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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没过吃午饭的时间，高等法院南侧的街道、东西两侧的空地上已挤满了早早赶来的人群，包括上班途中突然发现加入的工人和职员。高等法院门前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非常醒目的巨幅公告：“6月3日下午2点，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判伊春守军、东北集团军群某师师长黄雷、师参谋长赵楠及其秘书、警卫人员，市民可到高等法院接待室领取旁听证，有秩序地进入审判厅旁听。”
下午1点20分，我乘坐着那辆熟悉的军用吉普车来到了高等法院门前。今天我穿着国防军陆军的夏礼服，这种礼服在常服的基础上增加了花纹、流苏和天鹅绒软垫，连纽扣都是镀金的，在阳光下闪烁着夺目的光彩。更多的防暴警察从高等法院的侧门跑了出来，在车门前方形成两道人墙，分隔出一条通道让我下车。我向这些警察们敬了一个军礼，稳步向法院大门走去。与此同时，拿到了旁听证的市民也开始从侧门进入审判厅。我听到自己身后传来一阵嘈杂声，同时传来一阵照相机的快门声。我深知自己今天的一言一行，明天都将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毕竟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审判，究竟能否成功，就看我这个审判长的表现了。
黑龙江省高等法院门前的这条街道叫做“正义大道”，它究竟是否因为法院而得名，已经无法考证；但历史把这次标志性的审判安排在这里进行，是很耐人寻味的。法律的最高目标是实现正义，在卫国战争中，还有什么比奋不顾身、保卫祖国更正义的事情吗？严厉惩罚那些贪生怕死、一溃千里的叛国者，就是对正义最好的贯彻。我没有学过法律，或许今天的审判根本不需要援引法律——在自己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公然放弃职守、临阵脱逃的民族败类，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法律里，都是必须严惩的。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是精密的法律条文，而是大义凛然的正气。
站在台阶的最高层回头眺望，灰绿色的军用吉普车和黑色的小轿车越停越多，其中最醒目的是一辆挂着深绿色窗帘的“松花江”小轿车。在万众瞩目之下，车门打开了，两名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从车里走了出来，手上戴着手铐；四名法庭警察立即抓住了他们的手臂，像架着两只山羊一样把他们押了上来。后面的另一辆小轿车里同样坐着两名男子，年龄稍微轻一点，满脸惊恐的神色，好象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肃的阵势。这四个人身上都穿着绿色的卡其布军衣，军衣的颜色很黯淡，似乎还带着硝烟的气味，但领章和肩章都已经被拿掉了，帽徽也被取下来了。这就是今天审判的四名被告，他们两天前从被苏军包围的伊春乘飞机逃出来，仓皇失措地降落在绥化，又被绥化军用机场派遣一架飞机押送回哈尔滨。回到哈尔滨之后，为首的那位上校师长写了长达八千字的“悔过书”，把自己痛骂了一顿，承认自己擅自离开职守，辜负了上级首长的希望，为国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王澍将军在这份假惺惺的“悔过书”上批了一句话：“悔过是没有用的，请大本营代表卫明宪中校立即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一定要公开审判，公开判决，公开执行。”
下午1点45分，我和两位少校、两位上尉一起，走进了宽敞的黑龙江省高等法院第一审判厅。审判厅主席台上专门铺设了一张绿色的小地毯，主席台中央的幕布上挂着一个特制的巨型国徽——海蓝的底色，30颗亮黄色的五角星形成一个圆圈，包围着一只威严的金色巨龙，这是从明帝国后期就开始使用的国徽，革命胜利之后只是调整了五角星的数目，并没有改变整个构图；今天，这副国徽就象征着国家的权力和法庭的尊严。国徽下方排列着包厢形状的9个座位，中间一个是审判长的座位，左边是两个法官、两个书记员的座位，右边则是两个检察官以及另两个书记员的座位，这两位检察官同时充当今天审判的公诉人，由他们负责宣读起诉书。法官和检察官都是第13集团军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没有任何学习法律的经验，我也只是在大学期间选修过几门法律课程而已。在审判开始之前，我一再提醒这些临时法官和检察官：“我们的经验不足，而且进行的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审判，一定要显示出凛然正气，不要在细枝末节上纠缠。表情严肃，心中充满自信，千万不要紧张！”
