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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稿酬涨到数百美元一篇。罗斯还给她的专栏起了个名字，叫作”中国通信”。 为了挖掘新素材，当然也出于她那爱冒险的天性，满足她那永不遏止的好奇心，项美丽甚至跑去见识上海的妓院和夜总会，以实地了解考察舞女、妓女和妈妈桑的生活。 她把霞飞路寓所多余的房子租了出去以增加收入。在租客之中，有位名叫珍妮的女子。长得美艳非凡，能操多种语言。她身世错综复杂，是澳大利亚人，却与项美丽一样成了世界公民。她少女时代在日本度过，据她自己说，一位日本王子曾是她的保护人。离开王子后，她作了艺伎，然后，因为一连串的爱情事件，阴差阳错，她到了中国。为了谋生当过妓女，专门接待那些日本银行家和工业家。当她住进项美丽家时，她是一位有一半日本血统的日本记者的情妇，同时又与一位美国男人陷入热恋中。项美丽说，珍妮天生具有小说家禀赋，编故事是她的一大嗜好，所以她自述的这些奇特经历中，几分是真的，几分是假的，难以判断。但其中至少当过妓女这一点是真的，有一天她带项美丽去见识上海最著名的妓院，并带她去见了一位名叫路易丝的肥胖女人，据说，此人曾是上海滩上最成功的妈妈桑之一。她是加拿大人，曾经作过护士。她的妓院比其它地方收费贵得多，因为她的主顾大都是阔佬，是些是中国银行家，他们喜欢白种女人，也愿意出大价钱。 我开始的计划是，作为珍妮的朋友，去看看她，大家座谈几分钟，不见嫖客。可珍妮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撒谎的机会。她打电话给路易斯，说要带她一个朋友去见她，她说这位朋友正遭厄运，她是个美国女孩，嫁了个中国学生，现在被丈夫拋弃了。流落上海。所以她叫我王太太。 珍妮成功地说服了项美丽，让她跟自己一道演这场戏。她最终打动项美丽的理由是：这次经历保证够刺激。她让项美丽穿上她自己的一件黑色紧身衣，戴上一顶大帽子，还给项美丽画了眼影。她们驾着项美丽的汽车前往。在离路易丝住宅有段距离的地方泊了车，然后项美丽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空旷简朴，甚具现代风格的卧室里。 我很惊异，路易丝是个蛮有个性的女人。我不知道我原先指望看到的是何等样人物，我想大概是我在书里读到过的她那种女人吧。路斯丝是个养尊处优，喋喋不休的胖女人。她言语乏味，满口下流笑话。珍妮告诉我，路易丝惯爱传播那些不在场朋友的倒霉故事，她的言谈一点也不淑女。我们喝茶，吃巧克力蛋糕。那些蛋糕又大又油腻。路易丝自夸她的蛋糕鼎鼎有名。她和珍妮议论着她手下那些姑娘：她们现在哪里，正在干些什么，等等。那天下午没有人来。我们在五点钟之前告辞。这次会见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送我们出来时，那个家仆望着我的那种评估的目光。 路易丝后来真的打电话来让项美丽去参加一次交谊酒会。酒会上，她介绍项美丽认识一名客人。此人是个美国人，与她的美国情人同名，叫爱迪。好在此爱迪不是彼爱迪，而且她也不是艾米丽·哈恩，而成了王太太。不过，这一经历还是让项美丽大大受了场惊吓。
第十二章 霞飞路1826号（2）
