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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连同被歼的93旅，西北军30军的30、31师6个步兵旅连同特务旅，共7个旅、14个团、2万多人加入了红军队伍（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是9个团1。7万人）。起义部队对外称抗日同盟军，内部称红17军，军长季振同，政委黄中岳，下辖独立第1师（由30师改编），师长彭国桢，政委李子纯；独立第2师（由31师改编），师长徐华荣，政委路耀林（历史上的红17军就是1933年在鄂东北短暂成立，下辖独立第1、2、3师）。红17军属于许继慎、倪志亮的红8军团序列。
吉鸿昌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刘翼峰担任方面军炮兵副司令员。
至于不愿加入红军的30军军长兼31师师长张印相、88旅的旅长王锡九、91旅的旅长王康德、92旅的旅长李敬民等部分军官，均由起义部队发给从几百到几千大洋不等的路费，连同其家属安排回西北老家。
历史上张印相、彭振山虽然残酷镇压了宋埠兵变，但并未得到蒋介石信任。后孙连仲夺取了30军的兵权，张印相、彭振山两人被南昌宪兵司令部押了起来。1936年冯玉祥进南京以前，蒋介石突然下令把他两人就地枪决了。当时有人判断，可能是蒋介石怕冯玉祥到南京后为他们讲情，不好应付，所以便先下了手。
现在彭振山被击毙，张印相却得以保全性命，也算有了好归宿。
第十七章：深秋决战（1）
庐山牯岭的子夜，月色澹泊，树影婆娑。
通往官邸的河东路掩映在高大的黑松林里，更显得婉蜒盘亘，寂静幽深。
两乘滑竿在逶迤的山道上徐徐行进，一群官员、军警簇拥左右。
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坐在滑竿的竹藤椅上。
蒋介石身板笔直，沉着面孔，脸上的肌肉如间刀雕斧凿一般，虽显生硬，但透着力度。
宋美龄则有些倦怠，时尔顾盼松林，时尔望望淡月。秋风萧瑟，枯叶飘零。她搞不懂，这个时候上庐山做什么。
那天，蒋介石从南京开完军事会议匆匆赶回武汉，宋美龄到机场迎接他。汽车由天河机场驶入市区，蒋介石望着满天飘飞的梧桐落叶，略觉寒意，不禁道：“已经是初秋了。”可才过了几天，他又执意要上庐山“避暑”。
宋美龄想起丈夫近几个月来风尘仆仆，奔波劳顿，日渐憔悴，心中升起一丝恻隐之情。
红军在大别山接连大捷，刘伯承、徐向前十数万大军控制了鄂豫皖之后，失望、惶恐情绪如同瘟疫一般在国统区流行蔓延。“武汉吃紧”，“长江吃紧”……各色各样的传闻不胫而走，从首都南京到武汉到上海，沿江两岸，城镇乡村，街谈巷议，莫不言此。武汉警备司令部既不查实，也不报告，慌忙下令长江一带晚上9时以后实行戒严。红军攻下仓子埠，逼近黄陂，武汉更是人心浮动，那个没出息的参谋长曹浩森也沉不住气，急匆匆宣布组织“义勇警察总队”保卫大武汉，好像红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9月1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正式成立“豫鄂皖剿总”，下编左、中、右三军。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率徐源泉等部6个师另5个旅，10万多人，“围剿”湘鄂西苏区；蒋介石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指挥6个纵队15个师另2个旅，“围剿”鄂豫边苏区；王均任右路军司令官，率3个纵队共5个师2个旅，“进剿”皖西苏区。“剿总”所属的战役总预备队部署于武汉地区，司令官为13军军长钱大钧，辖88、89师及4个航空队。中路、右路军共26个师又5个旅，正规军30多万人，全力压向鄂豫皖根据地。
蒋介石上山虽然带来一股火药味，善解人意的夫人还是让各路“剿共”司令长官们度过了一个迷你良宵。曾是法国传教士避暑山庄的伊丽舍大厅灯火辉煌，各路长官各展雄姿，翩翩起舞。蒋介石不嗜烟酒，也不善舞蹈，但他并不反对夫人蹦跳，他的王朝，还需要夫人外交。因此夫人举行舞会他必到场。一面是刀光剑影，一面是灯红酒绿，颇有忙里偷闲的味道。
