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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9日，事变的第二天，曹艺听完第二节课，照例赶到阅览室浏览一下当天的报纸。日本学生争着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兴奋、骚动、大异寻常。曹艺急忙抢到一张上海版的《每日新闻》，“昨夜皇军炮轰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等大标题，赫然在目。
阅览室内只有他一个中国学生，纵然是满肚子疑问与愤怒，却没法儿发泄。曹艺只得急忙跑到中华部，对班上同学大喊大叫。当晚，中华部的同学聚集在大教室开会，各级各科同学齐聚一堂，甚至从不关心政治“死读书”的同学也加入进来。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侵略，太突兀，太露骨；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太软弱、太无能，激起每一个中国人的义愤。同文书院中华部的同学们一商议，很快就举行了罢课，这在上海大专院校中是第一个。9月20日，曹艺作为学生会派出的代表，走访上海各大学学生会，进行宣传发动，串联工作，组织学生反日会。26日，上海市民大会在南市举行，同文书院的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激昂的演说。
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使学生运动加倍高涨起来，纷纷向政府请愿，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28日上海各大学5000余学生，分乘3次专车，陆续离沪赴南京请愿，后面还有更多的学生整装待发。毕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就在曹艺积极投入学生运动的同时，他已暗下决心，投笔从戎，到抗日的最前线去，和日本侵略军拼个你死我活。
他找到保定军校毕业的同乡王图南。王将曹艺介绍给当时我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交通兵团2团的团长斯立。王图南对斯立说：“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守身如玉，无不良嗜好，胆识过人，能说会写还相当能吃苦，是块好料子。”不过，他又拉着斯立到旁边悄悄说：“就是他思想有些过激。”斯立一笑了之，他是个重才不问政治的人：“我不管他的思想过激还是过缓，只要他有真才实学就让他来，我需要一个随身参谋，不怕他造我的反。”斯立当即录用他为陆军交通兵团装甲汽车队上尉队副，后来又保送他去陆军交辎兵汽车训练班第1期当学员。曹艺在那里全面学习了机械化，摩托化的军事调度，运用与指挥的理论知识，掌握了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使他有资格立足于机械化部队。当汽车8连被调到长城抗战前线后，曹艺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转折。
沽源战斗失败后，伪军后撤准备休整。忽又报傅作义部正在沽源集结，可能要进攻多伦。
德王接到伪蒙古军第2军第7师的师长穆克登宝的紧急报告后，非常着急。他估计穆克登宝敌不过傅作义，觉得王英的伪军在沽源所以吃了败仗，原因就是新招罗的杂牌军训练无素，没有实战能力。穆克登宝所率领的第7师，同样是新近编成且训练很差，恐怕一交火，就会遭到和王英伪军同样下场，所以主张放弃多伦。但是当时伪蒙军第2军的日本顾问烟草谷下令叫死守多伦。德王接到报告后，认为烟草谷的命令不妥：“这怎么能死守住呢？死守要守死！”他的想法是，乘傅作义不备之际，进行奇袭截击。德王想乘飞机前往多伦布置，正要走，田中隆吉把他叫住了。
