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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整个河套地区的中国军队都被肃清了，蒙古方面军的右翼也攻陷了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阿拉善两旗，完成了对整个内蒙古的控制。马利诺夫斯基上将仅用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使斯大林欣喜若狂，立即给他颁发了“苏联英雄”称号和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但作为胜利者的马利诺夫斯基上将反而陷入了中国内蒙古集团军群曾经的烦恼——战线太长，漏洞百出，无论用多少兵力都不可能在1000多公里长的内蒙古战线上到处出击，只能在某个方向上进行重点突击。马利诺夫斯基为下一阶段的作战拟订了三个计划：第一，以河套地区为基地南下，进攻陕西的榆林、靖边、延安、保安地区，在半个月内夺取整个陕北，对西安形成威胁；第二，发动钳型攻势占领宁夏省会——银川，银川离包头只有不到300公里，占领它会使宁夏境内的中国防线趋于崩溃，苏联坦克可以沿着宁夏境内的铁路线一直推进到兰州市郊，从而完全切断河西走廊与内地的联系；第三，把大部分兵力调到呼和浩特以东的集宁地区，向张家口和大同发动钳型攻势，钳子的一边伸向北京，另一边伸向大同东南200公里的另一个战略重镇——保定，最终钳子的两边在渤海岸边的天津合拢，这把巨大的钳子将合围中国华北集团军群的主力，并彻底摧毁华北北部的防御体系。当然，第三个计划显得过于浩大，仅仅以蒙古方面军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是难以完成的，必须借助后贝加尔方面军和预备队的兵力。
马利诺夫斯基本人当然倾向于采纳第三个计划，他认为北京、天津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反抗意志的城市，不仅具备经济价值，还具备震惊世界的政治价值，在北京、天津歼灭一个中国集团军群，可以加速中国的灭亡。第一个计划需要经过地势复杂的陕北高原，那里非常不适合机械化兵团运动；第二个计划虽然经过的地形比较平坦，但宁夏、甘肃的战略地位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北京、天津，切断河西走廊也不足以阻止新疆与中国内地的联系，因为青海境内还有许多公路、铁路把新疆和四川、陕西联系起来，这些公路、铁路的运输能力甚至超过了河西走廊的兰新铁路。斯大林看样子是被蒙古方面军的巨大战果吓怕了，他原以为内蒙古和东北会同时被苏军占领，可现在东北战局才打到一半，内蒙古已经完全落入苏军囊中，斯大林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马利诺夫斯基发现了斯大林的犹豫，为了催促这位独裁者批准蒙古方面军征服华北的计划，他甚至准备飞回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亲自说服斯大林。可他万万没想到，就在他起飞前24小时，总参谋长朱可夫大将已经抢先说服了斯大林，蒙古方面军下一阶段的进攻重点不再是北京、天津，而是华北与东北的结合部，即锦州、承德、山海关和葫芦岛一带。
第十章 从蒙古到新疆（下）
在苏军总参谋部，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的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停止，朱可夫一直主张集中兵力进攻“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地带”，把主战场放到辽宁西部的大平原上，不要让机械化兵团陷入松花江流域的森林和泥沼。从战争前20天的经验看来，华西列夫斯基提出的把主要兵力放在黑龙江的方案收效甚微，苏军坦克兵团难以展开，经常只能沿着狭窄的公路推进，兵力优势无法体现出来，而且坦克的损失非常严重。华西列夫斯基的计划之所以能占上风，是由于苏联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元帅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可是从6月5日开始，铁木辛哥元帅被派去出使德国，与希特勒、凯特尔、邓尼茨等第三帝国领导人商讨共同对付英国海军的事宜，华西列夫斯基暂时失去了最大的靠山，朱可夫的计划开始占据上风。
