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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此次南京受命，就是率粤军主力从粤北出击，攻打中央红军的赣南根据地。陈济棠身兼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军总司令，又每月领取蒋介石的100万元军费，不应付不行。再次拜了老婆的“神仙肚”后，又是吉兆，陈济棠这才下决心在广州军事会议，商讨出兵事宜。
一条椭圆形的会议桌前，陈济棠与粤军第1军的军长余汉谋、第2军的军长香翰屏坐在军用挂图下，其余将领分坐两边。到会的有：1师的师长叶肇，2师的师长李振球，4师的师长张枚新，5师的师长张达，独立4师的师长邓龙光。
陈济棠在会上宣布：“委座在南京召见了我和何应钦，要我们捐弃前嫌，忘掉不痛快的一幕，要我们粤军出兵赣南。我命令，余军长、香军长率所部19个团的兵力，部署在赣粤边界的南雄、大余地区，伺机进军。邓师长所部在韶关为战役预备队。”
当时粤军的正规军共3个军、10个师，15万人，编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第1军下辖第1、2师，第2军下辖第4、5师，第3军（军长李扬敬）下辖第7师（师长黄延桢）、第8师（师长黄质文）。另外还有4个独立师，师长分别是黄任寰、张瑞贵、李汉魂、邓龙光。
为此次赣南作战，陈济棠出动了2个军、5个师，占粤军总数一半。此外，黄任寰的独立1师在兴（宁）梅（州）地区，张瑞贵的独立2师在潮（州）汕（头）地区，这样在广州附近的就只有李扬敬的第3军2个师，以及李汉魂的独立3师。只要能调走在广州附近的这3个师，广州就完全空虚了。
这就是蒋先云、叶挺谋划的关键所在。
蒋先云洞悉水口之战的关键，将历史上粤军的部署和动向假借“中统”内线获取的渠道传递给中央红军。**根据这些情报，果断调整部署，结果重创粤军第1、2军，合围了大余并部署打援。陈济棠见主力受创被围，焦头烂额，被迫下令韶关的邓龙光独立4师以及广州的李扬敬的第3军前往解围。
此时陈策在叶挺的授意下（所谓送一场“大富贵”），派出“海瑞”舰和登陆舰等突袭陈济棠的老家防城。陈济棠本质上是个土财主，将大批财物放在老家，陈策手下的司徒非海军陆战旅在北海登陆，迅即杀往防城，抄了陈济棠的老家，缴获陈贮藏的鸦片数十万两（当时都是硬通货，价值上百万元），还冲进银行，夺取银行现款20万元，运回海南。开着军舰抢银行，在世界海军史上还是首创！陈策大发一笔财，足以弥补损失，不禁笑得“有牙没眼”，直称叶挺为“财神”。
陆战旅占领防城后，并未立即返回海南，而是在附近收刮，并扬言要刨了陈济棠家的祖坟掘宝。陈济棠几乎急得背过气去，但手头无兵可派，只好派出李汉魂的独立3师驰援防城，并驻扎此处防止陈策继续捣乱。至此，陈济棠留在广州的3个师全部被叶挺“调虎离山”！
还不止此。这李汉魂（日后的抗日名将）并非陈济棠嫡系，而是张发奎手下的“铁4军”的师长。当时的广东军阀，分为陈济棠、余汉谋等的广（州）肇（庆）系以及张发奎、吴奇伟、薛岳等的客家系（兴梅地区）。因张发奎讨伐陈济棠失败，所部1个军只剩1个师，李汉魂、邓龙光等被迫依附陈济棠，张发奎等则投靠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汉魂是血性男儿，如今却落得给陈济棠看家护院，不禁大怒，已有离异之心。
且说陈济棠对陈策抄了自己老家愤恨不已，下令空军出动轰炸。由于广东空军实权人物杨官宇等反对打内战，新上任的空军司令黄光锐无奈，只好率领嫡系手下的第1大队2个飞行队、18架飞机转场粤西茂名机场，就近轰炸陈策的老巢海口。黄光锐果然是空军行家，几次出击就炸沉陈济棠恨之入骨的“海瑞”舰，但很快航空汽油、弹药告罄，急电要求广州方面补给。
历史上由于陈济棠下令广东空军参与内战，导致广东空军大分裂。刘植炎、杨官宇、邓粤铭、胡锦雅均离开广东，其中邓粤铭、郑厚邦、刘植炎、卢九等赴福建投靠十九路军（蔡廷锴以此为骨干组建福建空军），杨官宇、宁明楷、吴汝鎏等到了广西。陈济棠实际上被迫重建广东空军。
