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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彷佛是以上这一判断的论证。我们看到，这位步入中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去剑桥留过学，说一口柔和好听的英文，却永远穿着一件中式长衫。他是六个弟妹的兄长，五个孩子的父亲，却从来不失赤子之心。无论是频频的家变，还是步步进逼的战祸，都不能消磨他对这大千世界的爱心。他是世俗的，又是超脱的，前者是对世界的琐碎之处而言，后者是对人生的的虚幻之处而言。人人都能踏到人生的实处，可是要能够领会它那一脚踏空之处的幽默，却需要爱心，还有灵气。这正是项美丽最欣赏邵洵美的地方。 于是我看到，潘海文每次出场都带着新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往往就是他自己，或是他至亲，他是其中的配角兼观看者。那些故事大多是悲剧，无妄之灾，祸从天降，等等，小至一个孩子得了急病，大至百万家财毁于一旦，他都能嘴角带着一抹嘲讽的微笑，对项美丽娓娓道来。 “我父亲又出了事，”他道，“他是我家乡一间银行的董事之一。那是一间很重要的银行。现在，这间银行崩溃了。你说‘破产’，不对，是崩溃，因为我父亲忘了打理它而崩溃了。当然，我得去跟债权人交涉，打发他们。我跟大多数人都达成了协议，先付给他们百分之二十的赔价金。只有一家债主不同意，他们是我亲戚，老板是我姐姐。不是亲姐姐，是表姐，因为我是过继给我伯伯的，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但我明智地点头。他满意了，就继续讲下去。 “这个债权人不满意百分之二十的赔偿，他们说他们是我们亲戚，应当得到高于百分之二十的赔偿。我只好代表我父亲去跟他们谈判，因为我父亲跑掉了。最后我同意付百分之二十五。我给他们开了一些支票，加起来是五万元，他们走了。”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是找海文的。他讲了好半天电话，走回来又端起他的茶杯，喝了一口，接着讲下去： “是我弟弟打来的。他也为这事烦着。事情不大妙，我们一直在谈这件事……是这样的，那些支票全部被拒付。” 停顿。 “拒付？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没有信用，”他喜滋滋地道，“我知道它们没有信用。这就是我开支票的目的。我对我姐姐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教训，教你不要只因是亲戚就想多要钱。你错了，因为你是我的亲人，你根本就不应当要钱。”
第七章 洵美 海文 云龙（2）
“是的是的。”我说，“但你不知道吗？你会要坐牢的。” “等等，”海文道，朝前坐了坐，“当然，我没在支票上签名。支票上没我的名字，也没我父亲的名字。你明白吗？啊，对不起，”他说，因为电话又响起来了，“我想又是我的电话。我的四弟约我在这里见面。” 这次他没打多长时间，立刻就两袖生风地回来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是几年前发生的事。”他继续道，抽了一口烟，“现在结局来了，今天我才知道，我们麻烦大了。我父亲作了一件事，他忘了告诉我。他写了封信给那伙债主，说他要开支票付钱。”海文坐下来，绝望地摇头，“你看，全搞砸了，我很精明，但我父亲令我的精明毁于一旦。” “但是──”我道。 “这下我只好去找黎塞留了 。”他继续道，“看我还能作些什么。我弟弟要到这里来找我。你不介意吧？ 他是我四弟。” 老四不一会儿就到了。这是一位肥版海文。他穿了件灰长衫，戴了顶麦杆帽，道貌岸然。他朝我鞠躬。用小心翼翼的英文道：“你好。”就坐下了。他和海文劈哩哗啦地讲起中文，我只好坐到一旁读那本《罪案大全》。