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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庐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长刘纪文等纷纷出逃，陈济棠借以发号施令的西南两机关随即解体。13日，陈济棠被南京国民党政府免除本兼各职。14日，余汉谋在大庾宣誓就任蒋介石任命的第四路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并发表通电，敦促陈济棠于24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日，第2军军长张达也被蒋收买，声明服从中央，并者手迎接余汉谋来广州上任。18日，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桌林分乘3架飞机于香港机场降落，各种飞机72架先后飞到南昌机场投蒋。
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只得于18日电余汉谋以广东抬安相托，并发表告袍泽，告同胞书，声言下野。随即，他前往香港。至此，纷扰了50多天的“两广事变”遂告结束，同时也结束了陈济棠对广东的割据局面。
陈济棠到香港后，蒋介石派黄镇球去安慰他，说将来借重他的地方还多。此后陈即出洋考察。这年冬天，南京政府发起对蒋献机祝寿。陈济棠乘机把从前200万元购买军火机器的定单和光洋1000万元献给南京政府，对国家捐献之多，为下野军人之冠。
钢铁的碰撞——记粤系“铁4军”的沉浮
由于种种宣传，人们对国民政府北伐战争时的精锐——“铁4军”一定不会陌生，因为里面有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而叶挺独立团是“铁4军”的一部分。本文就全面概述一下粤系第4军这支粤军第一精锐、北伐铁军的历史。
第4军前身为粤军第1师，下辖4个团和1个独立营、1个机关枪营、1个工兵营，为旧粤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是粤系军阀陈炯明手中的王牌。
粤系军阀陈炯明，在1922年6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发动武装叛乱，背叛孙中山。1923年孙中山联络了进入福建的北伐军许崇智部、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组成讨贼军，在粤军的起义响应下，叛军被击败，退守东江。在此次叛乱中，第1师有一半的部队（2个团3000余人）参加叛乱，几乎被讨贼军全歼。1923年2月陈炯明被驱逐后由第1师由李济深任师长。下辖2个旅和1个独立团。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粤军第1师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参谋长邓演存。下辖4个师（第10、11、12、13师）和1个独立团。 其番号分别为：10师，师长陈铭枢；11师，师长陈济棠；12师，师长梁鸿林；13师，师长徐景唐；独立团，团长叶挺。第4军作为一个军的番号终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第4军在诞生之初并不顺利，在1925年9月蒋介石驱逐许崇智的战争中，第4军所属梁鸿林部第12师叛变，该师在战争中被蒋介石击败，退出广东。战争结束后。第4军新成立的独立旅扩编为12师，新成立的12师的师长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张发奎。
第4军大红大紫的时候，就是在国民政府北伐战争，该军在战争中一举打出了“铁军”的威名。1926年7月9日，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率10、12师、独立团一共2万人参加北伐军投入北伐战争。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是桂粤两军的第一次合作，当时的桂系，已经不是陆荣廷的旧桂系，而是李宗仁的新桂系。在北伐战争中，粤军出了个第4军，被称为铁军、铁4军；而桂军出了个第7军，被称为钢军、钢7军。“铁军”和“钢军”都是北伐第一劲旅，两军实力相当，并列为中国大地上最精锐的部队。1926年10月10日，第4军与第7军联手攻克武汉重镇武昌，“铁4军”、“钢7军”名扬天下。
4军和7军颇有渊源——著名的保定系就是以4军和7军为核心，外加8军唐生智组成，这几个部队里的军官，一般都是“四校同学会”的，也就是陆军大学、保定军校、陆军中学、陆军小学毕业的。4军里，蜚声中外的名将不少，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还有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余汉谋、薛岳、范汉杰、陈诚等。
