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点击/收藏到桌面
ⅰ烨够帷炊运瘴ＵāＵ夤倘皇怯捎诘笔狈锤慌┕蟆咚隆Ｍ保切┑厍挥杏位鞫拥幕疃彩窃蛑弧！?br />
有鉴于此，占领整个豫东南后，我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取得一致意见，迅即电告鄂豫皖省委、苏维埃政府，建议由郭述申、郑位三、甘元景、郑行瑞等负责同志亲自带队，率领大批地方干部到豫东南接收政权，开仓放粮，分田分地，以稳定民心，将“白区”迅速变为“红区”。对地主、富农也采取温和政策，除对个别激烈对抗者坚决镇压外，其余也给其留下维持足够生计的田地和财产，以缓和矛盾。
红军开仓放粮、分盐救无数灾民于倒悬，加上土地政策得到豫东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一时间原本一片饥馑、哀鸿遍野的豫东南变得热火朝天、朝气蓬勃，无数青壮年报名参加红军，要保卫胜利果实。为保存农村足够的劳动力，红四方面军仅挑选了3万农民参加红军。除战斗缴获外，由于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在豫东南各县储存了大量武器弹药，现在全部落入红军之手，不但可满足部队扩充需要，还调剂了部分旧武器给在当地组建的豫东南独立第1、2、3师（均为不脱产游击队）。
由于商潢战役的巨大胜利，不但上海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还有江西的中央苏区局、中华苏维埃政府，在莫斯科的王明，以及共产国际乃至斯大林本人，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等苏联红军领导人，都纷纷发来贺电，并要求红四方面军再接再厉，坚决贯彻中央“正月来电”精神，夺取更大的胜利。
商潢战役后仅几天，即1931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即“一二八淞沪事变”。蔡廷锴、将光鼐指挥的十九路军奋起迎战，特别是叶挺在那，我相信他定会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也作了一些高姿态，暂时停止了内战，如将河南的胡宗南第1师、江西的蒋鼎文第9师等主力调离了“围剿”前线，下令开往上海（实际上未到）。但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再次犯下左倾错误，要求红军乘机夺取中心城市，其中要求中央红军夺取赣州，红四方面军夺取信阳。正如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从政治形势来看，当时处在“一·；二八淞沪事变”，上海军民英勇抗战的形势下，本应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揭露蒋介石的卖国阴谋，而“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变’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在鄂豫皖方面，此时整个豫南敌军力量十分虚弱，信阳唾手可得。但鉴于抗战形势，我建议以大战后整补为名，停止攻势作战。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一致予以同意。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考虑到毕竟有几万俘虏要消化，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但要求进攻时间不能晚于3月初。
历史上这次淞沪会战，十九路军支持到了3月初，虽然有叶挺在，但日军肯定也有应对之策。我不抱幻想，以3月初为限的话，红四方面军至少有整整一个月的休整时间，就可利用这难得的战斗间隙休整部队，并整补新兵和俘虏。
中央军委并没有同意红四方面军恢复红15军番号的要求（徐向前等一直认为红15军有自己的历史，不应撤销番号），因为全国红军已统一编制军的序列，红15军的番号已给了宁都起义的西北军，故不宜重复，这与红4军的情况是不同的（因须保持北伐军4军“铁军”的传统）。但鉴于红四方面军急剧壮大，中央军委同意新给红四方面军一个红24军的番号，并恢复警卫师。有关人事安排均同意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的意见。
此时刘伯承、蔡申熙等均已赶到了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潢川。接到中央军委复电后，红四方面军立即着手调整部队。因需加强地方军事指挥力量，徐朋人、曹学楷、甘济时、刘杞等均调到豫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工作。调整后红四方面军阵容如下：
红1军得到优先整补，从1万人增加到3万人，柯柏元调任红31师政委；
红4军从2万人增加到3万人，傅钟调任军政委，陈海松调任红10师政委，张广才调任红12师政委；
红9军从3000人增加到1万人，补齐原先缺编的红26、27师番号。红26师师长余天云，政委韩继祖。红27师师长韩东山，政委徐立清；
新成立红24军。红24军原来是1931年夏在山西平定县成立的，后转到河北省阜平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华北地区唯一的红色政权。在敌军重兵镇压和暗算下（国民党军派出1个旅诈称起义，将红24军前去接洽的领导人几乎一网打尽并杀害），红24军残部被迫辗转到塞外，很快失败，故此番号空出，由中央军委调给了红四方面军。这个军基本上有“肃反”中遭迫害的“白雀园干部”组成，军长肖方（他是鄂豫皖红4军的老师长），政委庞永俊。下辖：红70师师长程绍山，政委关叔农；红71师师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72师师长魏孟贤，政委吴荆赤。全军共1万人。
