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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龋褰腥俗萆睿恢贝虻嚼魇蕉Φ牧偈敝富铀蟮吨北评魇蕉Φ木辈俊Ｉ先沃挥?0余日的“皖西剿匪总指挥”厉式鼎，比他的许多士兵更早举起了双手。
“我是厉式鼎，请贵军不要杀我！”他哆哆嗦嗦地说。
“厉式鼎被活捉了！厉式鼎投降了！”红军战士欢呼起来。这欢呼声迅速在战场上传播着，鼓舞了红军官兵的斗志，瓦解了敌军官兵的士气。黄昏时分，2万多敌军全部放下武器。满山满谷，到处都是俘虏，被缴获的武器弹药与厉式鼎的军需辎重堆积如山。
皖西“剿共”总司令厉式鼎有来无回，全军覆没，绝望中的苏家埠、韩摆渡守敌军心崩溃，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无条件投降了。
5月8日，苏家埠“新安会馆”前广场上举行了受降仪式，一队队敌军士兵，扛着10支一捆的枪支进入广场，按照红军规定，将枪械分类摆在地上，营以上军官列队站立于红4军军部门前屋檐下。这时，一队队慰劳队，敲锣打鼓，抬着猪肉，挑着鸡和鸡蛋，担着挂面、红糖、糍粑、大枣，用皖西最隆重的礼仪：上面覆盖着大红纸，来慰劳红军将士。一队队赤卫队、少先队员把红军验收后的枪械送往红4军经理处和五区苏维埃政府。广场上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苏家埠战役，共歼敌5个师、2个警备旅，共30个团，5万人。内毙伤1万余人，生俘4万人，包括2名师长、7名旅长；缴获步枪3万余支，机枪300挺，75毫米山炮6门、82、60毫米迫击炮50门，无线电台6部，击落飞机1架。取得了鄂豫皖苏区的空前大胜利。
皖西北道区、六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受降地点召开祝捷大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5月23日发来贺电：“苏家埠战役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以无限兴奋。”
一个个空前惨败，使国民党军官兵士气极为低落，故改造极易，数万俘虏补入红军。红四方面军优先加强红9、25军，使2个军分别达到3万人。这样，红四方面军就有4个主力军分别达到3万人的标准规模（红1、4、9、25军）。加上红24、27、28军和警卫师，红四方面军已达到15万人，规模空前。
皖西重镇六安。六安是苏维埃革命老区，几乎家家都“闹过红”，户户都有子弟参加红军。红军进城的那天，满城的红旗红标语，满街满巷的欢迎人群，城楼上都站满了。
苏家埠大捷后，红四方面军乘胜收复了皖西的六安、霍山、霍丘、正阳关等重镇。红四方面军的总部就暂时设在六安。
“下一步如何打算？”曾中生问。
“安庆。”蒋先云说：“中央正月来电，要求我们打下中心城市。我们本来准备打信阳，因为皖西的敌情而改为东进。虽然苏家埠取得空前大捷，但打不下中心城市是无法交差的。打下安庆有几大好处：一是敌军在安徽省内的正规军基本被全歼，安庆只有正在整补的12师新部队和55、57师残部，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一鼓而下；二是安庆是安徽省城，打下安庆将是继长沙后红军夺取的第二座省城，在全国会引起巨大震动，完全符合中央和共产国际意图；三是安庆在长江边上，我们打下后，蒋介石必将调集江河舰队，利用海军优势反扑，而我军没有舰艇，就可堂而皇之地退出，而不会有丢失省城的指责，我们就名正言顺地卸掉这个包袱；四是安庆储存物资极多，我军打开后可大大改善根据地的经济条件。”
“特派员说得很对，打安庆一本万利。”刘伯承说。他问徐向前：“打安庆派哪些部队合适？”
“我的意见派红1、4军。两支部队损失不大，可迅速投入新的战斗。打下安庆有巨大影响，我希望在全国都打出‘红军第一军’和‘铁军’的名号。为对付敌人外围坚固工事，方面军炮兵随伴行动。这次苏家埠战役进展太顺利，炮兵还没有使上力呢。”
作出决策后，红1、4军6万大军开始南下，向安庆浩浩荡荡地行军。
安庆地处皖西南，长江下游，上连荆楚，下接吴越，历来为皖鄂赣三省边界通衢商贸中心，皖西南最大的商埠和长江重要港口。
这里的皖山、皖水，为周代古皖国故地，安徽简称“皖”，即由此而来。“安庆”之称始于南宋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寓“平安吉庆”之意。
