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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叶挺疑惑的眼神，我微笑了一下以缓和气氛：“我是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信任的人，怎么会怂恿你叛变呢？”
“那你的意思是……”
“我是希望你恢复铁军4军的光荣传统。”
“铁军？井冈山的红军称为红4军，就是要继承铁军的传统。你要我去那里？这行不通的。”
“我希望你去的，是另一支4军。你也知道的，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这段历史叶挺当然耳熟能详。蔡廷锴指挥的第10师也参加了南昌起义，但起义军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时，该师行至进贤李家渡，师长蔡廷锴解除了部队**产党员的职务，率队转向赣东入闽，倒向南京政府。蔡廷锴的部队很快得到陈铭枢、蒋光鼐的欢迎与接济，部队扩编为2个师，仍属于陈铭枢之11军。1929年底两广军阀发生战争，战后不久粤军改为国民党中央军序列番号，原11军改为60师和61师，由蔡廷锴和蒋光鼐分任师长。以后该部由蒋介石调遣，在湖南衡阳一带打败张发奎部，随即北进直趋中原，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1930年底调江西“围剿”红军，更名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兼任总指挥，蔡廷锴后来又任十九路军军长。因此，十九路军是有北伐铁军种子的，说其有铁军传统并不为过。
“巫山，你是安排我打进十九路军策动起义吗？这不可能吧？”
“起义当然不可能，不然蔡廷锴在南昌就跟我们走了。你去的十九路军，仍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但性质要变。现在十九路军在江西与红军刚血战一场，自相残杀令人痛心。我希望你去把打内战的十九路军，变成抗日的十九路军，枪口一致对外。”
“只怕十九路军自己也作不了主吧，蒋介石已经逼它参加了三次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它也没有办法。再说，蔡廷锴南昌起义后叛变，我和他已经誓不两立。现在十九路军由蔡廷锴、将光鼐把持，他们那容我插进去？”
“此一时彼一时。十九路军打内战是被迫的，现在日本已经侵占东三省，凡我革命军人无不义愤填膺。十九路军也是有血性，在抗日的旗号下是可以转变的。至于你怎么进去，我自有办法。”
“什么办法？”叶挺急切地问。
“我问你，十九路军的老军长是谁？”
“陈铭枢啊！”
“陈铭枢就是你的突破口。他现在南京作寓公，南京、广州两个国民政府都不买他的帐，广东也被陈济棠顶着回不去，唯一的本钱十九路军这次与红军作战也损失惨重，再这样下去他就象张发奎一样，迟早变成光杆司令。你可以送一份没本大礼给他，他一定接纳你。毕竟他也是爱才的。”
叶挺更加一头雾水：“没本大礼？你就不要卖关子了，快说吧！”
我知道，要对叶挺摊牌了。也必须摊牌。因为，我太需要这名伟大的战友了。
“希夷兄，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你不要惊讶，只知道我说的是绝对事实就行了。还必须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太大，我要你发誓。”
“什么天大的秘密？发什么誓？你这个‘黄埔三杰’之首，是谁都信得过的。”
“可惜，我不是‘黄埔三杰’，希夷兄。”
“啊？你开什么玩笑？我与你交往多年，不会认错人的。你不要玩野了。”叶挺一急，广东话就出来了。
“确切地说，我是半个蒋先云。”我望着漫天灿烂的朝霞，悠悠地说。
望着叶挺难以置信的神色，我终于活盘托出。
我从时空虫洞讲起，我这个军事科学院的副教授蒋云翔的思维怎么从70年后的某个时空来到这里，意识怎么与植物人蒋先云的身体相结合，就成了我这个样子。又怎样取得斯大林的信任，派我回国领导军事工作。
“你不必惊讶。量子力学、时空虫洞、平行宇宙，我也理解不了。但在我身上确实发生了，这是铁的事实，不由我不信。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我居然成为我一直崇敬的蒋先云，也许就是上天让我完成蒋先云烈士未靖的事业，也给中华民族另一个机会。但我孤掌难鸣，迫切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现在有着巨大的优势。我有着比你多70年的资讯，在你看来，就是知道你们时空历史的演化、未来的轨迹，通俗说就是可以未卜先知。你想想，某场战役，你只能千方百计搞来敌人的点滴情报，只能靠推测来作计划。现在，敌人所有的部署和意图一清二楚，打起仗来岂不是砧板上宰鱼，十拿九稳？某个人的一生都可以看尽，就知道路该怎样走。”
