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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地区，盗窃盛行。约翰·谢伟思认为，即使共产党除了消灭盗窃行为之外一事无成 ，他们也一定是为中国普通大众做出了伟大贡献。
美军观察组的活动（6）
巴格里奥与共产党的最初接触是与民兵的接触。民兵共有200万人，他们是由自卫队组建的 支持共产党的常规军队。是民兵救了巴格里奥。他们的快速和效率深深打动了他。他们的 情报工作也让他印象深刻，认为这是极了不起的。巴格里奥的观察特别有趣，因为他在山西 着陆前，对民兵一无所知。他是一个完全不带偏见的观察者。共产党人为巴格里奥做了所有 的事，但不求任何回报，也未要求他补偿他们在寻找他时所付出的代价。这更让巴格里奥和 包瑞德感动。 巴格里奥的戏剧性获救吸引了那些满心希望在延安打听到故事的记者们。《时代》、《生活 》和 《纽约时报》的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了一篇关于巴格里奥的文章。爱泼斯坦在山西西 北部的共产党根据地遇到了巴格里奥。但前方指挥部的美军审查员毙掉了这篇文章，为的是 与他们在欧洲战场的政策保持一致，这一政策要求对于在〃敌人占领区〃的救助行动要保持 沉默。谢伟思和其他〃迪克西使团〃成员相信爱泼斯坦的描述在出于安全考虑下把巴格里奥 的名字和某些地名删掉后，可能应该被发表，因为它是好消息，有人道利益在内。它可以给 美国公众一个关于中国战争前线的真实情况的生动画面。关于中美合作的这一记述也可以抵 消公众获得的关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令人沮丧的消息。 惠特塞和他的八路军空地救援委员会经常忙于救援。1944年9月8日，一架航空军团的轰炸机 在河北东部坠落。中国共产党在日本重要战略地区的心脏地带河北昌黎附近找到了七名 机组成员。包瑞德相信中国人有能力救助机组成员，因为他信任他们所声称的，是共产党， 而不是日本人控制河北东部。这七名飞行员被徒步带出来，路上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共产 党电报在发送中出现了通讯错误，因此当这七个人真正走到安全地带时，他们的名字才被知 晓。像巴格里奥的描述一样，这七个人所报告的也帮助证实了中共向使团的声明。 坠落的飞机通常都是被毁坏或是在执行轰炸任务时出现故障的轰炸机。他们中很多都是来自 第二十轰炸大队。例如3363号飞机，在1944年12月7日从沈阳回程途中坠落。机组人员在下 午1点钟跳伞，降落在朗树园和石城镇（译音，译者注）之间的山里。潞城市附近的日本军队 目睹了飞机开始向下坠落。第二天，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的日军和伪军，加上100个农民， 来运送他们期待能从飞机残骸中找到的战利品。飞机坠落的地方离潞城很远，他们直到12月 9日才到达那里。当他们到达时，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15分钟前到达了。共产党从 正面向他们进攻，逼他们撤退。当日军向后退时，他们遭遇民兵的进攻。当他们逃离时又遭 埋伏，被打回了他们的出发地。 飞机的机组成员跳伞后，降落到了这个地区最崎岖陡峭的山里。当地人和所有附近一个制 衣厂的工人都被动员到山里组成搜寻队。但因为有大风，积雪很深，路面都结了冰，他们当 天只发现和救出了机组成员中的七位。当地人民在12月7日彻夜工作，为获救的人做衣服和 鞋子。 当第三分区政府得知还有四人失踪时，它动员了区内26个村庄里的所有人。12月8日晚，中 国人搜寻了这个地区，用火把点亮了整座山。这次搜寻找到了另外三个美国人，但直到第 三天才找到第四个人。他落在两座山峰之间，被挂在一棵树上。村子里指挥搜寻队的村长在 自己身上绑上绳子，降落到山的一侧，将那个美国人从树上解救出来。