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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一批**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主力之一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1931年12月14日，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员）、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74旅1团团长黄中岳等和**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达1。7万人，带来武器2万多件。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引起了全国巨大的震动。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红13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红14军军长，黄中岳为红15军军长。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军团政委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第二是相信刘伯坚。”**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红13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13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14军，鼓励15军。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志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3000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静、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3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红15军红43师师长，苏静担任红15军红44师师长。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
从顾作霖亲自插手的赣州战役作战计划来看，直接攻城的部队，仅红三军团红1、2师和红7军，看起来编制很大，实际上当时中央红军编制都是小团，所谓小团，就是团直接辖连（连数各异），中间并无营级建制，号称1个师，但实际战力只不过相当1个大团而已，而号称为军的红7军，也只有3个小团，实际上也只是1个大团。这样，轰轰烈烈的赣州战役，真正攻城的只有3个大团，而且，顾作霖还将这3个团分三个方向出击……红3师置于章江对岸，名曰总预备队，实际上是隔岸观火，打起来派不上用场。更离奇的是，顾作霖居然将中央红军战斗力最强的红4军、红3军等部派到赣南从事地方工作，实际上将红一军团的2个主力军置于无用武之地。至于对红五军团，则不予信任，不让这支中央红军装备最好的部队（包括强大的炮兵）参战（在赣州战役后期，在**同志的强烈建议下，红五军团才投入战斗并发挥了关键作用）。
滕代远介绍完作战计划后，项英问道：“大家有什么意见？”
由于当时“左倾”路线肃反的高压，在座的红军将领都没有表态。只有顾作霖面呈得意之色，看来在欣赏自己的“杰作”。
项英转向蒋先云道：“特派员有什么建议？”
蒋先云知道关键时刻来临了。他必须利用自己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信任的有利背景，克服“左倾”路线带来的危害。
蒋先云直接说：“攻打赣州我并不反对，但这个作战计划还有待商榷。”
顾作霖宛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愣在座位上。
在项英目光的示意下，蒋先云侃侃而谈：“请问，赣州城内的敌军有多少？”