接着我告知了我原来时空的历史演进，以及叶挺他今后的一生，怎样担任新四军军长却被架空、皖南事变后入狱四年、直到飞机失事与妻子李秀文一同遇难。“希夷兄，你觉得你这样的一生值得吗？为什么不与我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呢？”
一番言论，令叶挺非常震惊，愣在那说不出话来。
“我告知你这些，不但是为你好，也是为党好，中华民族好，决没有私心，也绝对不会害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事实，你一定要相信。所以我要你发誓。”
看得出叶挺非常矛盾。但我有信心。我的共产国际身份是真的，手握红军的指挥权也是真的（我给他看了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证明信），而他，已经失去太多，与其这样下去，不如奋起一搏，改变命运！
“蒋教授，不，我还是叫你巫山，我发誓。”叶挺终于作出了决定：“那你实现革命大业的具体思路是什么？”
“希夷，我问你，大革命那样朝气蓬勃，北伐那样势如破竹，主要原因是什么？”
“那还用说，从大的说，是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促成国共合作两党合力；从具体说，则是黄埔将校的革命精神和北伐军、包括铁军强大战斗力，才能打倒北洋军阀。”
“不错。我的想法是，以红军和十九路军两支铁军为联合基础，以黄埔精神和北伐传统为纽带，争取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两军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一致对外，抗击日本！”
“巫山！”
“希夷！”
北伐双雄的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此时，一轮红日从海天交界处喷薄而出，万丈光芒洒遍万顷碧波，也染红了漫天云霞。叶挺目睹这壮丽景色，不禁口占一首：
长风破浪彩云归，
北伐铁军双雄会。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
多年后，当蒋先云与叶挺北伐双雄威震中外时，这次客轮上的“双雄会”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当然他们不知道核心内容，只知道两人共同进行了谋划）。一次叶挺无意中吟诵该诗居然被人听见，硬要他写出来。叶挺无法，只好将该诗发表，又引起巨大轰动，好评如潮。历史上叶挺诗词以《囚歌》闻名，现在其命运改变，囚歌是没机会写了（当然我在船上将叶挺未来的诗作“提前”告知了他，叶挺认为“将牢底坐穿”倒是符合他的风格）。不过有了这首“双雄会”，倒也算是对叶挺诗歌创作的补偿吧！
在接下来的20多天，我将有关历史资料尽量告知叶挺，为保密没有用纸，而是要叶挺记住大概。叶挺不愧为人中之龙，记了个**不离十，看来是足够用了。我与叶挺还商定了在上海某处设立一秘密据点传递情报（见纸不见人），到时双方各自派人错开时间每天定时去取就行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远处，吴淞口已经遥遥在望。祖国啊，你的游子已经回来了。他们将用沸腾的热血，去温暖你太久的冰凉！
第四章：重返铁军
“一切皆如先云所料，宁粤和谈、蒋介石下野、陈铭枢入主行政院都发生了。我因谋划有功，得到陈铭枢无比信任，担当了十九路军参谋长，与蔡廷锴、将光鼐消除了芥蒂，得以全力着手淞沪抗战事宜。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与先云预测的时间一模一样！我仅有的余虑彻底打消了，先云（确切地说是另一时空70年后的蒋云翔教授，但我宁愿这样称呼他）的确神奇，我要充分利用这一巨大的优势，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大展身手，实现一生的抱负。”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注：共和国成立后，同为开国元勋的蒋先云、叶挺双双隐退，随即撰写了秘密报告说明一切前因后果。该两报告只印了不到100份，作为最高机密存档。只有与历史大事件密切相关的共和国政府和军队的最高层人物才可看到，观者无不唏嘘不已。本文有关叶挺参与事件的记述，均原文引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特此说明）
船抵上海后，我与先云依依惜别，先云以防弹衣相赠，谓我北伐时常骑白马冲锋在前，太过冒险，现在我身份不同，肩负重任，要注意保护自己，亲眼见到共和国的建立。对此，我只有无言感激。
之后我从上海乘船抵达南京，于某天上午来到紫金山脚下一处幽静的山庄别墅前，对仆人说：“麻烦你向如公通报一声，就说老部下来访。”
如公就是陈铭枢，铁军的老首长。他字真如，一般人尊称其为如公。