村长将美国人与他绑 在一起，由村民们把他们两人拉了上来。那个美国人在跳伞降落时腿受了伤，三天水米未进 ，而且一直受冻。他几乎不能移动，也不能走路，于是村长把他背在背上走了三英里多路。 他们翻山越岭找到一位医生，给他必要的紧急救护。 12月12日傍晚，11名机组成员在村子里团聚了。他们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由此开始 了重返友谊之乡的旅程。美国人在他们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受到真心诚意的欢迎，不论是来 自共产党人还是普通民众。他们都把自己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招待美国人。每一个村子都有 列队欢迎美国人的民众，他们中有些人来自很远的地方。村民们把飞行员的口袋里装满花生 、柿子饼、核桃、瓜子和其他零食。一个小镇里的老农还在大雪天里在好几英里的地方为美 国人找鸡蛋。出于安全原因，机组人员通常在半夜行进。但即使是在那个时间，他们经过的 村子里的村民还是会主动行动起来，为这些获救的飞行员准备食物、水和鸡肉。一次，当山 中冰冻打滑的路让美国人无法抬着担架上的伤员前行时，有200多个农民跑过来帮忙。 飞行员在圣诞前夜到达了军分区总部。总部立即为他们举行了一场欢迎宴会，并为他们提供 娱乐活动。两天后，飞行员们离开这里，前往八路军的军区总部。当这个幸运的飞行组的 机长乔治·瓦洛夫（George Vroff）在飞机失事地点附近修建了一条飞机跑道后，他被共 产党授予了特别荣誉，将那个机场命名为瓦洛夫机场。 当然，并不是每个美国人的经历都有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尾。1945年1月初，一架装载着汽油 的 飞机从昆明起飞，要飞往湖北的老河口。由于天气恶劣，机组成员失去了航向，于是他们开 始低飞以期发现目的地。在湖南上空，他们遭到四架敌机的进攻，被迫降落。大火烧毁了飞 机，一个机组人员丧生。国民党打伤了一个中尉的手臂，并强扭着他，夺走了他的枪。这些 飞行员在被监禁十天后，被转交到当地王大坤（译音）的军队手上。叶将军在他关于这次事 故的报告中描述王大坤时说，他与一个逃到日本人一边的叛徒有联系。这个人有一次进攻了 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医院，并杀害了20多名伤员。根据叶所说，王的人经常活埋中共官员。在 中共解救了美国人后，他们就面临被日本人发现和逮捕的危险。
美军观察组的活动（7）
1945年2月2日，第二十轰炸大队的汉姆比（ Humby）上尉在完成一次照相侦察 任务的回程途中，经过朝鲜上空时发动机出现了故障。他进行顺流交距的努力失败了，螺旋 桨开始自转。机组人员在飞机上销毁了所有分类的资料后跳伞。已经损坏的飞机坠毁并燃 烧。当他们落地时，他们遇到了可能是当地军队中身着便装的士兵，或是正规军队的士兵。 士兵们把飞行员保护起来，并迅速找齐了机组成员。尽管附近所驻的日军派出了一个小分队 来抓捕，但中国人很快击退了他们。 当地人为美国人提供了食物和住所，并给他们衣服以御寒和掩饰自己的身份。他们拒绝接受 钱，说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空地救援组后来发现，这样一个救助的旅程 通常需要两到四个月，飞行员需要带着手表、刀、随身的武器和一些琐物。因为在旅途中他 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各式各样的货币去进行支付。 战斗机驾驶员威尔斯（Wells）中尉在离北平50英里的地方降落，他也加入了徒步前行的 汉姆比的飞行员们的队伍。他告诉他的同胞，他在落地后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农民，他抓 住那个农民，让他看自己夹克里缝的美国国旗。那个农民把他带到一个游击队领导人那里， 这位领导人安排他在走了四天后加入了汉姆比和其他人的队伍。