叶挺深知其中关窍，告知蔡廷锴赴粤后立即拉拢杨官宇、刘植炎、邓粤铭等实权人物，要求他们不要意气用事离开广东，而是留下等待时机接应十九路军，事成后许以要职，同意广东空军保持独立地位并优先扩充，并将蒋介石拨给蔡廷锴这个“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军前敌总指挥”每月20万元的“剿匪军费”大部用来行贿广东各级军政要员（都是与陈济棠有矛盾者，至于陈济棠的铁杆则不予接触，以免打草惊蛇）。
当时广东空军的架构是这样：空军司令黄光锐（他是杨仙逸的弟子，当年开“乐士文号”飞机带宋庆龄上天兜风的潇洒人物，也是历史上“两广事变”中率部投奔中央空军、使陈济棠遗下“机不可失”千古笑话的关键人物），下辖2个飞行大队。第1大队黄光锐兼司令，该大队原辖3个中队（每中队9架飞机），但其中第2中队因支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几乎全军覆没，中队长丁纪徐等战死，故第1大队只剩2个中队，都是黄光锐嫡系，此次由黄光锐全部带去茂名；第2大队的大队长胡锦雅，辖2个中队。此外，空军教导队的队长邓粤铭，空军学校的校长杨官宇，教育长刘植炎。杨官宇、邓粤铭、刘植炎负责教学与训练，广东飞行员几乎全是他们的门生，影响极大，故联络工作极为顺利，杨官宇等用蔡廷锴提供的巨款，又拉拢了第2大队的大队长胡锦雅，空军警卫团的团长张子璇、副团长刘耀寰，除每人1万大洋外，还许以事成后将空军警卫团扩充为空军警卫师，张子璇、刘耀寰分任正、副师长。张子璇、刘耀寰负责机场警卫，没有他们的配合，福建空军就无法空运精锐奇袭广州，而且机场上宝贵的飞机也有被扣押甚至毁坏的危险，所以这笔买卖是划算的。
至于海军，关键在于黄埔港泊位的“海圻”、“海琛”和“肇和”这“三大舰”。“三大舰”系陈济棠花血本从沈鸿烈处挖来，哪知人算不如天算，进入黄埔港泊位后居然因珠江水位持续下降而无法开出（这确实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陈济棠大失所望，拨给军饷就没有那么爽快。多次“叛变”的“三大舰”官兵十分不满，历史上陈策就是抓住这一点策反了“三大舰”（“三大舰”后避去了香港）。
有了这段历史渊源借鉴，蔡廷锴拨给陈策一大笔钱，用于收买“三大舰”成功。因为奇袭广州的关键在于夺取黄埔港，如果“三大舰”在场足以坏事（203毫米巨炮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样当叶挺率2个陆战旅乘坐3艘日本巨轮靠泊黄埔港后，“三大舰”反而驶向虎门威慑要塞，护卫珠江口，掩护十九路军后续部队乘船进入黄埔港登岸。
十九路军留在广东的谭启秀补充旅是一颗安插在陈济棠心脏的“定时炸弹”。蔡廷锴以将该旅调回福建为名，将其从罗定开往广州黄埔港乘船。叶挺算准日期，该旅暗中控制行程，旅长谭启秀率第1团（集中配备了全旅所有手枪）先到黄埔港外围的十九路军营地驻扎。陈铭枢当政广东期间，十九路军的翁照垣、黄固两个旅就驻扎在此，后此营房被邓龙光的独立4师占据。邓龙光师赴韶关后，谭启秀的补充旅顺理成章地“故地重游”，以便就近登船。陈济棠为酬劳蔡廷锴调停他与陈策的冲突，将一批新武器拨给补充旅，就由广东兵工署直接存放在该营房内。故谭启秀接收武器时与兵工署长杨晏清搞好关系，行贿一笔。杨晏清完全放松警惕，7月7日晚，陈济棠向日本购买的军火运抵黄埔港，由于陈济棠在赣南前线的大军损失惨重，急需使用这批威力强大的军火，故严令杨晏清以最快速度卸货，用汽车拉往西郊黄沙的火车南站，装上大批空车皮，运往韶关转南雄前线。
因军火数量太大，杨晏清深感人力不足，害怕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谭启秀“毛遂自荐”，提出派官兵支援卸货且不要酬劳。杨晏清大喜应允，哪知谭启秀暗中兵分数路：一路数百人全部暗藏手枪、手榴弹进入码头，伺机发难，接应叶挺率部上岸；一部数百人奇袭港口、鱼珠炮台；还有一部化装成便衣夺取虎门炮台，接应陈策的海军陆战队登陆。
