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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家兴在报社自己军代表的办公室里看文件，忽然有人闯了进来。家兴抬头一看，好像有些认识，但是一时想不起来这是何人。
可这人先开了口非常热情地说：“我的老同学、老战友，怎么不认识我了。”
家兴细细一看，这人好像有些面熟。家兴还没来得及接口，这来人马上报上了自己的姓名——王有德！家兴一想，此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看来肯定有什么事情，必须认真、小心地对待，不能掉以轻心。
“王有德啊！请坐，有什么要事？说吧。”
“我是特意来拜望你的，许久没有见面了。你和你爱人谷医生都好吧，君兰他们也好吧。”
“谢谢你的关心，我们一切都很好。有什么事情就请直说吧。”
“事情是这样的，我很早就知道了你来扬州支左，一直没有机会同你见面。今天我一来是拜望老同学，同时有人托我来跟你开个后门。”
家兴一听，觉得这可是件奇事，现在我这里有什么后门好开？
“有什么事我能办的，你就说吧。”
这王有德说的事情是非常特别，原来是造反派叫他来做说客，请李家兴承认这新扬州日报是党报。
家兴听后就说：“你这是在开天大的玩笑，这政治问题也可以开后门？没有听说过，真是个大新闻。但是很抱歉，请你告诉托你带信的人，首先我没有这个权力，同时我绝对不会作这个‘入党介绍人’，请趁早死了这条心。”
“老同学，我只是传个口信，给你个忠告，因为这些造反派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家兴看看王有德，笑了起来，说：“你这是忠告也好，威胁也罢，我既然进了这报社的门，造反派有什么招数，一切请便！”
家兴说到此，想了下又问：“外面不少大字报上有个署名叫‘斗士’的人，会不会是就是你？”
王有德冷笑了一下，说：“有这个可能吧。可这个造反，我是越来越辨不清方向－－－－－”他还想继续说些什么。
可家兴下了逐客令，说：“我还有事，改日再谈，请便吧。”
王有德很没趣地走了。
隔了几天，是个星期六下午，已到下班时间。报社里的造反派全部走了，家兴也准备下班离开办公室。还没走出门，就被守侯在办公室门口的三个人拦住了。
家兴问：“你们想干什么？”
一个喉咙有些沙哑的人就说：“我们是来请你到我们造反司令部去的。”
家兴又问：“什么时间、去哪个司令部、谈什么事情？”
此人就说：“现在就走，到哪个司令部、谈什么事情，跟我们到了那里自然一切就明白了。”
家兴一看这些来人有些不三不四的样子，苗头不对，哪能就这样随便跟他们走，就说：“现在时间也晚了，你们留个地址，明天我自己一定会去的。”
还是那个人说；“不行，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们走。”
家兴一想几天前王有德来过，现在这些人肯定和姓王的有关，可能还与这报纸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就说：“我今天肯定不会马上跟你们一起走的。”
那个人还想说什么，可另外一个家伙就说：“跟他蘑菇什么，拉着他走就是了！”说着就动手要架着家兴走。
家兴一想这几个人是来者不善，看样子是想来绑架他的！现在这里的人都已经下班，就是到了马路上也行人稀少，真的跟他们走肯定要吃亏，怎么办？他想往军管会摇个电话，可他们不给他摇，而且看样子真的要动手了。
家兴想，如果他们真要动手，马上就进行正当自卫！他再想，自己虽然有武器在身，但现在不是使用手枪的时间。幸好自己擒拿格斗动作训练得并不差，套路比较熟练，且身手不凡，真动手绝对不会输给这三个人，于是就非常果断地说：“要我现在就跟你们走，休想！”
这时，这三个人开始不耐烦了，一个人想伸手扒掉家兴的领章、帽微，另两人就上前来，企图架住家兴两个胳臂。
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这身材魁梧、高大的李家兴，先是伸出粗壮、有力的左手，把面前那人的双手往上一挡；然后一弯身，顺势一个扫荡腿，把那人的双脚一勾，那人就被扫翻了，噗嗵一声重重地跌倒在地，一时爬不起来。同时，他又非常敏捷地探出右手，把那个在他右边、说话声音沙哑的人的左胳膊抓住，左手立即上去，双手把那人的左手腕使劲往后一曲，又用脚在那人的腿弯里一蹬。那人叫了声“妈呀”就双膝跪在了地上。还有一人一看这解放军的功夫不简单，吓得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再也没敢向前挪动。
正在这时，部队派来报社一起支左的刘和平参谋，率领几名解放军战士，来执行保卫报社的任务。
这三人见到有解放军来了，倒在地上的两人立即从地上爬起身，拼命逃出了办公室，还有一个一看形势不妙，也跟着夺路狂奔，逃离了现场，很快这三个人就逃得没了踪影。