田中隆吉因沽源战斗失利，计划暂时放弃进攻察南的计划，转而向察北进攻。他们认为察北地域辽阔，多是蒙古草原，傅作义在北线的军事防御工事薄弱。早在数天前，日本关东军就指使其驻伪“蒙古国”的特务机关，购得万余袋白面、500多桶汽油和大批军械弹药，运到多伦积存，就是准备从北线进攻察哈尔用的。他说，傅作义要先动手打多伦，我们怎么能随便放弃呢？烟草谷坚持死守是对的。我们从王英部和你德王、李守信部再派一部分增援部队，在保住多伦的前提下再作进攻察北的打算。德王也考虑到从北线进攻有利，暂时同意了坚守多伦。
敌伪军的阴谋早已被识破，据南京《中央日报》报道：“数日来某方阴谋所企图组织之所谓‘大元帝国’，其预拟疆域即由热河西达新疆边境，包括蒙古全部在内。闻共费用预算四万万余元之巨。截至现在为止，已耗去五千余万。其对多伦之经营，本拟作为察北唯一之军事交通之战略要地。故连日来，不断由热河购办大批煤炭、白面，用汽车拉到多伦。”
这就是德王调穆克登宝出来，烟草谷不让的主要原因。为守住多伦，烟草谷于3月23日用100多辆汽车，送来2000多伪军，还打算24日再用200辆汽车运伪军5000人增援，企图从北线发起一次新的进攻。不料24日深夜，傅作义的59军就对多伦展开奇袭！
25日零时，枪炮齐鸣，傅作义部开始了总攻。
多伦和它四周的大山，静静地肃立在暗夜的寒风中，没有一点声息。几道坚固的工事，在山道中静寂地横躺着，整齐的散兵壕，和掩体堡垒，没有一个日伪军防守。我军沿着山坡秘密地向山上爬行着，前哨部队很快将敌人的警戒哨兵捕获，直到枪声大震时，熟睡的敌人才从梦中惊醒。
在暖帐里酣睡的胜岛角芳，正做着一个美梦。
日本特务胜岛角芳，化装成一个喇嘛，实则是德穆楚克栋鲁普的高参和指挥者。这个穿着喇嘛黄袍袈裟的特务，精通蒙语，冒充蒙人，云游内蒙各地，专作地图测绘的情报工作。他在内蒙潜伏20余年，始终未被发现。历史上1937年春季他返回日本东京，曾在东京市日比谷公园大会堂中，作过一次化装蒙古喇嘛在内蒙活动20余年的情况报告，中国人才得知此人身份。
此时的胜岛角芳，梦见他为了潜伏内蒙20多年的辛劳，正受裕仁天皇的召见。天皇赏赐给他一盘玻璃器皿，在诚惶诚恐的慌乱中他没有接住，器皿哗啦一声摔到地上。他惊醒之后，才听到城外传来震耳的枪炮声。他顾不得穿那件喇嘛的黄袈裟，只穿着一件棉和服，就跳下床来，拔出战刀，哇呀呀地喊叫着，亲自督战。
夜晚吸足了鸦片的王英，和好色地正搂着一个日本军妓睡觉的田中隆吉，也都从军部他们的住处惊醒过来。
德穆楚克栋鲁普那天正好回他的老家土默特旗，见他的老世交、被称为“草原之狼”巴布扎布之子甘珠尔扎布，就没赶上在军部宿营。
伪军营里一片混乱。王英的伪军和李守信的“东亚同盟军”及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蒙军骑兵，都被日本的“指导官”用手枪威逼着，慌乱地进入阵地，仓促进行抵抗。
曹艺随着部队向纵深推进。就在这时，胜岛角芳挥舞着日本战刀，集中全部火力，拼死阻止我军突击。他冒突着血红的大眼珠子，指挥着敌人的阵地增加了10余挺轻重机枪，以炽盛的火力，阻止我军前进。敌人占据着制高点，又有坚固的工事，我军是仰攻，几次冲锋都难以突破敌人密集的炮火，推进很慢。
子弹就在曹艺的头顶上呼啸，火光在四处闪烁，像雨点一般稠密的弹火，使冲锋的战士，抬不起头来。幸好他们最初已爬过敌人的两条复曲线式的战壕，这时，也只好跳进去，权当他们的掩体。战斗形成了胶着状态。曹艺行军路上的愉快心情，被身边战友的牺牲和进攻的受阻，变得有些沮丧了。但是他看见战士们，握紧拳头顶着呼啸的子弹，抢着往前冲，曹艺又感到有了前进的希望。
