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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日，周恩来致电上海临时中央，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我承认在会议上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份批评”，但“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周恩来是中国**阵营中难得的人才，圆熟（不是圆滑！）功夫真是历练到了家。他早年很喜欢汉朝的张良，其实，如果真的把他和**、朱德比作**的“汉三杰”的话，周恩来以结局来看真倒可以算作张良了（**的结局和韩信是一样的，朱德长期坐冷板凳，和萧何后来的被囚禁也差不多）。**被“二十八个半”搞得灰头土脸的时候，周恩来还叫他“主席”，以致**晚年在王洪文长沙告状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曾经说过：“恩来是个好人，不整人！”。
根据现存资料，**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接受苏区中央局对他的指责，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中央的电报中也称毛“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 然而根据临时中央11月给苏区中央局的复电却又看出，**在压力下，在会议上曾被迫作出承认“错误”的表态：“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同志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
**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周恩来也是在肯定毛有错误的前提下，主张对毛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那么继续维护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苏区中央局的团结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1932年11月，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恩来同志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继赣南会议批评**的土地政策，现在又在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了**的军事作战方针，使**在中央苏区的权势被一步步削夺。宁都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由周恩来担任，当周在前方指挥作战时，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则继续由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达瑞金后，虽然局部调整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但是宁都会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基本没有变动。
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竟凄然泪下！（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550）。**自己则回忆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宁都会议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制造热河“人间地狱”的省主席汤玉麟
