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点击/收藏到桌面
衔约旱拿忠丫狭巳毡救说暮诿ィ短煜隆芬嗝媪俦蝗毡救说坊俚奈Ｏ铡Ｔ偌由侠醋杂谝晃幻性己病ぐ⒗酱蟮挠⒐楸ㄈ嗽钡木妫涤星楸ㄏ允荆略茨退脑又居新榉沉恕Ｌ苏饣埃潞推渌嗉砍稍绷⒓创颐Φ巧弦惶跞ハ愀鄣拇忌咸油鲋谩Ｏ蠲览霾晃尴汾实匦吹秸獍嗌鹗棵堑摹笆だ筇油觥保谒谋氏拢魏问虑槎己孟癫晃抻蜗烦煞郑骸 ∥掖幽翘醮囊晃宦每湍抢锾殴钦獯翁油龅娜の拧Ｆ鹣龋切┍嗉Ｐ淖式鹄选４颐χ兴且裁环ǖ骷堑囊写婵睢４送猓且踩衔旒Ｓ谄绞档闹胁准度褐校衔踩Ｋ运锹虻氖嵌却薄Ｈ欢狭舜螅略茨拇σ豢矗⑾侄炔栈肪扯窳硬豢埃顾薹ㄈ淌堋Ｓ谑桥艿绞挛癯つ抢铮涣送返炔铡Ｈ鲐疟愣砸肚镌吹溃骸凹热凰涣耍颐俏尾桓呕唬蘼廴绾危短煜隆吠擞Φ北３忠恢隆！庇谑撬且捕蓟坏搅送返炔铡Ｕ馑坪跻馕蹲潘枪怂堑男屑！Ｋ哉霰嗉渴巧鹗颗赏返氐锹较愀鄣摹！ 〕苏獍嗌鹗课幕耍蠲览稣饧渎桃鞯男∥菀捕云渌钗幕丝拧Ｋ嵌汲闪怂ɡ肝恼碌乃夭摹Ｕ馑坪跏羌痪偃弥拢骸杜υ伎汀返玫揭慌涯芸晒蟮闹泄濉Ｄ鞘焙颍泄诿拦搜劾锞透硪恍乔蛞谎２豢杉埃虼似澉攘Σ幌掠诜侵蕖Ｔ偌由先毡厩只秸睦茄趟钠穑抢锍闪耸澜缟铣分拗獾牧硪恍挛湃鹊悖弧∠蠲览龅玫礁叨罡宸眩顾靡栽诓痪弥蟠侨ケü莸某磐砦骞ぷ鳎骷嬷坝⑽慕淌由细宸咽杖耄妥阋杂Ω端谏虾５母呦焉睿弧《切┣钗幕耍苍谒饧湫∥菡业揭环嚼滞粒沟盟强梢栽谡饫镒谒纳撤⑸希茸潘暮炀疲傅阄奶常甘鄣馈Ｏ蠲览霾恢挂淮谓堑墓适滦聪吕丛凇杜υ伎汀贩⒈恚韵抡馄恼卤闶瞧渲兄唬骸 ≈泄擞腌阉埂 ∈呛Ｎ陌焉勘妊窍壬樯芨业摹Ｎ曳⑾郑苣阉嫡馐羌钊擞湓弥隆Ｗ源由勘妊窍壬槿胛业墓ぷ骱蜕睿灰惶侥且牧迳筒荒芩嫡庖煌砦壹喊踩欢裙５比唬冶匦胗γ牛蛭锌赡苁羌依锢戳朔獾绫ǎ灿锌赡苁且晃淮窗偻蛟钡男挪瞟ぉの冶匦肟挪拍芑裰鸢浮？擅看挝乙豢牛苁强醇勘妊窍壬髯潘窍詈谌砻保涣秤巧恕！ ∥蚁朐谖壹夷芙哟勘妊窍壬笔切沂隆：Ｎ乃邓侵泄沉煨渲弧Ｎ也恢溃蛭叶敛涣怂氖Ｋ苍曳牍恍┢稀Ｋ晕宜淠芰私猓窃诿栊淳坪筇傻揭淮κ饕瘢谑饕兜难谟诚拢淅秩谌凇？晌姨耪庑┮胧保⒉荒芨械秸庖涣卸械氖闱橐馕丁５比唬彼恍词保彼笥汛虻缁笆保⒉徽娴慕猩勘妊恰Ｋ闹耙凳墙淌椋诳翁蒙希砸恢忠晾追绺竦挠⑽模寻吞氐木绫疽氤芍形摹?br />
第十章 绿银色的小屋（4）
上海翻译家众多。译者往往选一些对他们个人发生影响的作品译。例如，我曾与一位孔先生有一次长长的会见，他是艾略特的信徒。他大量引用艾略特的诗。它们在他的言谈里灿若群星，恰到好处。由于他的偶像是艾略特，他的引文真的是手到擒来，也就是说，当你引用艾略特时，你引用的全是英国文学二手货。 “我告诉她她有麻烦了，而她，”有人说，孔先生会立刻接着他冲口而出：“啊，我的先知的灵魂！”我们全都开心大笑。 我还在上海碰到过一个先生，他花了一年时间翻译布什·塔金顿（Booth Trkington），他赋予塔金顿一种粗野直率的美国风格。我还遇见一位波德莱尔的译者，他是个鸦片鬼。还有位先生极熟悉亨尼根（Huneker），有位酷爱沉思默想的小个子绅士，他将侦探小说引入中国，对我最微不足道的意见，他也会深思一番。他的引入并不十分成功，他将之归咎于，中国人似乎对死尸并不感到神秘。 事实上，这类人物我认识一大帮。其中包括一位中国切斯特顿Chesteton），一位基尔伯特·席尔特斯（Gilbert Seldes他发现了米奇老鼠，写过一篇有关文章），一位诺色克利夫（Northcliffe），一位昆雷考什（Quiller·Couch），还有一位福克纳（Fulkner）。中国人与亨利·詹姆斯（Henry Jmeses）格格不入，我想詹姆斯一定有些蒙古色彩。 但我们还是回到莎士比亚先生吧。他看上去不像他的偶像。是的，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不像。我初次见到他是在一个派对上。当时他正坐在一个角落，抱着手臂，冷眼旁观。他不喜欢人群，他告诉我说：“我们有理由跟他们格格不入。”