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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还有一个对后来影响深远的问题，那就是按照草原上的传统，“父之遗产多归幼子，太祖临崩，部兵十二万九千人，拖雷分十万一千，诸将多其旧部。”
拖雷从1227年起，一直监国到1229年的忽里台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成吉思汗的弟弟帖木格、窝阔台、察合台、已故术赤的儿子拔都等人。开始的时候，由于拖雷监国这两年干的很好，许多人并没有遵从成吉思汗的遗命，反而选拖雷继承汗位。
“国俗，承大位者必经忽里勒塔之议定。太宗虽有太祖之前命，犹遵国俗，召诸王驸马及诸大将会议。众议多拥戴拖雷，太宗亦固辞，于是犹豫不决者四十余日。”
窝阔台最后能当上大汗，除了察合台出了大力，耶律楚材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太宗将即位，宗亲咸会，议犹未决。时睿宗（拖雷）为太宗亲弟，故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睿宗曰：“事犹未集，别择日可乎？”楚材曰：“过是无吉日矣。”遂定策，立仪制，乃告亲王察合台曰：“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
已而斡赤斤（帖木格）与察合台决计遵太祖前命，乃扶太宗即位。拖雷进酒，诸王、驸马、诸大将脱帽九顿首，称“可汗万岁”者三。太宗自御帐出，先拜日，而后受贺焉。
耶律楚材劝察合台，以哥哥之亲，首先向当可汗的弟弟窝阔台下拜。察合台照办，帖木格等人于是也下拜，窝阔台的汗位终于确立。
拖雷想没想当大汗？估计是不太想，否则，以他当时的势力，和他受到的拥戴，大汗的位子肯定是他的。而且这并不违背草原的传统。
拖雷的确很能干，灭金关键的三峰山之战，“拖雷总七提控兵，凡三万骑，金兵四倍之，”但他大破金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基本上奠定了蒙古之世仇、金灭亡的结局。
可是，窝阔台在灭金后，应该说，是做了一件不地道的事。
夏四月，扈驾北还，避署官山。五月，太宗不豫，暴喑。六月，疾甚。师巫言：“金国山川神，以我杀戮过多，为崇，非牺牲所能禳，惟子弟可以代之。”拖雷乃祷于天，请以身代，取衅祓之水而自饮焉。数曰，太宗疾果瘳。拖雷从还漠北，行至阿剌合的思而卒，年四十。
喝了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圣水之类的东西，拖雷就死了，而窝阔台却没事了。这里面好象是有点问题的吧？传染病也不是这样传染的。窝阔台为什么不找自己的儿子，或其他人呢？
拖雷功高震主，而且对大汗的位置威胁太大了，因此窝阔台通过那些巫师毒死了他，这个可能性更大。
这件事在十四世纪的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所著之《史集》中同样有记载。个人认为，这才是黄金家族分裂的真正原因。
窝阔台死于1241年，他生前想传位给自己的一个孙子失烈门。但他去世之后，他的妃子乃马真氏监国了5年，在召开了忽里台大会后，选出了她自己的儿子贵由继任汗位。开始，术赤的儿子拔都，不仅没来，还不同意，因为这显然是违背窝阔台遗命的。而且，他本人和贵由在西征的过程中，还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但拔都最终还是缓和了自己的态度，“皇后屡召拔都．拔都与（贵由）帝有隙，又以帝之立出皇后意，非太宗遗命，托足疾迁延不至．久之，遣其弟与子来会。”
贵由即位后，对拔都不来参加忽里台大会，耿耿于怀，再加上以前的旧怨，就要求拔都来朝见他，同时他也领军从和林向西行去。在拔都到达现新疆境内时，贵由暴卒。“定宗即位三年，西巡叶密尔河，拔都恐，来谒，至阿勒塔克山，闻定宗崩而止。”
黎东方先生在他的《细说元朝》中讲到：拔都到达新疆境内时，接到拖雷王妃送给他的一个消息。这消息告诉他，贵由可汗已经由和林动身，向西边走来迎接他，而且怀有不利于他的阴谋，叫他小心。拔都于是停下不走，作了种种预防贵由暗算的准备。其后，贵由在走到离拔都只有一星期途程时，忽然死去。他可能是被拔都所派，或拖雷的寡妇莎儿合黑塔泥所派的刺客杀死或毒死。
从拖雷死的这件事看，这是有道理的。元史载：“拖雷早卒，宪宗、世祖尚幼，事皆决于后（拖雷王妃）。后有才智，能驭众，尤与太祖长孙拔都亲厚。太宗崩，与诸王大臣共立定宗，后主赏赍之事，优渥异常，故内外称善。”