滕代远答道：“赣州城的敌军是12师34旅，旅长马崑，下辖67、68团和1个独立连。全旅兵力3000余人。另外，赣南各县逃亡在赣州城的地主武装约有5000左右，城内敌军共约8000人。我们攻城部队红三军团和红7军共1。6万人，是敌军2倍左右。”
蒋先云道：“据北风同志（胡底）获得的内线情报，赣州城内的敌军总数近2万人，这样我军攻城部队就处于劣势。”
在座众人大吃一惊。不过胡底是**中央特科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众人也不会怀疑情报的准确性。
所谓胡底的“情报”自然是蒋先云杜撰的。赣州城内敌军约1。8万人，蒋先云略微夸大，以引起众人的重视。
据彭德怀后来回忆：当时对“敌兵力估计过低，实际守城敌军比估计大一倍以上。”1965年彭德怀看了政协出版社的文史资料上登载的一篇文章，那是当时守赣州的旅长马崑写的守赣州经过的回忆录，才知道“当时马旅是8000人，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1万人，共1。8万人。我三军团兵力才1。4万人。敌以优势兵力，据紧防御，当然不易攻克。”“敌情没有确实弄清，就贸然攻坚，这也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攻打赣州对敌情的估计不足，与后来1947年东北野战军血战四平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估计四平守敌只有陈明仁指挥的71军只有1。8万人，最多不到2万人，东北野战军以3倍以上优势兵力进行围攻，必是胜券在握。而实际上，四平守军是71军2个师加13军54师共3个正规师，再加上5个保安团以及公主岭保安大队的地方武装。另外，战斗开始前陈明仁将城内政府官员、警察、铁路警、兵站、医院、车站的公职人员加上逃进城内的外地保安队、还乡团全部编入部队，使作战人数达到了3。5万人之多，超出了解放军估计的近一倍。赣州的情形也是如此，马崑的34旅是8000人而不是3000人，此外赣南17个县逃亡在赣州城的地主武装，加上警察队、商民自卫队等武装，共约1万人。马崑对各县逃来的地主武装进行编制整顿，组建了“民团指挥部”，由曾当过国民党军团长的龙南地主萧升犀任指挥官，下设17个大队（每县编1个大队3个中队）。这些地主武装多是亡命之徒，对红军仇恨刻骨，困兽犹斗，是一支最顽固、最反动的守城力量。这是红军估计不足的。
项英听了大为紧张：“如果守敌有2万人，那么我们的部署就必须调整了，请特派员谈谈具体意见。”
蒋先云也不客气，犀利的目光直射顾作霖：“除了对敌情估计不足，原计划也不符合苏联红军最新的条例精神。我从苏联回国前，曾与加伦将军讨论了即将颁布的苏联红军1932年野战条令。这个条令讲求集中，不但是火力集中，更是兵力集中，攻破城池的战斗，往往取决于一个几十米甚至十几米几米的突破口，打开了，巩固住，后续部队能突进城内，展开巷战，也就胜利了——但往往是突破口的战斗最为激烈，也是决定性的。原计划将实际上只有3个团的兵力分3个方向突击，在哪个方向也形不成拳头。配置上的平均兵力，是攻坚攻城作战的大忌。苏联红军特别讲求‘牛刀子’战术，不管牛多大，一刀子下去就往死里扎。原来的部署结果只能是，即使在一个方向打开或炸开突破口，也由于兵力有限，没有强有力的后续部队，也巩固不了突破口，这种情况俗话讲‘有前劲没后劲’，违反了基本的作战常识。”
蒋先云用苏联这顶“大帽子”压下来，顾作霖不禁脸色苍白，隆冬时节额头上居然冒出细细的汗珠。
蒋先云接着说：“还有，原计划的指导思想不明，到底是攻城还是打援？如果是以攻城为目的话，那么就要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城下，争取早日下城，而以次要兵力来阻援——但实际配置却不是如此，红一军团的红3、4军虽说名义上划入主作战军，却远远配置在赣粤边境；其次就是援兵来向的问题，敌军增援赣州的兵力，南边粤军有10多个团，配置在大余至韶关一线，北边有敌军中央军嫡系陈诚的5个师，配置在万安、吉安一线。原计划断定，粤军出援而陈诚不会出援，所以安排红一军团在此阻击。但我认为恰恰相反，敌人援军将来自北边而不是南边！”
这个判断石破天惊，不禁项英、顾作霖目瞪口呆，就是在座的其他红军将领也露出怀疑之色。顾作霖小心翼翼地说：“原来的考虑是，蒋介石默认赣南是粤军的势力范围，所以粤军必会积极来援，而蒋的嫡系陈诚部就可保存实力。”