4军名将辈出，但是信仰混乱。军长李济深，广西梧州人。为了对抗北伐前驻扎广东的蒋介石和他的黄埔党军，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初起时，就有意引为知己，而且这几个人一生关系不错。所以，李济深被称为半个桂系。13师的师长徐景唐，和李军长一样，和桂系不分你我，好得象一个人。但是，另外的3个师长和那个独立团的团长就和李济深不是一条道了。这几个人是地道的广东人，对广西人的军长和广西的实力派纠缠不清、人在粤而心在桂很反对。陈铭枢和蒋介石关系很好，是有名的蒋派人物；陈济棠则是一个总想当“土皇帝”的人；张发奎是将汪精卫视为精神领袖的著名的汪派人物；叶挺是个有名的**人。
成名后的“铁军”进行了扩编，1926年11月27日该军第10师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11军。以第12师一部扩编为25师，师长朱晖日。1927年4月大名鼎鼎的张发奎接任军长，黄琪翔接任副军长兼12师师长。
1927年5月，“铁4军”参加了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在北伐中歼灭奉军第11军主力1万余人。奉军其中投降的部队被改编为第4军第21师，师长富双英（原奉军第11军副军长）。6月15日黄琪翔接任军长。缪培南接任副军长兼12师师长。李汉魂接任25师师长。“铁4军”此时发展到超过5个师，4。2万余人。
1927年蒋粤矛盾公开化，同年7月第4军东征讨伐蒋介石，但被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及湘军（唐生智第8军）联合击败，第4军第21师几乎被全歼，该师余部被唐生智第8军收编，但第4军其余各部均战胜了中央军和湘军，蒋湘联军凭借人数上的优势渐渐占了上风，第4军在到达九江后撤回广东，此役铁4军伤亡9000余人，中央军和湘军则付出了更为严重的伤亡（一共付出了2万人的伤亡代价）。
张发奎、黄琪翔既不满蒋介石，又强烈反对把汪精卫挤走的桂系。他们想为汪精卫打出一块根据地，让汪有实现抱负的基础。他们跟随叶挺的南昌起义军等回粤，攻叶不积极，回到广东却私请汪精卫赴粤，并改组广东政府，与李济深争权。在以解决党内矛盾纠纷的借口下，张发奎、汪精卫等用计把李济深骗出了广东，让李济深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他们则在广东全面夺权，并提出了打倒桂系军阀、打倒特委会（桂系把持）、打倒西山会议派（桂系的政治搭档）等口号，并改造广东军政。
回到广东后，第4军进行了整训，补充新兵员，换装备，战斗力得到了加强，这个时候该军序列为：军长黄琪翔，副军长缪培南，参谋长叶剑英。下辖12师，师长缪培南兼任。25师，师长李汉魂。26师（原属第11军，8月调隶第4军），师长许志锐。教导2师（8月新编），师长为抗战时期著名的薛岳。教导4师（8月新编），师长黄慕松。“铁4军”全军高达5。12万人，是中国大地上编制最大的一个军。另外原留广东的11师和13师独立出第4军，这2个师被改编为新编第4军（注：这与抗战时期的**新4军不一样），军长李济深，这个新编第4军也有2万之众，也就是说在广东出现了两个“4军”，也就是说出现了参加北伐的“铁4军”（黄琪翔）和留守广东的“新4军”（李济深）两个派系。桂系及半个桂系的李济深，将张发奎等视为叛徒，将4军视为叛军，下令围剿。张发奎于1927年11月17日兴兵将黄绍竑的桂军驱逐出广东，李济琛所部新编第2、4师被张收编。
这个时候，“铁4军”内部再次出现了分裂。1927年12月11日，“铁4军”参谋长叶剑英、叶挺率4军教导团及军部警卫团举行广州起义。起义后，张发奎、黄琪翔受国民党内外之责难辞职。军长由缪培南接任，薛岳接任副军长，吴奇伟接任12师师长。教导2师改番号教导1师，邓龙光接任师长。教导4师改番号教导2师，黄镇球接任师长。全军实力没有因为广州起义而损失，反而因为继续扩编而兵力参加，“铁4军”此时兵力已经发展到5。5万余人，人数成为中国大地上军一级单位的“巨无霸”。
但是极盛下来的就是衰落。在中国大地上，除了“铁4军”外，还有另一支与其并列的精锐部队，那就是“铁4军”昔日的战友——广西的“钢7军”。此时，粤军李济深部“新4军”与缪培南部“铁4军”的矛盾也开始激化，但是李济深深知自己的部队绝对不是“铁4军”的对手，要想打败“铁4军”，就必须得到“钢7军”的帮助。
1928年1月，李济深和桂系李宗仁达成合作协议，桂军“钢7军”3个师和李济深部第13师（师长徐景唐，该师为李济深的嫡系，李济深本人为广西人，第13师主要也是以李的家乡广西梧州士兵为主，所以历史学家也有把该师称为桂军，师长徐景唐本身也倾向桂系，第13师全师9000余人，桂军“钢7军”3个师当时每个师人数大致也是这个数）一共3。7万余人围攻缪培南的“铁4军”，其中以“钢7军”3个师为主力。
