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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髦挚诰兑挥闳５⒂土虾鸵揭┮脖冉铣渥悖档そ涸诹挚凇⒈α侄冀ㄉ枇吮冉贤晟频暮笄诓挚猓馐枪└?7式坦克的专用汽油就有250吨以上，足够一直打到依兰或鸡西。牡丹江司令部一直对我们的电报不置可否，不停地许诺“很快就会有很多的补给物资”，其中还包括“装备37毫米火炮的新式坦克”，看到“37毫米火炮”这几个字我就快气昏了——那不就是改良版的20式轻型坦克吗？我在松花江拖拉机厂亲自监督过这种坦克的生产，工人们把粗制滥造的15毫米钢板挂在炮塔前方作为“加强装甲”的场景令我至今记忆犹新，这种坦克恐怕只比BT快速坦克略强，俄国人是拿BT用做侦察、突袭、渗透等辅助功能，我们却拿20式做主攻，谁强谁弱真是一目了然。一星期之前，我还对改良型的20式坦克有一线希望，但是亲眼看到苏联T…34坦克的庐山真面目之后，我的信心彻底崩溃了。从6月13日晚上开始，我不停地诅咒发明T…34的苏联工程师，祈祷T…34这种怪物从来没有存在过；如果T…34不能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上消失，那么就让我们的光永式坦克在一年之内堆满所有工厂吧……
伏击战结束后两小时，两辆保存最完好的T…34就被小心翼翼地运到了林口镇中心的广场上，一群装甲指挥官立即像饿狼一样围了上去，像观看来自新大陆的珍稀动物一样打量它的每一寸装甲、每一个螺丝、每一颗铆钉。T…34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炮塔偏向车身前方，炮塔前沿和车身前沿的距离很小，与常见的坦克不同；其次是它倾斜放置的正面装甲，虽然厚度只有45毫米，但由于有45度倾角，相当于70毫米防御度，真是恐怖之至。
第八章 三天的等待（下）
一辆T…34正面装甲被37毫米炮弹留下的3个小坑洞几乎被视为“T…34之神权威的象征”，差点就有人顶礼膜拜了。T…34的76。2毫米火炮同样令人敬畏，虽然口径与我们的光永式坦克主炮相同，设计却更先进，炮弹初速更快，制造工艺也更简明，适合大批量生产。它的行走部件也非常简洁，没有采用复杂的连接结构，任何一个初等水平的技工都可以随时修理，这就决定了它能够适应非常复杂的地形、非常严酷的战斗环境，损坏之后也可以迅速恢复战斗力。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光永式坦克，履带和传动轮的结构都非常精巧，这也意味着一旦损坏很难修复，我估计制造工时至少比T…34多三倍。 T…34采用柴油机而非汽油机，耐力比我们的光永式、27式更充足，更适合寒冷的天气，防火性能也稍微强一点（只是相对于其他苏联坦克而言）。但是，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T…34通讯系统的落后，除了师长的指挥车有短波无线电系统，可以与一百公里以外的后方指挥部联系之外，其余坦克的无线电都相当简陋，战时可能主要依靠灯光和光学透镜传达指令。怪不得突然遭受袭击之后，苏联坦克会乱作一团！我感到通讯系统的落后可能成为制约苏军取得更大战果的关键因素，我军应该多采用伏击战、运动战等战术方法，打乱苏联坦克正常的光学通讯，使之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就可以以很小的代价取得极大的战果。不过俄国人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改良无线电系统只是迟早的事，受到的挫折越深，改良的步伐就越快。
虽然我们如愿以偿地击毙了这个坦克师的师长，为牺牲的第3装甲师师长胡力舟报了仇，但这位师长并不是将军，只是一位上校。他亲自担任自己乘坐的T…34坦克车长，临死之前，他的双手还紧紧抓着无线电话筒，似乎在向后方通报战况。一枚57毫米穿甲弹击中了车身正面，但没有击穿，只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弹坑；两枚燃烧瓶显然也没有造成多大损害，只是在钢板上留下了一片焦糊的痕迹。真正致命的是一枚76。2毫米高初速穿甲弹，已经无法判定是哪一辆光永式坦克发射的，它从侧后方命中了炮塔与车身的结合部，那里是整个T…34防御体系最脆弱的部位。炮弹造成的裂口并不大，从远处还看不出来，但它以极高的速度在坦克内部制造了可怕的金属粒子风暴，融化的金属在高爆炸药的激发之下扩散到每一个角落，在一瞬间杀死了所有乘员。在穿甲弹爆炸中被杀死的坦克乘员样子都很恐怖，我看了一眼就不想再看了；勇敢的军医把俄国师长的肩章撕了下来，证明了他的身份，这个师的参谋长一样也没有跑掉。可惜的是几乎没有抓到俘虏，俄国坦克兵具有异乎寻常的荣誉感和凶悍精神，幸存的坦克乘员宁可依托坦克废墟进行顽抗，也不肯投降。最后阵亡的俄国士兵大部分是被燃烧弹烧死的。