过了半小时，老四站起身，朝我鞠躬，说：“谢谢你，再见。”就走了。海文看上去情绪轻松了一点。 “事情还不太坏，”他说，“也许我们还有救。支票和信在一位律师手里，我认识他。也许可以想想法子。” 他走的时候开心多了，颇有点黎塞留的风采。 接下来那些天是没完没了的会谈，因我的住处离他们几兄弟的写字楼都比较近，每天下午我的客厅就坐满了这些弟弟，他们高矮胖瘦不等，彼此间说着中文，喝着茶。弟弟们有的穿褐色长衫，有的穿灰色长衫，有的穿蓝色长衫。虽说实际上只有三、四位，但川流不息。我让他们占据了客厅，自己出门逛街，或是写信，或是讲电话。然后，我发现这股弟弟浪潮在减弱，在退落，终于消失。昨天下午，我发现海文像以前一样独自在那里喝茶，旁边放着些香烟罐。他穿一件白长衫，在读劳伦斯。 “你弟弟们呢？”我问。 “我弟弟？哦，他们今天不来。你想看见他们？” “不是太想。不知道你父亲银行的事怎样了。这件事里有一点我弄不明白： 为什么他要擅自开那些支票？” 海文的神情突然庄严起来：“当然啰，”他说，”我父亲是个最诚实的人。” “我看出来了。” “现在没事了。”他说，懒懒地翻过几页，“看来是万事大吉了。” “你是怎么把它摆平的？” 他夸张地吁了口气，合上了劳伦斯。 “很侥幸，”他说，“我父亲写信时，忘了说那些支票是作什么用的。所以现在万事大吉了。” 很难相信，这里所描述的这件事就是邵家那件轰动上海的杨庆和钱庄倒闭事件。这一事件是曾经富甲一方的斜桥邵家走向全面破产的开始。可作为主要受害人，海文/洵美，表现得这样超脱乐天。这里的描写也许与传闻有些出入，细节上不无夸张之嫌，不过在项美丽眼里，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当事人、受害者在这整个事件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与其它游戏人生者不同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游戏的是自己的人生，却并不拿别人的人生开玩笑。而他的天才在于，就算是在那些损害了自己的人事之中，他也往往可以找出可笑可乐之处，嘻笑怒骂，亦都不失爱心。这也正是项美丽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俩的人生正是在这一点上碰撞，重叠。这两个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命运使他们在茫茫的人海里相遇，目光一亮，都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或是自己所追求的那种人生境界。所以项美丽在描述邵洵美的性格时，贬抑之中不无欣赏，抱怨之中常含赞叹。 最能说明他们这种性格重叠的，也许是那次珠宝失窃事件。 项美丽到中国不久就雇了一位中国人陈林作厨师兼家佣。她很以陈林为傲，因为他能作一手好菜，又能干又勤劳。曾在北京英国大使馆作过厨师。他的问题是脾气太大，这使得他老是跟雇主相处不好，不得不频繁转工。到了项美丽这里，他才如鱼得水，不是他脾气有所改善，而是因为： 有时我不得不一连几个小时躲在卧室里，因为陈林正在发脾气，他在厨房里冲着他妻子大喊大叫。这种时候他那张皱纹累累的面孔就象戴了副假面具，暴怒使他判若两人。我注意到，跟别的厨师不同，他发脾气倒是跟开工不足有关，每逢我开派对，请客吃饭时，陈林就变成了一个快乐的人。他开心我也开心，所以……我家派对越来越多。 然而有一天，项美丽却不得不跟陈林正面冲突。 我开始失窃。先是不见了钱，然后是一个玉手镯。这手镯令我感到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我是个差劲的管家。所以陈林对我这么可贵，我又雇了他妻子作清扫方面的事，我并不是阔人，上海家佣的月薪最高是三十元，我付给陈林和他妻子的就是这价钱。我再没雇别的佣人，也没司机和听差，为我收拾打扫的只有陈林和他妻子。 换句话说，只有陈林和他妻子是怀疑对象，可是怎么开口跟他去谈这件事呢，这对一向与陈林平起平坐的项美丽来说，成了一大难题，正当她发愁时，海文来了。