如果说宋哲元这个前热河都统是热河的福星，那汤玉麟这个热河省主席就是不折不扣的灾星。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1869年出生，奉天阜新人，早年出身绿林，后被张作霖收编，成为张在东北开基创业的把兄弟。汤玉麟和张作霖的关系不错，两人年轻的时候，汤还多次救过张作霖。不过汤玉麟也曾经和张作霖的敌人冯德麟联手试图干掉张作霖，被张贬职为平民。但是总体来说，汤玉麟跟随张作霖30多年，除了偶尔的“糊涂”以外，还算是比较忠心的，也为张作霖立过很多汗马功劳。1926年春他任奉军第12军军长，率部入热河，接替宋哲元为热河都统。1928年东北易帜后，改任热河省主席。到了1933年，汤玉麟已经在热河当了6年多的土皇帝。他佩戴民国上将军衔，称自己是星宿下凡，所以有“星宿将军”之称。然而，就是这个“星宿将军”，给热河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
汤玉麟掌握热河的军政大权后，随即横征暴敛，无所不为。
他创造“世界记录”，让二儿子汤佐辅身兼任热河财政厅厅长、兴业银行总办、军需处长、军政训练副监、盐务局长、垦务总办、经界委员会委员长、酒烟局长、印花税局长、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共15个职位，一个人就控制热河全部经济和税收！这位汤二公子没有让父亲失望，在他任职期间，老百姓每年要交几十种税，老百姓自己的田也被强制分为四等，不管这些地是否能够种植东西或者收成如何，全部都要交重税。除了田地税收以外，老百姓杀猪宰牛，嫁女娶媳，生老病死，甚至农民养条狗也要缴税。而且所有税收全部预交几年甚至几十年，当时热河部分地区在1932年就提前40年收了1972年的税，再创“世界记录”！
如果老百姓缴不起税，那么马上就会坐牢，挨打，有时候连命都要送掉。所谓苛政猛于虎，老百姓愤怒称汤玉麟为“汤大虎”！
在这种情况下，热河省老百姓大多穷困潦倒，根本无法生活。很多农民家庭的小孩长到十一二岁还穿不上裤子，腊月寒冬农民连生火的一把稻草都没有。结果就是整村的老百姓丢下自己的田地逃亡，还有忍无可忍的老百姓组织了多支起义军，他们还一度攻陷朝阳县城。总之，热河省的老百姓对汤玉麟恨不得食肉寝皮，汤在热河是没有一点群众基础的。
汤玉麟还在热河大量种植鸦片，为祸一方。汤玉麟任命大儿子汤佐荣为省禁烟局局长，这个所谓禁烟局长做的是和他的身份完全相反的事情。汤佐荣通过政府命令热河农民大量种植鸦片，之后以罚款为由进行抽税。到了1927年热河鸦片种植面积，有记录在案的就有9000多顷，造成热河烟民10多万人。老百姓家中一旦有人抽鸦片，一家就基本完蛋，如此算就有百万热河老百姓在鸦片下面遭殃！
除了老百姓以外，热河省的东北军也有不少人抽大烟，成了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的“双枪兵”，战斗力大为削弱。
为了敛财，1930年春，汤玉麟仿效孙殿英，不顾社会舆论，命儿子汤佐荣率兵挖了内蒙古巴林左旗白塔子王坟沟辽圣宗、辽光宗、辽道宗三个皇帝的陵墓，并将全部出土文物占为已有运往沈阳私宅收藏。同年汤玉麟投入巨额资金在天津河北区民主道38号（现为天津市工商管理局）兴建一座砖混结构私宅，其宅占地面积4323平方米，建筑面积3341平方米，三层带地下室，其建筑豪华，陈设华丽，是天津最为显著的豪宅之一。
汤玉麟年老昏庸，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就是沉溺于抽大烟、养姨太太。多年的**奢侈生活早就让他失去了对部下的控制能力，也让其部下的战斗力削弱到了底点！早在“九一八”时候，日本人就已经开始策反汤部下众多将领，并且相当成功。
“九一八”时，汤玉麟在沈阳的一部分家属携带细软跑到沈阳小南关的法国天主教堂避难，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为拉拢汤玉麟，就让台湾籍汉奸谢履西（伪满外交大臣谢介石的族弟）和日本宪兵队护送汤玉麟全家大小和细软乘南满火车去大连，再搭船到天津别墅，以此向汤玉麟抛出橄榄枝。
1932年3月9日，日本关东军扶立清逊帝溥仪在吉林长春登基，建立伪“满州国”。溥仪也未忘汤玉麟曾参加“张勋复辟”拥立其功，与日本关东军密议许以汤玉麟为满州国参议府副议长之职对其进行拉拢。3月29日日满单方面宣布汤玉麟为满州国参议府副议长、让外界以为汤做的是“满洲国”的官，汤玉麟也不介意这个是非名份。时任伪“满洲国”参议府议长的奉系老友张景惠派人来拉拢他，汤也未加拒绝。热河开战前不久，日伪在北票召集会议，汤玉麟居然让部下、热河省公安管理处长张舜卿前往参加。在会上，日方提出了3条要求：第1，要汤担任伪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亲信为代表，常驻长春，加强联络；第2，为了满、热一体的关系，要求汤同意把铁路延长到承德；第3，为了加强联系，要汤同意关东军在承德设立无线电台。