张发奎、黄琪翔虽已通电下野，但仍遥控指挥，4军名义上指挥是薛岳和朱晖日。初时，“铁4军”风头甚劲，打跑了陈济棠和陈铭枢，以至于夸下海口，高喊要“ 活捉陈和尚”（因陈铭枢曾学佛，有陈和尚之称），“生劏陈瘟猪”（陈济棠外号，生劏是广东话：活活杀死）。12月下旬，缪培南率独1师邓龙光、独2师黄镇球，12师吴奇伟，25师李汉魂，26师许志锐5个师，向东江的紫金、五华北上，此时桂系将领黄绍竑率桂军伍廷飙、黄旭初、吕焕炎3个师及粤军徐景唐师赶到，在五华之歧岭、潭下一线，“钢7军”主力2。7万余人与“铁4军”主力4。5万余人（“铁4军”另有1个师用于对付李济深部第13师）进行了5天5夜的激战，双方反复肉搏，昔日北伐的亲密战友此时变成了兵戎相见的敌人，五华一线顿时尸山血海，“铁4军”虽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仍被“钢7军”击败，26师师长许志锐阵亡，五华一役，“铁4军”付出了2万余人的伤亡代价而败退，但是“钢7军”紧紧追击，在龙川贝岭，“铁4军”再次遭到“钢7军”的重创，又损失了近1万人，另李济深部第13师也击溃阻击他们的“铁4军”一部。五华和龙川贝岭两次恶战，“铁4军”遭到了自建军以来最惨痛的损失，该军原先5。5万人，仅剩下2万人，损失了近3。5万人。“铁4军”遭到了“钢7军”毁灭性的打击。此役桂军伤亡8000余人。
此役后，“铁4军”被迫退出广东进入江西驻防。从此“第4军”这个军的番号在粤军中暂时告一段落，此时第4军已经被蒋介石编入了他的中央军中。第4军变成中央军后参加了对奉军的作战，表现中规中矩。战争结束后被缩编为第4师。师长缪培南，副师长朱晖日，下辖谢婴白10旅、黄镇球11旅、吴奇伟12旅。 此时，“第4军”这个番号在中国大地上已经被取消。
1929年9月初，4师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要他们将宜昌防务交曹万顺的新1师后，经浦口调往山东的德州。张发奎以为这个命令是要乘机解决第4师，于9月20日在宜昌拥汪反蒋、脱离中央而被撤消番号。第4师脱离中央军南下，在鄂南枝江伏击缴了新编第1师曹万顺部（2个团）的械，而后，立即渡长江，经石门、沅江、江口、瓦屋塘诸役。突破湘军阻击，由湘西撤入广西，联合在广西的桂系力量，组成护党救**，以李宗仁为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八路军。张发奎第4师编为第三路军，总司令张发奎，副总司令薛岳。
张发奎与桂系联合，决定先击败广东陈济棠部，占领广东，后再对蒋作战。桂张军集中全部兵力4万余人向广东方向进攻，此时统治广东的是陈济棠，陈部手下虽然只有5个师的番号，但是每个师人数均不下2万人，陈部拥兵正规军10万，后备军不下20万，装备精良。面对桂张军的进犯，陈济棠命令驻守粤西的蒋光鼐61师、蔡廷锴60师共4万人分别阻击桂张军，以余汉谋第59师、香翰屏第62师、李扬敬第63师，外加陈济棠建立的部分后备军，一共12万人马放于第二线，随时增援蒋光鼐、蔡廷锴。
桂张军毕竟是“铁4军”和“钢7军”的组合，人数虽少但战力凶猛，连续击败蒋光鼐、蔡廷锴部，整个粤西几乎全部被桂张军占领，陈济棠急忙派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部6万人增援蒋光鼐、蔡廷锴，粤军终于在赤白坭地区勉强顶住了桂张军的进攻，但粤军各部仍然有被击溃的危险，陈济棠见自己的部队人数虽多，但是战斗力不及桂张军强悍，急向蒋介石求援，蒋急派中央军精锐的朱绍良部1。5万人增援陈济棠，并命令湘军从北牵制桂军。得到中央军和湘军支援的陈济棠部粤军进行了反击，桂张军与陈济棠粤军、朱绍良部蒋军在花县进行了大战，双方都有极为严重的伤亡，其中陈济棠粤军在赤白坭地区重创了张发奎部，张部旅长黄镇球、团长欧震等均已负伤，营连干部伤亡过半，部队损失三分之二，第4师2万人只存下8000人，被迫后撤。张部的溃败，使李宗仁的第八路军翼侧受到威胁，遂全线后撤，拟固守梧州。陈济棠当即督部长驱直追，并以海军抢先古领了梧州，桂张军主力只好后退到平乐、荔浦一带集中整顿。陈济棠见桂张军主力已集中，未敢深入桂境，就在梧州设总指挥部，军队就地休整，以待时机。
1930年初，第4军的番号再次回到粤军当中。当年1月5日，李宗仁在广西平乐整编部队，恢复了4军番号，仍由张发奎担任军长，张发奎部改编为第4军，下辖李汉魂第4师和邓龙光第12师，全军1。5万人。1930年3月，陈济棠坐镇梧州，指挥粤军继续向广西腹地进攻。命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经藤县进占三和墟，向北流的黄绍竑桂军15军发起攻击。在桂北和桂东，桂张军与蒋粤联军大战十几场不分胜负，其中在北流一线的战斗最为激烈，双方在北流一线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激战，陈济棠粤军集中主力7万余人，在此地与桂张军主力3万余人进行了两天两夜的血战，双方都有严重的伤亡。