红27军从3000人增加到1万人，并补齐了原先缺编的红80、81师。由于红79师政委李特在豆腐店战役中阵亡，由戴季英接任；红80师师长刘世模，政委徐长勋；红81师师长汪乃贵，政委甘良发。在豆腐店阻击战中，红27军在正面作战，几乎伤亡殆尽，幸存的敌军被俘军官和顽固骨干终于领教了战斗的残酷和红军督战队的厉害，已完全吓破胆，除不断给家中去信催促尽快筹款赎出自己外，还对新编进来的商潢战役中被俘的军官和骨干现身说法。由于此次战役国民党军一次就被歼5万人，象号称“**精华”的第2师这样强大的9个团甲种师都被全歼，**参战的几个师的师长非死即逃，故此次敌军的被俘军官和骨干也不象以前一样顽固和嚣张，而是情绪消极低沉，也较以前容易改造，经政治保卫局甄别后有相当部分军官被派到彭杨军政学校学习，之后再派往部队担任军官（因此次红四方面军急剧扩编，军官严重不足）。总的来说红27军中，敌军被俘军官和骨干约5000人，豫东南参军的农民约5000人，大致为1：1，已不完全是“惩戒营”性质。
红四方面军直属部队中，少共国际团扩编为警卫师，有5000人，师长秦基伟，政委陈友寿。红四方面军的警卫师原本存在过，系1931年3月由鄂豫皖军委警卫团与豫东南的光山、罗山、潢川三县的独立团组成，后改为红4军红12师。此次恢复警卫师番号，补充了几千名豫东南的参军农民，也符合该师传统。
方面军炮兵群得到进一步加强。由于此次豆腐店战役中敌人援军的炮兵集中在刘寨，遭到红军炮兵的准确压制，许多火炮被打坏，大批炮弹被引爆，故而缴获不多，经拆卸零件组装了一批可用的火炮，加上原有的，红四方面军炮兵群已有德国75毫米山炮20门。82毫米迫击炮总计达80门，分别编入各军中，以加强火力。方面军炮兵群真正的威力在于“红军炮”，正在大量赶制中。虽然战场上缴获炮弹不多，但国民党军在豫东南各县城却储存了大量炮弹，均被红军缴获。特别是在各县缴获的黄色炸药总计有100吨，这就使“红军炮”有了充足的“炮弹”。被俘的国民党军炮兵全部干“老本行”，并将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俘虏由彭杨军政学校和朱瑞训练成合格的炮兵，大致够用。
这样集中在豫东南的红四方面军直属部队以及红1、4、9、24、27军，总计达10万人。红74师补充到5000人，已成为红25军头等主力。因皖西方向红军力量不足，该师在军长陈赓、师长徐海东率领下，携带12门82毫米迫击炮迅速赶往皖西，以使红四方面军主力能专心于豫东南和鄂豫边的作战。
由于俘虏和新兵太多，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彭杨军政学校的原来的速成班学员提前毕业，连同大批解放的“白雀园干部”全部散入部队中担任军官。蔡申熙率军政学校的教官也到豫东南现场教学，整个豫东南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练兵**。
第十二章：铁打赣州（1）
（注：由于原作者“一刀客”公务过于繁忙【按照传媒的说法，他从事的是仅次于矿工的中国第二危险职业】，只好委托本人根据其写作大纲和部分存稿“狗尾续貂”，不足之处请大家见谅。本文创作意图是中国工农红军避免了“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在**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统帅下，以30个以上野战师的强大实力投入抗日战场，从而探讨网上许多网友热烈讨论的以解放战争时解放军的强大兵力和装备参加抗日战争与日军决战情形的设想，故而开始需要一定篇幅描写红军的发展壮大史。继本章“赣州战役”后，还有几章分别描述红四方面军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和挺进川陕的情形，以及叶挺率领十九路军夺回广东作为抗日基地，随后就会大篇幅描写规模和惨烈程度都远超“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热河、长城抗战，敬请垂注。根据读者的意见，本文的叙述自本章起改为第三人称，蒋先云即思维来自异时空的蒋云翔副教授，特此说明）。
一场瑞雪纷纷扬扬飘下来，欢庆胜利的锣鼓即将迎来春节。红军商潢大捷后，在豫东南一带休整，苏区军民一片欢腾，载歌载舞：“快来兄弟姐妹们，一起来集中，排好队呼口号，欢迎我红军；攻下信阳城，活捉马鸿逵，快送糍粑，快送草鞋，送给我红军！”
1932年1月底，正当蒋先云在豫东南协助整补商潢大捷后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时候，突然接到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急电，要求就中央红军是否攻打赣州提出意见。
这一点倒并不令蒋先云感到意外。赣州战役即将开始，历史上此次战役以红军惨败而告终，被彭德怀称为平生四大败仗之一（另三仗是百团大战、西府战役和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但赣州战役并非毫无取胜希望，是能胜而未胜，只要排除了顾作霖等“左倾”领导人“瞎指挥”的错误，还是有把握打下赣州的。所以蒋先云迅速回电，就攻打赣州的部署提出了具体意见。
令人意外的是，1月30日，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来电，要求蒋先云立即赶往赣州前线，协助指挥作战，并要蒋先云乘“列宁”号飞机前往中央苏区，在宁都机场降落。
