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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态？要成就功业，老忽你早干吗呢？现在怕是为了帝位，急需成绩吧？
“甲辰，登香炉山，俯大江，江北为阳逻堡，其南岸曰许黄洲，宋人严兵守之，列战船江中，军容甚盛。董文炳率死士鼓掉疾趋，诸将分三道继之，宋兵败遁。文炳麾众登南岸，使其弟文用轻舟报捷。帝问战胜状，因举鞭仰指曰：‘天也。’……”这个时候，成绩是很重要滴，要不怎么镇住那些人？
董文炳关键时刻的确立了功，蒙哥攻川其实是以失败告终，但老忽不论如何，是取得一些胜利的。这恐怕也是后来忽必烈十分信任他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忽必烈还从贾似道手里为北元帝国得到了很多的实利。
“十一月丙辰，移驻牛头山。兀良合台至潭州，遣使来告。命也里蒙哥以兵援之，且加劳问。……宋制置使贾似道遣使求和，请输岁币。……是日，帝班师。”东西到手了，面子也有了，英明神武也已经展现了，也该抓紧时间回去了。
“中统元年春三月戊辰朔，车驾至开平府，哈丹、阿只吉率西路诸王，塔察儿、也先哥、忽剌忽儿、爪都率东路诸王来会，偕文武大臣劝进。帝三让，诸王、大臣固请。”这是老套路了，肯定是儒生们教的。
历时两年的蒙哥攻宋之举，在忽必烈的身边一定发生了很多不为人所知的事。《合州志》的记载是，蒙哥被炮石击中，拉施特的《史集》说是得了痢疫。但也有可能，在关键的时候，蒙哥是被人暗算的。更可能，忽必烈的所为，就是故意让宋军把蒙哥留在四川。如果咱说，整个攻宋计划，都是老忽这边策划的，目的呢，一是为了让老忽重新掌军权，另一个是顺便对付蒙哥，要不老忽怎么这样对攻宋不上心呢？不好猜啊。
我们虽然不做深入的猜测，但所有这些秘密，都应该和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刘秉忠。让我们看看忽必烈自己是怎么说的。
（至元）十一年，（刘秉忠）扈从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筑精舍居之。秋八月，秉忠无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闻惊悼，谓群臣曰：“秉忠事联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险阻，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
他人莫得闻，别人都不知道的事，会是什么事呢？
刘秉忠，又名子聪和尚，他原先是瑞州人，后迁居邢州。
元史载：秉忠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年十七岁，为节度使府令史。居常郁郁不乐。一日，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为刀笔吏乎！丈夫遇不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即弃去，隐武安山中，久之，天宁僧虚照招为弟子，使掌书记，后游云中，居南堂寺。
世祖潜邸，僧海云被召，过云中，闻其博学多材艺，邀与俱行。既入见，应对称旨，屡承顾问。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六壬遁甲之属，靡不精通。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后数岁，奔父丧，赐金百两，仍遣使送至邢州，……
忽必烈对他的重视是显然的。刘秉忠曾写了一篇关于治理天下的文章给忽必烈，“世祖览其书而善之，及即位多见施行。”
此外，除了前面所讲的治理邢州的建议，他更多的是为忽必烈做了很多实事。他不仅先为忽必烈修建了上都开平府，随后又建了北元帝国的首都，大都。而且他还根据《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之意，为帝国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元”。
初，帝命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冈，三年而毕，名曰开平府。继升为上都，而以燕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以中都为大都。他如颁章服、起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
但在忽必烈登临帝位的整个过程中，却没有他的半点建议，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很难想象。这多半是因为，忽必烈和他把它们作为秘密埋葬了。