由此看来，拖雷王妃因丈夫的死，一直心怀仇恨，早就想报复了。她不仅始终在笼络拖雷的老部下，而且察合台家族和窝阔台的一支，由于窝阔台汗位的原因，关系好，她指望不上，所以就联络了远在欧洲的、长子术赤的家族。
正是因为这缘故，在后来的忽里台大会上，拔都一力推举拖雷之子、忽必烈同母之兄蒙哥为汗。
初，太祖分部众于子弟，睿宗以幼子，所得独多，故诸将多睿宗旧部。睿宗卒，帝兄弟尚幼，事皆决于庄圣皇后。后有才智，能御众，又与拔都善，故众皆属意于帝。时又有建议者，谓拔都最长，当立，拔都不可。众曰：“王既不肯自立，请王审择一人，以定大计。”拔都曰：“吾国家幅员甚广，非聪明睿智、能效法太祖者，不可为主，我意在蒙哥。”众应曰：“然。”……议遂定。
但贵由可汗的王妃海迷失显然不同意，这次会议，她和察合台家族的人只派了两个代表前来，他们要求重新选举。拔都于是在第三年，于蒙古人的发祥地，斡难河与克鲁伦河的河源所在，又召集一次忽里台大会。
不仅如此，他还以他从欧洲带来的大军，武力威胁。“使其弟伯勒克、脱哈帖木儿将大军卫帝（蒙哥）而东，拔都自驻于西，以备非常。”
在这种情况下，窝阔台家族与察合台家族的人，都没有出席大会，贵由的王妃海迷失，干脆连代表也不派了。其实也是，这个时候，蒙哥当选可汗，已经是铁板钉钉了。
蒙哥即位以后，窝阔台的三个孙子失烈门、忽察与脑忽（贵由的儿子）来参加庆典，结果他们被逮捕、拷问，被迫自杀。蒙哥不仅逼死了这三人，还屠杀了他们的党羽。
既而，御者克薛杰上变，言：骡逸，自出追之，遇车马甚众。一车折辕，误以克薛杰为同行者，使助其缚辕。见车中有藏甲，讶而问之。御者曰：“尔车亦如此，何问为。”更问他车御者，乃知失烈门、忽察、脑忽三王欲乘宴会作乱。帝秘其事，命忙哥撒儿以兵逆之，止三五卫士，使各从二十人，献九白之贡。翌日，帝亲诘失烈门等，皆不承。考讯失烈门从官，始吐实，而自刭以死。复命忙哥撒儿穷治失列门等党羽太祖功臣也孙帖额、掌吉、爪难、合答、曲怜、阿里出等及野里知吉带之二子，皆坐诛，死者七十人，
蒙哥如此所为，虽有巩固大汗之位、打击政敌的意思，恐怕更多的是为了以前父亲拖雷的死，进行报复。但这使得黄金家族的子孙，彻底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术赤与拖雷两支在一起，察合台的一支与窝阔台的子孙联合在了一起。
其后，术赤的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争战，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与忽必烈的战争，都是因此原因。
但蒙哥登上汗位，还有一个人也出了力，那就是忽必烈。在忽里台大会上，“时大将野里知吉带自西域至，建议遵太宗之命，立失烈门。皇弟忽必烈作而言曰：‘太宗既欲立夫烈门，而汝等辅立定宗，岂太宗命耶？阿克塔隆为太祖爱女，即有罪，宜会诸王、哈屯定谳，乃不问而杀之，又岂太祖、太宗法耶？今日之事，奈何以太宗之命为辞！’闻者语塞。”
正是在蒙哥登上汗位的过程中，忽必烈有如此慷慨激昂的表现，所以后来蒙哥才把漠南、汉地的军政全交给了他。而这，恰恰为忽必烈打开了通向帝位的大门。
蒙古帝国大汗的位置，由窝阔台家族那里，转到了拖雷这一支的手里，是忽必烈登上帝国最高位置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汗位就该归他。但我们不要忘了，在他的身后，聚集了一批不甘寂寞，了解几千年权力斗争史的儒生，他们终究会粉墨登场的。正是他们，充当了忽必烈走向权力顶峰的充分条件。
如果忽必烈没有登上北元最高的权位，历史还会不会是原来哪个样子呢？我们璀璨的宋代文明陨落，该骂的人的确不少，但他们，所谓的儒生，就不该被骂一骂？
第五十九章 汗位之途（三）
蒙古帝国自从经历了耶律楚材的上课，从窝阔台时代起，就已经开始起用汉臣。但是，汉臣们的地位并不高，他们只是蒙古帝国的工具，地位还比不上西域的色目人，只能排在第三位，充当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僚属。哪些色目人跟着蒙古人到中原来又干吗？还不就是捞钱，这就与一些儒生产生了矛盾。
咱们的有些儒生，还是有远大志向的，他们始终抱着儒家的宗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在这片东亚的土地上，这个“国”、这个“天下”，到底是谁的，儒生们经常按他们的需要来解释，自己也经常把它弄得很混乱。
姚枢就属于这类人中间的一个，他字公茂，原籍柳城，生长在洛阳。窝阔台为汗时，由他人保荐，当了燕京行台的郎中。但他很快因不肯与上司同流合污，而弃官退隐于辉州（现河南辉县）。“时牙鲁瓦赤行台，惟事货赂，以枢幕长，分及之。枢一切拒绝，因弃官去。”
