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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长李服膺下令全线后撤，多伦城只留200旅防守。这是经请示傅作义后作的决定，因为即使全军覆灭，多伦外围阵地终究难保，而北平军分会毕竟没有撤退的命令，多伦城还得死守。3月13日，日军开始进攻多伦城。在飞机，重炮和毒气弹的掩护下，坦克和装甲车轮番冲击。这座小小的城池居然奇迹般的屹然挺立。日军无奈之下弃多伦而绕道转攻宝昌。3月15日，宝昌失守。日军复折回攻多伦。眼看后路被截，李服膺下令退出多伦。命令一到，已杀红眼的200旅将士无不跺足捶胸，不愿弃城后撤。无奈军令如山，当日夜里，守军从南门含恨撤出，沿途把各桥梁悉数炸毁。
多伦陷落，察北屏障顿失。
春天的草原是一年中最妖娆的时分，这时候青纱逶迤，草木蜿蜒，给大地铺了一层难得的绿。天高云淡的山头上，不时有放羊人的小调传来，那种冲破沙哑的嘹亮，千回百折的甩腔，饱经沧桑的凄楚，猝不及防就穿透了你的胸膛。但是61军自宝昌向沽源的撤退途中，一路上怨声载道。有的悲：“我军这次无谓牺牲，千把兄弟的命算是白送了。”有的恨：“咱们孤零零地搁在那里，既无坚强工事，又无接应的援军，仅402团一个团，实在没办法就扔掉300多伤员。两次盲目限令，最后置之不理。这样指挥抗战，牺牲部队，真是儿戏！”
甚至有高级军官建议，由于这次无谓牺牲，损失过重，即使撤回沽源，也战守无力。不如在这一带采取分头游击的方式，先行就地整补，再定以后行动，这样，对全局战况也有好处。李服膺说：“这样做，怕启人误会。咱不做宜生（傅作义字宜生）不放心的事，不做对不起他的事。”平心而论，这一仗打得确实窝囊，伤亡惨重，对不起跟了自己多年的弟兄。既无援军帮助坚守，又没组织起会战，不知道做了个甚。而且最后还是没接到撤退的命令就垮了下来，总是有点不安。不过，两次限令守6天，咱顶了8天也算对得起他傅宜生了。
李服膺的想法跟后来历史的发展本来应该是吻合的，只是意外地在某些关节点出了岔子。首先是察北国土沦丧引起了国内舆论哗然，虽然那时候的报纸电台远没有今天多，也根本没有电视，但是媒体的力量恐怕是一样强大。
为平息媒体的攻势，北平军分会新任委员长冯玉祥只好电令李服膺来北平开军长会议，人一到就先拘捕关押起来，视情况再作处理。
傅作义后来说，李服膺接到开军长会议的电报时，他曾劝告慕颜（李服膺字慕颜）不要离开部队急于应召见冯玉祥，但是李没有听他的话。李服膺被扣押后，傅作义又几次向冯玉祥进言，盘山国防永久工事阵地的失守，罪在团长李生润与其旅长刘覃馥。为了严明军纪、以励军心和应付国内舆论，可以杀团长，处分旅长。冯玉祥首肯后，傅作义当即指示61军的副军长贾学明，马上先将丢失盘山主阵地的400团的团长李生润逮捕解送军分会军法总监部。但是这时刘覃馥早已送李生润化妆潜逃。傅作义大骂贾学明太糊涂，太混蛋，也太窝囊，感慨道：“即使如此，也应当一面派宪兵追捕李生润，一面将贾学明与刘覃馥逮捕问罪。怎么竟把罪责全落在李军长一人身上，结果是保全了一卒、一车、一相，而丢了将，真是可恨、可惜又可叹！”
但是野史称，根据61军情报处长阴成之的说法，李军长在作多伦撤退决定前跟傅作义通了电话，得到同意才撤退的。而当冯玉祥怪罪下来时，傅却矢口否认。
（诸位读者不要骂我胡编，实际历史上李服膺在晋北抗战时，确曾是接到上司、时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的傅作义的命令而放弃阵地撤退的，并有阵中日记和电报为证。但后来傅作义否认。李服膺被枪毙后，傅作义手下头号大将“一字并肩王”陈长捷接任了61军的军长。阴成之与陈长捷是好友，遂将傅的为人告诉陈，但是陈不信。后来到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守天津，一个守北平。一个城破被俘成为阶下囚，一个立功起义奉为座上宾。陈长捷的郁闷可想而知。此乃闲话不提，只是说明本文这样安排是有所本的）
