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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24小时战备状态（下）
第5装甲集团军的防区内只有一个大型火车站——邯郸火车站，也就是说整个集团军的技术装备都必须运到邯郸装运；至于人员，可以随便在某个铁路小站上车，通过不同的铁路线到前方重新集合。我粗略估算了一下，第10装甲军目前拥有的重装备需要700个标准火车皮，这还是没有齐装的情况，齐装时至少需要1500个，按照每个火车头带动30个车皮计算，就是50列军用列车，相当于普通步兵军的五倍！自从最高统帅部成立专门的铁路运输协调小组之后，铁路的效率大大提高了，可是在短时间内腾出100列军用列车运输一个装甲集团军到山西去，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邯郸乘坐火车到山西，要经过京广、石太两条铁路线，其中石太铁路是一条从崇山峻岭中穿过的铁路，装载重装备的军列还必须经过特别的安全处理才能通过，时间只会越拖越长。另外，山西境内的预备队目前还比较充裕，坦克数量也是各个战区中最高的，在这些预备队消耗的差不多之前，还用不上我们这支“大本营预备队”。为了准确估计我们出发的时间，我打电话和集团军后勤处长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不少前方铁路运输的详情。后勤处长非常肯定的告诉我：“苏军突然发动进攻，现在铁路运输的重点肯定是反坦克炮，北京、石家庄、太原乃至邯郸的各个仓库内保存着大量反坦克炮，随时准备送到发生危险的地区。就在一个小时前，从邯郸发往大同的第一列军列已经出发，车上满载着37毫米、45毫米、57毫米和76。2毫米反坦克炮，还有反坦克地雷和枪榴弹。现在后勤系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如果列车还没开到大同，大同就已经失陷，那么列车上的装备将被送到忻州。华北方面军山西战区的指挥部已经从太原迁到忻州了，希望忻州能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山西抗战的枢纽。”
后勤处长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已经进入24小时战备状态，但是开赴前线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至少一个星期之内不会出发。听了他的话，我却更加纳闷了，再次对我军混乱不堪的后勤系统充满了怀疑：“为什么上级要在石家庄和邯郸囤积反坦克炮？如果是为了机动性，这两个城市却没有什么机动性可言，离最近的前线也有几百公里。苏军的进攻方向无非是陕西、山西或者北京、天津，无论以上哪个地区遭到进攻，从邯郸或石家庄调动反坦克炮支援都太迟了，除了铁路上浪费的十几个小时，站台装卸、从车站运到前线还需要更多时间，这段时间可能已经打了无数次战斗，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命运！难道像大同这样重要的城市都不应该拥有雄厚的反坦克炮储备吗？这样莫名其妙的部署，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后勤处长则叹息的回答：“你说的道理人人都知道，我也反对在后方城市囤积武器装备；但是最高统帅部肯定有更长远的想法，他们害怕第一线防御体系崩溃的太快，这样前方城市的武器装备会迅速丢失，还是把大宗物资存放在后方比较保险。这是长官们决定的事情，我们无权干涉。”这简直是我听到的最失败的理由。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当然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但是把失败的可能性估计的这么大，实在是太过分了。