张舜卿把这3条报告给汤玉麟，汤没有明确表态。张舜卿知道此事重大，把情况直接报告了张学良，张学良断然地拒绝了。张学良觉得让汤玉麟守热河是靠不住的，想把他撤掉，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汤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算是张学良的长辈，再说阎、冯倒蒋时，奉军人关抄了阎锡山的后路，汤玉麟立过功劳；郭松龄反张作霖时，汤玉麟又为大帅卖了很大力气。对这个有功的奉系老将，张学良不敢轻易撤换，只是派人向汤提出3点劝告：第1，现在服从副总司令（张学良）就是服从先大帅，只有抱成一团，东北军才能有个立身之地。第2，叙帅（指张景惠）已经上了贼船，不会有好下场，千万不要跟他走。第3，关于中日问题，热河已经面临危若累卵的严重局面，要做积极防御准备，不可大意。
由于有张作霖被炸死的教训，汤玉麟也没有完全倒向日本。他曾大骂伪满特使道：“张雨亭（张作霖）是我拜把子弟兄，你们害死他，我没有那么混蛋，去作你们的官！”汤玉麟又对张作相派来的特使赵毅道：“吾乃国家疆吏，守土有责，誓死抗战，决不丧国家之地。”
1933年2月，日寇图谋热河，国民政府任命汤玉麟兼任第55军军长，继又宣布他为第5军团总指挥、热河省驻防军上将总司令，统帅20万守军负责建平至赤峰一线防御和作战任务。
2月16日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会议分配防务作去热河的准备，让他的伯父张作相取汤玉麟而代之，出任热河防务主帅，任总司令，降汤玉麟为副总司令。汤玉麟闻知大怒，对张学良重用私人的做法大为不满，更觉得张学良要借此机会除去异己夺他的兵权，因而将帅之间发生矛盾。汤玉麟手下的一部分将领更是加紧和日本特务的谈判，商讨阵前投降的最后筹码；另一部分汤军则是加紧在地方的搜刮，准备将来逃跑时候使用！
总之，热河抗战总体是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展开的，也注定了开战后的惨败。
序篇
公元2011年9月18日凌晨零时。美国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深夜的机场候机楼旅客稀少。但此时出现的十多名穿军装的旅客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注目。挺拔的军姿、笔挺的军服、肩章上闪亮的金星，表明这是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
只有最后一个人例外。他的肩章上没有金星。
机场候机大楼里的扩音器响了：“各位旅客请注意，由华盛顿飞往莫斯科的139次班机就要起飞了，请旅客们……”
中华共和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副教授蒋云翔下意识地扶了一下金丝眼镜，望了望墙上的航班显示牌：
泛美航空公司
139次班机
起点：华盛顿
终点：莫斯科
飞行时间：20小时
机型：波音7E7
又是一次折磨人的长途飞行。蒋云翔心里苦笑了一下。
他参加的是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访问美国国防部的代表团，名义上是兼任英语、俄语翻译。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一行的将军们个个英语顶呱呱，还精通俄语。无论职务和级别，这次访问似乎都轮不到蒋云翔。他能赶上这个代表团的末班车，是由于军事科学院院长刘洲亚上将的推荐。
蒋云翔是刘洲亚上将的高足。27岁获得军史研究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抗日战争期间中**队作战效能相对优化浅论》得到刘洲亚上将的高度评价，尽管有的教授们略有微词。两年后蒋云翔就取得了副教授职称，有的人暗中散布这是刘洲亚上将搞特殊。
刘洲亚上将是当今中国风云人物。这不是由于其前共和国主席的女婿身份，而是在于他那深邃的战略思想。还在空军高层任职期间，其战略宏文《大国策》、《美国论》、《刘洲亚将军谈美伊战争》、《信念与道德》、《中国未来二十年大战略》就震惊网络，在网上掀起了一股“洲亚旋风”。除大战略外，刘洲亚将军对历史研究也有独到之处，《学会审视历史》、《金门战役检讨》、《甲申再祭》也振聋发聩。当然，刘将军的观点在军内和民间网络上的反对者也不少，使刘将军成为争议的焦点人物。
