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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那金榜题名的梦，冀图从皇帝手里接过那件黄马褂。官之大小，权之轻重，是十分 在乎的，连死了以后的谥名，都全力以赴去争的。别看他们口口声声不为五斗米折腰，不稀 罕那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但在有可能得到的权位面前，没有一个人会掉头不顾而去的。 所有的演潇洒、装潇洒式的炒作，都不会离这利益的原动力太远。因之，对于敏感的王子猷 而言，虽然他和他的弟兄们都拥有与生俱来的风流，和根本推不开的富贵，但客观存在着的 高低之别，上下之分，这种心理上的隐痛，也会使王徽之活得不那么百分之百的开心。在王 羲之的几个儿子中间，王子猷，一直处于这种觉不出来的压抑气氛之中，所以，他才有“雪 夜访戴”、“竹园闹主”的表演，他不但需要人知道他的存在，更需要人为他的存在喝彩鼓 掌叫好欢呼。 然而，他总是失落，有一次，他们弟兄三人“共诣谢安”。 在王导以后，这位曾经指挥淝 水之战的谢安，便是朝野众望所归的人物了。不过，在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隐居，时人有“ 谢安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舆论，把希望寄托于他。所以，这位头上有光圈的名流的人物 品评，一句话，便举足轻重。“二兄（徽之、操之）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 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小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 。’”而且，谢安对王献之“其钦爱之，请为长史，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如此重用 ，如此信任，在一向自视甚高的王子猷心灵里，能不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吗？ 他先在大司马桓温属下，任参军，后在其弟车骑将军桓冲手下，任骑兵参军，成了一个弼马 温的角色。这种与他家门光荣不相称、与他兄弟们职务不相称的安排，也不能让他心理平衡 。有一次桓冲问他：“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 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最后一句，是孔子答 复子路的话，他竟然拿来调侃上司，这潇洒也相当够意思的了（以上均《晋书》）。试想一 下，琅琊王家，东晋政权中的第一豪门，皇帝都不得不让出龙椅的半边请姓王的坐，现在他 却坐在冷板凳上，受命于行伍，那情绪会好起来吗？ 更何况他的婚姻状态，显然属于太过平庸一类，在史书上找不见一笔记载，比之娶了金枝玉 叶的弟弟王献之，比之讨了谢家才女的哥哥王凝之，王徽之也无法神采飞扬起来。尤其他弟 弟在当驸马前，与爱妾桃叶浪漫的恋情，与前妻郝氏缱绻的挚爱，那首为心上人写的《桃叶 复桃叶》的爱情歌曲，竟流行江南一带，所有这些风雅绮丽的韵事，都与王子猷无缘，作为 一个男人来讲，岂止是感到扫兴、窝囊、别扭呢？更多的倒怕是泛上的酸不溜丢的苦恼吧？ 所以，他时不时地要潇洒一番，要制造一些足够上娱乐版的头条新闻，在当时的南京城里， 他肯定是娱记紧紧追踪的明星。“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 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 ，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 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新语》） 直到他弟弟垂危之际，出于手足之情，使他道出了心底的隐衷，“吾才位不如弟”，正因为 才力的不逮，权位的差别，才不得不一个劲地装潇洒，演潇洒，填补心灵中的空虚。然而， 王献之一死，他也未能活多久，至此，于是，这位公子，那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才 中止进程。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懂得当今文坛，那些热衷于炒作的作家，干嘛要死去活来地折腾了。