6月12日深夜，朱可夫终于说服斯大林用整个蒙古方面军和半个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兵力对“华北咽喉地带”发动进攻，具体流程是：蒙古方面军主力离开呼和浩特，向东运动350公里，转移到内蒙古东南部的克什克腾地区，接着攻陷通向辽宁西部的门户——赤峰，为未来的钳型攻势准备一个前哨基地；与此同时，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一个坦克集团军、一个混成集团军以及十五个师的大本营预备队将通过蒙古铁路运送到赤峰前线，从而使蒙古方面军的机械化兵力增加到12个坦克师、8个机械化军，足以在两个主要方向发动进攻。总攻将于6月22日左右开始，右翼包括5个坦克师和4个机械化军，第一目标是赤峰以南100公里的重镇——承德，也就是满清部落“避暑山庄”的所在地；攻陷承德之后，机械化兵团将沿着长城前进，直指渤海边的秦皇岛和山海关，切断北京到沈阳的公路。左翼则包括4个坦克师和3个机械化军，越过凤凰山、大凌河攻陷辽西第一重镇——锦州，接着马不停蹄地向西南追击，一直打到渤海边的葫芦岛，这样整个辽西的中国军队就被围进了一个大口袋，三面是武装到牙齿的苏军，一面是浩瀚的渤海湾。另有3个坦克师和1个机械化军作为战役预备队留在赤峰，一旦包围圈形成，就如同饿虎扑食一般冲进包围圈，把被围的中国军队赶向渤海海岸，在那里予以全歼。不过，这个计划究竟能围住多少中国军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中国在辽宁西部部署的军队并不多，目前只有一到两个集团军。但朱可夫坚持认为，只要苏军攻克了赤峰，并摆出一副向辽西进军的架势，中国立即会增加辽西的兵力；即使中国人不在辽西设置重兵，这个计划也足以切断东北与华北的陆上联系，从而使东北的中国军队陷入绝望。
马利诺夫斯基于6月14日凌晨到达莫斯科，却惊愕地听说斯大林已经做出了决定，要蒙古方面军暂时放弃对北京、天津、大同的攻势，把注意力放到河北东北部和辽宁西部，这简直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马利诺夫斯基争辩说，把方面军主力从呼和浩特调到赤峰是很困难的，补给会出问题，而且不可避免的会引起中国军队的注意，接下来的战斗会很艰苦，而且他看不出进攻锦州、山海关为什么就比进攻北京、天津更有利。如果大本营想要截断东北和华北的联系，只需要攻克北京、天津和唐山就是了，何必舍近求远去进攻山海关呢？朱可夫却告诫马利诺夫斯基“要无条件听从大本营的命令”，并强调北京、天津的城防很坚固，短时间内难以攻克，而且天津附近的河流水网密集，相比之下还是辽西更适合机械化兵团作战。实际上朱可夫的判断完全错误了，此时北京、天津的防御工事就像纸糊的一样薄弱，根本经不住苏联坦克的猛攻；但朱可夫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进攻北京、天津比进攻锦州、山海关更危险，毕竟北京是华北集团军群司令部所在地，而且蒙古方面军是孤军深入，东面是渤海，西面是山西境内的中国重兵集团（据说有四到六个集团军之多），很容易陷入背水一战的窘境。总之，无论马利诺夫斯基怎么争辩，斯大林和朱可夫都没有改变主意，进攻锦州、葫芦岛、承德和山海关的准备必须在72小时之内完成，此后还必须攻克赤峰，把蒙古方面军的司令部搬迁到那里。朱可夫乐观地估计，赤峰的军用机场可能保存比较完好，可以供苏联的伊尔…2和佩…2强击机起飞轰炸辽西。