他们在危险地带里大部分时 间都是夜间行军，因为日本人知道他们的大概位置。附近正在进行战争，他们看到一架日本 侦察机。这队人马也遇到了身体不适的麻烦。脚踝受伤、雪盲、发烧和肠道疾病的折磨使 他们在阜平的时候试图安排用飞机进行药品的空投。九天后他们等到了药品，于是队伍继续 出发，那个脚踝受伤的人留下了，另一个人也留下来陪着他。〃迪克西使团〃的路易斯·琼 斯中尉在4月中旬驱车来到离延安约157英里的米脂，将汉姆比飞行组中的九人接走。当时 留在后面的两个人预计月底到达。 在空地救援组看来，这次事件表明，当美国人完全依靠中国人的通讯时，空投物资和对空军 的救援就出现问题。这也意味着有效装载物资，将其运送至314英里以外需要80加仑汽油， 而汽油在那个地区是稀缺品。 以上事例并不能代表〃迪克西使团〃在救助坠落飞机时的直接或间接努力。有时中国人和美 国人共同参加飞机救援行动。例如，1945年4月，有三个人开着战车到米脂去救援一架坠毁 在附近的P…51飞机。彼得金写信对迪奇说，他可以使用几辆L…5，以便使工作更容易些。 共产党明白救助对于赢得战争的重要性。即使在与美国关系恶化的时候，他们也继续保持 合作。共产党为救助行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945年底，他们告诉当时空地救援组在延安的 代表詹姆斯·C。伊顿（Jmes C。 Eton）中尉，为了救助80人，他们失去了500多人的生命 。 空地救援组知道，维持分站也给共产党加重了经济负担。八路军在日军后方的公路间和铁路 间适当的位置设立了 〃兵站〃。每一兵站驻扎约25～100多名士兵。兵站通常建得像一个院 子。一边是窑洞一样的屋子，每间屋子里有一个巨大而温暖的炕，士兵们就睡在每个炕的一 头。屋子前方是一扇窗户和一扇门。牲畜放在一边，做饭的厨具、个人生活用品和储备的物 资就放在另一边。夜间行军的士兵或是政府工作人员也在兵站投宿和吃饭。 尽管空地救援组和中国人在救助坠落的飞机方面有共同利益，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顺 利发展的。最经常的冲突就是空地救援组会告诉中国人如何进行救助活动，而中国人则会在 不能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救助时固执地拒绝美国人。彼得金认为共产党会不理会空地救援 组，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行动，把坠落的飞行员带回来。在彼得金看来，一个驻在瓦洛夫机场 的美国人应该尽其所能与共产党进行所有必要的合作。中国人不喜欢别人指示营救失事飞行 员的紧迫性。他们很快就告诉彼得金，他们甚至在听到空地救援组这个名字之前就开始救助 失事飞行员了，即使救援组离开，他们也还会继续这样做。彼得金告诉伊顿不要再指挥中国 人了。 空地救援组并不小看中国人的努力。事实上，他们不仅承认每次救助行动都付出了巨大代 价，而且他们还注意到，每位获救的飞行员都被塞得满是礼物。当中国士兵为保护和救助美 国人或设备而战斗牺牲时，这些债几乎无法计算。空地救援组希望给共产党人提供医药，作 为他们为受伤的美国人提供的医药救治的回报。这样做不仅可以补充已经用完的药品，也可 以保证将来能提供更好的治疗。在伊顿与救援组指挥官的直接对话中，他提到，如果救 援组能以此为根据提供药品和设备，中央政府应该没有理由拒绝。 空地救援组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救助行动归功于他们高度的组织性和他们在其控制区内的势 力。但对于救助空军的行动来说，合适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和更好的设施是必要的。空地救援 组也建议进行药品、食物、室内水暖设施的储备，并提出提供医疗援助的必要性。 事实上，共产党是能够获得药品的。1945年10月，为了救助中国一个托儿所的流行性白喉， 战区总部将白喉血清空运往延安。中国人对这种人道主义的行为表示感谢，并尽力回报， 比如说他们给伊顿上校送去一套非常精美的木版画。