估 计这些先生们，女士们，与王子猷一样，大概都有他（她）们见不得人的精神上的隐痛，和 不可告人的内心里的苦衷。 文人嘛，大部分具有表现欲，甚者，还具有强烈的表演欲。这两者，从本质上看，是一回事 ，只是低度酒和高度酒的区别而已。从语义上推敲，表演应该要比表现更外在，更夸张一些 。表现，主要是突出自己，让别人知道他的什么，而这个什么，基本上还是属于真我。表演 ，当然也是突出自己，但突出的什么，很有可能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假我，或者压根儿的 非我。然而，无论他怎么兴高采烈地表现或者表演，总是会有他内心里不快乐的一面。 偶读明代唐寅的诗作，题为《梦》：“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 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科，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调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 半床。” 小时候，随大人在书场听弹词《三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谁也比不上这位风流倜傥 的吴中才子唐解元，更快活无比，更开心自在，更得心应手，更放浪不羁的了。他的潇洒， 他的炒作，他的表现，他的表演，无不臻于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从这首诗，从这其实也 是他伴其一生的梦里，我们不也体会出他内心深处的阵阵隐痛，聊作佯狂的背后苦衷，和那 掩饰不住的怅惘嘛！  
雪夜访戴潇洒一把（4）
所以说，潇洒难得，难得潇洒，想到这里，对于时下喧嚣的市场化炒作，对于时下文化 人的忙忙碌碌，烈烈轰轰，奇奇怪怪，热热闹闹，也仿佛多了一分理解，也就随之豁然了。 于是，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孔雀虽毒不掩文章（1）
明朝大奸臣严嵩，其实是个正经诗人。他的诗，应该说写得不错，甚至可以说写得不俗。 当个奸臣也颇不易，为臣本难，而为臣还要奸，真得有点功夫。严嵩与周作人的命运不 同，是属于因人废文的一种，谈到他的名字时，不会想到他除了奸臣的名分外，还具有诗人 的身份。 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载：“严分宜自为史官，即引疾归卧数年，读书赋诗，其 集名《钤山堂稿》。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 耳。”然后，他的结论是：“故风流宰相，非伏猎弄獐之比，独晚途狂谬取败耳。”从这同 时代人的评论看，严嵩的诗，说不上非同凡响，但不同于一般，是可以肯定的。对作家来讲 ，能够写出有别于他人的作品来，就很足以自豪的了。 此人活到八十多岁，与周作人差不多，是一位长寿文人。我觉得，时下某些上了年纪的 作家或诗人，终其一生，还未必能达到严嵩在《四库总目提要》被论及的水平。隔代以后， 后人们谈到他名下的《钤山堂集》时，还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在流辈中乃独为迥出”，能 够在清朝的皇家典籍中，获得如此评价，可见其作品确实有独特不俗之处。《明史》称他： “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这也是个相当褒扬的说法。 严嵩在江西老家分宜县一个叫钤山的地方，面壁十年，苦读诗书，声誉卓著以后，也就 “文而优则仕”，被召回来京城做官了。“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一 个读书人，囊萤凿壁，悬梁刺股，熬到国子监首脑这样尊崇的位置上，也就是学术界、文化 界的顶尖人物了。在封建社会里，当别的什么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有钱，有势，有关系 ，有门路，有裙带的援引，能巴结攀附，摇尾示好者，没有不达到愿望的。但要在翰林院混 事，肚子里只有《三字经》、《百家姓》，或英文BC之类，恐怕还是不行的。即或扛着圣 旨去了，坐在杏坛上，我想，那被众文人干着的滋味，那假充内行的心虚状态，那说不了三 句就露馅的尴尬，也会是挺受罪的。从这点看，奸臣归奸臣，坏蛋归坏蛋，严嵩在文学成就 上，是货真价实的。 