前敌指挥部里，总指挥孙兰峰在看手表，战斗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离天明只有2个小时了。他皱着眉，脸上流着汗，心里焦急地想着，如果在拂晓前不能结束战斗，天明后，敌人的援军就会赶到，再加上敌机轰炸、低空扫射，收复多伦的任务，就要告吹。孙兰峰想到这里，虽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大员，也越加感到情况危急，心情更加紧张。于是，他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全力以赴，坚决在拂晓以前，全歼敌军，收复多伦。
他望着桌上摆着的敌我态势图，重新配置了捷克式山炮和索罗通小炮的强火力炮兵阵地，调动军队分成左右梯队，进行攻击主要目标，抽派一队至东北的大道上，伏击敌人，断绝归路，然后通过西部地区的佯攻，转移敌人的视线。使主力部队得以进行攻击。魏志中的骑兵团，协同右梯队，占领北山，控制敌人的飞机场，并担任追击败退之敌。
激战开始了。山炮很快推进到多伦南山大道以东高地附近占领了阵地，集中猛烈炮火，向胜岛角芳和穆克登宝控制的阵地，实行摧毁性的轰击，向敌发起拂晓前的总攻。12门山炮同时射击，8门索罗通小炮，用破甲弹向敌人的轻重机枪掩体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掩护着“装甲车”和步兵沿山路向上做攻击性攀登。在很短的时间里，敌人的阵地就被我军猛烈的炮火摧毁。
曹艺带着一个梯队，冒着雨点般射来的子弹，驾驶着一辆“装甲车”，由东南山的公路向敌飞速冲击。
历史上抗战时期，由于兵员素质和战术思想的局限，国民党军主要采取的作战方式是阵地战，敢于和机动、火力都占优势的日军进行运动战的可谓凤毛麟角。然而，在北方战场上，有一位**的将军30年代初期就开始玩“闪电战”的把戏，比希特勒还早。此人，就是人称“七路半”部队的指挥官傅作义将军。
傅作义在国民党军中称为“守城名将”，这是因为他一守天镇、二守涿州、三守遵化出了名。无论西北军、东北军还是日军都拿不下他的阵地来。实际上傅作义在抗战中更擅长的作战是运动战。甚至，还一度打出过类似“闪电战”的战例来。
要说当时的国民党军能打出“闪电战”来，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闪电战包括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大纵深的穿插、装甲部队的突袭，以及空地一体作战。正是依靠这三条，纳粹德国把波兰、法国打得落花流水，连苏联都险些着了道。30年代前期，国民党军肯定没有足够飞机和地面部队配合。其他两样，大纵深穿插的胆量有没有不说，装甲部队上哪儿弄去？
偏偏傅作义这两样都有，傅作义虽然属于晋军系统，穷，但并不妨碍他组建一支自己的摩托化装甲部队。1932年，傅作义认识到日军装甲部队的威力，随即决心建立自己的类似部队。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亲信将领，当时的警卫营营长王雷震。王不愧信任，他按照自己的思路把部队中的汽车集中起来，组成汽车队，而且将其中一部分加了装甲，变成了“装甲车”！这种“装甲车”，就是在普通卡车上面加一个金属罩，上面安装机枪。虽然这看上去很威风，战斗中只能挡枪弹弹片，对炮弹就没有多少抵抗力了。别看这一手不起眼，其中的含义却很深远，那就是集中使用机动车辆，建立快速突袭部队。这正是“闪电战”的精髓。
这支虽然原始，但堪称中国摩托化装甲部队鼻祖的精兵，成了傅作义的一张王牌。这次察哈尔反击战，傅作义之所以能够“突然”在一马平川的地方发起反击，就是汽车队发挥了出色的机动性。而攻打沽源、多伦，更是以汽车队为先锋，迅速长途奔袭，才能够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奇袭两地。特别是在收复多伦的战斗中，更以“装甲车”强攻日军顾问据守处，将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全歼。
