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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首要的，应该找些当前的苏共中央出版物读读，看看内容是否与历史书写的一致。如果一致就好办了，我只要奉承迎合，就能避过无数暗礁，免去杀身之祸。比如李立三路线1930年底已经遭到共产国际的猛烈批判，王明、博古当道，我这个李立三的假妹夫，必须与他划清界限。想到这我得意地笑了笑：谁叫自己是21世纪的人呢，比现在时空的人多了70年知识和历史，还不智珠在握？不过我有些后悔我学的是军事历史了，要是我研修的是武器装备，说不定还能造出原子弹。
很快我又想到更后悔的事：为什么现在是1931年9月18日呢？“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夜晚10时，莫斯科与沈阳相差5个时区，如王炳南所说莫斯科现在是傍晚6时的话，事变已经发生1个小时了。要是我早点来，决不能让日本侵占东三省！
看开点，也有值得庆幸的。要是1945年来，虽然能看到抗战胜利，却不能亲手杀日寇了。
想到这我猛地一震：莫非天意弄人？我在研读中国现代史和抗战史的时候，经常扼腕击节而叹：要是我当时在场，就如何如何，定能改写历史。现在上天不是正给我一个机会吗？让我托付于一位盖世豪杰的体内，凭借他在国共两党的特殊关系、自己精深的历史修养和70年后的未来资讯，如果能以此跻身历史大舞台，定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的博士论文《抗日战争期间中**队作战效能相对优化浅论》中的观点岂不可付诸实践？1931年不算早，但也不算太晚，东北沦陷已不可避免，但假如能尽快成为**领袖人物之一，当可尽量避免极左路线给红军造成的损失，到时率领八路军以更强大的力量走上抗日战场，给日军以更大的杀伤，最终战胜日寇，将“九·；一八”国耻日变为胜利日！
岂不快哉！岂不快哉！
当然，一切以这个时空发生的事件与我所在的时空中的历史相吻合为前提。就算开始完全吻合，那随着我的介入，改变了某个事件的进程，以后的事件岂不全都跟着改变？我又用什么作参照物，岂不打回原形？这就是“蝴蝶效应”啊！
先不想这么多吧，还有很多细节问题，如从哪着手进入这个历史大舞台，要细细考量。斯大林的雷霆手段可不是吃素的，一步走错满盘皆输、人头落地啊！
渐渐地，我进入了梦乡，冥冥中似乎感受到历史使命的深切召唤……
第二章：苏联受命
醒来后，窗外已是阳光灿烂。王炳南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连忙示意我躺着，连声说：“巫山兄，我真是佩服死了！昨晚你还问中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今早就接到共产国际通知，昨晚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发动突然袭击，已攻占沈阳城。看来你是未卜先知啊。难怪人们说你是‘黄埔三杰’之首，躺在床上还能知天下事，果然厉害啊！”
我心里一惊：绝对不能让我的“特异功能”被别人察觉。于是嘴上敷衍着：“诸葛亮不出隆中而知天下三分，那时还没有报纸和电报呢！”接着我插开话题：“我昨晚想了想，不错，北伐时我是11军26师77团的团长，大家同在第一纵队，是有一面之缘。”
王炳南非常高兴：“看来你是完全康复了。等会科瓦廖夫医生和一批权威医学家要来给你作全身检查，如果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我又试探着问了几个关键问题，答案都令我失望。首先，除了“我”，莫斯科没有中国来的“不速之客”。其次，我身边没有什么异常的东西，我原指望手提电脑和手机之类的现代化装备都没有来到这个时空。看来，我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了。幸好我的记忆还不错。
检查一切顺利。科瓦廖夫医生等表示我身体的机能和智力水平完全正常。王炳南帮我办理了出院手续，我向医生、护士道谢后，乘车离开了这座我的身体已经躺了4年的医院。
王炳南安排我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住下。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庄园，叫作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楼房面临公路，楼后是漂亮的花园，穿过花园是座小山，山上长满树木。山后有条溪流，两岸绿树成荫。别墅附近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落的农舍，田野一片金黄，正是深秋的景色。
阳光和熙温暖，但空气中已略有了寒意，冬天即将到来了。我舒适地躺在花园中一张椅子上闭目养神，旁边桌子放满了一大堆书和报纸。
