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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困难，成功地创造了制造硝化甘油的“盆式硝化法”。硝化甘油的问世，为根据地生产烈性炸药奠定了基础，从而结束了总部军事工业只能生产低级火炸药的历史。到抗战前，大别山上年产发射药136吨，各种炸药2511吨，并能生产酒精、煤油、肥皂等民用产品。
蒋先云的另一”成名绝技”，就是地雷。抗战中的“地雷战”名震中外，但30年代初还很少人认识到地雷的重要性。蒋先云根据大别山的条件，重点造石雷。大别山有的是石头，取之不尽，制造容易，而且伪装性好，杀伤力也强，当时群众把造石雷的方法编成歌谣：“一块青石蛋，当中钻个眼，装上四两药，安上爆发管，黄土封好口，线子在外边，事先准备好，到处都能安，敌人来‘围剿’，石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机关枪，保卫老百姓，保卫公私粮，石雷真顶事，大家赶快装。”
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专门下达了关于“大量制造地雷的训令”，依靠造雷骨干，又在各地层层办训练班，很快在根据地掀起了一个村村会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群众性的爆破运动。根据地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造雷的技术，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造雷英雄。
在军事训练中，蒋先云特别提倡培养“特等射手”，也就是狙击手。这是受许世友回忆录的启发。据许世友在《我在红军的十年》一书中会回忆：第四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王牌军“打起仗来比那些杂牌部队高明得多。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步步向我阵地逼近，使我军火力不能给其以大量杀伤。更可恶的是一些枪法颇准的匪兵，专打我们的干部和机枪手，对我威胁较大。战斗开始不久，就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所以蒋先云在红军开展“特等射手”运动，对敌进行反制。由于81式马步枪来不及大量生产，所以狙击手使用日本的38式步枪，该枪精度极高，射程远，但子弹威力小，办法还是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的简易做法：将子弹在头发上摩擦，形成“炸子”效应（如锉弹头则会影响射击精度）。
第十六章：宋埠惊雷
6月底，中央苏区的李明瑞、季振同、黄中岳3人通过地下交通线，先后来到鄂豫皖。
蒋先云却在焦急地等待另一人的到来。这就是他要迎上山的第三位“神秘人物”。
7月酷暑，骄阳似火。满山遍野盛开着杜鹃花，殷红殷红。兰花香气扑鼻。许多不知名的鸟儿，唱着动听的歌儿。山鹰在低空盘旋。山间的小溪，也格外神气，咕咕噜噜地歌唱着，翻滚着，而后汇聚成一条条小溪，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沿一道200米高的绝壁飞去，形成穿云破雾，凭空作浪之势，地动山摇地向下冲撞，撞人一口深潭，而后又把碎玉般的水珠撒向高空，金光四射，呈现银色而升、金色而落的五彩缤纷的奇观。
红安以西的重镇河口附近一处隐秘山林，蒋先云终于等来了这位“神秘人物”。
只见来人身材高大（身高1。96米），身穿灰布大褂，头戴礼帽，脚穿布鞋。虽然身着便装，却掩盖不住军人的英姿。
蒋先云和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迎了上去：“吉将军，一路辛苦了！”
“是巫山吧，早听说过，今天能看到你真是荣幸。”
蒋先云紧握住吉将军的手，热情地说：“徐总指挥一再吩咐我们，要确保您的安全。总算平安到了！一路没遇到什么危险吧？”
“还好，有保卫局的同志一路暗中保护，燕副官也很精明，一路还算顺利。”