项美丽的“探险”活动还不止于跟妓院老板打交道，为了了解上海舞厅的夜生活，她还去当了一夜舞女。 上海夜生活最普及的部分是有伴舞女郎的舞厅。这与我们美国百老汇的舞厅有点相似。不过，其中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在上海，这种舞厅往往是大规模的，人人皆知，每个人都随时可以入场。并不是说他们个个都会叫一位舞女，但舞女确实是吸引人们前来的重要原因。中国人认为他们最好的舞女同时也是成功的歌女。她们往往被雇请在晚会上演唱，这种歌舞女郎有点像我们的音乐喜剧歌星。每个舞厅都有它的首席舞女。新手们跳一场舞只拿到一张票。但常规办法是给舞女一个账簿或票簿。同时给坐台舞女的老板礼金，以半小时计。这是平衡舞女跟她老板之间关系的好办法。中国报纸的闲话专栏作家总是密切关注这方面的动态，且每天都在自己的专栏中给予报导，比如： “昨晚朱文清付给了老刘三百元。戈登·贝特尔小姐等了她那位大好佬一小时。” “是谁送了香港美人新手镯？答案就在玛杰斯蒂克酒店附近。” 有的舞厅清一色是韩国舞女，有的舞厅清一色是俄罗斯舞女，也有的舞厅清一色是日本舞女。弗里斯科是个专给水手们消遣的舞厅，那里有各种国藉的白人舞女。 作为中产阶级女子，我们不能进入这种地方。我们的男人去舞厅，但我们，就只有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去参观参观，或是当酒吧都打了烊，却还想以曼妙音乐结束这一天时，才会光顾舞厅。我有个朋友贝蒂，她丈夫名叫维克多·肯恩，她身材高佻，容貌亮丽，任职于美联社。她想跟丈夫离婚，就远远地跑到中国来。我们俩决定去调查一下舞厅神秘的内幕和运作方式。现在我己想不起来那一切是如何开的头，但我记得，当我们想到这主意时，我们有几分醉意。我还可以记得起来，那件事是怎么收的场。是贝蒂的一位作保险经纪的朋友，通过他的朋友安排我们去了弗里斯科。那人在弗里斯科当管事。他答应让我们在那地方干一个晚上。 “他说一定要跟其他那些正式舞女打声招呼，”保险经纪解说道，“ 如若不然，如若你们冲撞了她们的生意，那可不得了。不过他己经跟她们说好了，他说你们只干一晚。说你们想赚点小钱去印度。我不想让她们担心。” 当我们真的开始行动时，我感觉非常的不对劲。我穿上一身晚装，贝蒂也有点不安。因为她的男朋友对这个主意大不以为然。她很在乎她这位男友，因为他比身高六十码的她，高出了一公分。贝蒂不无怨怼地告诉我说，他这人死板极了。 那管事匆匆忙忙地迎着我们，他给我们安排了地方──紧靠舞池的一张小桌。其它的女孩都分布在舞池四周。她们坐在自己的小桌旁，桌子旁的空椅子是给客人留的。她们都朝我们望过来，这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打扮太华丽了。她们都穿著残旧的长衫，有些过长，有些过短，衣衫边缘都磨损了。臂弯处有些还开了缝。 这时是十点钟。对水手来说，时间还太早。他们喜欢散过了第一场晚戏后来。不过，他们很快就零零散散地出现了。我们的衣着可能不被同行认同，但她们倒是很快就跟那些水手搭上了。也有个水手坐到了我们桌旁。 他是个英国人，伦敦佬。他好像没什么钱。我们注意到了这点，因为他不叫饮料，也不起身跳舞。他这么做显然不对劲，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和座位。对这一层，看来他比我们更清楚，所以当那位绕着舞池巡察的管事走过来时，他就起身走了。之后来光顾我们的英国人也都不加入派对，在被管事干涉前，他们都满足于坐在我们身边跟我们聊天。 我听说英国佬和美国佬在这类地方总是不对路，因为他们付账的方式很不一样。美国佬生龙活虎，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穷酸乏味的英国佬却是叫瓶啤酒也要考虑再三。我和贝蒂低声议论着他们给我们的这种明显的感觉。 这时，有的女孩己经跟她们的陪客去跳舞了。那些人是每晚都到的熟客。身着体面晚装的我们，则仍然在枯坐着。只有几个不跳舞的英国佬遥遥围坐在我们旁边。 “糟糕，”贝蒂说，“简直就像我的第一次高中舞会，我成了头呆鹅，你看会不会整晚没人来找我们跳舞？” “看着办吧！”我闷声道。但接着僵局就打破了。有个美国海军带了贝蒂去跳舞，过了会儿，我也有了个意大利水手。 我俩斯斯文文地聊着。水手表示他以前没在这里见过我，他又说天气很暖和，不过暖和的天气是季节性的。我说正是如此。他夸我舞跳得好，合他的口味。接着这场舞就跳完了。在弗里斯科，他们喜欢快舞。我的意大利佬没留下来，不过他为我叫了杯饮料，还给了我五张舞票。贝蒂的海军跟我们一起坐下了，他为我们付账。 接下来就很顺利了。我拿到了很多张舞票，贝蒂比我干得更好，要不是她的男朋友突然之间闯了来的话。这家伙直冲进舞厅，一屁股坐到了我们桌旁。海军当时正坐在这儿，一见他的脸色就赶紧溜之大吉。 “出去！”贝蒂说，“你老是坏我的事。我叫你别来的。” “我不想听见你跟那人定下约会日期。”这愤怒的家伙道。