安庆枕山面江，山明水丽，不但有史称“古南岳”的天柱山。司空山、大龙山、小孤山、浮山等天然名胜，盛世唐宋亦留下了“烟雨楼台，寺观庙宇”55座。文化历史悠久的安庆，人文济盛，唐有诗人曹松，宋有“宋画第一”的李公麟，明有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方以智，清有“照古腾今”的书法篆刻大师邓石如，近代有教育家吴汝纶，美学家朱光潜，文学家张恨水，新文化运动巨擘、**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等，都在历史上独领风骚，留下浓墨重彩。近代史上，太平军三克安庆、石达开出走、安庆保卫战、徐锡麟起义等重大事件，都在安庆发生。
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经济文化重镇，险要的地形地貌，使这座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历代为兵争之地。古人称：“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中流天堑，万里长城于是乎在”。南宋为抵御金兵而筑城，元末、明清发生过激烈争战，太平天国的“安庆保卫战”为最悲壮的乐章。
5月的皖西南，田野一派浓重的春色。连日的阴雨，使得饮足了天水的麦田、稻田，葱茏碧剔，灿黄的油菜花满坡满坂，随风摇晃着，像是笑得滚作一团。
在安庆外围，刘伯承下了车，从东段走到西段。这座历史名城他仰慕已久，那里有中国历代杰出人物的遗迹：李白、陆游、黄庭坚、文天祥、史可法、孙中山、秋瑾……然而，现在映入他眼帘的是犬牙交错的工事，坚固现代的堡垒，绵延的丘陵，广袤的沼泽……
“中生，你有何感？”刘伯承甩着两脚泥，坐在一块**的石头上。
“安庆不愧为一个战略要地。”曾中生说，“易守难攻，挟江而恃，又有如此坚固的工事，幸好我们有‘红军炮’，敌军又已残破。”
雨越下越大，刘伯承仍无归意。左权正要开口，听刘帅吟道：
水无心而宛转，
山有色而环围，
穷幽深而不绝，
坐石上而忘归。
“知道是谁的诗吧？”刘伯承吟罢回过头问。
左权摇了摇头。
“这是王安石游安庆的天柱山留下的绝句。”刘伯承拍打着泥屁股说，“好了，忘归也得归呀，等解放了安庆再游天柱山吧。”
在红军大兵压境下，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吓破了胆，率先坐船逃到南京。一时城内大官显贵、社会名流争相坐船逃命。在外围的坚固工事被“红军炮”轻易摧毁后，敌军12、55、57师本就在苏家埠主力被歼，残存的官兵失去抵抗意志，纷纷抢船逃窜。
5月20日，红1、4军占领安庆，俘虏来不及上船逃跑的敌军数千名，随即组织运走大量物资，之后在国民党海军几十艘舰艇的反攻下“被迫”撤出。
从1931年12月到1932年5月，红四方面军排除了张国焘的“左倾”肃反流毒，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昂的斗志，先后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安庆四大战役，共歼敌13万多。这是鄂豫皖红军史上的空前大捷，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四大战役的胜利，带来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急速扩大。安庆战役结束时，鄂豫皖苏区已有红军15万多，根据地面积扩大到6万平方公里，有人口600余万，县级政权36个。鄂豫皖苏区由此进入极盛时期，成为超过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一大革命根据地。
第十四章：新式整军
6月的大别山南麓，山青水碧，杜鹃火红。
太阳快要落山了。晚霞仍在大地上燃烧。青山、绿树、流水，沐浴着落日的光彩，斑斓似锦。她那瘦弱而又倔强的身姿背影，渐渐地消逝在嫣红嫣红的晚霞之中。
红安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命运攸关的一次重要会议，从早上开到傍晚，仍没有结束的迹象。