忽必烈和儒生们还是有一段合作无间、美好的蜜月期的，但这能长久吗？
第六十二章 裂痕
忽必烈终于登上了蒙古帝国的汗位，可是，他是第一个没有经过忽里台大会选举的大汗，因此，从蒙古的传统习惯上讲，合法性就有问题。
正因为忽必烈打破了草原上过去的传统，使蒙古帝国真正走向分裂。因此有人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蒙古帝国的罪人。
忽必烈在汉地采用汉法，重用汉人，很多保守的草原贵族，一点都不喜欢他。钩考局事件，阿蓝答儿等人得罪了忽必烈，他们知道，如果忽必烈即位，肯定没有他们什么好果子吃，于是就按草原的习惯，准备推举阿里不哥即汗位。
“至是，阿蓝答儿恐世祖追论其罪，乃与浑都海、脱火思、脱里赤等谋立阿里不哥。”
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即帝位，同年四月，阿里不哥也于和林称汗。阿里不哥之所以没有马上即汗位，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准备按蒙古的传统，召开忽里台大会后再进行。由此也可以看出，是老忽违规在先。
蒙哥即位，杀了很多蒙古功勋，这些人的后代或亲人肯定心怀怨恨，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也同样心怀不满，于是，推波助澜的、把水搅混的就大有人在。由于老忽显得更精明，在他的手下怕是不太好混，所以很多蒙古贵族都拥护阿里不哥。
“太宗后王海都，宪宗后王阿速带、玉龙答失、昔里吉，察合台后王阿鲁忽，曲里坚子阿而喀台，旭烈兀子出木哈儿等及拔都母库托克台可敦皆附之。”
窝阔台的孙子海都，就是这个时候参与进来反对老忽的，而且他一参与，就矢志不渝地干了一生。察合台的后人、蒙哥的儿子们也多反对忽必烈，这应该算正常，但连和他关系非常好的旭烈兀的儿子、以及拔都家的老太太都反对他，老忽做人做的好象是不咋地。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的汗位之争，持续了五年，一直到了至元元年（1265年），他才迫使阿里不哥投降。
（阿里不哥）至元元年正月，遣使乞降。帝预敕近边，和籴以饷其众。秋七月庚子，阿里不哥与玉龙答失、阿速带、昔里吉至京师，入谒。帝熟视无言，既而哭，阿里不哥亦哭。帝曰：“试据理言之，我兄弟二人孰应嗣大位。”阿里不哥曰：“昔日我为是，今日汗为是耳。”
老忽也的确不地道，这个哭，太像猫哭耗子。人家都投降了，他还强人所难地问：你说究竟应当谁当大汗？阿里不哥比不上刘阿斗会装傻，来了个实话实说：以前应当是我，现在只能是大汗你了。这不是找不自在吗？
两年后，至元三年，阿里不哥卒于大都。到底他是因为什么死的，就只有天知道了。但忽必烈的行为，使得蒙古帝国的分裂，从台下走向表面。同时，他也给他的对手们，留下了叛乱的借口，这个麻烦，到他死，都没有解决。只要有人挑个头，草原上立刻就有大批的人起来造反，每次都如此。
蒙哥的儿子昔里吉，先跟从阿里不哥投降，老忽原谅了他。但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秋天，忽必烈灭宋的关键时刻又开始造反，草原上立刻又狼烟四起，差点就让他的灭宋大计泡汤。
但忽必烈即位，的确儒生们起了很大作用，他的另一个汉臣商挺，在这个过程中也曾给了他重要的提示。
宪宗崩，世祖北还。道遣张文谦与挺计事。挺曰：“军中当严符言，以防奸伪。”文谦急追及言之，世祖大悟，骂曰：“无一人为我言此，非商孟卿，凡败大事。”速遣使至军中立约。至是阿里不哥之使至军中，执而斩之。
这确实很重要，因为这避免了忽必烈的军权被夺。在开平，廉希宪、商挺等人，更力劝老忽：“先发制人，后发人制，逆顺安危，间不容发，宜早定大计。”
等到了忽必烈即位，“阿里不哥叛，征柔入卫，至卢朐河，复止之。分其兵三千五百人卫京师，以子宏庆为质子。”
老忽心里有鬼，连蒙古军都有点不敢完全信任了，竟然还要汉军来保驾。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家这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变得很重要。完全可以说，这个时候，他和汉臣、儒生处于蜜月期。可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忽必烈因蒙古贵族对他的不满，登汗位之初，处境是极为艰难的。一边是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另一边内政也急需进行整顿。而南面，还有一个宋帝国。
开庆之役，严格来说，蒙古帝国的全面进攻是失败的，元史说是什么“杀伤甚众”、“所向克捷”，但实际是宋军给予了蒙古军队以沉重打击。
在鄂州，“庚戌，围城。帝谓张柔曰：‘吾犹猎者，不能禽圈中豕野猎以供汝食，汝破圈取之可也。’柔作鹅车洞火其城，别遣勇士先登，城垂克。会宋将高达来援，引兵入，复坚守不下。”
