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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你不是我的妾”（4）
“啊，别傻了，”洵美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是我家的一份子。你永远不会孤寂一人。我告诉你我们可以怎么作。你一定要跟我结婚，然后就会万事大吉。” “跟你结婚？” 在这两年多中洵美老是突发奇想。我己经见怪不怪。但这时我还是被他搞胡涂了，“你现在怎么能结婚？” 我问道，“ 你不是己经结婚了吗？佩玉不会同意的。” “不，她同意。这事我们己经谈过了。不，我不是说笑话，我们是很认真的。这件事关系着印制厂。你己经对人说这间工厂是你的。但也许日本人不会相信我们个说法。所以，是佩玉出了这个主意。因为有一天晚上你说过你永远不会结婚。当然，如果你以后要结婚，那又当别论。根据外国法律，我跟佩玉也不算结过了婚。像我们那种旧式家庭的结婚方式常常都很草率。现在，假如你愿意说你是我的妻子，我们可以去办一份文件。这么一来，你为我们所作的这一切、你对我们的保护，就更加合情合理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有个家。当然，你现在己经拥有我们大家了，但这一来在朋友们眼里这件事就更加真实，也更加堂而皇之。 你说是不是？你还可以合法地在我们的孩子中随便挑个你喜欢的，作你的孩子（除了我儿子，因为我只有一个儿子）。我们把她送给你。我建议你挑小宝。不过你还是自己挑吧。其它孩子也都是你和佩玉两个人的。他们不是己经都叫你“外国妈妈”了吗？还有，你过世后可以埋在我们家在余姚的祖坟。你老了可以到我们家跟我们一起住。其实我一直就这样邀请你，只是你不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洵美的主意如此之多，如此之奇特，所以一开始我不把他这个主意当回事。不过后来我不觉得它太奇特了。总而言之，我去他的律师办公室签了一份文件，宣布”根据中国法律”，我是他妻子。佩玉送了我一对玉镯，这也是中国的一种习俗。这件事半带玩笑性质。我们谁也没拿它当真。要是日本人管我们要证据，我们就把那份文件拿给他们看，以证明印制厂是我的。有好几年我都忘了这回事。不过洵美有一点是作对了，那就是余姚祖坟之说，它真的让我安心了点儿。这个理由很荒诞，但我真的不再为我的老年担心了。 他们甚至还去了一趟余姚，以确认那块祖坟的存在。那时项美丽当然没想到，余姚祖坟的细节，并非此事最精彩的一部分。在这变化莫测的人世，邵洵美的突发奇想，有一天还真的成了项美丽救命稻草。不过当时他们确实没人把这事当回事，那份文件不久就不知去向。直到──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项美丽在日本人占领的香港，眼看就要作为敌侨跟她的情人查尔斯一起被关进集中营。他是她新生婴儿的爸，身负重伤，死生一线。要是三个人同陷敌营，查尔斯和婴儿甚至她自己，都可能无法活着走出去。走投无路之时，项美丽灵机一动，又想起了那份文件。 “你能不能想出个说法，让你不完全是美国人。”索菲 道，“我的意思是，跟德国之类的国家有点关系，他们会接受这一类说法的。我认识几个美国人，他们就……” “我没有德国关系，索菲，你怎么会想到这个？” “不，我的意思只是……有没有诸如此类的某种事情？” 一个念头突如其来地在我心头闪起：“我曾经有个中国丈夫……” 索菲顾不得表示惊异，她一把拉住我的手，带着我冲下楼去 我们冲进前花园的一个绿色小院，在那里找到一个小个子医务官，他是个日本人，正站在那儿跟一个穿便衣的人谈话。 索菲跟这穿便衣的人短短说了几句，这人几天前曾帮她办过通行证。她对他说她的朋友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不过之前她没意识到这一事实可以帮她离开集中营。又说她朋友有个朋友住在医院。