军事科学院博士生蒋云翔堪称刘洲亚将军的崇拜者。刘将军转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后，蒋云翔多次上门求教，得益匪浅。这次中美军方高层交流，刘洲亚院长特意指明蒋云翔参加，是希望他直接获取美军的一手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蒋云翔没有白来，在利文沃思堡美国陆军指挥学院和华盛顿五角大楼访问期间，有关美军资料足足拷满了手提电脑和一个移动硬盘，这大大出乎蒋云翔意料，不知下一站去莫斯科与俄军交流时怎样有空间装下资料（因资料涉密不能通过互联网传送）。
当然最苦恼的不是这个，而是：
晕机。
蒋云翔虽然号称云翔，却是名不副实。他有畏高症，平时就怕坐飞机。而且在飞机上睡不着，整个航程都提心吊胆，饱受折磨。当然外表上还是假寐，不让人看出来，不然下次出行就没份了。
刚才在候机楼外，刘洲亚将军刚和送行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上将道别。迈尔斯上将强作热情，但明眼人都看出来深夜送机搞得他只能强颜欢笑。坐“红眼”航班是刘将军的习惯，因为这样能最大限度的省钱（相当于两三折，当然还是经济舱）。刘将军还坚持此次访问代表都穿军服而不是西服，因为“军人必须在任何场合都保持军人的荣耀”。
航班准时起飞，非常平稳，几乎感觉不出。机上座位宽大舒适，设备非常齐全。当然，这是全球最新的波音7E7客机。
“波音7E7”设有250个座位，航程达8000海里，航空公司可利用它提供更远的点对点航班服务而无需中途降落。这次从华盛顿到莫斯科就是直飞，飞行时间长达20小时。其它波音飞机就必须在伦敦中途降落加油。能做到这一点的其它飞机就只有欧洲的“空中客车”380了。蒋云翔还是第一次乘坐波音7E7飞机。
蒋云翔四周望了望，整个航班就只有中国代表团的乘客了，将军们一上机就熟练地脱下军服换上便装，叫空中小姐拿来毛毯，放平座椅躺下舒适地入睡了。蒋云翔仿乎做贼心虚，独自到最后一排坐下，强迫自己进入睡眠状态，但怎样也不成功。他叹了一口气，知道折磨又开始了。
蒋云翔望了望舷窗外，远处隐约的闪电让他心感不安。看手表，飞机大约已经起飞了1个小时左右。突然，不但精通中国地理而且熟悉世界地理的蒋云翔一怔：按推算，现在应该到了百慕大群岛区域了。
数十年来，百慕大群岛的海域和空域失事的船舶和飞机众多，以致该区域有“魔鬼黑三角”的不祥称号。过去多数人认为是外星人作祟，自从量子力学的平行宇宙和超弦理论诞生后，学者又倾向认为百慕大区域可能是多维时空重合的接合部，飞机和船舶偶然通过时空交叉点即所谓虫洞时就会失踪，至于是灰飞烟灭还是进入异时空就不得而知。蒋云翔想到这苦笑了一下，如果真的遇到时空虫洞，也许会展开时间旅行吧，但到底是回到过去还是前往未来，哪个更有趣呢？
飞机在闪电中穿行，但听不到雷声。一有轻微颠簸，蒋云翔就浑身发抖。他再下意识地看了看表，距起飞时间整整70分钟。
突然，一道闪电就在蒋云翔座位的舷窗外划过。飞机剧震之下，蒋云翔只觉眼前一片白光，随即失去知觉……
第一章：平行宇宙
“达瓦里希！达瓦里希！”
我微微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位金发碧眼的护士装束的小姐在急切地呼唤。我一时糊涂：飞机上空姐不是这样装束啊？缓了一口气后，多年的外语修养还是没废：这是俄语！“达瓦里希”是俄语中“同志”的意思！
美国空姐居然讲俄语！嗯，也不奇怪，毕竟是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嘛，不会讲才是怪事。但怎么会对中国人讲俄语呢？还是“同志”？
这时又一位医生装束的高大男子突然出现，用俄语急促地说：“奇迹！奇迹！昏迷了四年还能醒来！哦，斯大林同志万岁！”说完他转身猛冲了出去。
昏迷了四年！斯大林万岁？开什么玩笑。我试图坐起来解释，但很快自己就大吃一惊：自己身上居然插满各种管子，盖的是白床单，旁边是一大堆医疗仪器。自己是躺在病床上，是在医院里！
难道万米高空上飞机失事自己还能存活？这也算天方夜谈吧。斯大林万岁！难道自己在大西洋的百慕大失事却到了俄罗斯治疗？“苏东坡”（指1989－1990年苏联、东欧剧变的**）已经20多年了，还有人如此信奉斯大林？
我也懒得去想了，只看到护士小姐在手忙脚乱地调试、记录仪器，然后又突然想起什么，出去后拿了一碗汤汁给我喂下。是罗宋汤，我平时不大喜欢，现在只好勉强接受，但发现她确实挺会照顾人的，不由说了句：“斯巴系巴（谢谢）。”（为简便起见，以下俄语对话均不另行注明）。
护士一惊，手一颤，半碗罗宋汤居然泼到床边。她连声说对不起，忽然又飞快冲了出去，边跑边喊：“他会说话了！”
不一会，刚才冲出去的那个医生又和一个穿中山装、中国人模样的年轻人回来了。那个中国年轻人见我坐了起来，不由得冲了过来将我扶住，激动地说：“巫山兄，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
巫山兄？我一阵纳闷，在网上我也没用过这名字啊。这样都认错人，我一阵尴尬。那位年轻人也许看出了我的迷惘，急切地说：“巫山兄，不记得我了？我是王炳南啊！”