这封电报完全出乎蒋先云的意料。但他很快冷静下来，进行了仔细分析：派他到中央根据地，目的肯定是进一步压制反对打赣州的意见，并协助不懂军事但却要在前线“督战”的顾作霖等指挥此次作战。蒋先云知道，临时中央决定攻打赣州是铁定的，也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反对是徒劳的。而且他也清楚此次战役的关键所在，还是有信心攻下**号称的“铁打赣州”的，最重要的是避免历史上中央红军打赣州时的巨大损失。但乘坐红军唯一的飞机前往中央苏区，这匪夷所思的想法也亏临时中央想得出来，不过这也是蒋先云前往中央苏区的唯一途径了，由此也可见临时中央对赣州志在必得的迫切心情。
蒋先云在潢川告别了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的同志们，迅速赶往新集的简易机场。飞行员龙文光事先接到通知，早做好了准备，地勤人员（由一位从莫斯科学习飞机领航回国的同志指导，历史上就是他协助龙文光修好了这架飞机）也已做好了有关机械检查。这架德制“容克”教练机可以从安徽合肥飞到四川成都，所以从新集飞到宁都不成问题，但由于时值隆冬，空中飞行更是寒冷，当初陈昌浩第一次乘坐“列宁”号时就差点冻坏双脚，所以蒋先云为这次飞行穿上了厚厚的棉衣裤和塞满乌拉草的皮靴，并带上一把手枪“监督”。
此时国民党中央空军还很弱小，谈不上什么制空权（“列宁”号曾多次飞临武汉轰炸和撒传单宣传），所以蒋先云决定31日下午起飞，傍晚就可在宁都机场降落。
天空出现少见的晴日，“列宁”号穿过薄薄的云层，迤逦南飞。不知怎的，蒋先云这时已完全没有晕机的感觉（也许是换了身体的缘故？），反而欣赏起机翼下壮丽的风景来。雄伟的大别山白雪皑皑，奇峰叠起，长江奔腾而下，淮河贯穿其间。这两条如诗如画如彩练的江河，在大别山南北尽情地飘荡，任意地挥舞！
飞过长江，前面就是江西高耸的九岭山。风突然刮来，飞机一阵颠簸。风又突然停止，随着山风那云雾时而飘荡，时而漫卷，时而浓重，时而清淡，一缕缕，一丝丝，在峰峦间缠绕不休。
大地上雪化了，露出了江西特有的红土。这是一块富饶的土地，古老的土地，英雄的土地！这块五千年前就有先民们劳作、生息、繁衍、征战的土地，何以如此多的红土地、红土山？是太多的汗水沉淀？还是涓涓血水的浸染？蒋先云心中无比激动：这是经受过大革命、土地革命血与火洗礼的土地，浸透了革命烈士的鲜血，绝不允许“左倾”教条主义继续危害！这里，应该是固若金汤的中国革命大本营，也应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本营、中华民族抗日大业的中流砥柱！
正在沉思间，突然，前方峰巅上有块块云团，向山窝里坠落，同丛林里的云带汇聚，结合，更加抖起英姿，并排荡漾，纵横驰骋。它忽儿成团，忽儿成缕，忽儿成丝。太阳下山了，云雾还不肯散去，只是变幻着颜色，刚刚还是紫红，转眼间就变成一片金辉了。
随着夜幕降临，一座巍峨的山岭显露出来。龙文光说，这就是宁都的地标翠微峰了。山脚下某处燃起了一排火光，龙文光以此为引导，顺利地在宁都机场降落。
宁都的机场也是临时简易机场，原是为方便西北军二十六路军“剿共”的补给和联络之用。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机场设施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蒋先云刚下飞机，一位留着板寸头、看上去非常精干的年轻人大步迎了上来：“蒋先云同志，一路辛苦了！”
蒋先云多次在历史照片上看过的这位年轻人，真实地出现面前。
顾作霖，中央苏区实际领导者“三人团”之一，“左倾”路线的少壮派。
顾作霖是上海人，1908年生，17岁加入青年团，18岁转入中国**，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等职。到达苏区后，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等职。今年24岁的他正是血气方刚之年，干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
蒋先云道：“没什么，劳烦顾书记久等了。我初到不了解情况，一切听中央安排。”
“前方军委设在江口，项英同志在那等你。”
蒋先云和顾作霖等人乘坐一辆小汽车（原属起义的二十六路军指挥部所有）前往江口，“列宁”号则由苏区中央保卫局的一名同志“监督”，加油后拟于次日飞返新集，接另一位重要人物前来中央苏区。
途中蒋先云与顾作霖简单交谈后，即仔细研究打赣州的作战计划。
实际上蒋先云对此计划早就清楚，他利用这段行车时间，简单回忆了现在中央苏区和打赣州的争议情形。
项英是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他到苏区贯彻全会精神的。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朱德、曾山为委员。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
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在宁都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从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推行。
王明虽然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一直遥控着临时**中央的领导。那时临时中央的行动都是向王明汇报，所以临时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仍然是王明。王明在莫斯科也曾经自鸣得意地说过：“列宁大部分时间居在外国，主要关键都是列宁决定的”。言下之意，我王明在国外，临时中央的主要关键问题也都是我王明决定的。可见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以王明的名字来命名是事出有因的。