庐山的清幽拴不住蒋介石的勃勃雄心。身在庐山眼望大别山，那是一片穷山恶水，“人红、树红、山红，连黄土也红三尺”。庐山之夜凉风清爽，他睡在床上，口中却喃喃呓语：“剿了他们，剿了他们……”
红安附近的夏店。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正在召开。
与之前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外线不同，此次必须在根据地内线作战，所以召开的是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除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外，还有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郭述申，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郑位三、舒传贤、甘元景同志，以及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各道委的负责人徐朋人、曹学楷、甘济时、刘杞等。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蔡申熙站在巨幅地图前介绍敌情：“根据宋侃夫同志破译的敌方电文，结合政治保卫局提供的谍报，敌情大致是这样的：敌人中路军6个纵队，以卫立煌第6纵队所辖第10、14、83、89师集结于花园地区；陈继承第2纵队所辖第2、3、80师集结于广水地区；由信阳东进的为马鸿逵第3纵队第35师和新编第20师；由正阳南下的为宋天才第1纵队所辖的第75、76、45师；曹浩森第4纵队位于黄冈、黄陂一线，下辖肖之楚之44师、葛云龙第33师、夏斗寅第13师；在英山、罗田方向，为上官云相第5纵队之47、54师。在皖西的敌军为徐庭瑶第1纵队之第4、9师，王均第2纵队之第1、7、12师，梁冠英第3纵队之32师，另预备队3个师。敌军正规军约3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地主民团，总共兵力约计40万左右。”
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左权补充说：“敌军此次出动了中央军十大王牌师，即胡宗南第1师、黄杰第2师、李玉堂第3师、徐庭瑶第4师、蒋鼎文第9师、李默庵第10师、李思愬第80师、蒋伏生第83师、俞济时第88师、重新被起用的汤恩伯任师长的第89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了在江西的陈诚部，蒋介石差不多拿出了中央军的全部‘本钱’来对付我们鄂豫皖。这些部队都是3旅9团制的甲种师，有的甚至是4旅12团的超大编制，用德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人员充实，每个团有2000多人，每团装备82、60毫米迫击炮6门，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配有掷弹筒3具，每个班有轻机枪1挺。这些中央军王牌师大都集中在平汉线之卫立煌、陈继承纵队及皖西的徐庭瑶纵队中。另外一些地方杂牌军战斗力也不弱，例如信阳马鸿逵的35师。”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旷继勋分析说：“敌人用的是向心突击的战术，用9个纵队分进合击，最终将我军主力紧紧压缩到根据地腹心并一举歼灭。从敌人的编制和部署看，每个纵队间隔都不大，只有几十公里。而每个纵队都有1－2个主力师作为核心，足以克服我军小部队的抵抗。如果一个纵队遭我军主力打击，就迅速以主力师为基干与我顽强对抗，让我们啃不动；周围纵队迅速前来支援，以主力对主力与我决战。”
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走到地图前，接过蔡申熙递过来的指挥棒，在地图上敌军9个纵队的位置虚划了一个圈。
“蒋介石一贯的哲学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军事理论也总是拿破仑所谓的圆规战略那一套，‘广大广大的包围，缩小缩小的歼灭’，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在它的圆规线段尚未合拢之前，在梳蓖与梳蓖的结合部存有很大的间隙，这就为我们大踏步的机动创造了条件。”