陈铭枢是铁军的传奇人物。（以下资料凡1931年之后者均由先云告知，系他那个时空中发生过的历史。以后凡此均同，不另行注明）北伐时期，他同张发奎都是铁军4军的师长，仗打得好。1928年国民党军事杂志中登有蒋光鼐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评价张、陈二人：“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铁军三分之后，张陈两军曾大战三次，张发奎还是以前那种作战方式，结果都遭到失败。这大概是古兵书上批评的“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吧。反观陈铭枢之指挥若定，更多是靠谋略。1929年冬花县之战，先以防御态势顶住张发奎的“三板斧”，在其攻势被遏止向西退却时，由蒋光鼐率3个师转入战略追击。他不采取跟踪追击，而至广西北流，张以老办法从广东高州猛攻北流，结果大败，退到南宁附近，仅有的两个师缩编为一个师。1930年夏衡阳大战也是这样。当张桂军进至长沙及以北地区回师南下时，蒋光鼐率3个师在衡阳取防御态势，构筑工事，待其攻坚，当张桂军进攻受挫时，才转为攻势，将其歼灭。以上战例说明二人的用兵方略，陈较灵活，有在不同战争环境中的适应性。
在政治上陈铭枢也比张发奎的眼界宽阔，他虽然在1927年3月脱离铁军，投靠蒋介石，并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但“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拥蒋变为反蒋，并同中国**合作，积极主张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失败后，他这一系统的铁军虽瓦解了，但陈铭枢等继续同**合作，坚持进步。他组织了中华民族大同盟及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等民主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抗日力量，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业。1949年他和蒋光鼐、蔡廷锴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尔后一直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任职。
陈铭枢的文化素养也是较高的。据北伐时第4军的苏联顾问戈烈夫在他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说：在北伐时，陈铭枢的公文箱很少军事书，却带了好些佛学。他认为中**人少读军事而喜读佛学是怪事。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陈进行了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并作了错误处理，以至使这位长期与**合作，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不小影响的老朋友，于1965年抑郁而终。
进入客厅，一老人起身迎接。一眼看去，他原本刚毅的军人线条少了，两鬓已经斑白。与4年前相比，多了一份沧桑，也多了一份恬静。
“希夷，是你？”
“是我，老军长。”（陈铭枢担任过从4军分出的11军的军长，我曾任该军24师的师长。11军也称铁军，故我叫他老军长）
坐下后，我拿出见面礼：“老军长，这是一点心意，请收下。”
“正宗凤凰单枞？这可精贵了。希夷，这，送礼好象不符合你性格吧。有事就直说吧。”
我知陈铭枢性喜饮茶，尤好凤凰单枞。这是我用先云送的瑞士金本票在上海洋行买的，一般人根本买不到。
“老军长，不瞒你说，我这次确实为出山而来。”
“唉，希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1927年第二次北伐后，你跟共党走，搞南昌兵暴和广州兵暴，蒋公暴跳如雷，对你全国通缉。后来听说你脱离**到了德国，生活清苦。蒋公多次相邀，许以军长之职，我也给你写过信，让你回到铁军来，你都没有回音。我和蒋公多次谈及你，都对你这位旷世名将就此埋没而叹息。现在我无官一身轻，说不上话了。希夷，你不要拜错神，还是去找蒋公为好。”
我微微一笑：“老军长，我这次不是为自己出山，而是为请你出山。”
“请我出山？现在我已经关门静养，师从欧阳竞无大师研习佛学，对尘世已经看淡了。”
“老军长，今一时彼一时。如果连年内战，我也反对你老军长出山。但现在国难当头，不由我辈军人退避三舍。”
陈铭枢是两广军阀中少有的拥护蒋介石的人物。但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逐渐转变为反蒋。我就是抓住这点来游说。
“不错，现在是日本人打过来了，蒋介石不抵抗，张学良也不抵抗，大好河山落入夷狄之手。我多次请缨，要求率十九路军北上抗日，蒋介石就是不许，把我晾在这里，我对他是彻底失望了，但有什么办法呢？”