斯大林的决策再次证明他的首要战略目标是东北，只有确保东北已经完全到手，他才会去考虑华北、西北乃至新疆的问题。新疆在苏联的战略目标中处于一个非常次要的位置，虽然它离苏联的心脏部分最近，从斯大林格勒出发的火车可以在48小时之内到达新疆边境，理论上讲很容易发动进攻，可斯大林并没有在这里集结很多部队。中亚方面军的兵力只有25个师，其中包括2个坦克师，远远低于远东第1方面军或蒙古方面军的兵力，而且没有配备多少飞机。斯大林曾经闪烁其辞地谈到“塔里木盆地的油田”和“柴达木盆地的天然气田”是很重要的，必须阻止中国人把这些能源运到内地，但他对新疆一望无际的沙漠和炎热干燥的气候存在恐惧心理，不愿把俄罗斯士兵投入到这个“无底洞”中去。入侵新疆的苏联士兵大部分来自中亚各共和国，还有一部分来自西伯利亚和蒙古，他们士气低落、战术素养平庸，政治上也不大可靠，一遇到挫折就容易陷入崩溃。中亚方面军的战略部署特别没有效率，一个集团军部署在阿尔泰山，一个集团军部署在巴尔喀什湖畔，另一个集团军则部署在葱岭一带，仅有的2个坦克师还被分割成好几块，根本不能达到机动进攻的目的。中亚方面军司令员梅列茨科夫上将原先一直在芬兰战线作战，现在被派到新疆这个炎热干旱的地区，上任第一周就生病卧床，作战方针全部交给参谋长莫斯卡连科中将制定，作战效率大打折扣。到6月10日，也就是呼和浩特和大庆沦陷的时候，中亚方面军的右翼只打到伊犁城郊，左翼也才刚刚进入吐鲁番盆地，倒是有不少士兵因为不习惯炎热的天气而被送往后方医院。梅列茨科夫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向大本营发电报要求让蒙古方面军支援新疆，他说：“如果蒙古方面军以一个集团军的兵力越过甘肃北部，进攻新疆东部的哈密，无疑将牵制中国新疆集团军群的大部分兵力，甚至在中国人心目中制造巨大的阴影，使他们主动放弃伊犁等外线据点，这将使我们的日子好过许多。”令他失望的是，斯大林根本不想增援新疆，反而把更多的兵力投入东北战场。
中国新疆集团军群司令田悦上将被战后的历史学家称为“一位始终在次要战线作战的英雄”，他统帅着很少的兵力，面对着薄弱的敌军，双方谁都占不到什么便宜。田悦上将拥有非常冷静的头脑和非常敏锐的判断力，他从战争第一天就指出，守住新疆的关键在于控制天山以北的盆地，也就是准噶尔盆地南部，决不能让苏军在这里建立巩固的战线。伊犁、阿克苏等方向的战斗主要是牵制性的，那里的地形和交通状况不适合大兵团作战，至于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更是军事行动的禁区，中国军队在那里唯一的使命是确保油田的安全，这些油田一般都位于沙漠边缘地区。新疆战线的确是一条次要战线，但这次要战线保护着中国本土1/3的石油产量（在大庆油田失守之后）和1/4的天然气产量，新疆准噶尔和吐鲁番盆地的棉田还为中国军人提供了大量冬季被服，让他们穿的暖暖和和地与苏联军人展开秋冬季节的大搏杀。如果不是田悦高屋建瓴地调动兵力，灵活地使用预备队，并且把新疆各民族团结在保卫中华共和国的大旗之下，那么新疆的资源是注定要丧失的。斯大林原以为他用少量兵力就足以征服新疆，直到战争开始三个月之后，他才明白他彻头彻尾的错了。此后，他将越来越多的预备队投入到这条“次要战线”上去，新疆终于成为了苏联士兵真正的无底洞。
第十一章 苏联集中营（上）
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两侧，到处都是生长了几千年的原始森林，从来没有人涉足的幽深沼泽，以及生长着一人多高的野草的草原。在这条铁路线以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荒原，秋冬季节几乎寸草不生，春夏季节也只生出非常微薄的苔藓。每到夏秋之交的雨季，大半个西伯利亚的土壤都被雨水溶化，所有的公路、铁路都浸泡在泥浆里，必须派出大量人力物力维护运输的通畅；到了九月底、十月初，来自北极圈的寒风又席卷了所有的森林、草原和荒原，把它们全部冻的结结实实，好象万年不化的冰山一样。在西起乌拉尔山、东到太平洋的广阔土地上，散布着叶尼塞河、额尔齐斯河和勒拿河等宽阔湍急的河流，这些河流一般都没有堤坝，河边几十公里范围内都是芦苇从生的湿地沼泽，苏联在西伯利亚仅有的几座大城市都分布在这些沼泽附近。除了这些大城市，整个西伯利亚全部笼罩在荒芜野蛮的雾气之中，几十万蒙古游牧人仍然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一些半农半牧的部落已经定居下来，形成了几百个小村庄，他们都向几千公里之外的莫斯科上缴粮食税和特产税。西伯利亚的生活异常艰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没有建成的时候，给莫斯科寄一封信都要等上半年才有回音；有时候霜冻提前来临，西伯利亚的耕地大面积绝收，许多农民、牧民乃至城市居民都只有吃野草和树皮活命。