红四方面军政委曾中生接话道：“请大家注意，我们的优势正在于这种机动。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机动已成为我们生存发展之必要。蒋介石的哲学是不变，我们则用灵活的机动战术逼迫他改变，打破他不变的格局，使他处处被动，而后再寻机逐一歼灭。那时，我们一桌桌酒席就吃得从容了。”
刘伯承说：“这就叫作不破不立。我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贵族们想难为哥伦布，让他把一个鸡蛋竖起来，在场的人都以为哥伦布要出洋相了。谁知他不慌不忙，把鸡蛋的一头敲破竖在桌面上。贵族们喧哗：‘你这么干不算数！你把鸡蛋打破了嘛！’哥伦布却从从容容地说：‘不打破，如何立起来呢？’”
“我们也要学习哥伦布。”曾中生笑着端起一只瓷碗：“当前，敌人就像这只碗，想把水困在里面一口喝干。我们呢？要是把碗全部打碎，不单是没有那个力量，而且也会造成兵力分散；又像哥伦布，如果把鸡蛋打个粉碎，那么鸡蛋也就立不起来了。但是，倘若我们集中力量打破它两个缺口呢？水自然会像瀑布一样流下来，以强大的冲击力把敌人冲垮。这就是刘主席常说的，变敌人的包围圈为一条为我所用的‘利害变换线’。”
蒋先云心领神会地一笑。对付敌人的合围，刘伯承有一手绝活，叫作“敌进我进”。具体说就是认清敌人的“圆规战法”，掌握包围圈尚未全部合拢时的“利害变换线”，或集中兵力歼敌弱小一部，或留小部队在内线迷惑敌人，而将大部队从围拢的缝隙中跳至外线，在敌后宽大的战场上机动往来，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各个歼灭。如此，既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又保护了敌占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同时在根据地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深入敌后解决部队的供给补养，可谓“一箭三雕”。创造了“敌进我退”十六字诀的**历史上曾赞扬说：“刘伯承，你那个‘敌进我进’好呀，整得日本人没办法。”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战略上利害变换的大手笔杰作。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郭述申这时说：“敌人这次围攻，情况虽然比过去严重，但粉碎围攻的条件是存在的：我军取得第三次反围攻的巨大胜利后，士气高涨，部队壮大，械弹充实；根据地猛烈扩展，使我们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特别是有广大群众作依靠；而敌人屡遭挫败，心有余悸。因此，主观指导上如果正确，粉碎敌人围攻是可能的。”
刘伯承点点头：“不错，打破这次围剿的部署请徐总指挥宣示。”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站起来说：“此次反‘围剿’与过去几次我军主动出击根据地外围不同，敌军兵力超过我军一倍，又是装备精良的王牌军，我们不放弃根据地一些地方是不可能的，要正面全线硬顶也是顶不住的，只有象刘主席、曾政委说的，集中力量打破它一两个缺口。具体说，必须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至少各打垮敌军一个主力纵队，重创敌军5－6个主力师，才能赢得主动，打破‘围剿’。”
蔡申熙说：“此次敌军就是倚仗十几个王牌主力师，其余部队只是敲敲边鼓而已。敌军号称26个师，但有的师，如豫东南方向的2、76师，是我们年初在商潢全歼的；皖西方向的7、12、46、55、57师，也在苏家埠遭我军重创甚至全歼，虽然重建但缺乏骨干，对我军也十分畏惧。我估计，就象总指挥说的，只要打垮敌军几个主力师，顺带消灭一些杂牌部队，就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段德昌发言说：“此次反‘围剿’还有一个对我们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地方游击队和群众造了大量地雷，我们可以在阻击敌军前进的重点方向广布地雷，迟滞其前进速度；而在我军主力预定突击的敌军纵队前进方向象征性阻击，诱敌深入。此次蒋介石下了血本，敌军各纵队指挥官摩拳擦掌，意图邀功，我军就可抓住其冒进的一路，集中兵力将其围歼。”