由于**指挥第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鉴于中央指定的周恩来为**苏区中央局书记还未到任，项英又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会议决定改由**同志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这表明**在军事上已受到了中央代表团的信任和理解，尤其从中央局代理书记这个职务来看，如果项英不行，应该由中央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来代，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来代。这表明他们对**是信任的。
可是后来的赣南会议又起波折。11月初，**苏区中央局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同志开始受到排挤，把**同志的主张，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了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经验论”，“极端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同志受到了批判。
这次会议并没有撤掉**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丢了兵权”：会议确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属于苏维埃政府系统，以与党的系统“中央军委”相区别），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仅仅是个委员（朱德、彭德怀、王稼祥、**、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为委员。这一届中革军委，后来出了6名共和国元帅）。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就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也就是说，**的总政委被取消了。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当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当时是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我们党的任务主要是打仗，像**这样一位战争经验相当丰富的人，不让他指挥部队打仗，却让他在后方做政府工作，实际上是把他闲置起来。
1931年12月底，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到达瑞金。1932年1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周恩来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他的处境也很不好。**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就在发言中挖苦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所以周恩来同志也无力扭转当时的“左倾”错误。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10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5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仍不同意打赣州。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又一次成为少数。
**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前线主要指挥员彭德怀回到瑞金，表示执行临时中央指示打赣州。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样，**就成为不执行临时中央“进攻路线”及攻打赣州的人了，中央局代理书记不能再继续了，于是有个叶坪会议。
1932年1月中旬，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但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沉默，一言不发，处境越来越困难。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1月下旬，**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
临时中央决定打赣州的如意算盘是：一旦他们不能在上海立足，就转入苏区，弄个大城市当“红色首都”，也显气派。
打赣州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彭德怀也是赞成的，他当时认为：“赣州守军马（崑）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 彭德怀对夺取赣州的任务“也是乐意执行的。”他后来回忆说：“赣州城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三、四万人口），也是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南十二县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联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更有利于机动作战。”