事实是什么？攻城没攻下，败了。
在潭州，蒙古人同样并没有取胜。“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帅臣向士璧极力守御，既置飞江军，又募斗弩射，朝夕登城抚劳。闻蒙古后军且至，遣王辅佑帅五百众觇之，遇于南岳市，大战，却之。”
东的少傅张世杰，这个时候也开始露出头角，“张世杰遇蒙古兵于蘋草坪，夺还所俘。乙酉，加环卫官。”嘿嘿，就是不知道假如他遇到张柔会怎样？
即使是元史中为老忽歌功的、所谓的获得了宋的岁币，也是清汤稀饭，没有干货。《续资治通鉴》记载：
（忽必烈）乃发牛头山，声言直趋临安，贾似道大惧。会合州王坚遣阮思聪掉急流以蒙古主讣闻，似道意稍解，遣宋京请和，愿请行人会议。赵璧请行，忽必烈遣之。璧登城，宋京曰：“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璧曰：“大军至濮州，诚有是请，犹或见从。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贾制置今焉在耶？”
璧行时，忽必烈戒之曰：“汝登城，必视吾旗，旗动，速归可也。”至是，适见其军中旗动，乃曰：“俟它日复议之。”遂归。
这和元史《列传赵璧》中是一模一样。议都没有议定，又何来的输钱帛。因此，所谓得到岁币，也就是宣传，给老忽贴金。
宋军在合州、潭州、鄂州等地的顽强反击，甚至以后在忽必烈的心中都留下了一些阴影。
（至元）十年，拜（姚枢）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事，其年，襄阳下，遂议取宋。枢奏如求大将，非右丞相安童、知枢密院伯颜不可。伯颜既渡江，遣使奏事至。世祖夜召见枢。忧形于色，曰："；昔朕济江，而家难作。今伯颜虽济江，天意与否，尚未可知。宋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视之。所有事宜，可书以进。"；
由此可见，忽必烈的心中，对征服江南是没有把握的。可是，坚定其心、给老忽出谋划策的，恰恰就是这些儒生和汉人。
除了叛将刘整在征宋之前，如此说老忽：“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者，不为正统。”
哪个姚枢针对忽必烈的担忧，进言：“陛下降不杀人之诏。伯颜济江，兵不逾时，西起蜀川，东薄海隅，降城三十，户逾百万，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军官不思国之大计，不体陛下之深仁，利财剽杀所致。扬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战，我虽克胜，所伤亦多。宋之不能为国审矣，而临安未肯轻下，好生恶死，人之常情，盖不敢也，惟惧吾招徠止杀之信不坚耳。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圣虑不劳，军力不费矣。”
我们从来不是被别人打败的，能够击败我们的，是自己人。
面对即位之初的内忧外患，忽必烈不可能再四处树敌，他必须缓和与宋的关系，甚至主动妥协，以便腾出力量来应付“汗位之争”。而在当时，为防止宋乘隙进军，在宋蒙边界上，北元还驻有重兵。
《元史》记载：会宪宗崩，世祖以霸都鲁总军留戍，轻骑先还。
“世祖北还，使（张柔）统诸军以俟后命。”
因此，这个时候，宋帝国牵制了忽必烈许多的力量，北元帝国的形势是腹背受敌，他的谋士们深以为忧。
谋士廉希宪进言：“鄂兵未还，宜遣使与宋讲好，敕诸军北归”。
郝经上书：“臣又切见江上退师以来，宋人颇有轻中国之心。盖彼疮痍未完，不敢窥伺。然国家不可不为之备。四川、河南、京东、山东当置四总帅：四川自成都至兴元接上均州置一帅，河南自唐邓至陈、颖置一帅，京东自睢、亳至宿、泗置一帅，山东至邳、徐、沂、海并东北海口置一帅，于陕西、河南酌中处置一大行台总统东西，以壮国家藩垣，便使宋人请和，边备亦当如此。”
和这些人相比，董文柄顶了个北元第一汉奸的帽子，但为什么这些替别人出谋划策的家伙，没有背上骂名，反而董文柄这个武将顶上了呢？就因为他们是儒生？在我们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怕是还有些更深的东西吧。
中统元年四月，忽必烈即位的第二个月，立刻派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赐佩金虎符、充国信大使，携国书出使南宋，主动向宋谋和。
对手的困顿，即为吾之机会，但可惜的是，我们的帝国还沉浸在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景象里。
郝经使宋，在儒生们的渲染下，算是元史中传奇的事件之一。但他的这个出使，引发了北元帝国的另一个矛盾，除了蒙古人的分裂，北元帝国的又一裂缝也显了出来。
第六十三章 裂痕（二）