多伦战役失败首先是阻击日军的兵力太少。不用说编制不整的61军总共7000多人很难守住多伦，而原来的兵力部署在从多伦、宝昌、沽源一直到独石口，这么大的范围内，调动起来不是很方便，况且还有一些参战的部队一直没到达预定位置。
日军骑兵第4旅团攻占多伦、宝昌后，乘胜南下，又夺取了沽源，直逼京师西北门户独石口。一时国内舆论又掀起轩然大波。蒋介石也亲自过问，要求“军法从事”。到这时候，冯玉祥鉴于李服膺系晋军将领，而当初阎锡山在北伐时期，在南口大战中与西北军后方大战，傅作义成功坚守天镇，晋军夺得西北军的绥远省地盘没有归还，两家恩仇不小。为了避免闲话，冯玉祥派人将李服膺押回太原，交给阎锡山处理，看他怎么给国人及南京军委会一个交待。
3月18日夜里11时左右，阎锡山在山西省政府坐大堂正中亲自审讯李服膺，两边分别是宪兵司令张达三、原绥远公署副官长李德懋、审判官谢濂、军法官张克忍以及十余名陪审官，还有李服膺的义父，山西省主席赵戴文。大堂外，宪兵警卫林立；大堂内，公案上点着6支蜡烛，气象森严。
李服膺由宪兵押进来后，阎锡山全副戎装，慢步地走到主审官的座前坐下，与向他鞠躬行礼的李服膺对望了一下，随便摸了摸桌上的案卷，对着李服膺厉声喝道：“你无故放弃阵地，罪该处死！……你应该知道军法森严，不得玩忽。”李服膺正待为自己辩护，阎锡山站了起来，眼角淌下泪水说道：“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多伦、宝昌，你却退了下来。”说到这里，李服膺插嘴说：“我有电报！”阎锡山说：“你胡说！”稍微停顿一下，阎锡山擦了擦眼睛：“今天惩办你，使我伤心掉泪，但我不能以私害公。至于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顾虑！……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跟竹溪（谢濂的字）说说。”提到家，想到老婆孩子，李服膺哭了，无语。阎锡山向周围点了一下头，走了。李服膺明白，生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把帽子往地上一摔：“那还说甚哩！”
阎锡山走后，警卫营的人就带着绳子去捆。谢濂喝住了，说那只是个样子，于是没有捆，只把绳子搭在脖子上。张达三低声问李服膺：“有对家里说的话没有？”后者摇了摇头，没说话。审判官念了预先写好的判决书，随后，这位早已被革职的军长就被押向汽车。李服膺迈开大步走得很刚骨，居然像是去视察部队。张达三说：“慕颜，你不要着急。”汽车向大教场开去。
枪毙李服膺的人是警卫营的连长康增。下汽车以后，张达三和李服膺相跟着往前走，还没走到放棺材的地方，张达三往旁边让了让，康增就用山西造的大眼盒子，一枪毙了李服膺。
日军骑兵第4旅团快速逼近独石口长城，京师西北门户岌岌可危。
独石口，位于今河北省赤城县北，处在冀北山地与坝上草原的交界线上，是沽水入塞的山口，是元望云道由草原进入山地的隘口，历来是京师辖区内北路防区须倾全力而防御的关口。
独石口，顾名思义，因南卧孤根“独石”，北通险绝“隘口”合而得名。耸立于关前的独石上，镌刻着“突兀孤秀”、“一石飞来”两组大字。独石口坐落在南北流向的两河之间，左为黄龙河，右为青龙河，背靠蜘蛛山，所以有“二龙戏珠”之说。独石路长城修筑完备于明嘉靖年间。西起为今宣化、崇礼、赤城三县交界处的大尖山（锁阳关北），到独石口向东南下，沿黑河与白河的分水岭，经镇安堡、龙门所至后城的马道梁入延庆永宁四海与八达岭段相接，全长四百六十余里。清朝康熙大帝玄烨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统六军亲征噶尔丹，出塞、班师皆走望云古道，并驻跸独石口，巡察了这里的险绝形势和边关防务。独石口以“朔方屏障”驰名天下，有“上谷之咽喉，京师之右臂”之称。
日军向独石口追击的时候，集结于怀柔附近的傅作义所部第59军（实际上只有第73师），奉命进到独石口布防。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6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