但彭德怀这个判断是建立在错误的情报基础上的：赣州守敌不是8000人，而是18000人！历史证明了**同志的判断正确：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3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3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但打赣州是临时中央乃至共产国际的决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蒋先云作为异时空来客，自然洞悉打赣州的成败所在，他无法坐视数千红军的牺牲，只有把握住那微弱的胜机，化败仗为胜仗，才能避免中央红军的重大损失，并为**同志的“复出”创造机会。
在错误的战略下，并不是不能取得战役战术上的胜利——1930年7月彭德怀打长沙就是个例子，那时在“立三路线”的整个错误战略之下，彭德怀抓住时机，指挥得当，攻克了湖南省城（这是红军唯一攻克过的省城）。反过来说，打赣州是战略上的错误，但在战役战术的层面，如果部署得当，还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贡水北岸重镇江口。这晚，项英率领“中革军委”的“前方军委”成员站在路边等候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过的、共产国际指示负责中国革命军事工作的蒋先云的到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负责直接攻打赣州，但外围参战的还有其他红军部队，这时红一方面军已经撤销，由红三军团指挥部指挥多支红军部队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由“中革军委”部分委员组成“前方军委”，赴前线统率全盘作战。
夜已经深了，还不见蒋先云的身影，大家不免有些焦急。又过了一会，路前方突然出现了一辆小汽车。渐渐近了，项英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小汽车停下后，蒋先云在顾作霖陪同下，与迎上来的项英等人一一握手。
只见项英中等身材，身体结实，有着一双严峻的眼神。从他的神态上，风度上，面部表情上，都给人一种以不屈不挠的感觉。
项英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和贡献。他原名德隆，1898年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平民家庭。1920年，在武汉组织了纺织工人首次罢工。1921年，中国**在上海成立的那年，他组织起全国第一个工人俱乐部，发动和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2年加入中国**后，多次被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担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曾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代表，赴莫斯科访问，斯大林接见了他，还把自己使用多年的手枪送给他，赞誉他是真正的工人运动领袖。
由于军情紧急，没有多少寒暄（聂荣臻、**等都很熟悉蒋先云，但现在这个“冒牌货”比较心虚），攻打赣州的作战会议立即就在路边一座民房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项英、顾作霖、彭德怀、聂荣臻、**、陈毅、滕代远、周以栗等，蒋先云作为特派员列席。这时朱德等同志已被排挤在外，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同志由于工作繁重，留在红都瑞金。
蒋先云特意观察了**，心中一阵感慨。
**看上去不像红三军团长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但他的双眼总是炯炯有神。**比彭年轻8岁，长得十分瘦削，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像个文雅精干的小学教师，而不像是威震敌胆、叱咤风云的年轻将领。一军团，红军主力中的主力，开路先锋，历来最艰难的任务常常落在这个军团的肩头，一军团和三军团互为左右手，交替打击着敌人，在战场上，他不像彭德怀那样威猛决绝、森冷严苛，而是以他的机智敏捷果断和历来的赫赫战果，使他和他的一军团获得了战无不胜的声誉。他在1931年担任军团长时只有24岁！
在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里，有这样一段描写：“**称**是‘无与伦比的元帅’、‘无敌元帅’，斯大林赞扬他是：‘中国最杰出的统帅，智力与勇气在所有人之上，他是个赤色铁腕。’蒋介石咒骂他是‘战争的魔鬼’，同时也承认他是掌有军事机密的关键人物。”
红军统帅虽然性格各异，但他们配合得很好。**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了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一击即中，被称作“红军之鹰”。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而被称作“红军之狮”。**暗自憋劲与彭德怀一试高低，一心要超过这位敦厚朴实的军团长。即将到来的赣州战役，将是一场灵鹰与雄狮之间的、同志式的较量与竞争。
这时只听项英道：“先云同志是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共产国际派来的负责中国革命军事工作的代表，也是我党优秀的军事家，在鄂豫皖战功赫赫。根据绍禹（王明）同志的建议，他冒着危险乘飞机从鄂豫皖前来中央苏区，一定会对攻打赣州提出宝贵意见。”