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她没法把他运到城里去。没通行证人家不让她过。如果能给她一张进城的通行证，那些士兵就不会留难她。她可以去外交事务处让他们处理她的问题。 那小个子官员颇感兴趣地看着我：“中国丈夫，嗯哼？” 我低下眼皮说：“是的。” 他打量着我，他的目光温和了。想是高兴看到一个美国女孩嫁给一个东方人。这使他对我们俩更加友好。 “坐吧。”他说，自己扑通一下坐到了草地上。 “有几个孩子？”这医官问。 我迟疑了片刻，这可真是没法向人解释，于是我道：“一个。” “是吗。”他对我笑了笑，拿出了一张卡片，在上面写了些什么，盖了个印。把它交给我。这样，我可以有两天自由时间，去跟外交事务处交涉。我和索菲跑回医院，我踉踉跄跄地跑着，我的头脑在旋转。我感到惶惑，透不过气来。我一头撞到阿金的身上。 “我拿到一个外出机会了。我应该这么做吗？”我问道，我想请教任何人，向任何人拿主意。 “你当然应该。”阿金热切地说，“要是它能帮你，为什么不？好运气。希望我也能这么做。” 我跑回查尔斯身边，把卡片交给他。我读不懂它，他能读懂。 查尔斯倒到了枕头上，他看着我，一直看着我。
第十三章 “你不是我的妾”（5）
“天吶，”他终于说，“你认为你能利用这理由出去？” “如果能成功，”我道，“这将是洵美为我做过的最好一件事。” 一阵长长的静寂。查尔斯脸上有种奇怪的表情。我几乎要说他是怕了我，或者也许，他是开始害怕所有的女人。 “你应该留在这里，和你自己的同胞在一起。”他终于说。 “英国人不是我的同胞。我觉得和中国人一起呆在家里更好。”我说，“我会没事的。当然，我是为你作出了这个决定。” 查尔斯用他那只没受伤的手抹了一下额头，嘴角闪现一丝疑惑的神气。 “哦好吧，”他说，“好了，米奇，随你去。”接着，他再次重重地说道：“天吶。” 日本人真的让项美丽利用这个借口出去了。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被他们征服，相对于正跟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的美国，中国差不多要算是盟国了。谁说诗人的想象荒诞无稽？不过，就算是想象力惊人的邵洵美当初也没料到，他这一突发奇想竟会有此歪打正着之功。项美丽因为他一招，竟然得以以中国人妻子的身份呆在集中营外，每日为查尔斯和他那些同伴张罗吃的，然后送去集中营，让他们渡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终于在1945年活着回家。不过，那是另一本书的故事了。
第十四章 房客们（1）
项美丽回忆起她当年在香港时而要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时而要证明自己是美国人的事，十分坦然。因为她无党无派，无宗无教。她这样做并没有损害任何国家和集团利益，也无损于他人。是她作人的行为准则。她是个犹太人，可是她并不信奉犹太教。她是个美国人，但她有着德国人血统，而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英国人； 她是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无论在富豪显贵还是在挑夫走卒之中，她都有好朋友，她跟所有的人平起平坐； 她是个白人，可是跟黑人、中国人、马来人都相处得亲密无间，在非洲刚果，她救活并收养了个土著孤儿，若不是走得仓促，还差点把他带回了美国。在战时香港，中国人阿金感于她对他妻女生病时慷慨相助，不要佣金地帮着她共渡时艰； 她是个女人，但当人们说她的所作所为堪称女权主义先锋，她断然否认道：“我希望女权主义分子大吉利是，但我从来不是女权主义分子。” 一句话，她反对将自己与任何导致人类对立的派别体系牵扯到一起，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她为人处事不会遵守任何有偏激倾向的既定游戏规则，哪怕它们被当政者或强权组识规定为道德标准。