顺着主席台上的绿地毯把目光向前延伸，在地势稍低的观众席前方，有一排如同大学食堂窗口的铁架子，架子分成四格，三面有护栏，每个格子里摆着一把简陋的木制椅子，这就是被告人的席位了。从被告席再往下跨一个台阶，便是近千个观众席位，此时已经是座无虚席，甚至连走道里都站满了人。此时，审判厅里沸腾的人声经过两次警铃，已经渐渐平息；就在第二次警铃刚刚落下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全体法官、检察官、书记员都按着顺序坐到了自己并不习惯的座位上——但愿这种客串越少越好，如果每天都有这么多叛国者需要审判，我们的国家简直就要崩溃了。我扫视了一下四周，拿起桌子上的审判流程表，偌大的法庭里只剩下呼吸声和吞咽口水声，所有的观众都把眼睛瞪的大大的，期待着这前所未有的时刻来临。
“报告审判长，各位法官、检察官：本案被告人黄雷、赵楠、王轶、罗弥现已被传唤到法庭候审室候审，是否开始审判，请指示！”一位书记员按照规定的流程站起身来，用洪亮的嗓音向我报告。我清了清嗓子，用同样洪亮的嗓音回答道：“现在开庭！将被告人押上法庭！”
话音刚落，书记员已经把提押票递给了在场的法警，法警旋即从旁边的小门把四位被告人依次押上了被告席。楼上楼下的观众席立即发出一阵蜂鸣般的声音，有人在抱怨距离太远看不清楚，有人则从被告的背影判断着他们谁是师长，谁是参谋长，谁又是倒霉的秘书……第133师师长黄雷站在左起第一个被告席上，虽然已经身陷囹圄，但他还是站的笔直，连军服的褶皱都被抹的很平，还没有忘记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有气无力的军礼。他身后的三位被告依次重复了这一军礼，便伫立着等待下一个命令。“坐下。”我稍微压低了一点声音宣布。法庭又恢复了静谧。
四名被告像倒塌的山丘一样，一下子垮在了椅子上，主席台顶端的十盏探照灯把被告席照的透亮，四张苍白的脸在闪光灯前表情各异，上千双眼睛在他们身上扫来扫去……此时刚好下午两点整，法院大楼的钟声敲响了。“根据中华共和国最高统帅部第一号命令，以及东北集团军群首长的批示，东北集团军群哈尔滨特别军事法庭于昨天下午正式成立，并于今天下午两点开庭，对特别军事检察官提起公诉的东北集团军群某师师长黄雷、师参谋长赵楠、师长机要秘书王轶、师参谋长机要秘书罗弥进行公开审判。现在进行第一项审判程序，由特别军事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我不紧不慢地照着讲稿念道。我没有说出第13集团军的名字，也没有说出第133师的番号，因为今天是公开审判，不宜泄露军事机密；实际上，许多消息灵通的市民早已知道了第133师溃败的消息，这种保密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坐在我右边的一位少校站了起来，审判厅里随即回响起代表东北集团军群，乃至代表整个中国国防军的控诉：“1933年5月31日，入侵我国的苏联军队逼近到伊春市郊，与驻守在伊春的东北集团军群某师发生交火。黄雷身为该师师长，不但没有组织顽强的抵抗，反而贪生怕死，玩忽职守，将个人的安危置于国家领土完整、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之上，多次向上级首长打电报请求撤出伊春。这种胆怯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了上级首长的反驳，首长一再要求黄雷师长、赵楠参谋长忠于职守，以密山守备英雄师为榜样，尽最大努力打击苏联匪徒的嚣张气焰，保护伊春人民和黑龙江人民的安全。令人发指的是，仅仅过了不到24个小时，黄雷和赵楠就抛弃了自己的职守，在苏军刚刚进入伊春市区的情况下，与机要秘书王轶、赵楠一起，擅自乘坐飞机逃离密山战区，降落在安全地带。检察官认为，这不仅仅是严重的渎职，更是对祖国、对人民的背叛，给卫国战争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事实上，黄雷、赵楠等人离开伊春不到一个小时，伊春周围的防线就彻底崩溃，苏联匪徒花费很小的代价就占领了这座小兴安岭以北的战略重镇。擅自逃离战场是军人最不能宽恕的罪行，按照我国军事法律，其严重程度等同于携带武器投靠敌军，应当被判处叛国罪。在这次叛国事件中，黄雷和赵楠是主谋者，他们的机要秘书王轶和罗弥明知其长官有逃离战场的计划，却不加以阻止，反而尽力为其制造方便，甚至最终随同他们一道临阵脱逃，已经构成了胁从犯罪，证据确凿无疑。希望法庭全面考虑他们的犯罪事实，做出公正的裁决……”