他解释道，“他们除了生意经什么也不懂，精明的凡夫俗子，我恨他们大家，他们也讨厌我。”他用一种满意的神色道，“我很开心。” 他好作惊人之语，且有纠正我英文发音的习惯。我试着欣赏这一习惯。有一次，当我说某件事是“decisive”（决定性的），他指导我：“不对，这个字应当念作decissive。”他坚信不疑地道。 第一次他打电话约见我，是独自来的。拿着包花生。那时是夜里十一点。不幸我还没上床。于是他说他要跟我聊几小时。上海的开放自由风气使得人们可以在别人家呆到清晨四点，莎士比亚先生也想这么办。可我两点钟就送他出门。但他并不就此退却，他继续给我打电话。上个星期，他带了个人来，拿着包茶叶，说是送给我的。 “我的朋友林先生。”他介绍道。我们接着便讨论茶叶。 “他写圣经小说。我写诗，他写散文，我们可以坐下吧？” 莎士比亚先生是个矮胖子，他朋友却高而瘦。表情比他更为忧郁。我怜悯地看着他，问道：“他说英文吗？” 林先生嘲讽地一笑。 莎士比亚先生道：“我想他说英文的。你正在读什么书？” 这晚的气氛有点沉闷。我试了好几次，想要引林先生加入我们的谈话。但他只是微笑。有一刻莎士比亚先生跟他讲中文，他们一边讲一边看着我。我感到不自在。莎士比亚先生解说道： “我的朋友说你是莎福 第二。” 我很高兴，向他鞠了一躬。 “他说你有点颓废。”莎士比亚先生继续道。我有点惊奇，但再次鞠了个躬。莎士比亚先生说要一杯“那种白酒”，他的意思是伏特加。我拿给了他。 “我朋友写了篇小说，叫莫特·奥利佛。”莎士比亚先生说，”故事来自圣经，写得非常之好。我写了首英文诗。我带来了，如果你要听的话，我可以读给你听。” 他不顾林先生不以为然的一笑，读了他的诗。我说很好。 “潘海文不这么看。”莎士比亚先生道，“我刚从他家来。我读给他听了。他说他对我的诗失望。但他喜欢林先生的小说。林先生熟读《圣经》。我还要一杯白酒。” 他俩喝了三杯酒，多多少少有点飘飘然。 “我朋友林先生说，他认为你是宜为人妻的那类女子，”莎士比亚先生又说，”你有母性。” 他俩都有点轻浮地看着我，我得开腔了： “己经晚了，”我提示道，“我想你们该回家了。” “我没有家。”莎士比亚先生道，“我要在街上游荡一整夜。我要看晨曦。” “你为什么不回家，”我道，“你的家怎么了？” “你应当说你的那些家，”他悲哀地说道，“我跟我母亲那一家子闹翻了，跟我父亲那一家子也闹翻了。现在，我想我要去杭州，我要独自住到山林里写作。” “现在？”我的口气里有了希望。 “现在，”莎士比亚先生道，“一离开这间屋子我就去。路上我得有点东西可读。把那本杂志给我吧。” “不行，那本杂志我还没看。”我反对道，“我今晚刚买的。” “你可以再买一本。”他道，把杂志放到自己的衣袋里，“我现在要去杭州了。但是先给我点吃的东西，我饿了。” 无论如何，他曾带给我花生。我在冰箱里翻找，找到一包芝士，一块点心和一把折折刀。我把它们放到一个盘子上，让莎士比亚先生挑选。我不在意他拿了那包芝士和那块点心，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也拿了那把折折刀，并把它们都塞到他的大衣口袋里。不过他们已经朝着门那边走去，我可不敢因任何理由截停他们。他们在厅中停下了。
第十章 绿银色的小屋（5）
“我不在时，我的朋友林先生会打电话给你。”莎士比亚先生亲切地说，“他要跟你讨论《圣经》，这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他精通圣经。” “真的？”我很热情地说，“他最喜欢圣经的哪一部分？” 林先生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说了英语： “颂歌。”林先生清晰地说。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我们在这里不仅看到了项美丽当年抒写纽约都市生活的那种轻松调侃的文风，也得以见识她那种一针见血地抓住人物事件要领的敏感，以及用三言两语将事物深刻的意义勾划来的才能。