美军观察组的活动（8）
中国人有时会向美国人要一些传单或种子之类的东西。他们收集各种书籍、手表和钟、孩 子们的玩具、各种维生素和特别的食物，如糖果、云南火腿、白兰地或威士忌，当然还有美 国香烟。〃迪克西使团〃也经常要求提供一些可以作为礼物的东西。给那些提供了重要帮助 的共产党重要官员和其他人的礼物必须是特别的，如以羊皮做衬里的皮大衣或是钢笔。有时 派克笔是特别礼物，因为中国人认为它是最好的，得到它的人都觉得面上有光。 作战部从不拒绝向空地救援组提供某些商品和礼物，让他们送给值得致谢的中国人。作战部 也送去一些小型武器和弹药，送给提供情报的中国人。但救援组并不能获得所有他们想要的 东西。例如，战区总部就拒绝了救援组在1945年7月提出的将某些武器和弹药送给共产党中 的个人的要求，其理由是它无权无偿给予这些装备。克雷顿·L。比塞尔（Clyton L。 Biss el）将军对此解释说，在此之前的4月，空地救援组已经提议，〃出于防卫的目的〃和对帮 助美国人逃离日军、平安返回的感谢，〃仅仅作为回报〃给中国东部的游击队发放一些武器 和弹药。他说，当时作战部认真考虑了是否要满足这一要求，但做出的决定是不授权发放这 类装备的政策不能有例外。 彼得金对空地救援组及其当时在延安的代表伊顿感到恼火，他觉得伊顿粗鲁，是一个麻烦制 造者。彼得金的恼火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军队里不同部门间的不和，即使是〃迪克西使团 〃这样一个小单位也如此。甚至在战争结束后，魏德迈还提醒海军，气象站应该由两个部门 合作，因为他们获得的气象信息对两个部门都是同样重要的，尽管海军部门并不这么想。 第十气象中队为中缅印战区提供所有的气象服务。它曾经有11个人参加〃迪克西使团〃，负 责收集气象信息，并培训敌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让他们学会如何测量气温、估算云量及在预 期的时间将数据送回。共产党在此之前没有气象系统，但〃迪克西使团〃一到达，他们就要 求在使团指导下尽可能地提供帮助。男女都被分配来接受训练，成为气象观测员。看到有女 人接受训练，教练有时会感到吃惊，因为他以为会与男子共事。就像在舞会上，不论男女都 穿着棉服，让人很难区分。 美国人与中国人一起工作时，偶尔也有机会看到，东方人有时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方式将古老 的传统融入现代。一天杨照辉少校走进一间屋子，一些共产党士兵正在学习如何操作气象站 。有一个人在用算盘，但用不好。他最终只能用计算尺进行计算。其他人取笑他不会用算盘 ，只好依靠外国的发明。一些中国人用这种古老的工具来进行很长的除法计算，其速度之快让杨照辉惊诧。 在延安，第一个负责气象观测的人是查尔斯·R。多尔少校。多尔刚到不久就建议尽早建立 一个级气象观测站。1944年10月，多尔的助手威廉·E。凯迪（Cdy）军士长开始指导来自 第十八集团军的12名通讯员。这一课程进行了三到四周。毕业的学员于是被送到野外，在那 里提高无线电通讯报告的质量，并由他们来建立新的观测站。而且每日阜平、河北和延庆的 天气报告也与延安的一起送到成都。 1945年4月，中国人开始建造一个发电厂和容纳气象设备及气象员工作场所的房子。气象站 有20英尺长，11英尺宽，花去了7000美元的黄金。它坐落在居住区一座没有警哨的山顶。几 乎每个人都可以来到那里。伊顿之前的指挥官都没有担心过它的安全问题。 开始，气象员没有可与共产党人共享的气象设备。接受〃迪克西使团〃气象员报告的是总部 第十气象中队的指挥官理查德·埃尔斯沃斯上校。由上校安排，将气象设备送往延安，这 样他们可以升起气象气球，获取海拔高的地方的大气数据。气象员教授中国人如何使用这些 气球，于是一天24小时的气象观测开始了。美国人向中国人提供氢气发生器来给气球充气。 人们可以通过中星仪来观测气球，由此计算风速。