第七章 洵美 海文 云龙（3）
我告诉他失窃的事，他也跟我对坐着发愁。 我不能指望他帮我。他自己的家也是一团糟。在他战前的家中，有十多个佣人，这些人全都跟着他逃了出来，自从他添了个孩子，佣人又相应增加。他们加入家务讨论，自说自话，他们偷东拿西，吵吵嚷嚷，永无宁日。他就在这种恐怖环境中生活。一天，我问他司机哪里去了，他淡然道：“我不知道，我己经三天没见到他了。希望他回来，因为我的车还在他手里。” “你为什么不找个新司机呢？”我温和地问，跟中国人发急无济于事，“这人老是消失不见，是不是？我看你应当找个好一点的司机。” “呵，不行的，”海文吃惊地道，“我怎么好跟阿魏说呢？而且我毕竟还没被绑架，我不是好好的？我不是好好的？” 他是好好的。以前他曾被绑架过。绑匪向他父亲开出了天价。据我所知，他父亲分文未付，而他也毫发无损地回了家。只是被关了相当长的时间。海文认为，现在这位阿魏，总算还是个正经人。不过我们还是回头说陈林的事吧，我对海文不无期望，因为他是个中国人，我家是按中国规矩行事。也许他能告诉我怎么办。我等着。 “我跟陈林谈谈。”他终于说。我按了铃，陈林来了。他们谈了好半天。我观察着他们的脸色，可以猜测到一些谈话线索。听来他们主要在谈战争，当话头转到海文手里，他试探着提到手镯。 陈林神情神秘，鬼鬼祟祟的，海文则一派循循善诱，陈林便庄严地表示反对，他们就这样一来一往，两个人都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似乎还议论了我好一会。我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好奇，终于，陈林鞠了个躬回厨房去了，他愁眉苦脸。 海文点了支烟，拿了本书坐下来。 “怎么样？ “我热切地问，”手镯的事问到了？” “噢，陈林说他没拿。” “海文！” 他惊奇地看着我，一脸无辜：“我还能怎么样？”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 我该怎么办？我随时都可能失窃。中国人碰到这种事怎么办？” “我们应当谈谈外国人会怎么办。”海文说。 “那好，我们不止是空谈，外国人会报警。” “那有什么好？”海文说，“警察不也是谈话，可你的手镯仍然是找不见。况且那手镯也不是太贵重。我妻子会另外送你一个。不过我也知道，事情不能这样发展下去。不能，这事真棘手。” “可不。”我道，“你记得吧，是你跟我说什么都不用上锁的，因为中国人最诚实可靠。” “我这么说过吗？我真是傻。我自己家里也老是不见了东西……好了，现在我们来想想，你第一次不见了钱是什么时候？陈林提醒我，你这儿老是人来人往，他说得对。你有这么多访客。想想那天都有谁来过。” “是的，”我道，“我己经想了好多次了。来过一个海军，但那以后我没再见过他。来了个纽约女孩索菲·金斯伯格，还有山本先生、库特·彼罗夫和弗吉尼娅·李来喝了茶。不可能是他们，甚至索菲也没可能，我虽不太了解她，但她在我第二次我失窃之前就回了美国。” “嗯嗯嗯。”海文摸着他的胡须，沉思。 “后来我去银行取了更多的钱，为了付房租。你记得吧，那天你和你妻子，还有库特·彼罗夫在这儿，你们吃过晚饭后还在这儿坐了一整晚。我都睡着了，你记得吧？” “这就是说，陈林和他妻子，我妻子，彼罗夫，以及我有嫌疑。但彼罗夫根本没进卧室，不可能是他。我是没拿的。我妻子去过洗手间，不过她要是拿了那钱，我会知道的。” “别瞎扯了。”我说。 “陈林和他妻子帮你准备上学校的东西，你到了学校就发现钱不见了。” ““啊，海文，那一定是陈林了，没有别人。” “是的，是的，”海文像老式侦探片里的人物似地朝楼梯那边窥视，“我们再来想一遍。” “可现在怎么办？” “现在你把所有的东西都锁上。啊，你根本没锁？那么你只好出门时戴上所有的首饰。我再想想，我不相信是那老人干的。一定是他妻子。