不久，忽必烈听到了他的名声，就派人把他请去，“世祖在潜邸，遣赵璧召枢至，大喜，待以客礼。询及治道，乃为书数千言，……世祖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这个时候，蒙哥还没有登上汗位。
姚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在忽必烈登上帝位的过程中，至少两次给予老忽极其重要的指点。
宪宗即位，诏凡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有世祖领之。世祖即奉诏，宴群臣，酒罢，遣人止枢，问曰：“顷者诸臣皆贺，汝独默然，何耶？”对曰：“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于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但总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计之上者也。”世祖大悟，曰：“此吾虑所不及者。”乃以闻，宪宗从之。
姚枢清楚地知道，虽然中原久经战火，民生凋敝，但如果论蒙古帝国所辖疆域的富庶，这里还是第一。他更明白，那帮人到这里来，大部分不是为了什么治理天下，而是搜刮财富来了。忽必烈把这一切都揽在手中，别人会不眼红？还不如只抓军权。儒生们不是不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不然他们怎么会一直压制武人。他告诉老忽，为了将来的大业，现在做人要低调。
从这里完全可以推断出，这个时候，儒生们已经在帮忽必烈谋划如何得到帝位。姚枢的担忧，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蒙哥即位的第六年，忽必烈在汉地已经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他也掌控了天下更多的资源，而且他还大肆重用儒生，这就必然导致了一些蒙古贵族的不满，同时也使蒙哥有所警觉。
元史记载：或谗王府得中土心，宪宗遣阿蓝答兒大为钩考，置局关中。以百四十二条钩考经略宣抚司官吏，下及征商，曰：“俟终局日入此罪者，惟刘黑马、史天泽以闻，余悉诛之。”
蒙哥所谓的考察各地官吏，主要是考核汉地的，甚至连随军贩运的商人也进行，而且一旦找到碴，除了汉军的两个元帅，刘黑马、史天泽需要上报，其它的可以就地诛杀，这显然是要对付忽必烈。
世祖闻之不乐。枢曰：“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疑将自释。”
忽必烈不高兴是肯定的，可能还很愤怒。但姚枢劝他要低头，不仅如此，还要他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到草原，以表明自己决没有贰心。这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例子？有。项羽和刘邦的鸿门宴就写在书上，姚枢知道。
世祖初难之，后思之数日，乃谓枢曰：“从汝，从汝！”时宪宗在河西，闻之不信曰：“是有异心，”曰：“来，诈也。”及世祖见宪宗，相持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罢钩考局。
忽必烈开始还拉不下脸来，可是经过反复权衡，终于放下身段，携全家至草原。他的做法，蒙哥还开始不相信，可是等忽必烈真的来了，结果亲情战胜了理智，连老忽的辩解都没听，直接就把钩考局给撤了。
我们的儒生，聪明得很，他们知道什么叫活学活用。
如果你认为姚枢不过是帮助忽必烈谋图帝位，那么你再看看元史中的这条记载：“枢又请置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图宋；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您千万记住，这个富有远见的姚枢，同样有宋人的背景。
1257年，蒙哥汗决定发动大规模的灭宋战争。他命忽必烈率军攻鄂州（今武昌），也就是荆州襄阳地区，让塔察儿、李璮等人攻两淮，牵制宋江淮地区的兵力。又命另一大将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经广西北上，从侧背攻击南宋。这个兀良合台的儿子，就是在焦山击败张士杰、刘师勇，后来灭南宋的蒙古军两大统帅之一的阿术。
蒙哥自己则亲帅蒙古军主力攻四川，以四川作为战略主攻方向，意欲避开北军水战的弱点，发挥蒙古骑兵野战长处，以主力夺取四川，然后顺江东下，准备第二年与诸路大军会师长沙，直捣宋都临安（今杭州）。
这个战略多半还是借鉴三国晋先灭蜀、后灭吴的路数。但蒙哥决没有想到，这次进军对他来说，是一条不归之路。