第十二章 霞飞路1826号（3）
“你算了吧，这关你什么事。”贝蒂道。我没听见这场争吵的其余部分，因为有个人请我跳舞，令我吃惊的是，这人居然是个英国佬。他是位苏格兰工程师。跟其它人一样，他开口第一句话是：“你怎么会在这儿的？”这话我今晚己经听过了上十次。 我不想干扰我们桌旁正在进行的那场家务纷争。于是接受了我那工程师的感谢，跟他去喝一杯。他喝醉了。过了会儿，他问起我的遭遇。我就给他讲了个好听的故事。是贝蒂专为应付这种情况编的。说完了故事，苏格兰人就说他要带我离开这一切。他要帮我买张船票让我回我的美国老家。更有甚者，他还说要跟我一起回去见我的继母，当面告诉她他对她是个什么看法。然后他给了我一大堆舞票，就回家去睡觉了。 那一晚我干得好极了。要不是一个美国海军占了我的便宜，就更好。他一张票也没给就扬长而去。我本想找管事投诉，但又觉得有点滑稽。我们没把我们的票兑换成现金，而是把它们送给了那些正式舞女。贝蒂的男朋友送我们回家，一路上他闷声不响。可是半小时后，他在贝蒂家喝了杯咖啡，听我们作了事后分析，心情就放松了。我们决定，永不再踏足这种地方。 这些调访的结果，项美丽都写成文章在《纽约客》和其它美国杂志发表。她的潘先生系列和这些上海故事系列大受欢迎，《纽约时报》书评版有篇文章评论它们道： 不像其它那些坐在黄包车里到上海花园桥走了一遭，就说他们了解了中国的作家，艾米丽·哈恩从一般现象中深入辟里，她只写她亲身体验到的东西，她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善意观察人与事，所以，她的笔端常含深情，她教给我们很多东西。 当然，写文章不是项美丽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确切地说，这是她来到中国之后文章写得最少的日子。因为社会活动太多了，天天都忙得团团转。这一部分出自她的爱心，一部分出自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性。她同情和帮助所有的弱者，不管他们的国藉、阶级、信仰，党派、性别、肤色。她既去位于虹桥的犹太难民营探访，给他们送食物、帮他们找工作，也去参加德国外交人员的音乐会，和他们交朋友。她甚至收了个日本记者作学生，教他英文。所有上门来向她求助的人，只要她觉得看上去是好人，便来者不拒。于是上门来找她帮忙的人络绎不绝。后来成为她丈夫、与她长相厮守五十二年的查尔斯·鲍克瑟，第一次摸到霞飞路1826号来拜访她，就得以见识那种门庭若市的场面。 查尔斯·鲍克瑟是名英国情报军官。他出身军人世家，受过良好教育。大家认为他是个语言奇才，精通多国语言，其中包括日语。这是他被派到香港的主要原因。查尔斯热衷历史研究，早在三十年代他在香港服役时期，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远东历史。他写了一些关于十八世纪荷兰和葡萄牙在远东地区商贸活动的文章，投到《天下》发表。也是因此，他注意到了常在这份杂志上写书评的项美丽。查尔斯喜欢项美丽的文章，因此向主编温源宁打听：“我喜欢这女人的才智，”他问道，“她是谁？住在哪里？” “噢，此事说来很可悲。”温源宁道：“这女人当然很了不起，可是，事实上，她跟我的朋友邵洵美正陷入一场疯狂的恋爱。可他一点也不把她当回事。你不知道，她真的可怜。” 查尔斯说他还是想在去上海时见见我。