幸好这刘和平及时来到，要不这家兴，可能会吃大亏。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扬州军管会的领导非常重视这企图绑架解放军军管会人员的事件，马上组织力量追查这事的幕后策划者，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并且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家兴在报社的支左工作，没有因此而有丝毫动摇，他还是坚持按扬州军管会的指示精神办事，拒不承认《新扬州日报》是党报，同时仍深入、耐心、细致地做已经进入报社的、造反派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后来，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这批造反派人员撤离了报社。原来的工作人员又回到了报社，这《扬州日报》开始恢复正常出版。家兴也撤出了报社，回到支左办公室继续做他的联络员。
1967年9月，中央发布了“九、五命令”，把造反派抢夺部队的武器收缴了，各地的形势逐步稳定了一些。
到了十月份，当地军队支左办公室的胡司令又把家兴叫了去。这位军队的领导是个老革命，红军长征时他就当重机关枪连的连长。个子不高、可很胖，肚子挺得大大的，一口湖南口音，说起话来总是慢悠悠、笑嘻嘻的。见到家兴就说：“小李，现在根据上级指示，要地方造反派的两派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决定派你去举办一个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头头学习班，两派一共有三百多个人参加。这个学习班准备办三个月左右时间，具体问题，办公室领导会向你交代的。有没有困难？”
家兴一想，这两派造反派的三百来个头头集合在一起学习，统一思想，任务看来非常艰巨。同时，这些人身上的故事肯定很多、也非常精彩，也是自己长见识，学习锻炼自己的好机会。自己应该有这个能力办好这件事情。于是家兴很有把握、而且很干脆地说：“我服从领导的决定，没有什么困难，坚决完成任务。”
部队章政委接着就说：“困难是有的，这些造反派的头头，里面什么样的人物都有，当然绝大多数是好的。有些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经过教育一定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主要是多做细致、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你的任务是“和稀泥”，要掺点水，把两派“和”起来，不加水干的怎么和得起来。还有一点，就是要善于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接下去这李家兴就真的单枪匹马去办这个造反派头头的学习班。
至于将会遇到些什么难题？结果又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和稀泥握手言和
话说李家兴奉命举办两派三百多个造反派头头的“大联合”学习班，办了三个多月结束了。家兴仍然回去干联络员的差事。
到了1969年的夏天，局势更稳定了一些，家兴便向领导上请假，要求回上海休息一个月。
他一回到上海，先向母亲请了安，向姐姐、姐夫问了好，说了说各自的情况，然后回到了锦绣身边。锦绣见丈夫回来自然很高兴，可更加兴奋的是三个孩子。如今大儿子爱国已经十二岁，女儿海燕是九岁，小三立业也已六岁了。孩子们先是围着家兴“爸爸、爸爸”叫个不停，再就是翻弄着家兴带回家的包包，寻找好吃、好玩的东西。
女儿海燕调皮地说：“爸爸，妈妈说你再不回来，她就不要你了。”
锦绣也说：“是呀，家兴，你再不回来，我就不要你了。孩子们也要忘记爸爸是个什么模样的人了－－－－－－”
家兴一回来，这谷家就有了生气，满屋子的笑声，大家喜气洋洋，一片欢乐景象。外婆是格外地高兴，对家兴是问寒问暖，问长问短。她虽然在家很少外出，但对国家大事十分关心，很想听听家兴在外面支左时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一天，晚饭后三个孩子都睡了，锦绣在医院里值班，家兴就在外婆房间里讲起了这**和造反派的事情。连锦绣的爸爸、妈妈也来听女婿讲故事、说新闻。
家兴先讲了造反派是怎样开的头的事：“这**刚开始时，在扬州打冲锋的一般是些学生红卫兵，后来这些学生红卫兵分成了黄字兵和黑字兵。不久，有人说这黑字兵是铁杆老保，被压了下去，有些头头被赶出了扬州。接着不少工人、商店里的营业员和部分农民也开始了革命造反。跟着，政府机关的有些干部也加入了造反队伍。这市面就真的乱了起来，而且越来越乱。一般的老百姓