蒋先云这样的判断自然有历史的根据。赣州在江西是除南昌外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顾作霖的部署，只能说是一厢情愿，蒋介石对赣州的危急断无坐视之理。顾作霖夸大了蒋军和粤军的矛盾，忽略了当阶级矛盾高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他们就会联合对外的道理。实际上在赣州战役之前，宁粤的关系并不密切，粤军对“围剿”也不是很热心，但赣州之役，蒋介石中央军的迅速出援，在客观上改进了蒋介石和粤军的关系，缓和了他们的矛盾，导致后来中央红军的麻烦不断。
历史上赣州战役打响之后，在赣州之南粤军除小部队外并无援军，红3、4军在粤赣边境几乎无事可作（除了发动群众），是干着急打不着；而在赣州之北，由于顾作霖判断失误，以为蒋介石不会出援，只配属了个把独立师，结果蒋介石嫡系18军一出援，红军阻援自然是力不从心，不但打不过，连拖也拖不住——北面来的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使红军攻城部队遭到内外夹击！
蒋先云解释道：“赣南产钨，是粤军出口创汇的重要物资，只要我们不去攻打大余，粤军就不会主动与我们开战，也不会增援赣州。但蒋介石不同，他刚下野后复出，急于树立威信，而且绝不会坐视江西第二大城赣州落入红军之手，使湘赣苏区连成一大片，让我们形成气候。所以我们攻打赣州，敌人援军必然来自北边的吉安，就是陈诚的老本18军。”
项英说：“那特派员认为攻打赣州应如何部署好呢？”
蒋先云道：“攻打赣州如何部署，完全要看前方军委的意图如何。是攻城、打援还是攻城打援并重？我有三个方案，供前方军委参考。方案一，如果只是攻下赣州，有把握一个星期之内将其拿下，但由于赣州迅速失守，敌人援军就会缩回，使我们打不着；方案二，以围城打援为主，将增援的敌军18军全歼，但18军是敌军在江西对付我们中央苏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即使我们能将其全歼，红军也会元气大伤，休整数月才能恢复，攻打赣州的日期就必须推迟；方案三，攻城打援并重，既攻下赣州，又歼灭敌人援军一部。究竟采用哪一种方案，请前方军委定夺。”
项英道：“如果这样，自然是第三方案最佳。对第三方案，先云同志的部署是……”
蒋先云果断地说：“第三方案，就是尽可能集中红军主力于赣州城下，攻城打援并重。总的意图是：集中红一、三、五3个军团、约5万兵力与敌决战。赣州守敌约2万，敌援军18军约3万，合计也是5万，双方大致相当。我们全歼敌人不可能，但打下赣州并歼灭18军一部还是有把握的，估计此役可以歼敌3万人多。”
一次就可以歼敌3万多，是中央红军前所未有的，项英等十分兴奋，连情绪比较低沉的顾作霖也按捺不住，喜形于色：“请特派员具体说说战役决心”。
军情紧急，蒋先云也不客气：“具体部署是这样：红一军团包打赣州东门，红3军主攻，打开突破口后由红4军接替向纵深突破；红三军团包打南门，红3师负责突破，后由红1、2师纵深突入发展战果；红7军包打西门；红五军团控制于东门、南门间为预备队。总部炮兵和红五军团炮兵集中使用，部署于白云山、天竺山上，压制敌人火力。”
顾作霖顾虑说：“红五军团还在改造中，直接拉上战场只怕不合适吧？”
中央苏区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红五军团这支起义部队并不放心，不但不派去打赣州，此后还搞肃反，错杀了军团的领导者季振同、黄中岳等同志。据萧劲光回忆，教条主义者甚至还有“武力解决”这支起义部队的企图，幸亏**等同志及时制止。
蒋先云说：“无妨，二十六路军多年征战，战斗经验十分丰富；至于改造问题，萧劲光、刘伯坚、何长工等同志工作是十分出色的，红五军团的忠诚是可以信任的，如果出了问题，我蒋先云愿承担全部责任。”
既然这样项英、顾作霖也不好说什么了。这时滕代远问道：“我军3个军团都集中于赣州城下，那怎样打援呢？”
蒋先云胸有成竹地说：“将敌人援军一部放进赣州城一同歼灭。”
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要一举吃掉坚城内的几万敌军，有把握吗？
蒋先云道：“赣州孤城一座，三面环水，敌人18军援军一到，肯定会派出一部通过浮桥和船只进入城内加强城防力量，与城外敌军内外夹击我攻城部队。我们将计就计，待敌援军进入赣州城后，即打掉其浮桥和船只，来个瓮中捉鳖。”
滕代远对此有点怀疑：“敌人数万人马聚集在坚城之内，大炮也占优势，我军火力居于劣势……”
蒋先云打断他说：“很快我军炮兵火力就占优势了。”