他正要去那儿作一次短暂旅行。温源宁不想让他见我，他妒嫉查尔斯是个真正的英国人。尽管温源宁回到东方在东方人中呆了这多年，还是有这种心态。温源宁迟疑地说：“她是个可怕的美国人。” 是全增嘏给了查尔斯一张名片，告诉他到哪里找我。 那天查尔斯在下午茶时间来到我家。他把名片交给陈林。后者让他在楼下客厅等待。我正在楼上，跟洵美和珍妮在一起。 “又来了一个，”陈林把名片给我时，我说道，“是个从香港来的傻帽英国大尉。这些英国佬竟疯到去《天下》编辑部找我，让他等着。” 米尔斯先生 听见了门铃，急急跑下楼梯去看，查尔斯在客厅里，像一位好绅士那样等在那儿。 “等了好一阵，我听见有下楼的声响，”几年之后他告诉我，“我当时正在浏览你的书架，我转身伸出手来道：“啊，哈恩小姐吗？”可是赫然在前的却是一只大猴子，它头上戴着顶小红帽。显然，它不是我正等着的那一位。猴子窜到窗帘后面直瞪着我。我也很紧张。这时你下楼来了，你看上去相当的不修边幅──对不起，米奇，但你当时就是那样，你那身衣服糟透了。而且你后面跟着位金发美女，她真的是漂亮之极。她坐到角落里，我说话时她一直在打量着我，让我好紧张。” 我注意到这位大尉看上去相当拘谨，但我以为这是米尔斯先生的缘故。所以没太过在意，我们喝了杯东西。他告诉我他喜欢我的书评。这话让我高兴。他又说他也是位作者。”我写的是历史方面的书。”他解释道，“写得不好。” 过了会儿前门又来了个被介绍来的人，这是位意大利来的俄罗斯捷克混血女人。叫彼得。她对印度舞蹈很感兴趣，说她想举办个独舞会。但却找不到一支印度管乐队。我能不能帮帮她呢？
第十二章 霞飞路1826号（4）
“印度警察中一定有些爱好音乐人士。”鲍克瑟大尉说，”你为什么不给警察局打个电话，请他们帮你呢？” 那位太太开心地道：“这可是个好主意！我现在就打。我可以借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查尔斯吃了一惊，他是开玩笑的。没想到他的主意竟然有了成效，六个月后，上海人真的看到了这场印度独舞会。不过，查尔斯当时的表情显示，他认为这一切真的是太疯狂了。我把他介绍给洵美，之后门又开了，表示又有一位新客人驾到。查尔斯起身告辞，他认为他己经坐够了礼貌所需的时间。 真是够疯狂，即使对于一直追求刺激的项美丽来看也是如此。每天她有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给了这些来访者。他们络绎不绝地上门来请求各种各样的帮助。只因她是个交游广阔的西方人，又好说话。其实这些求访者多数都不值得理睬。他们之中，有一个名叫唐·克索尔的小报广告编辑，想从项美丽这里找到点业务。一位福建来的陈先生。他拉项美丽去见他认识的那些歌女，指望她写写她们，好让她们借以成名致富。又有一个金发女护士，她认为自己只要有时间就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本书。有一些海军官兵，“他们几乎每天下午都来听收音机，跟猴子玩，喝我的白兰地。” 一位名叫波尔的年轻人，他目光悲戚，“永远没吃饱饭，永远诉说着他要自杀，因为他陷入了一位中国女孩的情网。”还有一个也叫波尔的家伙，这人的问题是他有偷窃癖。一位小烟草店老板的不幸则是：他老婆跟她的法国情人跑到天津去了，一年多还不见回家。 总之，来客“一打一打的，多得我都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多年以后，项美丽这样回忆。 由于时间被人大量占用，项美丽没时间写作。给《纽约客》和其它刊物的稿子一度只好停掉。战事使她代课的学校停了课，所以现在她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作私人英文教师。但由于有钱的中国人都纷纷逃离上海，她的生源亦发生问题。祸不单行，1939年初，《纽约客》编辑部还通知她，她的新书稿《太阳的脚步》多半不会受读者欢迎。他们告诉她，在这种非常年月，美国读者对一个美国女人和一个中国男人的爱情故事不感兴趣。再加上她先前出的那本写早年生活的《事件》（ffirs），评论界反应冷淡，新书实在难以看好。看来，如果她希望读者不忘记她，必须重振旗鼓。