这种集中快速装甲部队，远程奔袭的作风，的确有了些“闪电战”的雏形。
曹艺的汽车8连，大部也安装了“装甲”，所以在冲锋时能无惧伪军的枪弹。就在快接近敌人前沿阵地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第一辆“装甲车”被敌人射来的枪弹击中，正好把开装甲车的兵士打死在驾驶室里，这辆装甲车堵住了前进的道路，影响了步兵的冲击。整个主阵地哑然地静寂下来。敌人射来的霰弹，和哒哒哒的轻重机枪声，又欢快地鸣响起来。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曹艺急红了眼，喉咙干渴得像要冒烟，他觉着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一分一秒也不该犹豫，敌人的密集枪弹会击中“装甲车”，如果那车卡在通向多伦的要口，全军都要遭殃，整个进攻就要毁于一旦。于是，他顾不得多想，便一个箭步，窜到“装甲车”前，冒着飞弹的射击，爬进第一辆“装甲车”里，用力把驾驶兵挪开，他握住方向盘，开足马力向敌人猛烈冲去。就在这一刻，道路打通了，16辆满载步兵的汽车，便紧跟着从最大的那个口子陆续冲了进去。
炮弹一个接一个的落在多伦的周围。冲上去的步兵，纷纷跳下车，呈密集的散兵线，举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向多伦冲去。
敌人在强大炮火和步兵的冲击下，终于支持不住了，纷乱地向城内败退。我步兵也紧紧跟上，冲入城内。左右梯队迂回过去，火速就将城内敌人包围起来。
胜岛角芳和穆克登宝，两人手里都挥着大刀和德国驳壳枪，逼着伪军，在城内继续顽抗。枪弹像霰雾一样射来。
曹艺的“装甲车”开得迅猛，车头被撞到城墙上，震得他昏了过去，连他左胳臂上中了一弹，他都没有感觉。后来，疼痛使他渐渐苏醒，于是他听见了战士宏大的喊杀声。他用牙咬住，扯开一条灰布裹腿，包扎了臂挽，拿起他的枪，走出车门。
恰巧这时孙兰峰团长选拔的奋勇队杨天柱连突破了城前的缺口，曹艺随着这支队伍冲进了城内，在城内展开了肉搏战、白刃战。
魏志中的骑兵团，这时已攻占了北山，控制了敌人的飞机场，将敌军的后路切断。
在城内的酣战中，曹艺看见有许多蒙族战士，他们的子弹打完了，就拔出了腰间的切肉尖刀和匕首进行拼杀，他望着他们，边战边喊着：“蒙古族同胞，我们是弟兄，不要为日本鬼子卖命！”
曹艺呼喊的口号，居然意外地奏效了。这时，有一个年轻的蒙族军官，率领1个排30多人，举起枪，在战场上起义了。他们立刻和奋勇队站到一起，调转枪口向日本的指挥官射击。
日本特务胜岛角芳和负责守城之责的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宝，见我军已攻入城内，援军又一时增援不来，知道大势已去，而且已有蒙军在战地哗变，他们深恐如果再这样顽抗下去，势必要作俘虏。于是胜岛角芳立刻穿好棉衣棉裤，披上大氅，对日本的指挥官传下命令，让他们拼出全力，指挥机枪射击掩护，胜岛角芳和穆克登宝两人跟着机枪排，急乘汽车3辆，像被老鹰追逐的野兔一般，疯狂地冲出城，朝着东北方向夺路逃窜。
城内的4000多残余伪军，失去了日军的指挥，守着上千具尸体，600多名痛苦呻吟的伤兵，立刻就变成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全线崩溃了，而且他们纷纷跪到地上，磕头如捣蒜般地哀求投降。
前敌总指挥孙兰峰站在山脚下，用望远镜看到了整个战场的进程。这时传令兵向他报告，敌人有3辆汽车向东北方向豕奔而逃，他当即判断那必定是胜岛角芳和穆克登宝逃走了，于是他下令421团第3营第7连乘汽车5辆，带小炮2门，向逃敌跟踪追击。