段德昌判断十分准确，蒋先云想。历史上此次国民党军将领一反常态，奋勇争先，如汤恩伯为洗刷前耻，一路大砍大杀突进；83师的蒋伏生更是敢于孤军深入穿插，突袭占领皖西革命中心金家寨，都出乎红军意料之外。段德昌提醒得好。
徐向前说：“我军总的意图是西顶东攻，全力阻击平汉线的敌军中路军主力卫立煌、陈继承纵队，而集中力量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寻机各打破敌军一路，之后集中全军主力对付卫、陈两纵队。我的意见，陈赓、吴焕先的红十军团负责皖西方向，许继慎、倪志亮的红八军团负责豫东南方向，王树声、傅钟的红四军团以及方面军直属部队负责鄂东北方向。”
曾中生说：“为了加强各个方向的指挥督导，军委会决定，旷继勋、刘士奇同志到皖西协助工作，吉鸿昌、李明瑞同志到豫东南协助工作。徐总指挥、段德昌、舒玉章同志和我在鄂东北方向。刘主席、特派员和蔡申熙同志坐镇军委会总部全盘指挥。胡底同志负责情报工作和肃清敌特，**斋同志负责部队的供给。”
刘伯承说：“郭述申、郑位三、舒传贤、甘元景你们这些地方工作的同志，一方面要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一方面要组织指挥地方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赤卫队，广泛埋设地雷，利用地形神出鬼没地对敌进行骚扰，让其步步惊心，吃不好睡不好，使其疲惫不堪，配合方面军主力行动。”
蒋先云此时的思绪穿越时空，沉湎在历史回忆中。历史上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征，根据地遭到极大摧残。主要原因，自然应该由张国焘等的左倾路线负责。在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后，张国焘等因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提出“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将由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偏师”；要红军准备“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苏家埠大捷后，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总之，他不承认**同志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和围攻与反围攻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他对新的严重围攻的到来毫无准备，仍然继继续其“坚决进攻的战略”。这种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就种下了第四次围攻不能粉碎的根苗。在这一错误估计下，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思想上放松了反四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因此在军事的准备上，群众的动员上，都没有完成应有的准备。当时省委虽提出了动员3万人参军运动，与动员3万石粮食的口号，但这一口号仅仅是口号，实际上是没有完成的。在群众中，军队中，甚至在党内，在党的领导机关，如分局与省委内，只看到了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景象，而没看到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会必然到来，并且必然还会更加惨酷。