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点击/收藏到桌面
日军遭到夜袭损失不轻，加上战到21日也不能获胜。此时29军其他援军已经赶到，日军只得全部退出了罗文峪。
喜峰口方向鉴于日军分兵进攻，加之喜峰口正面又有日军主力增援，被迫后退缩小防线。中日双方由此在喜峰口对峙。
29军在喜峰口的近战中，使用大刀和日本38式军刺对抗很占了上风。
日本军方自从建军以来就非常注重士兵拼刺训练，新兵一律接受严格的刺杀训练。日军向来以步枪精确射击和拼刺二大技艺作为武士道精神的体现。
除了部队严格训练以外，日军为了在拼刺中占到上风，还特地设计了新式的30式刺刀，单单这个刺刀就长达0。53米，极为锋利。直到文革时期有很多流氓打架还是使用这种军刺，比如著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小流氓。
加上38式步枪1。2米的长度。全枪连刺刀长度超过1。7米，为全世界同类枪械中最长的。
历史上日军在二战中生长了多达620万把30式刺刀，对拼刺的重视可见一斑。要知道，当年侵华日军平均身高不过1。56米，这样一来38式步枪连刺刀的高度超过日军士兵身高，夸张了一点！
而就拼刺技术来说，日军训练严格，国内颇有经过多年训练的预备士兵，一经征召就有几十万有过完整训练的老兵赶赴中国战场。但是中国士兵大多是临时征召的农村青年，还有部分是抓壮丁来得。由于前线损失大，新兵草草训练训练一下，会打枪了就送上战场。从拼刺技术上，中国士兵也逊了日军一筹。
日军刺杀虽然厉害，但西北军的大刀确实日军刺刀的克星。西北军在众多中国武士大师的指导下，练习了一套专门克制日式刺杀的使用刀法。
一个训练有素的西北军士兵，一把大刀就可以连续对付好几个日本兵。实战中，这种刀法非常有用。日军在喜峰口、罗文峪共伤亡了4000多人，其中死亡2500多人。一般来说，战斗再激烈，死亡和受伤的比率一般就是一比二或者一比三。
死亡率如此之高，还是因为大刀的关系。
在此次喜峰口、罗文峪等处的长城大战中，日军方面由于缺乏有效对付中国大刀刀法的办法，甚至发明了一种可笑的铁围脖来对付。它用一块半月形的铁片，将其折成半圆，在上沿两头打两个洞，用铆钉铆在钢盔上，戴上钢盔时，铁围脖即围在后脖子上面。据说可以有效防止大刀砍头！在后来的战斗中，日军大部分配备了铁围脖。不过实战效果很不佳，还被世界各国作为笑柄！
但是，这并不是说大刀队就是致胜的法宝。大刀队是有着明显的缺点的。
大刀队在两次著名的夜袭中，大多攻敌不备。一旦日军有了准备，或者是在白天，那么战斗效果就会差好多。
另外，虽然大刀队战果辉煌，但是自身也相当损失惨重。除了由于肉搏战非常残酷以外，日军一旦在较远距离用机枪扫射大刀队，往往就造成大刀队的很大伤亡。
因为大刀队装备的武器都只适合近战，在100米甚至50米外的作战能力都很弱。
日军的连射武器如果在150米以上的距离射击，那么大刀队很难有相应的火力与其对抗。
在喜峰口、罗文峪的长城抗战中，西北军29军总计伤亡达8000多人！
大刀队只是中**队迫于无奈的一种作战方式，这并不是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
以大刀对抗日军的重炮和坦克，足可见当年**抗战之艰难和困苦！
29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海内，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首题为《颂张自忠》的诗这样写道：
军称模范久驰名，
誓与倭奴苦战争。
深夜出兵来杀贼，
刀光闪烁气峥嵘。
有感于大刀队在罗文峪再立殊功，何香凝先生又专门作了一首《大刀赞》，说：“大巧若拙用大刀，大新若旧国术高。伏如猛虎进如猱，十步以内敌休逃。”
第40章：草原春早（一）
1933年3月8日，察哈尔省北部第一重镇多伦，归第7军团司令傅作义节制的第61军收到傅作义的电令：“在原地坚守三天，拒敌西进。”城里的老百姓早已风闻日本鬼子要来，人心惶惶。正是倒春寒的天气，早晨的草叶上已布有轻微的白霜，平添了几分寒意。好在人们看到有军队驻扎在眼前，还没有显得十分慌乱。