那时天光已经大亮，不过还有晨雾围着山腰浮飘。7连得到追击命令后，立即驾车飞速沿山路奔跑。可是因为临时没有找到向导，道路地形不熟，车又开得太猛过快，最前面的一辆汽车忽然陷入山涧的沟渠里，摔伤了车里的十几名士兵，后面的4辆车便被阻隔了，时间耽搁了，敌人已逃得无影无踪，他们摇摇头，只好放弃了追踪。
多伦城里，枪声沉寂了。孙兰峰团长步入城内，一面令部队清扫战场，收拾清点缴获的物资武器；一面向傅作义电话报捷。
溃退下来的伪军，奔逃了一百多里，涉过希拉穆伦河，集结在补力太庙休整。田中隆吉因沽源和多伦两次战斗的失败，受到日本关东军的批评。田中隆吉躲在他的特务机关的大院里，闭门谢客，只和军妓寻欢作乐，终日鬼混，田中喝得酩酊大醉，时常撒撒酒疯。至于乘车逃亡的胜岛角芳和穆克登宝，以及后来从土默特旗赶来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一直向东北逃窜。好容易逃回了希拉穆伦。
田中隆吉为了挽回颓势，又令王英残部，加上希拉穆伦和补力太两地的伪军，于3月26日向多伦发起反攻。王英部队的副司令雷中田立功心切，“自告奋勇”，情愿率队前往，待机而动。在反攻多伦之前，雷中田给德王去信，自称“卑职”，以明心迹。
3月26日夜晚，胜岛角芳和王英便指挥其部队副司令雷中田，率领日伪军5000余人，分乘汽车100余辆，趁着暗夜，向多伦急进。
敌人的百余辆汽车，熄灭前照灯，沿着草原的土路，一字长蛇地开进，伪军们被告之不准弄出声响，否则军法处置。一路上士兵们抱着大枪睡觉。急驰的汽车把这些部队送到距多伦不远的山麓下，便空车返回出发地。
那天夜里，极度寒冷。时近午夜，朔风劲吹，午夜之后，乌云密集，空中大雪纷飞，顷刻山川尽着银装。
多伦城内前线指挥部，孙兰峰一直把阎又文留在身边当做参谋人员使用。屋里的炭火盆，发着噼噼剥剥的响声，正和着屋外大雪的折枝声。孙团长已接到防地守军的报告，说敌人的汽车已空车返回，敌人正在山脚四周集结待命，准备迂回进攻。
孙团长接到报告后，立即将部队依地形和工事配备完毕。阎又文跟着孙团长还曾亲到各部队的阵地视察了一遭，并命令团队，务要远派战斗小组，加强警戒，防备敌人夜袭。
现在他们刚刚回到指挥部。彻骨的严寒，使他们冻得几乎发抖。勤务兵给他俩各斟了一杯热茶，让他们暖暖肚儿。
孙团长捧着茶杯，让杯子的热度焐着冰凉的手。他和阎又文站在窗前，望着外面飘落的纷纷扬扬的大雪，他扭过头对阎又文说：
“这鬼天气，正是敌人偷袭的好机会，阎副官，你就负责跟前方警戒部队加强联系吧，务必要加强防范。”
“是的，看来敌人也很想搞一次夜袭。”阎又文喝下一杯滚烫的水，便离开窗前，走到办公桌边，拿起电话，跟前方联系。
呆了一会儿，指挥部的大门就被一只大脚踹开。门开处，跑进来连呼带喘的骑兵团长魏志中。直到这时，他才想起立正“报告”！从他那冻得青紫的惊疑的大脸上，就肯定知道发生了重要情况。
阎又文对魏志中的鲁莽，报以会心的微笑。孙团长急切地问：
“有什么情况吗？”
“报告，警戒哨兵在距城2000多米的西山坡上，发现了好像是一大群羊在慢慢地蠕动。”
孙团长听后，不由得和阎又文的目光对视了一会儿，然后猜疑地说：
“这真是怪事！羊在夏天，还能吃点露水草，现在是大雪遍野，地冻天寒，寸草不见，天刚朦朦亮，那能放牧？！显然是其中有诈，肯定是敌人伪装。”
他转过脸，对魏志中说：“好，继续监视！”然后对阎又文说：“马上命令各部队，即刻进入阵地，准备战斗！”
魏志中飞快地跑出去，这时就接到前方的电话报告说，伪装的敌人，已与我哨兵发生接触。孙团长立即做出阻止敌人强攻的战斗命令。指挥山炮营集中炮火，居高临下，予敌以前后夹击，兵分三路攻击。在电话里高声地喊着：
“命令韩天春营的奋勇队张振基连，将皮衣翻穿，也扮成羊群，绕到敌后，占领西山东南以左高地，在炮火的掩护下，包抄敌人的后路！”
阎又文此刻又处于酣战前的那种非常兴奋的状态之中，等孙团长刚放下电话听筒，他就带着那次央求傅作义将军的同一神态说：
“孙团长，让我也参加到这群羊里去吧，您能答应我这火线上的请缨吗？”
孙团长在灯下望一望他那清瘦的但闪着青春激情的面庞，叹一口气，摆一摆手说：
“好吧……我只能答应了。”