6月15日，牡丹江战线全面吃紧，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对牡丹江大桥发动总攻，指挥作战的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罗科索夫斯基中将。这位波兰人指挥的集团军在密山攻防战中被打的灰头土脸，被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大将痛骂一顿，最后依靠装甲部队的支援才勉强攻克。现在不一样了，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是多兵种混合集团军，近两个装甲师、一个航空大队和一个工程旅完全归他调遣，他只需要克服浩荡的牡丹江和高峻的张广才岭，就可以突进到哈尔滨远郊。从6月15日凌晨到17日下午，牡丹江大桥周围20公里的战斗异常艰苦，多亏东北集团军群紧急调来了40门反坦克炮和20门突击炮，暂时遏制了苏联坦克的轮番进攻，牡丹江大桥没有沦陷，但一切交通都中断了。T…34坦克虽然令人望而生畏，但苏军步兵给予它的支持是有限的，许多坦克已经冲破了中国军队的阵地，但因为缺乏足够步兵跟进，只得原路退回。每一道战壕周围都有许多坦克和反坦克炮的残骸，苏军惟恐珍贵的T…34落入中国人之手，经常派出装甲抢救车把T…34残骸从枪林弹雨中拖回来。我军民兵师的表现很优秀，当他们与野战师混编时，战斗经验就会迅速积累起来；但是我军与苏军的战术素养仍然存在巨大差异，这导致了双方惊人的损失比例。截止6月17日中午，东北集团军群在牡丹江桥头堡地带已经阵亡3000人，受伤或被俘超过7000人，苏军的损失可能只有我军的1/3。天空稍微晴朗的时候，苏联的伊尔…2就到牡丹江桥头轮番扫射，但它们不敢投掷炸弹，惟恐把大桥炸垮。少数苏联步兵已经推进到牡丹江东岸河滩，开始修筑渡口，但由于牡丹江连日涨水，把坦克、大炮等技术装备渡过河去的可能性不大。
6月16日，牡丹江集群司令部告诉我们战况非常紧张，随时可能炸毁大桥。我以为在炸桥之前，司令官靳成亮上将会命令我们撤回牡丹江桥头堡区域，从侧面狠狠打击罗科索夫斯基；但是这个命令始终没有到来。我们仍然是一支孤军。靳成亮许诺，一旦大桥被炸毁，我们还是可以得到空投的补给物资，但我非常怀疑现有的空军能否完成这一使命。参谋部的军官们已经开始私下讨论一个“疯狂的计划”——如果牡丹江大桥被苏军完整的夺取，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肯定会蜂拥过江，把牡丹江市席卷的片甲不留；到那时，无论牡丹江集群有没有下命令，我们都应该立即离开林口，向南突击，狠狠打击罗科索夫斯基的背后，把他们的后卫部队赶到江水里去，夺回牡丹江以东的铁路线。但这个计划很快遭到了田昊的否决——我们的装甲力量太薄弱，只有罗科索夫斯基的1/3，何况罗科索夫斯基还可以随时从绥芬河得到新的坦克，我们却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东北集团军群不能下定决心与罗科索夫斯基在牡丹江决战，那么牡丹江战役集群的覆灭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是，我们撤退的道路不只牡丹江一条，还可以从松花江河谷撤退。”我对田昊说道，“西面是崇山峻岭，东面和南面都是苏军的天下，只有北面一条路还算平坦了。我们在北面伏击过苏联坦克师，那条公路质量很高，摩托化部队只需两天就可以到达松花江畔的依兰，然后掉头西向，逆着松花江到达哈尔滨。我们需要行军600多公里，但这是唯一的希望。”
听到我的想法，田昊几乎把我当成了疯子：“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依兰已经被俄国人占领了，方正、通河等松花江中游重镇也岌岌可危，整个依兰战役集群都在向西溃退。这个时候我们还向松花江河谷撤退，不是自投罗网吗？何况，我们的油料根本不足以行军600公里。”