也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灵气，我想当年一再打动了凯瑟琳和罗斯的，就是这种灵气。《潘先生》就由这样二十八篇小故事组成，项美丽在这本书中，不仅寄托了她对邵洵美的一往情深，也刻划了一组他周围那些中国人的群像，其中包括他的家人、朋友、仆人、甚至敌人。它们不仅真实记叙了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文学精品。我从这些文章所得到的愉悦，不下于我读赛珍珠、伊迪丝·华顿夫人、甚至简·奥斯汀小说所感到的快乐。同样的真诚，同样的优雅，机智而不刻薄，细腻而不琐碎。最可贵的是，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从中可以透见一颗悲天悯人的平常心。 这些日子是项美丽在上海生活的黄金岁月，她不仅把她的家俨然搞成一个文化沙龙，而且还不时在邵洵美的陪伴下出外旅行。苏浙一带自是他们的常游之地。他们还去游了一次黄山，同行者有十二个人，个个都是“上海重要的中文杂志编辑和记者”。大家都一身旅行打扮，就连永远着唐装的邵洵美，也“脱下他那身灰大褂，换上了一套短衫”。 这次旅行给了项美丽很多惊奇。她惊奇地发现，这班平时文质彬彬的书生，在黄山都变成了好像受过奥林匹克爬山训练的运动员。他们不知疲倦地跑遍了黄山的大小山峰，“我们整天爬山，每天都爬。追踪着数之不尽的神话传说，我们沿着那些修建于明代的石阶上上下下。”十天时间里，他们浸了温泉，拜了庙宇。走访了云雾山中的村落。周游过世界、有过非洲探险经历的项美丽，在这些不知疲倦的书生们面前也要甘拜下风。爬山需要灵巧，这位身材高大的美国女子，在这方面就敌不过短小精悍的中国人了。特别令她惊奇的是，有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身材瘦小，可在那古老的石阶上，她的动作比年轻人还要灵活，我气喘嘘嘘地跟在他们后面。喘着粗气，狼狈不堪。”项美丽回忆道。上海周围都是一坦平原，从那里来到黄山的树林之间，特别让她感到新鲜兴奋。虽然 我滑倒在泥泞中，擦伤了手，扭伤了腰，但仍然乐在其中。晚上，我们吃过了一顿斋饭后，围坐在那种直背的中国椅子上，听和尚们讲鬼故事和其它朝香客的故事。一天，我们碰到了一位朋友，他姓张，以尽虎而著称。他的游法很单纯，他像一般香客那样头戴一顶大草帽，身着一身农民蓝土布衣，他比照着他手中那张地图巡游古老的山峰。那是一幅黄山实地卷轴图，画于三百年前。我从没见过一幅现代地图能画得像它一样精确，我们对张先生和他这张图推崇备至。与真实地貌相比，它只有很少的地方因风化侵蚀而改变。 著名的摄影师郎静山也在他们这个团队中，一路上他“依循他自己那一套摄影理念”，为大家拍了不少照片，然后他们去了杭州，像古代诗人一样在西湖上泛舟，吟诗作对。 这次旅行是项美丽上海岁月中历时最久、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旅行。在那前后，她还去过北京、芜湖、扬州、苏州，大都是跟邵洵美及他的朋友们一起去的。其中令她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镇江，一场大风雨让他们一行人滞留在这里，让他们望河兴叹了三天之久。那时日本人正在向华北进军，举国上下一片抗日的怒潮。项美丽走在街上，遭到市民不友好对待，他们对着她指指点点也道：“日本人！日本人！”原来扬州人那时还从来没见过日本人，以为他们既然是外国人，就跟西方人长相一样。
第十一章 侠骨柔肠杨树浦（1）