历史上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基本没动用火炮，结果迟迟未能压制敌人火力。其实，当时中央红军炮兵原本弱小，但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却极大改变了这一状况，带来了不少炮兵，虽少山炮，但迫击炮和平射炮不少，且炮弹很多（还没用呢），如果说对使用红五军团的步兵攻城不放心的话，但调红五军团炮兵参战的话，完全是可以的，虽说轰不塌城墙，还是可以压制敌人城内的火力兵力的，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攻打赣州时一直没有动用红五军团的炮兵……
项英有点疑惑：“我们炮兵会对敌人占优势？”
蒋先云说：“确实如此，在鄂豫皖我们就是靠炮兵优势打垮了敌人。明天‘列宁’号飞机就会飞回鄂豫皖，到时会载来朱瑞同志。朱瑞同志你们是了解的，在苏联红军炮校深造过，擅长炮战。斯大林同志说过：‘炮兵是战争之神’，苏联红军炮兵世界第一，这次朱瑞同志会带来苏军炮兵最新的研究成果，指导总部炮兵建造，打赣州前就可以投入使用，到时就会狠狠教训敌人。”
顾作霖兴奋道：“那太好了！过去都是敌人的大炮炸我们，现在该轮到他们挨炸了！”
这时蒋先云问了一个关键问题：“红7军的李明瑞等人怎样处理？”
此前不久，左倾教条主义者将红7军领导人打成“B团”首脑，杀害了红7军政委许卓、政治部主任许进等同志，李明瑞也被关押，即将处决。蒋先云就是要抓住这千钧一发之际，挽救这位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的生命。
顾作霖吞吞吐吐说：“保卫局查证过了，李明瑞确实是B团的，过几日就将其正法。”
蒋先云说：“这次我在苏联学习了斯大林同志的办法，就是将反革命分子编成惩戒营，用他们的鲜血在战场上洗刷自己的罪行，也是人尽其用。现在关押的B团分子有多少人？”
“约1000人左右。”
“我的意见，将李明瑞等人编入惩戒营，对外称强击营，适当加强保卫局的干部，用作突击。这次红7军主攻西门，可以将7军的突击团与强击营一起使用，作战中也便于监视。”
项英当然熟悉斯大林在察里津用过的惩戒营办法，连声说好：“这样也好。这次打赣州就按特派员说的办，不过调整作战部署得报中央批准。我看这一仗就由特派员统一指挥好了。特派员在鄂豫皖连打胜仗，中央和莫斯科都是非常满意的。”
蒋先云说：“这样不妥吧，鄂豫皖那边主要是刘伯承、徐向前、曾中生等同志的功劳。我这次来是为前方军委提建议，还是由前方军委统一指挥，我看还是顾作霖同志靠前统一指挥，我从旁协助为好。”
现在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占统治地位，要搬掉是不可能的。“三人团”在前线必定会派代表督战，这样是顾作霖最好，他年轻气盛，但是对军事完全外行，作战中必然要倚重蒋先云这位“行家”。战役大胜后，由于顾作霖是名义上的统帅，又可坐享其成，何乐而不为，故而顾作霖大喜，表面上又谦虚一番。
第十二章：铁打赣州（2）
2月初，5万红军攻赣参战部队依照中革军委训令，浩浩荡荡向战区开进，2月7日前全部抵达赣州城郊。
这日清晨，蒋先云与顾作霖等前方军委成员来到赣州城东郊外的制高点天竺山，眺望这座即将成为红色首都的历史名城。
赣州三面环水，河宽流急，章水和贡水夹城相汇为赣江，向北奔腾而去。100多公里的河岸多系悬崖峭壁，河水流经18处险滩，其中以惶恐滩为最。滕代远不禁吟道南宋重臣名将、民族英雄文天祥途经这里和零丁洋（又作伶仃洋）留下的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郁孤台是三层的唐代楼台，掩映在树丛中。蒋先云也吟诵了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名篇《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蒋先云心中一阵感慨：只是现在不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而是“东北望沈阳，可怜黑土地”了。东北三省的富饶土地和三千万同胞已沦落在日寇铁蹄之下，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上升到主要矛盾，十九路军在淞沪正与日寇浴血奋战，而左倾教条主义者这时却下令攻打赣州，正好给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实……
收回思绪，往远处望去，赣州城北紧靠城墙有八境台，当时为城中最高建筑，登此台不仅可以眺望赣州八景，而且是强大的军事工程，敌军居高临下的迫击炮，给攻城的红军带来很大的威胁。