接到电报，军长李服膺举着一根香烟站在地图前，双眉微蹙，凝神思索。袅袅青烟不规则升起，盘旋，消散。军部异常安静，只有机要室传来收发报机滴滴答答的声音。大小官员有的低头没事找事做，有的保持立正姿势站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这位刚刚37岁的军座略微向后侧了侧脸，向等在一边的副官开始口授。大家原以为要下达战斗命令，却不料他的崞县口音今天变得铿锵有力，节奏分明：“记！告全军官兵书，值此国家民族存亡关头，我辈军人，御侮守土，责无旁贷……”
1933年1月初，日本侵略军进犯山海关，危及华北。阎锡山急调傅作义第35军、李服膺第61军、赵承绶骑兵第1军赶赴察哈尔，接替主力已调往长城一线的29军，实际主持察哈尔的防务。2月上旬，3个军在张家口组成第7军团，傅作义任军团总指挥，李服膺任副指挥，陈炳谦为参谋长。
阎锡山想利用长城抗战时机，向国民政府伸手扩编，弥补中原大战失败的元气。所以名义上派出3个军，实际上只有3个师的兵力，希望战后能保住3个军的番号。
第35军73师改编为第59军（临时番号），军长傅作义，副军长袁庆曾参谋长苗玉田，有1。5万多人，下辖：
第210旅（旅长叶启杰），辖：第419团（团长张成义）、第420团（团长薄鑫）；
第211旅（旅长金中和），辖：第421团（团长孙兰峰）、第422团（团长马逢辰）；
第218旅（旅长曾延毅），辖：第435团（团长苏开元）、第436团（团长董其武）；
炮兵第21团，团长李柏庆。
原第33军第68师改编为第61军（临增番号），军长李服膺，下辖：
第200旅，旅长刘覃馥；
第201旅，旅长李俊功；
第213旅，旅长贾学明。
由陆军骑兵司令部所辖第1、第2旅编成骑兵第1军。1930年中原大战后，重编骑兵司令部．以赵承绶为司令，所属编为4个旅。1933年2月编成骑兵第1军后，辖第1旅，旅长孙长胜；第2旅，旅长吕汝骥。
傅作义令第61军李服膺部开往察哈尔北部的多伦、宝昌、沽源一带，防止热河的日军西进。第59军驻防怀柔，骑兵第1军在昌平为预备队。
61军201旅的参谋贾宣宗刚看到军长的《告全军官兵书》就被旅长叫上去军部开会。多伦城外已经有老百姓扶老携幼开始逃难了，贾参谋心里很不是滋味。军部还算整齐，没有想象中战前的凌乱。先到的军官们正襟危坐，对着自己面前的军帽长考。军长李服膺一脸严肃，点头让他们坐下，然后示意参谋长杨维垣开始战前部署：“军部命令，200旅驻守多伦城内，213旅驻守天镇城防工事，剩下的全部布防多伦前线，其中盘山主阵地由201旅负责……”
弄清楚军长的意图，贾宣宗不由得和旅长李俊功对视了一眼，心情沉重起来。晋绥军的第61军本身就是地方杂牌，还是刚由第68师改编而成，仅辖3个旅，201、213旅各自下辖2个团，200旅有3个团，总共只有7个团，7000多人。看军长的意思，这回是根本不顾老本儿了，7个团全摆上前线，这分明是一付破釜沉舟的架势。跟军长打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碰到过这种完全豁出去，要动真格儿的情形。
61军的军长李服膺自号慕颜，这个人倒确实不是等闲之辈。早年由阎锡山“钦点”送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在那期间他同第5期步兵科的商震、徐永昌、张荫悟、楚溪春、杨澄源、杨爱源、王靖国、傅作义、孙楚、李生达、陈长捷、郭宗汾等人过往从密，人称“十三太保”。毕业时他又将其中张荫梧、楚溪春、李生达、傅作义等人才直接拉回山西为阎所用。后来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爱其才干，收为义子。保定系的唐生智也是其同班同学，甚至何应钦也和他私交不错。不过，人无完人，而且，官做大了人也会有变化。他在太原曾因一夜输掉14万大洋而轰动省城，据说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该币种退出流通前无人能破。后人评论说他是长于“外交”，短于军事，对所属中级以下官佐大半不相识；而对于用人，又是一贯抓陆大牌子，拉同乡、旧部关系，练兵耍表面，作战重私情。
