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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说：“九一八之后，我就收到何香凝女士的一封信，并送来女人穿的衣服一件，‘将我巾帼上，换你征衣去’。何女士要我转达黄埔军校同学：‘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当时我确实是感到无比羞耻啊。现在好了，政府一统，我想不久黄埔同学和铁军健儿当可再次并肩北伐，再创大革命的辉煌！”
他又转向我说：“希夷，如公说你对局势分析精辟入微，无有不中，不知你对当前时局有何见解？”
我一副智珠在握的模样：“诸位均提到黄埔同学和铁军健儿再度北伐，驱逐日本。在我看来，再度北伐恐怕遥远。蒋公虽然下野，但兵权、财权都在他手里。何应钦天天催军饷，宋子文又把财政部搬空，陈院长你是焦头烂额吧。蒋公和何应钦都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要打的是红军（因我曾为**员，称红军他们也不觉刺耳）。现在国民政府无兵无钱，北伐东三省谈何容易。”
众人掩饰不住的失望，但也知道我说的是实情。我话锋一转：“但眼前，就在上海，即将有一场与日军的殊死之战！诸位是否真心报国杀敌，很快就会见分晓了。”
我指的当然是1932年1月28日的一·；二八松沪抗战。但现在是1931年12月31日新年除夕，离开战还有近一个月，没有一点征兆，他们当然是一头雾水。
“日本在上海开战？恐怕不会吧。这里是各国租界所在，不比东北，日本再狂妄，也要顾及国际舆论吧。”说话的是黄强，处处与我抬杠。
我轻松一笑，胸有成竹：“日本当然会颠倒黑白，说是中国首先挑衅，耍起赖皮。我判断日本将在上海大战，根据有三。一是日本陆海军争权夺利，陆军一个月就占领东三省，海军分外眼红。现在上海驻有日本海军数千陆战队，所以日本海军肯定有大动作。二是日本企图在东北成立伪政府，现在准备抬出张景惠，不久后肯定把溥仪摆上台，造成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但现在东北全世界瞩目，国联准备派出李顿调查团，日本为顺利成立伪政府，定将在其他地方搞事，引开国际舆论注意。我判断，最大的搞事地点就在上海。三是上海乃中国金融中心，远东第一大城，日本在此开战夺取我上海大量利益，旨在打击我政治、经济、军事，事后可以此为筹码，以退出这些利益为条件，换取我承认东北伪政权。日本判断上海乃我国重心所在，国脉所系，到时定当忍辱退让。”
“啪”地一声脆响，后面有人摔烂了酒杯高喊：“决不退让半步！”
我回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后面站满了军官，看来是我这围的谈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聚拢了来。摔酒杯的，是十九路军78师的师长区寿年。我知道他是血性军人，抗战中杀起日本人来毫不含糊，暗暗点了点头。
“以希夷所见，那我上海当作何准备呢？日本人要动手的话，可有征兆吗？”说话的是上海市长吴铁城。他听说要在他的城市开战，自然高度紧张。
我必须卖弄一下，树立威望，以利于以后的工作。现在周围都是黄埔和铁军的精英，我必须取得他们绝对的信服：
“日本在上海动手，征兆也有三。”
看到周围人几乎屏住了气，我才悠悠地说：“一是占领锦州。报纸大家都看到了，日军已抵达大小凌河，占领锦州只是几日的事。占领锦州，就封住了东北门户，东北事实上与关内隔绝了，日本人就要组成伪政府了。我分析，日本占领锦州后的一个月内，就会在上海开战，根据如前述。二是日本人为制造是我国先挑起事端的借口，当利用汉奸打伤在上海的日侨搞栽赃，再发动浪人示威挑衅，这也是其一贯做法；三是日本以保护侨民生命安全为借口，向上海增派陆战队。日军在上海的陆战队现在只有几千人，而我京沪驻军数万，且全为精锐，日本人是不敢冒险的。为有把握，其陆战队当增至万人以上，才敢开战。如出现以上三个征兆，上海大战就在指日间。综合判断下来，上海这场大战的开战时间，当在1月底，不会超过2月份。我判断，这场大战不可避免，我们必须及早准备。但我的判断未必准确，诸位千万不要宣扬，要保密，更不能让日本人知道，否则给日本人以口实。”
我一席侃侃而谈，镇住了在场所有人。吴铁城汗如雨下。陈铭枢和十九路军、5军的将领均神色凝重，显然感到大战的压力。几位血气方刚的师长、旅长刚要发作表抗日决心，就被上级用眼光压了下去。由于气氛不对，整场新年除夕晚宴就此而散。人们心情沉重，有的人感到压力、惶恐，但更多的人则是兴奋、期待……
进入1932年，我立即在将光鼐、蔡廷锴的全力支持下，进行战备工作。首先，我认为十九路军驻军太分散，沿京沪铁路驻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昆山、上海等地，我将其力量尽量靠驻上海，主要充实驻上海市区的区寿年的78师，其余尽量靠驻京沪铁路，以随时增兵。同时，在京沪一带发动征兵，以充实高兴圩一战惨重的损失。我建议叫黄强负责，操练新兵。此人与我已存芥蒂，我必须调开他，他练兵有一套，就发挥其所长。