在山中一处绿树掩映中的小道观里，蒋先云等人与著名的吉鸿昌将军见了面。随同吉鸿昌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副官燕鸿甲。
蒋先云请吉鸿昌上山，就是要实现历史上本可以轰动全国、却不幸惨遭失败的“宋埠兵变”。
吉鸿昌是众人熟知的抗日爱国将领。中原大战后，吉鸿昌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同时兼任第30师师长。1931年春，蒋介石令吉鸿昌所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驻扎在豫东南的潢川、光山等地。吉鸿昌同情**，每次率部在进入苏区“剿共”时，总是浩浩荡荡数千人马，如同“武装游行”似的。碰不着红军即一穿而过，碰上了红军即朝天开枪，沿途丢下不少武器弹药。苏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吉军到，红军笑，先丢机关枪，后扔盒子炮，都叫红军收下了。”因此，有人就把吉军称之为“鸡军”，说他们驻在白区吃在白区，却把“鸡蛋”下在了苏区，让红军拣了不少便宜。
吉鸿昌不甘受蒋介石的摆布，根据当时的形势，积极组织潢川暴动，准备投奔红军。不料暴雨连绵，下了一个多月之久，河水陡涨，部队在山上下不来。当时张国焘的左倾路线在鄂豫皖占统治地位，不相信吉鸿昌，竟然杀害了其谈判代表。吉鸿昌失去外援，蒋介石察觉后派几个师的兵力包围了潢川。二十二路军和蒋军双方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吉鸿昌集合部队于潢川城南的一个大操场上，号召二十二路军的高级将领把部队拉到苏区去。不料在这紧急关头，31师师长张印相提出反对，33师师长葛云龙也说去苏区太苦了，30师89旅的旅长彭国桢虽想支持，但不便公开表态，1个旅的兵力无法突围。正在这时，已叛变冯玉祥的西北军将领李鸣钟来到这里，劝告鸿昌出国考察。面对这种局面，吉鸿昌被迫离开部队，被强行挟持登船出洋。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冲破重重阻力，匆匆回国。1932年10月前后，吉鸿昌从上海抵达武汉以北的宋埠等地，以寻找和看望他的旧部官兵为名，试图拉出30军（原二十二路军改编）举起红旗，就近奔向鄂东北苏区，投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但此时时机很不成熟，吉鸿昌派往联络起义部队的副官燕鸿甲被敌军师长彭振山抓起来，活活剥皮并大卸八块，惨遭杀害。仓促中吉鸿昌只率极少数人逃走。
此次宋埠兵变，吉鸿昌事先没有与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取得必要的联系，当时也没有组织红军配合策应。兵变失败后，吉鸿昌一行潜入苏区，鄂豫皖省委对其热情接待，但不予收留。其中主要原因有这样三条：一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苏区境内的红军队伍不多，如果将吉鸿昌收留下来，不仅军事职务没法安排，同时也担心他吃不了红军的苦；二是由于吉鸿昌一再声称他是**员，但又没有党的组织介绍信和证明，省委既不便也不能将其接收下来，万一发现或审查出什么问题，如何是好（吉鸿昌是1932年秋在北平秘密入党）？三是对这位名声显赫的西北军名将还信不过，省委个别成员甚至对其抱有敌视态度。吉鸿昌十分遗憾：“我现在和你们一样，是**人了，可红军为什么不肯收留我？”还说：“我九死一生来到苏区，你们红军不肯收留我，我只好回家去哟！”
蒋先云自然清楚“宋埠兵变”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他通过胡底，与当时还在天津的吉鸿昌接上头，提前4个月策划“宋埠兵变”。
这次河口会面，季振同、黄中岳与吉鸿昌都是西北军老相识，少不得嘘寒问暖一番。季、黄二人介绍了宁都起义的经验以及起义部队的改编情况，吉鸿昌频频点头。
蒋先云说：“吉将军心怀抗日大业，在天津组织反法西斯大同盟，令人钦佩啊！”