气球充满了一定量的氢气。如果知道气球 上升的速度，就可以计算比如2000或是5000英尺时的风的情况。地面上的人跟踪气球， 根据气球上升时横向移动的速度来判断它的速率。当气球到达一定高度时，就会爆炸。 在中国人受到更好培训的其他地方，会建立起一个设施，用无线电向地面的接收者发送各 个海拔天气和大气压的信息。这一信息对天气预测是非常有用的，但是由于延安的共产党人 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可视的观测方法还在继续使用。第十气象中队教授中国人从野外 往回发送信息，然后通过〃迪克西使团〃的无线电将其转发至成都。气象中心对信息进行评 估，把它添加到飞行员送来的关于天气、大气压、风力和云量的报告里。 第二十轰炸大队尤其依赖这类信息，因为它不仅执行轰炸任务，而且还从其基地印度向成都 运送汽油。成都附近有四个机场，是由农民以人力建造的。这些气象信息对1944年6月15 日开始的由成都出发向日本发起的轰炸行动也至关重要。这些轰炸的目的是要摧毁日本的生 产力，但根据战后的评估，从中国起飞的第二十轰炸大队的B…29轰炸机只使日本钢的供应 量下降了不到2％。
美军观察组的活动（9）
到1944年末，气象报告由延安大部分应该再扩展的无线电通讯组成。新闻被定期送往重庆 总部、第二十轰炸大队、成都和战略情报局在昆明的总部。人们预计延安应该很快与带着设 备的15名特工联系上。1945年1月初，第十气象中队提交了一份计划，要在全中国建立气象 站。到当年5月，飞机就可以空运或空投气象站了。空地救援组把这一计划看成是一个绝妙 的机会，可以建立起为失事的飞行员准备长期的物资储备。 但有时空投行动并不十分成功。例如，1945年6月，彼得金得到消息，13个空投包裹中的11 个被部分或完全毁坏了。空投设备中的80％都破损得无法修补，这其中包括气象设备和空地 救援组的设备。包装的不合理导致了这次不寻常的损失，责任应归咎于温斯顿·格斯特中尉 ，是他指挥了这次空投。 就像在其他部门一样，在收集气象数据的人中间也有摩擦。1945年2月25日，埃尔斯沃斯上 校带着两名航路与航空通讯联络处军士和一台发报机来到了延安。他还带给〃迪克西使团〃 每位成员一磅糖作为欢迎礼物。在这月早些时候，陆军通讯兵团及其士兵已经开始了收集 气象信息的工作。他们在航路与航空通讯联络处到来后继续工作。最后，通讯兵团的指挥官 杰克·克莱恩（Jck Klein）中尉命令通讯联络处的人停止四处闲游，建立他们自己的设施 。在此之前，通讯联络处的人一直说，他们只能做通讯联络处的工作，并以此为由，逃避所 有繁重的任务。甚至在他们建立起自己的设施后，通讯联络处的人还在继续使用通讯站的设 备，而他们自己的弄得杂乱不堪。 这种情况促使彼得金写信给迪奇说，以他的判断，通讯兵团有足够的人手，可以在没有通讯 联络处的情况下工作。他对其上司建议将通讯联络处调出延安。他说，这项工作最好是由通 讯兵团独立完成。这是因为住房和食物都很紧张，因此燃料、房屋和交通工具都非常宝贵。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他认为通讯联络处的人满腹牢骚，是一群麻烦制造者。他做这番 评论时，气象装备、空地救援组的物资储备和药品正空投至阜平地区，以建立三个新的气象 站，由中国人负责建造。而新增的通讯兵团的气象员也被送到延安。 使团最初建立起来时，初期的合作和善意友好的气氛围绕在美国人和他们的共产党主人之间 。但当战争临近结束时，中国人变得越来越不愿与美国气象人员合作，因为他们从那里得不 到任何回报。一次，第十气象中队的稽查员斯皮尔豪斯（Spilhus）少校召集了一次会议， 红色通讯的负责人王上校参加了会议，黄华任翻译。与会的还有第十气象中队的德米特纽斯 ·拉塞尔（Demetrius Russell）中尉和战略情报局通讯部门的雷米尼（Remenih）。会议旨 在弄清斯皮尔豪斯在中国北方建立和组织的无线电气象系统的具体情况。 王上校建议，由于对美军和中共军队之间合作的性质从来没有明确的政策声明，中美应该达 成一个谅解，即气象系统应该作为一个分开的计划，独立于将来可能建立的其他任 何计划。