她年青，他呢却老了。所以她有了一个情人。”海文很是为自己的新设想兴奋，“这情人当然需要钱。你知道吧，在中国常有这种事。这件事的难处是我们不能去告诉陈林，说他妻子有个情人，他会觉得受了侮辱。” “要是我报警呢？”我道。 “好吧，你去报吧。看警察有何见教。现在我得走了。告诉我警察是怎么说的。” 你以为这场冗长的空谈就此结束？没有的事，这两个人在人情世故上的天真和善良正是半斤对八两，项美丽硬不下心去报警，她怕真要是陈林干的怎么办，她只好静观事态发展。这样过了几天。有一天海文来访时，陈林将一张纸递给他，把他拖到厨房里去谈了好半天。谈什么呢？项美丽独自坐在厅里等待着，忐忑不安，忧心忡忡，海文终于走进来了： “这是一张签文。”海文对我解说，”陈林为手镯的事去庙里拜过了神。他们给了他这张东西。不过，上面并没提小偷的事，尽是说战争和日本人，也没提到手镯。”
第七章 洵美 海文 云龙（4）
陈林给我们送茶时，我们偷偷看着他，他闷闷不乐，垂头丧气。 “我知道我不能去报警了。”我说，”可怜的老头，他竟去求签。” “他还说，你客人太多了，他一直都想提醒你的。这些人有很多机会偷你的东西。不过他不想点出名字来。我觉得他很不喜欢彼罗夫，你知道，彼罗夫总是吃得很少，所以陈林──” “吃得少不是罪过。”我打断他道，“好了，我们并没有取得一点进展，对不对？” “你总是这么急，美国人就是这样。” 我也觉得奇怪，他这么沉着，我却怎么会为这事这么焦虑。我内心深处是脆弱犹疑的，虽然我己算是懒散的了。中国人觉得顺其自然比较好。不过我仍是没法成天背着个手袋从餐桌走到书桌，从书桌走到浴室，从浴室走去睡觉。而且我总得在屋子里放一点钱，以应不时之需。但我睡得不踏实，所以当海文半夜三更打电话来，我立刻就醒了。 “我妻子有个好主意。” 他报告道，“她说你应当去取五十元出来。你明白吗 ？” “明白。” “然后明目张胆把这钱放在床头柜上，然后你假装睡着。你明白吗？” “明白。” “但你其实没睡着。你得暗中观察。要是谁拿走了这钱，谁就是贼。这主意好吧！” “好主意。但要是我真的睡着了呢？” “啊，这倒也是……当然，放二十元和八十元是一回事，对不起我吵醒了你。” “我有个好主意。海文，” 我说，“罗先生早就建议过我，他说我应当对陈林强硬一点，要吓一吓他，你同意吗？” “是的，也许你太斯文了。” “可我作不到。先不说我的中文很烂，而他的英文很烂。我想请你明天帮我去跟他谈谈。好不好？” “啊！我不行的。”海文是世界上最斯文的人，不过，我终于劝动了他。 第二天下午四点钟他来了。我们呆呆地坐在厅里喝茶，陈林无精打采地在厨房做事。屋子里乌云重重。海文终于立起身，那件白长衫勇敢地一抖：“我这就去。”他说，冲进了厨房。 我畏怯地等着。在餐具碰响声中传来阵阵中文的溪流，但并没有吵骂声。我心底涌起一股怜恤之情。我想起陈林如何为我送伞； 当我累得要命地回家时，他怎样对我百般呵护； 杂货店主多收了我的钱时，他是怎样地生气，对他这样一个佣人，三十元钱真的很少，而且他还是多好的一个厨师。 海文回来了，吃着一块点心：“他说他没拿。”他报告道。 虽然这己不是新闻，我却安了心。海文咬了一口点心又道：“我很明确地提出也许是他妻子拿的，他说他不这么认为。” “但──” 海文慢条斯理脱下外衣道：“他告诉我，他和他妻子在家里谈过了这件事，他们都认为你的客人太多。你知道，他们说得有理。他还特别提醒我，那天上午来了个给你送信的俄国女人。他说得很谨慎，他不想指控她，因为她跟他吵过架，他的意见不能作准。他说他脾气臭，他懒，但这些只是缺点。” “但是海文──” “他考虑了很久，觉得或许得放弃你。” “放弃我？” “是的。因为你有这么多奇怪的朋友，你知道，他讨厌彼罗夫。但他知道这不是他的事。” “哈，真有他的！” “因为他这么忠实，所以，他希望你给他另找一份工作。最好是找英国大使馆的差事。固然他曾跟那里的一位厨师吵了架。但直到他离开北京，每个人都喜欢他。你一定知道，他很喜欢你，他说你人很好，对人友善，只是太容易相信别人。后来他讲他自己的故事给我听，很有趣的故事。” 