1931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35军的军长。12月，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傅将军与晋绥将领徐永昌等15人通电坚决抗日，提出“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规定部队早晚点名时，要高呼“誓保国土，以尽责任，不惜牺牲，以雪耻辱”的誓词。
1933年1月5日，日本侵略军进犯山海关，危及华北。傅作义便分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上前线杀敌。15日，他以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希望全省同胞檩于困难的严重和绥远的危机，一致奋发，奋起救国御侮”。25日，率领第35军由绥远开赴察哈尔、热河。
傅作义的部队，来源相当复杂。傅本身是阎锡山的老部下，抗战爆发后才自己独立出来，他的部下有黄埔军校的，有徐永昌的国民3军的，有民团保安队，有冯玉祥的西北军，有蒙古骑兵旅，还有阎锡山手下“十三太保”的余部，可说鱼龙混杂。然而，经过傅作义的手，这些部队却都具有了相当的战斗力，在华北堪称劲旅。而且，他部下的将领对他，也有着特殊的忠诚。
傅作义部下的“一字并肩王”陈长捷曾经说过傅作义的特点：“不说硬话，不作软事”。真实的傅作义，有着极高的军事天赋。他待人宽厚坦诚，大公无私，又能够破格提拔，战阵中从不肯轻弃部下，因此取得了极高的威望。而部下在他手中，也觉得可以让自己的才能得到极好的发挥，因此对他死心塌地。可以说，傅作义所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集团，傅作义的个人魅力正是它的核心。
注重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傅作义军事思想的一大特色。在抗战时，他用爱国主义统一全军的思想。在劈刺训练中，在绑扎的日本人上面写着日本侵略者将领的名字。实弹演习时，标靶上画上日本军官的头像，以激发官兵同仇敌忾，誓死卫国的抗日斗志。傅作义提出“整体干部办法”，目的是建立一个表面上服从蒋介石、阎锡山而实则以傅作义为核心的集团。
“整体干部办法”的核心是“四为”、“四有”、“四要”和“五个一致”。“四为”是：为国家，为整体，为抗战，为胜利；“四有”是：有抗战必胜信心，有奋斗牺牲精神，有民主平等作风，有对国家，整体，职务的责任心。“四要”是：要积极工作，要艰苦朴素，要团结互助，要学习进步。“五个一致”是：生活一致，作风一致，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傅作义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统一抗战思想，增强军队的战斗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傅作义着眼于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实行。他处处关心人民的生活，深知人民的疾苦。就任绥远省主席之初，即从使“官贫民富”做起，剿除匪患，整顿金融，整饬吏治，发展生产，兴办教育。兴利除弊，安定社会的结果，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因而政绩显著。他身兼军政两要职，以“治军、治水并重”为指导思想。他深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能直接为人民造福，首先是为农民谋利益，所以从当绥远省主席，到历史上自告奋勇当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对水利都特点重视。