我来到这座别墅已经一星期了。这段时间里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报纸和书，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真理报》塔斯社的社论，王炳南也不时过来与我交谈。我不觉放下心来。没变，与历史上1931年的苏联和中国一模一样，自己不觉又多了几分信心。现在，该构思一下细节问题了。
下午，王炳南将我接去了莫斯科特维尔斯卡亚大街（后改名高尔基大街）的共产国际总部。我知道，考验开始了。
在总部一间小办公室内，两位显然是高层领导的高大苏联人与我对面而坐，王炳南陪同。我只知道当时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有个米夫，见过他照片，这两人却不是米夫。我的俄语讲得极好，凑巧历史上蒋先云也精通俄语，曾到苏联作了半年翻译，倒也天衣无缝。我暗暗庆幸：当初为了研究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选修了俄语，否则今天就原形毕露了。
经王炳南介绍，这两人是库西宁和马基亚尔。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3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部长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际上管中国**。我记起来了，米夫现在应该在上海，给王明撑腰，是中国革命的“太上皇”。
库西宁和马基亚尔询问了许多问题。我早有所准备，对答如流，滴水不漏（实际上都是些极左口号，自己就快恶心死了）。两人邀请我共进晚餐，看得出来，他们对我是十分满意的。
回到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别墅后，我期待着与苏共中央高层的见面。
9月28日，王炳南接我前往克里姆林宫。我明白，我的人生成败再次一举。
由于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如何应对，进入克里姆林宫穿过重重宫殿，我都无心留意周围景色。很快，我们进入了一个小会议室。
会议室很小，一张长桌子和十来把椅子。就座的人却把我下了一跳：
斯大林。
拿着烟斗的斯大林，就活生生地坐在我眼前。他个子很小。据历史记载，他身高仅1。64米，也不魁梧。但眼前这个人，那强烈的领袖气质、绝对的权威、深邃的眼神、显现出的钢铁意志力，使人觉得他十分高大，必须仰视。
我一阵晕眩，时空错乱的感觉又出现了。
“不要紧张，蒋先云同志”。最边上的一个人说话了。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入座，环视了一下。
苏共历史上最高层的领导人，原来只在照片上见过的领导人，很多都坐在对面。
莫洛托夫（外交部长）、伏罗西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这三位是元帅，不过是1935年封的，现在1931年还没有军衔制）、曼努伊斯基（当时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35年才由季米特洛夫接任）。
还有一个人，眼神很阴险，看一眼就令人不寒而栗。介绍才知道，是大肃反中杀人不眨眼的“契卡”负责人亚戈达。当然比起贝利亚来，他是小巫见大巫。那我这个“巫山”呢，是不是“中巫”？想到这，我已完全放松了。
在座职务最低的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他首先发话：“蒋先云同志，斯大林和政治局领导想听听你对国际局势、**运动和中国形势的看法。”
我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当今世界，正处在资本主义总崩溃、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现在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陷越深，已经证明了伟大领袖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同志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在作腐朽、垂死的挣扎了，很快就要灭亡！国际**运动的革命时机和**即将到来！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对苏联来说，我完全拥护斯大林同志的决定，全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赶超资本主义大国。托洛茨基搞机会主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妄图放慢工业化步伐，这是对苏联人民的犯罪！必须对他们尽快审判！”
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因为反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跃进指标，而被斯大林定为反党集团，不过1936年大肃反时才审判，我在这里必须抢先表态。