阎又文满脸光辉地含着笑，把他的军大氅翻过来，露出了白色的羊毛，急忙穿上，敬了一下军礼，拉开高扇巨大镂花木门，消逝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了。
门开处，带进来一阵夹着鹅毛大雪的砭骨寒风……
激战了3个多小时后，敌人的阵地上，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最初，伪军的各个连队，都配备着日军的指导官，他们是日本侵华的先遣军，是被日本“武士道”精神培养出来的标准样板，他们在伪军的阵后，握着短刀和手枪，督战非常严厉。许多稍有犹豫或些许猥琐不前的战士，他们不是死在中国守军的枪炮之中，而是立即毙命于日军指导官的短刀和枪弹之下。伪军们看见他们的同伴被杀在他们的脚下，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像细菌一样感染着整个的部队，使他们在山路的攀登中，渐渐地放慢了脚步。战斗随之也越打越消沉。
这时，战壕里传递着一个带有催化剂作用的震惊消息：
“副司令、前线总指挥雷中田被打死了！”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信息！整个前线动摇了……
我军乘胜全线出击，在悠扬激奋的冲锋号声中，已经毫无战斗力的伪军，纷纷夺路溃逃。
这时，德王害怕他的伪蒙古军再受损失，便一边派军事署署长王宗洛乘坐飞机前往希拉穆伦庙，慰问部队并了解下一步的部署，另外特电令穆克登宝将该师驻扎在希拉穆伦庙的部分官兵调往补力太庙集结。实际是德王耍了个小聪明，他害怕第7师再度卷入多伦战役，为了保存实力让穆部东撤。不料，指挥王英部队的日本顾问小滨大佐不准动。穆克登宝着急地说：“这是奉德总司令的命令……”
“不准！”小滨大佐吼叫起来。穆克登宝争辩说，“德总司令的命令……”
“听着！”第7师的日本顾问野崎“哗”地抽出军刀威吓说：“驻守此地的部队，都由小滨大佐统一指挥，必须听从小滨大佐的调遣，谁敢不听就以军刀相见！”
穆克登宝知道野崎的“野性”，日本人说砍就砍了你，因此，穆不敢再坚持撤走了。他知道，违了德王的令可以解释，不听日本人的有杀身之祸，只好俯首听命了。
穆克登宝虽然对小滨大佐表示恭顺服从了，但是小滨还是对他不信任，很快将第7师设在山上和主要路口的岗哨，一律换成王英部的伪军士兵担任警戒。
正在互不信任、各做小动作的过程中，一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在匪首王英的“肱股”金宪章和石玉山的两旅联合的总部里，有极少数的几个人，正开着秘密会议。讨论着这两旅军队反正的问题，会议决定派金宪章和石玉山两名旅长，亲到多伦进行秘密谈判。
孙团长亲自接见了他们。金石二人痛陈反正的决心，要求派人前去改编。孙团长那天很高兴，留他们二人吃了一顿便饭。这几天打开敌人的仓库，正用缴获的物资给这次参战的官兵杀牛宰羊地吃稿劳，所以他们的便宴也很丰富。
孙兰峰对两位旅长率部反正，表示热诚欢迎，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制定了要灭亡我中国的国策，目前它正在执行这个国策中的‘大陆政策’，兼并满蒙。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了拯救国家民族危亡，都要求抗战。想想看，你们也是七尺之躯的男子汉，国难当头，你们在国人心目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他俩低垂着头，轻轻地泣涕着。然后金宪章说：
“我们实在不愿意再当汉奸了……”
“我们受到了国人的唾弃。连我们的家人都跟着不光采……”石玉山哽咽着插话说。
“好吧，我代表傅主席对你们的反正表示欢迎，那么，你们就拿出实际行动来吧。”
“好，孙团长，我们即刻就让你看见我们的具体表现，你就单等听好消息吧！”
傍晚时他俩便化装偷偷出城，乘夜暗返回防地。
