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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兵和奇兵，是辩证统一的，是为将者必须掌握的重要原则。
所谓“正”，就是按照通常的方法部署兵力，进行作战。所谓“奇”，就是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运用计谋，灵活地使用兵力，诸如我军所擅长的伏击、袭击、偷袭、奔袭等。一句话，“奇正”之运用，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灵活变化的。在中国，兵家大凡论兵，没有不引述《孙子》的。那些较有作为的将帅，都是懂得兵法的，并能熟练运用奇兵和正兵。例如战国时期孙膑的围魏救起之战和减灶示弱、诱敌深入的马陵之战，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等战例，画龙点睛地描述了正兵和奇兵在战争中巧妙运用和互相补充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不注意情况的变化，不研究新的战争特点，把兵法原则死搬硬套，是不免要失败的。
出奇制胜有四个条件：
第一，要善于在敌人预料不到的时间、地点和方向上用兵。
第二，用兵之奇，关键是用在敌人的致命点上，即对敌战略、战役有决定作用的要点上。
第三，出奇制胜的决策行动要快，要有胆略，要周密计划，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奇正相生，讲的是军事辩证法，一定要避免绝对化，战术上永远也没有一种万能的制胜之道。
《孙子》的用兵如“率然”，“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九地篇》），“避实而击虚”，“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等表述，是虚和实的中心思想。
知兵势，解奇正，讲的是一般制胜条件。而要正确地选择作战目标、作战方向和指导军队的作战行动，还必须切实把握住虚和实这对环子。
用兵之道，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变化无穷，为将者的计谋盖出于此。例如“空城计”，三国时的“空城计”是虚构的，但虚构得合理。
虚实运用要得当。诸葛亮的“空城计”是逼出来的，他搞的是虚而虚之，未免过于冒险而带有偶然性。我们要虚中有实，才能稳操胜券，立于不败之地。
现代作战，掌握好虚和实这对环子，有五条要记住：
一是要熟知敌方指挥官用兵的特点，多疑者使之更加狐疑，寡断者使之更加犹豫。
二是虚得合理，虚中有实，切忌虚而虚之的冒险主义。
三是弱军对强军，大体先示之以弱，后发制人，看出敌人破绽之后，再筹奇兵而击之。
四是实中有虚，行动要特别注意伪装，巧妙而合理，使敌人难以预料，难以识破。一般先给敌人以甜头，诱敌深入，方好关门打狗。
五是虚和实是辩证的统一，是变化的。因此，指挥官要聪明、多谋、善断、灵活、主动，才能正确掌握，巧妙运用。
要用兵灵活，掌握战场主动权，巧、猛、疾三个字特别重要。
所谓巧，就是巧妙而精奇。
所谓猛，就是要有猛虎扑羊般的气势。
所谓疾，就是调动军队指挥作战要快、要敏捷。
用兵灵活要体现在巧妙地采用虚实行动。诸如声东击西，佯动于此，实动于彼，奇正变化，因敌制胜。要能“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兵势篇》），“攻其所必救”（《虚实篇》），出其所不意。
战略指挥员要使全局都活起来，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问题，就是要善于用将。如果用将不当，这个将不能适应战场情况的急剧变化，贯彻不了总的意图，战局就难以“活”起来。三国时诸葛亮用马谡为将，令其守街亭，就是不当的一例。因为马谡是个仅懂得一般战术原则，而不知灵活运用的书呆子。
《孙子》兵法最可贵之处，就是能从战争实际出发，在了解敌情基础上制定战略战术。孙武主张对敌方地域的广狭、人口的众寡、粮物的库存、军队的状况以及我方面攻取的城邑、要攻击的目标，都要查个明白，以作为三军行动的依据。他注重用“间”，推崇：“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的故事，认为“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楚汉战争中，项羽之所以败走乌江，自刎身死，除迷信武力、匹夫之勇、残杀降年、分封诸侯、不用人才、缺乏政治远见和谋略思想等原因外，其“多疑信谗”也是一个致命所在。
在“用间”问题上，既要巧于用间，还要警惕上当。我党前段时间的“肃反”扩大化，有的就是听信敌人的造谣和诬陷，自己杀自己，干了敌人想干而干不成的蠢事。一定要接受这些教训，永远记住，传之后世，不要再犯！