无论如何，禁止一切军人离开营房的命令必须立即下达，我命令参谋先是通过电话通知各个师的师长，然后又亲笔签署了几份实行宵禁的命令，要求军部参谋亲自送到各个师的师部。所有的军用装备，包括轻武器、火炮、迫击炮、坦克、装甲车辆、军用卡车、摩托车和工程车辆，必须每天清点一次，除了执行必要的任务，决不准开出防区之外；后勤物资也必须每天清点一次，无论是异常的增加还是减少，都要立即察明原因。24小时战备的另一项内容是通讯静默，所有军官和士兵都不准为了私人原因打电报、打电话或写信，普通士兵甚至不准私自收听无线电，只能在每天晚饭后集体组织听广播半小时。高级指挥员被告知，即使士兵家中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事情，也不准告诉他们，等到正式开赴前线之后或者24小时战备解除之后才能传达。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残酷的战备状态，最近十年这种战备状态只存在于作战条令和教科书里，只是在实战演习的时候为了突出战地气氛，偶尔会宣布演习部队进入“24小时战备状态”，但每个人都知道那只是走走过场。现在一切都不能有半点马虎了。
晚上11点，我房间里的私人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在接电话之前，我已经估计到打电话的人是谁了——除了那么几个人，没有人知道我卧室的电话。果然，在我拿起话筒的第一秒钟，话筒那边就传来了第17装甲师代师长陈新计的抱怨之声：“卫上校，这个24小时战备状态究竟还要持续多久？我真不知道该不折不扣的执行命令，还是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17装甲师的师部就设在一个小集镇上，所有的团部都设在不同的集镇上，根本没有什么营区可言。从今天早晨到现在，我的参谋们根本不敢跨出自己住的房子，他们害怕走进乡镇的街道就是违反规定！普通的士兵稍微好一点，他们住在乡村的空地上，营长、连长为他们划定了营区的界限，他们就这样画地为牢的坐在营区里数星星。这样下去会把人逼疯的，卫上校。”
“难道我们还没有疯吗？说句老实话，我早就被逼疯了。如果你还没有疯，希望你尽快迎头赶上。”我竭力使自己的语气轻松一点，但还是无法掩饰心中的紧张，“至于24小时战备的问题，首先是为了保证所有官兵都能在随时开赴前线，其次是为了保密，不过目前还没有特别保密的必要。你可以允许参谋们到街上去逛一逛，不过每个参谋必须有一名卫兵陪同，主要是防止他们喝酒、赌博——如果真的发现了这种事情，不要犹豫，立即把他们停职查看，我要让集团军司令教训他们。至于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你可以相机行事，只是记住坦克和技术装备一定不要有无谓的损坏。等我们开到山西的时候，我向你保证，你会无比怀念在后方的生活……”
“山西？谁告诉你说，我们要开到山西？”陈新计的声音透着难以置信，“已经接到出发的命令了吗？不会吧？”
“当然没有。即使接到出发的命令，也不会告诉我们去哪里。但是，除了山西，难道还有别的去处吗？只能是去大同，或者去忻州。”我回答道。
陈新计突然笑了起来，那种笑声像是嘲讽，又像是松了一口气，令人听起来非常不舒服；我仿佛可以看到他的眉头在轻蔑的舒展开来，准备发出讽刺之辞。但是这次，他非常严谨的遵守了上下级的礼仪，没有对我说任何不恭敬的话，只是低声说道：“卫上校，我们应该不会去山西的。只要我们这个星期不出发，就肯定不是去山西了。我想，我们最有可能去的地方是陕北。也有可能是宁夏。”
“陕北？宁夏？你疯了吗？”我感到自己像是在跟一个神经病说话，“敌人的主攻方向已经确定是山西了，目前投入的总兵力超过30个师，难道你认为这么大规模的进攻只是佯攻？分兵两路的进攻策略已经证明他们的目标是太原，这个目标至少要用70个师才能夺取，这样苏军就无力在长城沿线发动另一个攻势了。难道你认为我们在山西的防线会一触即溃，苏军迅速腾出手来继续进攻西北？”
陈新计再次笑了起来，不过这次笑的很轻，是比较礼貌的笑。话筒那边沉默了良久，才再次传来低沉的答话声：“卫上校，我当然不认为苏军是佯攻山西，他们的确想夺取大同。但我不认为苏军现在就想夺取太原。他们肯定知道，山西是目前我军设防最严密的地区，以硬碰硬并不符合机械化作战的原则，尤其是五台山、雁门关、朔州一线的地形是最不利的，苏军的攻势不太可能超过这个区域。卫上校，苏联蒙古方面军大概有多少个师？”
“我不清楚。不过，根据零散的情报，至少有65个师吧。上次战略情报会议，杜国平上将估计蒙古方面军可能包括9个坦克师、4个机械化军。唔，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有些迟疑的回答道。