最重要的，则是通过陈铭枢，向何应钦索要军械。开始还比较顺利。毕竟十九路军高兴圩一战重创红军主力，替党国卖了死力。何应钦找不到借口，基本补充了十九路军轻兵器的损失。但在索要高射炮和平射炮时，却遇到麻烦，何应钦百般推脱，就是不给。而这些，又是对付日军的飞机、坦克装甲车必须的。
我当然知道高射机枪和平射炮的重要。按照历史，尽管十九路军拼死奋战，还是吃了日军飞机和坦克的大亏。我也知道，按照历史，十九路军遭何应钦玩弄手段，最终没有得到高射炮和平射炮，被迫以血肉之躯肉搏日军钢铁。但我可以改写历史，因为先云早已想好了办法。
见到陈铭枢后，他为难的说：“希夷，确实没有办法，不管我说了多少好话，何应钦就是不给。”
历史上，陈铭枢因为刚踞行政院长高位，患得患失，不敢过分开罪蒋介石、何应钦，在十九路军的军火供应上不敢坚持，以致十九路军缺乏重武器。你陈铭枢贪恋权位，害了部下，其实不管你怎样蒋介石都可很快把你搞下台，我只有在你还在台上时，充分利用你的资源。
“何应钦不给重火器，我早有预料。但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我有上中下三策，供院长参详。”陈铭枢好象很在意行政院长这个职位，我就院长称呼他，他果然很受用。
“下策，十九路军负有保卫京沪重地之责，当然有权支配这一线的军械装备。仗打起来，可以发动官兵去军械库强行索要，搞得何应钦不安宁。”
“这，似乎有违军纪吧，冲突起来不好看。”
“中策，何应钦这个军政部长，位居你这个行政院长之下。他若不肯给，你可用院长身份压他，还可联合其他元老和部长，暗中放出撤换他的风声，给他施加压力。”
看着陈铭枢为难的样子，就知道他的想法。
“上策，则是设立特务委员会。”
“特务委员会？”
历史上这个特务委员会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在几天后。我做个无本买卖，来换回重武器。
“不错。蒋介石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暗中指使各部部长和重要员司纷纷辞职，架空国民政府。现在新政府的内政、外交均陷窘境，院长你一筹莫展吧。”
陈铭枢点头称是。
“蒋介石企图看新政府的笑话，等你们收拾不下去了，自会请他出山。你们偏不请他出山。你联合孙科、李宗仁、冯玉祥、李济深他们，成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负责中央一切政治上之责任。只要撑下去，老蒋看到实权逐渐旁落，就会坐不下去。”
历史上中政会特务委员会的设立，在蒋介石看来是夺权的不祥之兆，不再行坐视，亲自到了杭州加紧拉拢汪精卫。可见他对这个特务委员会是非常重视的。
“那又如何？”
“然后院长你开出筹码，只要何应钦拨出重火器，你就可着手拆散特务委员会，不给老蒋制造麻烦，并暗示支持他出山。老蒋权衡利益，肯定会要何应钦拿出军火。”
这个上策陈铭枢倒是乐意采用的，很快就付诸实施了。
陈铭枢惯于左右逢源，这次通过特务委员会确实达到了目的，何应钦乖乖地拿出了重武器。不过，陈铭枢反复无常，开罪了孙科、李宗仁、冯玉祥、李济深他们。我不管那么多，你陈铭枢仕途差不多到头了，毕竟重武器要紧。但心里也一阵心酸：中**人装备武器保卫国家、打击侵略者，居然如此艰难，难怪日本人敢这样欺负我们！
我在南京汤山军械库看到这批拨给十九路军的重武器时，不禁吃了一惊。蒋介石急于出山，看来逼何应钦拿出了仓底货。30门瑞士进口的厄利空双管高射机关炮，这种高射机关炮，与瑞典生产的博福斯高射炮一样，是二战期间最优秀的轻型高射机关炮，对付当时日本慢速的双翼机是足够了。50门德国制造的37毫米平射炮（就是反坦克炮），这种炮二战中名声恶劣，因为根本对付不了法军B1、苏军T…34型中型坦克，反而给压成废铁。但对付日军的小乌龟坦克，还是绰绰有余。20门德国制81毫米迫击炮，杀伤步兵颇为有效。所有火炮，均配备2－3个弹药基数。我知道打起来仗来就没有弹药补给了，但有多少算多少，叫十九路军组织炮兵尽快熟悉这批重武器，重点安排给驻上海的78师，以及作为总预备队的61师。这都是历史上十九路军没有的，我感到对重创日军又多了几分信心。淞沪这一战我一定要打好，将北伐名将变为抗日名将。
我很清楚，十九路军届时面对的，除日本陆军和陆战队外，还有飞机轰炸和军舰重炮轰击，也就是遭受海陆空立体火力打击。按照历史，淞沪开战后，蒋介石授意何应钦，不准海军参战，不准空军轰炸日本军舰。这些事，我是改变不了的。但我不会坐视日本海空军猖狂（二战时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而是分属陆海军，称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这里只是简便称呼）。