在蒙古人南下征服北中国时，有很多汉人武装投降了他们。蒙古人按照过去金人的做法，给予了他们行省、元帅、以及其他一些官职；甚至根据蒙古的世袭旧制；还让他们保留了一定的私人武装。汉军三大世家中的张家和史家，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被称为“汉军万户”，又称之为“汉军世侯”。
这些世侯在他们的治区，集军事、行政、财政、人事等大权于一身，而且这些权力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度。这与蒙古在世界各地的统治，并没有什么不同。蒙古帝国后来在世界各地形成的所谓四大汗国，他们的治理，也就是如此。因此，这些世侯就成为了中原地区最具实权的诸侯。元初之时；汉军中这样的世侯有“八大万户”。
存在这样的诸侯，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它违背了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政治传统。更重要的是，它还成为了北元帝国统治的一种隐患。
儒生们知道这个道理，忽必烈这个时候也是“老忽”了，当然更是明白。同样，一些汉军世侯也清楚，一旦天下太平，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就难以保住。但只要天下一直有纷争，他们的特权就还有。当他们的眼光局限于自己的利益时，他们不仅对所谓的和谈不积极，而且还存心破坏。
郝经赴南宋议和；就与这些人的利益产生了冲突，李璮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璮，小字松寿，益都潍州人，李全子也。或曰璮本衢州徐氏子，其父尝为扬州司理参军，全盖养之为子。
太祖二十一年；李全以益都降；授全益都路行中书省。
太宗三年，全攻宋扬州，败死。其妻妙真率余众北归，仍授益都行省，开府辟官属，文士多为所用。妙真死，璮袭为益都行省，专制山东，朝廷数征兵，辄诡辞不至。
李全这个人很复杂，在宋史中他的传很长。简单地说，蒙古人攻打金的时候，他的家人全死于乱兵，他先是参加北方义军红袄军抗金，后投奔南宋，然后又叛投蒙古人。说他是首鼠两端的人，不为过。这样的人肯定知道，在乱世中实力是第一位的。他也必然影响了他的养子李璮。
李璮知道忽必烈上台后，一旦安定下来，肯定会对付汉军世侯等割据势力，因为他的丈人是王文统。
王文统，字以道，益都人。多机智，遍谒东诸侯，无所遇，乃往见李璮。璮与语，大喜，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简师事之，文统亦以女妻璮。由是军旅之事，咸与咨决，岁上边功，虚张敌势，以固其位，用官物树私恩，取宋涟、海二州，皆文统谋也。
王文统很有才华，这不仅表现在军旅谋划，而且还在治国上。
世祖伐宋，围鄂州，闻宋宰相贾似道之才，叹曰：“吾安得如贾似道者而用之。”刘秉忠以文统对。帝问廉希宪，希宪亦誉之。及帝即位，厉精求治，亟召用文统，立中书省以总内外百官之政，擢文统为平章政事，委以更张庶务。
平章政事相当于宰相，可见忽必烈对他的重视。但作为北元帝国的核心官员，他一定或多多少了解点忽必烈的打算，他和女婿李璮之间肯定谈过这个事，这就对李璮的行事产生了影响。
李璮的领地在山东、苏北地区，直接面对南宋的江淮战区。如果宋蒙始终对峙，夹在中间的他，自然可以左右逢源，而双方一旦媾和，将不利于他的地方割据。因此，郝经使宋，李璮和王文统就进行了种种阻挠。
元史载：（郝经）既行，文统阴嘱李璮侵宋，欲假手害经。经至济南，璮以书止经，经奏其事于朝。宋败璮军于淮安，……
《续资治通鉴》载：李璮侵淮安，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击败之。
在济南，李璮阻止郝经前往南宋没有成功，他就私下里进攻南宋，暗中破坏和议。
贾似道先前与忽必烈私下议和，别人并不知道，郝经一来，他怕他的所为被其他人得知，于是指示边将扣留了郝经。
先是贾似道还朝，使其客廖莹中辈撰《福华编》，称救鄂功，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经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刘人杰请入国日期，不报。经数遗书于三省、枢密院及两淮制置使李庭芝，似道恐经至谋泄，遂以李璮为辞，命庭芝寓书于经，诬以款兵，拘经于真州忠勇军营。……经遂被留。
贾似道想隐瞒他的所为，其实很难，但李璮的入侵的确给了他很好的借口，这使得南宋认定郝经所为有诈，是以议和为幌子，掩护其军事行动。如果这样看，郝经被扣留也并没有什么。怎么着，耍我啊，泥人还有个土性子呢。
李璮随后又多次向忽必烈请求进攻南宋，但老忽否决了。“八月，癸丑，蒙古李璮乞遣将益兵，渡淮攻宋；蒙古主以方遣使修好，不从。九月，乙亥，李璮复请攻宋，蒙古主谕止之。”
李璮终于还是在中统三年二月反了，郝经把他对和宋的阻挠，上书报告给了忽必烈，“经奏其事于朝”，他这种“不顾大局”的行为，必然会让老忽对他不满。但李璮真正的压力应该来自于忽必烈。