自1258年下半年率军入蜀以来，蒙哥一路摧枯拉朽，所经之处无不望风披靡。但是，在钓鱼城下，他遇到了一生真正的克星。
南宋和蒙古的对抗，主要集中在三个战场：一个是荆襄地区，另一个是江淮地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四川。四川的重要性，就在于一旦失去，将使对手能够顺流而下。
窝阔台去世后，由于蒙古内部的争斗，无法对南宋发动大规模攻势，南宋帝国借此机会，对各个战场的防御进行了积极地调整。也就在窝阔台去世的第二年（1242年），为了扭转四川的不利局面，巩固长江上游地区，宋理宗派遣名将余玠入蜀。
受命于四川危亡之际的余玠，以“愿假十年，手掣全蜀之地，还之朝廷”的豪气，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即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屯兵聚粮，互为声援，构成一个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钓鱼城即是这一山城防御体系的核心和最为坚固的堡垒。
余玠在四川多次击败蒙古军，治蜀有功，然而他得罪了当地的权贵，云顶山统制姚世安勾结权相谢方叔等，造谣中伤余玠。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朝廷召余玠回朝。余玠闻召不安，七月，突然死去，或说饮毒而亡。“宝祐元年，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我们的帝国总是干这样自毁长城的鸟事。
钓鱼城之战，从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开始，打了半年。蒙古军屡攻不下，期间蒙哥暴跳如雷，但就是拿这个小小的山城无可奈何。
蒙古军中也不是没有明白人，钓鱼城久攻不下，蒙哥汗命诸将“议进取之计”。大将术速忽里就认为，顿兵坚城是下策，不如留少量军队围困，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灭掉南宋。
但横扫欧亚大陆、骄横的蒙古将领不忍其愤，坚持强攻坚城。但钓鱼城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指挥下，击退了蒙古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而且他们某日还将两尾鲜鱼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的蒙古军，并投书称，即使再守10年，蒙古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
相反，北地的蒙古人本来就怕潮湿酷热，水土不服，大军即久屯于坚城之下，后期又值酷暑季节，军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即使是蒙哥也于六月患了病。“六月……，帝不豫。秋七月……癸亥，帝崩于钓鱼山”。拉施特的《史集》也是这样说，而且更明确地说是得了痢疫，《马可波罗游记》和明万历《合州志》等则称蒙哥负了伤。总之，蒙哥是死于钓鱼城下，而战死于钓鱼城下蒙古军及其将领更多，由此可见蒙古军损失之惨重。
蒙哥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其后续影响十分巨大。
首先，兀良合台一路，这时已经攻至潭州（今长沙）城下。蒙哥的失败，使得三路会师的计划落空，宋帝国就此又延长了20年之久。
其次，它使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了下来。1252年，蒙哥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旭烈兀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大片土地。此时旭烈兀正准备向埃及进军，埃及闻讯，举国震恐，倾全国之兵欲与蒙古军决战于巴勒斯坦。但在获悉蒙哥死讯之后，旭烈兀只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自己率大军东还。结果剩下的蒙古军因寡不敌众而被埃及军队打败，最终未能打进非洲。而后，忽必烈上台，蒙古再度陷入内争，从此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走向低潮。