他对我复述陈林的故事，但我打断了他。我说，不管怎么说我不见了一百三十元钱和一个玉镯。我担心我会丢失更多东西，我该怎么办？ “当然，他还提了建议，”海文说，“他说你应当买一把真正的好锁。耶鲁牌的，用来锁住你的梳妆台。你给他钱他就去买。我告诉他，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我说，贼要是想偷东西，一下子就会把锁撬开的。这时陈林说了一句妙语，他真的是个不同寻常的老人，他说：‘锁并不是防贼的。贼是防不住的。小姐的朋友这么多，锁是用来防君子的。’你也许不会同意我，因为你是个外国人，我们难以认同，但我觉得这句妙言的价值抵得上两个玉镯。” 这时陈林进来了，给我们端来了一盘额外的香瓜汁，他默然地看着我俩，不无敬意。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屋里已经雨过天晴了。 “啊，让手镯见鬼去吧，”我道，“你跟他说去买把锁好吗？” 项美丽在这些描写中，处处流露出对邵洵美与佣人相处的这种软弱无能的欣赏。她这位来自于美国的犹太平民，和这位出身豪门的中国男人，都能以一片善心平等待人。所以无论到哪里，他们都得佣人的爱戴。项美丽后来在香港遭难时，对她帮助最大的就是她的中国家佣阿金。当她和查尔斯都被关在玛丽医院，阿金独自在家帮他们喂养六十天大的女儿卡罗拉，即使项美丽根本付不出工资，他也一直都跟着她，像家人一样与她同艰共苦，度过了那三年困苦的战时生涯。只因项美丽平等待他，在他刚来她家不久、妻女生病、无家可归时，项美丽收留了她们，并送她们去医院看病，为她们付医药费。
第八章 陷入毒海（1）
显然，如果用当代中国人的眼光来打量邵洵美与项美丽，他们这一类行为似乎不可思议。所以对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得以另一种尺度衡量。包括他们的相恋，他们的奇婚，也包括他们的吸毒。 似乎是，项美丽结识邵洵美的当天就一试吸鸦片的滋味。从此陷入了毒海难以自拔。当时他们还不是情人。那一天，邵洵美的几个朋友跟他们一起。她在好几本书里都写到她那天初次去邵家的情景，对照之下，我相信《时与地》中的描写最为接近真实： 宴席上，他们礼貌地说英文，但现在，当他们激烈争论时，他们却一直都在说中文。我只好站在那里等着有人想起我来，好帮我叫一辆的士。终于，海文说： “啊，对不起，我们忘了我们的外国客人了。现在大家正打算去我家，一起去好吗？” 当然，我同意了。我对他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他刚才很少提到。于是我们动身去他家。那是一座维多利亚格调的小洋楼。比起我在美国看到的同类型房子，它的院子更大。我说它是维多利亚格调，只是就它的外观而言； 山形外墙和粗泥灰底子使得它看上去有此型建筑的风范。屋子内部就不同了。一瞥之下，只觉它空荡荡的。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门都开着。没有地毯，没有墙纸，家具很少。那些椅子、沙发、桌子立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就好像一间没有商品的空店堂似的，缺乏人情味。而且这屋子疏于打理。房间里人很少。一个男人懒洋洋地坐在那里，像是沙发上一条多余的曲线，四、五个孩子在奔跑玩要，窃窃私语，还有个老女人，穿著一身蓝色佣人衣服，然后，是个穿一身暗淡便装的年轻女子。 海文的妻子最后出现，看来那些孩子有几个是他们的。我很尴尬，因为全家人都瞪视着我。其中一个男孩，俨如微型海文，他对其他孩子大声说了句什么。海文跟他家人简单说了句话，就叫我们跟他上楼。楼上有了点舒适气氛。房间里有了墙纸，家具也多些了，但样样地方仍然让西方人感到刺眼。我们走进一间卧室，这里并排放了两张硬硬的小平床。床头顶着墙。每张床上都有个小枕头。铺着白床单，上面摆着个盘子，盘子里有些怪怪的器皿──一盏小银灯，带着个灯罩，像是个倒置的平底酒杯。