“那么，我们就更有可能去陕北了。”陈新计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仿佛自己的判断已经得到了证实，“卫上校，按照今天早上的文件，蒙古方面军动用的兵力还不到它总兵力的1/5，而且它负责的是辅助进攻方向。它的一部分机械化部队被用来进攻大同，然而在攻下大同之后，这些机械化部队对忻州、朔州的山地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想，蒙古方面军可能会收回这支机械化部队，并向西北地区发动新的进攻吧。”
我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拿起桌上的地图册，凝视着陕西的地形图。陕北高原真的不适合机械化兵团作战，但是比起山西的崇山峻岭，陕北的地形还算是好的，尤其是在某些广阔的“塬”或河谷盆地，机械化部队能找到自己的舞台。然而，苏军真的会选择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吗？或许在宁夏平原渡过黄河，直取兰州是更好的选择；无论以上哪一条成为现实，我们都会去西北了。
“等待吧。其实，西北是中国最美丽的地方。”在挂上电话之前，我自言自语道，“如果染上侵略者的鲜血，大概会变的更加美丽吧。”
第八章 一位苏联军官的自述（上）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的精髓。但是在开战三个月之内，我们对苏军的了解都是很肤浅的，苏联就像一个笼罩在迷雾之中的国家，谁也不知道它的战争潜力究竟有多强。苏联士兵作战非常勇敢，虽然有时会出现慌乱溃逃的现象，但很少被俘虏。自从调到第5装甲集团军以来，我经常听到身边的军官们说：“我真不知道那群法西斯匪徒是怎么想的，如果能够多搞到一些他们日常训练和作战的资料就好了。”
随着战局的不断深入，被俘的苏军越来越多，被缴获的重要资料也可以堆成一座山了。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一些普通苏联士兵和军官的日记，大部分日记是从国内开始记录的，它们真实的再现了苏军官兵对这场侵略战争的看法和精神状态，给我军提供了实施攻心战的良好材料。
被缴获的苏军高级军官日记很少，大部分都是绝密，直到战后很多年还尘封在历史档案馆中，按照法律规定是五十年以后才能解密；但是中下级军官乃至士兵的日记就很平常了，战争的第一年就缴获有1000份以上，保密措施并不严格。下面的文字援引自一位参与进攻大同的苏军少尉的日记，于1933年9月11日在大同被缴获；我想，如果要研究苏军在战争初期的精神状态，没有比这些第一手资料更可靠的了。
日记的作者为弗拉基米尔&mp；mp；#8226；约瑟夫维奇&mp；mp；#8226；别里亚耶夫，苏联步兵少尉，生于1911年，战争爆发时已经为苏军服役三年之久。这本日记是从1933年3月开始的，但是其中也隐约提到作者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背景——生于一个城市小职员家庭，父亲曾在沙皇时代当过公务员，俄罗斯革命成功之后，又很快与新成立的苏联政府合作，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爬到了中级干部的位置。当时苏联人对军人是非常仰慕的，中等以上家庭都非常支持子女参军，既能有远大的政治前途，又能有丰厚的薪水和津贴，比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待遇高的多。别里亚耶夫在1933年第一季度一直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服役，据他的记录：“在哈萨克斯坦，军人的食宿条件和薪金比老百姓强了不止十倍，在大街上，只要你身穿苏联军服，每个人都向你投来羡慕的目光……作为军官，我们可以享有20平方米的单间住房，中尉以上军官就有自己的勤务兵，老百姓则只能挤在非常残破的窝棚里，每个城市都是一座巨大的贫民窟。”