这一次面临的情况史无前例。受命于危难，李服膺内心里也从来没有这么翻腾过。整个军阀混战的历程清清楚楚地昭示了四个大字：保存实力。把兵都打光了，剩自己个光杆儿司令，二不愣才那么干。
但自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拼尽血本须不好交待。多伦之战是察哈尔作战的第一役，虽晚于长城抗战但却几乎是齐头并进。此战若败不仅关乎察哈尔百姓生灵涂炭，而且对整个华北战局都有影响。
201旅的旅长李俊功和200旅的旅长刘覃馥有点儿共同的烦。他们都紧急命令部队赶修工事，所幸第一天平安无事，他们真希望敌人再晚来两天，任务就算完成了。但是第二天傍晚，侦察兵报告，永嘉堡一带发现鬼子，后来得知是日军骑兵第4旅团的先头部队，以及新成立的伪“蒙古国”的大批骑兵部队。
西伯利亚的寒风卷着白雪无情地袭击着锡林郭勒草原，叫苦连天的牧民在风雪之夜也要同可怜的瘦羊呆在一起，因为他们怕羊上垛压死弱羊。羊为了取暖，先是越挤越紧，挤不进去就往站着的羊肚底钻，挤来钻去羊积成垛，上头的受冻，底下的被压死。农村人是因战乱和灾荒，衣服褴褛，吃糠咽菜，蜷曲在土炕的一角熬度这漫漫长夜。而就是在这种时候，那些老爷们仍不顾农民的疾苦和牧民的死活，都忙着争夺地盘，给国家和人民制造灾难。3月5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伪“蒙古国”蒙古军总司令的名义，向在察哈尔的傅作义发出了宣战通电。主要是历数傅作义支持石王（乌拉特西公旗的石拉布多尔吉）反对德王分裂活动的“不义”，而后又另加了五条苛刻条件，意思是如不照办，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打你是你的过错造成的。
通电开头称：“傅主席勋鉴：自从在蒙古境内设置省、县以来，蒙旗之权力日趋衰微，蒙民之生计日陷贫穷。为了挽救蒙古于危亡，乃于去年要求自治，当承中央之援助，准予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颁布自治原则八项，蒙众欣慰，举国同情。而独贵省始终猜忌，另眼相加，屡次企图破坏自治。
贵省前于破坏我蒙政会之际，我蒙政会对贵省并未明是非，因为命令虽然出自中央，主谍系出贵省，我蒙仍本服从中央之意志，终于在锡盟盟长公署所在地，成立察境蒙政会，清理蒙政会之债务，隐忍退让，毫无不利贵省之行为。而贵省对我蒙反倒愈加压迫，在察哈尔东部一带，挖掘战壕，修筑炮台，作种种军事上之设施，给锡、察两盟一带无辜蒙民，造成生活之重压。贵省实欲置全体蒙民于死地而后快。
最后归结之总的意思是：蒙古愈退让，贵省愈压迫。现在蒙古已退无可退，不得不诉诸武力，以争最后之生存。
看到这儿不言自明，这就有了打你的理由，把投降日寇一个大大的脓包疮隐藏起来，说着唱曲儿一样好听的话，来掩世人之耳目。接下来本来想打，还要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又附加了五个条件，看你傅作义怎样回答。其五条不看也能推断出来。核心一是要地盘谋财富，要察哈尔右翼四旗，二是让拆毁多伦以南一带之军事设备和经济封锁，完全恢复原来的“和平“状态。这一条的奥秘并不是为了蒙旗，而是为西进。傅作义这些战壕设备是为对付日寇西进的，德王要攻打察哈尔，自然要考虑到这些军事设备的不利。
五个条件亮出以后，又假装可怜的样子说：以上五项系蒙古为了生存至不得已之要求，贵省若反省与承认压迫蒙古之错误应即以期实行。接着就从袖筒里露出矛头，威胁说：否则蒙古虽弱，亦做最后之抗争。
“虽弱”是真，但是壮胆的是日本主子，没有日本主子的壮胆，他们绝对不敢“抗争”的。