“我们不需要用现有的油料行军600公里，只需行军300公里，到达通河，就进入安全地带了。通河离依兰大约100公里，苏军暂时还推进不了那么远，我们利用那里的油料、弹药、食品和医药储备，与当地守军联合，可以暂时抵抗苏军坦克。”我指着地图说道，“这次突围行动的关键就在‘出其不意’，俄国人决不会料到我们向北突围。虽然松花江中游已经遍布苏军，但我们只要收拢密集队型，是可以从敌人战线的间隙突出去的。”
第九章 最高统帅部的严重失误（上）
中国最高统帅部在战争初期犯过多少低级错误，在战后成为各国历史学家讨论的热点问题。中国的历史学家往往喜欢文过饰非，竭力以“客观因素”来遮掩共和国决策者的失误，竭力开脱共和国总统陈卓群、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和国防部长蔡景丰等人对战争初期中国国防军巨大损失所负有的责任。战争的前三个月打的异常艰苦，普通的中国士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崩溃逃亡，要么坚持下来被熔炉锻炼成钢铁。卫国战争的熔炉最终使大部分士兵都变成了钢铁，也使最高统帅部逐渐学会了做出正确的决策，指导中国在正确的战略道路上前进；然而锻炼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最高统帅部在战争初期做出的决策简直就是一连串愚蠢和错误的记录。
直到1933年6月上旬，中国外交部仍然预测日本不会在三个月内参加地面战争，但是如果苏军在东北战场进展迅速，日本可能会改变计划，抢先加入战争。陈卓群总统竭力想避免两线作战的窘境，他对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李原草说：“我宁可让日本人的飞机在大海上肆虐，并切断我们的海上运输线，也不愿意让他们的士兵踏上辽宁和吉林的领土。把日本陆军挡在国境线之外，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于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东北集团军群一起草草拟订了“65号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与其说是用来对付苏联人的，倒不如说是用来恐吓日本人的，其目的是在苏军薄弱的侧翼炫耀武力，使日本陆军认为中国国防军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强大武装力量，从而推迟甚至撤消从地面入侵中国的计划。然而，“65号作战计划”很快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破产了；日本裕仁天皇坚定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内务大臣阿南惟几等人也竭力推动日本早日进军大陆，结果50万装备精良的日本陆军精华还是涌进了中国边境线，此时离“65号作战计划”的制订还不到十天。
日本正式对中国宣战的那一天，东北集团军群司令陈兴润大将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匆忙从长春乘坐飞机赶到南京，要求最高统帅部至少提供30个师（包括5个装甲师和5个摩托化步兵师）的援兵，部署在南满铁路和辽东半岛一线，这样才有希望遏制日本人的攻势。陈兴润发现，陈卓群总统仿佛在一夜之前衰老了十岁，眼睛暗淡无光，声音也变的嘶哑不清，几乎要被巨大的压力击垮了。虽然已经连续工作三十小时，陈卓群还是坚持与陈兴润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交谈，仔细分析了东北战场的战略局势，并保证“在一个月之内把1200辆新式坦克和1500架作战飞机送到东北战场，从而彻底改变战争局面”。陈兴润担忧地说，一个月之后苏联人恐怕早已攻陷哈尔滨和长春，日本人可能也已经拿下整个辽东半岛了，那时再提供支援就没有意义了，除非立即把主力部队从牡丹江、松花江下游和吉林东部撤出来，营造一条新战线，或许可以多坚持几天。陈卓群的答复是：“决不能撤离牡丹江，松花江下游也必须保住；至于吉林东部地区，能够坚守就一定要坚守，只有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才能撤退。”这个指示几乎断绝了一切撤退的可能，大量被围困的步兵师、装甲师和火炮辎重就这样丧失了最后的希望。