忽必烈与以前的蒙古大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他要立足于中原，以汉地为统治中心。而过去蒙古帝国的大汗，他们生活的中心是在草原上，北中国只是他们统治的一个地区。每一个汉军万户，实际上都是天高皇帝远，由着他们玩。
从刘秉忠为忽必烈建开平城起，就昭示着蒙古帝国的重心，开始由游牧地区向农耕地区转移。而元大都、现北京城的建立，将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完成。
可是，这个中心，即将建成的元大都，离李璮的地方王国山东，太近了。他又是所有汉军万户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任何一个君主，都不可能允许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军事集团存在。他又不像张柔、史天泽等人，早早的就通过儒生，紧密地“团结”在忽必烈的周围。
元史中，忽必烈的另一个重要谋士，〈窦默列传〉记载：
世祖即位，召至上都，问曰：“朕欲求如唐魏征者，有其人乎？”默对曰：“犯颜谏诤刚毅不屈，则许衡其人也。深识远虑，有宰相才，则史天泽其人也。”天泽时宣抚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为翰林侍讲学士。
由此可见，史天泽在朝中也有人，而张柔更有郝经的关系。因此，忽必烈将来是一定会首先对他动手，李璮不可能看不到这点。与其等着别人来收拾自己，还不如拼一把，更何况现在忽必烈自顾不暇。李璮的心理应该就是如此。
璮父子专制山东三十余年，其前后所奏凡数十事，皆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闻帝自将讨阿里不哥，料内难非旦夕可平，反意遂决。
中统三年二月，乘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征战之机，李璮密令做为人质的儿子李彦简溜回，随即杀涟、海三城的蒙古兵造反，献城于宋，先攻益都，后占济南。
“璮子彦简质于朝，僭为私驿，自益都至京师质子营。至是，彦简逃归。璮乃以涟、海三城献于宋，歼蒙古戍兵，引麾下还攻益都，陷之，发府库以犒其死党。遂寇薄台，陷淄州。”
忽必烈很快就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征讨李璮，同时从山东、河南、河北诸路调集汉军，齐聚济南地区。
帝下诏暴璮罪，发蒙古、汉军讨之。……以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已而真定、顺天、河间、平滦、大名、邢州、河南诸路兵皆至。
不久，忽必烈又诏命史天泽专征，节度诸将。务必灭李璮于济南。
帝又命右丞相史天泽督师，诸将皆受节度。五月，大军筑长围困之，璮自是不能复出，犹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且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赡军食。然人情溃散，璮不能制，相率缒城以出。七月，璮知城且破，乃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浅不得死，为官军所获，缚至合必赤帐前。史天泽言：“宜即戮之，以安人心。”遂与蒙古军官囊加台并伏诛。
宋帝国这边开始闻听李璮来降还不信，后来才安排了两路人马接应李璮。一路是陆上宋将夏贵，另一路是从海上。
景定三年，李璮以涟海三城来归，献山东郡县，请赎父过，仍遣总管李毅等传檄列郡。诏授李璮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路军马，封齐郡王；复其父全官爵。升涟水军为安东州，东海县为东海军。李璮引麾下，具舟舰，还攻益都，入之，发府库以犒师，遂复淄州。
元史《张弘略列传》载：中统三年，李璮反，求救于宋将夏贵，贵自蕲乘虚北夺亳、滕、徐、宿、邳、沧、滨七州，新蔡、符离、蕲、利津四县，杀守将。
夏贵所占的地方，随后又都被北元夺回。这的确是我们帝国的一个失误，它再次失去了一个扩大自己战略纵深的机会。而从海上增援的宋军，他们绕过山东半岛，在滨州地区登陆，进至沧州。但领军主将青阳梦炎胆小如鼠，半途而废。
景定三年六月，戊子，朝廷闻李璮受围，给银五万两，下益都府犒军，遣青阳梦炎帅师援之。梦炎至山东，不敢进而还。
李璮起兵才四个多月就失败了，但他的所为对其他人，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六十四章 裂痕（三）
李璮在中统三年的叛乱，给了忽必烈再好也没有的借口，他乘机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汉军世侯的举措。仅在中统三年十二月，他就连续下诏：