吉鸿昌感慨说：“老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任凭东三省失陷，‘剿共’却很积极。我认准了**是真心抗日的，去年潢川暴动失败，这次我来，就是组织30军宋埠暴动，拉出一支红色队伍，以后抗日也多一分力量。对了，我已安排将放在天津的6万银元送来鄂豫皖，敬请笑纳。”
蒋先云问：“搞起义很不容易，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军委会专门讨论了宋埠暴动的具体细节，你们考虑有把握吗？有多大把握？”
“30师、、特务旅有把握，89旅旅长彭国桢、90旅旅长徐华荣都是我的心腹，但30军的军部和31师困难一些。”
蒋先云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要靠我们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这次暴动最有利的条件，就是30军里面我党已经安插的多名党员已担任要职，主要有30军秘书长李子纯和营长路耀林，我们会给燕副官联络暗号，届时红军主力也将配合暴动，到时暴动就顺利得多。”
吉鸿昌大喜：“这样最好！我有个请求，暴动成功后，请允许我加入中国**，行吗？”
蒋先云爽快地答应：“这个军委会已经讨论了，安排徐总指挥和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
蒋先云还向吉鸿昌出示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就组织暴动发来的电报。周恩来在电报中称赞吉鸿昌将军的义举，特别说：“要多向蒋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带兵的人，说明我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也打，我们不但在战时场上狠狠回击他们，也要从敌人内部打击顽固派。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的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
吉鸿昌看了电报后激动不已，更加坚定了暴动的决心和信心。
宋埠兵变计划顺利启动。
这里要谈一谈宋埠兵变时30军的情况。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任命吉鸿昌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下辖第30军和1个特务旅（实际上是炮兵旅）。30军下辖30、31师，张印相任30军军长兼31师师长，吉鸿昌兼任30师师长。第二十二路军在河南淮阳一带整编完成后，蒋介石就调该部到大别山地区“剿共”。吉鸿昌潢川暴动不成，只好离开队伍出国，蒋介石命令鄂豫皖边区绥靖主任李鸣钟兼任第二十二路总指挥和30师师长。李鸣钟好享受，经常住在京、沪、武汉等地，轻易不到前方。李看到大别山区的红军日益壮大，怕日后负不起责任，干了不久，便将绥靖主任、总指挥、师长等职一一辞掉了。这时第二十二路总指挥部撤销了，队伍由张印相指挥，30师师长改由彭振山担任，原属第二十二路的特务旅，改归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直接指挥。张印相和彭振山名义上虽是一个军，实际上貌合神离，各自控制着1个师，谁也不听谁的。
此时30军军部、30师师部、特务旅旅部所在地均为宋埠。宋埠镇在红安东南20多公里处，商业繁华，号称“小汉口”。30师主力在麻城，31师在黄陂。1931年底的黄安大战，30、31师各被红军消灭1个旅，经过半年多的整补，人员重新充实，整个30军有2万多人。
麻城以西的霸王山。阴沉的天空笼罩下的山坡上，鼓起一个个坟堆。凄风摇曳着坟头上的黄草、枯枝。一只孤伶的乌鸦，凄惨地叫着，从坟头上空飞过，更显得凄凉、悲惨。
远处的山坡上，有一个国民党军官徘徊的身影。在他身边不远有一匹战马，啃着山坡上的枯草。
远处的山道上，向坟场走来几个士兵。他们肩头扛着的门板上，静静地躺着一个死者，后面是几个拿铁锹的士兵。他们步履艰难地走着。山坡上的军官看见后，来回走动的频率在加快。可以看出他心中很悲痛。他就是西北军30师89旅的旅长彭国桢。他面对乱坟场，望着抬着死者走向坟场的这队士兵，心情十分复杂、矛盾。