第十三章 “你不是我的妾”（1）
不过，1937年至1939年那段日子里，项美丽的主要麻烦，还不是她的如潮怪客和经济危机，而是她与邵洵美的爱情。 人人都把项美丽与邵洵美的爱情看成一段美丽传奇。就算如此吧，这传奇也和一切传奇一样，其中无论是悲哀还是快乐，对当事人来说，都是美丽的成分少，苦涩的成分多。而就在那部分被大大夸张的美丽中，也有万千不可为外人道的悲哀处。 其实早在与邵洵美热恋初期，项美丽己经看出了她与邵洵美这场恋爱没有前途。无论如何，弗雷兹夫人当初的警告有一点没错，邵洵美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妻子。这一次，项美丽算是碰上她的克星了，再怎么自由奔放，也没法像以前对待爱迪一样，说走就走。况且从骨子里看，她还是保守的德国犹太移民哈恩的女儿，不管如何地浪迹天涯，最终目的还是要找到一个永远的家，为人妻，作人母。一旦找到，她会为之赴汤蹈火，百折不回，正如后来她为查尔斯所做的，那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成为战时香港的爱情传奇，那才是真正的倾城之恋。彷佛是张爱玲笔下那种反传奇的倾城之恋的一个反证。所以就连铁石心肠的日本军人，也为之动容，放了她一条生路。 可是在1936年的上海，面对这个貌似欧化、其实地道中国、而且是旧式中国的男人，项美丽陷入爱情僵局，一筹莫展。因为这男人虽然与她谈情说爱，却摆明不会跟她长相厮守。她曾经尝试自拔。1936年春天，她曾试图爱上一位名叫杰恩的波兰外交官。“他是个英俊的大块头，也抽鸦片，好在还没成瘾。”她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此人，并宣称打算嫁给他，或是跟他生个孩子。这一插曲随着杰恩调到北京而曲终人散。接着她又交了个英国海军军官。此人名叫罗伯特。罗伯特隶属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驻扎在南京。“八一三事件”爆发时项美丽和女友玛丽正好去南京，就是为了去跟罗伯特会面。她在那些日子里周未常跑南京，不过游伴不是邵洵美和他的中国朋友，而成了罗伯特和他那班英国海军朋友。他们搞舞会，开派对，但她跟罗伯特却无法像跟邵洵美那样亲密无间，虽然他们两人之中，前者是个跟她一样的西方人，后者是个东方人。项美丽却觉得，她与那位英国人反而难以沟通。她与他的格格不入，从那次辛普森夫人事件可见一斑。 美国离婚妇人辛普森夫人与英王爱德华八世的热恋是那年最为轰动的国际爱情传奇。1936年12月11日，爱德华八世宣布退位。为了爱情他竟然放弃王位。作为一个同是浪迹天涯的美国女人，项美丽为辛普森夫人感到骄傲； 但作为正统英国军人，罗伯特的感受可不一样。就在国王作出那惊世骇俗的决定前不久，有一天，在罗伯特服役的军舰上，一场派对正在高潮，项美丽突然站起来，高举酒杯道： “先生们，让我们为──” 军官们全都跟着举起了酒杯。 “为辛普森夫人干杯！”项美丽大声道。 顿时，一阵尴尬的沉默，还是舰长比较机灵，他不动声色地拿起面前的一个盘子道：“把这盘马铃薯传下去。” “事后罗伯特骂了我一顿：“你不能那样。”他说，他眼睛里含着泪水，“难道你不明白，要是那可怕的传闻是真的，我的整个生命就会变得没有意义。海军所效忠的一切就会烟消云散。” 他们的分手不可避免，只是项美丽没想到，曲终人散时，会有那么多的人陪着。在那般悲壮的背景之中，他们的小故事只不过是闲闲的一两笔，连补白也谈不上。