还有个小盒，以及其它一些小对象，都是我从没见过的。我坐到一张椅子上，有个男人旁若无人地进进出出。 就在这样一种奇异诡谲的氛围中，项美丽眼睁睁地看见，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 海文躺到左边的小床，面对着那个盘子。他点着了那盏灯。他的一个朋友，一位名叫华清的小个子男人面对着那盘子躺到了他右边。他俩面对着面。两人的头和肩膀都靠在枕头上。海文一直在说话，同时他的两只手忙个不停，眼睛则紧盯着那两只手的动作。起先我以为他是在编织。我很惊异，中国男人怎么会干编织这种活儿，且没一个人注意到这种怪事。接着我看到，在两根细线似的针之间被摆弄的，是一小块黏呼呼的黑色东西。海文手法娴熟。他将两根针的端头互相滚动。那块像奶糖似的东西被揉弄着。它变了颜色，渐渐从黑啡色变成褐色，当它终于变成了一个硬块，海文便用一根针挑起一小块，把它放到一个圆形陶器里。那器皿形状颇似茶杯，只不过顶端部分有个盖，盖中间有个小孔。海文用针将那块东西塞入这个小孔。它从小孔落下去，落到杯底变成一种山形小块。这时海文用一根磨光的竹器挑起它。竹器上镶着雕花银边，上面有个大孔。他把小杯放在竹器的一端，将自己的嘴凑近竹器的另一端，又用一个小圆锥将竹器悬放在灯火上，深深地吸了一口。那块东西冒泡了，蒸发了，消散了。一道蓝烟从他嘴里呼出，空气中突然弥漫着一股气味，那正是我在上海街头曾闻到过的那种异味。突然之间我明白了： “你抽鸦片！”我叫道。 人人都跳起来。他们忘了我在场。 海文说：“是的，我是在抽鸦片。以前你从没见过抽鸦片吗？” “没有。我对这事倒有兴趣。” “你要不要试试？” “哦，好吧。” 没人拦着我，也没人对此表示惊奇。 项美丽就是这样抽上了鸦片。就在跟邵洵美相识的第一天。邵洵美循循善诱地告诉她：“我们叫它大烟，大的烟。”所以以上我引用的那段描写，其篇名就叫《大烟》。也就是说，项美丽几乎在深陷情网的同时，也陷入了毒网。不知她是否有意为邵洵美开脱，她在这篇文章里有长长的一段背景交待，说是早在她童年时代，她就梦想着去冒险，体验一些诸如猎狮、撞鬼之类的惊险事件，其中包括抽鸦片。她在文章开篇就有如下惊人之笔： “虽然我一直都想染上鸦片瘾，却不能说这就是我去中国的理由。” 到了上海后她漫游在大街小巷，常常闻见一种奇异的气味，从一些屋子飘出。她说那时她己经忘了她的童年梦想，还以为这就是东方独特的味道，直到她遇见邵洵美，在他家撞见他抽鸦片。 那时抽鸦片在中国己经是非法行为，但由于很多政要名流、富豪大贾都有抽鸦片的习惯，当局只好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办法，基本上不闻不问。邵洵美出身世家，祖父邵友濂作过上海道台，那是清朝上海的最高行政官员。相当于现在的上海市长。还曾代表清政府出使海外。外祖父盛宣怀更是朝中要员，作过清邮传大臣，号称中国第一官商。他一手创办了中国电报局、铁路局和航运局。也是中国最早的两间大学──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的创办人。邵、盛两家都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豪门显贵。邵家从邵洵美父亲邵恒这一代起，染上烟瘾者不乏其人。所以邵家人吸大烟己是公开的秘密，外不避警察，内不避孩童。在《太阳的脚步》中，一开头就是孙云龙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的场景。这边厢，他在吸着大烟，那边厢，年幼的儿子却在烟榻旁翻上爬下，问七问八。抽大烟在他乃寻常事耳，不过是他阔公子风流行为之一种，就跟上舞厅跳舞，到戏院看戏一样普通。项美丽描写她试抽第一袋大烟之时，惊讶地发现，这伙朋友们一边抽着鸦片，一边竟然还：
第八章 陷入毒海（2）