蒋先云总算舒了一口气，感到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攻占安庆，确实达到了“一石数鸟”的目的，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均来电高度赞扬，对红军在敌人海军压迫下“被迫”放弃安庆表示“充分理解”，但要求红四方面军乘四次大捷的声势，攻占信阳、广水，截断平汉路，孤立并南下威胁武汉。蒋先云代表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回电，称攻克信阳的战机已失，因为蒋介石已经将驻许昌的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调来信阳驻守。十五路军是西北“马家军”，所辖35师是3旅9团制的甲种师，足有2万多人，加上精锐的马腾蛟第2骑兵旅，以及一并归马鸿逵指挥的刘凤岐第13骑兵旅、李家鼎第15骑兵旅，敌军在信阳一带驻扎了上万精锐骑兵，是红四方面军目前力量难以对付的。因此西进信阳不可行，建议南下攻克麻城。因麻城是敌军伸入鄂豫皖根据地的孤立据点，对红安威胁极大，但敌军态势孤立前出，红军重兵可从西面的新洲、岐亭，东面的罗田同时出击，合围并全歼麻城敌军。
蒋先云以信阳敌军驻有精锐骑兵集团为由，确实收到了奇效，使临时中央放弃了攻占信阳的计划（历史上曾给红四方面军造成不利后果）。因为当时苏联红军迷信骑兵，伏罗西洛夫、布琼尼这些红军统帅的传奇声誉都与著名的第1、4骑兵军紧紧联系在一起，红色骑兵也成为红军无敌于天下的象征。结果二战中，世界上唯一保留了庞大骑兵的苏联红军被德军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大肆屠杀。不过在30年代初，骑兵普遍被认为占有绝对优势，可轻易击溃步兵，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负责人也认可了蒋先云的观点，同意不打信阳，但要求尽快拿下麻城，使鄂豫皖苏区连成完整的一大片，进而攻占黄陂，威胁武汉。
蒋先云总算放下心来。不打信阳，并不是信阳不能打下，“马家军”骑兵也不可怕，单单“红军炮”就是骑兵的克星（历史上西路军遭“马家军”骑兵重创有特殊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红四方面军太需要休整了。
只听刘伯承说：“我赞成特派员的意见，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消化俘虏和新兵，以利再战。”
徐向前赞同说：“我军从去年秋天以来，连打四大战役，连续作战大半年，指战员疲惫已极，战士开始出现烂脚病的现象，非战斗减员日益上升，好比弓弦拉得太紧，有绷断的危险！一旦敌军大兵压境，我军以疲惫之师仓促迎敌，必将十分被动。所以部队必须休整。”
这时在座的一个新面孔的年轻人说：“既然部队需要休整，那么南下打麻城岂不背道而驰？麻城一带驻有敌31军2个师又1个旅，我军要打下势必出动大兵团，且麻城工事坚固，我军难以速决，如此何谈休整？”
蒋先云心中赞叹：果然不愧为未来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目光如炬，虽然初来乍到，却一眼就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时曾中生说：“段主任说得很对，不过特派员早作了安排，大军打麻城不过是虚张声势，花不了多大力气就可达到目的。”
听了曾中生的详细解释后，这位年轻人才释去了疑惑。
在座的这位27岁年轻人，就是红军史上战功赫赫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段德昌。他是蒋先云近期“请上山”的三名“神秘人物”之一。
关于段德昌，只说一点就够了：他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详见背景资料）。他也是蒋先云前段时间通过胡底的政治保卫局安排来鄂豫皖的两位“神秘人物”之一。
这时的段德昌原是湘鄂西根据地的红9师师长，按照历史发展，不久后他就牺牲在夏曦的“肃反”屠刀下。蒋先云到了鄂豫皖后，处理完“白雀园”事件，立即就要胡底开展挽救段德昌的工作。
关键手段就是：夏曦任命的“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湘鄂西分局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江奇，是一名国民党特务。