士兵将死者放在坟场一边，开始挖坑。风愈刮愈大，树叶纷纷落下，更显得萧瑟凄凉。那只无处投宿的孤鸦，飞得很低，并发出几声凄惨的哀鸣声，给乱坟场更增加了恐惧的气氛。
士兵抽泣着，将死者放于坑内。他们用锹一点一点地埋土，渐渐堆出一个土堆。几个士兵再也忍不住了，一起跪下放声痛哭。有个兵边哭边说：“大哥，今天你埋在这里，同几十位兄弟做伴，要不了多久，我们也会来跟你做伴。”又一个士兵哭着说：“不是饿死、病死，就得战死，反正是离不开一个死字呀！”
山坡上的彭国桢，胸中有气无处发泄，他气怒地猛然折断一树枝。
山风送来了士兵的呼喊声：“小日本都打到我们老家了，我们中国人还在这里互相拚杀，究竟是为什么呀？老天爷啊……”
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彭国桢心头猛然一惊，忙寻声望去。只见30军特务旅旅长刘翼峰和90旅的旅长徐华荣背着枪提着打来的猎物（几只小鸟）各自牵着马钻出树林时，也发现了这座若大的坟场，俩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有言语，长久地立在那里。两匹战马也像懂事似的，一动不动地低着头。
突然，一匹战马昂首长啸，凄厉的声音，使俩人不禁悚然一惊。
彭国桢牵马缓步向坟场走来。当他听到战马的啸声，加快了步子。
徐华荣不由想起诸葛亮《祭泸水文》中的句子，打破沉默地说：
“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
刘翼峰也不由忿然道：“我们处在最前线，被红区所包围。前进为红军所消灭，后退又被蒋介石所不容。李鸣钟看到了这一步棋，辞职去武汉躲了起来。张印相、彭振山也经常借看病溜去武汉……”
徐华荣更是忿忿不平：“他妈的！把我们放在这地方等死，老子……”
俩人走着说着突然站住，打住了话头。他俩人看到一个意外的情况，彭国桢早牵马立在了他俩面前。徐华荣、刘翼峰大惊失色。
彭国桢唬着脸盯住他二人。
刘翼峰打破了缰局：“彭旅长，你这是……”
“你们这是……”彭国桢反问。
徐华荣忙陪着笑：“我们出来打猎，看见这些坟，没想到这么多。”这当儿他看看刘翼峰。刘翼峰随声附和道：“是的。”
彭国桢让人捉摸不透地说：“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头呢，一起走吧！”
三人各怀心事离开了坟场。
天空阴得愈来愈厉害。晚饭后，徐华荣抽着烟同刘翼峰蹲在宋埠军部朝东的大门口的台阶上，望着街对面墙壁上一米见方大小的标语：“纪念巴黎公社！”
标语已被铲去，但大概轮廓还在，大致看得出字写得很工整。
徐华荣抽着烟，用手指着标语说：“**写标语很讲究，标语的后面都有标点符号。”他突然转过头来问：“老刘，巴黎公社是啥意思？”
刘翼峰瞧着他那高深莫测带笑的脸，知道他这是在试探自己。他含糊地说：“我也说不大清楚，大概是与马克思有关的巴黎工人起义吧。”
“你呀。”徐华荣笑着指着他，继而变得满脸严肃，猛然站起身：“**这点好，说什么干什么，不像国民党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
刘翼峰用吃惊的目光打量这位朝夕相处的旅长。
这时来了两个军官，为首的是彭国桢，另一人是89旅的营长路耀林。彭国桢说：“两位旅长，怎么样……摸两圈？”
徐华荣很客气地说：“请。”
他们进了低矮的二层小楼，摆开场子玩麻将。
这时30军秘书长兼88旅副旅长李子纯来了，进了院打量着这里的一切。楼上玩麻将的4人接到卫兵报告，“李秘书长来了！”
李子纯是30军的实权人物，在30师师长彭振山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军官教导团并任团长，在30师乃至30军的军官中有很高威信。见他不请自来，徐华荣一惊，看看刘翼峰。刘翼峰也疑惑不解地看着徐华荣。
徐华荣疑惑地问刘翼峰：“他突然来干什么？”
刘翼峰摇摇头，突然对着彭国桢说：“会不会我们在坟场讲的话，你听到了，向李秘书长告了咱俩的状？李秘书长从未来过咱这，这事是不是有点蹊跷？”
彭国桢大喊冤枉：“绝对没有！”
刘翼峰拧眉细想：“咱管他那些，走，下去看看。”
李子纯已经在院子里坐下了。楼上4人走出屋，大声道：“不知李秘书长驾到，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李子纯温和地说：“我今天是随便来转转。”