走到哪里，把水利修到哪里。在河套地区，军工所修渠道，宽15米以上的干渠达1700里，3米以上的支渠超过1万里，渠道纵横，渠水遍地，水浇地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为成都平原两倍，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之美称。在他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发展粮食生产”的号召下，战争年代做到了军粮民食自给有余。傅将军还采取了许多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诸如，构筑国防工事，训练国民兵，禁烟禁毒，扶植工农业生产，减轻人民摊派负担，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兴修绥远到新疆的公路，活跃商旅，以及试行“管、教、养、卫”合一的乡村建设等等。特别在河套地区，清丈地主、地商证照之外的多余土地，按“谁种谁租”的原则，交给农民永租，体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傅作义提出“生活标准化”问题。他说：“生活标准化’，就是我们所一贯坚持的待遇不同，生活一致。以我们共同的生活标准为标准。尤其负实际责任的同志，绝对必须如此。因为，第一，这是清廉的基础。第二，同志们上下感情融洽。第三，人民对官吏信任。第四，同志们可以减少许多无谓的浪费。”这就是提倡艰苦朴素、官兵一致的思想基础。将军与士兵虽然“待遇不同”，但是要求“生活一致”。“以我们共同的生活标准为标准”。实际这是战争年代的低标准。傅以身作则，为这个“共同生活标准”树立榜样。在他带动下全军上下形成一个“标准”。
傅作义本人从上到下作风简朴，他布衣粗食，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比较罕见。从正统的国民党官员眼里看来，这就有点儿象**了。历史上杜聿明曾经在国防部高参郭汝瑰家看到一个有洞的沙发，于是猜测郭是**，原因是国民党里面没有这么朴素的（他这倒猜对了，郭汝瑰被称为**中“头号共谍”）。
有趣的是阎锡山也十分简朴。至少对外如此，但从来没人说老阎是**。这因为老阎的简朴透着邪门，不但不象国民党，也不象**。骑兵军军长赵承绶曾回忆，有一次高级将领开会，不知不觉过了时间，于是阎下令厨房备饭，大家吃了再走。入席后将领们却唯唯诺诺，无人下箸。原因？十几个人，除了馒头，桌上只有八寸大一盘炒鸡蛋……见大家拘谨之状阎锡山一拍桌子：“你们倒是吃啊！”长官热情相邀，大家互看一眼，顿时踊跃起来，只见筷子齐飞……最后大家吃好，敬礼告别的时候盘里居然还能剩下三分之一。
阎老西的炒鸡蛋真经吃啊！
傅作义虽然也是山西人，还没有简朴到这个份儿上。
傅作义的俭朴具有我国农民朴实无华的气质。他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跳舞；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他提倡“官兵一致”是从自己做起的。他里里外外，从头到脚，穿着士兵的服装鞋帽，扎着土兵的绑腿、皮带。一般的军官还可从佩戴的符号上识别军阶的高低，而傅从来不戴符号，没有明显的标志，初次见面的人还以为是个普通的士兵，绝想不到竟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将军。傅是有一套将校呢军装的，那是准备去南京开会时穿的礼服，以随和蒋的排场，免得人家讥讽“土包子”。
在傅的影响下，他的部队军官不着呢料军装，不佩短剑，不穿皮鞋马靴，从军长到伙夫马夫都是一样的粗布军服。各级军官不必在穿着上考究，“减少许多无谓的浪费”。平时不搞特殊化，平易近人，“上下感情融洽”；战时不易暴露指挥官的身份，引起敌人的注目。