江奇是夏曦的表弟，从小一块儿玩大的。“马日事变”时，夏曦与江奇跑散了。江奇被许克祥抓住，还没等敌人打，他就把什么都交待了。许克祥见江奇是个软骨头，连夜报告何键，何键亲自审问了江奇。江奇投敌后，便在长沙开了个“姜记”杂货铺（江奇原名姜琦），利用这个联络站暗中向国民党特务机关输送情报。胡底按照蒋先云的指点，暗中派出得力人员秘密监视“姜记”杂货铺，密捕了江奇的联络员，得到了江奇通敌的手书，并派人送去上海呈报**中央特科负责人赵容（康生）。共产国际大怒，博古等人虽然保住了夏曦，但夏曦不得不将江奇处死（历史上江奇处决段德昌时，故意用生锈的大刀砍段德昌的头，目击者称段德昌死时特别痛苦！现在他总算有了报应！），从而暂时制止了湘鄂西的血腥“大肃反”。蒋先云知道，历史上即使江奇暴露后，夏曦也没有停止“肃反”，而以自己的力量制止湘鄂西“肃反”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发电给临时中央，称为协调鄂豫皖与湘鄂西根据地的联系，希望鄂豫皖、湘鄂西部分同志对调工作，以便协同两大根据地夹击武汉，并开出了段德昌等多名同志的名字（历史上都是被夏曦不久后“肃反”处死的），不料夏曦只将顶撞他最厉害的段德昌派来湘鄂西。蒋先云心急如焚，但也无能为力，只好以毕竟保住了一位共和国的军事家来安慰自己。段德昌到鄂豫皖后就任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原担任此职的舒玉章转任方面军炮兵司令员（接替去中央苏区的朱瑞）。
段德昌的目光果然锐利，刚参加红四方面军的总部会议就看出打麻城不妥。历史上红四方面军攻打麻城确实是败笔，也是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重要原因。不过来自异时空的蒋先云有了巧妙的处理办法并已着手实施，将“败笔”化为“妙笔”。
这时只听蒋先云说：“红四方面军全面转入休整，除治疗烂脚病、苦练军事技术外，还要重点贯彻徐总指挥、戴师长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加强正规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根据地的兵工建设，发展经济，养精蓄锐，以最好的状态，迎接空前残酷的第四次反‘围剿’。”
历史上，蒋介石于7月初就出动30万大军，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迫使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川陕。现在，由于四次大捷远远超过历史，国民党军损失空前惨重，特别是豫东南和皖西的部队被红军一扫而空，一时难以恢复元气，蒋先云估计，敌军的第四次“围剿”，很可能会推迟两个月以上，从而为红四方面军赢得3个多月的休整时间，趁此机会得以进一步提高战斗力。
红四方面军的休整，主要又几个方面：
成立3个军团。由于红四方面军已下辖7个军，又有3个作战方向，方面军直接指挥不便，所以蒋先云提议仿效中央红军的编制，成立军团（历史上尽管红四方面军一度壮大到8万多人，超过中央红军，但一直未成立军团）。
3个军团的番号是红四、八、十军团。
历史上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军团番号基本上是奇数：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不知为什么，红四军团一直缺编。红二、六军团大名鼎鼎，所以蒋先云除红四军团外，要来的另外2个军团番号就是红八、十军团。后两个军团历史上只是短暂存在过，红八军团在长征前夕才组建，于湘江血战中损失殆尽，被撤销番号；红十军团是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途中与地方武装合并组成，存在时间也很短。所以这次蒋先云“提前借用”了这两个军团番号。
红四军团的军团长王树声，政委傅钟。下辖红4、9军。红4军的军长王宏坤，政委陈海松。红10师的师长陈再道，政委叶成焕。
红八军团的军团长许继慎，政委倪志亮。下辖红1、24军。红1军的军长周维炯，政委熊受暄。红32师的师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
红十军团的军团长陈赓，政委吴焕先。下辖红25、27、28军。红25军的军长徐海东，政委戴克敏。红73师师长张绍东，红74师师长聂洪钧。
其余军、师首长不变。