4军北流之役损失惨重，被迫合并为1个师，仍称第4师，师长张发奎兼任，下辖3个团：34团（团长吴奇伟）、35团（团长薛岳）、36团团长（韩汉英）。蒋桂战争以桂系失利告终，二陈（陈济棠、陈铭枢）还占了不少广西地盘，桂系的几大巨头不得不亡命海外。而徐景唐的队伍全被陈济棠收编了。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在南宁举行会议，决定放弃广西，挥师湖南，北上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会师中原。下旬，桂军向桂东集中，正在右江围剿红军的黄绍竑部也被调回。张桂军入湘后，所到之处如入无人境。27日，湘军唐生明（唐生智之弟）率部向桂军投诚，被李宗仁编为第8军。湘军刘建绪部节节败退，张桂军不战而入衡阳，蒋介石急令江西鲁涤平率部入湘增援。6月初，李宗仁与白崇禧率第7军向长沙方向前进。为配合桂军行动，第4师奉命抄袭醴陵，在醴陵城南渌水三角地带同湘军何键3倍于己之众遭遇。第4师以34、36团从正面进攻，牵制住了湘军主力；薛岳则率35团从右侧迂回湘军右侧背，直插醴陵城南铁道桥，切断了湘军的唯一退路。何键这下慌了手脚，立即命令部队后撤。第4师乘机前后夹击，打湘军打得溃不成军，何键留下断后的1个旅甚至遭到全歼。与此同时，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第7军也占领了湘潭，并击败从湖北赶来增援的蒋军。于是，张桂军乘胜追击，先后攻占了长沙、岳阳、平江，前锋直抵汀泗桥，武汉指日可下。
6月初，张桂军攻占长沙等地后，白崇禧考虑到张桂军战线太长，若粤军从韶关北上攻占衡阳，张桂军极易被拦腰截断，遂电令作为后续部队的黄绍竑部迅速赶到衡阳布防。但黄绍竑不愿离开广西，行动迟缓，一直未能到达。而粤军蒋光鼐、蔡廷锴、李敬扬3个师在蒋介石急如星火的催促下，于10日一举袭占衡阳。同时，蒋介石又命滇军卢汉部4个师由百色沿右江直捣南宁，粤军余汉谋部攻占宾阳。于是白崇禧、李宗仁命令部队回师湘南，希图夺回衡阳。18日，张桂军自长沙全线南撤。此时，陈济棠命令得到补充的粤军蒋光鼐、蔡廷锴部4万人，在近6万湘军以及2万中央军的支援下，蒋粤湘联军集中了近12万人马，在衡阳一线与桂张军主力决战。
陈铭枢见张桂军回师攻衡阳，当即命令蒋光鼐将3师兵力集中于衡阳附近、湘江东岸东阳渡一带，赶筑阵地，坚城固守，以待援军。同时，命令后续部队于九峰、乐昌、韶关间，择要扼守，捍卫粤北。24日，张桂军展开对衡阳的围攻战。陈部顽强扼守，战至27日，连续挫败张桂军的多次冲击，使其屯兵于坚壁之下，久攻不克，反而遗尸遍野。28日，何键的第四路军李抱冰师赶到衡阳接防，陈即命蒋、蔡、李3师反守为攻，一举将张桂军驱至七、八、九塘一带。30日，双方集中兵力，激战于七塘地区。陈部3个师又1旅的兵力，采取正面攻击，翼侧迂回的战术，于7月1日将张桂军全线击溃，并击毙其师长梁重熙，重伤杨腾辉，毙伤和俘虏张桂军1。2万余人，事后，李宗仁在回忆这次战役时说：“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
这场惨败，导致了桂系分裂——黄绍竑受不了张发奎、白崇禧没完没了的抱怨，投靠蒋介石去了，张发奎的4军也由入桂时的近2万人剩的不及1000人，心灰意懒，最后还是跑到香港去了。薛岳公然宣布“第4军不干了”，动员士兵拖枪离队。而李、白则闭门思过，卧薪尝胆，苦建广西，等待机会。李、白返回广西后，即整理改编部队，当时张发奎部只存下1000多人，李宗仁为了共同作战，将6000多名桂军划给第4军。改编后的部队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总参谋长白崇禧，前敌总指挥张发奎。所部为3个军和1个师：张发奎编为第4军，军长张发奎（兼） ，第4军编为2个师，第10师师长薛岳、第12师师长吴奇伟。改编完毕，李宗仁采取对湘、粤两方蒋军为守势，而以全力将滇军逐出广西。1930年10月张发奎部编为第一纵队，将入桂滇军驱出广西。经年频战，该军损失颇重，12月将全军（含薛岳第10师）缩编为第12师，师长吴奇伟。1931年6月两广反蒋，该部恢复第4军番号，张发奎任军长。归西南政务委员会第4集团军指挥。1931年冬宁粤和议，1932年3月张发奎以北上抗日为由将该军带出广西至湖南醴陵。
1932年8月30日吴奇伟接任军长。该军只辖90师（原12师改编），师长吴奇伟兼任。当时第90师仅有残部2000余人，在湖南招了几千新兵经过补充后，达到2旅4团乙种师的编制。辖2个旅又2个直属营，旅长分别由欧震、韩汉英担任。此时的第4军，真正开始了其“中央军化”的进程（以下略）。
张发奎的铁4军在北伐中有过辉煌的历史，“三字经”名震天下。第二次北伐时，北伐军与奉军战于河南，北伐军每战，无论官兵，齐声高呼“丢那妈”，然后发起前仆后继，有进无退的冲锋，特别是张发奎所部，每战只打三四枪就开始冲锋，投入肉搏，整排整连的一往无前，后队踏尸而过毫无畏惧。此势奉军前所未见，无不气馁。奉军多炮，但每次炮声一响，北伐军马上大喊着“三字经”冲锋，迎炮烟起处而去，夺炮方止。如此几次，奉军虽多炮，但竟不敢再用，步兵则闻“三字经”而溃。
