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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几支短枪那怎么行？骑兵……” “没事，有我们那几个小伙子，有骑兵连，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小黄从外面精神紧张地跑进来，打断丁瑞山的话：“首长，哨兵报告，西南方向有马蹄声。”小黄刚说完，哨兵的枪声响了，紧接着枪声一片。 “有敌人！你快穿衣服，到袁中大院集中，这里守不住！”丁瑞山说完赶快跑出去了。住在各院的干部团的干部、警卫员慌乱地穿错衣服、拿错枪，不知所措的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地“放了羊”。 小村的四面都响起枪声。丁瑞山带着警卫班抢占了全村制高点——土岗，向冲进村里的敌人射击。丁瑞山高喊：“要沉着，瞄准打。”敌人纷纷下马，向土岗迂回过来。敌人的机枪打得警卫班抬不起头来，警卫班没有机枪，靠步枪和手榴弹坚守在土岗上。由于寡不敌众，没有工事，警卫班的战士和上来的敌人拼了刺刀，很快土岗失守了。 许文带着警卫员和马匹，冒着敌人的枪弹跑进袁中住的大院。袁中指挥几个警卫员凭借土垒的院墙向村街上的敌人射击。许文看丁瑞山满胸是血，带伤跑进来，问：“你负伤了？” “他娘的，土岗失守了，警卫班大部分同志牺牲啦。敌人从三面进了村，我们的人被敌人冲散了，我看见管理员牺牲在街头。” 许文：“骑兵连应该来了！” 丁瑞山：“他娘的，是呀，只好派人去叫。”他喊警卫员：“黄永！” “到！”小黄立正，站在丁瑞山面前。“赵小雄，马林玉！”他们二人立正和小黄站成一排。丁瑞山：“命令你们3个人，骑马冲出村去，把他娘的骑兵连给我带过来！” “是，坚决完成任务！”3个人同时回答。 “首长！”一个背马枪的老乡跑过来：“让我带他们去吧，这里的路我熟。” 丁瑞山：“你是？” “我是带骑兵连来的向导，您不认识我啦？” “老同志，你不能去，太危险。” “骑兵连住的那个小村子不好找，还是让我带他们去吧！” 丁瑞山犹豫着，他看看许文又看看袁中。许文和袁中没有说话，都望着老乡恳切的目光。丁瑞山终于下决心了，他紧紧握住向导的手：“谢谢您！”他转身对3个警卫员说：“许部长、袁主任等着你们回来，干部团同志们的生命寄托在你们身上。希望你们尽快地把骑兵连带来！” “坚决完成任务！”3个人的声音。 丁瑞山：“出发！” 院门在敌人射击中打开了，几颗手榴弹投出去爆炸后，在硝烟中，4匹战马像箭一样飞出院落，沿着村街向村外猛冲。敌人集中火力向4匹马射击，向导中弹落马，马林玉的马被子弹射中，他为掩护小黄、小赵连续投了两颗手榴弹，第三颗手榴弹还没有投出去，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 当两个警卫员冲到村口时，赵小雄中弹落马，战马一声长嘶向村里奔跑而去。赵小雄在牺牲前抬头看小黄冲出了村。 小黄赶到骑兵连住的小村，小村里没有骑兵连。他下马走进一个院落，从房屋里出来一位老人。小黄问：“老大爷，昨天晚上这里住队伍了吗？” “住了，全是骑兵。” “他们去哪啦？” “早上枪一响就上了南沙坨。” “南沙坨离这多远？” “没多远。”老人走出院，向南指着说：“一直向南就到了。” “老大爷，谢谢您。”小黄上马向南奔去。 赵小雄骑的那匹战马一直奔跑到村里，在许文、袁中住的大院门前嘶叫，扬起前蹄打门，几个隐蔽在墙后的敌人探出头喊：“好马！”他们窜出来拉马，被院里的战士几枪撂倒。 警卫员小王向许文、袁中、丁瑞山报告：“首长，赵小雄的马回来啦。” 丁瑞山急切地问：“赵小雄呢？” “没见赵小雄。” 丁瑞山心情沉重地自语：“是他们都没有冲出去，还是赵小雄一个人没有冲出去？” 许文：“骑兵为什么不来？