“老军长，你现在的资本就只有十九路军了。老蒋借刀杀人，将十九路军三次投入江西围剿红军。等到老本打光了，就会把你一脚踢开。”
“老蒋的手段我怎么不知道？我只是不忍心国家分裂。一国两府，对团结抗日是不利的。”
所谓一国两府，是指当时国民政府分为南京、广州两个政府。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踌躇满志，目空一切，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想当五院院长之上的总统。不料，胡汉民起而反对。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山先生的战友与助手，只有汪精卫等人才能与他相提并论，蒋介石的资历比不上他显赫。蒋介石一恼之下，恣意孤行，以宴请议事为名搞“鸿门宴”，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
胡被扣，在国内引起大哗，激起了又一次反蒋联盟的形成。拥胡的陈济棠在广东便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反蒋联盟的盟主。他于4月22日派人去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转达释嫌修好，联合反蒋之意。处在上顾无望、艰难竭蹶中的李宗仁得此佳音，直觉峰回路转，求之不得，欣然同意。一夜间粤、桂化干戈为玉帛，由敌对而合作。李宗仁即派人去广州，洽商两广合作具体事项。
4月30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会四名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要求释放胡汉民。5月3日，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将领发出拥护四监委电，并宣布欢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来粤共筹团结反蒋大计。5月11日，李宗仁在广西率桂籍将领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唐生智等通电响应。
锣鼓一响，白崇禧、张发奎、叶琪，李品仙等于5月18日抵穗，就组织反蒋政府和两广军事统一问题与陈济棠等会商。几天后，李宗仁也赴广州，共策大计。又有孙科率领一批人潜离南京到了广州，并由他们邀请在香港的汪精卫来粤参加。5月27日，齐集广州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正式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会上通过宣言，决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来反蒋，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决定另组国民政府，公布了组织大纲，次日广州民国政府成立，汪精卫被推为首任主席，广州国民政府发出通电，限蒋于48小时内即行引退。
蒋介石因非法扣留胡汉民，国内外舆论对他不利，加上在江西“剿共”也一再丧师失地，疲于奔命，若再对西南用兵，恐旷日持久，更加被动，故采取“冷处理”办法，期望粤桂方面内部分化瓦解，不攻自破。广州政府则密锣紧鼓，准备北伐。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了缓和舆论谴责，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电粤方，要求“罢兵歇争，共赴国难。”广州国民政府表示愿在适当条件下，息争御侮，并提出解决时局问题的3项原则：（1）蒋通电下野；（2）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取消；（3）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另行组织统一政府。
这就是当时一国两府的背景。
“老军长，现在一国一府的机会就在眼前。”
“你是指宁粤和谈？我听说老蒋派吴稚晖、张继等到香港摸底，不知情形如何？”
“他们去是没有结果的。老军长，所以还得你出山。”
“我？”陈铭枢苦笑一声：“老蒋哪用得上我这个和尚。”
“老军长，此差使非你莫属。你的根基在广东，与老蒋关系又非同一般，是两边都瞩目和接受的人物。如我没有猜错，这两天老蒋就会派人来请你。”
“咦，对了，希夷，你在国外多年，怎么对国内动向这样清楚？再说我原来只知道你会带兵打仗，什么时候对政治感兴趣了？”
我掩饰过去：“这几年我也没荒废，在德国一个博物馆发现了一份周易的敦煌残卷，研习之下颇有心得，试之预测人和事，居然十有七八中，所以敢前来向老军长献丑。”