原来让我乘飞机的是王明。蒋先云想，也许是鄂豫皖的黄安、商潢两场战役的胜利，让王明觉得在家乡父老面前脸上有光吧（王明的家乡皖西金寨位于大别山腹地），所以对自己比格外重视。
蒋先云谦虚道：“我来只是协助前方军委的工作，有点不成熟的考虑，还是先听听同志们的意见。”
顾作霖道：“请滕政委介绍我军攻打赣州的基本部署。”
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站在墙上挂着的地图前：“我军的决心是：由红三军团并指挥红7军、红4军为主作战军，分别担任攻城和阻援，由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以江西军区和闽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担任指挥。由红3军、红12军、红16军和红五军团组成机动部队。”
参谋向在座人员分发了赣州的作战地图和侦察照片。
地图上清晰地标明了赣州独特的地理位置。赣州自古就有“铁打”的一说，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它三面环水，是三江汇合之地，对照地图大概而言，相当于一个倒着的“丫”字，“丫”的两岔分别为章江和贡水，那一竖则为章江和贡水汇集为成的赣江。赣州城就建在这“丫”岔的中间，城墙一边是依贡水而建（北面），而另外两边（西面和南面）环着章江，但赣州城墙和章江之间还有一定距离（可修筑攻城阵地），只有东面和陆地相连，类似半岛。
滕代远接着说：“具体部署，攻城部队由红7军、红三军团红1师、红2师组成。红7军主攻东门，红1师主攻西门，红2师主攻南门，红3师为总预备队，在章江对岸控制北门；地方工作部队由红3军、红4军各师组成，布置在赣县、南康、信丰、大余新城、上犹杨眉寺等地，负责警戒广东方面敌人，同时兼作地方工作；监视部队由红12师担任，位于唐江以北地区。支作战军由江西军区各独立师和地方武装组成，其中独立第1、5师位于泰和、万安、遂川一带，负责堵截吉安方面敌军；独立第4师以广昌为中心，巩固广昌，并向乐安方面游击，确保中央苏区北部的安全。”
最后滕代远补充说：“作战计划是顾书记等领导同志亲自审定的。”
历史上这个缺乏基本作战常识的攻打赣州计划自然是毫无军事素养的教条主义者顾作霖的“杰作”，并不顾彭德怀等同志的强烈反对而强制执行，顾作霖还亲自到前方督战，结果导致红军的惨重损失。
这个作战计划的致命弱点，就是攻城兵力太少，外围闲置部队过多且部署不当，结果既攻不下赣州，又阻击不了敌人援军。
这里要先介绍一下中央红军的编制。
由于西北军二十六路军1。7万人宁都起义，使中央红军增加到6万多人。其中：
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政委聂荣臻。下辖红3、4、12军。红4军不用说了，就是**、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宗源流，最早前身就是北伐军4军独立团，红4军的番号也是为了继承北伐“铁军”的传统。1931年10月，由于第三次反“围剿”中红4军与十九路军（也有北伐“铁军”传统）血战高兴圩，伤亡极大，故红4军进行了整编，军长**，政委罗荣桓，下辖：红10师（师长周昆，政委李遗民）、红11师（师长王良，政委张赤男）、红12师（师长陈光，政委李赐凡，该师系由红12军红34师改编而成）、红13师（师长寻淮洲，政委张际春）。红4军全军约1万人。红3军系由赣西南地方部队升级而成，老军长为黄公略（**诗词：“飞将军自重霄入”、“偏师借重黄公略”，所以黄公略被称为“飞将军”，红3军也被称作“偏师”），黄公略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由周子昆继任军长，政委葛耀山，红7师师长陈伯钧，政治委员李涛；红8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王如痴；红9师师长徐彦刚，政治委员朱良才。全军共5300余人。红12军将精锐红34师（粟裕师）编入红4军（改编为红12师）、红35师由红一军团直辖之后，只率领红36师开赴闽西和新12军合编，所以赣州战役时，红12军并没有在江西。此时红一军团全军共1。7万人，是中央红军头等主力。
红三军团原辖红5、8、16军，但红16军留在湘鄂赣，实际从未归建。红5军是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老底子，红8军则是李灿、何长工在一打长沙前游击鄂东南时发展起来的，其中包括程子华等发动大冶兵暴的起义官兵。第三次反“围剿”后，红5、8军撤销番号，所以打赣州时红三军团共3个师，即红1、2、3师。红1师师长侯中英，政委黄克诚；红2师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红3师师长彭鳌，政委徐策。红三军团全军约1。4万人。红7军就是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领导的广西左右江起义的部队，经远征于1931年7月到达江西兴国与中央红军会师。1932年初由于李明瑞等被打成“B团”首脑而遭肃反，红7军军长为龚楚（即后来著名的“红军第一叛将”），政委为张纯清，辖3个团，全军2000多人，攻打赣州时由红三军团指挥。
红五军团就是西北军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改编的。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主力之一
(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http://www.xshubao22.com/3/3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