起诉书还没有念完，被告席上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只见第133师参谋长赵楠面色青紫，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双手紧紧抓着胸前的衣服。“怎么回事？”我急忙问道。黄雷嚅嗫着嘴唇，低声答道：“报告审判长，赵楠有心脏病，一旦紧张就容易发作，需要输氧治疗。”我向法警点头示意，法警立即叫来了法庭医务人员，赵楠被允许退席输氧治疗。不过他的心脏病来的快，去的也快，仅仅过了15分钟就恢复了正常，回到了被告席上，一切都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而已（事实上，如果赵楠真的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死，倒也为国家节省了一笔行刑的费用）。
起诉书并不长，很快就念完了，接下来应该是出示证据的时候了。最可靠的证据当然是第133师向第13集团军司令部发来的请求撤退的电文，这些电文都有师长黄雷、参谋长赵楠两人的签名，不过这些电文都涉及军事机密，不能全部公开，只能宣读其中部分内容。还有绥化军用机场地勤人员的证词，他们在电报里证实黄雷一行的飞机是6月1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抵达绥化机场上空的，如此推算，这架飞机应该在上午10点左右就离开了伊春。黄雷和赵楠也承认了自己临阵脱逃的罪行，他们给王澍将军写的“悔过书”也被作为重要的口供，陈列在法庭上。“审判长阁下，法庭已经出示了充分的证据，以及四位被告人的口供，这些证据、证词都证实了黄雷、赵楠、王轶、罗弥临阵脱逃的叛国行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作为检察官，我提请审判长和各位法官判处他们四人叛国罪，其中黄雷和赵楠二人为主犯，王轶和罗弥二人为从犯，按照《中华共和国刑法》和《中国国防军军法典》的有关章节，予以严惩。”
第十六章 审判叛国者（二）
坐在我右边的一位少校站了起来，审判厅里随即回响起代表东北集团军群，乃至代表整个中国国防军的控诉：“1933年5月31日，入侵我国的苏联军队逼近到伊春市郊，与驻守在伊春的东北集团军群某师发生交火。黄雷身为该师师长，不但没有组织顽强的抵抗，反而贪生怕死，玩忽职守，将个人的安危置于国家领土完整、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之上，多次向上级首长打电报请求撤出伊春。这种胆怯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了上级首长的反驳，首长一再要求黄雷师长、赵楠参谋长忠于职守，以密山守备英雄师为榜样，尽最大努力打击苏联匪徒的嚣张气焰，保护伊春人民和黑龙江人民的安全。令人发指的是，仅仅过了不到24个小时，黄雷和赵楠就抛弃了自己的职守，在苏军刚刚进入伊春市区的情况下，与机要秘书王轶、罗弥一起，擅自乘坐飞机逃离密山战区，降落在安全地带。检察官认为，这不仅仅是严重的渎职，更是对祖国、对人民的背叛，给卫国战争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事实上，黄雷、赵楠等人离开伊春不到一个小时，伊春周围的防线就彻底崩溃，苏联匪徒花费很小的代价就占领了这座小兴安岭以北的战略重镇。擅自逃离战场是军人最不能宽恕的罪行，按照我国军事法律，其严重程度等同于携带武器投靠敌军，应当被判处叛国罪。在这次叛国事件中，黄雷和赵楠是主谋者，他们的机要秘书王轶和罗弥明知其长官有逃离战场的计划，却不加以阻止，反而尽力为其制造方便，甚至最终随同他们一道临阵脱逃，已经构成了胁从犯罪，证据确凿无疑。希望法庭全面考虑他们的犯罪事实，做出公正的裁决……”