他说他更希望无线电气象站是通过中共系统来运作的，而不是通过美国人为此目的 而建立的系统来工作。因为这样可以使参与的中方人员便于管理。 于是美国人对王说，他可以在一天两次的气象报告以外的时间，自由使用第十气象中队的无 线电设备。王当场谢绝，要求气象站只能进行天气的广播；否则他自己的通讯安全系统就会 受到影响。他说当观察组最初到达延安时，他也被引导得相信，观察组会把无线电设备送给 共产党，以减轻他们的超负荷系统的负担。事实上，共产党的系统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 超负荷。尽管如此，他还是更愿意让气象和所有与之相关的行政事务通过自己的系统，而不 是在美国的系统里。 当彼得金得知斯皮尔豪斯已经同意王所有的意见时，他不高兴了。彼得金写信对迪奇说，斯 皮尔豪斯〃轻诺寡信，他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到足够长的时间，以让他没有兑现的承诺追 上他〃。 当战争进行到最后几个月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在未来的关系还没有一个定位。从共产党那 里获得的气象情报的数量和质量都下降了。彼得金将信息的减少视为中国人采取的消极和不 合作态度的反应，因为美国人没有回应他们建立更明确定义的关系的要求。 尽管如此，迟至1945年8月，扩展延安观察组的计划还在继续。伊顿向第十八集团军的参谋 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和一份计划表。这一建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蓝色标记，是立即进 行的扩展；另一部分用红色标记，是一份长期计划。当战争结束时，战略情报局计划在中 国北方的所有地区扩展无线电网络系统，延安观察组则是它的通讯控制中心。此时观察组的 目标改变了：它现在是共产党和中国战区军队之间的联络人，甚至在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全 面恶化时，它还在执行这一任务。扩展的蓝图再也没有完成过。但直到1946年，气象设备 还继续被空运过来。1946年1月，一架C…46运输机从上海为气象站运来2000磅物资，这让 中共的气象员们感到非常高兴。 〃迪克西使团〃的主要军事贡献可以被看成是发现坠落的飞行员及气象报告。尽管这些行为 可能并不影响到战争的最终结果，但他们显然是有价值的工作，而且只花费了美国纳税人很 少一部分钱。如果只是鉴于对黄河以北和中国东北的日军知之甚少的话，〃迪克西使团〃获 得的一些其他信息也非常有用。否则使团看上去对于美国的意义就主要是与致力于打败日本 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了。而〃迪克西使团〃的成员对共产党的这一决心似乎并未质疑过。
美军观察组的活动（10）
不幸的是，〃迪克西使团〃确实没有从重庆得到任何反馈，告知他们获得的信息是否被认为 有价值，或是他们是否起到了作用。由于这个原因，使团的一些成员认为，他们的努力只是 为了论证美国从其他方面得到的信息的真实性。雷蒙德·卢登怀疑，在中国的各种情报机构 制造了这种毫无希望的局面。他们中所有人都希望扩张疆土，但大部分都毫无组织性。而且 战略情报局的大部分情报都来自国民党、伪军或军阀，情报都是关于他们的。如此看来，〃 迪克西使团〃的主要成就就是使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地区里有了美国人的存在。
通讯联络（1）
