。主要是陇右道北部诸州的党项向东迁至关内道的庆、夏、盐、灵等州；而原在庆、灵、夏等州的党项有的更向东迁银、绥、延等州。还有部分党项曾东渡黄河进入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党项经过大迁徒后，同当地汉族和内迁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室韦、吐谷浑、吐蕃、回纥等族杂居共处，交往密切，使党项原来氏族与部落内保持的血缘纽带松弛，逐渐形成以地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如在绥、延二州地区的，形成了以党项野利部为主的六府（州）部；党项拓跋部地在庆州陇山之东的称东山部，以夏州为中心的称平夏部，居鄜、延二州之北山地区的称南山部。
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有州刺史拓跋思恭协助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被唐朝升任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静（今陕西省米脂县境）五州之地。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七月，拓跋思恭又进爵夏国公，复赐李姓。夏州地区的党项拓跋氏成为名副其实、称雄一方的唐朝藩镇。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期，党项“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自同光（后唐年号，公元923－926年）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大姓之强者”主要有唐未据夏、银、绥、宥等州的定难军节度使党项拓跋氏，五代初兴起于麟、府二州的党项折氏，以及居于庆、灵二州之间的“西路党项”诸部。在各部分党项中，所谓“西路党项”即唐代所称“东山部落”，五代时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所统治。由于他们地处五代时中西陆路交通东线的一段（庆州至灵州），常劫掠往来贡使和商旅，因此也经常遭到五代时北方政权军队的“惩罚”。五代时居于夏州西北麟、府、胜等州的党项部落以府州折氏势力最强。折氏祖折宗本，唐末任振武军缘河五镇都知兵马使，其子嗣伦，唐末为麟州刺史。后世子孙于后汉、后周时期俱领节镇，北宋建立后又附北宋。五代时党项诸部中势力最大的一支为夏州党项李氏（拓跋氏），在五代时（公元907—960年）的50多年中，夏州党项李氏僻居一隅，名义上先后依附于梁、唐、晋、汉、周及北汉王朝，受其封号，朝贡不绝，实际上已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他还利用一切时机，不断增强实力，参于抗衡。
后唐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后唐明宗李嗣源企图用“调防”的办法兼并夏州，受到党项首领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超的坚决抵制，明宗被迫妥协。夏州党项的政治威望日益提高，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李彝超之前，定难节度使已经历任了拓跋思柬，拓跋思恭，李彝昌和李仁福四名党项平夏部首领。历史上，李彝超应属拓跋思柬族孙，为小说需要特改为其子。
李彝超，做过夏州左都押衙、防遏使，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二月戊午（十二日），定南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朔方王李仁福去世；庚申（十四日），三军打算立李彝超为帅，以李仁福的名义向后梁朝廷上奏说：“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权知军州事，乞降真命。”（《旧五代史。一百三十二卷。李彝超传》）