6月14日，传来了东北集团军群“南方突击集团”被全歼的消息，牡丹江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牡丹江战役集群司令靳成亮上将向东北集团军群司令陈兴润提出了两个选择：要么立即放弃牡丹江，把剩余的正规军和民兵撤到哈尔滨；要么派两个装甲师和大量反坦克炮增援牡丹江，与苏联罗科索夫斯基中将率领的多兵种混成集团军决战。陈兴润手头已经没有预备装甲师了，东北各个工厂制造的20式坦克都要送到哈尔滨前线去，不可能有多余的坦克支援牡丹江。于是他只好答复靳成亮：“我会支援你100门反坦克炮，而且我会想办法让你从牡丹江撤下来。松花江下游的守军已经开始撤退，哈尔滨将是我们的下一个决战地点，所以牡丹江是可以放弃的。”
同样是在6月14日，最高统帅部终于同意放弃松花江下游的佳木斯、依兰、鹤岗、通河等城镇，并把依兰战役集群撤退到哈尔滨以北，作为哈尔滨外围防御的支柱。可惜这个撤退的命令下达的太晚了，佳木斯早已失陷，依兰战役集群也在苏联优势坦克的猛攻之下节节败退，差点就要全军崩溃。幸亏我指挥的牡丹江战役集群“北方突击集团”在林口打了一个歼灭战，消灭了苏联一个精锐坦克师，使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如临大敌，不得不再次调用一个坦克师、一个炮兵师去进攻林口，这才让依兰战役集群有了一点喘息之机。6月16日，依兰战役集群已经撤退到离哈尔滨只有280公里的木兰镇，暂时与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的追击部队脱离了接触，算是进入了安全地带。后来，依兰战役集群的许多军官都感谢我“帮了他们一个大忙”，甚至“从苏军坦克履带之下救了他们一命”，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依兰战役集群带着残破的几十辆坦克和少数自行火炮撤到了哈尔滨外围，牡丹江大桥的战斗才进入白热化阶段，牡丹江战役集群已经把预备队都用光了，罗科索夫斯基却还有两个步兵师、一个机械化军的预备队没有使用。6月17日，陈兴润再次飞往南京，恳求陈卓群总统允许放弃牡丹江，不要再浪费所剩无几的反坦克部队。然而总统却突然变的乐观起来，林口伏击战和牡丹江大桥争夺战使他认为“苏军战斗力也不过如此”，哈尔滨和牡丹江两个战略重镇可以同时保全。陈兴润一再要求“要么派出援兵，要么撤出牡丹江”，总统却要求他炸毁牡丹江大桥，并派出小部队到罗科索夫斯基后方骚扰，尽可能拖延时间，“固守待援”。国防部长蔡景丰也赞成死守牡丹江，他强调牡丹江有一条通向吉林的铁路，如果苏联人夺取牡丹江，就可以沿着铁路线杀向吉林，与日本人会师，这简直是最糟糕的情况。蔡景丰拿出一摞国防工业资料，吹嘘说“已经有十个强大的装甲师正在紧锣密鼓的组建，全部装备改良型的20式坦克，拥有37毫米火炮和25毫米加强装甲，可以轻易把俄国人赶回老家”。陈兴润简直哭笑不得，他反问蔡景丰：“您是否知道，苏联的T…26坦克也比20式强的多？您是否知道苏联的T…34装备着76。2毫米火炮和45毫米装甲，所谓的改良型20式坦克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蔡景丰只得支支吾吾地说，他认为苏联并没有很多T…34，大部分都是T…60轻型坦克和BT快速坦克，这两种坦克都比不上中国的20式。最后，陈兴润大将带着一肚子怨气离开了南京，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甚至希望自己的飞机在归途中坠毁，这样就可以脱离无边的苦海，不用再与武装到牙齿的苏联匪徒作战了。但是，军人的责任使我必须回到工作岗位，无论最高统帅部做了什么傻事，我都应该听从命令，坚持奋斗。”
6月18日，陈卓群总统签署了一道命令，正式成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预备队成员主要是刚刚成立的集团军，以及被打的残破不堪、被迫从前线撤下来休整的部队。在北京、太原、南京、西安、武汉和成都各成立了一个新的集团军司令部，这六个新集团军的骨干力量都由预备役部队、基干民兵部队中抽调，但基层士兵绝大部分是毫无经验的新兵。各个军官学校、陆军预备役学校和特殊兵种学校（如防化兵学院，空军指挥学院和海军陆战队学院）的学生都中止学业，成立了自己的师，仅仅是北京、南京两地的军校学生就建立了三个师。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士兵，而是缺乏富有经验的中下级军官，尤其是装甲兵、摩托化步兵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军官纷纷被征召入伍，预备队年龄最大的团长甚至超过60岁，下级军官的平均年龄也超过35岁。