当时两广周易预测之风盛行，陈济棠请两个“神仙”占卜，一切以之为根据行事，闹出后来的“机不可失”的千古笑话；陈铭枢潜心佛学，对周易也有所涉猎。所以我用这点来获取他信任。
“哈哈，真的如此神奇？找个时间要和你切磋一下。不过希夷，照你这么说，是老蒋请我出山，而不是你。”
我会心一笑。他还是放不下政治，听说蒋介石要请他就按捺不住：“老军长，老蒋请你出山，恐怕不能成事。我请你出山，却定能成事。我算过的。”
其实历史上，蒋介石请陈铭枢调结宁粤纠纷，中间尽多曲折。但陈铭枢终达到目的，并就任行政院长，达到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我“提前”获知，就是来给陈铭枢开个预期支票，做个无本买卖，以此作为晋身阶梯。
“老蒋都不行，你却行？希夷，你说来听听。”
“老军长，此次宁粤和谈，两边都指望你。但你想想，那是那么容易谈拢的？广州要老蒋下台，岂不要老蒋的命？老蒋释放胡汉民可以，权力却死不放手。所以老蒋请你出山，未必能够成事。”
陈铭枢半信半疑：“是吗？那你又有何妙计两边摆平？”
我大卖关子：“天机不可泄漏。老军长，你如果不信，到时老蒋请你出山、和谈僵住时，你再来找我，我自有解困难局的办法。”
“好你个希夷，出去几年就滑得象泥鳅，哪还象个军人？好吧，到时我再与你联系。”
不愧是军阀本色，摸爬滚打几十年，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过等我的预言兑现后，你就会来求我了。
不出所料，接下来一切都按照预定轨迹发展。两天后蒋介石派蔡元培和陈铭枢为正式谈判代表，以“国难当头团结合作”为招牌，提议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并释放了胡汉民。蒋介石派陈铭枢、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随胡汉民一起赴上海，候晤汪精卫、孙科等人。
广州非常会议则推出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邹鲁、覃振、张发奎、唐生智、陈璧君、陈公博、伍朝枢、黄绍竑、李文范、陈友仁等100余人的代表团赴沪，以汪精卫为首席代表。蒋记南京中常会在粤方代表启程后，为达成“和谈”目的，赶紧作出决定：“凡自二届四中全会以来，本党同志因政治问题而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这样，宁、粤正式对话开始前，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诸“叛逆”一夜间复变成“党内忠贞同志”。
宁粤和谈在上海开始后，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中心为：蒋介石把住大权不放，粤方要和蒋分权。起初，蒋表面上曾作考虑下野的表示，暗中又授意何应钦等人以“军难方殷，元首不可轻易”发出通电，向粤方施加压力。后见不起作用，蒋乃不再掩饰，以南京中央新闻稿方式宣布：“坚持中枢不宜更动，政制未宜轻改，党统不能有问题。”
蒋的这一宣布在粤方引起强烈反应。在粤之李宗仁、陈济棠等人以非常会议名义连拍两电，致在沪代表，要其对宁方所提条件“万勿退让”。而蒋介石干脆亲自出面，在南京国府纪念周上，以强硬态度声称：“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在已打消，决不去职。”
宁粤和谈陷入僵局。
陈铭枢派人找到我，当时我正在上海著名的豫园品点心，不禁暗笑：“焦头烂额，想到我了吧。”
在霞飞路一个幽静的花园洋房内，我与陈铭枢再次会面。这次陈铭枢亲自出门迎接，边走边说：“希夷，一切如你所说，现在怎么办？怎么办？”
“老军长，办法有三。”
坐下后，陈铭枢亲自递上凤凰单枞：“太好了！希夷，我现在完全信你了，原本以为你有一条办法就可以了，如果有三条，那一定能成事。”
我心里一乐，趁机卖弄一下：“老军长，现在着急的应该是老蒋，不是你。”
“哦？”
“老蒋死抱住权力不肯下野，但他也有致命死穴，只要你一点就灵。”
“老蒋也有致命死穴？希夷，你快说说。”
“这个死穴以前是没有的，具体说是两个。一是九一八事变，他民心大失，这个领袖就当得勉强；第二个，就是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但现在半数中央委员都在广州，老蒋硬开这个会，根本没有效力。”
“不错，四中全会确实是谈判焦点，老蒋要在南京开，粤方要在广州开，怎么都谈不拢。”
“那就两边分别开。”
“分别开？那有什么用，谈判还有什么意义？”
“分别开，就是大家都同意各自召开四中全会，各分配一半名额，选出的代表互相承认，这个四中全会的问题就解决了。”
“嗯，这倒是个办法，只是行得通吗？”
“我算过，行得通。但这次和谈不要涉及老蒋下野的问题，就可达成协议。你是中间人，先解决和谈再说。”
“好吧，那以后又如何？”
“以后有两点。一是粤方要坚持不妥协，不惜摆出开战的架势，给老蒋发出明显的信号。在他们看来，你是老蒋的人。但你还是广东人，所以这次要全力支持两广，表明态度，取得两广信任。”