要不然，“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就不会把他留下来了。当时，“会廷议 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要他领衔修史。这是个油水不 大，但享有崇高威望的荣誉差使。看来，他当时的文望与人望，比之后他两朝的周作人，任 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一把手时要高得多多。因为无论王揖唐、殷汝耕，还是汪精卫、东条英 机，都不曾有过想请周先生去修《清史》的意思。在中国，凡被统治集团认为有资格修正史 的文人，都应属于文坛公认的泰斗之辈。例如宋代的司马光、欧阳修，元代的脱脱，当然更 不用说汉代的司马迁了。 严嵩到底有没有在嘉靖年间新设的《重修宋史》编审委员会里，担任过什么重要角色？ 是不是有什么高级职称？拿不拿额外的津贴补助？配不配供他专用的小轿车？史无记载，也 就无从说起。但由此可知严嵩的文学地位，在当时，确实是众望所归。不过由于他的奸臣名 、贪官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而使他这方面的“清誉”被湮没了。如今，周作人被某些先 生们不遗余力地抬得这么高，严嵩地下有知，一定会埋怨这些鼓吹者，对他的才华，也好像 应该得到一些张扬才是。 当时，嘉靖皇帝很赏识他，而且，一直恩宠不减。朱厚趈迷信道教，还自号“灵霄上清 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这种一本正经的滑稽，也只有像梁武帝出家做和尚的昏君做得出 来，可堪与之比拟。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武大臣及词臣入值西苑，供奉青词” ，跟着皇帝一齐向太上老君膜拜了。所谓“青词”，就是写在青藤纸上打醮祷祝的疏文。在 中国，只要是皇帝提倡的东西，不管好坏，马屁精们立刻会趋之若鹜，加油添醋，蔚为风气 的。严嵩自然不甘人后，加之他善揣摩，巧逢迎，有眼力，肯无耻，所以，出自他手的“青 词”，仙风道骨，典雅华彩，朱厚趈特别欣赏，褒誉有加。这块敲门砖，就成了他晋身之阶，一天天发达起来。 先前，“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为此用沉水香木做了五顶道冠，赏赐臣僚。严嵩竟成 为获得这种殊荣的五个人之一，要比今天某些作家忽然被外国人看重而骨头顿轻，更加荣耀 ，也可见其受嘉靖赏识的程度。因为中国的士，信孔夫子，“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大肯拜 神礼佛，别人虽受赏赐，有的还不愿意戴。严嵩青词写得好，溜舔尤具功夫，他在朝见皇帝 时，特地在道冠外蒙了一层薄纱，以示珍惜，“帝见，益内亲嵩”，这马屁算拍到了点子上 。从此，“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应该承认，早年的严嵩，确是文章高手，倘若一 个草包，腹中空空，敢坐在那里跟嘉靖谈诗论文吗！ 古往今来，能够得以与帝王、领袖、最高统治者咏觞唱和的骚人墨客，肯定是文化界领 一时风流的扛鼎人物，就以曾经和毛主席对过诗的柳亚子、郭沫若两位先生的身份，便可证 实。因此，严嵩的诗作，到了清朝编《四库全书》时，任总编纂的纪昀，也不忍一笔勾销， 还引用了王世贞的一句诗，“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表示不能因人废文，来肯定他“ 独为迥出”的文学功力。作为诗人的奸臣严嵩，当不弱于作为散文大家的汉奸周作人，这是 可以肯定的。  
孔雀虽毒不掩文章（2）
我们试来读他的一首七绝：“山泉野饭聊今夕，金谷铜驼非故时。随缘自有数椽竹，题 俭真成一字师。”假如，不是标明严嵩之作，准以为是哪位尚未脱贫、甘于清苦的诗人，在 什么远离尘嚣，还具有一丝黍离之感的故国荒园，孤独行吟呢！可是，当了解这不过是那个 穷奢极欲，贪婪搜括，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大贪官，在那里装孙子的时候，就觉 得是莫大的讽刺，天大的笑话了。 为文和为人的抵牾，严嵩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奸臣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 ，在《明史》中，将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都列入奸臣传了。