起诉书还没有念完，被告席上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只见第133师参谋长赵楠面色青紫，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双手紧紧抓着胸前的衣服。“怎么回事？”我急忙问道。黄雷嚅嗫着嘴唇，低声答道：“报告审判长，赵楠有心脏病，一旦紧张就容易发作，需要输氧治疗。”我向法警点头示意，法警立即叫来了法庭医务人员，赵楠被允许退席输氧治疗。不过他的心脏病来的快，去的也快，仅仅过了15分钟就恢复了正常，回到了被告席上，一切都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而已（事实上，如果赵楠真的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死，倒也为国家节省了一笔行刑的费用）。
起诉书并不长，很快就念完了，接下来应该是出示证据的时候了。最可靠的证据当然是第133师向第13集团军司令部发来的请求撤退的电文，这些电文都有师长黄雷、参谋长赵楠两人的签名，不过这些电文都涉及军事机密，不能全部公开，只能宣读其中部分内容。还有绥化军用机场地勤人员的证词，他们在电报里证实黄雷一行的飞机是6月1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抵达绥化机场上空的，如此推算，这架飞机应该在上午10点左右就离开了伊春。黄雷和赵楠也承认了自己临阵脱逃的罪行，他们给王澍将军写的“悔过书”也被作为重要的口供，陈列在法庭上。“审判长阁下，法庭已经出示了充分的证据，以及四位被告人的口供，这些证据、证词都证实了黄雷、赵楠、王轶、罗弥临阵脱逃的叛国行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作为检察官，我提请审判长和各位法官判处他们四人叛国罪，其中黄雷和赵楠二人为主犯，王轶和罗弥二人为从犯，按照《中华共和国刑法》和《中国国防军军法典》的有关章节，予以严惩。”
听完检察官的陈辞，我转过头面对着被告席：“四位被告人，你们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按照《中华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你们有为自己辩护和陈述的权利。如果你们不同意以上指控，现在就可以向法庭申辩。”
“我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认罪伏法，别的没有什么。我已经是一个遗臭万年的人了，无论法庭怎么判决，我都会接受。谢谢。”黄雷低着头，喉咙颤抖着回答道。他的态度顺从的让人吃惊，与其说是真的低头认罪，倒不如说是被法庭吓破了胆，丧失了最后一丝勇气。
“我没有什么可辩护的，我罪大恶极，铁证如山，只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伏法。我愿意接受任何我应得的惩罚。谢谢。”赵楠的神色稍微正常一点，但他的目光很空洞，直直地望着前方，好象已经放弃了一切希望。我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良好，没有提出任何申辩——可惜，这并不足以构成饶恕他们的理由！”
王轶和罗弥这两个倒霉的机要秘书几乎要当庭下跪了，他们哭丧着脸，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承认自己“意志不坚定，贪生怕死，上了贼船”，但请求法庭考虑他们“年轻无知，又是从犯，将来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放他们一条生路。望着他们卑躬屈膝的可怜样子，我不禁摇了摇头：面对法官就吓成这个样子，何况是面对凶残的敌人？这种怯懦无用的人，怪不得会临阵脱逃，成为可耻的逃兵呢！如果不对他们严加惩罚，这种卑躬屈膝的怯懦性格恐怕会传染更多的人，最终毁灭我们的国家吧！
“都说完了吗？还有没有被告人想说话？如果还有想说的话，就趁现在赶快说，再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然后休庭。”我看了看桌上的时钟，面无表情的宣布。
被告席上死一般的沉默，大约过了一分钟，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抽泣。这抽泣声虽然不大，却像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所有人的高度注意。这抽泣居然是来自第133师师长黄雷，这个曾经春风得意的高级军官，现在终于忍不住自己的泪水了。当他十四年前从军校毕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在军事法庭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流下悔恨的泪水？这泪水究竟是为何而流呢？