我认识的人中间没有叫王炳南的啊。但多年的党史研究使我想起了党史上名人、**著名外交家王炳南。我不禁抽了一口冷气：今夕何夕？
王炳南叹了口气：“也许人醒了，记忆却没有了”。他又试探地问我：“1927年4月我们从武汉北伐河南与奉军作战，我是贺龙独立15师的营长，时巫山兄为11军的团长，我们曾并肩作战过啊！”（按：中华民国不用公元纪年而用民国纪年，中华民国于1912年元旦成立，1927年即民国16年，换算公式是民国纪年数字加上11即为公元纪年。本文为照顾读者需要，故采用公元纪年，无须不停换算，并非违背历史真实）。
我不禁寒毛直竖。这时我深厚的历史知识已显露出来。1927年4月，奉系军阀部队由张学良率领进入河南，沿京汉铁路南下，威胁武汉政府。武汉政府举行讨奉战争，以唐生智为总指挥，进军河南。铁军第4军和第11军组成第一纵队，贺龙率领的独立第15师亦列入第一纵队序列。11军是由北伐的铁军第4军分出一部扩编组成，下辖第10、24、26师。第10师的师长是蔡廷锴，第24师的师长叶挺，第26师的师长杨其昌。3个师共9个团，其中只有1个团的团长号“巫山”，那就是26师77团的蒋先云！
我怎么成了蒋先云？！我试探着问了一下：“这是哪里？”
“你真的会说话了！湖南口音还没变！（没变？我本身就是湖南永州市新田县人）。哦，这里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医院，是全苏联最好的医院了。要是在其他医院，说不定你就醒不过来了！这位是一直照顾你的科瓦廖夫医生，刚才那个漂亮姑娘是娜塔莎护士，也一直照顾了你4年时间”。
我对科瓦廖夫医生表示了由衷的谢意。但总觉得气氛有些诡异，于是又试探着问：“现在是哪一年？”
王炳南笑着说：“1931年啊，你从1927年昏迷到现在，整整4年！即使最乐观的人也不指望你醒过来了，幸好科瓦廖夫医生一直没有放弃，今天终于修成正果了。”
科瓦廖夫医生也非常激动：“这是医学的奇迹！你的身体和大脑看来完全恢复了，国际上也没有先例。嗯，我要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完又匆匆出去了。
王炳南说：“刚才我在外面，听说你苏醒了就冲了进来，还没有来得及向共产国际报告呢。你可是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大红人，现在他们一定会起用你了。”（当时苏共中央称联共（布）中央，这里按通俗说法，下同）。
我没怎么听进去，只是喃喃地说：“1931年，1931年……今天是几月几号？几时几分？”
“9月18日，傍晚6时。怎么啦，哦，现在房间里开了灯，所以你不知道具体时间。”
我猛地一惊：9月18日18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了！日军进攻沈阳了！我连忙问：“今天中国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
“今天没发生什么大事。你睡久了，休息一下就好。我叫护士进来照顾你，我也要向中国代表团报告。”
王炳南说完出去了。我却仿佛沉入了冰窖。
时空穿梭真的发生了。不会错的，1931年9月18日，共产国际，北伐，贺龙的15师，11军的团长，蒋先云，还有非常年轻的王炳南（那时他是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是回到过去了。问题是历史上蒋先云已于1927年5月28日在河南临颍牺牲，怎么王炳南一口咬定我就是蒋先云？难道我们二人真的相似他认错人？也不会，他说我在这躺了4年，而蒋先云正是1927年作战负伤不治的，离现在1931年正好4年。难道……
我立即想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四处巡望，谢天谢地，右边的床头桌子上就有一面镜子。伸手去拿镜子时我略一犹豫：我会不会成为一个怪物？似乎不会。我终于将镜子移到脸前。
映入眼帘的头像英俊、威武、精悍，与我见过的蒋先云的历史照片有八成相似。至于和我自己，蒋云翔副教授，最多只有三成相似。我再看看我的身体，比原来的我瘦了一圈，但手脚动作还协调。可能是躺了4年饿瘦的，但我自己也不接受这个荒唐的解释。最明显的，我本来是高度近视，不戴眼镜面前白茫茫一片。现在的我没有眼镜，周遭却看到清清楚楚，快符合飞行员标准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思维还在，身体却换了。
借尸还魂了。时空错位怎么是这个样子？
我叹了口气，躺回床上闭目思考。我毕竟是具有21世纪知识的人，分析起来，现在存在几种可能性：