都在担忧，这样乱下去怎么好？”
锦绣的母亲接着就说：“上海基本上也是这样，那后来呢？”
家兴接着说：“这时，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市民，看不惯这个黄字兵造反派冲冲杀杀，搞打、砸抢的‘革命行动’。有一天，部队的宣传车突然上了街，广播喇叭里就说：造反派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谁要乱说乱动，坚决取缔！同时就出动兵力，把一些黄字兵造反派的头头抓了起来。这黄字造反派的一般成员，就把造反派的臂章摘下，丢在了马路上、弄堂里。社会上的大部分群众见了是拍手称快，我也认为部队这个举动做得对。可上级立即说，不可以这样做！结果只好把抓起来的造反派头头都给放掉了。接着中央文件说要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部队就到处去寻找谁是‘左派’，可两派都说自己是革命造反派、都是‘左派’，部队就非常为难。”
锦绣的父亲就问家兴说：“江苏有几派，你支持哪一派？”
家兴答道：“江苏省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是两派。江苏的两派，一派叫‘好派’说自己一切行动都‘好得很’！站在对立一面的一派，就说‘好个屁’！这一派就自称自己为‘屁派’。这样一来，两派就从上到下开始进行公开的大辩论，从口头到文字，大字报，大幅标语铺天盖地，都说自己革命的路线和方向是怎样、怎样的正确，可社会就更乱了套。
于是，两派就从打口水仗、口诛笔伐，发展到‘文攻武卫’。从文斗到武斗，两派的矛盾越积越深，甚至有的家庭也产生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些同事、同学、朋友，甚至是夫妻、兄弟、父子，也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我实在看不懂，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我开始想当个逍遥派，可我是在支左办公室工作，就逍遥不起来了。还是毛主席说的：‘解放军不介入也已经介入了’。但我还是倾向于比较讲文明的那些人－－－－－－”。
等了两天，君兰夫妻俩来看家兴，锦绣准备了些酒菜，大家一起吃好中饭，就天南海北地扯开了。说着、说着，不由地又说到了**上来了。
君兰对家兴说：“听说这次你在扬州同王有德这个冤家对头又交上了手。”
“是的，这一次他是搬起石头砸了他自己的脚，最后还是我救了他。”家兴说了出乎大家意想不到的话。
爱芬就有些不理解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家兴说：“事情是这样的，这扬州有家当地地方党委的报纸，叫《扬州日报》，**开始不久，造反派夺了权，接管了这份报纸。在造反派分裂成两派后，好派把屁派赶出了扬州，而且把这个报纸改名叫《新扬州日报》，并且说这是份‘党报’。还千方百计逼我这个军代表公开发表文字声明，承认它是‘党报’。”
君兰问：“你承认了？”
“我当然不会承认，但他们不放过我。接着这个王有德就到报社来找我，名为给我传递信息，说造反派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实际是来威胁我。可我还是一句话：《扬州日报》是党报。
没想到，隔没几天的一个下午，下班时有三个来路不明的人，到报社我的办公室里，企图对我实施绑架、行凶，被我三下五除二接连放倒了两个。这时正好支左办公室的刘参谋带了几名解放军战士来报社值勤警卫，这三个人一看情况不妙，就趁机溜掉了。”
君兰想，这事有些离奇，就问：“这和姓王的有什么关系？”
“开始我也搞不清楚，后来在‘大联合’学习班里，这王有德的狐狸尾巴终于彻底露了出来－－－－－－”家兴正欲继续往下说，张荣和孔文、红梅一起来到家兴家里，这下又是一次大团圆。大家热闹一阵之后，锦绣拉爱芬、红梅到三楼谈心去了。锦绣的父母、外婆跟客人客气一番后，都回各自的房间睡觉去了。
张荣、孔文、君兰在底楼客厅里重新坐定，家兴一面给倒茶，一面拿出些点心、糖果放到了桌子上，大家就又谈了起来。
君兰先来了个开场白，说：“你们好长时间没有来上海了，现在怎么有空来上海，今天怎么这样晚才来？”
孔文回话说，前一阵子他也忙于支左，没有空回来。这会儿无锡、常州太平多了，就请假回上海休息一段时间，来陪陪老婆。张荣也说，他知道家兴在上海，就和孔文一同来了上海，与老朋友会会面，同时了解家兴下一步准备怎么走？今天为什么这么晚还来看家兴，因为明天上午他要回浦东川沙老家去一次，有些事情要处理，后天就要回镇江部队。