当然这一切都以两个人不到码头为前提。因这批大宗军火系向日本购买，届时日本驻广东总领事川越文四郎、武官和知鹰二必然会到码头迎接，那时他们肯定不允许日本死敌——十九路军的部队卸载日本军火，那样奇袭的效果就会打折扣。所以补充旅另派一支小分队埋伏在从沙面日本领事馆至黄埔港的必经之路上，武装劫持两人并秘密关押，所以杨晏清才在码头就等不到。
此时，补充旅的第2、3团也与7月7日晚开进广州市区，按照预定计划分别夺取城内要点（地图和目标物照片均由上次陪同蔡廷锴访粤的随从人员四处观察拍照提供，并有改造社秘密潜伏在广州的人员引路）。
那么，这3个师团的日本军火运给陈济棠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且说陈策的海军劫夺陈济棠运送军火的“水东”轮，使陈济棠购买的军火血本无归。因赣南“剿匪”在即，已经来不及向欧洲、美国购买军火，陈济棠就将主意打在还算近的日本身上，结果与日本驻广东武官和知鹰二一拍即合。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与军部共同制定了一份对华政策文件，规定日本要“一心一意向解决满蒙问题之既定方针迈进”，同时，“一面努力封闭第三国对此容喙之机会，确立东方门罗主义；一面努力消除排日、抗日之根源，如有可能，有必要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分别建立与满蒙一样的亲日、独立国家”。（见《大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日本认为，将华南从中国分离出来，总比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之下更为有利。据此，日本军方加强了拉拢两广军阀的工作，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的陆军武官和知鹰二，在闽、粤、桂一带策划“华南大亚细亚主义运动”，与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密切联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王季文来到广州，与和知鹰二进行密谈，向日本提出了提供武器弹药、派遣军事教官、建设空军等要求（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WT14，IMT49）。桂系军火及军事技术均来自日本，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日本将领都拜访过李宗仁、白崇禧，李宗仁自己也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李宗仁回忆录》，第683页）。广西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等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以及战斗机9架；日军并派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但所有势力都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李宗仁的至交刘斐便告诫李、白：“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 日本明知粤桂两系几乎每天都高喊抗日，为了破坏中国统一以利其侵略中国，仍继续给两广以军事援助。