关于预备队的使用问题，大本营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国防部长蔡景丰认为应该用更多的时间组织训练预备队，不要急功近利，等到预备队具备一定战斗力之后再送他们上战场；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则认为战局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没有时间慢慢的训练预备队了，应该把他们立即送到战争最需要的地方去。两派人物争吵不已，陈卓群总统也不知道该听谁的，结果就在这种无意义的争吵中，牡丹江于6月19日沦陷。
第九章 最高统帅部的严重失误（下）
攻陷牡丹江，是苏联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战斗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集团军指挥官，还在密山城下被中国军队打的丢人现眼，被他的上司、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大将视为废物。但是牡丹江战役完全改变了罗科索夫斯基的形象，使他逐渐成为苏联人心目中的“常胜将军”。虽然牡丹江战役集群司令靳成亮炸毁了牡丹江大桥，但罗科索夫斯基仍然成功地用浮桥和气垫船把大批步兵和迫击炮渡过波涛汹涌的牡丹江，在5个小时之内营造了一个稳固的桥头堡。接着，T…34、T…26坦克和122毫米榴弹炮不停地从浮桥渡到牡丹江西岸，从南北两个方向包围了牡丹江市区。在苏军坦克刚开始渡江的时候，牡丹江战役集群只要集中100门榴弹炮齐射，就可以阻断牡丹江浮桥，从而延迟苏军进攻步伐；然而此时靳成亮手中的榴弹炮总共只有170门，无论如何也无法集中100门火炮阻断浮桥了。6月19日下午2点，罗科索夫斯基出动了最后一个机械化军的预备队，冲入牡丹江市中心广场，靳成亮上将匆忙乘坐飞机逃离战场，整个牡丹江集群的大部分将士都陷入了苏军的包围圈，再也没有撤退的希望了。晚上9点，牡丹江周围的一切战斗都结束了，34000多名中国将士当了俘虏，其中军衔最高的是少将。
牡丹江的沦陷，显然给了最高统帅部一个沉重打击，这意味着最高统帅部先前制定的“65号作战计划”和死守牡丹江的计划都是彻底错误的。陈卓群总统对局势极度悲观失望，甚至打算放弃整个东北，把主要兵力集中到华北平原，因为苏联蒙古方面军正在张家口附近集结兵力，准备进攻东北的“咽喉”——山海关、锦州、葫芦岛一线，切断华北与东北的联系，到时候东北集团军群就会失去一切增援补给。但是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坚决反对放弃东北，认为应该以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和旅顺五座城市作为“防御枢纽”，与俄国人进行血腥的巷战，即使守不住东北，也要让俄国人流很多血。6月20日，陈卓群秘密乘飞机抵达北京，视察华北地区的备战情况，结果令他目瞪口呆——华北集团军群司令部弥漫着一片失败主义气氛，大家都在讨论何时撤出北京，没有人关心如何部署北京外围的防御。华北集团军群司令谢焕嵩无可奈何地对总统说：“从高层军官到普通士兵，大家都没有信心守住北京。苏军可能在三天内进攻张家口，张家口一旦沦陷，北京的大门就打开了。苏军有无数条道路可以把北京孤立起来，他们已经可以利用呼和浩特和包头的机场，对北京实行昼夜轰炸，每一次轰炸对我们的士气都是一个决定性打击。总统先生，我不想向您诉苦，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不认为北京还有坚守的希望。”