然而，到了更后来，在人们心 目中，他的贪官名，又压倒了他的奸臣名。如果有人搞一份中国贪官排行榜，我想严氏父子 ，很可能在前几名之列。若是把宦官中的大贪污犯如刘瑾、魏忠贤，还有清代的和贾嗖患圃谀凇Ｔ谡僭钡奶拔鄯钢校厢愿缸雍苡邢Ｍ峁冢镜前袷住！ ≡凇抖氖贰返母魇分校酝倨玻缂槌肌⒇摇⒖崂簟⒙以簟⒒鹿佟⒀说车龋≈泄返奶謇薏挥蟹置疟鹄嗟恼陆凇：芷婀值囊坏悖蓝烂挥凶诺奶肮倭写刮摇∧擅撇灰选Ｊ且蛭挥刑肮倌兀恳只蛴捎谔肮俨欢喽薮吮匾兀空獾比徊皇抢碛伞Ｖ小」奶拔畚幕虼常晌矫嗝嗖痪丛读鞒ぁＳ幸辉蛐埃稻墒保晃坏胤焦僭崩肴巍。谥捌诩渌牙ǖ那疲孔俺翟俗摺Ｕ馕还僭毖彩映こさ某刀樱叩侥┪驳哪橇境怠∩希⑾只棺乓桓鲂±贤罚阄剩闶撬啃±贤坊卮穑沂潜镜氐耐恋亍Ｕ馕还僭逼奈【龋闼担恋匾乙巡辉谀愕牡孛嫔献龉倭耍慊垢盼腋墒裁矗空馕煌恋乜嘧帕匙印∷担弦∧驯镜氐牡仄ぃ妓牙ㄗ吡耍也桓拍俊 ≌馑涫切埃从沉朔饨ㄉ缁嶂校由系较拢薰俨惶埃暮Ｖ冢惶安还俚南窒蟆。惺绷实郾救耍部赡芫褪鞘紫拔鄯浮Ｃ裱柙唬骸叭昵逯蜓┗ㄒ保褪恰≌庵窒窒蟮男凑铡Ｒ桓鱿嗟庇诘厥屑兜母刹浚谝桓鲇退淮蟮母荩茉谌曛冢淌伞∪绱舜罅康拿裰窀啵习傩栈褂谢盥仿穑空蛭拔壑伲缺冉允牵苤纾豪某伞≡郑允芳依此担遣皇ぜ牵鼓绺楸什患橇恕！ ∪绻乔骞伲挥幸桓鎏肮伲鞘氛呖赡苡行巳ぷ鲎鑫恼拢幌喾矗榈靥肮伲骞俪闪讼 ∮衅分郑簿椭荒苋媚切┮怀静蝗尽⒘叫淝宸缯撸谑肥樯险家幌亓恕Ｕ绯率僭凇度」尽防锛窍露夤擞翰缓染埔槐剩醵潦保醪唤猓缓染朴惺裁聪∑妫恋剿锶ㄕ飧觥〈缶乒恚慌闼鹊锦铬溉坏某潭龋挂⑵⑵１阒赖笔焙染疲且恢窒嗟逼毡榈摹∠窒螅坏缓龋垢业种疲庵趾奔睦樱攀钩率倬醯糜懈吨钣谑返谋匾Ｒ蛑凇∈肥槔铮辛祭簟⒀舻拇隙ㄣ【≈笆兀秸保裥裘瘢辶秸墓僭保翟凇∠∩俚脑倒省６两裆形抟徊俊短拔凼贰坊颉短肮倭写烦鱿郑峙掠肜刺肮俣嗳缗Ｃ小」兀粑沂且晃患鞘氛撸惶斓酵硇床煌甑奶肮伲不岬刮缚诘摹！ 〈筇肮傺厢浴⒀鲜擂郊皇保睹魇贰烦疲隼础盎平鹂扇蛴嗔剑捉鸲偻蛴嗔剑∷浔Ψ嫠庇质偻颉薄Ｔ谝槐尽短焖铰肌返氖橹校胁榛癯隼吹脑呶锵晗盖濉〉ィ渲校骸按拷鹌髅蠊踩б话侔耸寮匾煌蛞磺в嗔剑衿鞴舶税傥迨呒埂《饭捕倭咚级戌甭奚垂惨煌蛩那儆喽危缺蚱咔儆喟眩喜头帧∫说牡谡康炅焦踩偌洹！本萆虻路兑盎癖唷罚党霞沂保獗逃癜子竦奈寰汀∮屑赴俑保鹨笃逡彩鞘俑薄Ｕ馕焕涎Ь扛刑荆憾赞谋臼且患崴捎淇斓氖虑椋米乓弧】趴抛愠啻拷鸾匠隼吹钠遄樱恋榈榈模癫焕凵啡艘病！ ∶鞔暮庵疲涣较嗟庇诠频?6点9克，乘以11000的话，应该是405900克，按近日黄 金市场价，每克为120元计，光这些金器就值人民币五千万。若以《明史》的三万余两计算 ，仅黄金一项，值两亿人民币，遑论其它。据《明通鉴》：“所籍嵩等家财银两，诏悉送太 仓，以一半济边饷，一半充内库取用。”这后一半，也就是进了朱厚〖FJF〗趈〖FJJ〗的腰 包。 抄家，是皇帝发财的一道，据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王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 ，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李广殁后，孝宗得其赂籍，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 千百石。帝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 刘瑾败后，抄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七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 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 千 六百两”。钱宁籍没时，“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另一说为“金 七十扛，共十五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江彬籍没时，“入公 帑者，黄金七十柜，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柜二千两。”……看来，明代是中国历 史上的贪污大朝，当不会错。 赵翼认为，以上这些贪污犯，都比不上严嵩在任时间长，所以，他搜括得也应比他们多 。“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 巡按御史孙丕扬所抄嵩京中家产，亦不止此数。而所估价，又不过十之一。即如裘衣，共一 万七千四十一件，仅估银六千二百五两零，帐幔被褥，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件，仅估银二千 二百四十八两零，则其他可知也。计其值，不下数十倍。”因此，严嵩的贪污记录，是可以 上吉尼斯的，“则史传所载，尚非实数”，这就是赵翼的结论。  