红八军团使用于豫东南方向，红十军团使用于皖西方向，各有1个3万人的主力军为核心（红1、25军）。红四军团下辖的2个军（红4、9军）均达3万人，是红四方面军的头等主力，集中于红安、七里坪附近，与方面军总部和警卫师、炮兵部队共同行动。
红军的师装备60毫米迫击炮和掷弹筒，军装备82毫米迫击炮，军团装备“红军炮”。方面军炮兵部队除“红军炮”外，主要装备75毫米山炮。由于苏家埠战役的巨大缴获，红军的炮兵火力大大增强。
在红四方面军中全面开展了学习《军事问题决议案》的热潮。在徐向前一系列对于我们党和军队建设的深刻论述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文章首推《军事问题决议案》，此篇文章是可以和**著《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相媲美的卓越文章。
1929年11月20日，鄂豫边特委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了中国**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2日，大会通过了由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里，人民军队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具备：各级建立了党组织，实行了党代表制。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部队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废除肉刑，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些建军思想和基本原则，内容不多，可要真正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则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则要从方方面面做许多具体而细致的工作。
**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的思想》是古田会议的核心议题和主要内容。徐向前之《军事问题决议案》是胡子石会议的核心议题和主要内容。这两个会议都于1929年12月召开。**、徐向前著作该文的背景及其行文风格、特点很不相同，但表述内容大致相同，是殊途同归的。**这篇文章是针对红4军前期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基础上，有破有力。行文风格也体现了典型的毛派风格，对问题的论述，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并有比较强的思辩色彩。卾豫边的问题，没有井冈山那样复杂严重。文章的叙述也体现了典型的徐派风格，在平和条理的叙述中，清晰明了地阐述一个观点，一个问题。
当然，这两篇文章也有些不同之处。**的文章主要侧重于党自身建设，徐向前的文章在于党对军队的建设。这与两人的经历和背景有关。**是党的一大代表，**创始人之一，而徐向前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在哪个时代，党的建设也主要是党对军队的建设。所以他们的内容是相通相近的。
80年代初期，我**史专家曾经到卾豫边实地考察，对胡子石会议及其《军事问题决议案》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成长壮大，也正是践行《军事问题决议案》的产物。
蒋先云以深入推行《军事问题决议案》为契机，彻底禁止了红四方面军内部残存的随意打人现象。历史上由于受军阀作风影响，红四方面军内部打骂行为比较普遍，而且严重地长期的存在着。陈昌浩就曾用马鞭抽打倪志亮，跟余天云（红30军军长）一道的警卫员、通讯员没有挨过他打的很少，一个通讯队100余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何畏（红9军军长）要一个连指导员的表，这个指导员不愿给他，何畏当时不但是打，而且他还把这个指导员杀掉了！现在经过曾中生、刘士奇等一段时间的狠抓纠风，终于禁绝了这股歪风。
通过彭杨军事学校的培训，推动部队的正规化建设。红四方面军的团级以上干部均要到军校进行轮训，刘伯承亲自授课。