回到南京之后，陈卓群总统总算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把两个新组建的集团军调到保定和石家庄，作为北京防线的后盾；另外，把南京、太原等地的军校学生都调到北京，并且打散编入民兵师，作为民兵的骨干，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民兵师的战斗力。陈卓群希望在华北平原阻挡住苏军的铁蹄，但究竟要不要死守北京，还是一个疑问。国防部长蔡景丰认为北京、天津都没有坚守的必要，因为天津港已经被日本海军封锁，北京的工业设施正在向后方转移，两座城市都丧失了战略意义；华北平原的防线可以设在保定、石家庄一线，甚至一直退到黄河北岸都无所谓，因为即使整个河北沦陷，苏军离南京还是有1000公里之遥，中国完全可以继续战斗下去。但是，北京、天津都是非常具有政治意义的城市，如果这两个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大都市沦陷，无疑将给全国人民的士气带来沉重打击，政治上也更加不利。陈卓群询问华北集团军群司令谢焕嵩：“你需要多少援军来坚守北京？如果要死守北京、天津两个月，多少兵力是足够的？”谢焕嵩的回答居然是：“多少兵力都不够，我想我们一定要撤出北京，用空间换取时间。把宝贵的兵力浪费在坚守北京、天津这样愚蠢的事情上，是得不偿失的。”陈卓群终于忍无可忍，于6月22日罢免了谢焕嵩的职务，命令国防部长蔡景丰暂时兼任华北集团军群司令。这件事表明了最高统帅部对华北战局的态度——决不能不经过战斗就放弃北京、天津。
从6月22日开始，苏军完成了对哈尔滨的三面包围，开始肃清哈尔滨外围的中国防御据点，东北战局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就在哈尔滨最需要增援的时刻，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突发奇想，竟然提出了一个比“65号作战计划”更疯狂的提案。卢浩轩在大本营会议上声称，采纳他的提案不仅可以迅速缓解中国两线作战的窘境，还能在政治上捞到不少分数，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战争潜力刮目相看。
卢浩轩的计划是：动用大部分战略预备队（包括还没有组建完毕的二十多个步兵师、四个装甲师）以及华北集团军群闲置的部队，通过山海关铁路线运动到吉林、辽宁东部，与东北集团军群剩余的预备队一起形成一支强大的突击力量，部署在南满铁路（即长春、四平、营口、旅顺一线）东侧，对中国境内的日军实施闪电式的坚决打击。日军进入东北以来，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其主要目的是抢占地盘，而不是歼灭中国有生力量，因此它的兵力非常分散。根据卢浩轩的估计，目前日本陆军的20个师团分散在吉林、辽宁东部长达750公里的漫长战线上，占据了112个乡镇级以上的据点，各个师团、旅团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而且日军军官和士兵都缺乏警惕性，沉醉在“迅速战胜中国”的幻想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和苏联人在哈尔滨打消耗战，倒不如先集中预备队打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用强大突击集团切断日军脆弱的战线，一直推进到中国国境线，甚至杀入朝鲜境内，迫使日本人大举撤退。卢浩轩异想天开的说，这样的突然进攻不仅能使日军遭受惨重损失，甚至会使日本天皇考虑退出战争，因为朝鲜将完全暴露在中国军队主力的锋芒之下，为了避免朝鲜沦陷，日本会选择与中国妥协。
卢浩轩的计划虽然在军事上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幻想通过一次突然袭击让日本与中国媾和，无疑是天方夜谈。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李原草反驳说：“即使把我军目前所有的预备队集中起来，也很难击溃日本的20个师团，何况还要攻入朝鲜！我们正在组建的预备队战斗力还很弱，技术装备奇缺，军官素质也不尽人意，现在不能指望他们派上什么用场。再说，日本决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退出战争，他们只会把更多的陆军派到朝鲜和东北，到时候我们面对的恐怕就不仅是20个师团，而是40个师团了。”国防部长蔡景丰也认为，在没有战场制空权的情况下发动这么大规模的反击，简直就是找死。日本的空军、海军航空兵实力比苏联还要强，整个辽宁、吉林基本是日本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天下，我军的装甲兵团一旦发动进攻，立即就会招来一大群俯冲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在半路上就被消灭了。最后，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逼迫日本退出战争”的反攻提案被大本营会议否决，但卢浩轩还不死心，拿出了一大堆来自吉林前线的情报想说服陈卓群。经过长达两天的游说，陈卓群总统终于有些心动，他同意在吉林、辽宁东部进行“有限的反攻”，所谓“有限”就是动用4个装甲师、4个摩托化步兵师和12个步兵师，以及辽宁、吉林境内残余的300多架作战飞机，这些兵力大部分都来自大本营预备队或东北集团军群预备队。反攻的目的不再是迫使日本退出战争，而是保证南满铁路和辽东半岛不受到日军的威胁。