“各路总管兼万户者，止理民事，军政勿预。其州县官兼千户、百户者，仍其旧。”
“诸路管民总管子弟，有分管州、府、司、县及鹰坊、人匠诸色事务者，罢之。”
“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
通过实行军民分治，忽必烈改变了过去汉军世侯掌控地方军、政、财权的情况。而这个时候，汉军世侯们也已知道，该来的来了，躲是躲不掉的了。聪明的如史天泽，就主动向忽必烈请求解除自己家族的军权。
言者谓李璮之叛，由诸将权太重。天泽遂奏：“兵民之官，不可并在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解兵符者十七人。
到了至元元年十二月，忽必烈再度下令：“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规定世侯死后，子孙“荫而不世”，下届官员均由朝廷任命，“遂使天下大官、小职，咸知名器自朝廷出”。如此，彻底剥夺了汉军世侯的世袭特权，削除了地方割据势力。
史天泽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实也是心中有鬼。李璮在反叛之前曾经与其他汉军世侯有过信件等的联络，他原以为这些私下里对蒙古人也心怀不满的人，在他起兵后会响应他，所以他进军济南。这样，一方面便于接应他的智囊王文统，另一方面也好和这些军阀呼应。否则，他更应该向南移动，背靠江南的宋帝国。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些各怀心思的家伙，根本就没有响应他。
元史《张弘略传》记载：李璮既诛，追问当时与璮通书者，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事得释。朝廷惩璮叛逆，务裁诸侯权以保全之，因解弘略兵职，……
这个张弘略是张柔的儿子，张弘范的兄长，他当时“总宣德、河南、怀孟等路诸军屯毫州”，宋军夏贵所占的地方，基本上是他夺回来的。地处山东的李璮和他联系也很正常，毕竟彼此靠的很近，如果能拉过来，将是一个强助。但“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可见其他的人和李璮联络的不少，而且回信中肯定对忽必烈鸟语一大堆。
史家有没有人和李璮联系？不会没有。明朝人记载，李璮在济南被抓住后，“严相公（严忠范，汉军世侯之一）首问曰：此是何等做作？王（李璮）答曰：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天泽）问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问曰：忽必烈有甚亏于你处？王曰：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斫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令其子提其首，以下山东诸郡”。
虽然这不见于正史，但从元史中所载，史天泽言：“宜即戮之，以安人心。”以及事后忽必烈给史天泽的谕旨：“朕或乘怒欲有诛杀，卿等宜迟留一二曰，复奏行之”来看，史天泽杀李璮是很匆忙的，虽然李璮的话有拖人下水的嫌疑，但这里面多少怕是有些隐情。
张弘略也因此给张家再度带来了危机。估计张柔到家也要痛扁张弘略，前面的事咱好容易才混过去，你个没脑子的就弄出这个事，这不是要咱老命吗？你就不能不回信，不落下把柄？也难怪后来张柔更看重张弘范。
但有没有人没和李璮联络？有，那就是董文柄。忽必烈即位后组建侍卫亲军，董文柄被他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中统）二年，擢山东东路宣抚使。方就道，会立侍卫亲军，帝曰：“亲军非文炳难任。”即遥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
三年，李璮反济南。文炳会诸军围之，贼势日蹙。文炳曰：“穷寇可以讲擒。”乃抵城下，呼璮将田都帅曰：“反者璮耳，余来即吾人，毋自取死。”田缒城降。田，璮之爱将，即降，众遂乱，擒璮以献。
由此可见，在平叛中，董文柄同样立了功。不仅如此，在随后安定山东人心的过程中，董文柄再度表现了他的干才。
璮伏诛，山东犹未靖，乃以文炳为山东东略经路使，率亲军以行。出金银符五十，有功者听与之。闰九月，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从数骑衣冠而入。居府，不设警卫，召璮故将吏谓之曰：“璮狂贼，误汝等。璮已诛，汝皆为王民。天子至仁圣，遣经略使抚汝，当相安毋惧。经略使得便宜除拟将吏，汝等勉取金银符，经略使不必格上命不予有功者。”所部大悦。
平定李璮叛乱后，忽必烈或多或少地剥夺了所有汉军世侯家族的权力，只有董氏，一个也没有触动，这也是董家超越其他两家的开始。由此也可以看出董家和忽必烈的“近”。