刘伯承参照苏联军队的体制，将正规化的参谋系统带入了红军；他学习外**事家的先进理念，并融入到战争指挥艺术中。他翻译苏联军事著作，首先是把原文吃透，再根据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重新写出来。好些军事术语还是刘伯承创造的：像“混成旅”，当时有人按外文字面的意思直译为“杂种旅”，而刘伯承翻译成“混成旅”；最著名的是“游击战”，这词据说来源于西班牙语，外国人把游击战叫“黑猩猩战”，因为在丛林中作战，作战方式就像黑猩猩，讲究快速突然的袭击。是刘伯承将“黑猩猩战”翻译为“游击战”。另外还有“司令员”、“炊事员”等等。
七里坪彭杨军事学校操场的北面，耸立一棵千年古槐，峻拔雄挺，枝叶繁茂，犹如国画大师以云空作宣纸，劲笔怒挥而成的一幅奇特的画。英雄巾式的巨型冠盖之下，密织的浓荫大如篮球场，真可称之为俯瞰人世沧桑的万木之王。这是军校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的会场。
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戴着黑框眼镜，戎装肃整，走到树下，一望而知正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紧跟他身后的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参谋长蔡申熙，参谋处主任段德昌，特派员蒋先云，最后是参谋警卫人员。首长们来到古槐阴下一个大石碾盘边，碾盘边摆了几条板凳，权作开会的主席台。蒋先云心中涌起一种激情：眼前这棵万木之王的威严，似乎大为减色，这是树有自谦之灵呢，还是人有移情之感？
刘伯承立在碾盘前，环顾会场，问身边的军校校长蔡申熙：
“准备好了吗？”
“好了。人也到齐了。开吧？”
刘伯承点点头。蔡申熙一声令下，全场的干部齐集到碾盘前，立正受命。
刘伯承喊声“稍息”，接着讲道：
“两个学生谈读书，两个屠夫谈杀猪。今天，我给你们谈练兵，谈整军。我们练兵，不光是练战士和下级干部，而是要全军上下一齐练。我们不能要‘军人其表，书生其里，毛色甚美，捕鼠无能’的那种军人。整军，首先要把各级领导干部身上不适应革命战争的思想作风端正过来。”
刘伯承不抽烟，而爱喝茶。可是在战争中他一直喝的是白开水。警卫员担来两桶开水，搁在碾盘边，用带伤疤的搪瓷口杯舀个满杯放在碾盘上，刘伯承一手捂着杯子，待水温降到适度时，才端起来一饮而尽。接着，一口气讲50分钟，再饮一杯，又讲50分钟……
“孙子讲用兵的虚实动静的关系说：‘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策之，就是筹划；作之，是诱以行动；形之，是给以形示；角之，是总结比较。我们整军的目的，是提高战斗力。战斗力的因素包括指战员的政治质量，军事素养，武器装备，物质基础。最基本的因素是战士。离开战士，谈什么战斗力？重要的是平时官兵团结成一个钢铁的整体，最后才能在战场上见胜负。古今中外的著名将帅，没有一个不是爱兵如子的。中国的司马穰直，外国的苏沃洛夫以及我们的朱总司令，都是如此。然而，我们部队却出现了逼迫战士自杀事件，这问题的性质是极其严重的！二十年才长成一个战士，要爱惜人力啊！几万翻身农民到前线，他们都是满怀革命热情和信心来参加红军的。带领这种革命的青年战士不打胜仗，真是惭愧！竟然有干部说出把刚入伍的新战士‘送回去’的话。这样的干部能把兵带好吗？国民党的兵是抓来的，把和尚道士都抓来当兵。他要抓100万，只能得到50万。得到之后，又要开小差。兵是不容易找的！拿破仑的成功，在于‘血汗上税’，但其失败，亦在于‘血汗上税’！”
这时，会场上许多人交头接耳，很不安静。曾中生插言道：
“血汗上税，就是强迫征兵制。”曾中生燃起一支美制的摩力斯香烟，这是新近缴获的战利品。他深吸一口，继续解释：“中外历史上有各种兵制：武卒制，府兵制，募兵制，征兵制，义务兵制，志愿兵制。国民党是拉兵制，比拿破仑的强迫征兵更野蛮落后，岂能不打败仗？我们是志愿兵制，这是最先进的兵制。这样先进的兵制，要是打不好仗，责任就在指挥员。”