项美丽和罗伯特的最后一次会面正赶上一场大事件，那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项美丽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好题材，那次惊险的南京之行不久就结晶成了给《纽约客》的一篇特稿──《环游南京》。可怜的罗伯特，在项美丽这篇文章里，他连名字也被化掉了。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决定去南京是因为那里有些年轻人、有派对、有舞会。我们打电话给那里的两位年轻人，告知我们要去。我们说将乘星期四早上八点钟那班快车到。那是最后一班开南京的车了。可我们不知道，没人说别去。 。。。。。。 火车花了十小时才到南京，通常五小时就到。在到达之前，我们换了十九次车厢。在离南京城墙几里地的地方，引擎坏了。不过我们终于在午夜抵达。我那年轻人等在站台上； 玛丽的那个却不见。我那位是个英国海军。他穿一身整洁漂亮的白上衣，他等得很累了。他轻蔑地看了一眼斯威迪·派尔 ，说：“看见吧，这是南京和上海之间最后一班火车，这条线现在从苏州被切断。飞机也没有了。你们也不能走水路，因为只有镇江以下还在我们的控制中。” 玛丽总是相信人家的话和警告。我嘲笑她，我说：“他只是在试试我们，别信他的。”海军怪模怪样地看看我们，不再说什么了。我们在酒店喝了茶，吃了水果，午夜的南京，每个地方都关了门。所以我并不惊奇满城一片漆黑。当我们看到房间里的告示：“旅客注意： 随时会有空袭，务请关灯闩门。”我们还开心大笑。 我说：“天吶，那些外交官吓坏了吧？” 我们谈了会儿这趟疲劳的旅程，真是累极了。我们把斯威迪·派尔放到浴缸里让它游水。海军邀请我们明天去他的军舰午餐，然后他就走了。
第十三章 “你不是我的妾”（2）
然而到了第二天，一觉醒来，她们发现事态严重，上海爆发了大战，它与外围城市之间的水陆交通全部被切断，项美丽立即决定马上赶回上海，舞会和聚宴立刻被拋到了一边。可是一丝不苟按计划办事的罗伯特却不是这么想的，他仍然一早接她们去到他的军舰， 海军态度暧昧，行动迟缓，他打发了一个手下去为我们签明天去上海的火车票，我说：“明天早上八点钟有趟车，我们一定要设法上去。”他说： “啊不行的，宝贝，坐下午的车吧！” 我们挟持着他下了他那军舰，回到我们的酒店。在我们没拿到火车票之前，他别想作任何事。他装得好像火车正常，飞机正常，轮船也正常似的。我无法形容他那种态度。总之他拖拖拉拉的。然后我们发现，第二天根本就没车。海军开始跟一个南京人安排午餐派对的事。我惊慌失措地奔到大堂，在那里乱窜一气。 南京酒店全乱套了。柜台上找不到一个接待员。服务员团团乱转，他们避开我的目光。这时我听见有个人在说话，他说的是带德国腔的英文，那是个大胖子。他说要租一辆巴士去杭州，然后从那儿转去上海。这可是大费周折。我不想回房间看玛丽忧心忡忡，看海军闷闷不乐。接下来，在大门口，我看见一个戴帽子的年轻人，正在跟那个德国大胖子说话。我听见他说：“今晚的车。”我不认识他。 但我们都是外国人，所以我就冲过去说： “有车吗？你知道有车吗？” 那年轻人说话也带着德国口音，他道：“今晚有趟车。我不知道是什么时间的。” 我说：“啊，太好了！他们说一辆车也没有，可我必须回上海。” 大胖子说：“今天有车？你确定？” 年轻人说：“是的。因为他们给我签了票。当然，只有三四等车厢了。” “啊，那没问题！”我忙道。 他看了看我，补充道：“这车只到苏州。我们要在那儿转车，绕道走杭州线。还要再走五小时。” 我说：“我去拿我的票。”就往楼上奔。 海军说：“今天？别傻了！为什么是今天？” 我和玛丽没理他，我们叫来酒店服务生，告诉他火车的事，要他快去车站给我们签票。服务生说，这趟车一定是半夜开的。海军高兴了点儿，他在想他那午餐会搞得成了。 我真是搞不懂他，我暗自想，这英国人没治了，可他怎么就这么认死理呢。午餐会真的那么重要？我们乱成一团，这当儿电话来了： “是那位太太吗？”一个德国口音在话筒里说道，“是谁要去上海？