我再次找到陈铭枢。这时他的行政院长的职位，已经被孙科所代替。我为继续博取他信任，略微提前告知了他，并称无法可想，我曾是中山先生和庆龄女士的警卫营长，怎么也不能与中山先生的儿子和庆龄女士斗。他毕竟是代理院长，孙科一到就得走人。陈铭枢也知道无力改变，没有勉强和怪罪于我，但比较落寞。
“老军长，我这次为海军的事而来。”
“海空军都抓在何应钦手里。我探过陈绍宽、周至柔的口风，他们都表示打起来除非何应钦下命令，否则爱莫能助。” 陈绍宽、周至柔分别是海、空军总司令。
“中央海空军指望不上。我指的是广东方面。”
“广东方面？只怕更难吧？”
现在广东当政的是陈济棠。他是陈铭枢的死对头，将陈铭枢逼出广东的就是他。
“空军在陈济棠手里，当然无法可想。但海军却可有所为。”
我指的是广东海军司令陈策。
陈策也与陈济棠闹翻了，率军舰出走海口，靠海军割据海南岛，是当时中国极少见的“海军军阀”之一（另外的还有割据青岛的沈鸿烈）。他当时拥有“中山”、“飞鹰”、“江大”、“坚如”等舰艇。“中山”、“飞鹰”是驱逐舰，其中“飞鹰”号驱逐舰是中国海军至今为止唯一的一艘四烟囱的战舰，德国制造，当时中国海军驱逐舰中除“建安”、“建威”以外排名第三，也是陈策手中和“中山”舰并列的最大战舰。“江大”、“坚如”为鱼雷艇。历史上，这些军舰多被陈济棠派飞机于1932年中炸沉（当时陈济棠悬赏，炸沉一艘军舰赏一万五千大洋。1941年珍珠港事件让人们看到飞机攻击军舰的巨大作用，而陈济棠10年前就这样做了）。与其让这些军舰死在自己人手里，不如与日本海军血拼一场。我知道陈策是力主抗日的，应该不会反对。失去这4艘军舰，他还有实力割据海南。另外，作为补偿，我许诺送他一场富贵。
我把利用陈策这4艘军舰的想法告诉了陈铭枢，要他通过多年老友的关系，通过电台与陈策联系。陈铭枢将信将疑，但答应一试。
不出所料，陈策很快回电，表示如果抗日将全力支持，4艘军舰可开赴上海一带归十九路军调遣，并以欧阳格带队。欧阳格是当时中国海军头号鱼雷作战专家，他的到来又使我多了几分胜算。我要求欧阳格率4艘军舰于1月23日左右出发，秘密驶抵舟山群岛一带海域，隐蔽待机。
日本人绝对料不到这一点。自称无敌的日本海军，等着尝尝中国海军雷击作战的威力吧！当然，我清楚，打起来这4艘军舰将有去无回。但在抗日的疆场上捐躯，也是死得其所吧！
备战工作一切都紧张而有绪地进行着。我估计，到1月28日事变爆发时，十九路军将完成七八成的战备，比历史上强多了。淞沪抗战的战绩和辉煌，当远远超过历史。
当然，我并不奢望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五章：战争前夜
“1月23日，在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会议上，蔡廷锴首先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我则当下布置：‘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1932年1月的历史，按照固定的轨迹向前推进，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我所预言的日军将在上海动手的三大征兆，一一应验：
1月3日，日本关东军攻占东北门户锦州，正密谋策划伪“满洲国”。
1月18日，上海发生了“三友实业社”事件。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是上海著名的民族企业，所产“三角”牌毛巾因质优价廉畅销各地，在竞争中压倒了相邻三的日资东华纱厂的“铁锚”牌毛巾。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三友社毛巾厂的工人们满怀爱国热忱，成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工人抗日义勇军，天天在上班前操练，高唱自编的战歌， 还在厂门口高墙上张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画面是一个工人义勇军战士拿枪对着日本的侵略者。标题为“定要收复东北三省”。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正当三友社毛巾厂的义勇军队员在厂区内训练时，天崎启升等5个日本和尚以“化缘”的样子出现，身穿袈裟、手拿扁鼓，边敲边在该厂周围转来转去，不时到厂门口窥探，还往里面投掷石块。
见他们行迹可疑，该厂义勇军营部派人跟踪监视，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赵家宅附近上前拦住盘问，几个和尚神色慌张拔腿欲逃。就在这时突然围上来许多工人打扮的“群众”，一声喊打便拳脚相加，还有人用界石猛砸，除两名和尚逃脱，天崎启升等三人被打得气息奄奄，其中一人送至医院后不治身亡。