“那岂不得罪老蒋？”
“老蒋混不了几天了，你要趁热打铁，领导起国民政府。”
陈铭枢大惊：“希夷，这可是真的？老蒋真会下野？我怎么进得去南京政府？”
老蒋历史上确实下野了，你现在当然难以相信。“要老蒋下野，还得你烧一把火。打个比方，现在宁粤双方在天平两端完全相等，维持平衡，老军长你加到那边，那边就沉下去。”
“老军长，天下系于你一身。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希夷，你就别兜圈了！”
急了，研究佛学功力不够啊。“烧一把火，就可逼蒋退让。这把火，就是四届一中全会。”
“四中全会还没开，希夷你就预测到四届一中全会？”
“不错。老蒋对四中全会分别召开肯定不甘心，又会使出老一套，分化粤方。现在看来，他最可能拉拢汪精卫脱离胡汉民，汪精卫本来就是软骨头，经不起蒋拉拢。但他野心太大，最后老蒋也难满足他胃口。汪精卫达不到目的，一气之下，肯定又另立中央，那就是一国三分了。老蒋开不成四届一中全会之日，就是他下野之时。”
“好，但愿一切如你所说。那我怎么办”
“三家相争，渔翁得利。三家僵持不下，老军长你就是他们都能接受的选择，当可入主行政院。但行政院危机四伏，老蒋下野，肯定不交出兵权，他遥控指挥，随时可对你下手。你想想看，广东乃国民革命发源地，元老众多，老蒋最为忌惮，他用码头帮的黑招，先后软禁李济深、胡汉民，到时使起性子来说不定动兵囚禁你。所以你要利用有利时机，要求调十九路军前来京沪驻防，一可护卫安全，二可摆脱打红军消耗掉实力，一举两得。其他如汪精卫等也怕老蒋暗算，定会支持十九路军驻扎京沪。”
“希夷，前面分析还有根有据，这驻兵京沪就太过了吧。你也说，老蒋死不放兵权，南京乃国民政府所在，上海乃江浙财团所在，是老蒋的钱袋子，怎么肯让我驻兵？那不是拿刀架在他脖子上？”
“相信我就是了，老军长。”
“好，就信你一回。真如你所说，我不会亏待你，你提出任何条件，我都会为你办到。”
一切都会这样发生的，老军长。
因为，这都是先云告诉我的。
历史，就这样沿着固定的轨迹发展下去。
在陈铭枢穿针引线下，李宗仁、陈济棠坚决要求“请蒋下野”和“改组南京政府”两条，一条也不能变。是时，粤方主要人物古应芬在广州病逝。李、陈便趁机电请胡汉民回粤主持国府。李宗仁派人专程北上与李济深联系，望李也能回粤共商大计。李、陈等还下令增兵赣、粤边界，白崇禧从广州返回广西作军事准备。宋子文给了汪精卫一笔钱，汪精卫权衡利弊之后，就被蒋介石拉了过去。以后，汪精卫称病入医院，不参加和谈会议，并拒不见客。失去汪精卫，粤方也不再坚持要蒋下野。于是双方勉强达成协议：由南京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四届中央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取消。
上海和谈达成协议后，宁粤分别在南京、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粤“四大”闭幕时，胡汉民代表大会坚决重申：宁粤合作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先决条件。并以粤“四大”产生的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名义议决：如果1931年12月20日前，蒋介石还不下野，粤“四大”中委不仅不赴京开会，还将自行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则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痛斥了那种“希望我们这一次代表大会开不成会，或是希望我们开成了没有多大的成绩”以及“要求中正下野”的论调，表示他要学习诸葛亮和岳飞，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精忠报国”。汪精卫也凑热闹，假借上海法租界召开了又一个“四大”。
三个国民党“四大”的闹剧结束后，主要议程便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如再不下野，粤、沪两地中委不愿入京开会。蒋介石在硬顶一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只得采用“以退为攻”手法，将有关事宜全部安排妥贴，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宣布下野。他在通电中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总理之教训。”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行监委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作出决议：“（1）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清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林森、陈铭枢即联名发表就职通电。