因此，钓鱼城之战的结果改写了整个世界中古史。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独钓中原”的美喻，在世界史上，也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上帝折鞭处”。
但是，它的第三个影响，对我们帝国的影响更重要。蒙哥的死，无疑对蒙古帝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在儒生们看来，这对忽必烈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赐良机。
第六十章 帝位之途（四）
在忽必烈的谋士中，郝经在元史中也是有传记的，但关于他的身世说的并不多。
郝经，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家世业儒。祖天挺，父思温。天挺有重名，元好问之师也。金未，思温辟地河南鲁山。贼至，经母许匿窖中，贼爇火熏之，闷绝。经以蜜和寒菹汁，决母齿饮之，始苏。时经甫九岁，人皆异之。金亡，徙顺天，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二家藏书皆万卷，经博览，学日进。
郝经的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而元好问是金、元之间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北方的文坛盟主。不仅《金史》主要依赖他的著述，而且他的词，写的绝对可以媲美宋代大家。仅举一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就出自其手。
好问字裕之，七岁能诗。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中兴定五年第，历内乡令。正大中，为南阳令。天兴初，擢尚书省掾，顷之，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但元好问又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是被刻意忽略的人，因为他有两件事为后人所诟病。一是他向北元举荐了五十四名金朝儒士；二是在他晚年，他与友人张德辉一起北上觐见忽必烈，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同时还请忽必烈免去儒生的兵赋，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身为汉人，当然现在是金人，以旧朝之人向新朝举荐人才，好像问题还并不大，反正捏着鼻子也就算了。而且他举荐的人中，有十五个在元史中有传，说明他的眼光还是不错的。但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就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有点无耻了。老忽又有鸟资格当什么儒教大宗师？
后人有时候很奇怪这些儒生的行为，也许我们只有理解了“汉统”与“儒家的道统”之间的关系，才能明白他们的所为。
虽然我们说不出多少道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把“儒家道统”寄托在一个“汉化”的忽必烈身上，这本身就有问题。这说明您有依赖性，甚至完全可以说您“软”。而且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您这样的行为，为后世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例子，虽然您并不是第一个。
每一个从外面到这块土地上杀一下、抢一把的家伙，只要实行所谓的“儒家道统”，就可以被原谅，甚至接受他们了？为什么后世的满清来了，杀了个尸山血海，又大肆起用这些士子儒生？为什么日本人也来了，烧杀淫掠，又大谈什么“王道乐土”？别人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你们，他们早就从历史中了解了你们，甚至看透了你们。
“儒”的名声为什么被搞坏了？它的地位为什么在后世一落千丈？不要找别人，还是先问问这些所谓的儒生吧。
在蒙古入侵北中国时，郝天挺在逃避战乱的过程中病逝，而郝经的家族里更有多人死于兵祸，“蒙古逐略商、嵩、汝、陕、许、郑、陈、亳、颖、寿、睢、永等州，时民北徙者多死。”郝家正是在三峰山之战的过程中，撞上了蒙古汉军的河北兵，由此全家归顺，所以后来才能被张柔所知。
这样一个有着家仇国恨、理应对入侵的强盗痛恨不已的人，一旦别人举起所谓的“儒家道统”旗子，立刻就变了，转而改为极力地维护别人的统治。郝经前后期所写的诗词文章，这个变化非常明显。