钢军和铁军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都曾经是历史的执笔者，有些还在，有些已成陈迹。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等很多民国的弄潮儿，无一不是随着军事实力的起伏而涨落的。军队没了，就成了社会的看客！
毛泽东一生最黯淡的时期——宁都会议
**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1932年10月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上山主义”和“守株待兔”……**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在前线当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助理”；二是让**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当助理。中央局原先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代替）。“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线”。
从1932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恩来、**、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分兵在赣江、抚河之间转战月余，受到项英、顾作霖把持的苏区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坚持红一方面军应打南城，周、毛、朱、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军应以“促起敌情变化”为方针，避免“急于求战而遭不利”。 双方电报往来十余次，互不相让。9月29日，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批评彼等的意见“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即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对**的指责十分激烈。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与此有密切关系。在1931年赣南会议后，中央局与**关系一直紧张。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1932年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调**“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宁都会议上，**受到项英、邓发、顾作霖等与会大多数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与指责，项英根据临时中央2月以来有关加速反“右倾”的历次决议，尤其依据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对苏区中央局批评信的精神，尖锐指责**的“诱敌深入”军事方针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是“专等待敌人进攻”的保守的“等待观念”。
顾作霖陈词激昂，像个主宰世界的救世主。他认为在**身上，多次发生同临时中央的指示相对抗，从打赣州开始，直到打南城，长达7个月时间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总强调在反“围剿”中取得的一孔之见当圣经念。他反对沿赣江两岸地区向北发展，主张向东发展是一种右倾主义、逃跑主义。
**听着批评，甚至是上纲上线的刺耳话，也不动火，只是平静地抽着烟。
项英也认为**的“诱敌深入”，说到底是等待主义，保守主义。至今对赣南会议的批评，连一丝一毫的悔改表现都没有，反而同临时中央的指示越走越远。当前，我们应当警觉起来，右倾是主要危险。他提醒**，这个时候是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尤其是要放弃“狭隘经验论”，不然是要危害革命的。