她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坚持的惟一道德准则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幸福。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她永远站在弱者一方，从不拒绝向弱者伸出援助之手。 我注意到中国有关她的文章里，曾提到她在中国抗战年代困居上海，和邵洵美办抗日刊物、甚至帮助译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冒着生命危险将之广为散发的事，但没人提到过她也跟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来往，其中有人还成了她的朋友，她甚至救了一个日本记者朋友的命。可是，坦白地说，就是在看到这个故事时，我决定了要写她。 我跟松本新北的友谊完全是另一回事。它起于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有一天，我在洵美家，有几位我不太认识的年青记者正在那里开会。我和洵美一向支持上海中国人的地下抗日活动。他们时常搞暗杀，但其中很少人志愿去过更危险的军旅生活。我们听说了无数上海外围游击队活动的故事。夜里，中国人往往以小股形式出没，盘查过路人。要是那人能证明自己忠于中国就让他走，若他是个汉奸就杀了他。 “这不太好。”我说，”他们只是些被战争利用的小人物。” “是的。”洵美说，“我也不赞成这些失控的行为。” 那一晚我们听到那些记者的谈话。他们喝了些黄酒之后决定“惩处”奸人松本。我在那里一直听完他们制定了一个相当疯狂的计划，然后才回家，我给松本新北打电话。 “你还住在江湾一带吗？”我问他。 “是的。不过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多美的办公室。” “是这样的，我不该这么做，但我不赞成暗杀……也许并没什么事，不过我要是你，就不会天黑以后独自回家。” “我明白了。”新北说，”不过我想那是自然会发生的事。尽管我住在中国十二年了，尽管我不是他们的敌人。谢谢你，米奇。” 是的，虽然现在我开始痛恨日本人，但我一向坚决反对基于种族因素的复仇行为。我继续与松本交往。在上海被围攻的日子里，我和他有过多次谈话。我常反对他的意见，甚至就在那晚之前还是这样。 当南京的新闻传到上海，我实在不愿跟他争论。这不是因为我忘了松本是个日本人，要跟他小心周旋。我倒宁肯他是个日本人，在我对所有的日本人关上大门之前，他是我要了解他们所思所想的最后机会。我不喜欢绝交，我仍然希望能找到摆脱这场漫长战争的途径。可在南京陷落之后的那天晚上，我绝了望。那晚，我想松本也许是城中惟一一个不会对我说谎的日本人了。 我问他：“那都是真的吗？新闻报道里那些军人们的所作所为都是真的吗？” 松本慢慢地点点头：“都是真的。”他说。 “但是为什么？你的国家怎么会那么干？我认识的那些日本人不会像那样吧？你的国家是怎么了，新北？” “他们是军人。”松本说，”你不知道他们想些什么。你不认识那些可怜的农民，多年军旅生活使他们兽性大发。他们被许可那么干。比这更坏，他们被鼓励那么干。这是他们攻下了一个城市的奖赏。每当攻下一城，军官让他们放假三天，为所欲为。他们一向都是这么干的……只因南京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这一次的事才传到了你们美国人耳中。其实这种事一直都在发生。” 松本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踱着步。他很激动：“这是全世界的羞耻。”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当我年青时，为了避免服兵役，我让自己生病。让自己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这样就可以病得服不了役。我成功了。他们让我进了第七纵队。但现在反战主义者没了退路。我不能单枪匹马跟一个国家对抗。南京是个既成事实，它是我们在此地、在中国的劫数。至少好几年里会是这样了。我们将会强大，中国和其它国家将恨我们。但我们将强大。这是确定无疑的。” “而你为此自豪。”我尖刻地说，“你自豪，我看得出来。” “有可能。”松本说，“我是人。”