孔雀虽毒不掩文章（3）
一般来讲，小贪如鼠，昼伏夜行，鸡鸣狗盗，提心吊胆，贪也贪不出多大油水。而大贪 如虎，无所顾忌，光天化日，明火执仗，才能贪出金山银山。“稗史所载，严世蕃与其妻窖 金于地，每百万为一窖，凡十数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见之。’及嵩至，亦大骇，以多藏 厚亡为虑。”严氏父子之所以敢如此放开手脚的疯狂贪污，聚敛如许钱财，还不是当皇帝的 包 庇和纵容的结果！这两父子斑斑劣迹，早就民怨沸腾，“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 皆首嵩”。但是，“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而且，“帝或以事谘嵩，所条对平 无奇，帝必故称赏，欲以讽止言者”。正因为有倚仗，严嵩才能有恃无恐，正因为他支持， 严世蕃才敢胡作非为。 赵翼说：“是可知贿随权变，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 权门贿赂之往鉴也。”从近年来所揭发、所暴露、所法办的贪污案件，主犯要犯，哪一个不 是带“长”字的手中握权之辈呢？作家手中，不过有杆笔，谁会在乎你呢？是做一个才华出 众的文人，死守清高呢？还是做权力更大的官僚，因而也能捞到更多的油水呢？严嵩自然会 选择后者了。 尤其，嘉靖十八年葬章圣太后以后，这位皇帝就不上班了，也就是不视朝了，连皇帝这 项最起码的本职工作，也不干了，这就给了严氏父子更大的贪污空间。“自二十年宫婢之变 ，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 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这样，等于纵虎归山，更是不可一世，严嵩在里面将嘉靖哄得团 团转，严世蕃在外边大肆搜括，敛财聚钱。 这一对贪污父子，同声共气，合作默契。“短项肥体，眇一目”的严世蕃，比其“长身 戍削，眉目，大音声”的老子，更能作恶。由于严嵩“旦夕值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 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 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箧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 能匿”。凡贪污，必腐败，凡大贪污，必大腐败，于是，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敲诈勒索， 横行都门。严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严嵩最初以文邀宠于上，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最后的失败，也是老暮以后，文思日退 ，诗情大减，做不出令皇帝高兴的文字来，才失去圣眷的。说实在的，一个诗人，总有江郎 才尽的一天，也许七老八十，还能写出分行的文字，但银行账目，商店流水，同样也是一行 一行，难道那能叫做诗吗？除非打算将缪斯气死。再说，在帝国宫廷最高层面上的厮杀，并 不亚于西班牙斗牛场的角力，你不将刀插在牛身上，牛就会将你顶死，因此，作为诗人的严 嵩，究竟还能有多少诗情画意，涌上心头，是大可怀疑的。更何况，他必须干净利落地排除 政敌，必须不露声色地告密陷害，必须殚精竭虑地获得好处，必须恬不知耻地曲意媚上，当 一天到晚尽琢磨这些外务的时候，他还会爆发创作的灵感吗？ 结果，朱厚趈所下手诏，老迈的严嵩，竟“语多不可晓”，好像有些老诗人 看不懂年轻 诗人写的东西一样，只有一个劲地摇头。幸好，独眼龙严世蕃能“一览了然，答案无不中” 。但“严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于是，“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 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言。