……对不起我不知道尊姓大名。但也许您乐意知道这个消息吧： 有列火车将在一小时之内开出。我就在站台上，我看见了。要是您赶快，我可以给您两个位子。不过没有二等车厢，只有三四等车厢。好吗？……好的。” 我们找不到拿了我们车票的服务生。我们没了主意。突然──此刻是六点钟──南京天色阴暗下来，暴风雨要来了。我们找到接待生，但没出租车，也没黄包车。鸟云压城，接待员发着抖道：“一定会有一场大战！”他看上去呆呆的。他那副标准接待员的面孔一脸茫然：“我的服务生都回去搬他们的家当了。”他道，“实在对不起。” 我们终于找到了黄包车。海军回了房间，我们等不得他了。我们奔上往城墙那边的一条尘埃滚滚的大街，黄包车夫在沙尘中奔跑的脚步声清晰可闻，头顶上鸟云翻滚。我一心只想着那列火车，也许我们赶得上它，也许赶得上。海军被我拋诸脑后。但突然间他出现在那里，他坐在一辆黄包车上，正襟危坐，目不斜视。我们一起直奔站台。 找不到拿了我们车票的人。我们必须再买张票。剩下的钱正好够买点吃的。接下来我们冲进了一列军队。他们正开进站台，有几百人之众。个个用条竹棍挑着背包。他们身强力壮，不过有些人行装过重，这个队列淹至我们与列车之间，那种悄无声息的静穆，令我差点失声尖叫。他们全都年轻、沉默、昂扬，秩序井然，铁板一块，把我们挡到了一边。 是那酒店服务生终于堵住了他们──我猜是靠他那身华丽的制服。海军不见了。我们跑呀跑，我们爬下月台，跑过几条轨道，跑过一堆列车，我找不到那个德国人。但我们爬上了一列一等车厢。它一定是刚刚开到的。车厢里还有一个空位。只有一个。是服务生为我们找到这位子。我们俩爬上去松了口气。接着海军也来了，他把他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了我们。他说，这是因为他不希望我们作如此艰苦的旅行。现在他表现得好点儿了。但还是不失英国人本色。成百难民和士兵朝我们涌来，火车停在这地方真是发疯了。每个人，每个人都看到了这是一场战争。只除了这位英国人。海军以他那阳刚的嗓门，粗声大气而四平八稳地发表他的意见。他说他刚听到消息，这列火车要到早上才开。所以我们最好下车去吃午餐。当成百人向着车门冲来，我们不得不为我们的座位而严阵以待时，真是不知如何响应他才好。海军正对着车窗站着，他抽着烟，目视自己的鼻尖。 我们就这样坐了一小时，又热又闷，因为我们的座位正好在列车的厨房旁。我们不能把斯威迪·派尔放到人群中，它就一个劲地说：“呷呷呷！”海军终于走开去，他要给我们弄点给养。
第十三章 “你不是我的妾”（3）
这时那德国人过来了。他看到我们，不由得脸一扬。有个高大的印度人跟他一起。他穿件灰法兰绒衣服，叨着个烟斗。这人长相可爱，彬材有礼，且幽默温柔。我告诉他们我和玛丽的名字。德国人自我介绍说他叫瓦里，说那印度人叫甘地。我们聊了起来，并喝了些热啤酒，到处都是啤酒瓶。 过了会儿海军回来了。他拿来个袋子，里面装着三文治、鸡蛋之类的东西， 还有一瓶柠檬汁，是从他朋友家里拿来的。海军说：“我现在要去吃午饭了。一两个小时后我再来看你。”他就这样走了。安全，清爽，冷静，讨嫌。车厢里热得流油，外面似乎凉爽一点。这使人感到仍然有个机会，只有一个机会。我们没再看见海军。因为列车很快就开动了。我们开始了上海之旅。 追溯起来，其实项美丽的每一段冒险，都与一次恋情有关，从她二十三岁那年跟个作家去欧洲开始，出走非洲，到三十岁那年来中国，每一次，都是“此情无计可消除”的结果。不甘于在“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怨愤中困守愁城，作为一个自信满满的现代女子，既然面前的每一条路都”没人说别去”，她便”仰天大笑出门去”。管它三七二十一，见路就走。 在去南京之前那些天里，项美丽与邵洵美之间的关系似乎空前的冷淡。项美丽在战事爆发后甚至有好几天与他失去了联络： 洵美怎样了？战争爆发后我花了几天时间才找到他。