几个人在客厅里就交流了最近各自的情况，说说又说到了**、支左的话题上来了。
君兰就说：“家兴，你刚才关于王有德的故事还没有说完呢。”
张荣和孔文也都想听听，家兴怎么举办两派造反派、三百多个头头学习班的故事，有些什么成功的经验。
家兴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教训倒有几条。
孔文就说管它经验、教训，都说来听听。
于是，家兴就继续说他办造反派头头学习班的故事：“这三个月、一百多个日日夜夜可不是容易度过的。同这三百多个造反派头头打交道，可以说像坐在火山口上似的，‘火山’随时随地有爆发的可能；在这风口浪尖上真是提心吊胆，有时真会出些突发事件，使人心惊肉跳！最后总算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办班任务。
这两派三百多人是住在一个党校里，我同他们是同吃同住同学习。这些造反派头头因为是到这里来学习的，所以统一称为学员。学员的一切起居食宿全部由党校负责解决，具体有党校办公室张主任安排，这些都不用我发愁。我要考虑的是怎样通过学习，把两派的对立情绪化解掉，教育这些头头要分清是非、责任，消除派性，从而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使两派联合起来。这个意图挺好，但要实现谈何容易。”
君兰插话问：“这三百多人在一起，怎么学习法？”
家兴又继续说：“这三百多个头头集中到了党校，先是成立学习班领导小组，这领导小组的组长谁来当，军管会主任的意见要我来当。我想，如果当了这个组长，在这种派性严重发作的情况下，就把我自己也陷进去了，对办班工作非常不利，于是坚持我还是当军代表，说话、做事好有回旋余地，军管会领导同意了我的意见。
学习班的组织实行军事化管理，我把这些造反派的头头，按班、排，组织起来，指定班、排长。开始是按派别编班学习，学习进行了一个多月，结果这派性就更加严重、越来越严重；学习班变成了两派大辩论的阵地，突然间，这党校内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两派就相互指责、漫骂。
其中，有几张署名‘斗士’的大字报，内容竟然针对着我而来，什么‘支一派、压一派’、‘屁派的黑后台’、‘要揪出来见见阳光！’等等。这两派是更加对立不说，这学习班眼看要成为武斗场所，要爆发‘七级大地震’！我一看苗头不对，在稳住学习班领导小组成员的同时，果断地采取了紧急措施，立即按原来的系统、单位重新编班，这学习的气氛很快扭转了过来。”
“家兴聪明，有回天之力，算是一条经验。”孔文听后高兴地说。
君兰接着又问：“家兴，后来怎么样了？”
家兴就把这学习班的故事，再往下说：“这次来参加学习班的三百多名造反派头头，里面有工人，学生、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政府机关的干部，商店里的店员、农民，社会上的闲散人员，男女老少什么样的人物都有。这些人在造反派里的头衔都是什么司令之类的人物，全都不是等闲之辈，不是省油的灯！而且这些造反派里的骨干，派性十足，有的人真是头上长角、浑身是刺，说也来、骂也来，三句话说不到一起就会动手打起来！
现在按原来系统、单位编斑学习后，情况开始大不相同了。虽然还是每天把屁股坐稳，脑子静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坚持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但再怎么说大家原来都是一个系统、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甚至是一个车间、一个科室，有些学生还是同坐一只课桌的，有些干部是办公桌长期对面相坐的。毕竟是同志、同事、同学，有的可以说曾经是好兄弟，有的还真是生死之交，现在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搞得这样势不两立呢！
学习班刚开始时，我打算要这些造反派头头，把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分清是非、责任。但再看看现实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想要他们讲清楚只会是继续争论下去，于是我觉得还是和和稀泥、讲点感情、人情是上策。
多数人到底还是讲情感、重情义的。原来的同事、同学、朋友，现在同住、同吃、同学习，时间长了，原有的感情渐渐恢复了，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情感。
大家把一些不同的认识、说法，摆到了桌面上，有些只是说法或者看法上的不同，还有不少只是传言，多数是误会，说出来，说穿了，说通了，也就没有什么了。彼此何必剑拔弩张、同室操戈！不少人作了自我批评，握手言和，还成了知己、好朋友！”