这批突如其来的“群众”，就是日本间谍机关布置的汉奸，制造“中国人打死日本人”的事端。策划事件的，当然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号称“魔鬼军人”的田中隆吉。具体操作的，则是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我当然清楚这些，以我的资讯，发现川岛芳子的踪迹并安排人把她干掉是轻而易举，但我没有这样做。一是这于事无补，日本人在上海动手是铁定的，铲除川岛芳子日本人自会安排其他人搞事，而这，则是我难以预测的。让川岛芳子继续活动，所有事情都好把握。二是以后，我还有借用她的地方。
接下来的事日本人都安排好了：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在上海的侵略势力立即借机而发，大肆煽动仇华情绪，孤注一掷悍然扩大事态。1月19日下午，几千日本侨民在虹口日侨俱乐部集会，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方道歉，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20日凌晨2时左右，又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一宪兵大尉集合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70余人，携带枪械、刺刀、棍棒和硝磺、煤油等，冲入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纵火焚毁厂房6间和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当公共租界警亭内3名中国巡捕发现火警，急忙用电话向救火会求救时，遭到这伙暴徒袭击，电话机被破坏，两名巡捕被砍伤，一名巡捕被剌死。
当天下午，1000余名日侨又借口日僧事件，在虹口日本俱乐部召开日本居留民大会，要求日本领事馆对上海市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并决定电请本国政府加派军舰及军队来沪“保护侨民”。会后有600多人持械游行示威，用木棒打碎中国店铺的橱窗，撕毁抗日标语，殴打值勤巡捕，狂呼**口号，高叫“杀尽中国人”。
在田中隆吉一手导演杀日僧、烧工厂、伤害巡警等肇事骚扰的同时，日本驻沪领事村井仓松出面向上海市政府发抗议、一口咬定杀害日莲宗和尚的凶手是三友实业的工人，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五项要求：一、上海市政府必须表示道歉；二、赔偿被害者；三、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和活动；四、搜捕抗日团体；五、中**队从上海地区撤退30华里。
上海日本纱厂联合会于1月24日下午通告上海市长吴铁城，如不制止反日运动，将断绝所雇华工6万名及其家属30万名之生计；自1月25日起聚居闸北、虹口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迁往法租界；日本浪人集中于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领取枪支弹药，并对闸北火车站、天通庵车站、八字桥一带进行实地侦察；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等处堆积沙袋、架铁丝网、设置路障。
随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海军少将发出声明，称上海市长对五项要求如不作“满意答复”，决取“严厉对付之行动”。同时日本海军加紧向上海增兵。到1月下旬在上海之军舰已增至24艘，陆战队增加2个大队，达4000人左右，以及坦克、装甲车一批。
此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已换成汪精卫。在他的妥协指示下，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以图最大限度地避免在上海开战。
这时的国民政府变换如下：孙科接替陈铭枢担任行政院长后，入不敷出，蒋介石指使何应钦三天两头向孙科要钱，孙科一筹莫展。外交问题上更令孙科头疼，前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引退后，孙科以陈友仁继任。陈主张**，但立即遭到在奉化的蒋介石的责难，认为是“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声明“对日宣战，三天可以亡国”。陈友仁一气之下，愤然辞职。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有意向日舰挑衅，引起日舰几乎炮击南京，孙科吓得六神无主，赌气自行前往上海，不干了。这时蒋介石来到了杭州，加紧拉拢汪精卫，并派飞机去沪接孙科来杭。