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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哪位大师精通双语，把TOEFL翻译得如此漂亮。托它的福，我们能踏上大洋彼岸，看看人类最牛的国度长的啥样；一不小心留下来，我儿子就不用每天神经质地对着大海背诵《大话西游》。难怪人们把托福、GRE的单词戏称为“dollar”——一个单词一美元，在
我看呢，一个单词起码值十美元。每每小马自修回来，我们总要问：“今晚背了几dollar？”小马叹口气说：“美国人的dollar不好挣哪！”
有人说，一个人语言的边界，就是他世界的边界。为什么狗能冲着大树乱吠呢？因为它对大树有语言优势。为什么我能让狗闭嘴呢？因为我对狗有语言优势。为什么一个英文单词就是一dollar，而汉语没有这种待遇呢？因为当今世界，英文对汉语有语言优势——说到底，石头最没优势了，因为它既不能开口说话又不能写。
那些鱼太馋了，钩才扔进去，线马上被扯紧，提上来肯定有一条。个头虽然不大，但频率挺高的。真庆幸昨天没有跳进湖里，不然我会被这些馋嘴啃得只剩骨头的。然而，钓起来的鱼没什么用，我又把它们扔进水里。
第六章：大一的日记
1999年9月18日晴
今天上了第一节高数课，很难啊！高中那点脆弱的数学基础被高数老师的三个公式就踏成牛屎，他还声称我们用的是第三类教材，即最简单的那种。我搞不明白的是，文化管理跟高等数学有什么直接联系？
然而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以后多花点工夫，及格还是有可能的。高考都熬过来了，还怕区区高数么？
1999年9月20日晴
今天英语摸底考试的成绩下来了。听说被分到“核心英语”班，那名字听着很神气，一打听才晓得是慢班，差点把老夫气死。俗话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高数加上英语，有得我受啦。
还是早一点准备的好，以免期末客死他乡。
1999年9月27日雨
寄“虚无”
时常幻想着彩虹的那一端是否是天国。
当然，我知道彩虹无非是雨后的幻觉。但我始终摆脱不了这份不灭的幻想。有人说，彩虹的另一端是极乐世界，是天国，是净土；真理说，彩虹的那边仍然是蓝色的天空，是大
气，是充满幻想的人。
我该信谁？一边是虚假，但代表着浪漫；一边太平淡，却是真实。
迷惘中又仰望天空。七色的彩桥似乎汇聚了大自然的最美。一世无愧的人，灵魂最终能够跨过彩桥，来到净土。而我呢，我不知自己有一天能不能触及这天空圣洁的桥梁。
刹那间明白，虚无的东西才是最美。
1999年10月15日晴
今天去思源湖边练吉他，很不爽啊。刚进校门的时候有人告诫过我，如果是单身一族，不要在湖边徘徊，不安全。我以为老兄开玩笑，去了才知道是真的，我差点就投湖自尽了。
下午原本没课，中午吃了饭又不想睡觉，突然想起图书馆门口有个湖，看起来柔柳拂面，波光粼粼，不如去练一练琴。起初倒相安无事，练着练着都想睡觉了。约摸过了一个钟头，等我再清醒的时候，发现环湖坐着一圈人，都是一对一对的。他们或搂或抱或亲，各得
其所，各不打扰。更可恨的是离我不远有对女生也抱在一起，是不是书上说的同性恋？今生还是第一次开眼界呢。真神奇！那秒钟，我感觉我的影子都离开了自己的思想者，孤独到了脊髓，差点就跳进水里。
不过，离开的时候我又发现，湖里的鱼很多，吐口痰下去就有一堆鱼来争食，哪天来钓几条开心开心。
1999年10月16日晴
早上去校门口买了鱼钩、鱼线，中午趁恋爱大军未到，抓紧时间钓了一会儿鱼。湖边的土太硬，刨不到蚯蚓，我就用唾液拌上一块碎面包当作钓饵。那些鱼太馋了，钩才扔进去，线马上被扯紧，提上来肯定有一条。个头虽然不大，但频率挺高的。真庆幸昨天没有跳进湖里，不然我会被这些馋嘴啃得只剩骨头的。然而，钓起来的鱼没什么用，我又把它们扔进水里。
我是不是有些变态了。别人都在睡午觉，我却在这里钓鱼，钓到手了又放掉。我实在是找不出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做一做，这样玩玩确实也开心。唉……可惜是独乐乐，如果是在家里，我就把朋友们一块儿叫过来，钓了鱼去喝酒。