与重庆的无线电联络是〃迪克西使团〃的生命线。开始，联络工作由信号联络官保罗·多姆 克上尉负责，战略情报局提供了电台以及安东·雷米尼上士和瓦尔特·格雷斯中士两名 技术人员。保罗·多姆克上尉和安东·雷米尼上士在第一次飞到延安时带来了电台和发 电机。等 到瓦尔特·格雷斯中士乘第二架飞机来延安时，保罗·多姆克上尉和安东·雷米尼已经在窑 洞后面的小山上选了一间土坯房作为工作场所。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台单缸的柴油发电机。 安东·雷米尼是一位长期的业余无线电操作员，他认为设施非常原始，还说他家里有更好的 发电机。 他们制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与1000英里外的重庆建立定期的联络，通讯状况良好。起先因 为没有足够精密的声音发射装置，使用的是摩尔斯密码，但后来安装上了专为战略情报局研 制的轻便的无线电转接设备。 刚开始，全靠工作人员动手在现场做一切事情。执行据称是重要的使命却连发电机都没有提 供，安东·雷米尼觉得奇怪。他就用手头仅有的仪器教中国的游击队员如何操作手摇发电设 备，美军提供的这种设备刚够训练用。他还发明了在敌后使用的电码。他认为他在使团的工 作只是发挥自己的无线电操作经验，尤其是有时必须要他出去到野外操作或动手修理仪器。 他在使团到达延安的第一天，也就是他第一次发报就向重庆报告使团人员安全到达的消息时 ，接收机就烧了，必须进行修理。 除了与重庆的日常联络和昆明的偶然联络外，设在延安的延安电台，代号为〃延电（Yensig ）〃也接到和转发美国海军工作人员从戈壁沙漠发来的数据。戈壁的海军是监测天气情况的 ，因为气流从西伯利亚流向关岛，所以安东·雷米尼常常定时在一个固定的频率接收海军的 信息。 如果可能的话，电台人员准备搞清楚延安和莫斯科之间有没有无线电联络，但这项任务很艰 巨，因为〃迪克西使团〃缺少合适的设备来分离这样的无线电信号，而且安东·雷米尼也知 道中国可能已经秘密拥有了他看不见的设备。他不止一次扫描波段，想知道延安与莫斯科的 联系是否存在，但都徒劳无功，其实他知道共产党有别的装置。位于延安十英里外的地方就 有一个电台，当他的发电机坏了时，要保持在每天上午8点定期联络，惟一的办法就是骑上 蒙古马到十英里外去使用它了。 雷米尼为敌后人员准备的特别密码是机器编码，在联系的时候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里用于简单 和复杂的发报。通常，来自战场的加密消息被转发给重庆的中转站，由战区司令部来破译密 码。获取的有关敌军战斗序列的加密情报也这样处理，但特意以加密状态送达战略情报局个 别成员的情报由接收者自行解密。 延安电台与敌后人员和重庆的通讯部队都保持着无线电联络。雷米尼很快就了解到真正的〃 热门货〃不通过无线电，而是经常来往延安的访问者用信或书面报告带回重庆，因为延安与 重庆之间没有定期的信使业务，大多数电报是如谁将在周末到达的例行公事的消息。因为远 在旧金山市也可以收到延安的无线电波，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明智的做法是不用无线电传 递真正重要的消息。 据通讯兵团的指挥官说，刚开始，安全意识不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入 发报台阅读正在发射的消息。不过在杰克·克莱恩于1945年初加入使团后就开始采取严格的 措施。杰克·克莱恩建立了一个修理部来维护使团的无线电设备，他还建议彼得金上校设立 了一个S形迷宫式入口。发射机的位置使外面的人看不到密码。电台用七千兆赫兹，约40米 波长发射，而且收发的任何东西都要编码。杰克·克莱恩对林迈可、迪米特里·叶拉济奇和 一些接近电台的中国人心存疑虑。他觉得太多不相干的人泡在电台聊天，可能会猎取情报 。 前面提到的在延安的两个无线电发射台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美国通讯部队使用一种电台而 美空军使用另一种较之先进的电台。它本是用来发射气象报告的，有时候它在通讯部队的电 台不工作时工作。不过，即使延安长达24小时无法使用发报机，（美国）航路与航空通讯联络 处也不允许杰克·克莱恩或那些有类似职责的人使用（美国）航路与航空通讯联络处的无线电 设备。