历史上桂系、粤系军阀发动的“抗日救国”的“两广事变”，更是闹剧一场！白崇禧分析蒋介石之兵力无暇南顾，且湖南何健愿与两广合兵攻武汉，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陈济棠之胞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接洽后禀报道：“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一个“友邦”之称，一个“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并预定“北上抗日”到武汉为止，接着“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可见他们“抗日”的真谛不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而已。
尽管两广起事宣言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全国抗战；尽管他们宣布此举为“北上抗日，收复一切失地”；尽管他们的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日本军方却似乎“宽宏大量”，派遣军官百余人到陈济棠粤军充当顾问，集中住在广州沙面别墅，指导陈济棠的“抗日大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桂军中的日本军事顾问尚未计入！
当然，尽管1931年后两广地方实力派为增强反蒋声势，维持半独立地位，与日本多有接洽，也购买了一些日本武器，聘请了日本顾问，但他们出于民族大义，并未与日本签订什么协议，最多是一些心照不宣的默契。广东地方实力派中甚至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且有翟歧卿到蒋统区暗杀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只是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两广事变”发动时白崇禧、陈维周所言，至多只能视为虚张声势的打气之词。两广只是利用了少数日本人而已，并没有到“联日”的程度，以后更是利用日本武器坚决抗日，这与汪精卫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陈济棠失败下野后，桂系立即收缩回广西，并马上将所有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悉数驱逐出境。李、白决定“以破釜沉舟之计，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他们确实也这样做了，在广西积极开展抗日、民主等活动，“七七事变”后桂系军队2个月即装备4个军，共48个团开赴抗日前线，并在台儿庄、昆仑关之战中立下不朽功勋，此乃后话。
闲扯一大堆，无非是说明当时公开宣布“反蒋抗日”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却在暗中与日本接洽，大批购买日本军火。和知鹰二为了实现他的“华南大亚细亚主义运动”，积极为军火一事牵线搭桥。当时日本正陷入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而无法自拔，占领中国东北又遇到几十万抗日义勇军的抵抗而无法专注建设，只有军火能换回硬通货。此次陈济棠为尽快取得军火，答应拿出1000万元巨资，以及江西大余的大批钨砂，换取日本陆军3个师团的标准装备。
权衡之下，日本陆军部很快就同意为陈济棠提供3个标准师团的装备，除巨额外汇的因素外，缺乏资源的日本也急需这一大批制造枪炮最重要的原料——钨砂。该批钨砂从大余运至黄埔港装船时，被码头工人发现运往日本，一时大哗，工人们以大罢工抗议，被陈济棠派兵弹压，终于把这批钨砂运到日本。所以叶挺估计在黄埔港只要揭露陈济棠勾结日本的证据，码头工人是会支持坚决抗日的十九路军的。
叶挺对3个师团的装备运给陈济棠一事知道大概（蒋先云告知），于是作两手准备。一是派出福建海军舰艇，日夜监视台湾海峡航线，于7月初发现3艘日本万吨轮在驻台湾的日本海军舰艇护航下南行，判断必为军火船。二是以大规模登陆演习为名，将2个陆战旅调到东山岛（就是21世纪初解放军每年定期举行反“**”三军联合演习的地方），并宣布全岛戒严，不准岛民上岸（另电讯监控确认岛上没有日本人的电台发报）。东山岛在福建与广东交界处，此前十九路军经常在此举行演习，驻台湾日军开始十分紧张，后也习以为常。