元好问也是郝经的老师，不难想象，他对郝经是有很大影响的。但同样是影响，杨邦乂和胡铨带给文天祥的，为什么又不同？如果从第三者的角度来评价，不客气的说，恐怕只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
历史总是会给我们留下很多讽刺，这个重文轻武，以文教治国，被视为文人天堂的灿烂的宋朝文明，恰恰是文人，在它的陨落过程中，扮演了许多不光彩的角色，是他们亲手参与摧毁了他们的“天堂”。
在征服宋帝国和夺得天下的过程中，郝经同样给忽必烈两个重要的建议。他的第一个建议是关于如何征服江南的。
在1259年蒙哥攻宋的开庆之役中，他曾经给忽必烈上过一篇很长的《东师议》，这篇《东师议》气魄不小，在郝经的传中，占了近一半的篇幅。在文中，他针对南宋的防御态势，不仅对蒙哥的征南战略提出批评，还阐述了如下的观点：
（北元）渐次以进，以图万全，则先荆后淮，先淮后江。彼之素论，谓“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尝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当从彼所保以为吾攻，命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济师。以轻兵掇襄阳，绝其粮路，重兵皆趋汉阳，出其不意，以伺江隙。
郝经提出，征服江南应该先荆襄，后江淮。这个以荆、襄地区为进攻重点的方略，甚至要早于后来叛逃的刘整所说的：“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阳，若得襄阳，则浮汉入江，宋国可平。”
这个建议对宋帝国是非常致命的，后期北元征服江南，基本上就是郝经和刘整的这个路数。
在南宋帝国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北方军队对它的进攻，一直是三个方向，西边是川陕地区，中间是荆、襄，东边则是江淮地区。在战略上，金和元早期都采取三路并进。这个战略虽然能给帝国以极大的震慑，但它本身也有兵力分散，无法相互支援的弊病。
相反，宋帝国的主要战略是，在川陕地区依据山地坚固防守，荆襄地区有长江为支撑，而且两地可以通过水道，方便的调兵支援，乘隙击破对手。至于江淮地区，虽地势开阔，不易守御，但哪里有帝国战斗力较强的江淮军，以城镇为依托，对方难以快速取胜。临安都被拿下了，江淮地区的李庭芝还在坚持，就是明证。
蒙哥的计划是上述方案的改进，他以四川为主攻方向，准备占领长江上游，顺流而下。中路和东路作为牵制，让中游的宋军无法对川中进行支援。但是，四川山地较多，易守难攻，短时间很难肃清对手，主力大军无法抽身沿江而下。因此，这并不能有效突破长江防线。
但在川中宋军受到不断打击，已经被大幅削弱，无力出川增援的情况下，集中攻击襄阳地区则抓住了要害。襄阳在汉水边，是荆襄防区的前哨，一旦丢失，对手则可以顺汉水入江，沿江而下，江浙地区尽在囊中。
帝国的太祖平定南方，就是走的这条路，所以才有郝经和刘整类似的建议。但这个战略还需要个条件，那就是需要有一支水师。这个条件在刘整到北方后，就真正具备了。
郝经给忽必烈的第二个建议更重要，因为这关系到老忽的汗位。
蒙哥在四川的死讯传来，忽必烈立刻召集众人商议。及世祖渡江围鄂州、闻宪宗崩，召诸将密议，经复进议曰：
……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郝经要忽必烈以金世宗、金海陵王为鉴，指出：阿里不哥如果假称受遗诏，立刻即汗位，号令天下，老忽您有家都回不了了。也是，搞这些东西，阿里不哥等人还真的不行。由此也可以看出，儒生们还是厉害滴。
……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下，彼之奸谋僭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
您看到了吧，他还让忽必烈抓住这个机会，派人以武力把玉玺给抢过来，早定名分。“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里的这个“逆”，虽说可以解释为“迎”，在这里怕是也不怀好意更多。就是这时候了，他建议与宋议和，也还要宋割让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下双方的疆界和每年上贡的岁币。
我们骂骂那些儒生并没有冤枉了他们，因为最了解我们的，就是他们这些所谓的自己人。
忽必烈按这个建议做了，最终他登上北元帝国的顶峰。但好象其中的阴谋诡计少了点，这就在另一个人身上了。
（这几章弄得像写历史了，哈，不好意思。）
第六十一章 汗位之途（五）