傅作义当然不甘示弱。德王3月5日发出通电，傅作义3月7日就复电了，仅隔了2天。当时德王他们推测，一是傅作义不加理睬，以观后效，暗暗做着应变和对付。二是不会马上回复，他得请示中央，根据中央指示谨慎回复。不料，2天后就回复了，傅作义的口气还挺硬，没有半点“悔愧”之意，而是反驳、批判和质问。
开首也客气了一下，复电开首是：“嘉卜寺察境蒙政会德委员长勋鉴：歌电阅悉，自来辩论事理，有强辩夺理者，亦有颠倒是非者，接诵大电，深悉尊处于各案之是非尚未明了，兹特分项撮要答复如左，幸详查焉……”
“分治命令既颁，贵会即不遵令迁锡，复在六县易帜改云，组织伪政府，接引伪蒙军入察，近又向多伦大批增兵，乃来电云‘本其服从中央之意志，以地方和平为重’，且责察哈尔自卫之不当，似言行不无矛盾。以上就见持敷陈其要，至对来电要求及期待于左右者，即执事是否以国家为前提，察北今日成何局面？且察该四旗本多年隶察，相安无事。自张北六县脱离察省管辖，该四旗官长始惶然呈请中央，颁定改隶之令。执事对义既有期勉，义敢不以诚反求于执事，则虽中央明令在前，悬想四旗必仍愿还隶旧制，其他要求自更不成问题。盖今日边土安危，责在执事，而不在义，义服务国家，只知有公，不知有己，同在中央隶属之下，向不存地方与私人之见。执事如摆脱现状，不受利用，幡然有所表现，则往日之罪，义当负之，愿即负荆以请，并立解职，以明心志。否则不但四万万同胞对执事怀疑，即执事左右也难保不**国之事。克所馨祝者，宁义谢罪以保执事令名，勿义免过而使执事有负于国。时迫事忽，祈执事熟思而力图之，国家幸甚！边防幸甚！”
傅作义的复电内容，德王是预料到的，他对傅作义的复电内容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就这份复电。我下战书，你回应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就有了发动进攻的借口。目的不是让他赔不是，不是答应给予补偿，而是一个借口，一个进攻的遮羞布。
就在傅作义发电报的时候，德王、李守信所率领的“蒙古军”和王英所率领的“大汉义军”，已经由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并在日本一些顾问、指导官的督战下，向察哈尔前线多伦等地进发，前沿也已开始进攻。德王对田中隆吉说，给傅作义复电，等打下察哈尔再说，我想时间不会太长，来个先斩后奏吧。田中隆吉说，立刻见效，一触即溃。一种自傲、自信心使他们忘记了战场是千变万化的魔鬼，胜败是难以预料的。到底会如何，请看战场在怎样变戏法。
正要准备发兵西进，计划很快开战。睡了一夜的德王突然变了调。他找田中隆吉要推迟打察哈尔。他说，蒙古政府我们虽然组建起来了，可是乌、伊、察三盟的王公代表会还没开会，我们急着去打仗，脱离了众王公，到时候是个问题。再说，我们不把人笼络回来，让国民党一压、傅作义一挑，谁还跟我们走？不行，不能先打仗，得先开会。部队加强操练，我们开会，开完会再打仗，很快就会把察哈尔得到。田中隆吉起初不同意，后看到德王硬坚持也就同意了。
田中隆吉的“蒙古政策”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蒙古建国”同出一辙，所不同的是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田中是以德王当桥。之前田中就发过一段贪战野心的狂论。他说：“外蒙古所处地位，对于目前的日‘满’势力极为重要。因为它是联系苏联远东和欧洲领土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侧面掩护地带。如果外蒙古一旦与日‘满’合并，那苏联的远东领土就陷于极危险的地步；如顺利，也许可不用战苏联便会退出远东。因此，军方不惜用一切手段，企图将日‘满’势力扩展到外蒙古。”至于内蒙古，他说：“西部内蒙古及其以西地带，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如果该地带一旦入于日‘满’的势力之下，再向西进可以遏止自新疆侵入的苏联的势力，并切断中国本部与苏联陆上联系……”他说这几年日军对西部蒙古所进行的工作，就是为了顺利向西推进。这就说明他要踏过蒙古的脊梁扩展他们的吞欧野心。