一是看来我真的成了蒋先云，其实是具有了他的身体而已，但思维却是我自己的，还很正常，完整无缺。据说时空旅行都是整个人穿梭的，没听说只有思维旅行而与自己身体分离的。难道借尸还魂真的存在？
二是时空错位。但到底是在我自己的时空中倒流回了70年前，还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的1931年？按照相对论，时空倒流所需的能量大得不可想象，超光速也未证明存在。当然，宇宙中有太多的秘密，人类的智慧只掌握了极小的一部分，存在大量的未知空间。如果我只是在自己的时空倒流的话，那就问题大了，起码见不到父母、妻子和孩子了，中间永远相隔70年，除非找个时空穿梭机会跳到未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
三是时空分裂了。这是最有可能的。按照量子力学著名的双缝理论，一个量子穿过左边的点时，必然又分出另一个量子穿过右边的B点。但在同一时空中的人，只能看到量子穿过左边的点，而看不到量子穿过右边的B点；而另一时空的人，却只能看到量子穿过右边的B点，而看不到量子穿过左边的点。换句话说，量子进行双缝穿越时，波函数坍缩了，时空分裂了，形成了“左世界”和“右世界”。这就是美国物理学家埃弗莱特提出的“多世界解释”（Mny Worlds Interprettion，简称MWI）。埃弗莱特的理论被人们理解成：当电子通过双缝的时候，宇宙神奇地“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宇宙，在一个里面电子通过左缝，另一个相反。这样一来，宇宙的历史就像一条岔路，每进行一次观测，它就分岔成若干小路，每条路对应于一个可能的结果。而每一条岔路又随着继续观察而进一步分裂，直至无穷。但每一条路都是实在的，只不过它们之间无法相互沟通而已。这一理论也被称为“平行宇宙”理论，无数宇宙同时存在。
从宇宙诞生以来，已经进行过无数次这样的分裂，它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很快趋于无穷。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个宇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在它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宇宙。有些和我们很接近，而那些从遥远的古代就同我们分道扬镳的宇宙则可能非常不同。也许在某个宇宙中，小行星并未撞击地球，恐龙仍是世界主宰。在某个宇宙中，埃及艳后的鼻子稍短了一点，没有让罗马统治者恺撒和安东尼怦然心动。那些反对历史决定论的“鼻子派历史学家”一定会对后来的发展大感兴趣，看看是不是真的存在“历史蝴蝶效应”。在某个宇宙中，格鲁希没有在滑铁卢迟到，而希特勒没有在敦刻尔克前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而在更多的宇宙里，因为物理常数的不适合，根本就没有生命和行星的存在。
这个理论实在太惊人了，为了一个小小的电子从左边还是右边通过的问题，我们竟然要兴师动众地牵涉整个宇宙的分裂！爱因斯坦曾经说：“我不能相信，仅仅是因为看了它一眼，一只老鼠就使得宇宙发生剧烈的改变。”
不管怎么说，这个玄妙的平行宇宙理论得到了当代大多数权威物理学家的认同！1999年在剑桥牛顿研究所举行的一次量子计算会议上，与会的权威科学家对所信奉的量子论进行投票，平行宇宙理论居然有30票，而其它量子理论加起来只有10票！在宇宙学家和量子引力专家中，有58％的人认为平行宇宙是正确的理论，而只有18％明确地认为它不正确。这个古怪的理论，居然是目前最科学的！
如果平行宇宙理论正确的话，那么在我原来的时空中，蒋先云于1927年5月28日在河南临颍阵亡时，就必然分裂出另一个没有阵亡的“蒋先云”！就象现在那个在床上躺了4年又苏醒的植物人那样（就是现在的我）。不过肯定是在另一个时空中。平行宇宙中，不同时空的沟通只能通过时间虫洞来实现。如果真是这样，2011年9月18日我乘飞机穿过百慕大三角时，无意间穿过了时空虫洞，来到了这个时空的1931年，整整相差70年。为什么偏偏是我来到这里，其他人、包括刘洲亚将军呢？有没有来到这里？如果他们也来到了，我又怎样找到他们？
我苦恼地摇摇头。还有，为什么我只是意识来到这个时空，那我的身体呢？我慢慢回忆起我在军事科学院听过的某物理学院士的一个量子力学讲座（我的量子力学知识就是从那来的），好象他提到过，著名物理学家诺伊曼（就是计算机的发明者）认为在量子双缝穿越中，波函数坍缩了，意识也跟着坍缩了，意识决定物质！这与唯物主义恰恰相反，我当时嗤之以鼻，现在看来很可能是正确的！还有，按照量子力学的“退相干理论”，意识永远存在，也就是说某个人的意识在整个宇宙中是连绵不断存在的，某一时空中某个人死了，似乎意识也没有了，但在其它某个时空中一定还存在，只是两个时空无法交流而已。就整个宇宙而言，意识永远不死！我，蒋某人，也许在自己的时空中**已经完蛋了，但意识却穿越虫洞来到这个时空，并且意识决定物质，不知怎样寻找上了蒋先云的身体也就是物质存在！