孙科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往杭州。1月18日，蒋介石在杭州西湖风景幽静的烟霞洞举行宴会，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均在座。蒋介石对汪、孙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 烟霞洞会议否定了陈友仁对日绝交的外交方针，成立了以亲日派蒋作宾为首的外交委员会；同意了孙科辞职，商定由汪精卫出场组织行政院。1月23日，赶抵南京的蒋、汪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孙科以自动让位姿态宣布辞职。28日，由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会上批准孙科辞呈，同时改组南京政府。新内阁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
在孙科内阁垮台的同时，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满腔悲愤地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对日的消极政策，必导致日军的得寸进尺。”陈友仁一语言中，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动武，蒋介石和汪精卫赶紧把国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移到洛阳。汪精卫为了实现他同蒋介石的协议，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提议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议一出，众人反对，一说蒋介石独裁，二说蒋介石不抗日，三说蒋介石是阴谋家。汪精卫却一定要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而“主军”，他知道不办到这一点，他自己“主政”就一定主不成。结果，就在会上强迫通过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蒋介石遂发表就职视事通电全国，说：“国难至此，遑计短出；许身革命，义不容辞，进退去留，一惟党国之命是从，始终生死，无敢或苟。”这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几十天，就又重新上台，职位从“蒋主席”变成了“蒋委员长”，全**权完全操于股掌之中。一切如他设计的一样：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自己掌握了更大的权势。
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挑衅行为，激起上海军民的强烈义愤，强烈要求政府当局进行正当自卫，回击外敌进犯。1月23日，我被通知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开会。
与会的是十九路军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军官。蔡廷锴首先在会议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
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亦在会上作了战地动员，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作为十九路军总指挥的蒋光鼐抱病出席并讲话，他激励说：“我们明知物质上不是日寇的对手，但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3万人，就真不能挽救中国吗？下面，请叶参谋长作具体布置。”
会议期间，传来日本海军又有6艘军舰、数千陆战队抵达上海的情报。由于我的判断完全应验，各级军官均无比敬服，我之威望空前提高，这对我今后指挥作战是很有利的。
我当下布置：“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78师第156旅担任京沪铁路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且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丹阳第60师黄茂权团，限明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移驻真茹。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