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 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这样，就走到了末路尽头。 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终因外投日本，内怀怨望罪被劾，“斩于市，籍其家”。但世宗 还是给严嵩留了条命，削籍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这个大奸臣，大 贪官，就这样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真遗憾，他没有周作人那样幸运，至今还在翻来覆去地出知堂先生的书，而同是“堂” 的《钤山堂集》几乎不为人知。早在前清编《四库全书》时，就因“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 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给否定了。 以两“堂”的遭遇而言，看来，古人较呆，不灵活，认死理，还是今人聪明，脑袋瓜子 转得快。要是周作人生在明朝或清朝，会被视作贰臣的，怕就得不到今日的风光了。 从这个角度比，真有点为严嵩的诗文叫屈。  
草间偷活沉吟不断（1）
每年秋后，总有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在我家后院的角落里，茕然存活。那虽没有什么气力 ，但相当专注的啁鸣，常常坚持到真正冬天的来临。每当我在呼啸的寒风里，贴着玻璃窗， 倾听这只蛐蛐的声音时，对于生命力的不绝于缕，总使我有所触动，总使我想到明末清初诗 人吴梅村的名句：“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诗人的这句诗，很酸楚，很凄凉，每吟，心必为之动，尤其对有过“草间偷活”体验的我来 说，更甚。可以想知，在江左三大才子之中，吴梅村应该是活得最“苦”的一位。 我说的这个“苦”，并不是他自称的“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的“苦”； 而是他在一种无时无刻的忏悔中，一种至死也不能自谅的忏悔中，对于灵魂那永无休止的自 审自谴的“苦”。 中国人，通常不怎么忏悔，中国文人，则尤其缺乏忏悔精神。在西方文化史上，远一点的， 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近一点的，有卢梭的《忏悔录》，而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历程 中，几乎找不到一本类似的著作。中国文人甚至不如中国皇帝，他们在混不下去的时候，还 不得已而为之，下罪己诏。吴梅村的恩主崇祯，就涕泗滂沱地干过这桩事。但是，有些中国 文人，错了也不认错，不但不认错，还赖账，还推诿，还狡辩，还倒打一耙。所以，吴梅村 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不是惟一，也是极其少见的，具有忏悔意识的文人，值得我们后人尊 敬。 早先，文坛的好事之徒，不如今天这般蛆虫也似的多，少有捧臭脚的排行榜。但在士子们的 口碑上，是按钱谦益一、吴伟业二、龚鼎孳三这样的次序排列，逐渐形成公论。不过，若就 纯文学的意义而言，吴和钱，至少是不相上下的。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梅村当 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FJF〗？〖FJJ〗天 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足迹尚皆可谅。”要是从道德角度衡量，那么，鼎革之际的表现 ，吴胜于钱，更胜于龚，是毫无疑义的。 文学史所以将他们统而论之，因为生逢末世，命运蹭蹬，遭遇不济，坎坷半生的命运，大致 相同。但具体到每个人，状况又不尽类似。钱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涡，龚是一 个市侩气的文人，热衷投机转蓬，吴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胆小怕事，体弱 多病，努力躲开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过他。