在我走之前，湖边来了第一对男女。我想，他们在那里坐一下午也不会无聊，等我以后有了女朋友，就带她来钓鱼。
1999年10月18日晴
今天班上搞了一个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我到处打听，才知道学校里准备发放一批助学金，但在发放之前必须确定对象，其依据就是家庭的经济状况。我听说助学金的数额不少，足够买台二手电脑或者一部全新的手机了。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同学们互相攀比，有的人在“人均月收入”一栏填了一百元——其实这还不够他一个月的手机费；有的人更狠，填了八十，而且填表的时候手都不抖一下
；我看了半天，觉得以这个思路填下去的话，没有什么竞争力，于是在“人均月收入”栏里这样填：具体收入要视国家补助情况而定。
1999年10月24日天凉
高数还是玩不懂，那些公式与我的思维严重抵触。
我欣赏很多人，比如亚历山大、拿破仑、爱因斯坦、盖茨、李白等等，但我的偶像只有两个，一是第一个用高等代数思维的人，二是第一个用文学语言阐述高等代数的人。后者好像还没有出现，而我本人是不想做这方面努力的。
如果说我在英语面前是个白痴，那在高数面前就是非灵长目动物了——思维都没有。以前把所有的不成功归因于自己努力不够，面对高数的时候，我却不敢这样想了。谁给我一盏明灯，让我找到大脑里面解题的那根神经，告诉它你不能亡，你亡了我也亡，一亡即亡，一损即损。怎么办？
1999年10月30日冷
在校园里徘徊了一个半月，一直找不到好的歇脚地。今天试探着摸进图书馆，从一楼爬到六楼，巡视了一圈。随即我在四楼看了一下午的军事杂志。那里的杂志品种齐全，以后再也不用花钱去邮局买了。我没事应该多去里面呆着，免得成天在学校里逛，一不小心被校警逮住送去采石场。
1999年11月3日冷
上海好像没有秋天，起初还热得厉害，马上又变冷了。而且看样子气温会骤降，我得做好防寒的准备。
中午收到你的来信，得知你最近也不开心。我该怎么回信呢？告诉你不要和男朋友吵架，互相体谅么？我想我快成佛了。两年前我可能会给那小子屁股来上一脚，让他快滚，别让我再看见。现在呢，现在我只是个远离家乡的外省老表，我什么也不能做。想着你开心，
也就够了。当然了，如果你不恨我，我会更高兴些。
记得那卷鸳鸯锦吗？“展开如画，比画还甜蜜；收起似剑，比剑更锋利。”多么朴素的一个愿望，想拾起的时候却又沉重无比，一无结果。
我在听ONE这首歌，我记起生命只有一次。很不愿意拒绝这唯一的一次，它让人想到短暂和永恒。几年前，我听着BEYOND的歌长大，却从没有超越那些歌词。现在呢？你让我留下热情再走，我想留下真实，带着躯壳去流浪。原本我可以摘下耳机，不去看那些闪烁的舞台，但是我手里握着笔，无力去摘下耳机。所以我决定了，明天戴上虚伪的面具，劝你们别吵，祝你们幸福。
1999年11月6日晴
早上骑车赶上课，路过南区海报栏的时候，看见一张五十元的人民币在地上和落叶们一起飘舞。无数的人用脚踏之，车碾之，仿佛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圣人，对“阿堵物”连吐口痰的兴趣都没了。我修行来得慢，还没有超脱，于是上去把钱拾起来，吹一吹灰，再看看水印，明显不是假钞。
但是，那张钞票在裤兜里像着了火一样，燎得我整个上午坐立不安。吃掉它显然没有
意义，买个大一点的消费品又不够。两节高数课上，我心神不宁地盘算这件事，没有拿出什么解决方案。最后想想，也有三五年没做好事情了，不如把它捐掉。于是，中午我去学联查阅“希望工程”的救助资料，选了一个湖南的孩子，名叫李成，下午放学就把五十元汇给了他。走出邮局的时候，我感到一身轻松，难怪雷锋做好事做上了瘾，原来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可以带来心理快感啊——这年头，生理快感容易找到，心理快感就不见得了。
1999年11月10日多云且冷
高数老师叫嚣有期中考试，怎么办，是不是上讲台跟他拼命？
上帝保佑，阿门！
1999年11月20日冷