最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全军干部一定要注意谋略训练。用兵打仗，施谋定策，创造新的技术，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军事指挥员必须随机应变，灵活用兵。“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打破思想上守旧的成见，才能使军事学术有所前进。要重视“智囊团”的培养，重视现代化司令部的建设。司令部是施谋定策的机关，要把参谋当成“智囊”。这样才能使指挥员博采众长，集思广益。”
刘伯承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参加轮训的团级干部，包括蒋先云本人都深受裨益。
在刘伯承等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红四方面军极大地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适合中国的国情，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更具有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它一经在中国土地上诞生，就如同滚滚浪潮，不断引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也如此，克服了张国焘的错误，纠正了偏离自身发展的轨道。这支部队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用切合实际思想政治工作，武装了红四方面军的头脑。使他们知道，为谁而战，为谁牺牲，知道自己奋斗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从而使这支部队“上下同欲”，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战神！
早在鄂豫皖红军建军初期，就已经展开了形式比较多样，且具有一定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然而，要说红四方面军思想政治工作做的最深刻、最广泛、最持久、最有成效的时期，还是现在，即1932年6－8月这三个月的大规模整军练兵时期。这次新式整军，从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把红四方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到了更高的境界和更新的高度。正如徐向前说：“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完成红军担负的任务而斗争。”这段话的意思，即是要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政治教育，提高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懂得更多的道理，知道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意义，知道为谁而战，为谁牺牲。
红四方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这样一个概括性的总结：一、动员工作深入，实事求是地提出口号；二、干部及政工干部火线上能够以身作则；三、党员模范作用强，有敢于牺牲的精神；四、指定好代理人，保证战斗指挥的不间断；五、战后恢复提高士气，准备再战的工作做的很快；六、火线上注意对敌军的宣传工作。
整军要求：
思想上要树立必须胜利的思想；
组织上要形成若干能打的部队；
干部队伍要以能打胜仗作为干部考核的最主要的标准，而不是其资历与学历；
领导要在战争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以身作则，带头冲锋这一点在早期几位高级将领身上就有这种特点。虽然军事领导人控制队伍、掌握全局而非把自己当冲锋突击队员用是基本原则，但王树声、许继慎、徐海东、刘英等人个个都是猛虎，从来战斗在第一线，而这种作风则被广大指战员代代相传的继承了下来。所以刘伯承曾称赞徐向前说：“你带的队伍是打不垮的！”
曾中生、段德昌、刘士奇等共同制定了《红军战士必读》、《红军须知》。红军须知讲的是什么内容呢？红军须知中讲到：“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武装队伍，要推翻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国际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新世界。因此，红军在它的生活行动上，就与从来历史的任何军队不同，所以，每个红军战士首先都要知道下面的一些事：
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二、不乱拿穷人粮食；三、对穷人态度要亲爱；四、爱护枪不要弄坏；五、节省子弹勿乱打；六、对群众要选传红军主张；七、火线上要对白兵宣传；八、占领城市要注意收集机器药物；九、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十、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