第十四章 房客们（2）
看到这里，我觉得在我心里从小被培植的某种信念在动摇。在这恐怖主义分子甚嚣尘上，搅得国无宁日、全球无宁日的时代，在先进科技将地理距离缩小到天涯咫尺的今天，人与人之间却被更多的界限分隔成咫尺天涯，势成水火。突然之间，我得自己理解了很多事，比如那部多年来我一直不甚理解的电影《广岛之恋》。人们总是谈论那部电影独树一帜的现代主义形式，其实，那部电影真正独树一帜之处，是它的题旨。“你的名字叫广岛”，在这辗转反复的喃喃低语里，有着难以言说的痛心疾首，和关于全人类的忧患意识。一种叫作广岛的幽灵在全世界游荡，它使得爱情成为噩梦，仇杀成为日常生活。 我用解读《广岛之恋》的目光，一再地解读项美丽的生活、写作、爱情、和冒险。 我看到，1937年至1939年，在上海霞飞路1826号，中国抗日游击队员与日本前反战分子交臂而过； 德国官员与犹太难民共处一室； 英国情报人员与印度小偷共饮一壸水，国民党间谍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同跟米尔斯先生套近乎。这座房子几乎成了一座国际公寓。众声喧哗之中，项美丽在这里一边跟邵洵美吞云吐雾，一边编杂志，写文章，这些杂志就是前面提到的《自由谭》、《自由评论》； 这些文章就是分别于1943年和1970年结集成书、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的《潘先生》和《时与地》。 由于这座小楼房间颇多，而项美丽正有经济危机，所以她作了包租婆，先后将多余的房子租给好几位女子。那位跟她一起去南京的美国人玛丽是一个，那位跟她同见查尔斯、使她相形见绌的澳大利亚…日本混血美女珍妮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中国记者杨刚，她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不少有关邵洵美的文章里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她译的。我相信《时与地》一书中那篇《为了全人类》中，那位女主角就是她。虽然名字也许是化名： 在我上海寓所来来去去的的所有租客中，我最喜欢珠小姐。她是一位共产党人，是中国爱国分子。这两种人一个样，都很严肃。我必须承认，杨珠是非常的严肃。但她仍然很可爱。从她的眼镜后透射出一股真诚的幽默感，她会出其不意地突然爆出一阵大笑。世界上好像没什么事能让她动摇。 这样一种描写，似乎跟五十年代电影和小说所塑造的经典女共产党员的形象不谋而合。我想起了谢芳饰演的林道静，王晓棠饰演的金环银环姐妹。我想这位杨珠其人的家属看到这段描写一定很高兴，赶紧要追看下去。如果她在历次运动中遭受什么诬陷，被打成叛徒特务等等，由这位洋当事人写出的文字，应当成为要求平反的最佳证据吧，甚至可以在追悼会上诵读。我虽跟她八竿子打不着，看到这里也精神为之一振。我猜以下这段文字的作者，看到上面那一段文字一定也很兴奋：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继而党组织决定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并把翻译任务交给中共地下党员杨刚。杨刚时年仅20多岁，公开身份是《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和项美丽是好朋友，项美丽让刚在自己里从事《论持久战》的翻译工作。当时，毛泽东还特地为英译本《论持久战》写了一篇序言，序言是用毛笔写在毛边纸公文笺上的，也由杨刚一起译就。