在如此晦暗的日子里，竟然得到个惊喜。李成回信了，讲了些感激的话，还向我报了报上学期的成绩，怕是想叫我长期资助了。一起寄来的还有李成所在小学的辅导老师张某的一封信，里面的内容和李成说的大同小异。我搞不明白的是，他们明明知道我在读大学，李成却叫我阿姨，张老师就叫我同志，实在是贻笑大方。
唉——人家的请战书都送到了家门口，看来以后有钱要寄过去意思意思了。没想到一
张捡来的五十元，却让我走上不归路，资助这玩意儿往往是无底洞。我又联想到唐僧，他小时候给一条鲤鱼放生，最后就要去承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不会有这么惨吧？
1999年12月1日很冷
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回到玉溪一中。你穿着那件红色的毛衣，很专心地听老师讲课，动作带点夸张，像小学生上课那种——腰杆挺直，双手放在课桌上，眼睛平视黑板。具体讲的哪门课我没搞清楚，其他同学的脸也很模糊，自始至终只有你那件红毛衣格外显眼。我趴在教室外面的窗子上，像只猴子，眼睛盯着专心听课的你。看着看着，你的红毛衣化为一片混沌，我于是惊醒过来。
在上课的路上，我对小马讲了这个梦。他只会“呵呵”地傻笑，这年月，谁还关心别人梦见什么，说出来只会让众人笑话。我甚至可以怀疑，就算讲给你听你也同样是“呵呵”地傻笑。
1999年12月2日仍然冷
我不断地劝自己，安静些，既然出来读书，就要适应外面的一切。我累了，我抱怨种种不习惯，但一切的一切没有因为我而产生丝毫的改变。我觉得我像个泼妇，站在交大的林阴路上骂着，希望它降一份喜悦。但是喜悦没有降下来，连鸟屎也没有坠一泡下来。
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失败，而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一段精彩的大学生活。精彩吗？哦，有些奢求了，充实的就行。谁告诉我？谁告诉我？
1999年12月6日不是很冷
今天玲玲姐姐从深圳寄来一封信，给我指了些生活学习的方向。我觉得信里的一句话比较有道理：如果你觉得有些事想在大学里完成的话，最好现在就做起来，每天给它一点点时间，不知不觉就会完成心愿的。听口气，玲玲姐姐似乎留了些遗憾在大学里，所以才这样劝我。但我觉得这话有道理，读着读着这封信，感到有股力量从丹田涌上来。后来在计算机中心的马桶上，我下了决心，要去图书馆看很多很多的书，考最好的英语和计算机证书。想着想着就露出野心勃勃的笑容，然后放了一个屁，臭得旁边的老兄直咳嗽。从机房出来的时候
，我像变了一个人，感觉双手不再是抓着空气，而是攥着命运的咽喉。
还有一个月就是期末，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那些惶恐、忧虑、踌躇应该通通扔进垃圾筒。对了，那个叫小马的好像挺用功的样子，明天和他套套近乎，一起去自修，顺便问两个高数问题。至于英语方面嘛，背单词我是不怕的，只是以前逃课太多，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小心眼给我开红灯。
今天是我大学生活的真正开始，等以后名垂千古或是遗臭万年，后人整理我的遗物，一定会惊呼：哦，原来是一封信改变了他的命运，悬啊，玄啊。
1999年12月10日奇冷
又收到你的一封信，得知你近况不错。别泄气，继续努力，巧克力还是有的，玫瑰也有的，尽管不出自我手。
你问我会不会想起你，我会的。经常在夜里，我站在阳台上抽烟，回忆着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我不敢用如诗的岁月来形容它们，是因为这样的形容过于自私，你未必赞同。明天将会是怎样，谁也不知道。更何况，我俩的明天早就分开来讨论了。常常想着那么一
］
天，当你站在面前，而我已经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从那天开始，我们被深渊隔断了。我总想去搭座桥，但搭好了又如何呢，你不愿走过来，我不愿走过去。隔着深渊，我们平行向前。彼此看得见，却又摸不到一点点。就这样，走着走着，有一天某人累了，就会静静地倒下。另一个人依旧默默地走，可惜彼岸只剩下一片旷野。