德王觉得，跟着蒋介石连个“蒙古自治”都不给，给了个自治还加了“地方”二字。所以他才让“草原母亲”改嫁，叫外国人为“爹”。
当初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不久，日本关东军派田中隆吉、横山顺乘飞机到了苏尼特右旗。他们对德王说，小矶参谋长参加典礼后回去说：西苏尼特旗这个地方，人口稀少，一片荒凉，怎能成立“蒙古军政府”？
德王于是召集幕下人员，进一步研究“日、蒙合作”问题和召开西蒙王公会议，讨论成立“蒙古军政府”等事宜，并责成智囊吴鹤龄等分别拟具成立“蒙古军政府”及暗授建立“蒙古国”的草案。从“蒙古军总司令部”到“蒙古军政府”、“蒙古建国”，德王想形成一个链条，拉动他的“建国”之梦。
建立“蒙古国”的草案拟就后，恰好田中隆吉到了苏尼特右旗。德王非常兴奋地将“蒙古国”草案交给了田中隆吉，并说：“请您尽快转报关东军研究并帮助实现，拜托啦！”田中说：“此事以后再说，现在应当集中力量打察哈尔，只要把察哈尔拿下来，建国问题就随之解决了。”
德王觉得也对，拿不下察哈尔在哪里建都？苏尼特、乌珠穆沁都不合适，没有个经济、文化、交通等发达地区怎么成。他并不知道，日本扶你是让你跟溥仪一样当傀儡，减少东四省和西蒙地区的抵抗力量，让你中国人打中国人，不让你蒙古人也打日本人。哪能让你要什么主权，那日本人又不是你的老舅，怎么会让你脱离他们的控制呢？德王聪明是够聪明，有时有些聪明过度，自不量力了，这也是他一生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德王考虑，建立“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建国”不能关起门来搞，需要召开一次有西蒙全部盟旗参加的蒙古大会，并为了迁就索王能够亲自参加以资号召起见，决定1933年2月20日在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各盟旗大会。
开了几天，宴了几天，大家感到很开心。许多王公们在自己府上，都是众人侍奉，一人独饮，十分乏味。王公们在一起，同饮狂欢，无拘无束，自然是酒浓肉香，常常喝到深夜，在半醉半醒中，搂着一个漂亮姑娘**半宿，真正尝到了人生乐趣。
欢乐了几天，代表到齐后先开了预备会推选了德王、索王、李守信、卓特巴扎普、沙拉布多尔济为主席团成员，吴鹤龄被推举为大会秘书长。
在代表们到齐之后，就在索王府的大蒙古包里召开了盟旗大会。会上，首先由索王作了简单的讲话，向来有正义感的索王也像绵羊一样被牵到了日本人的供桌上，他是德王策划“日、蒙合作”的牺牲品。
索王讲话之后，由德王报告了他和日本关东军接洽联络的经过，以及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改元易帜的情形。
大会开始时，日本关东军又派田中隆吉、横山顺乘飞机赶来祝贺。田中的祝贺词除了几句对大会的评估外，主要是挑拨民族关系。他说：“成吉思汗的子孙，多年来受尽了汉人的压迫，大日本帝国政府体念蒙古民族的落后，要帮助**立进步，以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当他提到在军队和政府中日本人要派顾问和指导官一事时，索王拍案而起：“不行！你们日本人干你们日本人的，我们干我们的。既然是‘日、蒙合作’，我们按‘合作’办，你们派人来当老子，让我们当儿子，那叫什么合作？”一挥手，“不行！”田中吉隆的脸一下变得像个紫茄子了，他说：“这是关东军定的，谁也不能违背，必须派！”事情僵到这里，德王害怕弄崩了，两头做工作。为了镇住索王和支持索王的人，田中吉隆说：“你们知道吗？‘满洲国’兴安北省（呼伦贝尔）省长凌升私通苏联，被皇帝枪毙了……”