1937年11月8日，中国军队抵挡不住日本现代化军队的猛烈攻击，弃守上海。五个星期后的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弃守，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就发生在这些日子里。就在南京陷落的前一天，十二月十二日，日本战机在长江炸沉了美国军舰佩那伊号。上海的西方人社会顿时一片恐慌。他们再也没心情坐在维克多爵士的中国酒店高楼里，喝着咖啡坐山观虎斗了。歌舞升平的好时光一去不返。维克多爵士也顾不得英国高税，他将自己的生意撤回到孟买，逃之夭夭。外国银行纷纷关门大吉，大班们也拖儿带女，登上飞机轮船，加入逃难潮。他们有的干脆就逃回老家，有的先逃到香港，且看事态如何发展。再胆大一点的，则搬到上海租界。 项美丽早在“八一三事件”时，便从江西路搬到愚园路。这里有个国际住宅区。她的心境早己不复无忧无虑。身为犹太人，她眼见成千欧洲犹太难民涌进上海逃命的惨状，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上海的同胞们越走越少，连弗雷兹夫人也逃回了美国。但是，虽然家人不断来信催她快快回家，她自己也谈起：“是到了改变一下的时候了”。可还是留了下来。她在一封信里跟海伦说： “你问我是不是要在这里落叶生根，不，上海是不能扎根的。可我仍然爱中国。别说了，我还没有任何去其它地方的打算。” 为什么呢？ 部分原因来自她专爱冒险犯难的天性。 项美丽在一封写于1937年8月24日的信里，描述了她这些日子看到的战祸惨状，她写道： 昨天晚上我跟一位中国人吃饭，他在门口碰到我，说：“真对不起，其它客人来不了了。他们都在南京路受了伤，魏亨利伤得特别重。好吧，跟我来，咱们俩去入席，总算有一位没受伤的客人。” 我从花园酒店看到，这个城市的好多地方在燃烧。那真是又美丽又恐怖。飞机到处狂轰滥炸，火上加油。街上挤满了拖儿带女的中国人，他们总是挤成一堆──你没法让他们听你的告诫── 仰望着天空。我现在在霞飞路。我们头顶上还没有飞机。这地方还依然如故，可我提心吊胆。我不会去冒险的，我会小心自己。宵禁迫使人人晚上十点以后一定得呆在家里。最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害怕。狄克·史密斯说这是因为我还没看到过真正的轰炸和尸横遍野的景像。有时我也会神经兮兮的，还不算严重。不过，这些天里我非常非常非常地愤怒……谁将是这场战争的赢家，我丝毫不感兴趣。没人能赢得一场战争。 战火一天天接近上海市区，终于有一天，项美丽亲身体验了大轰炸。那天她正坐在她愚园路家中： 一架飞机飞过屋子，它飞得这样低，几乎都要碰到烟囱了。紧跟着它就在杰斯菲德公园（今静安公园）附近扔了一些炸弹。临近几座房子应声而倒。惊惶中我奔出门，我跑到离愚园路几英里远的法租界，在霞飞路上找到了一所房子。那是一所老式小平房，据房东说，它曾由一位己经逃离到香港的女人租住。房东是位行动笨拙、说话结巴的年轻人，他似乎对这房子所知不多。但他说我可以在这里爱住多久就住多久。要是我觉得房子太冷，甚至可以为我安上火炉。他帮我买来一只廉价煤炉。 于是我在横飞的炮火之中奔回愚园路，把我前任房东的书装车运走。他说别的家具可以不用管，书不能丢。于是我花了一整个下午来回奔忙，抢救这些该死的书。 这段描叙不仅从一个外国人眼中，直击了上海战事，而且还有另一作用，它证明那种“邵洵美在霞飞路为项美丽租下一座小楼作他们的香巢”之说是多么轻薄和不负责任。项美丽好像己经预知到会有这些流言蜚语，紧接以上那段描写，她便有如下一段解说： 邵家不久就又聚集一堂，他们找了个较大的地方安家。搬了三次之后，他们也在我的新居那一带找到一座同一式样的房子，于是他们搬了进去。我相信直到现在，他们还住在那里。 邵洵美才是项美丽坚守上海的主要原因。 所谓“不久”、“较大”，其比较项是“八一三事件”。