“红军须知”本身，也仅仅是《红军战士必读》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另外两个重要内容还有：红军需要铁的纪律、红军战士要做宣传工作。在红四方面军进行为期3个月的整军大练兵时期，红四方面军总部针对新入伍的队伍成份多，俘虏和投诚的白军士兵多，各种消极思想多的实际，就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大练兵的重要内容来设置，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了更好的进行各方面的教育，部队编印了许许多多的通俗教材、读物。这些教材和读物，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部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任务和部队的实际情况来编写的，把深刻的原则、方针、政策，用简明通俗的言词表达出来使干部战士易懂、易于接受。《红军战士必读》和《红军战士读本》是当时对红四方面军官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最具代表性的课程设置内容。
“红军需要铁的纪律”中这样讲到：“红军是被压迫阶级的工农武装，在**领导之下，为保证苏维埃政权，消灭压迫阶级的武装和政权而斗争，他要靠严格的纪律和战斗的一致。假使没有真正的严格的铁的纪律，便不能最后战胜统治阶级。这铁的纪律之基础，主要在于无产阶级前进战士的自觉性，及对革命之忠心毅力、牺牲精神和英勇慷慨，铁的纪律就是被压迫阶级自觉团结，战胜内外一切敌人的主要条件，就是保证革命胜利所必需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服从铁的纪律，就是服从革命战争的利益，我们服从铁的纪律，就是为的战胜阶级敌人。”很显然，红军需要铁的纪律，在这里，已经赋予了和上升到政治高度的去认识。
《红军战士读本》则进行了深刻的国情教育，即我们这个民族所面临的深刻危机。而这些深刻的危机，该读本也是从外部和内部进行认识和讲解的。来自外部的威胁剥削和压迫，主要是讲到“日本帝国主义，从前好久把朝鲜、台湾、琉球群岛夺去了。现在又强占了东北三省的地方，现在还在向热河、绥远、察哈尔进攻，想于满洲之外，再建立一个蒙古国。中国快要被它抢夺完了”。文章中，不仅讲到有日本的侵略，还讲了其它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侵略的本质：“中国在英美法日意各帝国主义的侵略下，瓜分了中国的市场，占领了中国的地方；宰割着工农群众，中国已经快要完全殖民地化了。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广大工农群众起来在**的领导下争取苏维埃胜利，以苏维埃救中国。”
团以上政治机关，还成立了“白色士兵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国民党军的宣传和瓦解工作。内容广泛多样，形式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使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知晓了党的任务，明确了革命的目的，了解革命的形势，增强了革命的信心，激发了革命的斗志；内容广泛多样，形式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使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认清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增进了红军战士阶级觉悟的提高，确立了推翻阶级压迫，为工农大众求解放、闹翻身，为无产阶级当家作主而战的革命目标，收到了“上下同欲”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对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蒋先云都是“纸上谈兵”，他将**思想的有关内容阐述一番，倒也赢得众人称赞并付诸实施。不过，在一件“大事”上，蒋先云还是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起了“冲突”。
蒋先云提出整军期间，可安排结婚的干部战士回家团聚一段时间，安排不了的，则动员妻子们到红军驻地与丈夫“过夜”。
这一提议，在红四方面军总部炸了锅，众人纷纷反对，蒋先云则一反常态，固执地坚持。
蒋先云当然知道，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自己这个建议是如何惊世骇俗。
女人，犹如青春的火焰，是妩媚而神圣的。而女人，对武装部队来讲，对这些年轻力壮铁塔似的战士来讲，却是十分忌讳的，仿佛水火难容。
女人，在将军看来，容易使战士走火入魔，影响士气，削弱、腐蚀战斗力，所以除了剧团与医务所以外，尽量不用女兵。在战士看来，眼不见为净，万一不慎看一眼，就神魂出窍，彻夜难熬。