张荣听出了味道，孔文也连连喊好，说：“这可以说是第二条经验。”
君兰就说：“还是大哥有本领！这样复杂的局面，单枪匹马就能够驾驭，真不简单。”
家兴说：“好戏还在后头呢！”
君兰又着急地问：“还有什么样的好戏？”
家兴接着又饶有兴趣地继续往下说开了：“学习班重新编班进行学习一段时间后，学员之间不同观点的人，相互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后就消除了隔阂。我也不分昼夜地找人谈心，做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这样一来派性明显地减弱了，原有的矛盾很快缓和了。说呀说的，有些人把原来一些隐藏在心底的话也公开了，把专门躲在阴暗角落里出坏主意的人揭露了出来。
原来上次绑架我的事情是这样的：来参加学习班的头头里竟然也有王有德，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扬州日报》发生的不少事情都牵涉到王有德，两派武斗打死人，造反派抢夺武器，准备冲击部队机关大院等等，都有他姓王的在后面出谋划策。”
君兰就问道：“家兴，这王有德在扬州到底在干什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家兴说：“开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这扬州干什么勾当，通过这次学习班终于弄明白了。前几年他在上海犯了生活上的错误，被你们卫生学校除了名，觉得在上海没了面子，而回了他的家乡扬州。开始是在一家学校里作代课老师，**初期，他看自己‘头上有辫子、身后有尾巴’没有敢行动，后来趁两派争斗的机会他成了保守派，混进了‘屁派’里当‘参谋’。之后‘屁派’被赶出扬州，他摇身一变转过来又加入了‘好派’，在一个什么‘司令部’里作‘高参’。所以他两派的头头都很熟悉，两面都能说上话，可以左右逢源。他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情，在这派里这样说、在那派里那样说，为两面出主意。还摇起了笔杆，写了不少派性文章、大字报，署名‘斗士’－－－－－－”
“这实际是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孔文帮助点穿了王有德在两派之间的作用。
家兴继续说：“是的，在学习班里，有一次，王有德主动找我说：军代表，老同学，这次你要好好帮助帮助我，我在这个**运动里，确实犯了不少方向、路线错误。请你对我多批判，多教育，帮我提高认识，好好改造自己。”
“家兴，你是怎样回答他的？”君兰问。
家兴说：“当时我就对他说，王有德！你我是老同学，我们两人多少年的交道打下来了，彼此之间应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两人现在谈不上谁帮助谁，革命还是要靠自己，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看看自己在**中，到底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事情做错了！是对自己有个恰如其分估价的时间了，希望你不要坐失良机！”
“那他到底出了多少坏主意？”君兰又问。
家兴接着就数说了在扬州发生的几件大事：“首先是‘好派’抢夺《扬州日报》，要李家兴这个军代表承认《新扬州日报》是‘党报’，还企图绑架我这个军代表；二是两派武斗，有一次确实是‘好派’把自己一方的一个人误伤，后来抢救无效而死了，但硬说是对方打死的，把尸体抬着游街，闹得满城风雨。最后把尸体放到军分区的会议室的会议桌上，强压部队首长表态，企图以此压倒对方；三是一次‘好派’准备冲击军分区机关大院。开始时，准备好几个武斗连，全副武装冲进部队机关大院，逼迫部队首长表态承认‘好派’是革命造反的‘左派’。后来发觉部队有了准备，已经调了几个解放军连队进入机关大院，才没有敢贸然行动，只是在部队机关大院四周，安上高音喇叭，虚张声势地叫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只得撤消了原来准备好的行动。”
君兰接着就说：“这些事件和王有德有什么关系？”
家兴又继续说：“现在两派联合了，就把这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给揭了出来。这其中不少坏主意是王有德出的。大家就不放他过门，要共同批斗他。我做了工作，才算勉强作罢，否则有他的苦头吃呢。但最后他在学习班里还是被毒打了一顿，手臂被打成骨折。”
“这又是怎么回事？”张荣也问道。