路耀林关切地说：“秘书长，还是屋里坐吧。”
李子纯坚持并一语双关地说：“就在外面吧，可以清醒一下脑子嘛。”
徐华荣也随声附和：“就在外面吧。”
李子纯问：“你们旅生活如何，徐旅长？”
徐华荣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时又没弄明白，含糊其词地说：“北方人到南方不习惯，能对付。”
李子纯看着大家：“我们88旅那里吃粮很紧张，吃肉就更困难。人家红军可是一礼拜吃两顿肉啰。”
徐华荣狡黠地笑笑说：“秘书长，照你这么说，红军伙食比我们强多了？”
“苏区还提倡男女平等，恋爱自由。”李子纯毫不顾忌地笑着说。
彭国桢笑着接上话，一语双关地说：“路营长不是没有结婚吗？何不到苏区‘自由’一个？”
他们5个人全笑了，不过笑得各有不同。刘翼峰笑容中多少还带些疑虑和勉强。李子纯来这里，实际上是一次试探性地行动。尽管这些都是闲谈，可这闲谈里面的奥妙是有学问的。李子纯初次试探成功。
李子纯回到30军秘书处，见到了从红安秘密前来的吉鸿昌联络官燕鸿甲（在蒋先云、胡底安排下，自然不会象历史上那样惨遭杀害）。李子纯一阵惊喜，忙着给他倒水，关切地问：“一路辛苦了，没遇上麻烦吗？”
燕鸿甲说：“一路顺利，吉总指挥在河口见到了特派员蒋先云，中央苏区的书记周恩来也来电了，对起义做了具体指示。”
李子纯接过指示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激动地说：“有了党的指示，我们抓紧做好工作，争取在7月13日凌晨全部起义。”
燕鸿甲又补充道：“吉总指挥很快就来宋埠，蒋先云同志已携电台到了红安，要我们做到万无一失。”
李子纯是中国**长期潜伏在西北军30师中的秘密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三省。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发表了《对日抗战宣言》。李子纯为激发30师广大官兵的反蒋抗日情绪，以“北望满洲”为题，填写“满江红”词一首，亲自谱曲教唱。歌词的上阕是：
一九三一，九一八，怎敢忘却！沈阳城，日本强盗，铁蹄溅血。东北三省颜色变，千万同胞遭浩劫。奈当局，下令不抵抗，空悲嗟！
这通俗易懂、深沉悲壮的歌声，迅速传遍30师的各个角落，有力激发了广大官兵的抗日反蒋情绪。
原二十二路军被蒋介石拆散后（葛云龙的33师调出，驻浠水），改编为30军，由张印相任军长，彭振山任30师师长，下辖88、89、90旅。李子纯也已打入上层，任第30军军部秘书长兼88旅副旅长。此时的他，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埋藏在敌人的心脏。
蒋先云、胡底等安排吉鸿昌率旧部“提前”起义，并派人与李子纯取得联系（历史上就是联系不够，导致起义失败）。李子纯立即着手策应。之前他利用30军秘书长的身份，向彭振山建议组建一个大约200人的军官教导团，专门训练中、下级军官。不明就里的彭振山批准了这个建议，让李子纯负责挑选学员并担任军事教官。李子纯原本就是想通过教导团培训出一批起义的骨干力量，所以，挑选的都是出身贫苦、具有抗日反蒋思想基础的中、下级军官。一方面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的地下组织；一方面通过地下党组织安排胡道孔、陈化愚同志到教导团，分别担任政治、国语教官，有力加强了起义的领导力量。与此同时，李子纯还组建了一个士兵群众团体“反帝大同盟”，作为党的外围组织。
7月初，李子纯得到吉鸿昌已到红安、即将来宋埠的消息后，心情难以平静。然重任在肩，身居虎穴，又必须万分谨慎。为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布置教导团提前结业，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在结业大会上，李子纯动员说：“现在日本鬼子疯狂践踏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一切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尤其是我们爱**人，都负有神圣的抗日使命。结业以后，大家要团结周围的士兵，密切监视卖**官的行动。以后具体怎么办，到时候由我另行安排。”学员们听到这壮怀激烈的演讲，无不欢欣鼓舞，心潮澎湃。李子纯的话字字句句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就像火星溅到了汽油桶里，一触即发，不可收拾。是啊，自从被蒋介石改编之后，他们简直像没娘的孩子似的，受尽了蒋介石及其嫡系部队的欺压和凌辱，在怒火中烧的同时，他们多么渴望能早日成为爱**人，跟随吉将军去抗战啊！