“我深信，完成工业化的苏联，必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将会率领全世界无产阶级，一举粉碎帝国主义，将革命的火炬点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说得好！说得好！”三位元帅情不自禁。毕竟是军人，性子直率。
“好，好。” 莫洛托夫接着说：“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也就是你的祖国，你怎么看，蒋先云同志？”
好你个老谋深算的外交家，要是真的蒋先云在这，肯定被你害死了。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风起云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事变发生后，**、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坚决主张抗日为首要任务。
但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是盲目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王明的做法，使中国**在国内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民主派和进步人士的支持，搞乱了工人和农民的思想，他们把中国**看作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附庸，居然把苏联的利益看得高于中华民族的利益，使中国**陷于孤立。
要是真的蒋先云现在活着，以其军人的血性，肯定要表态打击日本、还我河山吧。如果这样就死定了。
现在是1931年9月28日，苏联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还未完全形成。我作为21世纪来的人，当然预先知道了苏共中央的决定。
“日本发动事变侵占我国东北，我判断主要不是要侵占全中国，而是点燃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要将中国东北建成反苏战争的基地，伺机对苏联动手，灭亡苏维埃国家，实现他们在日俄战争中没有达到的目的。”
日俄战争，触到了苏联的痛处。苏联灭了沙皇俄国，却继承了它的大国沙文主义。日俄战争俄国失败，苏联也引为耻辱。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带队拜祭旅顺口日俄战争中阵亡俄军将士的亡灵，宣称：“给日俄战争报仇了。”就直接体现了这一思维逻辑。
看得出来，我的这番言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人都很意外。提到这个日俄战争，就搔到了苏联领导人的痒处。这就是我的中国功夫——点穴。一点就灵。
“因此，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负起责任，一切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可以提出类似‘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至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反革命与革命的矛盾，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
“说得太好了！蒋先云同志！” 曼努伊斯基一下站了起来：“你有这样高的觉悟，真是想不到啊！”
斯大林平稳地发话了：“你对富农问题怎样看，蒋先云同志？”
又是一个陷阱啊，多少革命家死在里面了。“我认为，就苏联来说，当前工业化和农村的集体农庄制度，必须两条腿走路。富农是集体农庄最大的敌人，从长远看，必须予以消灭。近期看，可以先限制和剥夺，比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当时是共产国际提出的。斯大林1933年才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我提前一年多就说出了斯大林内心酝酿已久的话。“至于中国国内，我听王炳南同志介绍，中央苏区现在搞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这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是很危险的”。中央苏区的富农政策是**同志搞的，我为了迎合斯大林，现在迫不得已对伟大领袖“开刀”。
“你说得对，蒋先云同志。”斯大林站了起来，抽了一口烟。我看《朱可夫元帅回忆录》提到过，斯大林点燃烟斗并猛抽一口，就是他心情好的标志；如果烟斗中没有火，那就不妙了，就是雷霆震怒的前奏。现在他的烟斗烧得通红，看来是对我非常满意了。