是他们没有听到枪声，还是敌人把他们封锁在村里出不来？” 袁中：“不会听不到枪声，看样子是敌人把他们封锁在村里了。” 丁瑞山：“他娘的，要是把骑兵连封锁在村里，我们也能听到那里的枪声啊？那里就没有枪声。” 许文紧皱眉头：“那，情况十分严重了。” 丁瑞山：“我看只有一条路，只有突围了。” 其他人都集中到袁中所住的院子，邓民和孟昭云没有来得及，他们和警卫员守在两间土屋里，向院里的敌人射击。 邓民说：“老孟，看样子骑兵连来不了啦，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 “骑兵连可能比我们更困难，老邓，咱们先把文件烧了吧？”
中国兄弟连（十）（2）
“好。”邓民从包里拿出文件，孟昭云划着火柴，把文件点燃，问：“陈玉坤呢？” “陈玉坤可能跑到袁中大院去了。” 我被枪声惊醒了，我看老大爷慌慌张张地进来；我问：“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的人都被包围在村里了，你可别出去。” “那，怎么办？”我紧张得全身哆嗦。 “你可不能出去，就藏在这。” “我得出去找我们首长。” 老大爷拉住我说：“这时候你出去就是送死。你就在这里藏着，千万不能出去！”这时候，枪声更密集了。他让我脱下棉军装；穿上他的光板皮袄，盖上又黑又脏的破棉被。我吓得蹲在土炕的角落里。听着外面的枪声，吓得我不敢露出脑袋，怕让敌人看见。 秦玲背着药包拐过一堵土墙，突然看到小羊倌蹲在战士的尸体旁，边哭边用双手拉尸体。秦玲焦急地喊：“孩子，快跑过来。”她看小羊倌没有动，她跑过去背起孩子就跑，跑过土墙迎面遇上3个敌人，她转身往回跑，敌人紧追。 “女八路，抓活的！”秦玲背着小羊倌在土墙间拼命地跑，敌人的喊声越来越近。突然听到身后有手榴弹爆炸声。秦玲回头一看，是炊事员老刘从院墙里投的手榴弹。老刘跳出来推着秦玲说：“你背着孩子快走！”秦玲背着孩子从土墙的豁口跑进院里。 敌人又上来了，老刘堵住土墙的豁口，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投了出去。手榴弹爆炸后，一排子弹穿透老刘的前胸，但他没有倒下，双手支撑着土墙坚持着。终于，他再也没有力量支撑下去，向前扑倒在地。 孟昭云和邓民的院落已被敌人占领。何千没有武器，他蹲在锅台后。敌人从里屋的窗户投进手榴弹，手榴弹爆炸后，一名饲养员倒在何千身旁。何千认识这名饲养员，他脚上打泡不能走路时，是坐在他赶的车上，每天上车是他扶着，每天下车也是他扶着。饲养员就在他身边牺牲了。何千悲痛、愤恨地拿起饲养员的大枪冲出去了，大枪的枪栓何千还不会拉，但他冲出去了，没有冲出几步就中了弹。在他倒下的瞬间，他朦朦胧胧地看到满头白发的妈妈，在送他到前线慰问演出，在向他招手。他张了张嘴，好像在喊他的妈妈，但没有喊出声音来，倒在血泊中。 敌人上了房，在刨房顶，土往下直落。邓民看看隐蔽在墙角的孟昭云说：“老孟，我没子弹了，你给我一枪吧，别让我受侮辱。” “我就两颗子弹了，咱俩一人一颗。”孟昭云从枪膛里退出一颗子弹，扔给邓民，邓民把子弹装进枪膛。当敌人刨开房顶时，孟昭云、邓民对望了一眼，同时举起枪对准自己的头部，两声枪响，孟昭云、邓民饮弹牺牲了。 秦玲把小羊倌藏在院落的草堆里，嘱咐说：“你千万别出来！”孩子恐惧地点点头。 谁也不知道草堆里还有一个人，那是陈玉坤专员。 秦玲藏好小羊倌，她背着药箱，抻了抻衣服，捋了捋黑发，庄重地去救护伤员。她跑到袁中住的院落门前，看到王瑞厅长倒在墙边。秦玲放药箱，在抢救奄奄一息的王瑞时，两个敌人淫笑着向她扑过来。秦玲突然举枪射击，枪没有打准，子弹从敌人身边飞过。前面的敌人吓得往后退了几步，后面的敌人向秦玲射击，秦玲一声惨叫。在枪声中，这声惨叫显得特别微弱。这微弱的声音许文和警卫员听见了：“秦医生——”警卫员就要往外冲，去救秦玲，被许文拉住：“她牺牲了。”秦玲那声惨叫，深深地印在他们心里。