由于福建、广东海域交界处是中国海军与驻台湾日本海军的默认分界线，日本海军舰艇至此回航，3艘巨轮进入广东海域以为已经安全了，保持12节的经济速度行驶。因夜黑能见度差，每船之间的距离保持在5海里，这就为福建海军逐一奇袭提供了机会。
3艘日轮进入广东南澳岛海域，夜色已经漆黑。此时福建海军调集的全部20艘快艇，满载数百名精选的陆战队突击队员，以及上百名海员（预定操纵日轮），以20节的高速全速行驶，至夜晚9时追上日轮。
陆战1旅的旅长杨廷英亲自指挥这场特殊的夺船战。
追逐的这段时间是最危险的时刻，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就会前功尽弃。然而，杨廷英很快就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在过台湾海峡时提心吊胆几天后（害怕福建海军强行截夺），船上的人员都已经疲惫不堪，加上进入广东海域，全部放松了警惕，倒在舱房里呼呼大睡，只留下驾驶员和大副在驾驶舱控制船只，整条船处于不设防状态。夜色漆黑，同时，相对于货轮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快艇的声音很容易淹没在海洋的噪声里面。
经过十几分钟紧张的追逐，先头快艇率先靠上货轮的尾部。一名突击队员抛出飞抓，钩住船舷的栏杆，然后用力拉了拉，确认没有问题后，立刻沿着绳索爬了上去。爬到船沿后，他左手握住绳索，右手掏出手枪，慢慢探出头去，迅速扫视一遍甲板，只见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甲板上空无一人，随即抓住栏杆轻轻一跃，悄无声息地落在甲板上，然后取出背着的绳梯，在栏杆上绑好，再探头向下做出安全的手势。接着他连续几个漂亮的前滚翻，最后伏在一堆缆绳后面，密切注视着货轮的前部，掩护队友登船。
等到聚集到30多个人的时候，突击队分成四组：一组控制驾驶室，一组控制货舱，一组控制船员宿舍，一组控制动力舱。
10分钟后，最后面的“旭日丸”已悄无声息地落入突击队手中。40多名日本海员被结实捆绑、塞口关押起来。
福建海军派出的40多名船员随即上船，分布到各个岗位，操纵了这艘货轮。
如法炮制，突击队又控制了中间的“旭日丸”。
在夺取最前面的“东日丸”时却遇到意料不到的情况。8名队员悄悄地摸到驾驶舱的外面，背靠墙壁，伸手握住门把手，用力一拉，舱门应手而开，先头一人一个箭步跨了进去。正在驾驶舱的大副松川洋介听到声音，急忙扭头察看，突击队员手中的匕首飞快地从他的咽喉划过，随即，一条血痕出现在松川的脖子上。这个秀气的日本人惊恐地圆睁双眼，喉头发出咯咯的声音，双手徒劳地抓着自己的喉咙，软软地倒了下去。
操纵驾驶舵的水手也被迅速控制。
在控制船长宿舍的时候，船长庵野秀男正好出来上厕所，突然遇到突击队员，大惊之下，他大叫一声：“八格！”急忙欲返回拿枪。突击队员腾空跃起，匕首重重地砍在他粗壮的脖子上，让他立刻进了神社。
冲进最后一间舱房的第一名突击队员刚进入船舱，却被乱枪打死！偷袭变成了强攻。由于舱房是个密闭的空间，只有一个出口，易守难攻，形势对突击队非常不利。上了船的旅长杨廷英当机立断，命令道：“用手榴弹！”
几捆集束手榴弹同时扔进舱房，剧烈的爆炸之后，里面已经没有任何活着的生命，几十名个日本人全部被炸成碎片，房间里到处都是碎肉和血迹！
原来，住在这间舱房的是日本陆军的几十名教官，随同军火前往广东，训练粤军使用这批武器的。不过虽然他们精通枪械、战术，却被突击队员堵在狭小的舱室内“关门打狗”。
至此，攻击行动宣告结束，突击队以阵亡3人的代价夺取了3艘日本万吨货轮，击毙37人，俘虏100人，上至船长下到水手无一漏网。
杨廷英说道：“向军部报告：任务完成！”接着对舵手说道：“立即转舵，返航！”