接着，杨刚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将这部译稿的秘密排印任务郑重托付给了邵洵美。邵洵美勇敢地接受了这项危险的任务。 邵洵美虽然办有时代印刷厂，但它不印外文书，于是他不得不将译稿秘密托印于另一家印制厂。这部译稿从送稿、往返传递校样到出书，都是邵洵美在秘密联系好指定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总稽核王永禄去办的。这部最早的《论持久战》英译本历时两个月才印出，共印了500册。这500册书藏在项美丽的自备骄车里，由王永禄押送，邵洵美亲自驾车，运到项美丽家里秘藏起来。然后，通过三条渠道发行： 大部分由杨刚提走发送出去，一部分由项美丽托一个名叫华尔夫的不足20岁的德国驻上海领事馆见习领事发行出去； 尚余一小部分则由邵洵美、王永禄冒险”暗销”出去。那几天，邵洵美驾着项美丽的车，在西区洋人住宅区转悠，等到周围无人时，就迅速停车，王永禄马上拿起几本《论持久战》，从车内跳出，奔到洋人住宅前，往每只信箱里塞进一本后，立即返身上车飞驰而去。两人用了几个清晨和深夜，一共发行出去了四五十本书。 邵洵美要是九泉有知，看到此文，应该雀跃的吧。因为文中的他，俨然一副抗日爱国人士的光辉形象。 可是有一天，她让我大吃了一惊，她坦承她有个丈夫，还有个孩子。杨在我这儿住了六个月，向来不提她有家，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才让她向我道出以上两条信息。 我从没想到她有夫有子，她把大量时间花在那些神秘的爱国聚会上。来找她的都是些学生模样的人物，他们总是带着各种箱包。聚会都在她房间里进行。她的房间清教徒式的简陋。就连床褥也是一张可卷起来的中国粗毛毡，铺在一个弹簧垫子上。 那天，来找她的没有共产党学生，只有裴先生。裴先生从来不携箱包，所以我觉得他似乎没有肩负某种政治使命。我一直都猜想他或许是杨的男朋友。尽管她总是严肃地称他为裴先生。他走了之后，杨到我房里来照镜子。这举动有点怪，因为之前她从未对自己的外貌表现过丝毫兴趣。她把头发扎到脑后，像只鸽子尾巴。
第十四章 房客们（3）
“杨，为什么今天你把头梳得这么漂亮。” “是呀，”她承认，拍了一下那小小的发髻，”我也不知道我为何浪费了一早上时间弄它。其实我有三篇文章要赶在下星期交出来。” 她坐到床上，脱下脚上的拖鞋，坐上了床：“裴刚刚向我求婚。”她不动声色地道，“你刚才没听到我们在争吵吗？” “没听到。”我说，”我什么也没听到。你们为什么争吵？我想你是喜欢他的吧。” 她的目光在眼镜下面闪动了一下：“我是喜欢裴。但是他要我嫁给他呀！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冒犯了我。”她停了一下，看着我的脸，想知道我是否理解她的话。“婚姻，”她补充道，“对一个女人是种贬抑，我很惊奇，裴应当明白这个道理的，我没想到他竟然有这种动物本能。” 我不同意她，我说， 裴是位漂亮、健康的年轻人，他现在和今后都有权有此本能。我说：“无论如何，我相信他不是有意冒犯你。” “他知道我的感觉。”杨说，僵住了。我们沉默了片刻。 “你有所不知，”她更温和地解释道，“他却是知道的，我结过婚。我想我没对你提到过这件事吧？” “什么？” “是的，这事发生在大学时代，离现在很长日子了。我嫁的那人非常自我，我们在一起是个错误。”杨看了看表，以确定她有没有时间把这故事继续说下去。“我应当更有理智些。但那时我们都认为，在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年轻人应当关注大局，个人的爱情是小事。所以，要尽量节省时间，减少烦恼。这一来，当那人对我要求多多时，我听从了他。不过，他并没有跟从我的信仰。他在一家洋行找到了工作。他全身心投入这份工作，你可以相信我，他从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想为全人类作点什么。他真是非常的令我没法忍受。” 杨沉吟了片刻。 “这一点也还是可以原谅的。我那么做是为了脱身去做我的事。