到了至元三年，忽必烈又采用了易军而将的方法，以董文炳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掌史天泽旧部，以史格为毫州万户，掌张柔旧部，原来由史格领的邓州军则交张弘范统管。
上面这些，归根结底，是北方汉人的权利被大幅削弱了。儒生们能例外？
元史《王文统传》里记载：又明年二月，李璮反，以涟海三城献于宋。先是，其子彦简由京师逃归，璮遣人白之中书。及反书闻，人多言文统尝遣子荛与璮通书问。世祖召文统问之曰：“汝教璮为逆，举世皆知。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对曰：“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书毕，世祖命读之，其间有曰：“蝼蚁为命，苟能获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欲缓颊于朕耶？”会璮遣人持文统三书自洺水至，为逻者所获，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语。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用兵北方，不能兼顾。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傍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
李璮一反，王文统当即被抓。这应该是忽必烈早就派人盯着他了，造反怎么可能事先没动静，他就是想走，也走不掉。至于他的辩白，还不如不说。但忽必烈顺手又玩了一把考察：
（忽必烈）犹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至，示以前书曰：“汝等谓文统当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无将，将则必诛。”柔独疾声大言曰：“宜剐！”世祖又曰：“汝等同辞言之。”诸臣皆曰：“当死！”世祖曰：“渠亦自服矣。”乃诛文统，并戮其子荛。
张柔如此说，多少有表白的意思，儒生们也被逼得当场表态。但王文统无论如何是有才华的，即使是元史亦说：“文统虽以反诛，而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出于文统者居多”。
但《新元史》上还同样记载了王文统后的另一件事。
时回回人乘间上言：“回回虽盗国家钱物，不至如秀才敢为叛逆。”
虽然忽必烈驳斥了这些人的言论，但他随后明明知道来自西域的色目人贪财，还是大肆起用阿合马、桑哥等人，由着他们排挤汉臣。这恐怕不光是为了敛财，同样也有压制汉人儒生的意思吧？
我们史书上的点评是：
“初，廉希宪、商挺并为世祖所信任，希宪誉文统，挺亦荐其有宰相才。及文统伏诛，世祖逮挺下狱，又因事免希宪官，始疑书生不可用。阿合马、桑哥等，遂以言利进焉。”
史臣曰：“刘秉忠、张文谦、窦默、姚枢，皆世祖潜邸宾僚，赞帷幄之谋，以成大业。默请罢王文统，相许衡，世祖不用其言，而事后思之，又蔽于阿合马之奸，不相衡，而文谦亦为阿合马所挤。呜呼！君子难进易退，自古则然矣。”
这些带点酸味的语气充分表明，儒生们根本没有认识到，那是蒙古帝国，不是把你们当宝的大宋。在这里，汉人永远是三等、四等人。幻想着在这里高人一等，不过是你们的一相情愿罢了。
可是，这世上有把你们当宝贝的，哪就是宋帝国，但你们又是如何对待它的呢？
那个受李璮之乱牵连的郝经，被宋帝国扣留了十五年之久，一直到至元十二年，才被放回。期间，我们的帝国大臣们也是脑子进水了，极力想迫使这个北地大儒投降，但人家就是令人无语的“坚贞不屈”。
新元史中还记载到：开封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咸谓经之忠节所感动。时南北隔绝，经不知改元，故题曰中统十五年云。
郝经离开南宋返回北方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后世有人称赞他是元代的苏武。但不客气的说，新元史的这段记载，渲染过头怕是有点假。看管的严，郝经等人不可能得到大雁。看管的松，能得到大雁，就不可能不知道忽必烈改年号。
旧元史的记载还靠点谱：经还之岁，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书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其忠诚如此。
但不管这个来自于苏武牧羊的故事是真是假，后人还是只知道苏武，很少知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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