左倾路线在土地政策、肃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一系列的错误，也是重要因素。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区，是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重大恶果。特别是大肃反，捕杀了红军中优秀的有战斗经验的大批干部，这一方面在军事指挥上、战斗上，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在红军干部中由于对肃反的恐惧也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情绪。还因肃反造成了部分地区农民的暴动，捕杀了大批的地方党，政，民兵干部，造成了地方上的恐怖情绪和苏区群众对苏维埃的怀疑与不信任。如敌军打到河口一直进逼红安外围，黄安县府与军队还不知道；如果是过去，群众对革命积极负责，早已自动来报告了。总之肃反大伤了自己的元气。
具体指挥上，就是盲目作战，疲于奔命。不在粉碎三次“围剿”后与四次“围剿”尚未到来之前，争取时间整训部队补充缺额，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使红军取得休息补充的时间，而是西出平汉线，打信阳不下后后再连续南下围攻麻城，屯兵坚城之下，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主力被敌吸住失去主动，不仅消耗疲惫了自己，而且使国民党军得以从容部署围攻，精锐部队从平汉线突进到苏区的中心地区。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回援，在烈日酷暑下强行军，以疲惫之师逐次投入战斗，与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国民党军精锐正面硬拼，以致后来数战不利，未能粉碎敌军的一路。尽管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无比，几次几乎打垮国民党军的王牌师，几次捣毁敌军的军部、师部，终因力量不足和过度疲劳而功亏一篑。部队损失惨重，伤员过万，其中3/4竟是患烂脚病等非战斗减员……
正在沉思间，只听刘伯承问：“特派员对我们的部署有什么意见？”
蒋先云一惊，但迅即清醒过来：“我完全同意，只补充几点意见。一是有刘主席、蔡参谋长坐镇总部总揽全局，我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还是到前线去。我想到豫东南方向，与吉鸿昌、李明瑞同志一起工作。二是蛇无头不行，我们红军平时就有逐级接替指挥制度，能保证在指挥员伤亡的情况下仍有坚强的指挥；而敌军完全依赖军官团，我建议组织几支精干小分队，规模不超过1个连，配备特等射手和冲锋枪、掷弹筒等武器以及5瓦电台连蓄电池，深入敌后活动，在群众掩护下，既可轻装潜行，也可换上敌军的军服以假乱真，宋侃夫同志可随时通过电台提供敌军的暗号。小分队的任务不是打击骚扰敌军小部队，主要是寻找敌军指挥部并发起袭击，即使不将其消灭也要将其打乱，破坏敌军指挥中枢。三是此次敌军围攻出动了4个航空队，几十架飞机，对我军是很大威胁。我们作战时除了少量高射机枪，主要还是靠组织重机枪和轻机枪形成对空火力，至少迫使敌机不敢肆无忌惮地猖狂攻击。”
蒋先云还对应突击哪路敌军纵队作了分析、建议。
蒋先云的建议得到在座人员的同意。
只有蒋先云自己知道，此次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很可能是中国内战的最后一战。
只要粉碎了这次围攻，按计划消灭国民党军几个王牌师，就将大伤蒋介石的元气，使其在相当一段时间，一两年内无法组织对鄂豫皖和中央根据地的“围剿”。现在距年底只有一个季度时间，只要拖过1932年，进入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将大举入侵热河，进逼长城沿线，势必掀起全国的抗日怒潮。届时**就可与广东方面的叶挺联合，停止内战，逼蒋抗日。所以这次蒋先云的建议存了“私心”，对即将在抗日战场大显身手的**部队只是阻击、迟滞（甚至主动予以“配合”），而对那些内战内行却在抗日战场消极的部队（如汤恩伯部）则毫不客气地重点打击。