对于一个生活在欧洲的俄罗斯人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被送到西伯利亚”，那意味着从文明世界被扔到野蛮世界，甚至比死亡还要可怕。西伯利亚占据着苏联近2/3的领土面积，却只居住着苏联2％的人口，这个比例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自从国家社会党在俄国执政，并建立“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联盟”以来，情况稍微有了一点改善。西伯利亚是从俄罗斯通向东亚和中亚的门户，而且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木材和有色金属资源，甚至可以成为俄罗斯争霸太平洋的基地。早在托洛茨基掌权期间，西伯利亚大铁路就已经修的很完善了，斯大林上台之后又修建了一条电气化复线，使这条钢铁大动脉每天可以允许200列火车通过。为了加强对远东地区的控制，斯大林还修筑了蒙古铁路和北极圈公路，虽然这两条交通线经过的地形都非常恶劣，但至少可以满足一部分运输需求。斯大林还花费几百亿卢布，在西伯利亚的中心建设了一座宏伟的新城——“新西伯利亚”，它不仅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甚至还拥有大型飞机场和地下粮仓，即使遭到敌人包围，也可以自给自足地坚守一年。斯大林在1932年的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把欧洲看作国家战略的唯一重点，但欧洲并不是人类世界的全部。在遥远的东方，黄种人占据着辽阔而富饶的土地，在面积上并不逊色于西伯利亚，在资源和气候条件上则远远超过西伯利亚。俄国拥有世界第一位的领土面积，但大部分土地并不能让人舒适的居住。我们需要获得满洲、华北和长江流域的肥沃土地，而新西伯利亚将成为我们遥控远东局势的中心。”此后，斯大林又花费十亿卢布，在新西伯利亚修筑了一个“大本营前哨基地”，这座基地由巍峨的地上建筑和错综复杂的地下坑道构成，直到侵华战争开始时仍在修建中。
战争开始的时候，西伯利亚大铁路每天都要把上百列满载的军车运送到蒙古的乌兰巴托、远东的伯力和海参崴、中亚的塔什干和阿拉木图等地，这些军车上有全副武装的俄罗斯士兵、刚刚走下生产线的T…34坦克和鳞次栉比的伊尔…2强击机，他们从莫斯科或高尔基等工业城市出发，四到五天之内就可以投入远东战局。但是，随着战争一日千里的推进，呼和浩特、包头、佳木斯、牡丹江等重要城市都落入苏军之手，从这条铁路经过的军列也不是那么频繁了。斯大林甚至早在6月15日就签署了一道最高苏维埃训令，要求各个军用工厂暂缓生产TB…3、米格…3和拉科…3等高端军用飞机，并暂停对T…34坦克的升级研发，原因是“对华战争可能在两到三个月内结束，接下来我们将主要在太平洋或大西洋对付敌国海军，不宜将主要精力放在陆战装备上”。斯大林并没有说明“敌国海军”是指谁，如果苏联想在大西洋帮助德国，那么敌人无疑是英国海军；如果苏联想在太平洋与日本人一道扩张，那么敌人肯定是美国海军，或许加上英国在澳大利亚、马来亚部署的海军。但是，也不排除苏联和日本分赃不匀，在太平洋上剑拔弩张的可能性，谁知道斯大林和裕仁天皇的脑海中究竟在想什么呢？
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军列减少了，另一种列车却在飞速增加。这种列车不是从西向东运动，而是从东向西运动，它外表看起来是货运列车，却带着货运列车不应该设置的通风孔、天窗和排气扇，列车末尾还有狭长的餐车和医疗车。6月6日，第一辆这种列车从中苏边境的海参崴出发，一路东进，经过48小时的漫长行程抵达新西伯利亚，接着就停靠在新西伯利亚郊外一个不起眼的火车站。6月7日，又有5辆这种列车从伯力、海参崴和黑河出发，目标无一例外的都是新西伯利亚，有的停在新西伯利亚南郊，有的则停在北郊或东郊。6月中下旬，这种列车明显增多，尤其是在佳木斯、依兰和牡丹江先后落入苏军之手以后，最高峰的时候每天有二十多辆这种列车飞驰在茫茫西伯利亚草原之上。如果外国新闻媒体知道这些列车是运送什么的，肯定会当做爆炸性新闻在国际上大肆渲染，苏联本来就很肮脏的国际形象会落到一个新的低谷，中国人民对苏联当局的仇恨也会迈上一个新台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干的就是这种事情，斯大林干的比他们还“出色”，比那些训练有素的纳粹党卫军效率都高。这些列车运载的都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珠的中国人，有的是被俘的中国军人，更多的是无辜平民。他们以300人为单位组成一个“营”，每个营挤在一个破烂肮脏的车厢中，除了稻草和风扇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带着愤怒和惊惶的眼神被驱赶上车，根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死亡，还是永无休止的折磨？