“你对中国红军的军事战略怎么看，蒋先云同志？”发话得是国防人民委员伏罗西洛夫，开口不离本行。
“王炳南同志给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我的感觉是，中国工农红军实行的是游击战术，作为权宜之计尚可。但现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成功。鄂豫皖根据地也取得了胜利。红军已经壮大了，已经具备了与反动派决战的实力，可以进行北伐那样的大兵团作战。虽然李立三的‘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战略过急，但现在的游击战术也过缓。我的意见，是先打下几个中心城市，争取在一省或数省先取得胜利，积累经验后进入决战，争取早日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再与日本算帐，武装保卫苏联。” 我记得历史上的1932年1月，**临时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意见，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
“你可是李立三的妹夫啊。”一旁阴冷的亚戈达突然冒出一句。
这点关系对契卡来说根本不是秘密，我也不打算隐瞒。“我知道，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我要与他划清阶级界限。”
“还必须与他妹妹离婚，脱离关系。”亚戈达补充说。“那是当然。”一般来说，蒋先云抛弃李祈欣对她肯定是重大打击，但我不是蒋先云，只是一个冒牌货，还是摆脱她好。
“如果由你指挥，你要怎样打下中心城市？”问的是布琼尼。
这个问题难不倒我。“之前中国红军打不下中心城市，是因为缺乏重武器，不象苏联红军有大炮。我认为，攻城一是要勇猛，全线猛扑但又集中突破一点（我知道斯大林对集中优势兵力是非常重视的），北伐时武汉就是这样打下的，加伦将军对此很清楚。”加伦即布柳赫尔，北伐时任苏军总顾问，指挥过攻克武汉。我目光转向他，见他点了点头。“还有就是进行坑道战，用大量黄色炸药爆破城墙和工事。红军中有不少矿工，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参加过安源路矿大罢工和水口罢工，那里懂挖坑道和使用炸药的矿工很多，也可以利用起来。”这里我一是突出我领导过罢工的工运身份，而是迎合斯大林对矿工的偏爱。当时斯大林正准备开展向矿工斯达汉诺夫学习的运动，我又搞个“提前量”。“我有信心，在中国大地上演保卫察里津、攻克彼列科普的光荣，锻造出一支象第1、第4骑兵军那样的精锐部队！”这些战例和部队，都是斯大林、伏罗西洛夫、布琼尼和布柳赫尔的骄傲。
“很好，看得出你是认真思考了的。”斯大林发话了，我知道他要做总结发言了。“你没有选错人，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是布柳赫尔的名和父名，苏联人这样称呼时表示对对方的尊重（为避免苏联人姓名之长，以后不再这样表述）。“共产国际的推荐也是正确的。”
布柳赫尔、曼努伊斯基、库西宁露出了笑容。显然，如果我一句答错成为“阶级敌人”，他们也跑不掉。现在他们的宝是押对了。
“蒋先云同志，你的优秀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决定把你派回中国去，挑起中国革命的担子。”
“也许，蒋先云同志需要在苏联再学习深造一段时间，斯大林同志。”亚戈达出声试图阻止。果然不愧是契卡的老狐狸，没有被我搞晕，闻到了一丝不对劲。我有些后悔，也许，我的演戏过于完美了，以致有些不真实？但不管怎样说，契卡再厉害，也是不知道平行宇宙理论的，还有借尸还魂。
“不必了。蒋先云同志刚恢复记忆，只看了一星期的书，就有这样的理论高度和水平，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堪称天才。”
我欲擒故纵：“亚戈达同志是对的，我也许应该再学习……”此时我早已归心似箭、早日回到祖国大展身手。但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我了解斯大林的秉性，作出的决定是不轻易更改的。
“中国革命需要你。”斯大林一锤定音。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决定由基辅军区司令员朱可夫担任总参谋长。朱可夫推辞，斯大林就说了句：“总参谋部需要你。”看来这是他的口头禅。
“我们决定派你回中国参与主持红军的军事工作。”伏罗西洛夫说。斯大林接着说：“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也很需要你去解决，但没办法，不能把你分成两个人使用。农村问题还是让陈绍禹多操心吧，**那套不行。”
陈绍禹就是王明。我连忙表态，决心坚决完成任务。
斯大林转向曼努伊斯基和库西宁：“你们派人和蒋先云同志沟通一下，按上述意见起草一份给中国革命的指导电报，报政治局后发给米夫。另外，叫他安排蒋先云同志抓军事工作。”