傅每餐的副食无非白菜、豆腐，山药、鸡蛋之类，主食爱吃家乡的没碱馒头和小米稀饭。有客人则添双筷子。部下向傅汇报工作，有时留着吃饭，边吃边谈，饭菜清淡可口。在粮食困难时，士兵吃酒糟，他也吃酒糟；土兵吃豌豆，他也吃豌豆，有时吃点豌豆面面条就算改善伙食了。
傅将军的办公室陈设很简朴，在绥西河套陕坝驻防时，他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室、餐厅，都在四十多平方米的一间大房内，粉墙砖地，条桌条凳。到了归绥、张家口、北平，他的会议室也是，几张会议桌，几把木椅。没有成套沙发、转椅、写字台，玻璃板等高级家具。
傅将军治家甚严，每月有固定的生活费，维持中等家庭的生活水平。夫人亲自操持家务，男女孩子经常穿着整洁而褪了色的旧衣服，上学也只给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傅并非经济力量不足，而是勤俭持家，从小养成孩子们俭朴刻苦勤奋上进的生活习惯，不高人一等，不倚势凌人，要象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绝不许有公子、小姐的骄、娇二气。
傅作义对日作战十分积极，有些战术作风类似土八路。历史上这一点给日军造成了相当的混乱。抗战时日本有一份华北地区**军序列资料，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傅作义部下的35军、新编第32师都划给了**；傅作义长期和中国**坚持合作。历史上的1936年8月14日，**致书傅作义，明确提出：“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傅作义接到此信时深为感动，更加坚定了他抗战的决心。傅作义还请求**派干部帮他整建35军。**中央派潘纪文为中央驻傅部特派员，率领王一然等几十名干部和抗大毕业学生到傅作义部队工作。当时傅部只有2个师，2个师的政治部主任阎又文、康保安都是**，虽然后来傅作义和**打了两年多内战，但香火情未断，绥远和平起义，这两位都是傅作义方面的代表呢。
由于傅作义与**合作抗战，引起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蒋介石则说：“傅作义的部队成了七路半了。”意思是说，傅作义部队离**八路军已经很近了。
所以历史上傅作义的部队就被称作“七路半军”。
59军辖3个旅，其中奔赴独石口的先头旅——210旅的旅长由傅将军在保定军校的同学叶启杰担任。开拔的时候，驻地的老百姓夹道送行。叶启杰走在全旅行军队伍的最前面，刚刚出了旅部营房，就见路边的老百姓把煮熟的鸡蛋、烙饼往旅里兄弟的口袋里面塞，行军队伍根本走不动。
中国的百姓就是这么爱戴着保卫自己的军队，而且爱戴得那么朴实。有些老百姓来不及做烙饼，就把生玉米棒、生葵花摘下来往大车上面扔，好多兄弟几乎是留着眼泪离开驻地的。
叶启杰朗声说道：“乡亲们，我叶启杰带兵打仗，打鬼子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谢谢大伙来送我旅将士出征，大壮我旅士气。这次出征，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和鬼子血战到底！”
此时跪倒的乡亲都纷纷鼓掌，叶启杰让大家都起来，拉了半天，跪倒的乡亲也都起来了。
“全旅整队，向乡亲们敬礼。”
片刻之后，4000多名兄弟列成整齐的方阵向送行的乡亲敬礼。
“全旅的兄弟们，这次我们奉命去策应长城的友军抗击小鬼子，全团上下，只许进不许退，临阵脱逃者，斩！”
3月10日，59军进入独石口长城一线构筑阵地。傅作义将曾延毅第218旅、叶启杰第210旅部署在一线阵地左右两翼，金中和第211旅部署在二线主阵地。