从来没想到今生会遇到你，你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曾经牵动着我的日思夜想。而一转眼，你却划向了相异次元空间。
1999年12月20日奇冷
高数还是很难，难得离谱。考试一天天临近了，我像被国军逮捕的地下工作者，等候行刑的到来。别了，祖国；别了，家乡；别了，亲友们。我会依照狐死归首丘的奇％^书*（网！&*收集整理传统，面向南方走进高数考场。
昨天收到李成的来信，说他奶奶病了。我最近经济也很紧张，但犹豫了整个晚上，今天还是从回家的路费中挤出一百元寄给他。我知道现在看病很贵，一百元还不够走出急诊室
。希望李成能理解到，我还是个单纯的消费者，不具有赚钱的能力。也希望李成的奶奶早日康复！
2000年1月20日晴
今天和榔头一起吃晚饭，商量明天上火车的具体事宜。
真是混过了毫无建树的半年！但一想到回家，所有的不快可以通通埋进书柜，下学期再来料理吧。
家，我回来了！
这时，有个人影过来整理车厢——那悍妇。她先把窗帘拉紧，帘子边折在窗棱下；又帮我们收拾方桌上七七八八的杯子；然后把凌乱的鞋子排齐。也许怕吵到旅客的好梦，这一切她做得很轻。整理完的时候，她有些累了，用手背顶住身子直了直腰。那一刻，我觉得面前的这个人蛮可爱，并不是想象中的魔鬼。
第七章：回家
不怕一万，只怕“一百”
“差不多了吧。”榔头看着我，无奈地问。
我瞅了一眼堆满食物的小推车，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踟躇了半天，我提议：“要不，再走走。”远处飘来烤鸡的清香，极大地消耗了我的理性，看到烤鸡之前，我的脚根本不听自己使唤。
夜里要上火车了，我和榔头来超市购买些食物饮料什么的。从上海到昆明，若乘坐K181次列车，全程五十六个钟头，号称苦海无边。这种恐惧使我们幻想着用大量的饮食来填补旅途的空虚。再说，这是第一次回家，于情于理都应该准备充分些，偏偏又是两个馋嘴碰到一起，一边夸大着旅途的难度系数，一边没命地往购物车里扔东西。牛奶以公升计，牛肉称了一公斤，鸡鸭都买整只，外加水果，已把小车子塞得满满。榔头又说这两天嘴苦，想吃点酸的，我想他是内分泌失调了，于是帮他拿了一打话梅。
走向结账台的时候，榔头冷不丁问我：“带钱没有？”
“没有，换了一条裤子。”
“换什么？”
“换裤子，两小时之前的事。”
榔头的瞳孔顿时放大好几倍。“那怎么办？我忘带钱了，我原先以为，你裤兜里有大把大把的钞票。”
唉——搞半天是饥民来哄抢超市了。
我紧张地四下里望望，生怕刚才的对话被别人偷听，把我俩送进巡捕房。
“那咋办？”确定四周没人，我小声地问。
“摸摸零钱看看，有多少买多少吧。”榔头善于随机应变。
我俩使劲地摸，把裤兜的白布翻出来摸，草纸和烟丝掉了一地，最后只凑起五块六毛钱，还有八毛的菜票，买只烤鸡还要倒贴只左手进去，人家又未必要你的左手。怎么办？
“要不，你等着，我回学校一趟。”我习惯承受痛苦。
“好！”榔头一口答应，抓抓耳朵，马上又问，“为什么要我等？你等，我回去。”
“你等！”
“你等，我拿！”
“谁去都一样，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两个人争执起来。旁边的人断章取义，以为我们准备抢劫超市，正在分工，于是交头接耳地走开了。保安也被吸引过来，只是不敢靠前，在一丈开外踱步。
“好了，好了，不要争了。”说着，我蹲下身子解鞋带。保安误以为我想引爆炸药，下意识地把手举到脸前。脱了右鞋，我从鞋垫下抽出一张百元大钞。
榔头露出一脸的惊喜：“你还真够龌龊，把钱揣在鞋里。”
我得意地抖着钞票，臭气一点点散开。“这是离家前妈妈帮我放的。她说出门在外力求保险，有张钞票总能救救急什么的。都放半年多了，你看，要不是赶火车，我也不会让它重见天日的。”
“大人考虑得是周全。”榔头夸了我母亲一句，推起小车走向结算台。
结算的小姐很热情。
我说：“对不起，钱有点湿。”
她说：“没关系，人身上总会出汗的。验验真伪就行。”但她刚举起钱，眉头就皱紧了，几次想回头问我，真的是汗弄湿的么，眨了几下眼皮，又没问，怕问过以后拿都不敢再拿。于是，她用一只手捏住鼻子，一只手把钞票抖开看，就像欣赏用过的便纸，眼神充满了委屈。