这也证实了外界对苏联的看法——苏联经济发展迅速，重工业非常发达，可惜大部分资金都投入了军火工业，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苏联的老百姓都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挤出卢布来支持军队。尤其是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苏联当局的剥削更是毫不留情。别里亚耶夫写道：“在俄罗斯，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很不好，但哈萨克斯坦的情况还要更差，相比之下，莫斯科简直就是天堂。在阿拉木图（注：哈萨克斯坦首府），道路两旁连起码的下水道都没有，大街小巷都散发着腐烂的恶臭，人们把粪便和脏水直接倾倒在街道上，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活下来的！”
为什么苏联城市的卫生状况都那么差劲？简单的说是没钱，钱又到哪去了？当然是支持军队了。外界估计苏联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是军费开支，事实上这个估计可能太保守了，在1930…1933年的战备阶段，苏联恐怕花了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军备竞赛。看看别里亚耶夫少尉是怎么形容他所在的步兵师的：“我们第39步兵师比任何一个同类步兵师都毫不逊色，能够为这样一支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部队服役，我深感自豪。根据今年年初传来的新消息，所有士兵的每月津贴将从30卢布上涨到45卢布，每年夏天的消暑费和冬天的取暖费也会有提高。有小道消息说，最高苏维埃会通过一项新的优待军人法案，凡是在军队服役满五年、没有重大过失的苏联军人，每年还会被额外奖励400卢布。”相比之下，苏联当局公布的苏联公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可怜巴巴的180卢布，还比不上一个普通士兵4个月的津贴。至于苏军的武器装备、作训服装和其他杂项供应，不用说，都是按照最高水平进行的。在2月到5月的日记中，别里亚耶夫一再吹嘘“按照我的看法，没有人能阻挡这支强大的苏维埃军队”，声称苏军步兵每个人都配备有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和加重手雷，在反坦克作战中可以做到人手一把反坦克枪，至于枪榴弹和加重燃烧瓶更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冲锋枪这种短距离突击兵器，最早就是由俄国人和德国人发明的，在中国受到的争议很大，许多兵器专家认为冲锋枪的实战作用远远低于威吓作用，瞄准精度很低，射程又太近，纯粹是浪费钱财。战争爆发前，在中国军队中占上风的观点是：“冲锋枪是一种没有经过大规模实战验证的武器，它的作战效率几乎肯定低于半自动步枪。除了在极少数需要近距离高强度火力支援的场合，如城市巷战、阵地坑道争夺战之外，没有必要使用冲锋枪。”结果就是在卫国战争爆发之前，我军步兵装备冲锋枪的比例只有12％，苏军却至少达到了50％。前三个月的实战很快证明冲锋枪在步兵冲锋中具有半自动步枪无法替代的作用，再也没有人胡说什么“冲锋枪效率低下”了。苏联人在步兵武器装备问题上的见解远远强于我军，我军因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遗憾的是，作为一名步兵少尉，别里亚耶夫很少在日记里提到苏联装甲部队的信息。他亲热的称呼装甲兵为“我们的坦克兄弟”，但这些“坦克兄弟”的训练、待遇和战术思想如何，他一点也没有透露。值得注意的是，从1933年2月到6月，别里亚耶夫记载了4次中等规模的战术演习和2次大规模实战演习，其中只有一次演练了正规的步坦协同作战内容，其余5次演习要么根本没有坦克兵参加，要么就是步兵和坦克各管一摊，互不合作。在4月下旬的大规模实战演习之后，别里亚耶夫写下了对坦克兵的抱怨之辞：“在某些人眼里，步兵就是用来给坦克兵当炮灰的。他们明里喊着‘步兵是军队的基础’‘我们要善待步兵’，暗地里却根本不把步兵当回事。事实很清楚，炮兵自从建军以来，一直享有着诸兵种之王的美誉，没有任何兵种能够和炮兵争夺资源；坦克兵虽然组建的比较晚，发展速度却最快，被大人物视为苏维埃安全的基础。