虽然战争中经常传来苏军屠杀战俘的消息，但是平心而论，在战争初期苏军对中国战俘还算宽厚，一般都允许他们携带少数个人财产进入战俘营。这不是因为俄国人有什么同情心，而是因为斯大林不希望把宝贵的中国劳动力都屠杀在战场上，而是希望把他们组成一支“黄皮肤的劳动大军”，代替俄罗斯人开垦西伯利亚一望无际的荒地，并在危险的煤矿、有色金属矿和杂草丛生的油田进行苦力劳动。每当一个城市被攻陷，苏联的方面军立即会派遣一位集团军级政治委员对战俘进行“甄别”，凡是四肢健全、体格强壮的战俘会被立即送往边境口岸等待装车，那些体质虚弱或者受伤的战俘则被扔在残破的战俘营里听天由命，有时候甚至被有组织的秘密屠杀。平民一样逃脱不了苏军政治委员的“鹰眼”，除了少数有俄罗斯血统的中国平民可以受到优待之外，所有人的档案都必须经过苏军的“详细调查”，那些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有反苏倾向或者在中华共和国政府担任过官职的人都会被立即送到边境口岸，和战俘们一起装车。东北境内有许多犹太人，大部分是从俄罗斯境内被逼迫流亡而来的，这些人当然受到了苏联毫不留情的虐待，正如斯大林所说：“我与德国元首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国际犹太人集团的痛恨，他们是制造一切战争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在战争的第一个月里，被送往西伯利亚的犹太人甚至比中国公民数目还多，不愿当苦力的犹太人争先恐后的逃往长春、沈阳乃至北京，他们的财产被丢弃的到处都是。每一个被占领的中国城市都会出现如下的惨剧：成千上万无精打采的中国战俘、犹太人、“政治上不可靠”的平民和被怀疑从事反苏活动的平民排着杂乱无章的队伍，被全副武装的苏军押解着通过一个“检查站”，苏联人为这种“检查站”配备了精良的医生，凡是被认为“身体不够强壮”的人会被立即拖出队列，扔到没有食物和饮水供应的“死亡战俘营”去；如果这个人不幸生为犹太人，那么等待着他的会是立即枪决。当然，有时候苏联人也会发发慈悲，让身体不够强壮的平民回家，但天知道哪天他们又会心血来潮，把那些无辜的平民抓回来继续虐待。据战后盟国军事法庭的统计，东北地区平民的伤亡90％来自苏联人肆无忌惮的屠杀和虐待，这简直是比纳粹大屠杀还残酷的暴行。
第十一章 苏联集中营（下）
当一位中国公民或中国境内的犹太人被送上边境口岸的列车，他就再也难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了。列车上的卫生环境非常糟糕，许多人患上伤风、痢疾、出血热乃至伤寒等传染病，在短短的三天旅途上，经常有数以百计的人被病痛折磨的奄奄一息，甚至直接被无情的苏联医护人员扔下火车。列车提供的伙食非常差劲，黑面包已经是最难得的佳肴，大部分战俘只能依靠玉米饼过活，饮水也没有经过消毒，那股腥气令人作呕。负责押解战俘的俄罗斯士兵倒是很少进入车厢，因为他们不屑于和“邪恶的黄种人”呆在一起。俄罗斯士兵对日本人、蒙古人也很看不起，因为斯大林一直教导他们“俄罗斯人的使命是消灭黄祸，并让黄种人成为俄罗斯人驯服的仆人”，仅仅是因为暂时的政治考虑，俄国才和日本结成同盟。有时候列车经过某段被洪水冲垮的道路，所有的中国人必须下车步行十几公里去换乘另一辆列车，在这段恐怖的旅程中，苏军士兵会毫不留情地用枪托、皮鞭乃至刺刀教训“邪恶的黄种人”，铁路附近每隔几十米就倒着一个被打死的战俘。有些战俘想趁换车的时机逃跑，但他们基本都被苏联人毫不犹豫地开枪击毙，尸体被丢在原地作为秃鹫和野狼的食物。等他们终于到达西伯利亚的时候，至少有10％的人已经丧命，还有20％的人因为患病或受到精神刺激而丧失劳动能力——不用说，这些可怜的病人大部分都被苏军秘密枪决。