他没有设法第一时间把他改换地址的事情告诉我，因为我们吵了一架。 看来，项美丽是憋着一股跟邵洵美吵架的怨气而去南京的。不过，如果她跑去南京时多少还对那海军抱着点好感，把他当成一个也许可以寄托终身的港湾，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站台上烟消云散了。这位安全、清爽、冷静的好男人，完全符合她当年开出的择夫条件，甚至可以说是超标了。他是那样的循规蹈矩，忠实可靠。然而今非昔比，现在的她，是一个陷入一场热恋的女人，所以每个与她相遇的男人，都会有个参照系。在她描写海军那不动声色的冷静笔调中，情不自禁带了点调侃。与那个傻呼呼老是妙想天开的邵洵美/潘海文/宋云龙相比，这位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绅士与她根本不是一路人。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她明白了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一心只想着那列火车……海军被我拋诸脑后。”此时此刻，“仍然有个机会，只有一个机会”。 那列命定的火车很快就开动了。而这段恋情也就是这样随着南京的远去无疾而终。南京在四个月之后陷落。项美丽也从此没再去过那个城市。她还是得回上海去面对她的问题。 她的问题跟别人不一样，非关安危，也不是生存问题。因为她完全可以跟她那些美国、英国朋友们一样，在这座危城还没完全陷落之前逃之夭夭。在这种时候还留在城里的西方人，如果不是负有特别使命，就是无处可去的倒霉鬼。项美丽肯定不属于后者。这就难怪英国情报部门对她的行止大惑不解，有段时间还把她当作重点监视对象，列为项目，材料厚厚的一大本。也难怪宋庆龄一直都信不过她，一口咬定“这个女人是特务”。因此在项美丽撰写《宋氏三姐妹》时，她一直不肯合作。还警告她的秘书小心，别跟她来往。 还是温源宁说对了一半：她陷入了与邵洵美的热恋无法自拔。不过，邵洵美并不是完全不把她当回事。1937年三四月间，热恋中的邵洵美曾提出与盛佩玉离婚跟项美丽结婚。至少他私下里曾跟项美丽如此表示。 但是项美丽感到这不是个能使她安心的解决办法。 首先，卲洵美还是爱盛佩玉的；在这种情况下把他从盛佩玉身边拉开，对项美丽来说没任何意义。其次，他有那么一个大家庭，六个孩子和一大群亲朋戚友都把他当作主心骨。要是他俩远走高飞，他逃不开责任； 而她，也逃不开良心的谴责； 因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包括孩子们在内，都是项美丽的朋友。他们两人肯定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一直都苦恼不堪，反复商讨。在《太阳的脚步》中，当多萝西抱怨她只不过是云龙的妾时，这位总是妙想天开的诗人突发奇想，提出了一项解决办法。 “我是我自己父亲的儿子，也是我伯父的儿子。”云龙说，“你记得吧，我告诉过你的，我伯父没儿子，我父亲就把我给他作了儿子。我们中国人常常这么做。哦，这在一家人看来这没什么不同。但现在你看，我便合法地变成了两个人。所以我也可以合法地拥有两位妻子。只有两个。因为现在多妻是不合法的。但你是另外一个我的另外一个妻子，所以没人会因此向我问罪。你看呢？” “不行。”多萝西说。 “好了，别担心，我说的是真话，你不是我的妾。” 云龙的这种怪论，看上去似乎令人啼笑皆非。不过，如果我们把它看作小说情节而半信半疑的话，下面这段引自《我的中国》的回忆，却是与之遥相呼应。说明它并非完全虚构。那场谈话发生的时间是“八一三事件”之后，也就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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