与燕鸿甲联络后，李子纯才知道89旅旅长彭国桢、90旅旅长徐华荣、特务旅旅长刘翼峰等都是吉鸿昌布置起义的核心，不禁对自己的“试探”暗笑了一番，心中更有了十成把握。这样30师只剩下88旅的旅长王锡九无法做工作。他是从31师93旅调任的，是张印相、彭振山的死党，但自己是副旅长，到时把王锡九扣起来，就能把88旅拉出来，这样4个旅一起行动就有把握了。
李子纯立即去找彭国桢、徐华荣、刘翼峰商议具体行动计划。至于营长路耀林，也是**潜伏的秘密党员，是李子纯的下级。
李子纯到了89旅的旅部，派人站上岗，同众人人聚在灯下秘密商议。这时大家才知是同路人，不禁莞尔一笑。
徐华荣看了有关指示，指着其中一条，说：“暴动后改为红军第17军，由我们互推领导人。番号是否少了点，同是军的架子，如何向弟兄们解释？宁都兵暴的二十六路军1。7万人是改编为红五军团的，我们30军如果全部兵暴成功，可是有2万多人呢。”
李子纯解释说：“架子够了，人家红军1个军也有3万多人呢。改编后部队编成2个师，彭旅长、徐旅长担任师长，刘旅长担任红四方面军炮兵副司令，这些都是吉总指挥与人家商量好的。再说，人家已经答应今后作战给我们优先补充人员、武器，条件够宽厚了。”
旅长担任师长，加上吉鸿昌的“帽子”，徐华荣才满意了。彭国桢又提出：“我们师的武器、军饷已运抵黄陂。我看，兵暴时间向后推一天，把黄陂的东西运回来，这样不仅我们需要，红军也需要啊。”
刘翼峰有疑虑地说：“人家已经明确了兵暴时间，再变化怕是误了大事，万一兵暴失败，可不是掉几个人脑袋的问题！”
李子纯想了想说：“我同意推迟一天，但必须同党取得联系。刘旅长负责从黄陂将军需运回来。”
7月13日凌晨，经电台联系（30军的电台掌握在秘书长李子纯手里），蒋先云代表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同意改在14日晚进行暴动。李子纯听后喜形于色，激动地说：
“太好了！往昔的梦，眼看就要实现了！”
李子纯立即赶到彭国桢89旅，派人把徐华荣、刘翼峰、路耀林找来，向4人传达了推迟兵暴的指示，还告诉他们，根据蒋先云的指示，为了稳妥起见，为了能使参加起义的人好转弯子，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外先不讲当红军，而是称为抗日同盟军。30军绝大数是北方人，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到处烧杀掠抢，时刻窥测着华北和整个中国，提出打回北方去，收复失地，团结抗日。
此时，起义已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但对30军军长张印相、30师师长彭振山、88旅旅长王锡九和个别顽固军官则是绝对保密。现在30师的指挥权实际上已落入李子纯之手，各级军官都经过教导团的熏陶，可以说上下一心。
7月14日上午，吉鸿昌、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公开来到宋埠。他们都是西北军的元老、名将，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立即引起巨大震动。30军军长兼31师师长的张印相听说吉鸿昌到了宋埠，假装不知此事，准备跑到汉口办事处去，却被李子纯、路耀林秘密扣住。30师师长彭振山则转身躲到汉口去了。
这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吉鸿昌等早就经蒋先云“面授机宜”，自然早有准备。李子纯扣押张印相后，立即逼其下令，通知黄陂的31师的3个旅前来与麻城的30师换防，3个旅长先来宋埠军部接受任务（历史上宋埠兵变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吉鸿昌未采纳李子纯、路耀林提出的先除掉张印相的建议）。