蒋先云解释说：“马克思说过，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必然的关系，根据这个关系可以判断出整个文明程度。这是一百年前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笔记手稿》中说的。文明这个概念，西方和东方是不尽相同的。男女关系，说到底就是性关系。中国古代并不回避这事。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许多诸侯国王接见贵宾学者，当面自我坦白：寡人好色。其言论与行动是统一的。齐桓公早为西门庆开了先河。孔子见南子，证明孔圣人对于美女也难兔动心，尽管子路不悦，也挡不住老夫子那种勇冠三军的精神。虽然老夫子家里还有妻子儿女。”
“男女问题，性意识，性行为，是人类生活中的重大内容，中国古书上并不回避，私生子也不例外。孔圣人就是个私生子。秦始皇也是私生子。私生子格外聪明。春秋战国时代，男女平等，女人同样参军。《墨子》这部书上记载女兵跟男兵一样担任作战和后勤工作。所以那时男女之间不存在神秘气氛。”
“战争与**这问题，是否有阶级性的区别？资产阶级好象采取的是纵欲主义，例如日本帝国主义搞‘随营妓’、‘慰劳队’、‘慰安妇’，国民党军中提倡士兵唱《二十五更调》。而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部队好像采取禁欲主义，干部、战士一律谈性色变。但无产阶级不应该搞禁欲主义，资产阶级也不一定搞纵欲主义。两个阶级的区别在于战争的性质。日寇侵华战争、蒋介石进攻苏区都是非正义的，他们对其部队官兵不敢承认这种本质，只能用不健康的腐蚀剂来麻醉士兵。我们部队则是用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巩固和提高士气。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有理想的。民歌里有句歌词‘革命成功恋爱你’，革命成功，是我军的理想。我们的原则是革命第一，恋爱第二，恋爱是以革命为前提的。”
蒋先云一番宏论，使红四方面军总部的众人目瞪口呆。蒋先云心中暗笑：这次他搬出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笔记手稿》，尽管在座的有不少留学苏联的高材生，熟读马列原著，但马克思的这本《经济学——哲学笔记手稿》是其晚年的重要著作，对比之前马克思的早期理论有许多创新之处，苏联讳疾忌医，没有组织翻译，蒋先云据此高谈阔论一番，倒把在座的人“唬住”了。一番争执后，蒋先云第一次行使了“特派员”的权威，促使总部终于同意了蒋先云的这个“荒诞”建议。
根据实际情况，随军家属的“团聚”地点，红十军团在皖西金家寨，红八军团在豫东南的潢川，红三军团和方面军总部在鄂东北的红安。
原来的红军集结之地，清一色的男性森林中，突然出现了众多的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
运输队向各驻军村落运送大批粮草，后勤人员四出采购，买猪、赶羊，上街选办黄花、木耳、海带、粉丝、蘑菇、鱼类，向殷实人家借用粗细瓷器。干部家属一批批一群群从后方送来。紧接着，苏区的红军指战员们的媳妇也成群结队地陆续送来。这些日子，仿佛迎接喜庆佳节，整个部队洋溢着欢乐气氛。
首长们一声令下，各单位的司务长带领人马通宵忙碌，为幸福的鸳鸯们安置一个个温馨的蜜室。战士们称这些香甜的蜜室为“第二战场”。于是，鸳鸯们等不及黑夜就各归各巢，关门闭户，急如星火地进入**荡魄的“第二战场”。入夜，全村全寨一片漆黑，世界进入深不可测的洞穴之中。整个天空整个大地开始摇晃起来，疯狂地投入你死我活“肉搏战”的境界，几小时几小时地连续酣战，不管它水漫金山，不管它日上三竿，真正是欲罢不能，缠绵难舍……豆浆油条都凉了，司务长派人满村叫门开饭，却迟迟不见动静。司务长不禁摇摇头：“唉，第二战场真邪乎！”
第十五章：土制武器
这时的蒋先云，却赶到新集的方面军军械所去。他这期间重点做的事情，就是利用自己记忆中有限的武器知识，为鄂豫皖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军工体系。
蒋先云想到：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中有—段歌词：“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在抗战初期的游击战还可以，但随着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日军大搞“三光”时就不行了。当时的情况是：“没有吃，没有穿，人民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这才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鄂豫皖根据地，还得立足于建立自行研制武器的军工体系。