“凌升死啦？！”会场上一片惊叫声。王公们听了毛骨悚然。索王和卓特巴扎普这两个凌升的老友，更是痛心疾首，进一步领教了日寇的残酷。嘴上说的是“亲善”，一不顺从就刺刀见红，强盗的承诺背后就是阴谋，相信了就会上当。他俩心想，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会捏造个罪名把自己杀了。
德王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让田中和横山顺把索王列入要杀掉的名单。他给两头做工作，尽量缓和紧张起来的气氛。
人们带着沉痛的心情，凑合着把大会开完了，“蒙古军政府”成立了。按照德王的事先策划，选举云王为主席，索王和伊盟的沙王为副主席。并以主席名义，任命德王为总裁，负责实际事务，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主席、副主席在各自的王府和盟里，有大事由总裁事先提出方案找主席、副主席商定。
会议议定了九条议案：
（一）关于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案；（二）设立君主制，但目前采取委员制；（三）设立蒙古国会案；（四）先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以资整军经武，收复蒙古固有疆土案；（五）与“满洲国”缔结互助协定案；（六）关于实行征兵、护编军队、组织蒙古军案；（七）关于实行编制经济、开发资源案；（八）关于成立蒙古生计会、组织救济新村案；（九）察盟划出归由“蒙古军政府”直辖案等。
“蒙古军政府”成立不久，日本顾问部相继成立，这就意味着蒙古军政府的命运掌握在日本人手里。顾问部主任村谷彦治郎，军事顾问山内，财政顾问稻茨，外交顾问山本信亲，教育顾问堀井德王郎。各口都有。
德王想着对外扩张，又想着吞并绥远，自身忙，就在总裁身边又任命了四个帮办。这四人是李守信、吴鹤龄、补音**、陶克陶。“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亲自组织扩军。在李守信和原东三盟招来兵员基础上，又从锡、察两盟招来不少，而后编制了2个军、8个师、1个警卫师、1个炮兵团、1个宪兵队。
军队建立后号称万余人，实际只有半数。8个师全部为骑兵师。军费、武器多由日本关东军供给，实际是给日本人招来的一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卑劣军。从军部到连队，基本都配备了日本顾问和指导官、教官来监督、指挥和进行奴化教育。别说别的师团长，就连德王、李守信的命令有时也不生效，必须听日本人的，有时日本人骂他们：“你们是皇军喂起的军犬，必须听我们的！”确实也是，军费、武器都是人家供给，你不听人家的行吗？
在征兵过程中，内部出了好多问题。第1军内部，因编制配备不一，斗争很激烈。
还有一件更使德王尴尬的事，在他下令在锡盟各旗强行征兵时，乌珠穆沁右旗保安队都青阿、敖恒等人，因不满德王勾结日寇强迫牧民应征入伍，便号召全旗牧民起来反对。旗保安队扛起反对招兵的大旗，成队出发在全旗范围内广泛宣传。
不几天牧民从四面八方涌来，高呼反对征兵要马，德王害怕引起全盟的反对怒潮，及时托吴鹤龄去求索王平息愤怒的牧民潮。吴鹤龄趁深夜潜入索王府。索王正在病中，不得已抱病出面，苦苦劝说，才得平息。不久，索王因气闷而病故了。
德王安顿了一段内部之后，根据关东军的建议，带领李守信、吴鹤龄、陶克陶等一大批官员，分乘日本人安排的2架飞机，到长春（当时称新京）搞了一次所谓的外交活动。德王考虑西进打察哈尔不易，必要时请东邻支援一下，所以他把这次外交活动看得非常重要。