可以想象，在哈尔滨遭受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居然还要抽调兵力攻击日本人，完全是分不清轻重缓急。按照日本与苏联的秘密约定，日本的势力范围仅仅包括南满铁路以东地区，中国正确的方针应该是集中兵力先对付苏联，保证哈尔滨和长春的安全，对日本则只在辽东半岛部署防御力量，防止日军控制整个渤海湾。然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再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把原本可以用来保卫哈尔滨的预备队调去发动一次无足轻重的反击。即使这次反击获胜，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东北的战略态势。
第十章 从蒙古到新疆（上）
在战后缴获的斯大林《远东解决方案》第一章第一段，赫然写着如下字样：“本次战争以征服中国为最终目的，而征服中国又以征服满洲（东北）为最坚实的基础。”俄国人对东北的特殊感情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在俄国人心目中，从黑龙江流域到渤海湾的辽阔土地本来就应该是他们的地盘。这片土地相当于三个法国的面积，蕴藏着从石油到煤炭、从粮食到木材、从钢铁到有色金属的各种战略物资，还居住着中国1/10的人口——5000万人。在入侵中国之前半个月，斯大林与总参谋长朱可夫探讨“远东解决方案”的细节时曾说：“我知道，使用强大坦克兵团直接进攻北京、太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渡过黄河，并在三个月之内推进到长江流域，或许是摧毁中国最迅捷的方法。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对中国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能忽视满洲，顺利夺取满洲将打开胜利之门，否则中国可能以满洲为基地，在我军后方进行大规模破坏活动。”
朱可夫大将一直反对把主力部署在东北战场，他认为应该仅以一个方面军牵制东北的中国军队，将主力部队配置在内蒙古、华北方向，向张家口、北京、天津、山海关、唐山这条“咽喉要道”发动决定性的攻势，切断华北与东北的联系，这样东北就会像一个熟透的桃子一样落入苏军之手。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大将则坚决反对这个“冒险的计划”，他指出东北经济具有非常强的自给自足能力，拥有自己的油田、钢铁厂、军火厂、汽车厂和粮食主产区，即使与内地完全失去联系，也可以依靠自己的资源抗战半年以上；何况，切断陆路交通并不能完全断绝东北的补给线，如果日本海军不能牢固地控制渤海湾，中国海军还是可以从天津、青岛、烟台等华北港口向旅顺、营口等东北港口输送补给物资。更危险的是，苏军坦克部队一旦推进到山海关、唐山附近，就将面临中国东北和华北两个重兵集团的夹击，在局部形成兵力劣势，甚至有被合围的危险，苏联的作战飞机也无法从蒙古境内出发到渤海湾去进行空中支援。鉴于以上的考虑，斯大林最终否决了朱可夫的方案，决心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把重点放在东北和内蒙古，直到内蒙古完全被占领之后，再切断东北与华北的联系。在最后确定的作战方案中，苏联动用了两个半方面军进攻东北（远东第1方面军、远东第2方面军和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一部），一个半方面军进攻内蒙古（蒙古方面军和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一部），一个方面军进攻新疆、甘肃（中亚方面军），这意味着苏联把近一半的人力物力都用来征服东北了。