说的是从“八一三事件”发生以来“不久”，项美丽早在“八一三事件”前，便“从一位朋友那儿接租了愚园路房子”，而邵洵美一家当时还“不顾我的卡珊德拉式预言 ，仍然住在杨树浦。” 他们是在“八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才匆匆在法租界上找了间房子搬了进去。那间房子在他父亲的大宅附近，只有一间房，一家人挤住在一起。所以他们不得不再找“较大”的房子，以至搬了“三次”。 邵洵美带着他的大家庭，最后落定在霞飞路离项美丽住处只差二十四个号头的地方，看来不完全是巧合。 由于行动仓促，搬家工具又只有一辆“属于他父亲的古董福特车，油箱里只有两加仑汽油”，邵洵美除了一些细软，全部家具，大部分衣物，包括他收藏多年的数千本书籍，都没能带出。而此时，在英国政府的交涉下，日本人答应让外侨进入他们逃离出来的地区，从家里运出他们没来得及带走的财物，这些地区中也包括杨树浦。项美丽拿到了一张通行证，她自告奋勇，要帮邵洵美抢救他的财物，特别是他的德国印刷机和大量藏书。《潘先生》中有篇文章，戏剧性地记叙了这次抢救行动。整个行动几乎跟她当年出走非洲一样惊险。不同的是，那次她雇了十二个非洲土著挑夫，这次雇用的是十个俄国搬运工。因为日本人不让中国人进入这个地区。
第十一章 侠骨柔肠杨树浦（2）
海文终于找到了一所房子，可以让他们一家人住进去避难。离那儿六英里远，二十分钟的士路，便是花园桥。他们逃离出来的杨树浦老房子就在那儿。他们没时间带走满屋的东西。九月将到，他们甚至没带出寒衣。眼下，那些凶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把守着那条街。花园桥上则有日本特警站岗。他们挥手赶开那些在附近徘徊着想要通过的外国人。这些人试图过去看一看他们的家或工厂。 那天早上，我一手拿着早报，一手拿起了电话： “潘海文！”我冲着话筒大叫，“潘先生，你们主人海文……喂，是你吗？听听这个！”在电话里，我大声读道： “‘根据昨天从日本领事馆得到的消息，今日及之后三日，外国人士被许可进入杨树浦地区。他们将被允许上午九至十一时、下午二至四时过桥。只可携出衣物和床上用品。其它对象概不许搬取。’如何！” “啊，太好了！”海文的声音嘶哑。他刚结束工作，打算睡一整天。“这个……这个……他们怎么说的？我还不十分理解。” 我再读一遍。 “啊，太好了！”海文说，这次清醒了点儿。”那么我可以去拿回每一件东西了？是不是？” “不是的。只有外国人可以进去。只可以拿回衣物和床上用品。别问我为什么？” “只有外国人？你确定吗？”每当面对不愉快的事情时，他的反应总是很慢。我说我可以确定。但我愿意代他去。“无论如何，我想去看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说。 海文花了大约二十分钟时间拿主意。过后，他情绪高涨起来。日本人的安排有点复杂。第一天，某部分地区的某些屋主可以通过； 第二天，另外一些地区开放给另外一些屋主，等等。那些列在名单上的地区，大多是美国人与中国人混居在一起的。我们试图在电话中确定我们进去的日子：星期六下午六点？或者星期日下午七点？ 邵洵美接下来的表现近乎狂热，他又恢复他一贯的诗人作风，只要决定去作一件事，就全心投入，而且投入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讨论细节。这天海文来我家时，拿着他写的指引。字迹工工整整，还附有一张他寓所的平面图。有箱子的房间都用叉打了记号。它们的钥匙装在一个小口袋里，有二十八片之多，因为海文跟我们一样，永远不记得他要找的是哪一片。 我觉得那些指引太详尽了，比如说，第一句我就认为毫无必要： “首先把四周围扫视一遍，看看房子是否没被烧掉，东西是否都在。” 但我不想批评他。海文对他的成果非常引以为骄傲。他脸上带着一种得意的微笑，研究着他的这张地图。 