蒙哥攻宋的开庆之役，整个过程是有点蹊跷的。这从元史中可以看出点蛛丝马迹。
《元史本纪宪宗》记载：七年十二月，帝渡漠南，驻跸于玉龙栈赤，皇弟忽必烈、阿里不哥及诸王八里土、玉龙塔失、昔烈吉、出木哈儿，公主脱灭干来迎。帝见忽必烈，相对泣下，不令有所白而止。
这就是钓考局考核官员事件发生后，忽必烈觐见蒙哥之事。这也与《元史本纪世祖》中记载的相同：
七年春，宪宗命名阿蓝答儿、刘太平钓考京兆、河南财赋，推验经略，宣抚两司官吏。帝闻之，不悦，用姚枢言，率妃主以下入朝。冬十二月，觐宪宗于也可迭烈孙之地，宪宗与帝皆泣下，不令帝有所白而止。遂议分道伐宋。
唯一不同的是，后者多了个“遂议分道伐宋”。但这说明正是在此期间，蒙古帝国决定大举攻宋。
八年二月，帝猎于也里海牙之地，遂自将伐宋，命阿里不哥留守和林，阿蓝答儿辅之，命张柔从忽必烈攻鄂州，以趋临安，塔察儿攻荆山以分兵力。又命兀良合台自云南进兵，会于鄂州。帝自东胜渡河。
这里所讲的是要兀良合台会师于鄂州，但《元史兀良合台列传》中又说：“宪宗遣使谕旨，约明年正月会军长沙，……”但从后来兀良合台的进军路线来看，他的目标应该是长沙。“是年，兀良合台徇宋内地，连克静江府、辰、沅等州，进围潭州。”但三路出兵是肯定的。
从元史上看，蒙哥整个进兵的过程为：
（宪宗）八年夏四月，帝驻跸六盘山，……是时军四万，号十万，分三道而进：帝由陇州入大散关，……。
秋七月，留辎重于六盘山。帝自将大军出宝鸡，攻重贵山，所向克捷。……
九年二月丙子，帝自鸡爪滩渡江，直抵合州城下。辛巳，攻一字城。癸未，攻镇西门。
也就是说，蒙哥从宪宗八年四月开始进入四川，一直打到第二年的二月，开始进行钓鱼城之战，又打了半年，最后于七月死于钓鱼城下。
那么这个过程中，忽必烈在干什么呢？元史《本纪世祖》中的记载，不仅内容非常少，而且还非常简单，我们把它们全部载下来看看。
“（宪宗）八年冬十一月戊午，（忽必烈）帝祃牙于开平。”蒙哥已经在四川到处点火了，忽必烈在开平才开始祭旗。而开平就是后来的元上都，它位于现内蒙锡林浩特市南面的正蓝旗五一牧场境内。也就是说，老忽这大半年的时间根本就没有动静。
“九年春二月，会诸王于邢州。”老忽终于动了，跑了二、三个月到了河北，动作够快的啊。蒙哥开始钓鱼城之战了，兀良合台都已经快打到了长沙城下了，只有老忽算得上是“兵贵神速”。到了自己的封地后，先和诸王见面，套近乎。从后面发生的情况来看，好象有点事先安排的意思。
“夏五月，次小濮州，征宋子贞、李昶，访问得失。”又走了三个月，到了今山东荷泽附近，还在了解古今兴衰的道理。这个，这个，是不急不慢，成竹在胸。
“秋七月甲宣，次汝州，以大将拔都儿为前锋，戒勿妄杀。以杨椎中、郝经宣抚江淮，乌古论贞督饷蔡州。兵有犯法者，贞缚送有司，帝即轩之。由是将士肃然，无敢违命者。”两个月后，蒙哥已经要死在钓鱼城下，老忽总算到了河南。不过这时候，看起来是拿出了点要大干的样子。
“八月丙戌，渡淮。辛卯，入大胜关，分遣张柔入虎头关。壬辰，帝次黄陂。时淮民被俘者众，帝悉宥之。庚子，诸将茶忽得宋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谍者闻北兵会议，取黄陂民船，由阳逻堡济江会于鄂州。帝曰：‘吾前无此意，能如其言吾所愿也。’辛丑，帝次于江北。”蒙哥已经死了，他到了江北，这与蒙哥开始制定的征宋战略完全不相符。咱不知道他一路慢慢腾腾的，是不是在等什么消息。
作为三路进军中的一路，你最起码要做到牵制对手的兵力，兀良合台可以说是非常积极，认真贯彻了整个作战意图。可是忽必烈呢，根本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们看到《元史本纪宪宗》还记载到：
“夏四月丙子，大雷雨，凡二十日。乙未，攻护国门。宋将吕文德以艨艟千余，溯嘉陵江而上，命史天泽击败之。”
南宋看见上游危急，命吕文德大举增援川中。吕文德先到重庆，然后前往钓鱼城，由于史天泽占据上游，同时在岸上以弩箭、炮石对溯江而上的舰队进行攻击，结果前锋船队不仅败退下来，还冲垮了后面的船队，吕文德只好先退回重庆。但如果忽必烈主动全力进攻，吕文德还能不能进入川中增援，就不好说了。
他是不是在故意放宋军进入川中，以对付蒙哥？钓考局考核官员事件虽然过去了，可是疑虑毕竟已经存在了。我们无法猜测这里面很多事情，线索还是太少了点。但不正常，是肯定的。
“九月壬寅，诸王穆哥自合州遣使，以宪宗凶问告，且请北归。帝曰：‘吾奉命南征，岂可无功而返。’”明明郝经已经给了最为清晰的分析，但这番作为，是不是有点惺惺作态？要成就功业，老忽你早干吗呢？现在怕是为了帝位，急需成绩吧？
“甲辰，登香炉山，俯大江，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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