3艘货轮立即调头，全速（20节）驶往东山岛海域。抵达后，海员操作打开船尾舱门，福建海军的5艘登陆舰满载陆战队员与之接驳。就这样，登陆舰、快艇穿梭往来，至天明前将东山岛上的2个陆战旅人员全部送进船舱。
叶挺当然是第一个从东山岛上乘快艇上到“东日丸”。 上船后，看着脚下被处理得干干净净的甲板，叶挺满意地点点头，然后随着杨廷英直接来到了货舱。货舱里全部是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大木头箱子，足有好几百个，箱盖上面贴着日文的封条，上面写着：“大日本帝国陆军部”。
几个士兵已经把其中一口箱子撬开，露出一层厚厚的稻草，扒开之后露出一个油布捆成的大包。解开之后，里面摆放着50支崭新的38式步枪。叶挺大笑着说：“果然是武器！”
杨廷英也面露喜色，说：“把木箱全部打开，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
清点完后，叶挺发现，这艘船装载的武器刚好是日本陆军1个挽马制师团的装备。
12门105毫米榴弹炮，54门75毫米山、野炮，50门75毫米步兵炮、37毫米速射炮（即平射炮、反坦克炮），上百门81、60毫米迫击炮和掷弹筒，几百挺机枪，上万支步枪。
还有大批炮弹、子弹、手榴弹、黄色炸药等。叶挺初步估算了一下，大概是3个弹药基数。
叶挺笑着对杨廷英说：“这下发财了。十九路军虽然在淞沪重创日寇，但很大程度上依赖国民政府警卫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税警总团等**精锐的德国重武器。现在你看，这么多炮，足以把十九路军全副武装起来，不逊于德械师。”
当时日本陆军的1个师团，战时编制为2。5－2。8万人，相当于中**队3个师。所以这3个师团的军火，大概可装备十九路军8个师。
万吨巨轮的货舱虽然宽敞，但装载了大批武器弹药。由于每艘货轮平均要塞进2个团的陆战官兵，尽管利用了全部舱室，还是有上千人要在闷热嘈杂的货舱里坐完这趟行程。幸好之前专门进行过类似的狭窄空间生活训练，反正只要忍2天就行了。
为了鼓励士气，此次参战的2个陆战旅全体官兵薪酬翻倍。
被俘虏的100名日本海员被押送上东山岛秘密关押。其中的中国翻译被控制留用，包括联络官王旭。
3艘万吨巨轮满载军火和2个陆战旅官兵，起锚以20节的全速驶往广州黄埔港（反正日本人的船不必怜惜），夺回损失的时间，确保7月7日赶到黄埔港。
按理，夺取3艘巨轮后应开回厦门港，卸下军火，就可多装1个师的官兵第一波在黄埔港上岸。不过，叶挺考虑到厦门港目标太大，到处是日本间谍，这3艘日本船进港势必会暴露，日本就会通知广东方面，从而使奇袭化为泡影。所以叶挺再三斟酌，最后确定以演习为名在东山岛戒严，部队在东山岛海域通过登陆舰与货轮接驳。
这样就有了叶挺在黄埔港调侃准备迎接日本军火的广东兵工署长杨晏清那一幕。
另外，李金波的十九路军总部特务团和余华沐的军官补习团则一直连日分批乘坐运输机训练，克服头痛、耳鸣等初次搭乘飞机现象，保证届时能一下飞机就采取行动。杨官宇等行动前暗中作梗，将黄光锐急迫需要的航空汽油、弹药、零件等扣留，致使黄光锐的嫡系第1飞行大队在茂名机场彻底“死机”。
就这样，叶挺利用赣南的大余、广西的防城这两颗“桃子”，调走了陈济棠、黄光锐、李汉魂这“三士”。
在“调虎离山”后，通过在广州的补充旅、乘坐日本货轮的2个陆战旅，以及乘运输机的2个团，海陆空三管齐下，一举控制了偌大但空虚的广州城。
此前，陈济棠主力在赣南的大余、粤北的南雄被中央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只好紧急向蔡廷锴求救。蔡廷锴身兼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军前敌总指挥，“当仁不让”，复电立即出兵，但需借道粤东。陈济棠满口答应。蔡廷锴于是下令闽西南的马鸿兴独立师出粤东北兴梅地区，闽南的翁照垣补充师出潮汕，急行军前往前线“救急”。