天竺山上，朱瑞正在指挥总部炮兵架设炮位。西北军二十六路军起义，加上中央红军此前三次反“围剿”的缴获，使红军总部炮兵拥有6门博福斯75毫米山炮，这次根据蒋先云的建议，全部拉上天竺山，居高临下压制敌人火力。朱瑞还带来了德国蔡司炮队镜和测距仪，正在山上紧张地调试中。
2月1日，朱瑞乘坐“列宁号”一到中央苏区，就立即向总部炮兵传授制造“红军炮”的方法。幸好二十六路军及时起义，其汽车队和宁都简易机场都有大量的空置汽油桶，起义部队还带来50吨黄色炸药，攻打赣州是足够了。中央红军紧急抽调矿工出身的红军战士作为“红军炮”的炮手，足足装备了100门“红军炮”，在一处秘密场所练习使用“红军炮”，并由红一军团直属的红35师负责外围看守，严格保密。由于掌握引信长短需要较多时间，“红军炮”还未来到前线，但75毫米山炮到了，其余12门82毫米迫击炮、36门60毫米迫击炮、12门37毫米平射炮则部署在东郊外。
当红军兵临城下时，国民党军34旅的旅长马崑采取“缩短防线，巩固内围”的策略，退守城内，由67团守东门、小南门、建春门、68团守南门、西津门，各县民团大队分配各处，协同守城。
34旅在一年之前曾发生过新城起义，陈正湘（就是后来华北野战军著名的陈正湘纵队的领导人）、彭加伦（唱歌会打拍子，人送外号“加伦将军”）就是从34旅起义的出身。
为争取守敌投降，红军让刚起义过来的罗炳辉给马崑写信，劝其献城起义，并答应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马崑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有过动摇，但又认为罗炳辉加入红军不久，“威望”有限，不相信能保住他的性命，再加上他多年为蒋介石效命，故拒降顽抗。马崑一面严密布置赣城防务，一面急电蒋介石求援。
红军也不急于攻城，只是抓紧三样工作：
一是广泛发动群众支前参战。经过宣传发动，在当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群众把大量的粮食、蔬菜、肥猪送给红军。妇女群众还纷纷为红军战士编斗笠、做军鞋。支前运输队昼夜不停地为攻城部队运送弹药和物资。
二是开展阵地练兵。主攻东、西、南门的攻城部队，分别组织了爆破队、冲锋队和政治侦察队。爆破队一般由20人组成，任务是挖掘坑道，炸开城墙。冲锋队又叫敢死队，一般由70人组成，任务是特爆破成功后，迅速突入城内，消灭城内两侧守敌火力，为大部队进攻开辟道路。政治侦察队，一般由12人组成，任务是攻开赣州城后，迅速侦破敌人的特务组织及反动团体，以确保中央首长和机关的安全。爆破队、冲锋队和政治侦察队，都进行了紧张的阵前练兵。
三是挖掘坑道，准备炸开城墙。赣州城墙高大厚实，红军只能采用了坑道爆破的方法——俗名“棺材炮”，也就是将坑道挖到敌人的城墙之下，引爆装满火药的棺材，来炸塌城墙，打开突破口。这里说的火药不是黄色炸药（都用作“红军炮”了），而是造鞭炮的黑火药（江西有的是），里面加上生铁块，用棺材钉死是为了增加爆破力。这是个古老但却有效的方法，在红军时期很“时髦”，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直到10多年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打运城、打临汾时还靠这一办法。
挖掘坑道，全靠手工操作，作业十分艰难。开挖坑道口时，城楼守军疯狂扫射，敌机投弹轰炸，还扔下汽油和火球，引起大火。爆破队顶着枪林弹雨，冒死开挖坑道口。坑道口挖开后，掘进也非常艰难。由于作业面窄，只能两人掘土，一人运土，虽然昼夜不停轮流作业，进展却很缓慢，特别是挖进到20多米后，空气越来越稀薄，挖不多久，就喘不过气来，连油灯都点不着，大家就坚持着摸黑干；又加上连日阴雨，坑道积水增多，不易排出，更增加了坑道作业的困难。战士不畏寒冷，在泥浆中负重摸爬，一刻不歇。
守军发现红军挖掘坑道，准备爆城，非常恐慌，千方百计加以破坏。他们采取“瞎子听音”的方法，将水缸倒置在城墙上，并把缸底凿穿，叫瞎子俯耳听声响。或在水缸里装满水，看水面是否波动，以控测红军坑道作业动静。当坑道快要挖好时，粤军陈济棠部派出2架战斗轰炸机，企图炸毁坑道。红军组织密集火力向飞机射击，飞机不敢低飞，只好胡乱扔下几颗炸弹逃跑了，其中有3颗没有爆炸的炸弹落在红军阵地上。大家风趣地说：“陈济棠真够朋友，我们正需要炸药，送来真及时。”后来就把这3颗炸弹用来炸城了。根据蒋先云的提议，这3枚炸弹连同5个“棺材炮”都被埋在南门附近。