我也根本没打算嫁给他。但那件事造成了非常错误的后果，使我落入一种必须有所发展的状态。一言以蔽之，”杨小姐道，“我们有了孩子。” “啊！”我道，“这孩子现在哪里？” “在北京。”杨小姐轻描淡写地说道，“她跟我姐姐们在一起。她们没有工作。……那以后，我答应我们应当结婚，这是照中国的习俗办事。我们同居了。我的事让我学校里那些修女们大为震惊，对于她们来说，我的生活方式太离谱了。就算我结了婚，她们也还是不满意。修女们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当然，那是另一种受不了。” 她躺到了床上，将手垫在脖子下，眼睛沉思地盯着天花板：“总之，麻烦从此也就开始了。我们老是吵架。样样事情我跟他的观点都不一样。他不理解我的工作，认为我应当留在家里带孩子。唉，我讨厌带孩子，虽说生了孩子之后，我还是爱她的。但我不是良母型的女人──他跟我的姐姐们倒是挺合得来。” 项美丽这篇文章通篇讲述这位杨珠的爱情生活。杨珠因为她的丈夫不能“多想想全人类的命运，少想想他自己”而跟他分手，也因为自己要为全人类的事业奋斗而放弃爱情、放弃家庭，放弃做母亲的责任。将这一以冷静幽默的笔调勾划出来的人性化形象，与我在流行传记中看到的那个单层次的女共产党员形象相比，使我感慨多端。 杨刚在新闻界和文学界是以刚烈如火著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她曾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 一九五七年十月，她神秘地在《人民日报》副总编任上自杀身亡。杨刚若还健在，看到项美丽此文，不知作何感想。是否也会像史沬特莱看到项美丽在《我的中国》 对她的描写一样，勃然大怒，翻脸不认她与项美丽多年交情，破口大骂呢？ 其实在项美丽那本书中，史沬特莱的形象，比我们通常在一般宣传式文章中看到的那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史沫特莱更真实，更可爱。尽管“她看上去像是个饱经苍桑的人，脸上线条生硬，衣着不条边幅”，却有一副热心肠。当她得知正在跟项美丽热恋的查尔斯跑到新加坡去看前妻时，便直截了当地对项美丽说：“别放他走！”当她看到项美丽刚生了孩子还四处奔忙时，她便 以她那独特的大大咧咧的同情方式对孩子表示关心，她简单扼要地劝我道：“你不如把孩子抱在手里，去对他们说： 你们通通见鬼去吧！” “可我不能那么做，安妮丝，我不能那样对他们说，他们人都非常好。”我道。安妮丝不解地瞪着我。世界对她来说是条巨龙，一条她得永远与之缠斗的龙。轻装走世界的人在她的概念里不存在。她也不为他们操心。现在她看到，我终于有所争斗，她便有了用武之地。 安妮丝永远带来紧张空气。就算是风平浪静、平安无事的日子，她一走进门，你也会感到一股挟雷带电、雨雪飘飞之势。一天，我正平静地坐在书桌旁，我敢保证那是太平洋岸边一个和熙的春日傍晚，门呯地一下爆开，安妮丝冲进来了。她从肩上抖落雪花，我几乎能听到门外的马蹄声，闻到马鞍上的汗水味，寒气萧杀激战犹酣……“我给你带来了一只鸡。”安妮丝咆哮道。 在这里，项美丽犯了每个自信的作家都会犯的错误，她以为人人都能欣赏她那善意而锋芒毕露的幽默感。
第十四章 房客们（4）
以此类推，我不由得会想到，是否杨刚生前也看到了项美丽写她的那篇文字呢？所以，她的自传也好，别人给她写的传记、回忆录也好，都从未提到过项美丽，甚至也不提她曾租住过项美丽寓所。不过，也许又是项美丽的复杂背景使得她对那段经历讳莫如深。她可不像邵洵美那么天真，身为老共产党员的她，对于项美丽这样的人物会引起的麻烦心知肚明，所以宁可不提她翻译过《论持久战》的”光辉事迹”。萧乾那篇被人广为引用的《杨刚与包贵思》写了杨刚与另一位美国人、她在燕京大学的老师包贵思的友谊。说包贵思在她惟一一部长篇小说中，以杨刚作为女主角的原型。萧乾的文章还引了小说中的一段。从那引文看，杨刚与包贵思的友谊与冲突，与史沬特莱与项美丽的友谊冲突极为相似，两者都是挟风带电、自以为负有解放全人类使命的左翼分子。