家兴又往下说：“事情是这样的，在造反派抢枪时，姓王的也弄了一支‘勃郎宁’手枪，还经常别在腰间到处显耀，有时还放上几枪。后来要交枪了，他没有把枪交掉而是藏了起来。这次军管会在我们这个学习班里设了个收枪小组，动员他主动把枪交出来，可他置若罔闻。虽然我三申五令，收枪小组一定要执行政策，在学习班里绝对禁止搞逼供、动武。
收枪小组的人对他宣传政策，可军管会派在这学习班里担任值勤保卫的‘文攻武卫’的几个队员，在半夜里偷偷地对王有德动了武。我对这事立即做出反应，除把王有德马上送医院医治外，还批评了这几个不执行政策的‘文攻武卫’队员。”
家兴的故事讲到此，孔文接了上来，说他们在常州支左的故事更加惊心动魄，他说：“解放军在常州火车站驻守有一个步兵营，保障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可常州有一派的一个全副武装的武斗连，居然把火车站四周来了个团团围困，并且向据守车站的解放军发动攻势，几十条枪枝开了火，把火车站四周的外墙打得弹痕累累。当时解放军这个营的营长，请示上级是否据守、是否可以还击。上级的回答一定要据守车站，但是不能还击！怎么办？我们这个团接到命令，就派了几个连，来了个包围、反包围。这个“战斗队”哪里是解放军部队的对手，没有多少时间，这个“战斗队”就被完全缴了械－－－－－－
这故事正讲到兴头上，可张荣打断了大家的话头说：“我们这些解放军搞支左什么的，费了这么大的劲，可现在听不到地方上有多少赞扬声。再说军队内部，有个部队借我们师的营房关门搞‘四大’，结果也搞得乱糟糟的。”
孔文也说：“是这样，所以我对支左的兴趣已经不大了。”
家兴说：“可我们这些当兵的，服从命令是第一位的，上级叫怎么办你又不能违抗。”
张荣就说：“军人对上级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这是一个方面。这些都不说了。还是来说说家兴下一步有些什么打算？”
孔文非常坦率地说：“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个兵不可能一辈子当下去。家兴，是该想想我们两人接下去该怎么办了。我已经快五十岁的人了，团政委是做到头了，再也上不去了。”
家兴也在想解甲归田的事，但在张荣面前不好意思先说出口。现在张荣既然来说这个事情，于是也表达了有脱下军装复员、或者转业的想法。张荣就对家兴说，部队下一步要处理一批干部，但不是转业而是复员。复员到地方不是继续当干部，而是当工人。这次干部复员工作是张荣负责的，考虑好了可以打电话告诉张荣。
这楼下在说支左、谈复员，在楼上的三位夫人说得也挺热闹。这三个女同胞开始是交流各自的生活、工作等等，说到后来当然不是说什么**等国家大事，而是说开了儿女，家庭、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锦绣先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夫妻俩，他一年回上海个把月，我去部队一年最多二十来天，这夫妻生活真是一年大部分时间－－－－－－”
爱芬就笑着说：“你到部队做随军家属不是一切都解决了吗。”
“这我才不干呢，我是想让他干脆脱掉军装算了。”
红梅就接口说：“我那口子这次回来就和我说了这件事，准备复员回上海。”
锦绣马上就说：“这有什么不好，夫妻大团圆太美妙了，孩子也可以有爸爸照顾了。”
可红梅说：“这次复员回来不是继续当官，而是做普通工人。”
爱芬就非常干脆地说：“当不当官有啥子关系，我看夫妻能团圆就好。”
这一帮人说这说那，一直说到了半夜十二点左右，锦绣作了一些夜点心，大家吃好后，孔文夫妻俩、君兰夫妻俩，都各自回了家。张荣住在家兴这里，师生俩又谈了好长时间。
张荣第二天回浦东川沙的事暂且不表。
再说家兴在上海休完假，还是回到了扬州，仍去做他的联络员。但往下他主要考虑的已经不是怎样支左，不是想去当他那部队的宣传科长，而是在想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他的故乡上海，继续做他原来的美梦。
要知后来的事情怎样发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十 回 归故里再圆美梦
话说这个家兴在上海休假满一个月后，回到了扬州，又作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员，到了1969年阳历的十月底，扬州部队分管干部工作的一位首长和干部科的科长，同他谈了下一步工作的三个去向：一是回原来野战军部队，但可能要往北方调动；二是留在扬州地方部队，部队党委表示十分欢迎，可以分在部队机关工作，家属可以调来随军，如果家属大上海不想出来，那第三条路是只好复员回上海了。
“给我多长时间考虑？”