傅作义在国民革命军中以善守著称。他经常讲：“兵不离阵阵必固，官不离兵战必胜。”苦守涿州三个月，承受着奉张十倍于已的兵力围攻，陆空配合，步炮齐发，七次总攻，岿然不动，城内日落炸弹、炮弹达五千余发，傅见哪里危险，他就到哪里指挥，生死早置度外。1928年6月，傅将军机智地摆脱奉军的软禁，逃出了保定，被蒋、阎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傅身边仅有几名随从，凭一纸空文，闯进天津警备司令部，赶走了褚玉璞，说服司令部的人员归顺，宣布接任新职，并控制了天津地区治安。当时天津周围驻有张宗昌的直鲁联军10万余人，并派有天津保安总司令，傅将军深入龙潭虎穴的惊人之举，被誉为智勇双全的传奇人物。
傅作义非常重视知己知彼，所部到怀柔后，专门派人到各部队广泛搜集日军作战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深知日军装备优势显著，须用良好的工事弥补我方装备悬殊。针对日军的飞机轰炸和坦克冲锋的特点，他提出了“七分用土，三分用枪”的对策。
为修筑好工事，傅作义亲自带参谋人员和工兵到独石口实地察看地形，设计出多种样式的掩体和战壕，绘制成图，连夜下发到各连。在上万名当地劳动力的帮助下，各团营连按照要求，在20日前抢筑了相当规模的三线纵深配备阵地，还在阵地前挖出4米深的外壕两道，外壕外面另埋地雷。为应对飞机轰炸，各连工事均分为上下两层，炸毁上层，还有下层。各掩体内设有指挥部、弹药库、绷带所、厕所等。前后阵地之间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沟。并且，为对付日军侦察机，阵地上都进行了伪装，伪装得甚至连人走到跟前也难于发现。
几天后，前沿的兄弟报告说鬼子好像有频繁的调动。叶启杰站在长城隘口上面拿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下，鬼子好多大车和卡车在往他们的前出阵地运送物资。叶启杰心里嘀咕着，要是有几门远程的重炮就好了，集中在他们的物资堆积点来上那么几炮，绝对够鬼子喝上一壶的。
第二天清晨，日军骑兵第4旅团出动差不多1个大队的规模开始向叶启杰210旅的阵地发起进攻。从整个战场态势来看，鬼子是想多路并进，威胁到独石口的守军。
上午进攻的主要方向是420团2营所在阵地，薄鑫团长对于2营的战斗力还是比较信任，而且营长高景山也是他手下的老兵，据险防守1个大队的鬼子应该还是能顶上一个上午的。薄鑫让其他各部从侧翼为2营提供火力支援。鬼子第一轮组织的步兵冲击受到了左右两翼及正面2营的顽强阻击。战斗刚刚打响不到1个小时，2营正面就扔下了几十具鬼子的尸体。面对必须向上仰攻的地形劣势，鬼子毫不畏惧，退下去之后又从后方要到了炮火支援，开始准备下一轮的进攻。
这次进攻的炮火准备非常充分，从声音上判断，约有十几门山炮在向2营阵地上猛轰。2营的阵地主要是依托长城的城墙，然后再布设沙袋。所以防炮能力很差。一时间2营在炮击中伤亡严重。第一轮20分钟的炮击下来，2营就伤亡了不下上百人。更严重的是，2营据守的长城被炸开了宽约十几米的缺口。
骄横的鬼子不待炮击结束就开始朝2营的阵地上冲，第一排的鬼子全部由军官组成，个个脱了呢子大衣，只穿了一件白衬衫，端着刺刀朝长城上面被炸开的缺口拥了过来。
在团部的工事外面，薄鑫看到2营阵地马上要被突破了，顿时心急如焚，火速将作为预备队的1营的李吉祥部调过去，务必增援2营守住阵地。
等1营赶到2营阵地的时候，整个阵地上已经打得白热化了。2营东侧两个阵地相继被突破，成群成群的鬼子像蚂蚁一样顺着缺口处往长城上爬。
李吉祥看到这个景象不禁心里直打鼓，从来没见过打仗这么凶狠的。1营就地展开，一部固守住现在的阵地，另一部打算从山下面穿过去，然后攀缘到另一侧的2营阵地。部队刚待展开，5连的连长田雨跑过来找李吉祥。
“营长，我能说两句吗？”
“你说，啥事？”
“营长，现在咱们营不能分，一旦分了就成了添油战术，扔上去多少，就被鬼子打掉多少，倒不如集中起来一鼓作气把阵地上的鬼子撵下去。”
好大的口气，李吉祥心里嘀咕着，他打量着田雨。
“别瞎扯淡了，就现在的兵力，守都不一定守得住，你还反攻呢。”
“营长，刚才鬼子和2营已经拼了那么长时间了，弹药估计也剩不了多少，刚才他们能突破我们，主要是炮火厉害。现在我们冲上去和他们搅在一起，他们的炮火反而就没有优势了。我们拿手榴弹开路，然后逐次射击投弹，最后冲上去和他们近战。”