新集的军械所原来就初具规模，但只能简单修理枪械，翻造子弹（就是用战场上打过的子弹的弹壳重新装药，威力比原装子弹逊色不少，但聊胜于无）。由于几次大捷，红军从潢川、六安、霍山、安庆等地的军械所搬来大批机械、工具甚至机床，安装了发电机，使新集的军械所规模大增。据蒋先云估计，已经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水腰兵工厂。
此时蒋先云正在把弄一支新式马步枪，拉拉枪机，瞄瞄准，高兴地说：“81式终于造出来了！刘贵福同志，你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以后要创造条件多生产，支援前线。”
刘贵福嘿嘿直笑。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中国轻武器设计专家，就是蒋先云“请上山”的第二位“神秘人物”。
刘贵福，1908年7月19日生于山东省宁津县，曾先后到国民党北平修械所和阎锡山的山西太原兵工厂机枪分厂当工人，主要从事机械修理和制造。抗战爆发后，他与10多名工人投奔延安，为新中国兵器工业特别是枪械制造技术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他利用延安的简陋设备，生产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轻型步枪——81式马步枪，名扬天下。
1931年底蒋先云到达鄂豫皖后，集中精力处理完白雀园事件，就要胡底安排人员去山东南部的济宁，重金聘请刘贵福。蒋先云知道，刘贵福早就倾向**，曾说过：“在信阳时，就听说**提倡 ‘劳工神圣’。**一定是对工人好。再说，那些被杀的**，有不少是大学教授、大学生，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都知书达理，肯定不是坏人！”
蒋先云回忆了一番：1931年初，刘贵福到济宁的鲁南民团修械所当了所长。仅仅三四个月，山东省政府以“修械所未经批准”为由予以解散了。刘贵福随之失业，一直在鲁南潦倒（次年就去了山西晋城，在孙殿英部第41军修械所当工匠）。胡底派出的人员于1932年初就在济宁找到了刘贵福，刘贵福非常高兴，愿意去鄂豫皖苏区，但要求鲁南民团修械所的失业工人一同前往。红军自然求之不得，秘密安排他们全部来到新集，包括其妻儿一起接来。刘贵福月薪24银元，其余工人月薪10银元，从而有了一支技术娴熟的军工队伍。
刘贵福初到苏区，蒋先云并未要求其立即研制大名鼎鼎的81式马步枪，而是先修理枪械。红军几次大捷，缴获枪械无数，但许多枪战斗中被打坏，完好的也时常有卡壳故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斗。修理枪械是刘贵福的拿手好戏，他带动新来的工人，不到两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达120余挺。刘贵福又创造了哈奇开斯式重机枪“装弹修正器”，保证了机枪的连发性能，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
还有就是将重机枪改成高射机枪。蒋先云知道，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出动4个大队的飞机，历史上给红军以很大杀伤。红军没有专门的高射机枪，防空武器只能指望改造重机枪。刘贵福不负众望，把马克沁、哈奇开斯式重机枪经过加工支架，重新设计全新的三连环型瞄准具和方向、高低转动机，改进发射机构，制成了高射机枪，性能良好，这一切只用了6天时间！
之后就是研制威名远震的81式马步枪了。历史上刘贵福研制成功81式之前，先研制的是无名式马步枪、55式步枪、新79式步枪。蒋先云利用自己脑中的记忆，将刘贵福研制81式的关键“倒传授”给刘贵福，结果一步到位，至1932年6月研制81式马步枪成功（纪念八一建军节）。
对于步枪轻型化的认识，刘伯承同志远远走在世界前面。他曾说过：“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200米内射击准确即可，质量越轻越好。”而西方国家直到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改变远射程的旧观念，仍使用那些远射程（1000米以上）的步枪。正如刘伯承曾论述的那样，枪管很长很笨重。刘伯承有关步枪设计的理论到二次大战后期，在德国得到第二次验证。当时德国陆军技术部门的官员，有感于步枪的射程过远，后坐力太大，就瞒过持远射程观念的元首希特勒，冒名制成“MP43式冲锋枪”，实际上是缩短射程的轻型步枪，受到前线部队的欢迎。当希特勒知道实情之后，“生米已做成熟饭”，发怒之余只好顺水推舟，命令改称“突击步枪”。1944年又将步枪与冲锋枪相结合，正式生产了短而轻、结构紧凑实用的“Stg44突击步枪”，这就是突击步枪的由来。突击步枪在苏德战场初露锋芒，重创苏军，被苏军发现受到重视，也改变了远射程的旧观念，很快制成M43式短弹，用于CKC半自动步枪，逐步演变成著名的K47突击步枪，被世界许多国家采用或效仿。