当时，我很想给她一段表白，以澄清真相：第一，这是真钱，不用验了；第二，这是汗打湿的，然而非上半身之汗也；第三，我们碰到了特殊情况，不得已而为之。
怀着一肚子愧疚，我和榔头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边走边听见身后的收款员对同事说：“帮忙看一下，我去趟洗手间。”
冲突
K181次列车属于昆明铁路局，里面的一整套运作，从语言到食物都是家乡风格。唯一的不足是火车太旧，车皮由深绿退为浅绿，而且没有空调。我直接怀疑，它是五十年代苏联送给中国的礼物，如果中俄关系还像几十年前那么亲密，它绝对有资格开进博物馆停着。另外一趟从上海跑昆明的火车是K80次，属于上海铁路局。车子又快又新，空调吹得贼冷，可惜听师兄说，车箱里弥漫着浓浓的上海百货商店的味道——列车员不讲人情，因此我们选择了181，由于路途太远，买了卧铺票，好在价格不高，两百块出头，细细算下来比坐马车还便宜
。
上车的时候，我拍了拍181老旧的面皮，感叹道：“虽然你很老，但能送我们归家啊。”车厢口的列车员见我动手动脚的，以为我跟车厢里的人说话，赶紧叫住：“还没开始上人呢。”我心想，这么小气干吗，拍坏了赔你就是，于是回答她：“我不是正准备上吗？”没想到这句顶嘴的话从此埋下了战争的火种。
刚才那个列车员是二十挂零的女孩子，制服笔挺，化了点淡妆，小嘴翘翘的，一看就知道是泼辣的昆明妹子。她仔细翻看我和榔头的车票，似乎想找出一丝一毫的不妥，然后把我们置之车外。最终，她还是大方地摆摆手：“上去吧。”——好似我们能上这趟车全仰仗她的心胸宽广。
进到车厢，榔头略带些兴奋地说：“刚才的列车员长得不错呀。”
我边往行李架上扔包，边叹道：“人倒长得不错，就是脾气大了点儿。你看她那熊样儿，如果她老公是火车司机，她保准不让咱们上来。刚才我顶了她一句，估计这趟旅途凶多吉少啊。”其实，别看我嘴上虚伪地骂着，心里倒隐隐地希望列车员过来找些麻烦，给旅途增加点颜色。
榔头点头赞同：“嗯，看她那样子也不会放过咱俩的。不过，我们还怕她不成？”我想，榔头的心里话应该是这样的：我希望她不要放过咱俩，就怕她忘了。
硬卧车厢的布局是六张床一个间隔——上、中、下铺乘以二，中间一块小方桌算是公用设施。别看桌子小，世界上没有哪块地方能令几个人这么同时珍爱的。我和榔头买到的是左边的上下铺，中铺有名男子，上车以后蒙起被子就睡，像冬眠的青蛙。右边的上中下铺被一家人占着，孩子不超过十岁，却倔犟地要睡上铺，说是这样可以离神仙近些。我把皮鞋收到床底下，换了双拖鞋，这样上下床也方便，而且坐过长途火车的人都知道，一直捂着皮鞋，脚会浮肿，到站以后连鞋都脱不下来。
火车缓缓地驶出上海站，大大小小的建筑给我们匆忙地点个头就被甩在了身后。随着速度的提高，我的血液循环也在加速，似乎是归心似箭了。没走出多远，我觉得牵引自己的已不是火车头，而是家里香喷喷的米饭，还有软软的沙发。
我问榔头：“回家后第一件事做什么？”
他说：“美美地吃顿饭，然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你呢？”
“先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美美地吃顿饭。”
这时候，列车员过来检票。为了消除误会，我递车票和学生证的动作非常恭敬。然而，她不领情，用兰花手捻起学生证，问我：“这是什么？怎么又薄又烂，公章也没有！”榔头赶快在旁边解释：“这是我校最新出品的学生证，科技含量极高。您看，这边是防伪标志，那边是磁性条码，公章盖在里面。”说着就想往列车员手里拿学生证，以展示公章。列车员把手一缩，皱起眉头对榔头说：“我在问你么？我问他！”然后杏眼横着我，眼神像班主任等着学生交作业。我挺起胸脯，把榔头的话只字不漏地背了一遍，并且打开学生证展示公章，就像用《八骏图》伺候老佛爷。这样，列车员才露起微笑，勉为其难地放我过关了。继而，她又把枪口转向榔头。原以为，她再没有什么借口了，谁知这次更难伺候。只见她缓慢地举起证件，装模作样地对比真人：“咦——不太像？是你吗？”
榔头不好意思地摸摸脸：“呵呵，是胖了点儿。”
“我没说胖，你以为我和你们一样笨啊？”何必一次骂俩儿呢？
她接着评论：“照片上没戴眼镜，鼻梁更高，眼神也很清纯。”