“审判长，我知道自己最大恶极，法庭不会饶恕我的……我知道，我都知道，我已经是快死的人了，我死有余辜。”黄雷一边竭力压抑着抽泣，一边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死不足惜，唯一担心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他们都在哈尔滨，我死了，他们就没有人照料了。我请求审判长满足一个我最后的愿望，不要连累我的妻儿，看在我为国家服役十多年的份上，能够给他们一些抚恤，让他们至少能够维持生活下去……我知道自己这个请求很过分，很荒谬，但这是一个将死之人的临终遗愿，希望审判长能够体察。”
观众席上立即发出一阵嘈杂的议论声，连书记员都开始交头接耳。有的人嘲笑黄雷是在“演戏”，有的人发出同情的叹息，更多的人则摇头不置可否。我不知道黄雷是否想借此机会争取宽大处理，但他说话的样子的确很真诚，让我想起了前天晚上担心自己儿子安危的谢开——这两位父亲的人格虽然有天壤之别，但在关心子女方面，却又如此相似，这毕竟是人最基本的亲情。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点了点头，叹息道：“你放心，我国法律没有株连九族的规定，你一人犯罪，不会连累家人。你要相信国家，相信国防军，不会亏待你的妻子和儿女，会让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以人格保证，你可以完全放心。”
第十六章 审判叛国者（三）
“谢谢审判长……实在谢谢，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黄雷伸手擦拭着眼角的眼泪，他的脸上的确呈现出了感激的神情。另外三名被告似乎也被感动了，但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不说话。“如果被告人已经把话说完了，那么现在休庭，审判员将在一个小时内做出判决。”我一边宣布，一边敲响了休庭的小锤子。
四名被告人依次被法警带了下去，我从桌子上拿起军帽，小心地戴好，和两名审判员一起走出了审判厅。“中校，这么快做出判决，是不是有点太轻率了？”一位上尉审判员低声问我，“像叛国罪这么重大的刑事案件，至少得审判几天，仔细考虑，再做决定吧？”
“仔细考虑？有这个必要吗？犯罪事实这么清楚，被告人都承认了，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冷冷地回答道，“再说，这肯定不是唯一一起叛国案件，如果今后对类似的叛国罪犯都仔细审理，法庭还忙的过来吗？王澍将军之所以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不交给专业法院审理，就是希望我们速审速决，乱世当用重典！”
我们在休息室的长椅上坐下，我沉默了一会，又开口说道：“法庭认定第133师师长犯有叛国罪、玩忽职守罪，判处死刑；第133师参谋长以同样的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你们没有意见吧？”
两位审判员都用力点了点头。“完全同意，所有的市民也都会赞同的。这两个人一定要判死刑，让所有人都看到叛国者的下场。”那位上尉审判员说道，“不过，王轶和罗弥两个人应该轻判，他们并没有参与决策，只是没有阻止长官临阵脱逃，顶多算是从犯。他们的权力小，责任也轻，判处几年徒刑，或者送他们上战场杀敌，还可以将功补过。”
“将功补过？谁指望他们将功补过了？这世道，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功补过吗？”我冷笑着翻动着手中的起诉书，我的语气令我自己都感到毛骨悚然，“当他们跟着黄雷、赵楠坐飞机逃离战场的时候，就应该料到今天的结局！那么多人都死在前线了，那么多人都义无返顾地为国家捐躯了，他们有什么理由留下来？让他们到地狱里去陪他们的长官吧，除了死刑，我实在想不到各适合他们的刑罚。”
两位审判员的身体都微微一震，脸色也变的苍白，显然他们觉得死刑太重了。但是，看到我坚定不移的表情，他们都没有提出反对。差不多过了两分钟，那位上尉才低声说道：“我赞同您的判决，大本营代表先生。我想，全体市民也会理解您的判决的。”
“他们会为这个判决而欢呼，全国人民都会为这个判决而欢呼！四声枪响会告诉他们，我们动真格了，任何叛国者都不要指望姑息纵容！”我站起身来，意气飞扬地说道，“好了，既然大家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就不要让观众们久等了。时间也不早了，我们早点宣判，今天就让那四个叛国者上路。我相信，多年以后，你们会为这个判决而自豪的！”