我一阵头疼。到此为止吧，再量子理论下去我自己就先分裂了，象成龙高喊“Who m I”了。现在，我必须明了自己的处境，才能作出决定。
嗯，历史知识还没忘，历历在目。首先，这些所谓量子理论千万不能向苏联人兜售。30年代的苏联左得厉害，一个李森科的伪科学就大行其道，多少遗传学的科学家被迫害致死。要是拿出这个比遗传学玄妙万倍的量子力学理论，非身首异处不可，苏联的大肃反可不是玩的。
其次，必须自保。按照王炳南刚才的说法，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蒋先云还是很重视的，准备委以重任。什么原因呢？根据历史记载（就是我那时空中发生过的事，下同），北伐时苏联总顾问鲍罗廷、苏军顾问加伦将军（就是后来的布柳赫尔元帅）对蒋先云是赞不绝口的，虽然两人1938年在大肃反中双双被处决，但现在是1931年，两人还是苏共高层大红人呢。他们肯定美言了几句。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我梳理了一下记忆，得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结论：蒋先云的工人身份。
当时苏联对工人身份是非常看重的，提出苏联就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苏共中央对中国**一直不满意，就是认为**党员农民成分太多，工人太少。所以少数工人代表哪怕并不出色，也得到苏共的高度重视和重用。如项英，斯大林亲自接见并赠送小手枪，待遇之隆无出其右；其他工人成分的，如向忠发居然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也是唯一叛变的总书记）、李立三一度把持**中央大权。
至于蒋先云，不但与**、李立三、**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还独自领导了水口矿大罢工，这一经历也怕是无出其右了。北伐时他担任过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大叛徒顾顺章也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就是当时中国**员的金字招牌，一些平庸之人，如卢福坦、王竹声等靠此进了政治局常委，不过都叛变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象蒋先云这样，无论领袖气质、理论水平、军事素养、宣传鼓动等方面都是绝对优秀的领导过工运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不过北伐时国共合作，**并无绝对的人事权。国共分裂后，象向忠发、卢福坦、王竹声这样的庸人都飞黄腾达，如果蒋先云还活着，早就提拔了。按现在的话说，坐直升机上去了。
因此目前我明智的做法是：保持自己的蒋先云身份。植物人4年，没有巨大的金钱投入是维持不住的，苏共和共产国际下了这么大本钱，也就是看上蒋先云的工人招牌吧。但也要小心，**也领导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但后来鼓吹湖南农民运动，就被共产国际打入另册。看来，我应该象李立三那样，保持“工人本色”，那样不但可保住性命，说不定还可进入**高层。
想到李立三，我猛然醒起：对了，蒋先云还有一特殊身份，就是李立三的妹夫。李立三的妹妹是李祈欣，嫁给蒋先云后，于1927年初在武汉生下一小孩，现在算来将近有5岁了吧？其时蒋先云北伐河南，应该没见过小孩的面。想到这，我十分懊恼：读历史的时候怎么没去了解李祈欣后来怎样了，还说自己是蒋先云研究的权威呢。现在自己一无所有（除了意识之外），到时面对母子两人怎么办？
先不去想他了。我订下自己的生存策略：一定要迎合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现在的政策，尽量左倾，赢得信任。回国后再看怎样调整应付吧，先对付眼前再说。
眼前首要的，应该找些当前的苏共中央出版物读读，看看内容是否与历史书写的一致。如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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