卢登遵守这个做法，并命令通讯部队的设备只用于情报用途，而（美国）航路与航空通 讯联络处只发送天气消息。所以通讯部队的人不停地修补他们的旧机器，而（美国）航路与航 空通讯联络处的机器则在四分之三的时间里闲置。 〃迪克西使团〃对共产党的电台运作也感兴趣。因为共产党需要经常挪动机器，所以他们制 造了小型轻便高效的设备。在使团到达后不久，包瑞德向指挥官提交报告说，红军的每个团 或相关单位都通过无线电与下属分部保持联系，分部之间通过电话/无线电与军区保持联系 ，这样所有军区都与延安保持联系了。 林迈可就八路军的通讯系统起草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他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遍及从西 边的甘肃到东边的山东，从长江以南到察哈尔和东北的广大地域。据他观察，只是在黄河以 西包括延安的地区没有受到日本攻击的危险。黄河的东边有13个分散的根据地，最大的根据 地又分成小的根据地。这些主要的根据地内有82个控制地方军队和游击队的军分区。林迈可 把这些地区分为四类地区：（1）稳固的根据地，大部分在日本侵略者不能用大部队攻击的 山区；（2）半稳固的根据地，有健全的中国组织，因为面积小又缺少天然屏障，所以能 给日本侵略者以突然袭击；（3）游击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经常在有大量日本堡垒和兵营 的据点地区活动，它们被公路和碉堡地壕等割断；（4）日本控制区，大部分在铁道沿线， 那里共产党的军队渗透进去进行偷袭或伪装活动。
通讯联络（2）
林迈可说，在上述所有地区里，无线电设备都要简便易携。在稳固的根据地，电台可以待在 一个地方六个月或更多的时间，但当日本进行扫荡的年份里一般待三个月左右。在此期间， 因为电台的人常常要在夜里翻山越岭，所以要背着全部的设备。笨重的设备只能在没有战事 的时期使用，但必须在可能受到日本进攻威胁时安全地掩埋，所以每年有好几个月不能发 报。 在半稳固的根据地里，电台必须做好搬动的准备，有时候只有10～20分钟的时间。在游击区 ，设备必须既能携带又要小巧，这样携带可以不引人注意。电台常常在有日本驻兵的村庄里 发报。 不管电台在什么地方，电台要能经常与1000英里以外的延安保持定期的联系。即使是与100 英里外的地区司令保持联系的小部队也要这样做。机器的可靠性是必要的，因为设备不能由 发报员来维护，它们被送去修理要跨过几条日本的封锁线。 为避免被日本侦测和干扰，中国共产党经常改变频率，因此，一般不能使用晶体管发射。八 路军和新四军在1944年8月共有657个电台，其中322个从手摇发电机获得电力，位于陕甘宁 的19个使用交流电，其余的使用电池。 中国共产党的电台设备很少是新的。1944年以前，他们还没有开始生产小型手摇发电机，而 且在使团到达时也很少。尽管三类30管的接收设备没有选择功能，但林迈可发现发报设备都 不错。没有选择功能是前线耗电量小的电台的一个缺陷。振荡探测器也产生一些辐射， 接收器寻找信号也使附近的电台很容易被发现。缺少电池限制了电台的使用。因为延安只能 制造少量的干电池，所以电池必须从外面带进去。湿电池用来打电话，也用小蓄电池来制造 〃B〃类电池，但都不易携带，只能在稳固根据地的非战斗时期使用。 因为只有最好的发报员才能不用查看电码本里的大多数汉字代码而接收或发送标准的中文电 码，所以林迈可还推荐将无线电话作为加快联系的一种办法。尽管只能在稳固根据地才能建 立电话网，他认为大多数八路军的活动地区提供了使用高频设备的地理条件。在有的地方， 比如平汉路沿线，中国共产党控制了西边的山区，利用可视标志进行联系就有了可能。这样 会需要一些小型的设备，不需要分体的天线，日本人也难以截听，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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