大别山的秋夜，黑漆漆的。然而：
电台在紧急寻呼；
部队频频调动；
电话通讯快速沟通；
一场空前的大战就此打响！
战斗首先在皖西方向的霍丘展开。
莽莽苍苍的大别山主脉，由河南商城南部一路向东南延伸，过牛食贩、吴家店、松子关，在湖北英山金家埔以北突然折转向东，进入安徽境内。在这条主脉的东麓，由北向南一字摆列着皖西三县霍丘、六安、霍山。
苏家埠大捷后，红25军北上乘虚袭占了淮南险隘正阳关，回师时占领皖西重镇霍丘，将根据地一直向北扩展了百余里。为“挡住”红军，蒋介石急将年初从武汉开往安徽的徐庭瑶第4师部署在蚌埠一线。
徐部乃蒋系王牌，全副德国装备，汤恩伯、关麟征、杜聿明等蒋系大将皆出自该师。现在的第4师是4旅12团的超级师，下辖第10旅，旅长王万龄（原旅长汤恩伯）；第11旅，旅长胡琪三；第12旅，旅长张联华；独立旅，旅长关麟征。
9月5日，关麟征的独立旅一马当先，进攻正阳关。
正阳关位于淮河中游，是淮河、淠河、颖河的汇合处。所谓“七十二道也正阳”，指的是上游大别山区的无数条支流，经三河，合流于此地，然后流向淮河下游，注入洪泽湖。它是一个极其繁华的水陆码头，南北客商的聚集之地。镇内屋宇鳞次栉比，人口在5万以上。开设的绸缎布庄、杂货商号和粮行、盐行、药行、钱庄等等，不下百十家；茶楼、酒馆、戏院、妓院，遍布大街小巷。素有“小香港”之称。
红军之前已将正阳关的大量物资运到根据地腹地，现在只部署了一个霍丘独立团（游击队），在正阳关稍作抵抗，即弃关而走，向西南撤回霍丘。9月7日，徐庭瑶接到蒋介石全面进攻的命令，全师从东、北两个方向进攻霍丘。关麟征旅和杜聿明的第24团顺利“击破”当地赤卫军的层层阻击，于9月10顺利攻下霍丘。
这是国民党军第一次夺取鄂豫皖根据地的县城，徐庭瑶、关麟征和杜聿明立下头功，蒋介石大喜，当即予以重赏，并邀请3人到信阳附近的鸡公山别墅亲自接见。黄埔一期生杜聿明这一年28岁，虽只是一名团长，却因治军严谨、有大将之风深受蒋系要员张治中、徐庭瑶器重。在蒋介石的豪华别墅“美龄舞厅”里，美龄夫人同杜聿明跳了一曲华尔兹。蒋介石举杯称赞徐廷瑶此战有功。不久徐升任国民党第17军军长；关麟征的独立旅扩编为第25师；杜聿明晋升少将，升任25师73旅旅长，不久又升任该师副师长。
这一切，都是蒋先云暗中“配合”安排的。
历史上的霍丘保卫战，是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最惨烈的一幕，旷继勋率领1个团的兵力在此对抗12个团的**第4师，尽管屡次重创**，终因没有援军和内部叛变而告失败，城破时有2000多名红军战士和群众挤在一条长街上，被**第4师部队用机枪全部射杀，至为惨烈悲壮。
蒋先云清楚，霍丘地形不利，要守是守不住的，不如就此卖个顺水人情。因为徐庭瑶、关麟征和杜聿明都是抗日名将，次年初就将奔赴热河抗日前线与日军血战长城，所以蒋先云主张避开第4师，放弃霍丘。毕竟霍丘是新占领的县城，放弃并不可惜，不过放弃前已将城内物资和青壮年撤往金家寨。蒋先云还知道，历史上霍丘县委书记詹成金叛变，这次就让詹成金最后留守霍丘孤城。詹成金果然叛变，引第4师入城，蒋先云这招“顺水推舟”，成就了徐庭瑶、关麟征和杜聿明的功名。但第4师之后的进攻却困难重重，不断为地雷所阻，又遭红27军红80师和游击队、赤卫队冷枪骚扰，进展极其缓慢，停留在东西香火岭一线。
敌军右路军第2纵队则远远比不上徐庭瑶的第1纵队，遭到极大困难。该路纵队主力是胡宗南的第1师，是蒋介石起家的部队，中央军的正宗源流，号称“天下第一师”。该师之前在中原大战中打出名声，击败西北军头号悍将孙良诚，后西北军每闻第1师均避让，津浦线上中央军各师均自号为第1师以恐吓，胡宗南更加得意。此时该师为3旅9团制的甲种师（后扩张为4旅13团，足有3万多人，编制之大为中**队之首，当之第一师而无愧），辖第1、2旅和独立旅，旅长分别是李铁军、袁朴、丁德隆。
胡宗南的第1师内战内行，在抗日战争中除在上海与日军一战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在陕西对付**的陕甘宁边区，也没有机会象远征军一样去接受美式装备，战斗力与“五大主力”已不能并列。所以蒋先云建议不打徐庭瑶的第4师，而重点对付第1师。