但真实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美国领事馆那位年轻人来上海的时间不长，对我要过桥的申请，他惶乱而激动，他同意我星期日去。 每天我们都听到抢劫的故事。有些可能出于虚构，有些却是真实的。每一晚都听到炮弹的呼啸声。海文和佩玉朝苏州河那边遥望，他们叹息着，互相安慰说那一切不是真的。 星期六晚上，一切都准备就绪，我在义务警察中找到几位朋友。还找到一辆卡车，一个司机，还有搬运工。海文给了我最后几个错乱的指示。当中国开始朝杨树浦发射燃烧弹时，我正好要出门。我们奔到窗口，我们都同意，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最漂亮的一景。 空中弹片横飞，对空炮弹连连开花。火团一个接一个在夜空飞驰，就好像一群大猫在一块深蓝天鹅绒幕布上飞奔，火光从窗户这边飞到那边，然后爆开成金光流曳的一团。一声巨响之后，火光从地平线那儿升起。飞机一次次投弹，清晰可见。它们盘旋着，当嗡嗡声变低，变得单调而拖拉，就是它们要下蛋了。 场面真是壮观。但不容置疑，遭殃的地区正是杨树浦。可怜的海文，这晚发生的一切好像是一场针对他的阴谋诡计。那儿有他的房子、他的书、他的古董桌子，现在都在这幅壮烈图画中化为灰烬了。 “要是杨树浦烧完了，他们在桥上的人应当知道。”我安慰他道，“他们会让我们掉头。我会立即打电话给你。当然，就算杨树浦烧了，也不见得你们的房子就──” “噢，不要紧的。”海文第二十次这么说，“不要紧的，也许你都不用这么忙着去。” 第二天早上，我穿得像个灰不溜秋的幽灵，跟原始人似的试图借助色彩自我保护。辅警们在他们一个伙伴家集合吃早餐。这位屋主是个年青的富豪。我看见这群快乐的年轻人围着一张桃花心木的长桌，个个一身卡其布短打，吃着香肠，喝着麦芽酒。那天海文不是惟一需要帮助的人。在场的共有十四名辅警，他们全都佩着臂章，藉此向日本人暗示，对他们应当礼貌相待。 在乱糟糟的叫声和争论声中，我们出门上了各自的小车，朝市区出发。我的卡车等在那里。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九点钟我们己经排在一列驶向花园桥的车阵中。沿途只见几个穿卡其装的人影，或列队跑步去执行公务，或沿电车路线在那里站岗。我们的车还好，我呆在后座，这位置有个小窗，可以观察后方。我看着黄浦江。那些轮船和帆船出奇地肃静，只有几个军人在下锚。噗通噗通的炮弹声仍然清晰可闻。听上去似乎相当扎实，方位在河对岸。我想起之前有个人告诉我，他在炮火中损失了一座价值八十万美金的仓库。
第十一章 侠骨柔肠杨树浦（3）
突然，有人猛敲车上的铁板，向我传送信息：“真对不起，”我听见那英国司机彬彬有礼的声音，“仪表指示说，油箱里没油了。” 我跑下车，飞奔向加油站。真不是时候，桥己经开放了。车队从我们身边开过，驶向日本警察阵中。我跑呀跑，当我气喘嘘嘘拎着一桶汽油跑回来时，却发现那仪表是坏的，油箱其实满满的。我们加入到车队尾部，小心翼翼地驶入那列刺刀阵中。 五个日本警察检查我的通行证，另有八个也探过头来粗声喝问：“你要去哪里？”好像他们不知道似的。又有六个家伙毫无理由地截停我们，其中三个说，要是我们打算去岬角岛的话，不能去； 然后，最坏的消息由那位守桥日军头目说出来： “这张通行证是昨天的。”他说，眼睛里闪现一丝快意，“你应当知道，你不能今天使用它。” 我当然从未想到去看看通行证的日期。 我请来一位英国警官相助。之后是一阵长长的协商，期间有十四个日本人朝我们喝斥，叫我们走开。其中一个还说要逮捕我们，但最后，他的上司，就是先前扣住我们的那位，过来放了我们。我们被放行时，己经有几辆空车返回来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房子己被烧光。 是那位头目作了让步，他说我们可以去试试。我们可以过桥，但要是被任何海军陆战队员截停，千万不要跟他们理论，只能向后转，他一边朝我们这样咆哮着，一边用张硬纸片呯地一声敲了下挡风玻璃，往右方一指。 