幸存的战俘们发现他们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郊区，远处是新西伯利亚的高楼大厦，自己脚下却是一片完全没有开垦的生荒地，附近只有几间非常简陋的窝棚。没有最基本的道路、饮水和灌溉设施，一切都要靠中国人的双手去建设。苏联军队和警察逼迫中国俘虏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每个中国战俘营（大约300人）必须在一个月内开垦两公顷的生荒地，否则就没有饭吃。一切消极怠工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被打死的俘虏将被草草埋葬在田地的边缘，作为对所有俘虏的警告。有的中国军官拿出《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俘的条款，抗议苏联当局的蛮横行径，却遭到了苏联军官无情的皮鞭抽打：“要知道，《日内瓦公约》是用来欺骗那些可怜的美国人、英国人的，对你们这些邪恶的黄种人无效！”
新西伯利亚附近的集中营不仅被中国人和犹太人填满，还被来自中亚和蒙古的黄种人或者黄白混血人填满，各个远东民族都有人被送到这里接受酷刑。在斯大林眼中，中亚和蒙古的少数民族只有两种用途——要么到中国前线充当炮灰，要么被送到集中营从事苦役。少数民族很少有机会加入苏联国家社会党，更不可能成为苏军高级军官，他们的任务只是完成最艰苦的第一线作战任务，用血肉之躯打开通向新疆、内蒙古和华北的道路。稍微有一点违纪嫌疑的少数民族士兵，尤其是纯粹的黄种人士兵，会遭到政治委员无情的毒打，那些被施加“记过”处分的少数民族士兵会无一例外的被送到集中营。另外，中亚地区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教会人士和同情中国的人，是斯大林优先打击的目标，克格勃的密探整天在阿拉木图、塔什干和乌兰巴托的大街上转悠，只要发现任何有“反苏”或“亲华”嫌疑的人，都会立即把他们送上火车，送往西伯利亚。斯大林还对中亚各民族实施严格的迁徙限制，不允许他们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市或乡村，任何人没有克格勃的批准，休想走出家乡一步，否则就等着集中营伺候。苏联克格勃头子贝利亚曾经算过一笔恐怖的账——要完成对新西伯利亚周围200多万公顷荒地的开垦，建立六个大型煤矿、四个大型油田，并建设两个国家级的原木采伐场，至少需要400万奴隶劳工，而中国战俘和犹太俘虏在未来一年内只能达到300万人，剩下的100万人必须从苏联境内的中亚民族中寻找。所以，克格勃在1933年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肃清中国被占领土（主要是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反苏分子”，还包括在中亚和蒙古逮捕一切“不听话的人”和“游手好闲的人”，让他们和中国人、犹太人组成混合劳动营。很快，新西伯利亚附近的土地就都被奴隶劳工占满了，苏联人不得不在勒拿河畔开辟新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一直使用到它们被愤怒的中国军人夺取并炸成碎片为止。
苏联在东北、外蒙古、内蒙古和中亚的暴行，虽然被克格勃小心地掩盖着，但仍然不能长期骗过世人的耳目。一些有良知的俄罗斯军官悄悄拍下了新西伯利亚战俘营的恐怖场景，送到中华共和国通讯社、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甚至悄悄协助极少数战俘逃离牢笼，通过伊朗、阿富汗或印度回到中国。刚开始，即使是中国的通讯社也不相信苏联人居然有那么残忍，他们以为斯大林还是有一点同情心的；可是接二连三的恐怖照片和逃离者的血泪控诉证实了苏联军队和克格勃是多么残忍，甚至超过了波兰境内纳粹集中营的残忍程度！当一篇名为《新西伯利亚死亡营》的长篇通讯和整整三个版面的照片一起出现在《共和国日报》上，并立即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全球知名报刊转载时，对苏联法西斯的怒火立即席卷了全球，“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成为了惨无人道地践踏生命的代名词。