“给你考虑三个月时间。是这样的，你现在的关系还在野战军，如果走第二或第三条路，我们去把你的关系转过来。不过，现在先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去完成。有一个十万民工正在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工程团指挥部里原来我们部队派去的政工组的组长已经调走，你马上去接替指挥部政工组组长的这个职务，工程完工的时间很紧，只两个来月，春节前一定要结束。”
“结束后让我回上海同家里商量。”
“是这样。”
家兴听完地方部队首长的谈话，就非常明确地说：“组织上对我下一步的去向是十分负责的，我会慎重考虑，做出恰当的选择。组织上对我的去向如此负责，我表示感谢。这次交给我水利工程政治工作的任务，我一定会圆满地去完成，不会有丝毫松懈情绪，请首长放心！”
“李家兴同志，你回野战军继续干下去，当团职干部的年龄，将近四十岁是大了些，但到地方部队还比较合适。再说你是大学生，上过朝鲜战场是战斗骨干；论政治水平，工作能力都很强，你从来扬州搞‘四清’，后来留下支左，到现在已经五年了，我们对你是了解的，真的很想你转到我们地方部队来工作。”
接着家兴打起背包，到了水利工地上。一到工地现场，指挥部的汪总指挥马上对家兴的来到表示欢迎，还简单地把工程的情况、进度，当前紧迫要解决的问题作了介绍。现在主要问题是工程的土方量，虽然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但接下来天气渐渐地冷了，这堤坝快要结顶，民工们挑土爬的坡度越来越大更加费劲，取土的距离越来越远，想在两个月内完工有一定的困难。家兴也向汪总介绍了自己工作的简历。汪总把政工组的副组长丁德贵叫来相互认识了一下。然后，家兴到政工组同全组同志见了面。
这个政工组有近三十多个干部，下面还设立了好几个小组，有组织、宣传、保卫、群工、秘书等，每个小组都有五、六个人。家兴和大家见了面，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什么话都没有说，从第二天起，连续三天分别同几个小组的组长和组员谈话、了解情况。接着又和几个组长一起到工地上，同各个县的带队干部，以及民工们进行谈心。后来又和政工组丁副组长一起，在这二十四里长的大堤工地上，从东头到西头跑了两个来回。最后他又向指挥部的工程组、后勤组的同志们，比较细致地了解了工程和后勤保障上的一些基本情况。
第四天上午，家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政工组各个组组长的“诸葛亮”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了五个“怎么办？”请大家出出主意，一同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任务重、时间紧怎么办？
天气马上要冷下来怎么办？
不少民工反映粮食定额不够吃怎么办？
有的单位认为劳动工分定额不够合理怎么办？
有些民工出工不出力怎么办？
开始大家都没有反应，会议冷场了好长时间。
家兴说：“我们不是经常说，‘三个臭皮匠，凑个诸葛亮’吗。我提的这五个怎么办？也是这几天大家向我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不过是把它归纳了一下。怎么解决？各人肯定都有一些想法或好的建议，我是真心实意请大家来当‘诸葛亮’的。大家大胆地说吧，我是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说对了不也是一种贡献吗，说不对也不要紧，不采纳就是了。再说今天在这个会上提些问题，大家来辩论一下也未尝不可。”
宣传组的组长先开了口，说：“我本来想新来的李组长，是解放军里老资格的宣传科长，一到工地肯定会拿出一整套解决问题的宣传工作的计划或者方案，我们只要照办就是了。可李组长一到工地，就带着我们到处跑、到处听，自己一语不发。你不是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这工作作风很值得我学习。现在叫我说我就说，这五个怎么办？确实是我们这工地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过有些是属于我们思想宣传工作范畴的，有些是工程组、后勤组的事情，有的是各个县的后方要解决的，有的是制度上的问题。我们政治工作口子，不能一揽子全部揽过来、包下来。”
保卫组长接着说：“我从业务观点出发说一点意见：任务越是紧迫越要抓阶级斗争，一定要革命大批判开路－－－－－”