李吉祥心里一咯噔，豁出去了，现在如果固守剩下的阵地，没准儿鬼子还要用炮火轰，与其那样还不如和鬼子搅到一起。
这时拥上2营阵地的鬼子正在拼命向纵深和两翼猛攻，尽管他们突破2营阵地后已经很疲劳了，但攻势丝毫不减。100多个鬼子在2挺机枪的掩护下，拼命朝一处屯兵洞猛攻。突然，从屯兵洞里扔出来十几枚手榴弹，顿时阵地上面砖块、弹片纷飞。
爆炸刚停，从屯兵洞里冲出来50多个剽悍的爷们，个个腰间都插着手榴弹，端着刺刀扑了过去。
这50多人和鬼子正好撞到了一起，双方很快开始了白刃战。此刻就见到长城上面近200名不怕死的男人拿刺刀、手榴弹在血拼厮杀。
此时，傅作义部的官兵们使出了他们闻名天下的绝技：“飞刺刀”！
35军传统的“飞刺刀”，即在与敌短兵相接，拼刺刀前的刹那间，放最后一弹，使敌猝不及防，而将敌击中。“飞刺刀”全凭军人的磨练和定力，它是在双方可以对视的一刹那，眼、心、手的高度统一，不是端枪瞄准射击，而是全凭感觉随手射击，命中率惊人，历史上使美军顾问有何惊叹不已，其原理大致与叶挺在淞沪发明的白刃战时放出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的“上红膛”相似。
此时阵地前面，左右高地的坡崖上，杀声震天，血肉横飞。举着膏药旗的日本兵成了我军战士的活靶子，几乎无一幸免。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完全失去作用。
从屯兵洞里源源不断地冲出的兄弟，白刃战主动权迅速易手，狭窄的空间里面，鬼子被逼得步步后退。
冲在最前面的田雨浑身是血，他手上端的步枪上面，刺刀早已被鬼子的肋骨别弯了。他一边投弹，一边招呼身边的兄弟向前冲。田雨边上的兄弟举枪打倒了一个向他突刺过来的鬼子，但他左前方的另一个鬼子不待他重新上膛就一刺刀扎穿了他。那个兄弟发出一声惨呼，紧紧攥住鬼子的枪管，然后愣是把刺刀从自己的胸膛上拔了出来。他纵身扑向鬼子，两个人搂在一起从被炸开的缺口处滚下了山崖。
后面的兄弟个个奋勇，一排密集的子弹打了过去，把盘踞在缺口处的鬼子短暂压制住了。鬼子的指挥官嗷嗷叫着，拔出指挥刀带着剩下的几十个鬼子扑了过来。又是一阵密集的子弹，手榴弹像雨点一般落了下来，鬼子顿时被炸翻了十几个，其余的鬼子还是玩命地死冲。
这时赶过来增援的鬼子也在山脊上朝2营的阵地上冲，而在2营的侧翼，1营长李吉祥指挥全营火力努力压制鬼子的进攻队伍。但1营距离过远，增援的鬼子丝毫不理会从侧翼打过来的子弹，被打倒一个，后面的鬼子看也不看，跳过地上的尸体继续前进。
眼看着鬼子的增援部队就要拥上来了，这时长城上的战斗发生逆转。打得精疲力竭的1营的后面出现了一支生力军，团直属卫队的50多人增援过来。卫队里面全是一水的德国造驳壳枪，子弹像泼水一般朝剩下的鬼子打了过来，瞬间彻底压制住了鬼子的火力。
1营此时也打红了眼，由田雨带着20多个兄弟光着膀子，每人背着10枚手榴弹，短短3分钟全扔了出去。鬼子最后据守的工事被炸得一片火光，尸首横飞，1营的兄弟端着刺刀大吼着冲了上去。
眼看着本来已经夺下的阵地重新易手，增援的鬼子也陷入了癫狂。他们不待机枪火力压制，就朝长城的缺口处拥了过来。
1营分出50多人堵在缺口正面，用密集的子弹封锁缺口。长城上的兄弟拼命朝鬼子投弹，打到最白热化的时候，有的兄弟身上挂满了手榴弹从长城上面往下跳，一声轰鸣后炸倒了一片鬼子。
围绕着短短十几米的缺口，两军反复争夺十几次，整个缺口处尸体堆积如山。最后冲上来的鬼子根本不用架设云梯，踩着尸体就能冲上长城。1营并2营剩下的兄弟一直和鬼子血战到了傍晚。最后鬼子累计丢下200多具尸体撤了下去。
这次团里的兄弟学精了，只留下少数观察哨，其余的兄弟全部撤入二线阵地。部队刚刚进入工事，就听到长城上面炮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腾起一道道巨大的烟柱。
日军连续7次攻我正面阵地皆遭失败后，遂改变主攻方向。日军骑兵72联队从长园堡渡河向口头村、茶坞村作大规模的迂回，到叶启杰旅阵地后方袭击。叶启杰旅长即命薄鑫420团第3营迎头痛击，我军与日军的一场恶战在山下展开。