就在那天夜里，兵分两路，由两位旅长率领，一路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约定午夜3时，一齐下手，便将熟睡中的日军指导官小滨大佐以下30多名日本军官，全部处死；第二路于同时又将伪蒙骑兵第7师穆克登宝的残部悉数解决。然后就将该二部的枪械、弹药以及一切军用品全部缴获。孙兰峰几乎一夜没有阖眼，他随时注意着战况的变化。第二天清晨，他站在集合好的部队前欣喜地接受了金、石二旅向外界正式发表的反正通电。按照事先的计划，该两旅共步、骑兵10个团，就全部开往沽源一带集结，进行整顿改编。
担当正面阵地作战的王英所部又有两名旅长——安华亭和王子修，率部火线反正。
第7师的师长穆克登宝，却在兵变中带着大批未发的军饷逃了命，他不但没死，而且还发了一笔横财，把大批军饷劫为己有，向德王谎报在逃跑中丢失，结果他用这笔款买了一辆全新的“贝克”牌汽车。德王和穆克登宝受到察盟蒙民的责难，牧民们编出歌谣来咒骂他俩：
霸群的儿马乱踢乱咬，
踢咬了沽源又踢多伦了。
箍着牧民挡枪眼，
抛下弟兄他们跑，
关饷的银元买汽车，
可怜的娃子们把命抛，
德王加个穆克登宝，
为了向日本去讨好，
把牧民的儿子推前线，
他们坐飞机到处跑，
罢罢罢，你那好话
我们当牛粪烧……
兵变事件发生后，前方惨败，后方军心惧丧，德王和田中隆吉，相互貌合神离。田中隆吉正拟弃守，反过来欺骗德王说：“我们日本军快来了。”德王惊喜地问道：“这是真的吗？”
田中隆吉加重语气说：“真的，真的，日本军快来了！”
德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把一个第7师全部搭进去了，自己和李守信、王英都不是傅作义的对手，日本人这一来，依靠日本人的力量夺取察哈尔就不成问题了。没想到，田中隆吉不但骗了德王，还用欺骗的手段拉拢李守信。
德王损兵折将，又受骗上当自感愚不可及。他想起了许多往事，突然感到“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最初“溜”住了溥仪，希望溥仪复辟，自己也飞黄腾达，结果可依托之人也当了傀儡。后来又抓住了大佛爷班禅，结果也未得多大的帮助。经过自己抬高自己，巴结上了蒋介石，事实证明只给吃个半饱饱，死不死，活不活。最后投靠了日本主子，口头上是帮助蒙古建国，实际很难兑现。派来一些顾问加特务，一个比一个坏。
建军之后，两次战争，两次失败。最使他痛心的是两次兵变，损失惨重。他想起来就心寒如冰。难道天不扶我吗？兵变损失了几千人，还丢了所有磕头求来的武器。一个师的人马，死的死，跑的跑，就留下个“光棍司令”——穆克登宝，武器弹药、物资全丢了。第7师按自己原定计划调出就不会受损失，结果让小滨的阻挠、野琦的军刀给唬住了，最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充分说明日本侵略者是以太上皇自居，高居于他人头上的，自己虽然身为伪“蒙古国”政府总裁兼伪蒙古军总司令，关键时候下了令连放个屁都不如……
德王的一声叹息，叹出了一长串的不顺。他在大的方面“异想天开”，在小的方面处处失利。其实自己的人生坐标就定错了位，他的定位不是和人民与祖国连在一起的，而是背道而驰的。人生坐标错了位，越聪明，本事越大，危害也就越大。他想，到底将来如何发展，后半截的人生道路怎么走，还是西洋镜——往后瞧吧。
这次侵察战争的失败，不仅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破产，而且完全打乱了他们南侵的既定部署。同时德王妄图迅速实现“蒙古国”的妄想也成了泡影。当时内地许多地区广泛流传的一首歌谣唱道：
多伦城里德王逃，
佳讯传来兴倍高。
四万万元空一掷，
“大元帝国”梦魂消。
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被撤换，接替他职务的是第二科科长武藤章。