一直在聊着天。我们聊著书，书，还有中国政治。我对政治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我关心它。我对他们谈的每样东西都兴趣盎然，以至于大家不得不说英文。不过，当他们改说中文时，我也不在意。我已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不在意任何东西了。 …… 只是当海文问我感觉如何时，我才再次意识到我当下的处境，天吶，我在抽大烟！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特别是，我一点也没有异常之感。 “我觉得没什么。”我告诉他说，“我的意思是，我跟你们一样很享受。不过我不觉得有何异样。也许鸦片对我不起作用。” 海文微笑着抹了一下他下巴上的胡须，说：“看看你的表。”我惊叫了起来：手表指在凌晨三点钟。 “这就是了。”海文说，“你保持这种姿势都好几个小时了。你知道吗，这期间你的手和你的头一动都没动。这就是鸦片。” 我们现代读者，看到这里，谁能不为这个浪迹天涯的女子捏一把汗？她孤身一人，闯荡在异国他乡。这还不算，她还无可救药地爱上一位已婚男人，更有甚者，她还染上毒瘾。在无数好莱坞电影里，我们都曾看到，陷身情海与陷身毒海一样危险，假如两样一齐撞着，那几乎就是死路一条。结局一定惨不忍睹，项美丽就此完了吗？ 她以前曾在多少次不可思议的困境中脱身，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非洲的经历。那一次，在非洲的原始部落，她与那位天涯怪客派屈克大吵一场之后，转身就收拾行装走路。没有亲友，没有车，没有装备，甚至没有地图，还带着个她收养的非洲孤儿。眼前是长达八百英里的漫漫长途，都是荒野与森林。有的地方甚至没有路。一位部落酋长对她说：“你不可能走得出去的。”但她仍然一意孤行。她雇了位土著向导，以及十二名土著挑夫，他们全部都不懂英文，正如艾米丽之不懂土著语言。在这个奇怪的队伍簇拥下，这位年青的白人女子开始上路。一行人跋涉了十八天，才终于看到了一座白人住宅。有个白人从屋里走出来，遥望着他们，呆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项美丽则欣喜若狂，“我终于能跟人说话了。这多天我都不能跟人交谈，我几乎以为我失去了说话能力。” 多年以后，她在为《纽约客》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形容她在那一刻的感觉。 当然，眼下，在上海，她所陷入的困境无法与她在非洲的困境相提并论。在那里，她要面对的更多是环境的困境，而在上海，除了环境困境，更多的是人的困境。当然，最难的是，她同时也陷入了情网。 那些日子里，无论是她去邵洵美家，还是邵洵美去她家，他们在一起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吸鸦片。《太阳的脚步》中，当云龙的妻子美凤终于发现他们的恋情，怒闯多萝西家时，这一对情人正躺在床上，不过，他们不是在作爱，而是在抽鸦片： 在那种怠愉的状态中，他们大声为对方朗读着，评论着，争执着，不时地还亲吻着。书和报纸在这张卧榻上堆成了一道墙，将他们围在中间，鸦片的香气飘逸在这小世界。他们昏昏欲睡了。就在这时，门铃尖利地响起，阿波（佣人）穿过他们的房间去应门，他们迟钝地感觉到，有人在敲门。多萝西动了动身子，擦擦眼皮，她突然跳了起来。有人在暴烈地敲门！门外一片喧哗，大门被敲得震天价响。 “警察！”多萝西叫道，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鸦片。 云龙摇摇头，以一种令她惊异的平静语调道：“是美凤。” 在与邵洵美相爱的五年中，鸦片并不是项美丽惟一的麻烦。
第九章 家有娇妻（1）