榔头似乎有点恼怒了：“是不是现在的眼神看起来很淫邪呢？那你还盯着我入神？”
小女子倒不示弱，手往膝盖上一搁，摆出撒野的架势：“现在长得像什么自己去厕所撒泡尿照照，问别人干什么？要不是为了工作，我一眼都不想多看你们。”她和榔头说话，总要把我也算在内。
榔头小声对我说：“抱紧我。”
我有点紧张，问：“怎么？你需要关爱？等赶走了母老虎再抱也不迟。”
“不，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上去拼命。”
“没事，快盯着她的眼睛！”
就这样，四目在181上交错、凝固，孕育着危机。旁边的叔叔叼起一根烟，想点火，却又收回去，怕把空气点燃了。我担心榔头冲动，更怕那小女子撒野，于是结结巴巴地规劝二人：“大家萍水相逢，何必认真呢？”列车员转向我：“闭嘴！我看你白白嫩嫩，不像块儿吵架的料，所以请你马上闭嘴，免得被误伤。”说着，她一伸手，正中我的哑穴。我手舞足蹈，唧唧歪歪，像是已经成个残疾人，发不出任何的声响，从而也证明了她的判断，我不是吵架的料，凑上去只能当炮灰。最后，她妥协了，对榔头叹口气说：“就算照片上的人是你吧，拿走拿走，别浪费工作人员的时间。”
榔头一把掳过学生证：“什么叫就算？生下来就这副模样，没变过！”
列车员一走，榔头替我解了哑穴，两人相视而笑。我幸灾乐祸地问：“怎么样？刚才对视的感觉不错吧？”榔头十二分得意：“要不是有乘警，我很难设想后果怎样。”
生活经常被一些莫名其妙的遭遇打断，如果你把它们看作磨难，那它们一定会朝着磨难的方向发展；如果你把它们看作机会，没准，真是机会。
折腾一阵，肚子开始叽里咕噜地叫，想必是开工的信号。我们于是拿出了战略储备。不到一刻钟，车厢里吃得到处是鸡骨头。对面三口人饶有兴致地欣赏我们，像在动物园看熊猫啃竹子。吃完鸡，我拆开牛奶，每人倒上一杯。“Cheers！”一仰而尽，嘴角滑出行白色的液体，更像是吸血鬼进餐。上铺的孩子问下铺的妈妈：“妈妈，妈妈，你在肯德基里不是说鸡块吃多了会闹肚子吗？”妈妈很尴尬地解释：“当然会，你看哥哥们怕闹肚子，赶快喝杯牛奶补救。”
吃完午饭，榔头果然手捂丹田嚷着要撇大条，我则腆着肚子反刍。正在翻白眼的时候，那个魔鬼突然横在眼前——笔挺的制服，翘翘的小嘴。她看上去恼怒无比，一脚按踩在某块鸡骨头上：“看看你们，吃得满地都是，素质哪里去了？还自称大学生，我看民工也不如。傻愣着看我干什么，起来扫干净！”我像小学生没交作业瞅着班主任那般诚惶诚恐地仰视着她，眼珠子充满幻觉，不可抗拒地点了点头。
过一会儿，榔头长吁短叹地从厕所出来，看见鸡骨头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却坐在铺上咬着指甲生闷气。于是好奇地问：“谁惹你了？”
我说：“刚才母老虎来过，看见一地的鸡骨头，骂我禽兽。哦，差点就吃了我，幸亏旁边有人拦住。”最后一句用的是夸张手法，不用不足以宣泄愤怒，谁想到对面的小孩也跟我配合起来：“是啊，刚才的姐姐好凶，一副要吃人的模样。”小孩的妈妈是谨慎的人，连忙对小孩摆摆手说：“不要叫那么大声，姐姐就在附近。”
榔头听得咯咯咯地笑起来，像公鸡喝水呛着。（我平时极少用“咯咯咯”形容人的笑声，一形容就联想到公鸡。主要原因是不喜欢公鸡，喜奇％^书*（网！&*收集整理欢母鸡——小时候养鸡，母鸡憋红脸地下蛋，公鸡只知道吃玉米和啄我。）尽管，平时看对方笑话是我和榔头的主要娱乐活动，但这一次，真想给他一梭子，因为母老虎脚踩的那根鸡骨头正是被榔头的两排牙齿啃出来的。
我看他榔头高兴得差不多了，就问：“你从厕所回来的时候为什么气呼呼的？”
榔头叹口气：“唉……我比窦娥冤哪。刚才去上厕所，看见那门开了一条缝，但是推不开。
我使了点劲，推开一小截，推不动了。我以为门被卡住，于是用力推，忽听有个女的在里面喊：‘有人，推什么推？文明一点好吧？’我被吓得倒退一步，门砰地又关紧了。你说这人，上厕所不把门锁死，我开始推的时候又不吭气，自己顶不住了才不冷不热地扔出一句话，弄得旁人像看流氓一样地看着我。”
“哈哈哈。”我笑得合不拢嘴，我只是被误解为素质偏低，他却被骂作流氓，扯平扯平，有道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过，回头想想，两个学生上路落到了这般田地，是不是我们过于嚣张，以致天怒人怨了。