送我出门后，布柳赫尔快步走上来，张开双臂。“加伦将军！”我也上去与之热烈拥抱。尽管我是个冒牌货，但对布柳赫尔这个正直、真心帮助中国革命的军人是非常尊重的，这样做是发自内心的。
我的眼泪很快泉涌而出。布柳赫尔安慰说：“别哭！你躺了4年，我都以为没希望了，现在你能康复，见到老朋友，应该高兴才对！”
我已不自禁痛哭流涕了。加伦将军，你知道吗，再过7年，你就要被肃反掉了，而且死前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我是为自己无力挽救你的悲惨命运而痛哭啊！
第三章：北伐双雄
人力有时而穷。我虽然有着未来资讯的巨大优势，但要阻止苏联的大肃反是根本不可能的，否则自己还要搭进性命。我也想过挽救布柳赫尔的办法，比如请他再次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离开莫斯科这个是非之地。但现在他是苏军最高领导人之一，又全力狠抓远东苏军的建设，调来中国当顾问也不合其身份。
我硬下心肠，开始着手准备回国事宜。由苏联回国，以前一般是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转入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北宁线入关。但现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军队在嫩江铁路桥激战，中东铁路已经不通车了。所以共产国际安排我先坐火车去德国，由德国**接上，安排乘船前往上海。共产国际原先计划派人全程陪同，我婉言谢绝，坚持我一个脱离革命中心已经4年的默默无名之辈，一个人反而更安全。确实，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每个苏联人都受到西方间谍机构的高度关注，目标太大。最后共产国际同意了，叮嘱我注意安全，告诉了我在德国的接头地点，以及到上海找**中央的地址和接头暗号。实际历史上，周恩来、瞿秋白等高层领导人从苏联回国也不过是两三人随行的。
苏联人的效率还是很高的。就在斯大林9月28日接见我之后的2天，9月30日，我拿着以假乱真的护照（当然是假名），踏上了从莫斯科开往柏林的国际列车（一般人认为当时苏联被西方封锁，其实不然，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记载他30年代通过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莫斯科去到柏林）。
10月2日，列车驶入了柏林腓特烈车站。我自己找个旅馆安顿好后，没有急于与德国**取得联系，因为我有自己的打算。
次日一早，我步出旅馆，沿着腓特烈大街走到兰德维尔运河的大街尽头，左转入吉特什涅尔大街，又钻进了一条比较僻静的街道，来到一间标有中文的小饮食店前。
我这样走，当然不是为了散步，也不是专程前来这里吃中国早餐。
由于时间早，店里没有顾客。一位小老板装束的人背对着我，正在店门口的摊档上煮什么东西。
我没找错地方。站了一会，我才徐徐说了句：“叶师长，您早。”
小老板猛一回头。他先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看到我肯定的眼神，迟疑了一会，才迅速走过来抓住我的手：“巫山，真的是你？”
“是我，希夷兄”。
希夷是叶挺的字。这个看上去有点落魄的小老板，就是当年威震中华大地的北伐名将、铁军独立团的团长叶挺。1927年他任第24师的师长，所以我称他为叶师长。
叶挺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营长。加入**后，担任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第4军独立团的团长。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肇始。叶挺在北伐战争中蜚声中外，1927年在我军建军著名的三大起义中，叶挺先后担任过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和广州起义总指挥，如此资历在党内军内均罕有其匹。**曾当面赞誉他为“**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1955年授衔，几位老帅闲聊，陈毅说：如果叶挺不死，十大元帅中就有两位叶帅。叶剑英一听忙说：如果叶挺活着，新四军就出两位元帅了。
但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退出了中国**，告别了轰轰烈烈的国内革命战争舞台达10年之久。这里面有段曲折的历史。