包贵思写那位加入了共产党的中国女学生： 我倾听她对我们时代种种罪愆的愤怒谴责，我无可反驳。我留意到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她和她的同志们变得冷酷无情。我感到她这个充活力的人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中。她没有一点悠闲心情，永远也达不到恬静的境地。 当这女学生要去干革命了，把自己的孩子留给外国老师照顾时，她竟然直截了当，以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问老师要开出什么条件。老师非常吃惊，她说她照顾孩子完全是出于爱心，不附带任何条件，可她这位高足并不领情，她冷冷地道： “可是孩子的前途要掌握在我手里。” 简笑了，她说，“在这一点上，咱们的见解又不一致了。孩子的前途既不掌握在我手里，也不掌握在你手里。你认为未来是在你的掌握之中，我却知道我自己什么都不能掌握。亲爱的，我也不认为你能掌握。” 这一女斗士式的形象，与项美丽笔下史沫特莱的的形象何其相似。不过，在项美丽的笔下，杨刚倒是有人情味得多，可爱得多。耐人寻味的是，萧乾当时就住在离霞飞路不远的南昌路，在回忆录中他说，他几乎天天都与也住在霞飞路的巴金见面，自然也会见到住在同一条路上的老同学杨刚。可是他对项美丽一字不提。四十年后，当有人向盛佩玉咨询这件事时，她的回答是肯定的，她不仅证实了邵洵美在《自由潭》上发表过杨刚译《论持久战》，出了单行本、并跟项美丽、王永禄等人一起夜里开了汽车把书丢在外滩外国人的信箱里之说，她还为自己在《我与邵洵美》一文中不提此事解释道： 而在1982年第4 期的《收获》杂志上萧乾写的《杨刚文集》编后记，长长的一篇文章根本没提到项美丽，更没提到邵洵美。再说如果这是一个贡献的话，应该受到表扬，可也没有。解放初洵美即将自己有的藏书给了夏衍同志。洵美告诉我，他对夏衍说：“这是帮朋友做的事，不能算自己的贡献。”再说1958年洵美受审查，他进去四十天我就给夏衍去了一封信，当时夏衍己是文化部长，可洵美还是被关了三年，出来时瘦得路也勿会走，进去前的房子被没收，出来后也没有解决。有这种种情况，我再写出版外文版《论持久战》又有何用？ 这两个女人不约而同，都不从政治利害的角度看这种事。在项美丽，这只不过是她无数件正义行为的一件，不值一提； 在盛佩玉，哪怕要靠这件事去救命，也先以普通人的道德标准权衡： 人家不记你的好，不领你的情，还不如给自己多保留点自尊。 杨刚本人1943年至一九四八年到美国读书期间，也写了一本书，《美国札记》，与项美丽那本《我的中国》不但同期，且属同一性质，都是回忆录和异国见闻录。1943年圣诞前夕，项美丽从香港被日本人遣送回国，曾是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芝加哥太阳报》还把她抱着女儿卡罗拉的照片登在头版。说当时身在美国身为记者的杨刚不曾风闻，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两位老朋友在美国的轨迹从未交叉，难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不过，杨刚在她的作品中从未提到过项美丽，还不特别奇怪。因为项的背景实在太复杂。身为老共产党员、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的她，不得不提高警愓。想想看，无党无派的邵洵美，只因给项美丽写了一封未被送出国门的信，就坐了八年牢。奇怪的倒是，项美丽在《我的中国》里用了很多篇幅写她的房客玛丽和珍妮，却只字不提杨刚，更未提到过杨刚翻译《论持久战》的事。 若说她顾忌到查尔斯还在日本人的集中营，为他的生命考虑，她不得不隐去有关抗日的情节，似不太可信。因为她在这本书里多次提到邵洵美和他朋友们的抗日活动，她不讳言”我们这些有中国情意结的上海居民……仍然与游击队有很多接触。”也不讳言邵洵美那位成为抗日游击队头目的弟弟璜，把她家当成游击队的一个情报站： 他（邵洵美）自己的家不能用（来作情报站），因为他是中国人，外国人比较中性。