1933年9月，当新西伯利亚战俘营的人数第一次超过100万时，中华共和国总统陈卓群发表了一篇措辞相当激烈的演讲，演讲中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把苏联匪徒赶出中国国土，而且要解救那些至今被困在西伯利亚集中营里的中国公民，同时解救那些被关押在民族牢笼中的中亚人民和蒙古人民；让我们团结起来打碎斯大林匪帮扣在我们头上的枷锁，把这群人类历史上最耻辱的败类全部埋葬在废墟里”。这个演讲只得到美国、英国、法国政府的“谨慎赞同”，因为它们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究竟要不要干涉远东战局。但是西方各国的民众普遍支持中国总统的演讲，许多反法西斯团体都强烈建议与苏联断交，并且像对付德国一样与苏联进入战争状态。斯大林在新西伯利亚集中营的暴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苏联的战争潜力，却把西方国家的许多民众都推到了苏联的对立面，这恐怕是这位独裁者始料不及的。
中国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通过中亚境内的情报渠道，搜集了许多中亚人民不满于斯大林暴政，争先恐后地从民族牢笼逃亡的消息。于是，在1933年秋天，第一批“协助中亚人民脱离苏联”小分队开始在新疆地区活动，类似的小分队很快出现在内蒙古和华北，其目标也变成了饱受斯大林虐待的蒙古人民。除了在东北和内蒙古的被占领土存在大量中国人组成的游击队，在中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出现了一些由中国人资助的反苏游击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破坏苏军交通运输，以及协助中亚人、中国人、蒙古人和犹太人从苏联集中营逃亡。卢浩轩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大量印刷了“看看你们的同胞在遭受怎样的折磨”的传单，每张传单都有一到两张中亚人在集中营遭受迫害的照片；这些传单被空投或秘密运送到苏军的中亚士兵手中，引起了严重的士气低落和骚乱。苏军政治委员抱怨说“中亚人和蒙古人已经变成了最难管理的士兵”，并强烈要求打散一切少数民族部队，把他们编入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可是斯大林又害怕中亚人的反战情绪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俄罗斯人，只得慢慢把中亚部队从主要战线上撤下来，改为从事后勤、交通线维护和侧翼支援任务。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提出，既然中亚部队的战斗力已经显著削弱，不如干脆把集中营里的几十万中亚战俘放出来，送到前线，消除中亚人的敌对情绪。斯大林很快否决了这个提案，他指出前线的中亚部队有哗变的危险，应该把他们慢慢都送到国内的重工业工厂去，由俄罗斯人填补空缺。于是，在1934年以后，苏军中的少数民族士兵明显减少了，蒙古这个名义上的“盟国”（实际上是苏联附属国）也变的无精打采。斯大林获得了几百万劳工，却在军事上和道义上都砍掉了自己的一只胳膊。
第十二章 突围计划（上）
6月17日下午，我们勇敢的哨兵在林口东北12公里的一片草丛中抓获了一个苏联侦察兵，当时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用望远镜观察我军的反坦克炮阵地，并在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画着阵地草图。两位我军哨兵用枪托狠狠打在他的脊梁骨上，当即让他疼的大叫起来，然后便被按倒在地，捆绑着送到了北方突击集团的司令部。俘获这个侦察兵真是老天送来的礼物，他已经画出了我军大部分外围阵地的示意图，如果这些情报真的被送到苏军手中，林口防线就毫无秘密可言了。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我命令立即组织三人一组的小分队，在林口周边20公里内的阵地边缘进行拉网式清剿，消灭一切混入阵地空隙的苏联侦察兵。这个清剿行动非常成功，在12小时之内就有7名苏军侦察兵被击毙，3人负伤逃亡，遗憾的是没有再抓到俘虏。