在红安的蒋先云接到燕鸿甲电报后，立即下令红9军3万人迅速秘密前出至宋埠与黄陂之间的歧亭、凤凰等地预伏，以便必要时解决临阵脱逃的31师部队。胡底还与李子纯配合，派人暗中前往武汉，尽量将起义军官的家属接到麻城，以消除后顾之忧。
接到张印相的命令后，31师的3个旅不敢怠慢（张印相兼31师师长），91旅旅长王康德、92旅旅长李敬民率部赶到宋埠后，立即与随从前来军部开会，自然被李子纯安排的人员暗中控制起来。93旅的旅长章祖卿十分狡猾，磨磨蹭蹭，只是前出至凤凰附近，就按兵不动，派人前来宋埠打探消息。
起义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7月14日晚，在宋埠耶稣教堂的30军军部里，灯火通明，四周布满了岗哨，哨兵平端着枪，戒备森严。在二楼大会议室里，桌上摆放着白兰地酒、炮台烟、各种水果。这是以部署调防的名义在宴请30军的团以上军官。前来参加宴会的团长、旅长由卫兵跟随，鱼贯而入。李子纯和彭国桢、徐华荣、刘翼峰四人迎上前，热情地喜笑着寒喧着。李子纯示意一下眼神，三人会意分头将众军官引进二楼。卫兵到了楼下的大房间，同样的烟酒水果招待。
李子纯陪着最后一批人员上楼。这时，按计划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悄悄靠近，包围了军部。
在二楼大厅里，众军官难得在一起相聚，边吃边喝，喜笑怒骂，好不热闹。李子纯进来，站在门口说：“诸位，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众弟兄难得聚在一起。今日，借换防之机，张军长请客，大家都放开量，尽情地吃，尽情地喝。张军长等会就来。”
88旅旅长王锡九、91旅旅长王康德、92旅旅长李敬民等还不知张印相被扣，喜笑颜开：“谢谢秘书长的美意。”
众军官说笑着，都把精力集中在了吃上，谁也没注意李子纯等四人悄然离席。也就在这个时候，各部依照事先的安排分头行动。
89旅的1个团首先将宋埠城内的30师师长彭振山的心腹——手枪营包围并全部缴械。89旅另2个团、90旅和特务旅则迅速包围了从黄陂前来“换防”的91、92旅。在重兵围困特别是特务旅的上百门火炮的炮口下，被围部队群龙无首，只好乖乖呆在营房内。
89旅特务排的人插花就座在来赴宴的各旅、团长的卫兵中间，当他们刚喝完第一杯酒，正要举筷动菜时，化装的柴副官掏出一块雪白的手绢来擦嘴。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特务排一个个拿出手枪顶住了卫兵的腰，在一个个“不许动”的低沉而威严的命令声中，一一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时，90旅特务排的焦排长在这一瞬间，带领20多个士兵冲向二楼。上楼的楼梯是木质的，设在西北角。一个士兵由于过分紧张，不小心冲锋枪走了火，一梭子子弹斜着飞上房顶。
突然一声枪响，使会议室里喜笑怒骂、喝酒正浓的众军官，在短短的惊诧中清醒过来后，便是一阵大乱。有的掏枪应付意外，有的离席准备逃跑，有的睁着惊恐的双眼不知所错。总之，宴会一下子乱了套。王锡九面带惊慌，一边惊问着：“哪里打枪？怎么回事？”一边和另外一个团长乘众人在混乱之时，敏捷地破窗而出，跳下楼去。
来赴宴的旅、团长一个个被看押起来。跳下楼的王锡九和那个团长，也未逃脱，被楼下的士兵捉住。
此时李子纯等陪同几人上来。一众被控制的旅长、团长大惊：上来的不是军长张印相，而是老总指挥吉鸿昌，以及已经在宁都起义的西北军名将季振同、黄中岳。
吉鸿昌站在一张椅子上，打着手势，进行宣传性地讲话，讲到激动处不由大声质问。“……弟兄们，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到了东三省，东北的父老乡亲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受煎熬。