我从小就迷信，GOD、安拉、佛祖都不敢得罪，于是对榔头讲：“我们还是收敛一点的好。这样下去怕是会遭惩罚的。”
榔头看我说得挺认真，轻轻地点了点头。
调解
夜里10点半的时候，卧铺车厢熄灯了。往常，这个时间只是夜生活的起点，但在火车上没什么搞头，只能安心地躺下。榔头爬到上铺去，途中看见在中铺冬眠的男子，他从开车时就这样拿被子蒙着头，是不是窒息了？然而榔头看见那人的脚掌还会搓床板，笑了笑就爬到自己的上铺去。
我躺在下铺睡不着，睁眼盯着中铺的床板。原本就不高的车厢分出三层铺，每层的间
隔很少，四岁以上的人起身就碰到头，睁眼发呆就有种压迫感。唉——可爱又可恨的火车，失眠都不是好地方。
聆听着身下有规律的振动：“工咚隆，工咚隆……”思绪好像顺着铁轨滑走了，一直飞回昆明的月台——那是我离家的日子。
我进了车厢，隔着窗玻璃向外看。父亲和三舅站在月台上，正对着车窗。三舅一直对我含笑，他不知道烟头快烧到自己的手指头了。父亲则在嘴上比画了一个抽烟的动作，然后摇摇手，表示我以后要少抽烟，然后他点了一根红塔山，和三舅同一个姿势地站着。我向父亲乖巧地点点头，那分钟竟有了戒烟的冲动……哎，妈呢？我抬起眼睛到处张望，最后发现妈妈远远地站着，满面泪水地望着我这边，我知道，她怕靠近了更难受，或者怕泪水感染我。我曾经轻松地讲过：“不就是出去读书嘛，有什么好哭的？”但这会儿看见母亲的泪水，我竟也鼻子一酸，“哇哇”地干嚎起来。我不想让他们看见自己在这一瞬间的脆弱，于是紧紧地趴在小方桌上，口水和鼻涕都往车厢的地板上滴淌。这时，火车开动了，我真切地意识到自己要离家了，以后会喝不到东风水库的水，看不到夕阳从龙马山背后落下去，我于是哭得更伤心了。
不一会儿，坐在对面的中年男子拍拍我的肩说：“小伙子，别哭了，明年还会回来的嘛。快把脸擦干净，我们来打牌。”我仔细想想，叔叔说的也有道理，于是用袖子擦了擦脸，开始玩纸牌。
今天终于可以回家了，就像时钟的指针最终会转回来那样。
这时，有个人影过来整理车厢——那悍妇。她先把窗帘拉紧，帘子边折在窗棱下；又帮我们收拾方桌上七七八八的杯子；然后把凌乱的鞋子排齐。也许怕吵到旅客的好梦，这一切她做得很轻。整理完的时候，她有些累了，用手背顶住身子直了直腰。那一刻，我觉得面前的这个人蛮可爱，并不是想象中的魔鬼。忽然，她发现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看，于是冲我低声吼起来：“看什么看？很好看么？”我没有退缩，解释说：“有些人睡觉是睁着眼睛的。”黑暗中，她似乎绽出笑容：“油嘴滑舌的！快睡你的觉吧，乘火车很累的。”我说：“你今天讲了一车皮的话，只有这句中听些。”她已经走出去了，又回头说：“不跟你耍嘴壳子，明天再收拾你。”我拿被子把头一蒙：“我好怕哦！”躺在被子里，觉得自己像个正宗的流氓。
天亮的时候我们已经穿过了浙江省，火车行至湘潭站，会停留十分钟。我想下去伸伸脚，再抽根烟。一出车门，看见列车员笔直地钉在站台上——这是她们的工作。我转过身子，背对她点了根烟，然后佯装轻松地抖抖小腿。老实说她站在身后令人紧张，我生怕她记起昨晚我们的冒犯，控制不住情绪朝我屁股上来上一掌。想着想着，愈发害怕，我于是来回地走走，不自觉地还偷偷看她是否在运功。她表面镇定，眼珠子其实在跟着我转……是不是想搭讪啊，何苦憋着呢？嘿嘿……我继续来回地走，像短路的机器人。
终于，列车员受不住这种尴尬，先开口说话了。
“哎，我说你晕不晕？你已经转了八十多个来回了。”
“是么？”我故作惊讶，“不过还差一点点。每天起床走一百圈是我的习惯。”
“神经有毛病。”
“就算有毛病，也是上车以后被你吓出来的。”
“我有那么凶吗？”
“何止是凶，你骂人的时候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一切了。或者问我的同伴也行，他现在还躺在被窝里。不过，我劝你别去，免得让他以为做了噩梦。”
“呵呵呵。”列车员笑了，脸上带着成就感。
“我以为坐181可以感受些家乡的温暖，谁想到被吓出神经病来。回去以后我很难跟妈妈解释……”我抓住机会，喋喋不休。
“好了好了，得理要饶人，少说两句话不会加你的车钱。你家是哪里的？”看来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工作上有失误，想跟我套近乎了。