尽管期间转折反复，但陈铭枢在我的不断指点下，统筹全局，左右逢源，终于得以就任行政院长，达到仕途最高点。
自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粤、沪中委纷纷入京。陈铭枢在我授意下，坚持调十九路军驻扎京沪，得到中委一致支持。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得将嫡系部队调离京沪（仅保留第5军），由十九路军接防，陈铭枢兼任京沪警备司令。
陈铭枢做梦也想不到有如此成就，不禁对我敬为天人，要答应我提出的任何要求。我只要求担任十九路军参谋长。当时的将领都喜当军长、师长，一则兵权在手，二则可截留军饷。参谋长有职无权，但我选择这个职位，正是可通观全局，发挥战略谋划的长处，而师长就做不到这一点。再说，陈铭枢一时性起给我个师长不难，事后多少会后悔，到时难免尴尬。
这时蒋介石已经下野，陈铭枢如日中天，军政部长何应钦还想拖一下，借口我曾为共党等。陈铭枢严词指责，说我脱离**已众人皆知。何应钦扛不住，只得下任命的命令。陈铭枢还觉我要求太低，又赠我大批金银，这对我还有大用，就照单收下。我还要陈铭枢对我的“周易预测学”保密，对外只说我分析精到等，陈铭枢满口答应。就这样，迎来了1932年的元旦。
新的历史篇章就要揭开了。新年除夕这晚，陈铭枢在上海大世界共和厅举行盛大的新年晚宴，除上海师长吴铁城等各界政商名流外，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全部与会。其中，有总指挥将光鼐、军长蔡廷锴、第60师师长沈光汉、第61师师长毛维寿、第78师师长区寿年，淞沪警备区司令戴戟、副司令黄强（均由十九路军派出）。此外，还邀请担任南京外围警卫的第5军将领与会，有军长张治中、第87师师长王敬久、第88师师长俞济时以及旅长孙元良、宋希濂等。将领中多为黄埔精英、北伐名将，是浴血并肩战斗过的，故气氛十分融洽，一时觥筹交错，把酒言欢。但不各个如此，黄强就似乎比较郁闷。他原是十九路军参谋长，平白被我夺了职务，自然有看法。
离开祖国4年后重返的我自然成为焦点。陈铭枢当然对我赞不绝口，众将领与我大都由北伐袍泽情意，都盛赞北伐名将回归，必将使铁军精神发扬光大，铁军将更上层楼等。
将光鼐感叹道：“希夷一来，铁军如虎添翼，我希望政府能团结一心，让十九路军再度北伐，驱逐倭寇，还我东三省。”
蔡廷锴也说：“十九路军打了几年内战，而且都是铁军自相残杀。先与张发奎的4军三度交战，3月前在高兴圩与共军的红4军又大打一场，红4军也是北伐铁军分出去的，取名4军也是为了延续铁军传统。交战的原为北伐同壕战友，不料竟成为沙场上的生死对头。阵亡官长多为本军之旧部，当时见之无不痛心流泪。”
高兴圩之战的情形，先云已与我讲了。红3军团附红1军团红4军，向十九路军发起猛攻，国共双方的铁军迎头相撞。红4军11师的师长曾士峨把全师的排长以上干部集中起来，步枪都上了刺刀，亲自带领冲锋，终于击溃十九路军，曾师长也壮烈牺牲。蔡廷锴自己对这场血战是这样说的：“敌以最强悍之部队及彭德怀之军官队（这里军官队应指4军用排长以上军官冲锋的队伍）向我猛冲。我军受其强烈压迫，全线略为动摇，六十师沈（光汉）师长及师部不明前线情况，又不沉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受溃兵影响，擅自向兴国方向退去十余里。甚至总部人员及我之随从亦有逃跑，颇为紊乱，无线电亦发出紧急电。当时我见情况危殆万分，欲自杀以殉……”
这一仗，十九路军伤亡3200多人，是过去从未遭受过的重大的损失。但是，红4军损失同样惨重，只好撤编了红12军，把34、35师编入红4军，同时把红22军64师（粟裕师）也编入了红4军。红3军团也遭重创，红4师的师长邹平也在此战中牺牲。后把红8军番号撤消，把原8军8师的人员补充到3军团其余3个师里。这一仗，红军两名师长阵亡，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血战，也可见十九路军战力之强。**将这一战引为生平五大败仗之一。可惜先云来迟了，否则定可制止这一战。
戴戟激动地说：“高兴圩之战后我军回师赣州整补时，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蔡军长在赣州体育场率全军3万官兵宣誓，决心从此‘不再**、一致对外’。现在全军官兵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奔赴东北战场。”
张治中说：“九一八之后，我就收到何香凝女士的一封信，并送来女人穿的衣服一件，‘将我巾帼上，换你征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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