可是，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方在北约国家仍坚持步枪的射程1000米，这种远射程的陈旧观念显然是十分落后的。1952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作战研究室执行著名的“齐射”专题研究，研究了步枪实战效果的大量数据。主要结论是：步枪90％的实战射程在300米以内。而刘伯承早在20多年前就看到这一点了！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步枪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自1939年延安的81式马步枪；第二阶段起自1943年德国的突击步枪；第三阶段起自1966年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小口径步枪。以上就是世界步枪轻型化发展的过程。不管是新式马步枪、突击步枪，还是小口径步枪，都是改革枪管。不外乎是缩短枪管的长度或缩小枪管的口径。总之，都是缩短步枪的射程，以便减小步枪的长度和重量。一致的目的都是使步枪达到轻型化。可以说都没有脱离刘伯承有关步枪设计的基本理论。事实说明，二战以来步枪的改革始于中国，81式马步枪是国际步枪轻型化的先驱，刘贵福是步枪轻型化改革的先行者，他开拓了世界步枪轻型化改革的新潮流。刘伯承是步枪发展的伟大预言家。
在蒋先云的“启发”下，刘贵福按照刘伯承的步枪设计理论，适当缩短了枪管和射程。为了适应肉搏战的要求，将三棱刺刀加长，刺刀断面设计成双翅形，外部圆滑，不易碰撞刀刃；刺刀的折叠机构改成门扣自锁式装置，甩出刺刀自动扣牢，敏捷可靠。将准星改成可调式，能够调节瞄准偏差（历史上彭德怀称赞道：“天下第一准星！”）。还增加了步枪的保险装置。工艺上考虑尽可能地简化加工量，减少零件，缩小零件尺寸，减轻全枪重量等等，保证步枪性能优越，轻巧可靠。
枪管的质量是步枪的关键。过去生产的步枪连打几十发，甚至十几发子弹就不行了。刘贵福认为：“枪管的材料是道轨，含炭量低，柔韧有余而刚度不足，可能是淬火存在缺陷。” 有的工人不服气地说：“过去也淬火，总是一打就裂。”刘贵福认为问题还在于淬火技术不过关。所以他亲自负责淬火，解决了枪管质量问题。
研制成功的81式马步枪，口径7。9毫米，短而轻，长不到1米，比一般步枪短100～200毫米，枪管长约570毫米，全重3。36公斤，后坐力小；枪身和刺刀总长超过日本“三八”式步枪，有利于拼刺；折叠式三棱刺刀平时折附于枪身下方，用按键扣合，拼刺时可随手甩出刺刀；刺刀根部有架枪钩，可集体架在平地上；背带在枪的左侧；有通条插在枪身内；枪托内可存放小型修理工具；用道轨制成的金属零件经烤蓝处理，油黑铮亮；用核桃木制成的枪托表面涂清漆，崭新美观。制枪的金属零件全部都采用铁轨制作，枪托采用山区核桃木，原材料供应充足。这两方面优势使枪的质量和产量都有了充分的保障。
蒋先云“协助”刘贵福研制81式马步枪后，又转入其它武器的研制。人们对蒋先云丰富的兵工知识惊奇不已，称其为“武器专家”。蒋先云心中十分惭愧。他的武器知识十分有限，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土制”武器原理十分简单，蒋先云倒还记得，所以他“指导研制”的武器，都是历史上八路军“土造”的。
重武器就是120、150毫米迫击炮。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人员75％以上的杀伤是火炮造成，而50％即一半的人员是迫击炮杀伤。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后，总结战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火炮类型构成不合理。抗战期间，在中**队与日军作战中，日军伤亡大多是因迫击炮造成的，而据战后统计在华战死的日军将领也绝大多数死于迫击炮弹，足见国共双方对迫击炮的运用均佳。而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不但未能继续发挥这方面的特长，还大量削减部队迫击炮的配备，首先将重型迫击炮从军师两级裁掉（少数杂牌军除外），代之以美制榴弹炮、山炮或日制山炮、野炮。后又减少团以下单位的中轻型迫击炮数量，代之美制无后坐力炮、战防枪、火箭筒等。而解放军方面又没有坦克和装甲车，也少有碉堡来当靶子，这些新式却没有目标的武器给解放军缴获后，却正好用来打国民党军的碉堡和坦克。迫击炮的数量哪怕少一点，单炮也能攻击一二个点线目标；山野重炮数量少，就难以对面目标进行有效攻击，而对点目标的攻击又由于射击技术不佳或精度不够而难作主要火力。解放军方面不但使用缴获的各种轻重迫击炮，还自制中轻型迫击炮加强火力；而国民党方面却以装备少量山野榴炮为满足。其实国民党军就是美械主力师或整编旅的榴弹炮，都难以支援军或师的整个攻击正面。这样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陆军的装备对面攻击能力是加强了，对点目标的能力则明显下降。换句话说，新的装备更适合对已经投降的日军作战，而对解放军作战是“狮子打蚊子”，是根本找不到作战目标的武器。