**不能再沉默了，他据理反驳：“在反‘围剿’当中，我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成功经验。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打赣州我反对过，讲过不打的原因。打赣州后，我主张向赣东闽西发展，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开展工作，打下了漳州。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不打南城，是敌情变了，我们也该相应的改变，如果纸上谈兵，非吃败仗不可！照项英、作霖同志所说，我认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的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的话则是一针见血。
顾作霖听后气色大变：“依据当时情况打赣州绝对需要，本来可以攻克，为何没有攻克，是对攻取中心城市认识不足，对敌坚守中心城市估计不足，加上我们的暴破技术的缺点，才未能克城而撤围。”
项英同他们一唱一和：“打下漳州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得不偿失嘛。”
陈毅怒目而视他们。
朱德气得坐转了身。
王稼祥扶扶鼻梁上的眼镜框，不紧不慢地发了言：“我来说几句。众所周知，我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到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的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讲到此，他停顿了一下。
顾作霖和项英听到他的讲话，一下子都震惊了。开始，他们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王稼祥看了他们一眼，已察觉到他们突变的神色，根本没有理会，继续讲道：“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能有今天，是与**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陈毅突然插上一句：“讲得好！事实就是这样嘛！”
项英、顾作霖同时怒目相视着。
王稼祥又讲：“众所周知，我与**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是同乡。我在这里所言，不带感**彩，完全是出自一个普通党员的内心肺腑之话。”
朱德也站了起来，说：“我同**相处时间长，一起打仗，一起行军，深知他的思想和领导艺术。如果说打胜仗有错，我是总司令，也应该有错。如果说打赣州失败有功，我又成了功臣，啥子功臣？从井冈山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啰。前方研究的事情，变更计划，不能算在**头上，那是集体决定的事。”
会议出现了僵局，只好暂时休会。
太阳将要落下去。在小源村东北的一条山路上，周恩向西南急急赶路。由于马跑得很快，他那长须在胸前不住地飘摆。
由于会议开的既激烈又压抑，晚饭后，与会者神情各异，三三两两地出了村，向着各自选择的方向散步去了。
王稼祥在竹林旁的小溪边独行。
项英、顾作霖他俩人谈论着走到溪边，见王稼祥已在，俩人就转向另一个方向。
朱德、陈毅这两位经南昌起义后，转战广东最后到井冈山同**会师的老战友，今天又走到了一起。俩人谁也没说话，各自想着心事向北走出了小村。
远处有两骑人马朝他们这里奔来，俩人停步观察了一阵。
朱德望着说：“像是恩来同志回来了。”
来人正是周恩来和他的警卫员，一直到了朱德和陈毅身边才下马。
“恩来，怎么才赶回来？”朱德上前握住他的手。
周恩来歉意地说：“在路上耽误了些时间。”他松开朱德的手，又握住陈毅的手问：“会议已经开始了吧？”
朱德心情不快地说：“开了一天，本来是研究准备第四次反‘围剿’的事宜。结果，开成了批判润芝的会。”
周恩来一怔：“情况如何？”
陈毅：“糟得很。”
朱德：“分歧还是发生在前线领导与后方领导之间。他们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不仅有表决权，还有否决权。其他与会的同志见此情况，又如何表态，现在休会，单等你来了。”
周恩来思而未答。他知道遇到了麻烦，而且是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麻烦。
朱德告诉他：“你先去吧，我们两个住在一起，润芝住在曾老爹家。”
周恩来坚持道：“一起走嘛。”
朱德执意地说：“还是你先行一步。”
周恩来不在坚持，上马而去。
朱德、陈毅并肩向回走。
晚上，周恩来听取了项英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项英坚决地说：“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所以你应该负起战争领导总责。**同志，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一直细心地听着，突然问：“稼祥同志是什么态度？”