第1师主攻皖西第一重镇六安，但一路遭地雷杀伤，部队士气受到极大挫折。游击队、赤卫队创造了许多巧妙的埋雷方法，大摆地雷阵“遍地设雷，到处开花”，使敌人“来不让来，走不让走”，如在敌人行军路上把埋地雷的地方印上车轮痕迹．表示行车已过没有危险，在无雷的地段却故意挖出新土，有时还插上红旗，旗上写着“小心地雷”，在狭窄的山路上用白灰划上许许多多的圆圈，并注明“脚下留神”，这些圆圈有的有雷，有的没有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搞得敌人胆战心惊，不敢贸然前进。
胡宗南被炸得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南京派出扫雷部队。扫雷部队从南京空运合肥、赶到前线后，却发现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红军用的是石雷，而探雷器只能对付金属外壳的地雷！结果扫雷兵也被炸伤，只得“罢工”。而且更厉害的是，石雷由于杀伤力小，往往炸不死人，但却能炸断炸伤人的双腿，只听得被炸伤的伤兵痛苦哀嚎呼天抢地，要救助就要用上战斗员去抬，不救助又严重影响士气，胡宗南进退两难，大有有力使不上的感觉。
蒋先云自然清楚。抗日战争中人民群众创造的地雷战，就连不怕死的日本鬼子也被炸得焦头烂额、心惊胆战，现在提前给**“尝尝”，效果自然更佳。
胡宗南的第1师好不容易磨蹭到六安城下，又遇到红军27军81师的顽强抵抗。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师”，在六安城下，他却尝到了红军的厉害。第1旅的先头团连续发起攻击，遭到据城坚守的红军官兵猛烈反击，伤亡惨重，只好收兵。当夜，红81师长汪乃贵、政委甘良发动员城中青壮年，加固城防，在城头上堆放大量滚木擂石。第二天，旅长李铁军视察了六安城四处的地形，发现要打下这座县城，还只有从东门进攻一条路。他对昨天的失利耿耿于怀，用新到的1个团取代严重受挫的先头团，再次发起攻击。进攻之前，他命令架起迫击炮，向城门轰击，然后以营为单位集团冲锋。一发发炮弹在坚硬的石头城墙上炸开，有的还打到城门洞里，炸起滚滚浓烟，但下决心死守的红军早将城门洞从里堵死，那城门并不高大，长宽一两丈，铁门两扇，门栓粗得像一棵树，在那个年月还真难以攻破。那些炮弹除了在城楼上造成一些伤亡，并没发挥多大作用。炮火未熄，冲锋已经开始。**官兵一路跃进到城墙外，搭起云梯，奋勇爬城。只听城上一声枪响，滚木和石头打将下来，**士兵非死即伤，不得不向后撤退。汪乃贵杀心大起，将早准备好的软梯放下，亲率守城官兵出城，向溃退的敌军官兵发起反冲击，穷追到一里开外，才得胜回城。
李铁军两战两败，大怒，命令后续部队，将迫击炮全部架起，对城墙拼命轰击，不惜弹药也要在城墙上打出一个豁口来。全旅10余门大炮一起开火，六安东门城墙上下，连同东门内居民区，狼烟四起，火光冲天。这一番炮击后，城墙上真的被轰塌了一个豁口。李铁军下令攻击，但是，连遭两次败绩之后，官兵士气大挫，在红军的火力阻击下，又一次狼狈逃回，当日仍不得不草草收兵。
第三天，李铁军向六安东门投入了他的最后一个团。在炮火掩护下，这位旅长亲自督战。无奈冲击道路过于狭窄，部队无法同时展开，只要城墙上有一挺机枪射击，进攻部队甚至都难以接近城门。当天下午，这个团已伤亡近百人，无法重新组织攻击，只好收兵。
第四天，怒气冲天的李铁军组织全旅进行了最后一次拼死攻击。为大量消耗红军实力，他命令炮兵再次对六安东门城墙和城内目标实施毁灭性轰击。这场炮击一直打了2个小时，六安城内一片火海，东门城墙数处坍塌。第1旅3个团的敢死队轮番冲击，战斗打到天黑，部分敌人冲过城墙豁口，杀进城内，又被汪乃贵率领红军官兵奋勇杀出。插在六安城头的红旗，虽百孔千疮，仍屹立不倒，而号称劲旅的**第1旅，已基本瘫痪。
第五天上午，胡宗南率1师师部和第2旅、独立旅至六安城下。此时守城红军连日苦战后损失很大，即便如此，这支部队仍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天刚亮，满身血污的汪师长又一次巡视城防，鼓励大家加强戒备，堵塞豁口，准备再战。
胡宗南想李铁军多日苦战失利的原因。红军战斗力强，城坚守固，进攻之路狭窄，都是原因，但即使有这些困难，是否也有机会破城。红军也有自己的弱点，比如没有援兵，苦战多日后兵员弹药已大量消耗。还有，目前城墙到处是豁口，坚固程度早不如当初。胡宗南就此得出结论：红军的抵抗很可能已近尾声，需要的是不停顿的攻击，连续的攻击，不让红军有喘息之机。他坚信一条军事学上的法则：没有被消耗不尽的敌人，如同没有压不弯的芦苇！