经两个多星期的艰苦挖掘，各个方向都挖通了延伸到城墙底下的坑道，并挖好了炸药室。其中，东墙、南墙下各8条坑道，西墙下有3条坑道，“棺材炮”都已经送进炸药室安放完毕。
只有把马崑打痛，国民党军18军才会迅速来援。前方军委决定，由红7军在西津门发起进攻，显示红军的威力，迫使马崑拼命求援。
2月23日，红7军向赣州西津门发起了猛烈突击！
蒋先云和顾作霖等前方军委成员都来到了红7军阵地，总部炮兵的迫击炮部队也部署于此支援突击队。蒋先云举着望远镜观察，才知道赣州城防是何等坚固。西津门外，不过100米的距离就有五道铁丝网、四道鹿砦、三层地堡、两道外壕，整个西津门都被汽油桶、沙土袋、砖头瓦块塞得严严实实，城门、城墙、地堡上的枪眼密如蜂窝。
担任进攻任务的是红7军红55团，由团长黄冕昌亲率；李明瑞的强击营、李天佑的红7军直属特务连一同突击，进攻兵力有1500多人。彭德怀亲自来到西津门外，检查了爆破和攻城的准备工作，说：“能不能炸毁城墙，是攻城的关键，你们必须多做几手打算。”
李明瑞不愧为红军卓越的指挥员，一反过去传统的攻城之策，大胆建议3支突击部队分段爆破、分段突击的方案。黄冕昌对老军长的建议心领神会，立即调整了部署。
清晨时分，红军爆破队员迅速进入坑道，点燃导火索。突然，“轰隆”一声巨响，3副棺材里的炸药同时爆炸，迸发出无比的威力，好似天崩地裂，震得山摇地动。顷刻，硝烟滚滚，尘土弥漫，火光冲天，赣州西城墙被炸开50多米宽的一道缺口。城墙上的敌人随着烟尘腾空而起，向四周摔去，死伤达100多人！
李明瑞高声大喊：“冲呀！”率领强击营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争先恐后向东门城墙缺口处冲击。突击队员每人携带驳壳枪1支，手榴弹10枚，大刀1把，迎着火网穿插，一连突破几道工事，已冲上炸开的城墙突破口！
马崑毕竟早有准备。在八镜台制高点上布置的8门82毫米迫击炮对西津门炸开的城墙缺口处猛烈炮击，炮弹如雨，把冲在前面的红军突击队员一排排齐刷刷地击倒！但红军勇士毫不畏惧，转眼后面一排排又齐刷刷跃上来，源源不断！
守军也打红了眼，68团以及地方民团组织了上千人的大部队，向缺口处猛烈反攻。强击营伤亡大半，整个缺口处一片火海！
“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祈祷完毕，红军炮兵连长赵章成操纵1门82毫米迫击炮，只见他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1发炮弹准确落在反扑敌军的队形中，一声闷雷般的巨响，浓烟滚滚，尘土飞扬，当场炸飞10多名敌军。紧接着，部署在西津门外的几十门82、60毫米迫击炮一起开火，隆隆的炮声夹杂着浓重而剧烈的爆破声冲天而起，将反扑的敌军队形打得溃不成军，压住了敌军的反扑凶焰。
赵章成是红军第一“神炮手”。他原是二十六路军的迫击炮手，随同部队宁都起义后加入了红军。当时红军的武器十分困乏，迫击炮这种步兵伴随武器已经是重装备了。而有迫击炮操作技术的赵章成，很快就成为了当时红军中有限的技术干部之一。但与众不同的是，赵章成又是一位没有文化的技术干部，加入红军时他甚至还是文盲。入党后，赵章成仍然保持着他中国农民式的所谓佛教信仰：不愿杀生造孽与相信轮回转世，在作战开炮前总要祷告一番，说自己是奉命开炮，冤魂不要来找他。长征时赵章成已任红一军团炮兵营营长，但他还是坚持着这个祷告习惯，在当时红一方面军的中级干部中一直传为笑柄，而他的这个习惯直到长征结束后才完全放弃。
尽管赵章成没有文化，但在西北军严格的旧式军棍训练下，结合了他自己的天赋和战斗经验，练就了无人能及的迫击炮操作技术，在军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笔。普通的迫击炮，一旦到了他手中，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了：“神炮”！长征中强渡大渡河的3发“神炮”更是使赵章成名扬天下。强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极为壮烈的一次战斗，也是关系到了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若胜则红军就彻底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若败红军就是石达开第二！当时赵章成只有1门无炮架的迫击炮筒和3发炮弹了，他用左手托起没有炮架的炮身，全凭自己的手和经验技术来代替瞄准装置，仅仅3发宝贵炮弹，都准确无误地及时命中目标，摧毁了敌人3个机枪火力点。