前面我们己经说过，邵洵美出身世家。他是盛宣怀的外孙。他妻子盛佩玉的身世与他正是旗鼓相当。她是盛宣怀的孙女。当邵家已在邵恒的手中败落，盛家却还处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阶段。盛家人烟鼎盛，子辈就有八男八女。盛佩玉的父亲在盛家八兄弟中居长，所以盛佩玉的嫁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话题，从三十年代延续至今，邵洵美因而有了“阔女婿”“请人捉刀”“捐班”之恶名。显然，那些流言就连不谙中文的项美丽亦有所闻，所以《太阳的脚步》中，当多萝西的中外朋友们劝她悬崖勒马，赶快离开宋云龙时，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云龙绝对离不开美凤，他用的都是美凤的钱： 音乐戛然而止，舞场上一片骚动，他们的派对又开始了。玛西娅犹疑了片刻，她的目光里闪动着焦虑： “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她的声调柔和而庄重，“谭博士似乎认为，只要他不为你花钱，你就是安全的。” 她的目光直对着多萝西，似有所盼： “他依赖他妻子生活，他用的是她的钱。”玛西娅补充道。 但事实上，邵洵美本人也很有钱，他因从小过继给无子的大伯，生父邵恒的破产还没有对他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他独自继承了伯父一份家产。所以当项美丽向他求证那些传闻时，他坚决否认。他说他跟盛佩玉是青梅竹马，因爱情而结合。”我有我的钱，我为什么要用她的钱。”他说。 邵洵美与盛佩玉的婚姻也是上海滩的传奇。他们一个是俊男，一个是美女，一个是才子，一个是佳人。两家祖父都曾是清室重臣。两人份属表姐弟，长在相邻的豪宅深院。而且一个名字里有“美”，一个名字里有“玉”，被誉为“美玉姻缘”。简直是《红楼梦》之贾宝玉薛宝钗“金玉姻缘”的现实翻版。比宝玉宝钗还要更胜一筹，托现代媒体的福，他们结婚时，结婚照登上了当时最摩登的媒体《上海画报》的封面，令全上海为之惊艳。要知道，那可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哦！报刊上照片有限，狗仔队连影子都没有，要在媒体露一露脸，可不像今天这么容易。 值得注意的是，人人都认为邵洵美是美男子，在少女盛佩玉的眼里，邵洵美的相貌倒是一般，五十年后，她这样回忆： 洵美给我的印像是个聪明的人。文字好，人长得并不俊，长脸，身材矮了些。家里人说他七岁就能对出他外公盛杏荪的对子。 邵洵美却深为欣赏妻子的美丽，他因此而将名字从”云龙”改为”洵美”，他早年的许多诗，便是写给佩玉的。在跟项美丽相爱的前前后后，邵洵美从来不避谈他与盛佩玉琴瑟和谐的夫妻关系。这从项美丽的多本书中都可看出。项美丽跟她美国情人爱迪一刀两断的直接原因，是那家伙回了一趟家就口必称“我妻子”，使她情难以堪。邵洵美比起爱迪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他天天都住在家里，一切活动都在盛佩玉的眼皮底下进行。免不了时时提起她，且一提起来就是”My wife”（我妻子）。项美丽倒似乎不以为忤。在她专写邵洵美的《潘先生》一书中，几乎每一章都提到盛佩玉不算，还把邵洵美这种言必称妻的习惯照记不误。在《首饰盒》 这一篇中，有如下描写： “我妻子说她今天为自己感到骄傲。”海文强调道，“你走了之后她自己过了马路，平安到了对面，她非常自豪。” 我愕然：“自豪，自己过马路？为什么？” “好吧，你要知道，”海文说，“她以前从未自己过马路，一辈子没这么做过，所以她自豪。” “以前从未──”我怔住了，“不，海文，不会吧！” 这太过份了。我站在那儿，好容易才忍住没笑出眼泪。海文却又道： “我妻子说，最好你上我们家住一阵子，当然，我们会很高兴看到你的朋友来找你或打电话来。我妻子说，你的朋友如果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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