游击队六安独立团的指挥郑恒才，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他坐阵在东门城楼上指挥。城内的地主富商，在敌人未完成包围之前都纷纷逃了出去。只有那些被逮捕起来的还在大牢里，那些无业游民和小商小贩，也都躲起来。飞机一日三次出现在上空，速度很慢。飞机过后，敌人照例要进攻，顿时，南门、东门、北门枪声响成一片。由于护城河的阻拦，敌人暂时无法进城，只是把子弹拼命地射在城墙上，在巨大的砖块上留下了一个一个的洞眼。守城的战士，绝不肯乱放枪，他们躲在城墙后边，伪装得很好，只有敌人从护城河对岸站起来，从头到脚，完全暴露在20米以内的枪口下的时候，瞄得不能再准，才肯放一枪，枪声一响，就要有一个敌人倒下去。
东门外围**纷纷后撤，一个机炮连被派到东关，10多门82、60毫米迫击炮，炮弹像飞蝗一般落在城墙内。爆炸声、叫喊声激起了灰尘和气浪，不少人纷纷倒下去，破碎的衣服、乱草飞上了树枝。
汪乃贵在爆炸声中来到了东门。一颗炸弹，把城墙炸了一个洞。一群赤卫队员，把几床棉被湿了水，顶在头上拼命朝城墙上堵。“多好的战士啊！”汪乃贵自言自语地说。那无数密集的子弹射进城墙洞里来，落在棉被上，棉絮飞迸，水花乱溅。他靠城墙掩护，转到一侧去，在一旁指挥他们很快把洞堵了起来，搬来几根椽子抵住。
汪乃贵爬上城墙，他看见城墙下敌军密密麻麻，把城围得铁桶一般，许多敌军在长官的威逼之下，拆民房，抢木料，准备强渡城河。忽然看见东北方向，敌人把长梯搭过城河，约莫有一个排的敌军冲过河来，正在搭梯准备翻墙。
“啊呀！”汪乃贵吸了一口冷气，连忙命令手下人：“快去组织反击，把敌人打下去。”他的话一落音，城墙上落下一阵石雨。梯子砸翻了，敌人纷纷落水。对岸的敌人一齐怪叫起来：“红军没有子弹了，冲呀，冲进城捉活的呀。”哒哒哒，一阵机枪扫射，四五面梯子一齐搭过河面，一个连的敌人冲了过来，四五面梯子马上又立在城墙边，敌人哇哇叫往城墙上爬。突然城里丢下一阵手榴弹，轰轰几声爆炸，梯子倒了下去，攻城者倒在血泊中。
轰隆隆，敌人又开炮了！一片火光，满城烟雾！东城墙被轰开一丈多长的缺口，几十张梯子架在城墙上，一个冲锋枪连组成的敌人突了进来。北城墙边已经没有防守的力量了，敌人像潮水一般地涌进来。
然而城内已没有了红军。
在完成了杀伤敌军、挫敌锐气的任务后，红81师和六安独立团悄然撤离了六安城。
9月15日，天高气爽，漫山遍野的枫叶红了，菊花黄了，又是一个格外美丽的金秋时节。乡亲们正忙着收割打场，数万战士们也一面休整，一面帮助农民劳动，到处充满着丰收的欢声笑语。
霍山西部燕子河。这里是鄂豫皖苏区新成立的五星县县治所在地，红十军团领导人陈赓、吴焕先在此与总部派来的旷继勋、刘士奇见了面。
旷继勋问：“现在敌情如何？”
陈赓说：“敌54师从南溪进攻上来了。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火力很强。我们研究了一下地形和敌人部署，决定先把敌人‘调动’一下，然后歼灭它。”
吴焕先说：“前天，红28军在史河岸边打了个漂亮仗，截获敌12师2个营押运的70多对毛排的军需给养，战斗中歼敌1个多营，缴获大米100多万斤及大批物资，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旷继勋看了作战地图，说：“你们是想集中红25、28军主力，先打破南路的敌军中路军第5纵队和右路军第3纵队，再回师北上，对付第2纵队？”
陈赓说：“是的，南路敌军3、5纵队最弱，而我军俘虏、新兵较多，要确保初战必胜，之后士气上来了，补充也有了，就去对付敌军主力。”
高敬亭的红28军和游击部队配合作战，在石门口布下了一个口袋，等敌32师来钻。冲锋号响了！“哒哒哒”的机枪声；“劈里啪啦”的步枪声震荡山谷，敌人顿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敌右路军第3纵队指挥兼32师师长梁冠英的指挥所设在一个土地庙里，他听到枪声走出来站在土坡上，“叭”的一枪，被红军战士打掉一只耳朵。梁冠英捂着耳朵跑了，敌人兵败如山倒，红军乘势杀向敌群，这一仗在石门口击溃敌人1个旅，歼灭1个团，毙伤俘敌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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