这倒也不光吴梅村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文 人几乎躲不掉的共同厄运。皇帝老子要是跟你过不去的话，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在 这条船上，想不成落汤鸡也难。时代要跟你别扭的话，如托尔斯泰所言，在盐水里煮三次， 在碱水里煮三次，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钱谦益自寻是非，龚鼎 孳自讨没趣，吴梅村在劫难逃，明白这点差别，也就理解他这什么“草间偷活，沉吟不断” 了。 他忏悔是真诚的，但他“沉吟不断”，更多是在诉苦，诉他那个“一生遭际，万事忧危”的 苦，这里面就有很多文人的夸饰了。 从古至今，中国文人无不喜欢夸饰，往自己脸上贴金，光荣要贴，成功要贴，到了当代，被 运动，要贴，受迫害，要贴，甚至连耻辱也要拿出来往脸上贴。吴梅村也属于卖苦一族，在 遗书里，告诉儿子，他是“天下大苦人”一个，说得可怜兮兮。他这一辈子，忧患连连，危 机重重，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过得很不自在，也是事实，但决不是彻头彻尾的倒霉蛋。 他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忘性，他刚走出他的家乡太仓，那几年间，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为世人瞩目。他的连捷高中，他的奉旨完婚，他的翰林高就，他的讲学东宫，也使得满朝文 武惊诧，艺苑杏林艳羡。无庸讳言，吴伟业曾经很陶醉于那相当风光，相当体面 ，相当得意，相当快活的满足中的。 我始终认为，上帝虽然吝啬，但对每个人的安排，基本上（当然不是百分之百）还是要保持 账面上，借方与贷方的大体平衡。一个太快活的幸运儿，不见得永远一帆风顺；同样，一个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未必就会被上帝抛弃。君不见福利彩票开奖，立马成为百万富 翁者，常常是北京人绝看不上的外地打工仔。所以，吴梅村虽然一生不幸，但他二十三岁起 ，开始发迹，上帝真开眼，让他着实地火了一把，比进城民工中头彩还来劲呢！ 旧时中国的“士”，十年寒窗，囊萤刺股，大都怀有高第入仕，衣绯着紫，文章翘楚，领袖 群伦，连做梦也忘不了的双重心结。时至21世纪，我所熟悉的作家同行，想谋一身黄马褂， 同时又想执文坛牛耳者，也是大有人在的。可鱼和熊掌，两者兼而得之，岂是那么容易的事 吗？ 在中国，考中状元，未必做得文豪，做得文豪，很难考得状元。吴敬梓，金圣叹，曹雪芹， 蒲松龄，恰恰都是科场上的名落孙山者。这其中，二律背反，势难两全，八股文做多了，性 情文字难免生涩凝滞，脑袋里装满了论、表、诏、诰、判、策之类应试制艺，诗词歌赋的绝 妙灵感，也就找不到立足生根之地。这也是今天那些削尖脑袋热衷做官的作家，再也别指望 他写出好作品的原因。以今譬古，能凭真本事，赢得科举，而且又凭真才华，成为大师者， 肯定少而又少，只有吴伟业，是这样一个佼佼者。  
草间偷活沉吟不断（2）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长大于儒雅环境，聪颖早慧，好学不倦，尤其拜在名师张溥门下，文章 大进，学业完善，笔墨娴熟，得心应手。所以，1631年（崇祯三年），他到南京应乡试，中 举，名列第十二。次年进京，参加会试，得第一。接着殿试，皇帝亲点，为一甲二名进士， 即“榜眼”，这一个成功过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叫好鼓掌都来不及，所以他老是卖苦， 是没有道理的。 接下来，授翰林院编修。随后，崇祯出面，赐假回里，洞房花烛，真是如其宗师所褒誉的， “大登科后小登科”，“天下好事皆归子”了。吴也很得意，得意难免忘形，他评价自己为 ：“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如同时下有些作家同行，将自 己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种子选手一样，都有不自量之嫌。 所以，我相信而且尊重他后来的忏悔之“苦”，但不大相信甚至鄙薄他所夸饰的遭际之“苦 ”。 满清入关，改朝换代，攻城略地的屠杀，铁骑践踏的血腥，文化箝制的强暴，予取予 夺的恐惧，是每个老百姓都难逃脱的痛苦，非独吴梅村一人。他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认 为，在他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努力为自己辩白的欲望，表现出来，便是喋喋不休的诉苦。 