过去，河西诸镇都说李仁福暗通契丹，后唐朝廷怕他和契丹联合用兵，并吞河右之地，南向侵掠关中。正好，李仁福去世，三月，癸未（初七），任用他的儿子李彝超为彰武留后，调迁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留后，仍然命令静塞节度使药彦稠带兵五万人，由宫苑使安重益为监军，护送安从进赴镇所上任。又考虑到李彝超和定南军将官可能不会从命，明宗另外于丁亥（十一日），下敕文告谕夏州、银州、绥州、宥州的将士吏民：“
近据西北籓镇奏，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阃，远镇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当本朝播越之后，及先皇兴复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节，统临有术，远迩咸安。委伏方深，凋殒何速，忽窥所奏，深怆予怀。不朽之功，既存于社稷；有后之庆，宜及于子孙。但以彼籓地处穷边，每资经略，李彝超年才弱冠，未历艰难，或亏驾御之方，定起奸邪之便。其已除延州节度观察留后，便勒赴任。但夏、银、绥、宥等州，最居边远，久属乱离，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迁之命，既乍当于移易，宜普示于渥恩。应夏、银、绥、宥等州管内，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并公私债负、残欠税物，一切并放；兼自刺史、指挥使、押衙已下，皆勒依旧，各与改转官资。
朕自总万几，惟宏一德，内安华夏，外抚戎夷，先既怀之以恩，后必示之以信。且如李从严之守岐、陇，疆土极宽；高允韬之镇鄜、延，甲兵亦众。咸能识时知变，举族归朝。从严则见镇大梁，允韬则寻除钜鹿，次及昆仲，并建节旄，下至将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贪上谷，李宾之吝朔方，或则结构契丹，偷延旦夕；或则依凭党项，窃据山河。不禀除移，惟谋旅拒，才兴讨伐，已见覆亡。何必广引古今，方明利害；只陈近事，聊谕将来。彼或要覆族之殃，则王都、李宾足为鉴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则允韬、从严可作规绳。朕设两途，尔宜自择。或虑将校之内、亲要之间，幸彼幼冲，恣其荧惑，遂成骚动，致累生灵。今特差邠州节度使药彦稠部领马步兵士五万人骑，送安从进赴任，从命者秋毫勿犯，违命者全族必诛，先令后行，有犯无舍云。”（节选自《资治通鉴》）
四月，彝超上表奏称：“奉诏授延州留后，已迎受恩命，缘三军百姓拥隔，未放赴任。”（《旧五代史。一百三十二卷。李彝超传》），明宗下诏派阁门使苏继彦前去夏州催促他。
李彝超拒不奉诏，派遣自己的哥哥阿王把守青岭门，聚集境内党项诸部以自救。趁药彦稠的不对刚进芦关立足未稳之时，李彝超派党项兵抄掠官军粮运及攻城器具，后唐军被迫从芦关退守金明。
五月，安从进领军至夏州城下，而李彝超仍然拒不接受朝廷的调令。安从进无奈只有下令猛攻夏州。夏州的城垣本是赫连勃勃（两晋时期五胡十六国中大夏国的创立者）所筑，坚如铁石，凿不能入。又有党项四万多骑兵在四野流动，抢掠粮食财物，致使官军不能进行收粮、运粮。山路又艰险狭小，关中百姓运输一斗米、一捆柴草，要费钱数贯，民间困若竭尽，无力供应。
七月，李彝超兄弟登上城垣对安从进说：“夏州很贫穷，没有珍宝积畜可以充当对朝廷的贡品和财赋的地方，只是因为祖父、父亲世代据守此地，不想把它丢失了。这个小小孤城，战胜它也不足以宣扬威武，何必这样麻烦国家劳师费财！请您上表把情况报告朝廷，如果朝廷能准许我们自新，或者派遣我们去征伐异城，我愿意去打先锋。”（原文：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尔孤城，胜之不武，何足烦国家劳费如此！幸为表闻，若许其自新，或使之征伐，愿为众先。）
明宗听说夏州传回来的战报后，明白夏州城确实难以攻下，无奈于壬午（初八）命令安从进带兵返回。从此，夏州疏远后唐朝廷，每逢有人叛变，必然暗中与之通连勾结，来达到要求贿赂遗赠的目的。
十月，权知夏州事的李彝超上表谢罪，并请求昭雪讨伐他的罪行；壬戌（十九日），乃授彝超检校司徒，充定难军节度使。