1928年，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已经在莫斯科开始。叶挺接到党中央通知，要他到苏联莫斯科去休养治病，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在大会上，叶挺的广州起义报告受到了米夫、王明集团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在王明一伙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睬叶挺。当时莫斯科东方大学打算邀请叶挺前往作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知道后马上进行干预，不让叶挺去作报告。对于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无理指责，叶挺感到极其苦闷和彷徨，性格刚毅的他一气之下独自离开莫斯科，自动脱离中国**，漂泊德国，从此度过了十载的流亡生活。期间他生活十分艰苦，只能靠打工过日子，后来才开了个小饮食店，勉强糊口。
关于这次出走，叶挺在抗战时期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一生的遗憾”。1946年他重新加入**时也说过：“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都脱离了关系。”后来，叶挺曾一再谈起脱党这件事情的教训：“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可耻！”“干革命不容易的。革命路上，随时都会碰上艰难危险，会有挫折和失败，但是，要干就要干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刀放在脖颈子上，也要把革命继续干下去！”
抗战爆发后，叶挺回国就任新四军军长，但由于不是党员，不仅不能参加核心讨论，也不能看文件，实际上被完全架空，有职无权。气愤之余，他几次提出辞职并离军出走，被周恩来劝回。皖南事变后叶挺关被了四年监狱，待到终于获得释放，又重新入党，眼见前途一片光明，就要大展拳脚，却又遇上了飞机失事，含恨九泉。叶挺的一生犹如汉代名将李广，充满坎坷，其悲剧遭际真是令人扼腕不已。
我不能让这位旷代名将就此埋没。从历史书上我知道他现在就住在柏林这个地方，所以找上门来。
“希夷兄，人说吃在广州，以前我尝过你的手艺，确实口福不浅。不请我尝尝。”
“唉，是我怠慢了顾客，请坐请坐。”
坐下后我仔细打量了这个真实出现在我眼前的北伐名将。望着他落魄的样子，心里一阵酸楚。叶挺以带兵严厉刚毅闻名，北伐湖北时夏斗寅叛变，北伐军一部抵挡不住溃逃。这时叶挺骑着白马飞奔上前，所有溃兵见到白马立即转向，躺在担架上的受伤军官也立即跳下，率部投入反冲击，可见叶挺治军之严，官兵畏之如虎，堪称巴顿式的铁血猛将。现在的他，一脸疲惫，为糊口而起早贪黑，跟街边的摊档小老板没什么两样，哪有一丝铁军名将的风范？
“巫山，你不是在前线身负重伤、去苏联疗伤吗？几年没有你的音讯，我以为你已经……”
“在床上躺了4年，刚刚才好。”我开门见山：“希夷，我这次来，是请你出山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哦，这几年我的遭遇你不知道吧，我已经……”
“你的遭遇我全知道。”我打断他，喝完最后一口粥：“你的手艺退步了，走，到你家去，我要尝尝秀文嫂子的佳肴。”
叶挺的妻子李秀文是澳门的大家闺秀，是叶挺的贤内助。叶挺流亡德国，李秀文一直陪在身边。1931年，我算了算，他们的儿子已经1岁了。
大革命时候，叶挺这位名将对蒋先云是非常看重的，蒋先云对叶挺也非常敬重，常到叶家作客。北伐时，两人双双打出声名，号称“北伐双雄”。现在，在遥远的柏林，即将上演一出“双雄会”。
不出所料，叶挺的住处十分简陋。与李秀文嘘寒问暖一番后，李秀文沏下一壶茶，就以照看孩子为名出去了。他知道我们有大事要谈。
“巫山，不瞒你说，这几年我迭遭打击，已经心灰意冷了。出山之事，怕要辜负你一番好意啊！”
也许他不知道我现在的底细，居然要试探老战友一番。“希夷兄，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指了指角落桌子上的一堆德文军事书：“你的心冷了，血还是热的。”
我研究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除了修俄文外，对德文也有涉猎，不过不如英文、俄文娴熟。扫了一下，就看到其中一本书，是鲁登道夫1929年出版的《总体战》。
叶挺一怔，突然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是不甘心啊！前年5月，国母庆龄女士从苏联途经柏林回国时，特意抽空来看我，并对我予以接济；不久后周主任（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般下级都以周主任称呼）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回国途中经柏林时又专程前来，对我进行了严肃而诚挚的批评，讲了好多道理和形势，最后批评我：‘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我何尝不想投入革命的大洪炉中，投入热血沸腾的战斗！但蒋介石不放过我，全国通缉；党这边，我又已经脱党，是挂了号的人。党内斗争的残酷，我是知道的，许多坚定的老党员都被打到了，何况我这个掉队的，回到以前是不可能了。周主任虽然表了态，但他不是一把手，我怕他到时说不上话，反而会给他带来麻烦，所以拖到现在还在这里。”