这次鬼子打得相当冷静，他们并没有一味地猛攻猛打。而是用步兵迂回包抄，逼迫3营不断使用机枪火力才能压制住。部署在后面的鬼子重炮组只要等到我军的机枪一开火，立刻进行观瞄，给出射击诸元。往往是3营的机枪刚打几十发子弹，鬼子的重炮跟着就打了过来。
薄鑫对于这种打法非常不适应，因为团里没有什么可以有效对抗重炮的武器，整个对峙打到下午4点多，3营已经伤亡了80多个弟兄，3营长曹子谦负伤，1连连长魏震海阵亡。薄鑫知道这么对抗下去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于是命令3营准备撤退。
但鬼子目前攻势很凌厉，如果撤得过快，很可能引得鬼子从后面尾随追击。相对可行的办法就是用猛烈的火力短暂压制住鬼子，然后相互掩护朝自己防区撤。
在这紧急时刻，叶启杰旅长指挥炮兵1营1连，拉出山炮4门置于山脊，按照“四炮联线，机枪压阵”的布置格局，用零线子母弹轰击。零线子母弹内含小铅弹270粒，出炮口30米即爆炸，爆炸面宽30米，长300米。鬼子没有想到这么近的距离遭遇到了密集的射击，冲到最前面的几十个鬼子纷纷被打倒。两侧高地的坡崖上，横七竖八地倒着许多伤亡的日本兵。战后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惊呼：“两军相距甚近，华军尚发炮用此弹射击，实属罕闻。”
日军骑兵第72联队转而攻占了我方守备薄弱的茶坞村阵地，对其他阵地构成威胁。傅作义电令二线阵地的第211旅第421团增援收复。
第421团的团长孙兰峰，在傅作义所部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作战中跛一足。人称“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这两员大将在傅部可谓无役不与，配合默契亲如手足，但其实两个人的气质大有区别。董其武沉默坚韧，足智多谋，善于指挥步兵，有儒将美称，孙兰峰脾气暴躁，作战凶猛，善于指挥骑兵。老部下说起他来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孙兰峰，急火星”，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早在傅作义当团长时，孙兰峰就跟他当连长，多年患难相处，生死与共，他们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普通的袍泽之谊。傅部大多数将领是山西人，而孙兰峰祖籍山东。遇到不高兴的事，孙兰峰就会去拍傅作义的桌子：“我有哪点做得不对，不就是籍贯里错了一个字吗？”
傅作义对这两员爱将的使用也很有心得，常常在作战中以董担任正面防御，而孙担任强攻反击。
这段时间尽管鬼子没进攻，但炮击还是时不时地来上那么几发。主要是鬼子的山炮，只要表面阵地一有人走动，对面的山炮咣当一下就砸过来。常常是刚走出工事，就听“巨”的一个尖厉的声音。赶紧就得往工事跑，有跑慢了的兄弟，不是被炸死，就是被炸伤。
一连几天，鬼子的冷炮打得特别准。炮兵出身的2营长李作栋就开始犯嘀咕了，这周围一定有个鬼子的观瞄哨所，有多门鬼子的山炮或者步兵炮在这附近。李作栋把这个想法和孙兰峰说了，他本来也就随口一说，没想到孙兰峰却认真了起来。
当时很多炮兵指挥员都是日系炮兵教育出身，他们在学校里的教员多数是留日的，所以李作栋对日军的炮兵观瞄方式和图板作业再熟悉不过了。孙兰峰要李作栋把鬼子可能藏匿的地方指出来。
最后两个人一一排除，把目光盯在三处地点上。
这三处都有很好的观瞄条件，此外其中的两处都靠近道路，弹药补给非常方便。而且这三处距离团里的防区都有一定的距离，中间有鬼子的步兵布防，想要进行偷袭的话相当困难。
但孙兰峰和李作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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