下午4点20分，经过简短的讨论，我们这些审判员再次坐到了法官席上。我从黑龙江省高等法院的信纸上随便撕下一页，飞快地在上面写着判决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审判长 卫明宪”。接着，我把判决书递给左边的两位审判员，看着他们庄严地拿起那任重千钧的笔，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代表国家最高权力做出了判决。四名被告人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4点30分，警铃第三次响起，我的声音再次在这座庄严的建筑物中响起：“现在开庭！将四位被告人押上法庭！”
此时，谁都知道法庭已经到了最紧张的时刻，四名被告人像躲避子弹似的，蜷曲着身体坐在椅子上，扶着他们的法警就像是抓着四只抽搐的动物。在特别军事法庭的权威面前，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作为人的自尊，变成了只剩最后一口气的可怜虫。那位患有心脏病的赵楠再次发出了急促的喘息声，但这次他没有要求输氧治疗，或许他已经清醒的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东北集团军群哈尔滨特别军事法庭认定，被告人黄雷、赵楠犯有叛国罪、玩忽职守罪，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王轶、罗弥犯有叛国罪、玩忽职守罪、包庇叛国分子罪，虽然不属于主犯，但性质仍然特别恶劣。合议庭一致决定：判处被告人黄雷死刑，立即执行；判处被告人赵楠死刑，立即执行；判处被告人王轶死刑，立即执行；判处被告人罗弥死刑，立即执行。四位被告人的军籍从今天起一律撤消，原先曾被授予的军衔、勋章、军功章也一并剥夺。本法庭的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我一口气念完了这触目惊心的判决书，抬起头来，意犹未尽地望着台下。观众席上立即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黄雷和赵楠的脸色已经白的像一张纸，眼睛也已经翻白了，他们肯定已经有死的心理准备，但死刑真的到来的时候，他们还是被恐惧击倒，甚至站不起来了。反应最激烈的是王轶和罗弥这两个倒霉的秘书，他们恐怕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判处死刑，以至于眼睛瞪的像铜铃一样大，嘴巴大大的张开，哆嗦个不停，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法警走上前去，要把他们押下法庭时，王轶才扯着嗓子高叫道：“这不公平！不合法！我是无辜的，是替罪羊！”罗弥也仿佛在一瞬间被唤醒了，急忙竭尽全力地喊道：“我不想死！我不该死！我是被胁迫上飞机的，他们胁迫我上飞机的……审判长，我有话要说，我要翻供，你们这是在迫害我，我不是叛国贼，我是无辜的……”
王轶和罗弥在法庭上的最后表演简直是丑态毕露，看着他们声嘶力竭的吼叫，只能更加激发我对他们的厌恶——人怎么可以这么没脸没皮呢？无论你们怎么抵赖，正义的惩罚毕竟还是要降临啊！“住口，王轶！住口，罗弥！”我厉声喝道，“宣判已经结束，你们辩护和陈述的时间早就过去了，这里是庄严的法庭，绝不允许你们胡闹撒泼！来人呀，把他们的嘴用胶布封起来！”
法警很快拿来了两卷很厚的胶布，用剪刀剪下了两大块，把王轶和罗弥按在椅子上，强制地贴了上去，整个过程让我都感到有些毛骨悚然。“卫中校，这不太合适吧……”一位检察官悄悄把头凑过来，小心翼翼地对我说道，“我们毕竟是个文明国家，往被告人嘴上贴胶布，容易让人联想到封建时代的野蛮行为，影响法庭的形象。”
“贴胶布是野蛮行为？喔，难道他们大闹法庭就不算野蛮行为？我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很残忍，但没有办法，现在不是怜悯叛国者的时候。”我坚定地说道，“把四位被告人押下法庭，送上囚车，准备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被告人立即被以最快的速度押了下去，最后一个被押下去的黄雷在消失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审判长！我死不足惜，您不要忘记您说的话啊！您说过国家会抚养我的妻儿……”我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深深的叹了口气，从法官席上站起来说道：“庭审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按照上级首长的指示，对四位叛国者的死刑将公开执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观。现在，我宣布法庭闭幕。”