河湾上传来一阵猛烈的机关枪声。曾几何时，那是条繁忙的河道，可现在见不到一条船了，在那往日繁华热闹的河边市场上，也再不见那些香瓜和洋葱摊贩的踪影。 我从小窗里看到，我们的车开上了百老汇路。 街道空荡荡的，清扫净尽，不过除了商店都大门紧闭之外，乍一看，一切正常。一个年青士兵骑着辆自行车擦过我们的车边问路。他朝我们咧嘴一笑。然后转到旁边一条街上。那儿亦是寂无一人。 突然司机和我同时大叫：“啊，看！” 右边有座砖房烧得干干净净。我徒然回想它以前的模样，但它看上去是那么古怪，我迷路了。之后就越来越糟。这一带面目全非。我们看到了比断壁残垣更糟的东西，日本人洗劫了此地。 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空车朝相反的方向开。还看到几辆装着沙包和士兵的卡车，它们在搜寻伏击者。然后，就看到一条街上，沙包堆筑成街垒，只留出一条小小的信道。有个戴着头巾、肥大的“印度阿三”，吃力地推着辆独轮车走过，车上面有张沙发床，一张桌子四脚朝天地放在车后。瓦砾中毫无生命迹象，连老鼠都逃光了。 在一个加油站旁，我们停下车来，海文那条街到了。它看上去空无一人。我们屏声静气开着车在街上兜了个圈。突然，我又听到铁板被敲响，三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员站在我们的车前，他们一字儿排开，扬着手，气势凶凶。司机座那边传来压低的英语咒骂声。 他们看了我的通行证，开心地大声道：“不行！” 那个日期终于让我们败退。我们败退了，就在海文房子所在的街上。我们恳求、陪笑和哀告，都无济于事。只好在假装的恭顺中，沉重地掉过车头，加入到那悲哀的空车返回行列。 下面的部分写她一周之后，又搞到张通行证卷土重来，终于大功告成。我觉得就不如《我的中国》中的有关描写翔实。毕竟是传记的写法，线条虽然较粗，可是更为接近真实，对照之下，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这两种文体写作的区别，亦可让它们互为补充，让我们更完整地了解真相，所以我下面引用的文字便来自于1946年纽约版的《我的中国》： 洵美的印刷厂可能遭日本人没收，要是他们知道厂主是中国人，亦即日本敌人的话。所以我们签署了一份文件，说我早在一年前、或战事中买下了这工厂。这事全靠一位名叫马尔柯姆·史密斯的警察帮忙。当我一次二次地帮洵美运家产时，他还派了位警察陪我。他家的情景可真是惨不忍睹，而且还遭了抢劫。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战争的遗祸。亲眼见到那些暴行所留下的后果，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家庭照片、玩具、书桌抽斗等等，都被斧头砍成碎片，散落一地。所有的房间都是这么一幅景象。都是那些野蛮的日本人干的。花园桥上的日本守军检查了我的通行证，他让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跟着我们去，以便监视。他们不让我带中国搬运工进去。但俄国工人、白种人则可被放行。于是我雇了一辆卡车和十个俄国人作搬运工。我们整天来来回回地搬着那些家具过桥。这次行动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过桥。因为那些守军往往态度恶劣，情绪失控。起先还挺顺利的。直到我们进入这次行动最重要的部分： 运出洵美那些书。这些书没放在他家，它们被寄放在附近一间仓库。还好，仓库没遭到破坏。有个中国老看守仍然守着那儿。可他不让我们进去。随我们来的英国警察干预也无济于事。他向我们要小费，我们好不容易才打通了他，搬走了我们的东西。 洵美有个相当有价值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明代图书。有些书还更古老。那天我担心我没法把它们运出来。我心里想，那些土包子守军，大概不会懂古书的价值吧？可是倒霉！那天把守桥头的人不是土包子。他是个读书人。一看到那些书他就喜欢，他把我们截停。说他要没收这些书，因为他不能肯定这些书里有没有共产主义文学作品。