后来人常常不理解，人称吴太史的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睿智学者，聪明透顶的人，为什么不 能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埋名隐居，坚拒不就？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宁死不降 ，舍身成仁？最不济，也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作《惜发赋》，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里 潜心读书。 说说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当相当的难了。 直到我当了“右派”，我才懂得，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你可以这样 高标准地要求吴梅村，但他愿意跪下来求生，而不想站着取死，那你也只好抱憾。 一位研究吴梅村的日本学者安积信，就十分为这位大师惋惜：“第梅村受知于庄烈帝，南宫 首策，莲烛赐婚，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负海内重名久矣。当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时，不 能与陈卧子、黄蕴生诸贤致命遂志，又不能与顾亭林、纪伯紫诸子自放山林之间，委蛇伏游 ，遂事二朝，则不若尚书（王阮亭）之峻整，随园之清高远矣。向使梅村能取义成仁，或隐 身岩穴间，其节概文章，皆足以为后学标准，而天下所推为一代冠冕者，亦将不在阮亭而在 梅村，岂不尤可惜哉？”（见清人方浚师所著《蕉轩随录》） 安积信先生不了解中国文人向来崇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与他们日本国动不动切腹 自杀的武士道精神，是毫无共同点的。且不论切腹这举动本身的正确与否，但对死亡毫无畏 惧的坚强，与但求苟且偷生的软弱，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 吴梅村性格软弱，可入世之心甚重，吴梅村身体脆弱，可虚荣之念更强。但文学大师的声名 ，复社宗主的威权，领袖群伦的欲念，一代良知的众望，都是他对自己的目标期许，是舍不 得放弃的，正是这些浮华，他既不能“取义成仁”，更不能“隐身岩穴”，怎么办，只有成 为“忍死偷生廿载余”的“两截人”的一条路可走。 吴梅村的故事讲到这里，对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就该出场了。 一位是他的老师张溥，一位是他的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崇祯朝的党争，后者使他 接受了清顺治朝的征召。这虽是两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吴梅村个人而言，四 十多岁时的仕清三年，正是他二十多岁时介入党争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家，有附庸风雅的嗜好，那么，中国的风雅文人，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 兴致。张溥为文学家，我记得旧时中学国文课本中，就选有他的《五人墓碑记》，那是一篇 相当激昂慷慨的散文。但他更愿意附庸政治，要当一个政治活动家。崇祯初年，清除阉党， 昭雪东林，言路放宽，政策松动，给了知识分子一点自由，张溥利用这个机会，成立“复社 ”， 议论朝政，针砭时弊，雌黄人物，评断是非，俨然有点反对党的味道。 一般来说，文人玩不得政治，即使像张溥这样还玩出一点气候者，最后也以栽跟头而告终， 甚至死了也没放过他。他不明白，皇帝只是在需要知识分子出声的时候，你可以出声，当他 不需要你时，你最好闭紧嘴巴，别讨没趣。历史上那些掉了脑袋的文人，很多都是在错误的 时间，错误的地点，以为皇帝多么爱他，而发出声音的结果。 张溥把复社的全部希望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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