刘伯承接着说：“是呀，如果歼敌三千，自损八百，那么，指挥员不但要负歼敌三千之责，而且要负自损八百之责。我们每个指挥员，每战之前，必须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个方面的实际要素，这叫做五行。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五行中，敌情是基础，是重点，是前提。指挥员对此要下苦功夫，研究透彻，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才能下定决心。我们四川有一种滑竿，抬的人要合脚步，不然就会把坐的人摔下来。这是说，军事指挥不能离开政治。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的创造，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1859年，恩格斯在论述意大利战争‘回顾’时讲道：经济发展的最后产物是不能够在战场上形成的。我们可以补充一句：政治工作，是必须在战场上兑现的。战争与政治工作，好比厨师做菜一样，不可离火。离了火，就会吃生菜。打仗没有政治工作就会打败仗。我们红军从前是怎样起家的呢？四方面军是一支拐子枪，红3军是两把菜刀，一方面军是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拐子枪和菜刀为什么能战胜机关枪？就是靠政治力量、政治工作。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决定于政治力量同技术力量的结合。军阀的武器好，技术高，为什么被打垮了呢？因为他没有政治力量，没有政治工作资本，只能给对方当运输队。蒋介石也一样，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他已经被红军消灭了10个整师以上。因为他没有政治力量，没有政治工作资本，所以只能当运输大队长。”
徐向前插言道：“政治工作不是讲大话讲空话，而是讲群众心里的话，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实际问题。段德昌同志提出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相结合，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等口号，对发扬阶级友爱、巩固官兵团结与军民团结、加强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实际的政治工作，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冯玉祥将军就懂得抓住群众心理，及时做政治工作，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他在西安驻军的时候，战士们对飞机扔炸弹很恐慌。冯玉祥在大会上讲：西安的乌鸦比人多，天天在大家头顶上飞，铺天盖地半个城。弟兄们，你们见过乌鸦把屎拉到谁头上没有？战士们哄堂大笑，有人下意识地摸摸脑袋，怕飞机扔炸弹的恐惧心理就在笑声中消除了。”
刘伯承在笑声中继续讲：“政治力量，不是我们的专用词，资产阶级也讲。他们把压迫人民的各种手段叫做政治力量。我们相反，凡是有利于保卫人民的一切精神力量物质力量，都是革命的政治力量。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的利益是我们的最高准则。爱护人民的一草一木，体恤人民的点滴血汗，这是人民于弟兵的本色。但有的同志遇上某些具体事情，往往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在小事上却糊涂起来了。例如牛拉大车，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马，而用人民群众的牛呢？牛不会说话，耕地、拉车，对它都一样。而人不同。农民爱惜牛比我们的干部爱马的感情更深。当然，作为军人，很能理解唐太宗对其六骏的心情。但我们的马老了，伤了，病了，可以从敌人手里缴获更好的。而农民呢？把牛累病了，垮了，再买一头谈何容易！全家要费多少年的劳动血汗才能买得起一头牛啊！人民的汗水同牛的汗水是流在一起的，是相通着的，中间有一条看不见的血管。这个血管，就是劳动者的感情……”
会场上静寂无声，微风撒下片片槐花，在空中飞舞。蒋先云背靠凸出地面的粗壮的槐根，低头在膝盖上作笔记。他胸中波涛澎湃：终于亲自聆听到伟大军事家的精彩讲课了！这时，蔡申熙接到一张会场上递来的纸条，上面写着请求司令员讲一讲《孙子兵法》。刘伯承和蔡申熙交换意见之后，宣布休息10分钟。
请求刘伯承讲《孙子兵法》的那张纸条，是新任红十军团的军团长陈赓写的。