与会全体军官一致表示死守上海、矢志不渝！
会后，蔡廷锴电呈国民党政府，表明十九路军抗战决心：“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
同时，十九路军指挥部发出《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揭露日本人“兽性鬼态”已全然暴露的事实，为避免“惶惶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子子孙孙千秋万岁，都要骂我们为欺世盗名、亡国灭种不中用的东西”，发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敢救我”的声明。28日，蒋、蔡、戴又联名发表了《敬告淞沪民众书》，历数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种种侵略罪行和准备进攻上海的情况，表示“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7项措施。就这样，十九路军全军气焰冲天，有了充分决心，准备随时迎击来犯的敌寇。
1月27日清晨，我接到命令，立即到上海法租界金菊村的蔡公馆去。我心知肚明将有何事发生。在蔡公馆顶层平台上，蔡廷锴对我说：“希夷，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以及杜月笙就要前来拜访，我找你商量，看他们想干什么。”
“在商言商。他们两人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自是希望十九路军退出上海，息事宁人。”
“哼，问题是日本人肯息事宁人吗？我必当面痛斥。”
“没有必要，他们两人在台前，幕后自然另有其人。”
“谁？”
“张静江。他们两人说不动你，张就会出面。”
不出所料，王晓籁以及杜月笙一见到蔡廷锴，就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希望贵军长体念政府的苦心，遵命撤退上海驻军，以求息事宁人，保存上海数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同人将无限钦佩。并代表上海民众慰谢”等等。
蔡廷锴将两人赶走后，张静江果然按捺不住，亲自把蔡廷锴找去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杜月笙和史量才也从旁相劝。蔡廷锴坚决答道：“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 张静江听罢，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史二人从中缓和，史量才说张先生和蔡先生双方都是爱国，只是方式不同云云。因此不欢而散。张静江的行动，显然是蒋介石所授意的。
1月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给蔡廷锴连发3次急电，谓：“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蒋介石又密令宪兵第6团于1 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闸北的防务。
蔡廷锴又把我找去：“军政部、参谋总部一晚3道催命金牌，又派宪兵团接防，我们怎么办？”
“军长有何意图？”
“我当然准备‘顶硬上’（广东话，硬顶之意），拒不交防。”
“这样一来蒋介石、何应钦就有了你违抗军令的口实。虽然现在他们不能拿我们怎样，但以后必将制造更多的麻烦。”
“那依你之见当如何处置？”
“他有金牌，我有拖刀计。”
“拖刀计？又能拖到几时？”
“就在今晚。”
蔡廷锴吃了一惊：“何以见得？”
“军长，你注意到日本已发出最后通牒吗？今晚就是最后期限。”
“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不是已承诺接受日本提出的全部无理要求吗？那仗怎么会今晚就打起来？”
“日本政府的通牒接受了，日本军方还会继续提出无理要求，并在我方答复前动手。”我想起，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就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就要立即准备了！但这接防又如何处置？”
“何应钦限制下午6时交代完毕。我们就答复何应钦，判断今晚日寇就将动手，如果交防宪兵不熟悉阵地，将吃大亏。十九路军同意交防，但要到明天清晨。今夜日寇来犯即行抵抗，如今夜无情况，明日上午准时交防。这样可对付过去，不算完全违背军令。”
“那好，就这样办。希夷，今晚真的打起来，你将作何谋划？”