飞机到达长春后，首先去拜会了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而后又去访问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张景惠、外交大臣张燕卿等。互拜之后，关东军又让两家缔结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谈判过程也有些互不相让的争执。在讨论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支援上没什么分歧，当双方讨论到军事支援问题时，德王提出蒙军政府甫经成立，实力尚不充足，如果受到威胁时，请“满洲国”出兵援助；当威胁解除以后，“满洲国”军队立即撤回。张燕卿没说可否时，大桥忠一就表示了反对意见：“从外交惯例上说，满洲国为了援助蒙古实行出兵或撤兵，应当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定，不能你们说让我们出兵就出兵，叫我们撤兵就撤兵，你自己的部队调迁也不一定那么随便，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何况这是隔界搬兵。”第一次和“满洲国”打交道，把德王弄得很尴尬，他的手下人也一时无言以对。德王稍定之后，觉得有点丢面子，反过来说：“大桥先生差矣，人用人是在马高镫短时，才需要别人扶一把，不需要时，他也不会求人，人常说，张口求人难，难就难在求上。既要站江边，就有望海心，望不到就是失望，难哪。因为打仗如女人生孩子一样，是个风火营生，我在最危机时请你请不动，过了危机你来又有什么用？”
大桥说：“你说得对，需要时求救或求借，既然是‘求’，那就不能是需要援助你就来，危机过了就立即撤走，能这么随便吗……”
“好了，别争了！”田中隆吉看到德王和大桥争执不下，他插话说，“不必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了，本着满蒙亲密合作的精神，按照德王的意见办理也无不可，我看就这样吧。”
“协定”签发后，“满洲国”设宴款待了蒙古访问团一行，德王又搞了答谢宴会，接着，关东军和“满洲国”外交部派人，陪同德王一行，到奉天（沈阳）参观了兵工厂和东陵北陵等满清的皇家园陵。
德王回来后，陶克陶、金永昌正和吴鹤龄干仗。金永昌和陶克陶去宿舍喝茶。金说：“德王这个人聪明是聪明，就是有错不愿认错，反而还固执己见。”陶克陶说：“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影响他的一生胜败。他能笼络人，但不会用人，宏观上行，微观上太不行了，你看吧，将来跟日本人也合作不好。”他俩从认识德王以来的一件件事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一个致命弱点：他将来要失败在异想天开，不识时务，有力用不在正经处，不太考虑后果上面。
不太考虑后果的人，往往是“临崖勒马收缰晚”。不愿承认总结错误的人，就是一个在历史轨道上倒退的人。历史是严酷的，倒退就会撞在前进的车轮上。
“蒙古政府”成立了，军队集训结束了，“协定”也签就了。田中隆吉想的是赶快打察哈尔，扫清向西扩张的阻碍；德王想的是赶快打开察哈尔，为“蒙古国”打下基础。两个人想到一块儿了。
日本鲸吞内蒙古的野心于兹益炽。于是便加紧武装德王、李守信伪蒙古军和用数年豢养的汉奸王英，大肆招罗匪类，扩充伪军，加起来有1万余人。田中隆吉让日本顾问、指导官参加指导作战训练，他本人到“满洲国”航空株式会社调来10余架飞机，进行侦察助威。经过数月的精心策划，终于在1933年初春季节，由德王、李守信率领的万余伪蒙古军骑兵和王英率领的伪“大汉义军”5000余人，在日本指导官的直接指挥下，协助日军主力骑兵第4旅团，向察哈尔方面进攻了。
傅作义在防卫上做了不少准备。但是察热边境陈兵不多，对于日军和伪蒙古军的突然袭击事先未得到情报。
这一年的初春特别寒冷，2月底的一次寒潮曾使草原温度降到零下30多度，3月上旬也犹如隆冬，白天风吹流雪，脚下如水如浪，夜里冻得地裂冰爆，战马从鼻中吹出的气化成了冰霜染白了战马，白毛风刮起，飞机上望到的只有单调的白色。
3月9日天亮以后，由田中隆吉亲自指挥，由王英为副司令，及雷中田率领的伪军2000余人，向多伦发起攻击。这时飞机也飞过头顶，伪军们来势甚为凶猛。他们以为不用万人上，2000人足够了，可以一战即胜。