但也要冒很大的危险。他们在我二楼的后房建立了一个无线电发报站，那里离马路和警察较远。他们在里面发报。尽管我从未走过去看看他们到底在作些什么，但我知道他们可以与重庆直接联系。不过，不能说这就意味着他们隶属于政府。在美国我们一说起中国游击队，就以为他们只有一支队伍。我们错了。他们有很多游击队，很多领导者，分属很多派系。他们只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都说其它派系的游击队只不过是匪帮。璜的那个游击队跟另一个游击队也发生了激争。那一队否认璜这一队在上海外围作战的权利。这种狭隘的争执引起了诸多麻烦，所以洵美遵循他战前那套处世哲学，他试图让璜这一队人摆脱肮脏的政治，虽然他自己也未能逃过那一旷日持久的游戏。它一直都存在。所以他对我后楼的发报站持观望态度。
第十四章 房客们（5）
负责情报站工作的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都穿蓝色工农装，这使得他们在霞飞路这种住宅区显得相当惹眼。因此他们很少出门。除了在屋里过夜之外，连吃都是由小饭馆送面条来解决。怪的是我对他们的工作一无所知。我曾希望得到保证，说他们是与重庆政府联系的。但我没这么做，我相信洵美的政治主张。无论如何，我认为他是个有头脑的人。 不过这事的确麻烦。发报会有一些噪音。有时引起人家注意。一天下午，马尔科姆。史密斯，就是我那位警察朋友，不期而至，他到我楼下喝杯东西。突然，他疑惑地朝周围扫了一眼，耸了耸鼻子：“你开了收音机吗？”他问道，“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有人在用短波发报或干着这一类的事情。那声音又来了！你听见了吗？” 是的，我听见了，声音太清晰了：卡卡卡克，卡克，卡克卡克卡克，卡卡卡卡卡克……我把收音机又开又关地折腾了一通，便尽快跑上楼去叫停他们。 “这些无线电的事奇怪得很。”我回到楼下时，马尔科姆继续道，“日本佬肯定说我们在外侨住宅区窝藏了发报机。你知道，也包括法租界。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我们怎能抓得住他们呢？日本佬试图用什么三角测量法找出发报机。但用这法子找不到发报机的准确位置。他们最好能确定是在哪个区。当然，上海的一个区动辄几千人，你不能光为了调查就抓这么多中国人吧，我想日本佬自有他们的办法，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怀疑每个人。让广田他们自个儿忙去吧。” 这件事使得楼上的房客大为紧张，他们很快就撤走了。接着来的房客就是珍妮，从时间上推算，杨刚大概在珍妮之后搬来。与那个发报站相比，杨刚的危险性当然小得多； 而与珍妮相比，杨刚的故事还不够传奇。也许这就是她被项美丽略过的原因。总而言之，那些日子故事太多，甚至发报站的事都只算小菜一碟，项美丽最大的麻烦，应当说来自于她与邵洵美合办的那份刊物──《自由谭》/ Cndid Comment（《自由评论》）。
第十五章 双胞胎（1）
我注意到，在那本邵洵美惟一的传记《海上才子邵洵美》中，以及有关邵洵美和项美丽的一些有关文章中，都曾提到他们一起办刊物的事，但提得最多的是一份名为《自由谭》的刊物。也曾提到一份中英文双语杂志，不过，给人的印象有时是，此份杂志只是停留在构思中，并未出版。如在董鼎山的《罗曼蒂克的项美丽》中提到： “有一时他（邵洵美）曾与项美丽尝试出中英文刊物。他带了项美丽去体验上海生活。” 提了一句就没有下文。 而在赵武平的《邵洵美的美丽错误》中，这份刊物是份己经出版的中英文双语杂志： 其好友张若谷……谈到邵洵美时特别指出 “战事几使他成为一个无产者，他曾与项美丽女士合办中文及英文本《自由谭》月刊，?
( 新月派诗人与美国女记者跨国恋:项美丽在上海 http://www.xshubao22.com/3/3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