由于受到高山、密林、江河和沼泽的限制，东北战局的发展始终没有达到斯大林期望的速度，内蒙古战局倒是迅速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内蒙古一望无际的草原非常适合坦克兵团的运动，夏季干燥少雨的天气更是帮了苏联战术空军一个大忙。另外，苏联蒙古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上将的战术水平明显比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远东第2方面军司令员库利克元帅高出一筹，后两者深陷在东北复杂地形的泥潭之中，虽然偶尔能够在工程兵的帮助下突破复杂地形，但大多数情况下行动都很迟缓。马利诺夫斯基上将是苏联著名的少壮派指挥官，“大纵深战略”思想的旗手之一，战前曾长期在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手下担任参谋。可惜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斯大林上台后很快被清洗，他的老部下也纷纷被枪决或监禁，只有小心谨慎的马利诺夫斯基上将保住了军衔。侵略中国的战争开始前，斯大林曾经以威胁的口吻对马利诺夫斯基说：“一个月之内拿下呼和浩特和包头，否则你就等着上军事法庭。” 马利诺夫斯基的回答是：“如果您能够命令后贝加尔方面军帮助我歼灭内蒙古东北部，尤其是满洲里和海拉尔的敌人，那么我可以保证在一个月之内全取内蒙古。”
斯大林同意了马利诺夫斯基的请求，命令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布琼尼元帅把主要兵力放在满洲里…海拉尔的铁路线上，力争合围并全歼海拉尔的中国军队，不要让他们撤退到内蒙古中部。布琼尼元帅虽然是骑兵出身，而且是苏维埃内战时期的老古董，对机械化兵团作战只是一知半解，但仍然比较完美的完成了任务，在一星期内全歼了满洲里和海拉尔的中国军队，从而切断了内蒙古东北部与中部的联系。这样，马利诺夫斯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把主力用来包围呼和浩特和包头。他命令一个坦克集团军穿过呼和浩特和包头之间的战线空隙，向鄂尔多斯草原进行深远迂回，切断内蒙古与陕西之间的补给线；另一个坦克集团军控制呼和浩特以东的集宁…大同公路，对山西大同、朔州和河北张家口形成威胁，迫使华北集团军群不敢出兵援助；其他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则集结为三个突击集团，在战术空军的支援下猛攻呼和浩特…包头公路，直到把这条公路炸的支离破碎，并完全占领公路南北的一切据点为止。两个星期之内，呼和浩特和包头成为两座孤城，通向内地的铁路、公路不是被苏军占领，就是被炸的丧失运输能力，中国内蒙古集团军群残余的机动兵力则早已被苏军合围在呼和浩特东北，根本无法撤退。6月8日，惨烈的呼和浩特巷战基本结束，包头守军也在同一天投降，内蒙古集团军群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内蒙古集团军群司令黄叶萌上将因为痛感“丧师失地，天理不容”，不愿意坐飞机逃离呼和浩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其实中国军队在内蒙古的失败并不能怪罪指挥官，黄叶萌指挥的“集团军群”战斗力最多相当于苏联的两个混成集团军，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运兵车的数量还赶不上苏联一个坦克集团军，而且最要命的是没有任何空军支援（内蒙古的航空军早已被消灭在机场上）。内蒙古集团军群本来就很单薄的兵力，还必须分散在1000多公里的漫长战线上，从内蒙古东北部的大兴安岭地区到西部的额济纳旗，每一个据点都必须分兵防御，所以被苏军轻松击破也就不足为奇了。
6月11日，整个河套地区的中国军队都被肃清了，蒙古方面军的右翼也攻陷了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阿拉善两旗，完成了对整个内蒙古的控制。马利诺夫斯基上将仅用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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