第十一章 侠骨柔肠杨树浦（4）
我被困在桥上三个多小时，等待事情得到处理。有个戴海军上将帽的的矮胖子，形象可憎，他一个劲地推着我的手臂说：“你回去，你不能过桥！回杨树浦去。”我打电话给那位万能的马尔柯姆，他派了位警察来干预。他们商讨了一会，终于达成结论：我是位研究中国的学者，让我过桥。 这天天气寒冷，我却满头大汗。我像位英雄似地归来。洵美在家里焦急地等待，他们全都围坐在我家的火炉前等待。这时就都跑到街上来迎接我凯旋。我们举行了个小小的庆功舞会。陈林为我送上一盘他最拿手的点心，这点心平时总是供应不足。这天我把它吃了个饱。接下来的几天都过得很开心，我们晒那些书，检查书里的蛀虫──热带潮湿天气的产物。
第十二章 霞飞路1826号（1）
现在我们再回到霞飞路1826号，那座项美丽在战火中新租的小楼。她在这里从1937年12月一直住到1939年12月，直到她离开上海去香港。如今，她离邵洵美更近了，因为没过几天他也把家搬到这里，他租住的那幢小楼是1802号。 如果说项美丽这一生由无数惊奇组成，就频率来看，霞飞路这两年中，惊奇事件发生率最高。奇怪的人物，奇怪的故事，从四面八方涌来。不说是无日无之，至少也可以说是无月无之。江西路时期，她家接待的人物中，仅仅邵洵美的朋友就”数以百计”，到了霞飞路时期，就更热闹了。来访者不止是邵洵美的亲友，现在又加入了项美丽自己的大批访问者。他们来自五洲四海，其中有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印度人、澳洲人，甚至日本人，这里简直成了个国际俱乐部。 这是项美丽个人的多事之秋，也是全世界的多事之秋。1937年年底，中日虽然己经全面开战，欧洲形势却还不明朗。英、法两国政府正在使出浑身解数，要把希特勒德国这股祸水引向东欧小国。希特勒则已经摩拳擦掌，铁了心要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惊人事变一个接着一个，他先是介入西班牙内战，在格尔尼卡第一次向全世界显示狂轰滥炸的威力。接着是吞并奥地利，在幕尼黑瓜分捷克，1938年十一月发生在全德国的“水晶之夜”虐犹暴行，拉开了之后持续七年的虐犹序幕。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逃离德国。世界似乎己经被几个疯子操纵，人们一次又一次在他们的狂言妄行面前目瞪口呆。 但是，置身风暴中心反而会感到奇异的平静。项美丽后来回忆道，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虽然住在被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她们这些西方人的日子却过得安稳而平静。法西斯日本虽与法西斯德国以及意大利结成了联盟，但还没与英、法、美撕破脸皮，还想尽力让他们在中日之战中保持中立，以便他们先把中国吃掉再说。所以，退缩到上海法租界的外国人，虽然被日本人包围在那一小块地方，行动受到限制，却得以喘定。上海的物价在那段日子里飞快上涨，但对于西方人来说，生活还是很便宜。项美丽给《纽约客》的专稿，稿酬涨到数百美元一篇。罗斯还给她的专栏起了个名字，叫作”中国通信”。 为了挖掘新素材，当然也出
( 新月派诗人与美国女记者跨国恋:项美丽在上海 http://www.xshubao22.com/3/3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