而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二月丁丑（十二日），李彝超重病之中上表后唐朝廷，将夏州军事托付给了自己的哥哥行军司马李彝殷。之后不久李彝超就死去了。
李彝超不仅大大提高了李氏在党项诸部中的威望，巩固了党项人在夏州附近的势力，并且促使党项拓跋氏夏州藩镇割据势力不断增强，也为日后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吝啬保晋王，最忠心太监—张承业
张承业字继元，他本姓康，是同州（今陕西大荔）人，唐朝末年做宦官，后来被内常侍张泰收为养子，就改成了张承业这个名字。
在李克用用兵陕西，讨伐李茂贞等地方势力时，张承业受命往返于朝廷和李克用军中。时间一长，李克用对张承业非常赏识，他和一般的宦官不同，识大体，还懂谋略。后来唐昭宗准备逃脱李茂贞的威胁，去河东李克用那里避难，就先派张承业去准备，任命他为河东监军，因为他和李克用的关系很好。最后唐昭宗没有去河东，而张承业却被李克用劝说留在了河东。从此，张承业就一心辅佐李克用，在朱温灭唐后，他更是把复兴唐朝的希望寄托于李克用及其儿子李存勖的身上。
朱温在宰相崔胤的配合下，在长安对长期为害唐朝专权败政的宦官大开杀戒，为斩草除根，朱温又假借唐昭宗的诏书命各地的节度使杀尽所在地的宦官。李克用接到诏书后，马上将张承业藏进了寺庙里，然后杀了一个死囚犯来冒充张承业。在朱温灭唐以后，李克用又让张承业重新出来任职，有了这次救命之恩，张承业对李克用更是忠心不二，为李克用和李存勖与朱温的争战做了大量工作，主持内政事务，给前线输送粮草，后唐之所以能建立，张承业功不可没。
由于张承业的忠诚，李克用对他极为信任，张承业也是竭力报答。在潞州争夺战中，李克用派张承业到凤翔去求援兵。当时黄河中的浮冰很多，正是早春凌汛季节，舟船无法渡过。张承业便向河神祷告，夜里梦见一个神人对他说：明天你只管渡河就是了。天亮时，渡口的看守说河冰已经冻在一起可以渡河了。等张承业渡河刚到对岸，河冰便又融化分开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神人相助，张承业梦见神人也许是真，但黄河凌汛时在某一段重新结冰也是可能的，何况又隔一夜，白天融化的冰完全可以在夜间重新冻在一起。
援兵没有借到，等他回到河东，李克用已经病重，临死时拉着张承业的手托付后事：“我儿李存勖还小，没有什么经验，而群臣又骄横难制，我死之后，一切就全靠你来照顾了。”张承业奉李克用遗命立李存勖继承晋王之位。此后在平定内乱过程中显露出他不凡的谋略和才干。
李存勖继承晋王位时仅仅二十四岁，大将周德威还没回到晋阳，大臣们对周德威又有非议。李克用刚刚去世，政事无人管理，张承业便去找到李存勖，劝他节哀主持政务：“守孝不应该放弃家业，你现在不同一般百姓之孝，况且现在新旧交替之时，狡猾凶顽之徒也在窥视你的王位。还有现在潞州吃紧，梁军想趁我服丧期间攻城略地。你现在如果不节哀治国，领兵退敌，那不但长敌人的威风，恐怕内部也会出大乱，到时就难以收拾了。请听我一言，不要辜负了先王的希望，现在服丧听政，保家卫国，这才是真正的大孝！”
张承业的话说中了要害，当时确实形势非常危急。不说梁军围困潞州，就是内部也是危机四伏。李存勖的叔叔李克宁也掌握一些兵权，李存勖对他说：“侄儿年幼，不通政务，虽然秉承先父遗命，恐怕不能服众。叔叔功劳和品德都很高，也有威望，请叔叔全权掌握军务，等侄儿以后年长一些再听候叔叔的安排。”李克宁忙说：“亡兄有遗命在，让你主政，谁敢说三道四！”说完，李克宁率先向李存勖行礼祝贺。但实际上李克宁和其他一些李克用的旧将一样不服年幼的李存勖，有时不行礼，有时装病不出。心腹李存颢开始挑拨李克宁：“兄亡弟立，这是古今的旧例，叔叔向侄子行礼，你就安心吗？”李克宁的妻子也在他耳边吹风煽动他夺位。他的妻子平时就非常狠毒，这次又用话激怒李克宁图谋叛乱。他们定下一个阴谋，李存颢负责在李克宁家里安排谋害张承业和李存璋，然后将李存勖和曹太夫人送往后梁做人质，他们一起投降后梁。
李克宁所拉拢的一个李存勖的近臣史敬熔得知他们的计划后，赶忙告诉了李存勖，李存勖又去找到曹太夫人，曹太夫人马上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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