拍手，捶肩，握手，呼朋唤友，大厅里顿时一片沸腾，不知谁还唱起了歌。我大步流星地走出审判厅，却发现我身后的两位审判员、两位检察官的神色明显不正常，似乎对我产生了害怕的情绪。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轻声对他们说道：“我不喜欢杀人……我不喜欢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杀人，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杀死几个人。但是，现在，除了杀死他们，难道你们有更好的办法吗？”
第一章 波兰的崩溃（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由两个相隔万里的战场组成——一个是欧亚大陆最东端的中国战场，一个是欧洲东部的波兰战场。当时，波兰战场甚至比中国战场更加引人注目，因为中国卫国战争被认为仅仅是中国、苏联、日本三个国家的事情，而波兰战争却使全体西方大国都卷了进去。从1931年开始，英国和法国千方百计地希望说服希特勒不要进攻波兰，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动用一兵一卒去保卫波兰，仅仅是在嘴皮子上宣称他们支持波兰人民保持“独立、和平与自由”，并向德国元首希特勒许诺，如果德国放弃进攻波兰的计划，英法将考虑归还一些在《凡尔赛和约》中被割让的前德国殖民地，比如非洲的安哥拉、纳米比亚，太平洋的俾斯麦群岛等等。
直到1933年5月，希特勒还装做一副“对波兰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模样，他声称“德国绝不希望剥夺波兰的自由”，但为了保证德国的国家安全，波兰走廊和但泽自由市必须割让给德国。希特勒杀气腾腾地宣称，他绝对不能容忍德国被分割成两块的现状（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之间隔着一块波兰领土，即所谓“波兰走廊”），如果波兰政府愿意割让波兰走廊，那么一切都好说；如果不愿意，那么就只有等着飞机、大炮和坦克说话了。
波兰政府倒不是不愿意妥协，关键在于对波兰垂涎三尺的不只一个德国，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苏联。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从1929年就开始“强烈要求波兰归还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并且要求把苏联和波兰的边境线向西挪动150公里。面对两个虎视眈眈的法西斯国家，波兰只要做出一点让步，就必然吊起侵略者更大的胃口，最终导致亡国灭种的结局！从1932年8月到1933年3月，波兰外交部长贝克连续拒绝了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5次外交照会，波兰总统随即宣布局部动员，征召大量预备役士兵赶赴北部和南部的前线。波兰总统满怀感伤的说：“除了英国和法国之外，现在没有人能够拯救波兰。 但是，谁知道这两个大国愿不愿意为了波兰而战呢？”
1933年5月22日，即德国入侵波兰之前6天，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破天荒地给波兰总统瓦齐德打了一个电话，根据波兰政府事后公布的电话记录，双方交谈的内容如下：
德国元首：“总统先生，我遗憾地得知，您仍然不愿意与德国结成联盟。我希望您意识到，只有德国能够给予波兰最牢固的军事保护，唯一的条件是波兰应该归还在《凡尔赛条约》中被割让的波兰走廊地区。或许您还在担心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或者其他什么国家会对波兰提出领土要求，但我可以用人格保证，只要您同意归还波兰走廊，您就不会再失去一寸土地了，因为德国军队会尽一切力量保护波兰。”