项英带着不满回答他：“他？态度很不明朗。”
“哦。”周恩来又陷入了不平静的思考。
周恩来作为前方四人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和前方负最后决定权的苏区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反映了他一贯的作风和风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表示充分尊重。
翌日，会议继续进行，到了会议即将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迫于上面的压力，不得不讲如下的话：“……赣州撤围以来，前方和后方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同志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泽东同志积多年的作战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会议上，出现了些争论，有些同志让泽东同志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王稼祥插话：“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泽东莫属！”
周恩来继续说：“我提个建议，供会议讨论。一是泽东同志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二是泽东同志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不少意见，仍‘随军行动’助理，或者泽东同志负责主持作战责任，我也在前方监督负责行动总责任。”
会议出现了小声议论和交头接耳。最后，由于临时中央派来代表的坚持，多数中央局委员同意**暂时请病假，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必要时到前方。就这样，这位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抚育红军成长壮大的奠基人，胜利地打退了敌人对苏区三次“围剿”的**，刚复出不到两个多月，又一次地被剥夺了军权。
**心情比较沉重，到了此时，他还能说什么。他只好闷闷不乐地走出会场，沿着房中间的小道，走进了自己临时住居的黄泥小屋。
夜。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了**居住的黄泥小屋。**抽着烟立在一边，他听到身后有响声，慢慢转过身，望着站在屋里的周恩来。周恩来立在门里，望着抽烟不止的**。两位历史巨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立着。还是**丢掉烟蒂上前跨了两步，握住周恩来的手。两双手愈握愈紧。
**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向他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是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周恩来用力摇着**的手。
翌日清晨，天刚亮，**同牵马的警卫员吴吉清悄然离开了小源村。出村后，**和吴吉清才上了马，生怕影响了熟睡的村民。他提起马缰，两腿一夹，马听话地甩开四蹄愈走愈快。
不一会，**、吴吉清渐渐在视野中消失了。他是带着遗憾、惆怅和压抑离开小源村，在望不见的天际中消失的。
宁都会议后，**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周恩来却因其在宁都会议上的折衷态度受到苏区中央局成员项英、顾作霖等的批评。1932年11月12日，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其中涉及到对周恩来的看法：“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它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份的地方，但他（指周恩来——引者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同一日，周恩来致电上海临时中央，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我承认在会议上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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