“《孙子》开宗谈《计》，主要是讲战略决策上的策划和作战中的谋略思想。《孙子》提出‘五事七计’，实际上就是讲决定战争胜负的五种基本因素和估计敌我优劣条件的七个方面的问题。在战略指导上还要注意“五忌”，即：国力不足（包括财力、人力、军力）不可以兴兵；时机不利（包括国际形势、周围国家的动态）不可以兴兵；国内不安定，不可以兴兵；人民不拥护，不可以兴兵；战略上处于两面或多面作战态势，不可以兴兵。”
“这五条，蒋介石全占了。”
“公元前313年我国战国时期，秦欲伐齐，而忌齐楚联盟。于是秦派张仅使楚，以割地六百里为饵，诱惑楚王，并以明珠宝玉贿赂南后，破坏了齐楚联盟，最后将齐楚各个击破。又例如，我国三千多年前的伊尹，在协助商汤灭夏桀时，第一年出主意，叫汤不给桀进贡品，以激怒夏桀。当夏桀调九夷之兵伐汤时，汤赶忙赔礼道歉，补进贡品。到第二年，汤又不给进贡了。这时，夏桀只能调来三夷之兵。于是伊尹献策说，桀已经没有力量，可以对桀作战了。汤联合诸侯兵，设伏于山西安邑的鸣条，诱桀出战，结果桀被汤打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鸣条之战。
这都是谋略在战争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作为一个将领，怎样具体谋划和指导一场战争或一个具体的战役、战斗呢？
用兵打仗是一个诡诈行为。将帅要善于以各种手段隐匿自己的企图，迷惑引诱敌人，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为歼灭敌人创造条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计策或谋略。
“其势险，其节短”，是为将者必求之术。这是《孙子·；兵势》的概括。
势者，用兵之势，又称态势。不是指形式、格式。
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讲的不是一个人有万夫之勇，而是讲这个人占据险要关口，一人居关而守，万人攻而不取。这个势，是地势之利。
《孙子》上的“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侯（逸），后处战地而趋者劳”（《虚实篇》），是指体力、地势之利。
孙子说：“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
那时孙武不可能懂得物理学，当然更不知道加速运动，但他在生活实践中，认识到圆石从很高很陡的山上滚落下来的力量，是很难抵挡的。
四川有种水鸟，绿色的羽毛，像八哥。这种鸟，嘴很尖，它在高空中发现水中的鱼，就将双翅夹拢，依靠全身重量自天而降，有时竟能捉到比自己大几倍的鱼儿。《兵势篇》讲的“其势险，其节短”，就像这种鸟，冲下来很猛（势险），时间又很短促（节短）。这样一来，力量再大的鱼儿也难以抗拒。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在作战斗部署战役布势中，都力求这种险峻之势。这样，敌人想要挡住我之进攻，就犹如“抓沙子搪水，徒劳无功”。
险峻的态势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我们军语上所讲的实力。武松打虎，是在胆量和武功加上喝了十八碗老酒吃了几斤牛肉的综合条件下所构成的力量，造成了有利于武松的态势。老虎缺食而筋疲，武松则是足食饱腹且以死命相对，所以武松最终能置猛虎于死地。如果武松是个没有武功的，又是在饥疲之后，恐怕事情就要倒过来了。
战争中如何发挥“势”的作用呢？
有五点。即：
一靠指挥员的谋略。谋略优势应为兵势之首，多谋善断而得“势”，少谋寡断而失“势”。
二靠部队的数量、素质，即实力的优势（哪怕是局部的优势也好）。
三靠有利的地形（地势）。
四靠掌握有利战机，审时度势。
五靠勇猛迅速，顽强作战。
孙武的‘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也就是这个道理。”
正兵和奇兵，是辩证统一的，是为将者必须掌握的重要原则。
所谓“正”，就是按照通常的方法部署兵力，进行作战。所谓“奇”，就是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运用计谋，灵活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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