夹在炮兵和坦克中间的就是可怜的步兵，最不值得一提的步兵，打仗的时候冲在最前面，也死在最前面，功劳全被伟大的坦克兵和尊敬的炮兵抢去了。我就知道结果是这样！”这段简短的记载暗示着苏军各兵种的矛盾——“大炮兵主义”是苏军一贯的传统，苏军对坦克兵的火力支援不是以战术空军为主，而是以炮兵为主，所以炮兵和坦克兵自然而然的走到一起，结成了“同盟”。被排除在这个同盟之外的，除了可怜的步兵，还有曾经辉煌一时的骑兵，当年俄罗斯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骑兵，据说苏联现在还保留着“骑兵集团军”的编制！不过德国对波兰的闪击战早已证明骑兵彻底出局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会促使苏联当局重新考虑骑兵的地位问题。在日记中，别里亚耶夫很少提到骑兵，或许苏联骑兵很少驻扎在哈萨克斯坦。
根据目前的实战经验，别里亚耶夫抱怨的“步兵当炮灰”是苏军进攻的惯例，甚至成为了某种例行公事的现象。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把坦克当成现代战争的长矛，攻破对方主要防线的任务应该由坦克和自行火炮完成，步兵则跟在坦克的后面，负责支援坦克、清剿敌军步兵及反坦克炮。但是苏军的作战观点却不同，在拥有强大坦克兵力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让步兵冲在最前面，用步兵的血肉之躯为坦克铺平道路！在密山、牡丹江、呼和浩特、哈尔滨和长春，都出现了苏军步兵为坦克开路的奇怪现象。辽河集团军群司令王澍上将曾经总结过苏军的进攻规律：“首先是炮火准备，主要是大口径榴弹炮，有时候还有超大口径的攻城臼炮，炮轰过程一般持续30…45分钟，对某些重要目标甚至持续60分钟以上，整个防御地段都被炮弹犁成了平地。最后一颗炮弹刚刚落下，你就能听到几公里外传来此起彼伏的冲锋号和‘乌拉’的欢呼声，那是可恶又可怜的俄国步兵在冲锋了。说实话，第一批冲锋的俄国步兵简直是找死，我军残余的机枪、步兵炮和迫击炮足够把他们杀的落花流水，但是一浪一浪涌来的步兵很快会淹没我军的孤岛，我军反坦克炮阵地是他们攻击的第一目标。等到反坦克炮被肃清了，我军阵地被撕的七零八落了，苏军坦克才会大摇大摆的冲上来，穿过步兵刚刚建立的战线，碾着敌我两军的尸体向战线深处前进。说的好听点，这种战术是‘步兵搭台，坦克唱戏’；说的难听点，这叫做草菅人命，宁可死上一堆步兵，也不愿损失一辆坦克。”
第八章 一个苏联军官的自述（下）
虽然苏军的进攻战略严重忽视人命，但它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步兵冲锋可以消灭绝大多数敌军反坦克炮，坦克部队的损失会大大缩小。别里亚耶夫在日记中承认，苏军坦克部队在演习中的损失非常小，平均每12辆坦克才有一辆被“击中”，每30辆坦克才有一辆受到“致命伤”，不得不“退出战斗”。“不能把宝贵的坦克损失在阵地第一线，这就是上级的战术观念，我们虽然不理解，也要坚决贯彻到底，” 别里亚耶夫写道，“如果遇到步兵无法克服的坚固防御地段，或者在敌人防线背后突然出现大量机动预备队，上级指挥官还是会毫不犹豫的出动坦克，以优势兵力碾碎这些敌人。不过，考虑到我们步兵的作战能力非常强，再加上炮兵的有力支援，基本上用不着坦克出手，敌人第一线阵地就已经土崩瓦解，留给坦克的任务就是继续穿插前进了。”当然，这是没有遇到敌军坦克的情况，如果敌军防线上不但有步兵、火炮和反坦克炮，还有坦克和自行火炮，那又怎么办呢？像T…34和KV…1这种杀伤力巨大的坦克，显然不是为了对付步兵或突破防线而准备的，而是为了消灭敌军坦克而准备的。但是，别里亚耶夫没有提到T…34坦克，演习中也没有涉及坦克与坦克交战的内容。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作为一位步兵少尉，别里亚耶夫不太可能了解坦克作战的细节。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苏军的战前准备，5月28日苏军悍然入侵之前，普通士兵是否知道战争即将爆发？