波兰总统：“这是无耻的讹诈。元首先生，您太低估波兰人民的爱国意志了，我们宁愿战斗到死也不会让出一寸土地。德国已经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如果您还想在波兰重演一次的话，您就大错特错了。波兰人不是捷克人，我们会抵抗到底的。”
德国元首：“抵抗到底？总统先生，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您是打算与我们发生武装冲突了？请您永远记住一个道理——玩火者必自焚，熊熊的战火决不会停留在波兰边境，它很快就会燃烧到华沙、但泽、克拉科夫和波兹南，烧尽波兰的一切大城市和要塞。这对波兰民族而言，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悲剧。”
波兰总统：“元首先生，无论您是讹诈，还是真的想入侵波兰，您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不要忘记，波兰并不是孤军奋战的，它已经不是300年前那个孤立无援、任人宰割的波兰了。英国和法国已经与我们签署了军事同盟条约，张伯伦首相和达拉第总理都已经严肃承诺，一旦波兰遭受攻击，他们将毫不犹豫地站在波兰一边，严惩侵略者。英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而法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他们随时随地都警惕着德国的动向，他们决不会允许你们擅越雷池一步！元首先生，我也必须提醒您，如果您决定向波兰民族发动一场战争的话，战争的结局将是德意志民族的一场空前绝后的悲剧！”
德国元首：“看来您不愿意做出任何妥协了？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总统先生，仅仅为了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懦弱国家的几句空头诺言，就把整个波兰民族的命运都押上了，您真的以为英国和法国会为了波兰的利益而战吗？一年以前，当强大的德国军队开进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时候，我曾经问过：‘谁愿意为捷克流血？’捷克以为英国和法国愿意为它流血，可是这两个懦弱的大国连一滴血也不肯流，除了几封谴责电报、几次恼羞成怒的演说，它们的领导人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今天，我还要问一句：‘谁愿意为波兰流血？’很遗憾，总统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愿意为其他国家流血，除非这个国家愿意为它提供更多的利益。所以现在，波兰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是做德国的朋友，还是做英国、法国的奴隶？如果你们选择后者，我们德国人就只能把你们变成德国的奴隶了。”
波兰元首（沉默半晌之后）：“无论您说什么，我都是不会屈服的。如果我屈服了，我就是波兰人民的千古罪人。我既不会做英国、法国的奴隶，更不愿意做德国、苏联的奴隶。整个19世纪，我们波兰人都是你们德国人和俄国人的奴隶，现在我们刚刚享受了20年的独立，你们又要让我们重新做奴隶……波兰人民真是多灾多难啊！如果这就是历史的宿命，我们只有坦然接受。我已经72岁了，此时此刻，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为了争取波兰独立自由而流的鲜血里，也有我的一滴！”
波兰总统瓦齐德非常悲愤的挂断了电话，仅仅140个小时之后，德国军队就点燃了欧洲战争的硝烟。波兰时间5月28日凌晨0点，即中国时间早上8点，停泊在但泽港口之外的德国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突然向港内的波兰军舰开火，用310毫米的重型舰炮一下子摧毁了3艘波兰驱逐舰、3艘护卫舰和2艘驳船，整个但泽港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半个小时之后，德国第9空降师的8000多名伞兵被空降到但泽市的各个重要地段，在短短的4个小时之内就控制了全市。但泽就这样成为了开战以来第一个沦陷的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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