谁无父母？谁无弟兄？谁无姐妹？我们堂堂的七尺男儿，手中有枪却不能为国效力，反而中国人打中国人，做上对不起祖宗，下有负国民的事情！再看看弟兄们，现在过得是啥日子，固守麻城，进有红军阻挡，退为蒋介石所不容。他蒋介石排除异己，把他的亲信、嫡系部队放在我们的后面，阻止我们北上抗日，逼着我们同红军作战，就是逼着我们去送死！弟兄们冬无棉装，食不饱腹，病不能就医，城外四野里埋着几千个弟兄们的尸骨。我们背井离乡为的是什么？弟兄们的军饷到哪里去了？都装在南京那些老爷们的腰包里去了，都让他们盖了洋房子，娶了姨太太了！弟兄们，我们的血快要让那些老爷们喝光了……”
他的讲话很富有感染力，军官们听后有的不由泪流满面，有的在低声抽泣，还有的在私下议论，也有的在独自思索。总之，他的话，就像一潭本来就不平静的水，又投进去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浪。
李子纯插话进来：“弟兄们，我们军好比是一只船，总指挥就是舵手，船往哪里摆，我们大家就往哪里去。要拧成一股绳，绝对服从总指挥的指挥！”
彭国桢说：“中原大战以来，蒋介石搞了5次缩编，我们西北军是‘缸子里养王八’，越养越小。眼前形势一紧，人家嫡系部队往南开，将我们这些后娘养的放在大门口，欲进不能，欲退不得，还不是当炮灰！”
徐华荣说：“多年来，中央军吃香的喝辣的，却不给我们给养、补给。蒋介石要戴孝帽子了，才想到我们。现在，前面是红军，背后是嫡系部队，我们是夹在中间的烧饼，凶多吉少。我们受了人家那么多年的气，今天到了出气的时候了！”
季振同快人快语，干脆地说：“各位，现在日本侵占东三省，窥视华北，我们的国家处在了十分危难之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军人，我们要求北上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热衷于内战，绝不会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学二十六路军，与红军联合，打回北方去……”
“红军答应吗？”有人提出疑问。
黄中岳回答：“没有问题，请大家放心。总指挥只能带领大家走向光明，不会把大家引向火坑”
“行！就照总指挥讲的办吧，我绝对服从！”
一位团长坚决地表态。
众人也随声附和道：“听总指挥的！”
“总指挥不会把我们往火坑里推！”
李子纯带头呼道：“听从总指挥的指挥，不当亡国奴！”
他这一喊，全场都跟着高喊了起来！
历史上惨遭失败的宋埠兵变，终于成功了！
且说彭振山逃到武汉后，武汉刚刚成立的“豫鄂皖剿匪司令部”的参谋长曹浩森（西北军元老之一）立即察觉不妙，请示蒋介石后（蒋兼任“豫鄂皖剿匪司令部”总司令），下令万耀煌的13师星夜向黄陂出动，他自己伙同彭振山前往凤凰，试图拉回93旅。哪知此时红9军突然出击，3万红军以绝对优势打垮了93旅，毙伤1000多人，俘虏4000人，缴获迫击炮、掷弹筒40多门，机枪80多挺，步枪3000多支。激战中击毙30师的师长彭振山、93旅的旅长章祖卿，只有老奸巨猾的曹浩森只身逃回武汉。红9军乘势攻下距武汉只有30公里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仓子埠，没收根据地奇缺的食盐上万斤，其后分兵一部，佯攻黄陂。这里距汉口不过半日路程，当天便在武汉三镇引起巨大惊恐。红四方面军素以“飘忽”战略闻名于世，蒋介石不知这支红军此次是否会一直“飘忽”到汉口来，又急调汤恩伯的89师及郝梦龄的54师在汉口以北设置防线。但此时红军已携带大量缴获品离开仓子埠。
宋埠兵变在蒋先云、胡底等的周密策划下，一举取得成功，且其影响超过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历史上宋埠兵变失败后，蒋介石极为震怒，严令彭振山搜查异党。彭振山将与吉鸿昌有关系的官兵，甚至是吉的同乡都牵连在内，被杀害的官兵有数百人之多。
而现在，连同被歼的93旅，西北军30军的30、31师6个步兵旅连同特务旅，共7个旅、14个团、2万多人加入了红军队伍（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是9个团1。7万人）。起义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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