看样子，别里亚耶夫对战争根本没有任何预见，直到5月27日都不知道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因为他所在的部队不属于第一批侵华苏军，当数百万苏军整装开往前线时，他却还沉浸在和平的美梦中。其实，苏联下级军官和士兵不喜欢战争，无论与谁交战，他们都是第一批炮灰，只有那些不用亲自冲锋陷阵的中高级军官才把战争当作扬名立万的大好良机。在苏联，一切思想和言论都受到非常严厉的限制，老百姓或许还可以有一点个人空间，军人则被要求不得有任何异端想法；别里亚耶夫在日记里很少讨论政治问题，偶尔涉及也无非是“斯大林万岁”“苏联万岁”等空洞的口号，而且在每一处讨论社会阴暗面的日记之后，都要紧接着写一大堆对苏联表忠心的话，惟恐被政治委员误以为是反苏分子。比如，在描述了哈萨克斯坦人民生活的困苦、卫生条件的低下之后，别里亚耶夫立即写道：“当然，在伟大的斯大林同志的率领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些暂时的困难，所有哈萨克人民乃至所有苏联人民都能享有最好的居住条件，这是迟早的事情。”至于战争与和平这样大的问题，别里亚耶夫更不敢发表意见，只是机械的背诵苏联官方的意见，诸如“苏联不希望战争，但是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在苏联人民头上，他们一定会自取灭亡”云云。这种陈词滥调在每个国家的军事教科书里都会出现，但是没人把这种话当回事，它注定只是官样文章。
5月28日战争爆发之后，别里亚耶夫和千百万苏军士兵的生活被完全改变了。突如其来的战争不仅完全出乎中国军人的意料，也让不知情的苏联军人大吃一惊，别里亚耶夫惊叹道：“今天早晨，我听到广播关于苏联人民对中国实行自卫反击的新闻（注：这是斯大林编造的无耻谣言，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不是反击），为了驱逐对我国进行挑衅的中国军人，伟大的苏联军队已经全面越过国境线，对中国人实施报复性打击……苏维埃的正义之师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他们都将苏联军队视为解放者，真诚的与他们合作（注：这又是斯大林编造的无耻谣言），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当天的日记非常简短，几乎只是照抄了苏联官方的新闻公报就结束了，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其实“激动”在这里换成“矛盾”更好一点，别里亚耶夫肯定清楚，离他上战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但是，和苏联领导人一样，他仍然抱有速战速决的幻想，以为对华战争将在几个月内迅速结束，根本用不着调动其他部队。6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听到前线不断传来的捷报，我真的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六天以来，我军突破最远的部队已经深入敌境三百多公里，呈现出摧枯拉朽之势，中国人纷纷放下武器投降，和平看来已经为时不远了……政治委员在晚饭后的读报活动中告诉大家，我们可能不会有机会参加这场伟大的战争了，现在前线的部队已经过剩了，溃退的中国人根本不是对手。”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一直持续到7月上旬，官方的口气逐渐松动，别里亚耶夫才显得焦急起来。7月12日以后，他再也不提“对华战争将很快结束”的说法了，反而一再提到“如果我们要动身去前线的话，可能还要做更多的准备”。
7月23日，别里亚耶夫和十多万苏军将士的命运终于被决定了——“包括第39步兵师在内的第17集团军已经发出指令，48小时之后开始向前线进发。具体的调动命令还没有传下来，但有人说我们多半会去蒙古方面军。”接下来的两天，别里亚耶夫都只写了简短的一句话：“天气很热，每个人都在焦急的等待。”“终于出发了，要去中国了，再见吧，美丽的阿拉木图！”7月25日中午12点，第39步兵师离开了驻地，乘坐火车前往蒙古，前往深不可测的华北前线，前往血流漂杵、伏尸百万的不愿屈服的国度。