好像点了一把火，讨论开始热烈起来了。有人就说，现在工地上原来各单位放在这里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陆续都解放了、走了，只有那个我们地区的第二号“走资派”、原来的扬州地委陈副书记还没有解放，但是批他已经批得疲塌了。批判他始终是那么几句话，他回答的也是老一套。“我有罪，我有错误，我向毛主席请罪，向同志们认错，请同志们批判，我一定接受教育！”你问他有什么罪，错在哪里，他就说：“正在想，还没有想好。”
也有人说：大批判是必要的，但我们这里的民工大都是挑选来的贫下中农。总不能把各个县里的地、富、反、坏拉到工地上来做批判的靶子。
也有人说：属于工程、后勤的“皮球”，我们踢过去就是了，我们拿来讨论就多此一举。
还有人说：我看我们工地上的宣传气氛要搞得更加热烈一点。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推向更高的高潮，好好研究怎样活学活用，学用一致。
“李组长，还是你说说，你现在总归是我们的头，大家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丁副组长就对家兴说道。
家兴想了想，说：“好吧，我既然是来做这里政治工作的头，总要说说自己的想法。可是我只来了几天功夫，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再说我对水利工程又是门外汉，好在同志们大都是水利上的行家、老兵。
这几天我听了同志们的不少反映和好的建议，又同老丁反复商量，就弄了以下几条，大家看看是不是可行。一共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政工宣传本身的任务，准备做三件事，一是进一步向全体民工宣传我们这项水利工程建设的意义、当前的工程进度、困难，以及如何在春节前完成任务，回家过春节。我想编写一份简单、明了的宣传资料，在工地上立即运用各种宣传手段，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并且组织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二是工地上的一些宣传标语、口号，马上换上更加鼓舞士气，动员如期完成任务的内容。三是组织工地现场文娱宣传活动，让民工们自己唱自己在这次劳动中的好人好事、先进事迹，鼓舞士气。
第二个方面是建议指挥部领导立即组织召开一次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内容：一是讲工地当前形势，动员奋战60天，提前、全面完成隔堤堤坝工程的施工任务。二是在会上交流解决当前困难的做法或经验，不需长篇大论，而是一事一议。
第三方面是把我们已经了解到的、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建议，整理一下报告给总指挥。我刚才讲的，是不是可行，请大家讨论一下，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可以修正或补充。老丁，你再说一下。”
“我想是这样，对李组长刚才说的工作意见，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有修改和补充都可以，如果要想一想后再补充的也行。现在可以原则上先通过，边执行边充实。请大家敞开思想说吧。”老丁说过后，大家的发言非常热烈。
大部分同志认为这个计划实事求是、符合实际、踏踏实实、切实可行，也有的谈了些补充的意见。
会议最后，老丁对如何落实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对大家作了明确的分工，随后立即分头去执行。
家兴和老丁一起去向汪总指挥作了汇报，汪总听了很满意，批准了政工组的这个政治工作计划，采纳了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等建议。并且又立即召开了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共同来贯彻政工组的这个工作意见和建议。
工地的三级干部会议如期召开，开得很成功。各县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劳动定额、劳动工具、民工吃粮、防冻保暖等，迅速得到了解决。工地上宣传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到处红旗招展，换上了一批新的标语口号。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 （精彩小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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