且说马鸿兴独立师到了大埔后，随军的黄和春（广东梅县人，是蔡廷锴在护**讲武堂时代的老同学，相随多年，为蔡的得力助手）利用同族同宗的关系，宴请驻扎与此的粤军独立第1师的师长黄任寰及连以上军官。黄和春原为十九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当时的“驻京办”），历史上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后，蔡廷锴就是通过黄和春利用这层关系，将十九路军残部编成1个旅，由黄和春带往大埔投靠黄任寰的（后编成广东独立第3旅，不久被缴械改编）。
黄任寰见同宗亲戚来到，非常高兴，不疑有他（且陈济棠打过招呼），遂率全体军官欣然赴宴，自然落入“鸿门宴”陷阱，被迫下令独立1师听从十九路军指挥。与历史不同的是，现在是黄任寰的独立1师被十九路军缴械改编了。
“潮州硬汉”翁照垣率补充师到达潮汕后，如法炮制，扣留粤军独立2师的师长张瑞贵，控制了该师。
至此粤东也全部落入十九路军之手。
现在，十九路军重返广东只差最后一步：“李代桃僵”。如果中央红军不能顺利歼灭陈济棠在赣南、粤北的主力7个师，在韶关前线的陈济棠势必会放弃粤北，全力回师广州与十九路军决战。尽管叶挺有战胜的把握，但这一仗必然血流成河，必须尽量避免。
第十八章：重返广东（6）
在赣南的大余、粤北的南雄地区，中央红军与陈济棠粤军主力迎头相撞，以水口为战场中心展开空前大决战。
当时，粤军12个团分别占据赣南的大余、扬眉寺等地，另外在广东南雄及其附近有6个团，统归第1军的军长余汉谋指挥。在赣州以北有蒋介石中央军嫡系陈诚的5个师，在湘南有何键的2个师。
**临时中央6月5日发布军事训令：“一、五军团主力应先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南下夺取粤北的南雄、韶关。”
此时，鄂豫皖的蒋先云不断发来“内线”情报，准确指出了粤军部队番号和驻地、作战计划，比中央红军估计的兵力大得多，经核实情报准确无误。
6月17日，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于福建的长汀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传达贯彻临时中央的指示，根据蒋先云的情报，决定改编部署，集中红1、3、5全部3个军团，由信丰南部直取南雄，如南雄得手，就可威胁韶关。估计各路粤敌必将回援南雄，红军3个军团，红12军及独立第3、6师分别协同配合，相机在运动中于南雄附近给余汉谋粤军以最大的打击。
接命令后，红1、5军团不顾天气炎热、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即急行军经信丰南部渡过桃江，6月底7月初先后到达广东乌迳地区。
粤军以6个团的兵力由南康到大余地区集中，企图乘红1、3、5军团未会合之际，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湘军的配合下，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妄图把红军一举歼灭在赣江两岸。这时，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主力到达大余东北的池江，于7月2日击溃粤军4个团。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判断退守大余的这股敌人可能要退南雄，命令红1、5军团开向梅岭关、中站一线，准备与红3军团配合，将大余出来的敌人包围在中站附近而歼灭之。
3日的上午，**和聂荣臻率领红1军团进攻南岭要隘梅岭关，将1个团的守敌击溃，占领了至关重要的梅岭关隘口。战斗中，红4军的军长王良、政委罗瑞卿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
起伏的山峦高大林密，战士正利用有利的地形组织攻击。王良、罗瑞卿赶到爬上一座山头，观察前方的敌情。
正在阻击红军的粤军，突然看见前方一侧的山头上有人，立时朝着山头猛烈地射击一阵。正在观察地形的王良，突然头部中弹，他一手捂住，鲜血从指缝中一直流到胸前。罗瑞卿看见忙将其抱住。王良倒在罗瑞卿怀里，另一只手从怀中掏出第一次反“围剿”时活捉张辉瓒后，**奖励他的怀表：