从那一天开始，别里亚耶夫的日记就基本中断了，偶尔会有一些比较长的记载，但也不会超过100字。某些零乱的只言片语显然是写在火车上的，比如“车厢很拥挤，睡不着，凝视着窗外，看到许多磷火”；还有一些是在转运车站写下的，比如“在这个铁路小站已经呆了12个小时，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列车员总是说，马上就来了，但是几个小时又过去了，铁轨上还是什么都没有”。漫长而艰险的旅途充分证明了苏军运输系统的效率之低下，西伯利亚大铁路虽然修筑了电气化复线，而且还有中亚铁路和蒙古铁路分担运输，也难以承载如此繁浩的运输量。每天都要有数百万吨后勤物资运往前线，援兵和物资都在抢占车厢，某些繁忙的车站甚至每5分钟就要开出一列军车，经常有士兵被迫在车站睡上几天几夜。被洪水冲垮的路段非常难以维修，因为夏天的土壤很松，几乎无法重新修筑路基，只能临时用货车甚至人力转运。就这样，普通列车可以在72小时之内走完的路程，别里亚耶夫和他的战友们用了整整7天才走完，据说这还是“非常幸运的”。7月30日傍晚，第39步兵师进驻了蒙古与中国接壤的二连浩特市，这里早已成为苏军在华北最大的后勤中转站，别里亚耶夫声称“二连浩特繁忙的街景简直不下于阿拉木图，基础设施建设又远远强于阿拉木图”。
既然来到了前线，下一步就是战斗了。可是第39步兵师正好在战役的间隙到达华北，这时东北战局已经基本结束，针对华北的“锁喉攻势”也已经告一段落，对北京和天津的进攻还在筹备阶段，除了沈阳和四平周围地区，整个战场居然一片平静。苏军忙于解决糟糕的后勤问题，过于漫长的战线严重分散了兵力，第39步兵师先是被调到承德加强防线，后来又被调到察哈尔右翼前旗，负责防御中国军队可能的反攻。直到9月8日，针对大同的进攻正式开始，别里亚耶夫才写道：“我平生第一次参加了战斗，虽然没有什么战绩，但还是非常高兴。”从那以后，日记本上再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在大同战役中被俘的苏军军官中，并没有别里亚耶夫少尉的名字，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当然，尸体可能在战斗中被焚烧或破坏了，总之没有人发现它。据说陈卓群总统也看过别里亚耶夫的日记，并对这个苏军少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战争结束还希望找到此人。可是任何搜寻都没有作用，此人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无论我军还是敌军的档案，都再也没有发现他的名字。这也是大部分苏联法西斯军人的最终下场——作为法西斯侵略者的殉葬品，被历史遗忘。
第九章 向前线进发（上）
9月12日，自从最高统帅部要求第5装甲集团军进入24小时战备状态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天，可是一点新的消息也没有。参谋部工作人员的睡眠时间已经压缩到最短，随时注视着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一旦有新的电报传来，总是有好几个高级参谋抢着拆阅——然而内容都是无关紧要的。集团军司令部每天都要打来几十个电话，大部分都是询问士气和补给情况，从来不透露未来的行程安排。到了9月12日深夜，我的首席作战参谋终于精神崩溃了，他一边大口喝着咖啡，一边全身发抖、语无伦次的说：“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要么快点上战场，要么就别上。长期把心悬在嗓子眼里，会得心脏病的，我的天啊。”
他刚刚说完这话不到2分钟，我的专用电话又响了起来，只有两种人有资格打这个电话——要么是集团军参谋长，要么是比他头衔更高的人。我拿起电话，传来的果然是集团军参谋长郑勇的声音：“立即出发，到集团军司令部开会，带上一两个参谋和卫兵就够了。两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明天凌晨1点准时开会！”