战斗一打响，多伦的守军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飞机掩护作战，心里自然有些畏惧。
多伦前沿是个丘陵地区，没有大山，伪军借着小丘做掩体，想着一举攻下多伦，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伪军强攻了三次没有攻下，死伤惨重。天色已晚，只好鸣锣收兵，暂时到村里吃饭、喂马。这些伪军中本来就有不少土匪出身的人，进了村子，让老百姓的男人们出来给“喂马”，女人们烧火做饭。进入春天，家家都宰了猪羊，可这群土匪一来，把老百姓开春的肉全部刨开吃了。吃着吼叫着：“吃吧，喝吧，今天不保明天，吃了就是赚下了。”因为他们白天看到自己的同伴们横于雪野惨不忍睹。
这一夜，好多女人们没逃脱他们的奸污，当官的挑好看的年轻的，士兵们逮住甚样的欺辱甚样的，如野兽一般。
第二天黎明起来突袭，不想人家有准备，这一次死伤又不少，白天进攻了三次都失败了。晚上让日本人把大小官儿们骂了个狗血淋头，命令伪军连夜去拿下。连察哈尔的头一道门都打不开，怎么能打下察哈尔省？
夜里雪下得真大，就像在活埋人一样。第二天起来又是白毛大风。对方乘风雪出击，顶风进攻连眼都睁不开，多伦的守军顺风突袭一次，伪军又死伤不少。鬼子指挥官气得发疯，催促疲惫不堪的伪军昼夜连续作战，但疲惫不堪的伪军出战胆怯，袒露在雪地上只有挨打。
想着侥幸取胜的田中隆吉和德王在实战中失算了。他们错误地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晋军的实力和经验。
多伦战斗打响以后，61军表现得非常出色，伪军多于他们几倍，又是在飞机的掩护下发动了几天几夜的攻击，没有占领他们的半寸阵地。但是，因他们人数少于敌人，几日来多是打防御战，很少进攻。
3月10日黎明，日军骑兵第4旅团的主力到了，向201旅的主阵地发起了猛攻。日军战斗力果然远超伪军，61军将士仅凭单人散兵坑抗击敌人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官兵伤亡甚众。一上午工事就几次被摧毁，前后联系被敌火力遮断，伤兵送不下来，补给和通讯无法进行。终于熬过漫长的一天，但是没有撤退的命令。事实上也不能撤，一退就是宝昌，再退是沽源，等于是引狼入室。旅长只得命令各部利用夜间抬伤员，运送弹药补给，重新修筑工事，继续坚守阵地。他们期待3天的时限一到，援军就会出现。
11日清晨，李服膺觉得自己好像刚刚合上眼就被叫醒，参谋长杨维垣送来傅作义电令：“续守三天，掩护长城会战。”孤军奋斗、青史留名这些念头一闪而过，李服膺苦笑了一下，摇摇头。电话响了，是201旅的旅长李俊功：“鬼子又开始进攻了，大约有2000多人，主攻方向是李家寨、罗家山，还有他娘的飞机。”“正好刚接到傅军团长电报，”李服膺一字一句将电报念了一遍然后说，“你我都清楚，拼死也得再守三天！”电话那头稍一迟疑，然后咬牙切齿地说，“是！军座！”
这一天，日军重炮赶到投入战斗，飞机也参与低空轰炸和扫射，阵地几乎被夷平，战斗空前惨烈。晋军杂牌军居然咬牙抵抗，顽强守住了阵地，敌我双方都死伤惨重，其中201、213旅各自歼敌200多人。这是第4天。日军动用飞机、坦克、大炮、装甲车和步骑兵3000多人开始进攻多伦主阵地。除了飞机轮番轰炸外，残忍的日军竟然使用了毒气弹。驻守盘山的210旅400团殊死抵抗，弹尽粮绝，全团伤亡800多人，阵地岌岌可危。
第二个三天的限令又过。战况危急万分。贾宣宗受命趁黑夜去各团联系，检查伤亡情况。中午贾参谋在盘山庙附近找到400团的团长李生润。当时敌我正拉锯争夺主阵地，两人亲眼看着刚夺回阵地的高宝庸营在敌人一阵猛烈的重炮轰炸后无一生还。李团长一面收集部队
(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http://www.xshubao22.com/3/3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