因田中隆吉领兵吃了败仗，武藤章一到就提出对“蒙古军”进行整顿，并提出要大调整。为了精要缩编，他提出将原来的9个师缩编成6个师，每个师配备1个山炮连，发扬与骑兵联合作战的优势；同时答应每个师由关东军拨给4门大炮。
配备山炮连，关东军每师给4门炮，9个师有了36门炮了不起了，打起仗来，36门大炮齐发，那可是战无不胜！但是，缩编师德王不同意。当然从“蒙古军”目前的实力看，压缩对精干和经费节约等都有好处，他认为武藤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德王怀有“大元帝国”的野心，他要靠蒙古军的实力、日本人的扶持实现他的帝国美梦。他是一个爱宣扬的人，号称9个师觉得威风多了，一下减3个师，似乎感到矮了半截；再说人事也不好安排，容易因争权闹起内部纠纷。
武藤章看到德王坚持不愿缩编，只让配备山炮连，他也不硬要缩编了。可是山炮连也没给配备，武心里思谋，让你听我的不听，让我满足你的，那你等着吧，我不会在你瞌睡时给你个枕头。所以，山炮连和每师4门大炮的事都黄了，不久武藤章也离开回关东军了。很快，关东军又派来个叫森岗大佐的继任特务机关长。此人来了不久，什么事也没干，不声不响就调走了，接着又派来个河崎大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特务机关长走马灯似的调换频繁。
德王背着河崎的面，对他的部下说：“我们是以蒙古为前提，谁对蒙古有利，就跟谁合作。”这话，不久就传到河崎的耳朵里。有一次河崎在“蒙古政府”会议上说：“蒙古只能和日本合作，不能和别人合作，假如有人认为蒙古既可以跟日本合作，也可以和别人合作，甚至和苏联合作，那是不行的！”
这是河崎向德王提出的严重警告，这就是说，如和苏联合作，那就步凌升的后尘，他故意提苏联就是这个意思。
河崎大佐到任以后，又在军队中大做文章。为了加强军事指挥机构，在他的直接主持下，又充实调整了组织机构。河崎大佐所调整的目的，就是要准备下一步的战役。3月底调整完，经过一段整训，要再攻察哈尔。
傅作义不等德王的伪蒙古军打过来，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此时，他要展开对日伪军在察哈尔的最后据点——上都河展开攻击。
由于在察哈尔的几次大捷轰动全国，傅作义名震中外。根据叶挺的建议，北平军分会将实际上只有1个师（73师）的59军（临时番号）正式恢复番号为35军，军长傅作义，副军长叶启杰，原3个旅扩充为3个师（均辖3个团），人员由前线反正的数千伪军加上军分会的补充兵充实：
第101师，师长董其武，下辖：
第301团，团长王建业
第302团，团长郭景云
第303团，团长王赞臣
新编第31师，师长孙兰峰，下辖：
第91团，团长刘景新
第92团，团长郁传义
第93团，团长安春山
新编第32师，师长袁庆荣，参谋长李铭鼎，下辖：
第94团，团长杨新钊
第95团，团长张世轸
第96团，团长黄纯烈
军直辖炮兵第25团（团长杨茂林）和骑兵团（团长魏志中）。
在反攻上都河的作战中，新31师的师长孙兰峰为攻城总指挥，率部攻取新城，新32师主攻旧城各据点。101师（欠1个团）为总预备队；其302团担任破坏滦河大桥并阻击敌人之增援。
滦河桥位于上都河以北大财主圪旦附近，是日寇侵占上都河后修建起的一座木质桥，可以通行汽车、坦克，是热河经察北通向多伦的要道，桥头派有日军驻守。滦河桥的破坏，与阻击敌援是上都河战役的一个关键性战斗，对确保上都河攻歼战的胜利关系极大，故遣派了被誉为勇将的郭景云率领的302团负此重任。郭景云（就是历史上平津大决战中在新保安自杀的那位35军的军长）接到命令后，打破了营连建制，由全团抽调人员组成突击队、炸桥队、火力支援队。突击队由2营的营长郭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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