蒋先云清楚迫击炮的威力，大概知道“土造”迫击炮原理，这次去了中央苏区，他趁赣州大战前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与朱瑞和红军“神炮手”赵章成作了交流。特别是赵章成，以其丰富的实战经验参与并指导设计，画出了120、150毫米重型迫击炮的设计图纸。蒋先云知道赵章成曾制造过迫击炮平射装置，赵章成当场示范：在炮尾加装了一个发火装置，曲射时不用，平射时安上即可。历史上赵章成设计的“土造”迫击炮威力极大，抗战期间刘伯承曾亲自给中央军委发报，说明“土造”迫击炮的威力：“此次运城外围战斗中，我太行自制之120毫米重迫炮和150毫米重迫炮，威力甚大。在东关、天神庙，120毫米炮一弹伤敌60余人，另一炮打坏汽车6辆。其弹片爆炸杀伤面之直径在50米以上。据战俘称，对我此炮，极表恐惧，且至今不知系何种炮。”
蒋先云将赵章成的图纸带回鄂豫皖，立即组织制造。150毫米迫击炮的炮筒是火车车头的大轴，120毫米迫击炮的炮筒是火车车厢的大轴，炮盘也是用火车轨拼焊而成。1929年9月，徐向前、许继慎曾率红1军攻下平汉路上重要的广水车站，拆卸了大批铁轨和火车零件运到七里坪，当时的目的是加强防御工事，没想到现在成了土制武器的重要原料。
50毫米掷弹筒也靠铁轨制造。掷弹筒是日本发明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体积小，携带方便，结构简单，使用灵活，适于山地作战。在大别山上制造它必须解决两个难题，一是钢材，二是加工条件，特别是炮筒和炮弹壳的加工。蒋先云依靠工人的智慧，奇迹般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掷弹筒的炮筒，用1米长的铁道轨面，经过加热，在高温情况下反复锻打，锻成400毫米长的圆柱体，然后在机床上加工成形。没有加工炮筒来复线的设备，技术人员改炮筒为滑膛结构，增加炮筒长度，保证射击距离及精度，并改日制平头炮弹为曲线炮弹。几经改进之后，终于试制成功2门掷弹筒．随后投入生产，经实战验证，土制掷弹筒比日军“原装”的更适用。
有了炮就必须有炮弹。炮弹的原料主要是钢或灰口生铁，而且需用量很大，用道轨钢满足不了需要，根据地又没有灰口生铁，怎么办？唯一的途径，是设法利用当地盛产的白口生铁。当地群众有传统的土法炼铁技术，用方炉生产白口生铁，铸成铁锅、铁壶、犁铧，供农民生产和生活之需。白口生铁含碳量高、质硬而脆．不能切削加工，用它铸造成形的地雷、手榴弹壳是很好的原料。但炮弹铸造成型后，要车弹口、弹带和尾部，要求表面车光，尺寸精确，两端还要挑出螺纹丝扣．以便安装引信和尾翅。如何把白口生铁铸成的炮弹壳变成可进行切削加工的半成品呢？这是解决炮弹生产中必须首先突破的技术难关。军械所成立了试验小组，把美国式的黑心韧化处理工艺，同山区的烟火技术结合起米，发明了火焰反射加热炉，经过这种加热炉焖火处理的炮弹壳表面的碳被析出，形成碳素铁，即可进行车削加工。白口生铁焖火技术试验成功后，大别山上开创了大量自制炮弹的历史。
硫酸是火药的重要原料，称之为“火药之母”，其制造工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接触法，它的装置复杂而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一种是铅室法，工艺比较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大别山区既无白金，也无铅板，这两种方法都无法采用。根据蒋先云的建议，技术人员依据铅室法制造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制造工艺装备，在根据地火工制造技术的启发下，采用老百姓盛水或储粮用的陶瓷缸和陶管（陶瓷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蚀性能）。把同样大小的缸两个一组口对口的垒成塔形代替铅室制作硫酸。最初，制酸的整个过程都在露天进行，很远就看见蒸馏塔雾气腾腾，其昧刺鼻，当时劳动条件很差，工人的牙齿被腐蚀，衣眼被烧坏，有时不得不赤身进行工作。但是，为了支援前线，工人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忍受痛苦，坚持昼夜生产，有的甚至献出年青的生命！在制造出硫酸的基础上，在几间废弃的破房里，以棉花和硫酸为原料，用大铁锅脱脂，陶瓷缸硝化，石磨碾棉粉，以土炕当烘干机。面杖当辗辊，剪刀代替切片机等土办法，首批制造出了硝化棉发射药，开始了发射药和炮弹炸药的大批量生产。后开始了烈性炸药的研制，用大麻油和石灰水制作钙皂，从生产钙皂的过程中提取副产品——甘油，再把甘油滴入混酸（硫酸与硝酸的混合物）中硝化，生产出硝化甘油。
硝化甘油是—种液态烈性炸药．灵敏度很高，生产它需要严密的安全措施。当时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每天在气温较低的拂晓，工人们蹲在山泉小溪边，端着盛有3。5公斤混酸的瓷盆，将半公斤甘油慢慢滴入盆内，借流水从盆底通过，使盆内硝化温度保持在摄氏16度至20度之间。若发现盆内冒烟，即是爆炸的前兆，立即将盆沉入水底。我们的兵工战士，就是在这样简陋危险的生产条件下．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了技术和设备上的困难，成功地创造了制造硝化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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