北方突击集团参谋部侦察处有不少懂俄语的侦察参谋，他们对被俘的苏联侦察兵进行了紧急审讯，开始对方非常不愿意配合，侦察参谋只得无奈地找到我说：“卫中校，俘虏死活也不肯开口，他甚至连敌对的话也不说，只是充满敌意地望着我们，决不发出任何声音，怎么办？”我迟疑了片刻，低声回答道：“你们可以动用刑具。可以用皮鞭、枪托以及你们想的到的一切刑具对付他，但不要留下明显的伤痕，更不要把他弄死。要让他受到皮肉之苦，自愿招供。”我知道，对战俘用刑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但这个战俘的口供关系到整个北方突击集团的生死存亡，即使违反一切国际公约，我也会下令对他用刑。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苏军虐待中国战俘和平民的残酷景象，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苏联战俘也揍个死去活来，这就叫做“血债要用血来还”。当苏联战俘营的虐待丑闻被公之于众之后，我们也经常对苏联战俘用刑以获得口供，我并不认为这是违反道德的行为。
6月17日晚上，三位侦察参谋和一位作战参谋在林口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轮番审问那位苏军战俘，我也在旁边的屋子里通过观察孔监视审讯情况。刚开始，苏联人仍然毫不合作，甚至对我们的参谋露出轻蔑的笑容；但当作战参谋拿出皮带，狠狠地抽打对方的脸和脖子时，这位战俘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蜷缩在椅子里不敢动弹。侦察参谋用俄语大声询问：“老实交代，你是来做什么的？你的部队番号是什么？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对林口发动进攻？如果不老实交代，就往死里打！”这个苏联战俘或许想到了俄罗斯历史上那些“民族英雄”的形象，张了张嘴唇，还是没有说出任何话。作战参谋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猛的把战俘推下椅子，用皮靴狠狠蹬踏他的胸口、他的手臂和他的脸，把他的嘴唇都踩裂了，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流淌下来。这幕残忍的景象实在是考验人的意志，我几乎看不下去了，只是通过无线电话筒小声提醒审讯人员：“不要用刑过度，让他受一点苦就够了。把他扶起来，继续审问，他会说的。”
经过20分钟的刑讯逼供，可怜的苏军战俘终于精神崩溃了，他躺在墙角语无伦次地报着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番号和职务，侦察参谋则迅速把这些内容翻译成中文，用无线电话筒告诉我：“约瑟夫&mp；mp；#8226；伊万诺维奇&mp；mp；#8226；福尔采夫，24岁，来自俄罗斯喀山市的一个集体农庄。隶属于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第3突击集团军第19机械化军第47摩托化步兵旅，目前担任少尉侦察官。”据我们以前得到的情报，苏联第19机械化军部署在牡丹江下游，负责对依兰、方正的辅助攻击，看样子现在这个机械化军已经掉头南下对付我们了。我的手心沁出一丝汗珠，低声命令侦察参谋：“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审讯，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把所有情报都掏出来！注意，不要再用刑了。”
接下来的审讯就很简单了，一位参谋用俄语提问，另一位参谋迅速把战俘的回答翻译成中文告诉我和参谋长田昊，有些回答令我们大吃一惊，陷入沉思之中。以下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问答：
参谋：“谁命令你侦察我军阵地的？你想达到什么样的侦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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