“罗政委，这是**奖励我的张辉瓒用过的表，我交给你……”他没说完就牺牲了。
罗瑞卿悲痛地呼唤：“军长，军长！”
战士们痛心地把王良军长抬下山岗。
罗瑞卿百感交集地拿着王良交给他的怀表，止不住的流泪。
武汉黄埔分校的毕业生，接替**任红4军军长、罗瑞卿（同为该校毕业生）的好友王良，在此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从3日开始，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主力，完全合围了大余县城。叶肇的粤军第1师死守大余。大余是中国最大钨矿所在地，也是陈济棠“出口创汇”的主要物资，为保住这个“金矿”，粤军在此修筑了极其坚固的工事。彭德怀根据**的命令，对大余围而不攻，叶肇几次派兵突围都被打回去，外围工事又被红3军团用“红军炮”逐一轰塌，于是紧急向南雄的余汉谋、韶关的陈济棠呼救，谓形势万分火急！
粤军的邓龙光独立第4师、张达第5师接到陈济棠的急电，马不停蹄的由韶关日夜兼程赶赴南雄，4师也在张枚新的率领下，由仁化向南雄快速靠拢。粤军的企图很明显，妄想南北夹击红军。至此陈济棠的5个师全部用上，为确保解围大余，他下令驻广州的李扬敬第3军全部乘火车北上支援。
7月4日，邓龙光独立第4师、张达第5师到达南雄，与李振球的2师会合，张枚新的4师也到达乌迳。粤军的行动为一方面军领导所掌握，决定集中3个军团，同时歼灭南雄和乌迳之敌。根据方面军领导的作战意图，红1军团和红12军在中站和中坑负责解决南雄之敌；红3军团一部担负牵制大余之敌，主力进到中站的东北高地待命；红5军团和独立3、6师担负消灭乌迳之敌。
5日凌晨，红5军团从罗田、赤石直插乌迳，其先头部队到达黄坑时，粤军4师已由乌迳沿浈水南岸去了水口。军团长董振堂即改变行军方向。向水口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以东的蒻前过村，隔河与敌打响。红5军团以红13军在正面攻击，以红15军由左翼渡河绕到敌后，很快击溃敌人2个团，粤军4师当晚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
此时前去侦察的人员回来报告，水口之敌已经向南雄逃跑，董振堂当即向方面军总部报告，请示是否命令红5军团改变方向，到南雄截击敌人。
在中站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有线电话和无线电台都在忙碌着，值班人员大声呼叫着同前方联系。人员进出十分频繁。
**、朱德正在听取叶剑英总参谋长关于水口战役的情况。叶剑英说：“董振堂报告，敌4师已从水口逃跑，请示5军团改向南雄追击。”
**与朱德对视一眼，说：“刚才接到蒋先云同志发来的电报，粤军4师并未退向南雄，而是继续在水口圩及附近高地固守待援。相反，粤军2、5师没有向北来中站和中坑，反而从南雄向东、向水口增援。而粤军第3军已抵达韶关，正向南雄前进。这样一来，到底是董军团长的侦察正确呢，还是蒋先云同志的情报准确。这是关系到南雄、水口哪个才是主战场的大问题。”
朱德沉思了一下：“我还是相信蒋先云同志的情报。他前几次提供的内线情报都是非常准确的，反而证实了我们的侦察有误。”
**笑着说：“老总，你不要因为蒋先云是我的学生，就无原则地站在他那一边哦。”
朱德说：“润之，不是我吹捧，从上次打赣州，以及鄂豫皖的连续大胜来看，你这个弟子是青出于蓝，硬是要得（四川话：确实厉害！）”
叶剑英插话说：“事关重大，我看5军团暂时不动，1、3军团做好南下准备，加强侦察，搞清敌军动向再说。”
**说：“这样稳妥！老总，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一仗将演变为中央红军与粤军主力的决战，如果我们能成功兜住粤军几个主力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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