“玉溪。”我回答她。
“不会吧，竟然碰到老乡了，我也是玉溪人呢。”
“你不是昆明妹子么？一口的昆明腔。”我以为她想改祖籍接近我。
“哪里，那是去昆明读中专以后口音才变了的，初中以前我都在玉溪，现在爸妈还在玉溪工作呢。”
我这个人比较轻信，尤其是女孩子的话。听说她也是玉溪人，难免一阵激动，但表面上还得装得比较平静。
“那你家住哪街哪巷啊？”
“广场附近，嗯，应该是广场的北边。”
“我家在广场的南边。”说话的时候，我想，这就是地球吗？这么小，相逢何必曾相识。
“难怪。”
“难怪什么？”
“连家里的房子都在唱对台戏，何况我们俩。”小姑娘好像很哲理的样子。
“我不喜欢和别人唱对台戏。”
“嘻嘻。”她笑了，笑得不再带着伪装。
十分钟很快过去了，我又爬到火车上。列车员伸头望了望站台，当她确定没有掉队的乘客以后，也上到车里来。她先把门关上，锁紧，然后对我说：“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我叫不撸不舒服斯基。”
“呵呵呵，看你的块头也不像俄国人。”
“我叫雪锋。”我一向自以为这个名字挺拿得出手，“刚才说的是笔名。”
“这个名字很一般。”她又来了。
“那小姐尊称？”我想听听她的名字是如何地不一般。
“我叫刘红，大家更喜欢叫我小红，笔名是一撸就舒服库娃。”
“呵哈哈哈——”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小红，这名字好土啊。”
她不高兴了：“再土也比不上你穿的军裤。”
“这你就不懂了。什么叫‘庸俗’？时尚被无数人重复一百遍就是庸俗。你去大街上看看有几个人和我穿一样的裤子？！”我为自己临时生造的定义得意不止，其实军裤是在上车的时候所有裤子洗了没干，临时顶替用的。
她眼睛睁得老大，使劲端详我。
“看什么看？想表白就抓紧时间。”
“没有，我想看看你嘴里有没有两根舌头，实在太能说了。”
我知道男人嘴太油不是好事情，至少在女人眼里。但是一旦高兴起来，让我举着庄重的牌子走几圈，我会觉得很累。不过，我不想在这个无聊的问题上跟她周旋：“以后怎么称呼你？也叫小红？”
她低头想了一会儿：“不好，这是熟人才叫的，我们还不是熟人。”
“你要划这么清楚，我们就以同志相称，怎么样？”
“同志？不错，不错，我们共同的志向是顺利抵达昆明。对不对？就这样说定了吧。”
最后，我俩相约春节的时候一起到广场喝茶。回车厢以前，我去她的工作间交换了电话号码。刚记完号码，榔头过来洗漱了，他恰巧看见我递了一张纸给列车员，于是悄悄地问：“怎么？母老虎让你写检查？”
我说：“没有，写电话号码。”
榔头以为自己没睡醒：“到底怎么回事？”
我诡异地说：“情况很复杂，等促膝再谈。”
午饭的时候，刘红路过，对我们莞尔一笑：“同志，垃圾不要乱扔哦。”
我提着一根鸭骨头：“您看。”说着轻轻地放到垃圾盘里，又用征求的语气说：“同志，满意不？”
榔头看得直想吐，刘红一走就对我大骂：“我呸，受不了你们！”
对山歌
火车穿越广西的时候，我被大好河山吸引得陶醉了。整座整座的山，就是整块整块奇异的石头；整条整条的水，就是碧玉琢磨的练。窗外的一切让人误以为不是画在临摹景物，而是老天悄悄把山水画的美景取下来，直接放在了漓江边上。但天地总是公平的，这样美的山，却让土壤因多石而贫瘠，因此山脚的庄稼不多，只长着些颜色黯淡的杂草。几头大黄牛在铁道边用膳——毕竟这里不是大草原，牲畜也没有草原的同类自由，脖子上都拴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有个木桩钉在土里，以限制黄牛的活动范围。一条尖瘦的小狗冲着火车“汪汪汪
”地喊个不停，似乎在说：“你们声音轻点，黄牛没吃饱的话，主人会拿我卧轨的。”看来，高楼大厦和喧嚣的车流是永远不会让人真正思考的，走出它们的包围圈，来看看泥土和杂草，倒是发现空气中的氧气不少，任你呼吸，任你凭借花草的芬芳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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