赵章成的准确炮击，使得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籍此机会夺占了工事，为支援部队靠岸赢得了时间。同时，这三炮对没有重武器装备的川军是极大的威摄，他们并不知红军只有3发炮弹。川军士兵因惧怕炮击而开始退逃，防御彻底崩溃了！在抗日战争的一场战斗中，八路军缴获了3门迫击炮和一批炮弹，但参战部队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会操炮！而战斗又急需炮火支援。于是指挥部门急调本不在战场的赵章成快马赶来，并且专门选了6名战士供他指挥。炮击开始，6名从未摸过炮的战士在赵章成的口令指挥下，为不同目标给炮弹改装不同药包，而赵章成则一个人同时操纵3门炮进行不间断的射击！至于炮击的效果，当时日军指挥官根据炮火的准确和密度，判断八路军有1个迫击炮排在进行齐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赵章成为志愿军干部和苏联顾问表演82迫击炮简便射击，苏联顾问指着一棵树枝为目标，赵章成一发炮弹就准确炸断这棵树枝，令苏联顾问们惊叹不已！很少赞扬部属的**，曾对赵章成有一句极为中肯和贴切的评语：“要象赵章成同志那样，使技术达到了艺术的标准。”
历史上由于中央苏区教条主义者对宁都起义部队的猜忌，在攻打赣州时没有使用红五军团的炮兵，使赵章成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根据蒋先云的建议，红五军团全体参加攻打赣州的战斗，大大增强了红军攻城实力，赵章成指挥的迫击炮部队也果然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炮兵打垮敌人反扑后，红55团的团长黄冕昌率领全团以及军特务连再次杀进突破口。未来的共和国上将、特务连的连长李天佑猛而不鲁，是个创造过无数战场奇迹的传奇人物。特务连个个都是经过严格审查挑选的，政治觉悟高，身体素质好，而且作风过硬，技术娴熟。李天佑一边冲，一边喊：“同志们，跟我上！”特务连突击队员们跟着连长冲上去。
红55团紧随特务连涌进缺口，向西门大街漫开，败退的守军均缩集民房内，双方逐屋争夺。马崑见势不妙，下令68团主力以及地方民团5个大队的兵力投入反扑，仗着八镜台上炮火的猛烈支援以及优势兵力，将红军逐步压了回去。激战中李天佑受重伤，被战士背了下去。这是他参加红军后第四次负伤，年仅18岁。未来的共和国中将、红55团第6连连长莫文骅带头冲锋，负了伤倒在城墙脚下；教导员陈漫远也被炮弹杀伤，被担架抬走。
在赵章成迫击炮部队的猛轰掩护下，红7军突击部队带着伤员撤出了战斗。
此次赣州西津门血战，红7军以及强击营伤亡近1000人，毙伤敌军2000多人。这次试攻，证明了赣州城防的坚固以及守军作战的疯狂性，给其他红军参战部队敲响了警钟，纠正了轻敌的思想。
为不暴露我军炮兵实力，在天竺山的75毫米山炮没有开炮压制八镜台的敌军阵地，只是作了精确的测距。“红军炮”部队已经训练完毕，正在开来赣州前线途中。
马崑也被红军的猛烈攻势吓怕了，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不甘心丢失赣州重镇，命令第二路军派兵增援赣州。18军军长陈诚调集驻泰和、万安等地的国民党军第11、14、52师组成“援赣剿赤进击军”（简称“援赣军”），以第11师师长罗卓英为前敌指挥，向赣州推进。当敌援赣军一部分进到沙地一带时，红军独立第1、5师曾奋力阻击，终因兵力不够，武器装备差，又无险可守而未能成功。2月28日晚，18军进到赣州城北面章江对岸的赤珠岭。
陈诚的18军就是后来的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土木系”军事集团的核心，**曾评价其“勇如虎，狡如狐”。
“土木系”的雏型形成于1928年。当年底，由蒋介石主导的以削弱别人、壮大自己为目的的军队编遣工作展开，以原17军和第1集团军警卫司令部合编的11师在浦口成立。该师由陈诚任副师长，罗卓英任参谋长，下辖3个旅，分别由罗卓英（兼）、桂永清、林蔚任旅长，这几位旅长以及所属6名团长均为陈、罗在保定军校时的同学以及黄埔军校一、二期毕业生中陈诚熟悉的人物。该师师长曹万顺，出身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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