宋庆龄、周恩来在柏林见叶挺是历史上确有其事。而叶挺回国已是1932年秋天了。我要提前一年把他弄回去。
“希夷兄，今时不同往日，日本已经侵占东三省，每个热血男儿都恨不杀敌死，你这位铁军名将就甘心在这卖早点吗？不然你研究德**事干什么？”
“巫山，九一八后，我恨不得早日回国杀敌，这几天专门去图书馆借了军事书。德**队是世界最强大的陆军，我想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特别是掌握有关工兵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爆破技术，准备日后有机会时再返回祖国显一番身手，但奈何报国无门啊！”
“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开这扇门的！有的话这里不方便说，你叫秀文嫂子进来，我叫他帮你收拾一下行李，你和我一块回国。”
由于叶挺的儿子太小，我劝李秀文先留在德国照顾小孩，并给了他一张金本票作生活之用。现在全世界陷入经济危机，德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受危机打击格外沉重，希特勒也趁机上台。现在德国马克贱如纸，买不到什么东西，但瑞士银行的金本票却是硬通货（美国当时也好不到哪去），可以买到稀缺的物品。共产国际这点小钱还是有的，我估计足够他母子二人10年开支了。
告别叶挺一家后，我坐出租车前往菩提树下大街的某处，与德国**接上了头。联络员知道我要来，正为我“失踪”而焦急，见到后自然喜出望外。之后两天，联络员带我参观了柏林市容。我在勃兰登堡大门、国会大厦等著名景点照了像，作为我来到这时空的证据。街面上一片萧条，但我知道，再过一年多，那个小胡子上台后，这里将成为令全世界颤抖的风暴中心，并将死亡旋风刮遍欧洲！
欧洲的命运我是改变不了啦，这里将沿着历史的逻辑演变下去，直到几千万人死去，直到柏林变成废墟，直到苏联红军将红旗插上国会大厦……
我突然想起什么，叫联络员去给我搞两件高级防弹背心来。我是现实主义者，今后我将卷入战争的洪流中，枪林弹雨中难保全身而退，要是中途夭折，自己小命是小，耽误了中国革命的宏图大业罪大。我用这个理由安慰自己。我在莫斯科试过，用刀子在手上刺出血来，看来我这个时空穿越者不是金刚不坏之身。除了超前的意识之外，我和这个时空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也有生老病死。
当时德国**势力很大，远超纳粹党，是国内第二大政党，在政府、军界都有广泛深入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瑞士银行的巨额金本票确实杀伤力巨大。联络员很快搞来两件高级防弹衣，是用多重尼龙缠绕制成，十分轻便，防弹效果也可以，对付“汉阳造”、“中正式”和日本的“三八大盖”没什么问题。特别是“三八大盖”，因过分追求精度而以杀伤力小“著称”，这种高级防弹衣对付“三八大盖”的子弹是绰绰有余。但这种防弹衣由于成本昂贵，二战中只装备德军高级将领，也确实救了一些将领的性命。本来，德**人以严守纪律闻名于世，盗卖军用物资不可想象。但现在是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连基本的面包、牛奶都很难保证，难怪有人抵挡不住瑞士金本票的诱惑铤而走险。要是等到希特勒上台，德国经济好转，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吧。
我暗叫侥幸。
10月6日，我和叶挺在汉堡港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豪华客轮。我们两人住在一个高级包间，在20多天的航程中无时不刻都在进行交谈，彻夜长谈更是常事，仿佛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巫山，你说可以让我报国有门，有什么好办法？”在船上看日出时，叶挺问我。这时天还很黑，天边只有一抹霞光。
“不瞒你说，现在我是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特别派往中国搞军事斗争的，指挥红军作战。”
“恭喜你，你比我幸运。这是你应得的，无论哪方面你都是最优秀的，回国一定能大显身手。所有人都看好你，‘黄埔三杰’之首是名至实归的。但这对我没有用。周主任给我担保，我都谢绝了，就是怕连累他。巫山，你大好前途，不要因我而得罪人。”
“我不是要你回到红军去，我是要你回国民革命军。”
“白军？巫山，不要开玩笑了！你说这话是要人头落地的！我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就是打白军。**革命就是革国民党的命，红军打的就是白军。我脱党后，蒋介石几次派人来找我，许诺我出任军长，我一直没答应，坚决不回国民党。你不是要我叛变吧？”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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