“闸北前线已经布置好了。如果开战，我希望任命我为前敌总指挥，前往一线直接指挥战斗。”
现在十九路军总指挥将光鼐患病，蔡廷锴需统筹京沪一线之军事全局，故我去闸北前线最合适。蔡廷锴爽快地同意了。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四年了！自广州起义以来四年了，我终于可以重返熟悉的疆场！日本鬼子，你就等着领教抗日铁军的厉害吧！
28日晚发生的事果如我所料。上海市府的接受日方最后通牒的复文是28日下午1时45分送给日本驻沪领事馆的。日本得寸进尺，当晚8时30分，日方即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的名义发出所谓“公告”，提出更为无理的要求：“帝国海军为了维护闸北一带的治安，预定配备兵力，希望撤退该地的中**队及拆除敌对设施”，同时“命令上海特别陆战队准备配备警戒”，“命令由在泊舰只编成的第1陆战队（乘员的30％）登陆”。日本送出该公告时又故意拖延送达，直到当日晚11时25分上海市政府才收到日军的通牒，而日军于5分钟后，即深夜11时30分就开始向闸北的中**队发起了进攻：日军陆战队一小队由便衣队带领，强占与日军陆战队司令部紧靠、属中**队防区的闸北天通庵车站，并以此为据点，向十九路军发动袭击。
“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了！
第六章：闸北巷战（1）
“经一星期激战，十九路军78师各部在闸北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北四川路一带均击退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进攻。2月5日深夜，前线归于沉寂，青云路一带尤其安静。但我知道，再过1个小时，日军将在这里发动联队级规模的最后总攻，对我防线进行突贯。而我，已经布下死亡陷阱，将要指挥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捷……”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1月28日晚，与先云预料的一模一样。这天深夜，我站在前敌指挥部所在的商务印书馆大楼顶上，用望远镜观看着宝山路上一小队日军步步逼进十九路军防线。
冬日寒冷的夜风掠过我消瘦而发烫的面颊，使我时时保持着清醒。当这一刻真的来到时，我竟是这样的激动，激动得内心甚至震颤。十年血火刀枪里滚出来了，但我从未为一次即将到来的战斗像今天这样激动过、骄傲过、自豪过。
因为，这是抗日战争！
“不负民族、国家，不辱列祖列宗，这种战争让我做鬼亦无怨！”我畅快地感叹道。
道路开阔的京沪路肯定是日军进攻的重点。78师第156旅6团在这里构筑了3条街垒防线，配备了轻机枪火力点。156旅的旅长翁照垣是广东潮州人，有着潮州硬汉的精神，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我将尽量提携他，作为我革命大业的心腹。
日军短促而密集的炮火倾斜在我军阵地上。这是日军的92式步兵炮开火了。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轻装备为主，不象陆军野战部队有压制重炮，最大口径的就是直瞄射击支援步兵的75毫米步兵炮。让它尽量开火吧。京沪路一带尽为钢筋混凝土大楼，周围制高点的我军炮火观察员正紧张地测量其大致方位。
日军小队逐渐逼进后，突然一声发喊，收拢队形进行密集冲击。根据先云描述，二战中日军惯以密集队形冲击，即使在美军、苏军强大的火力面前也死性不改。这种冲击有着极高的动能、强大的声势，对付战斗意志不坚决、武器装备差的军队，倒也时有奏效；但面对意志坚定、火力凶猛的对手时，就会招致重大伤亡。现在日寇面对的是有着旺盛抗日意志的十九路军，不是东北军不战而弃，它这一套就吃不开了。
“打！”我军轻机枪火力点突然开火，当即扫倒十几名敌人。日军立即寻找建筑物角落掩护，甚至就地趴下射击。这时日军显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即使深夜枪也打得很准，我军尽管有掩体掩护，也不断出现伤亡。
听先云说，日军特别注重精确射击训练，一般老兵都快赶上狙击手水平了，加上“三八大盖”精度很高，确实很有杀伤力。现在我对日军步兵的战斗力有了直觉的认识。
但我军毕竟在街道筑起了坚固的街垒，机枪火力点威力强大，加上周围钢筋混泥土大楼的制高点也布置了射击好手，这小批日军很快就大部被消灭，残余败退下去。
我放下望远镜。这只是日军的试探性攻击，被击退也在意料之中，但日军也显示了单兵惊人的战斗力，海军陆战队以精锐著称，果然不是吹的。但是，我也不是吃素的，正准备了两道早餐等着你呢！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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