对于一个驻扎在后方的集团军来说，凌晨1点开会简直是匪夷所思，但是既然上级下达了命令，就要不折不扣的执行。我立即叫上那位刚刚精神崩溃的首席作战参谋，他马上恢复了神智，简短的说了一句：“终于决定了！”然后我们坐上一辆破烂不堪的吉普车，在晦暗的月光下颠簸了整整两个小时，终于赶到了集团军司令部——守在门口的竟然是郑勇本人！郑勇一边看着门前停靠的吉普车，一边亲自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嘴里还嘟哝着：“参加会议的军官已经赶到8人了，还有4个没有到。无论剩下的4个到不到，凌晨1点都要准时开会，这是最紧要的命令！”
虽然如此，会议还是拖延到1点10分才召开，几乎所有的军级和师级负责人都赶到了，陈新计居然也在与会者之列。名义上是开会，实际上是集团军司令方昊和参谋长郑勇的独角戏，而他们也不过是上级意志的传声筒：“诸位，根据最高统帅部日前下达的命令，我集团军已经划出大本营预备队，调入华北集团军群战斗序列；三个小时之前，华北集团军群司令黄文德中将已经发布命令，要求我军立即离开驻地，开赴离前线更近的指定地区。12小时之内，先头部队必须出发，所有人员及步兵武器必须在48小时内全部离开驻地。时间非常紧张，上级的意思是，让我们在72个小时后就到达转移地点。”
“这……恕我直言，时间太紧张了。”第11装甲军军长——一位四十多岁的上校微微颤抖着说道，“12小时什么都来不及做。即使48小时也只能完成一小部分任务。整个集团军的实际兵员已经超过7万人了，交通工具又严重不足，即使仅仅把各个战斗单位集中到邯郸火车站，就要花上24…36个小时，何况还要登车？”
虽然这番话说的很中肯，郑勇还是毫不留情的大批一通：“诸位，我不想再听到这样的借口了，集团军群司令部肯定更不希望听到这样的借口！身为职业军人，总是想着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如果没有困难，还需要军队做什么？48小时之内全部出发是命令，为了克服困难，我将派出12个参谋班子，帮助每个师和独立旅完成集中转移的任务。只要能够把部队集中到邯郸市区，此后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最高统帅部已经调出了600个火车皮，24小时之内就可以分别到达邯郸南站和北站，这已经绰绰有余了。”
会议室内沉默了几秒钟，接着发话的是陈新计代师长，他的语气还是那样令人不快：“参谋长阁下，600个火车皮真的够用吗？当然，如果只装载人员的话，每个车皮100人是绰绰有余了，加上轻武器和弹药就要挤一点，问题在于，我们的坦克和装甲车要占用多少车皮？27式和光永式坦克需要专用车皮，某些大口径自行火炮根本不能用车皮运输，请问上级给我们划拨这些专用运载工具了吗？”
郑勇用寒气四溢的目光看了陈新计一眼，显然对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印象。他简单的回答道：“没有。上级划拨给我们的一切火车皮，都是用来运输步兵和步兵武器的。当然，小口径步兵炮和迫击炮也可以带走，但一切重武器都要留下。”
“参谋长，您的意思是，让士兵先走，重武器随后再跟上？”我小心翼翼地问道（这是我第一次发话），“现在我集团军的装甲车辆和重武器已经很多了，我估计必须留下3000到5000人进行看管和维护，然后再让他们跟着重武器到前线去和士兵会合。重武器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运到前线吗？不会错过战斗吧？”
听完我的问题，郑勇的目光异常呆滞，似乎在竭力寻找合适的词语回答。其他军长和师长也开始窃窃私语，声音甚至大的整个会场都听的见：“是啊。坦克和重武器一定不能和主力部队脱节，对于装甲集团军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坦克根本不应该和士兵分开运输，应该一起抵达前线，下车之后就立即重新整编，这样才能很快恢复战斗力。在前线，任何拖延都是要命的。”
这时，沉默已久的方昊中将终于说话了，第一句话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诸位，我们不会携带任何坦克、装甲车或重炮去前线的。所有的重武器都会留在原地，最高统帅部会调来另一个刚刚组建的装甲集团军，也就是第6装甲集团军来接管它们。至于我们，空着手离开，空着手抵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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