声音早已消失了，只有枪声，可那声音还萦绕在他们耳边。 秦玲的身上被7发子弹穿透，她那端庄、苗条、纯洁的身躯被血染红了，年轻的生命结束了。但她依旧是那么庄重，那么平静，那么美。 黄永终于看见了集结在南沙坨的骑兵连。他下马跑到穆文庆跟前，急切地：“穆连长，首长们被敌人包围了，情况十分危险，你们赶快去营救！” 穆文庆问：“你是哪部分的？我不认识你。” 黄永愣住了，他愤怒地问：“你不认识我？你认识不认识干部团首长？首长被敌人包围了，你应该不应该出击营救？” “应该，可是我们情况不明，不能盲目出击。” 黄永愤怒地质问穆文庆：“有什么情况不明，首长被敌人包围在院子里，你还要什么情况？” 穆文庆冷冷一笑：“你不要发脾气嘛！敌情不明，我们不能盲目去送死啊？” “你的任务是不是护送首长的？” “是，我们根据侦察员的报告，国民党正规军一二千人，我们两个排六十几个人，怎么去营救？” 黄永无奈地缓和了语气，恳求地说：“穆连长，我们4个人奉首长的指示，拼着性命冲出敌人的包围，请求你们出击营救首长，我们那3个人都牺牲在路上——”他难过地说不下去了。 “你们4个人就冲出你一个？就可想而知了。” 黄永向前迈了两步，突然一把把穆文庆背的卡宾枪夺过来。 穆文庆没有想到许文送给他的枪，被小黄夺回去，他一愣，问：“你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这枪是消灭敌人的，你这个怕死鬼，要枪干什么？” “我不怕死，怕死不参军。你想想，那么多敌人。我们六十几个人，不但营救不了首长，六十几个人的生命不是白送吗？”
中国兄弟连（十）（3）
黄永指着穆文庆：“首长们的后果你要负责。”黄永上马，回过头来：“姓穆的，你等着军事法庭审判你。”他拨过马头飞奔而去。 穆文庆望着黄永的背影，他心里很矛盾：不出击营救首长他有罪，将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出击不但营救不了首长们，还要付出六十几个人的生命。两个排怎么能和一千多敌人对抗？为了保全六十几个人的生命，他没有出击营救。他等待着军事法庭对他的审判。 黄永在接近村头时牺牲了。 许文、袁中、丁瑞山以及警卫员和勤杂人员退守在3间土屋里，他们用驳壳枪封锁着窗户和屋门。窗户被打碎了，他们用马褡子垒在窗台上，这是他们惟一的工事。敌人的机枪猛烈地向房屋里扫射，房屋的墙壁上弹孔累累。敌人上了房在刨房顶，顶棚上的土“哗哗”地往下落。 丁瑞山对许文和袁中说：“他娘的，骑兵是来不了啦，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死守，直到最后牺牲，一条是我们拼死突围。我们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也不能再等骑兵连了，敌人很快把房顶刨开啦！” “突围！”许文和袁中的声音。 许文：“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没烧的文件。”他问丁瑞山，“小苏怎么办？” “他在沙沟里，也许没事。”丁瑞山指定警卫员和勤杂人员，“你们3个人负责掩护许部长和袁主任，其他同志拉开距离。” 许文：“不，谁也不要掩护我！”他看3个人没有回答，加重语气：“这是命令！”他指着警卫员说，“我命令你们，一定要活着冲出去！你们还年轻。” 丁瑞山：“外面敌人的火力我们不清楚，用手榴弹开路。” 连续不断地投出几个手榴弹，院外一片猛烈地爆炸。在硝烟中，丁瑞山带着勤杂人员，第一个冲出去，紧随着一个接一个地冲出。敌人的火力分散了。袁中和警卫员冲到村街，他和警卫员一起倒下了，袁中挣扎着站起来踉跄几步，想去拉警卫员，又被子弹打中，他再也没有站起来。 许文和丁瑞山跑散了，他拐进小胡同。当他冲出胡同时，看见土墙上的机枪在射击。他隐蔽在土墙后，连续两枪把敌人射手打死，喷着火舌的机枪随着敌人倒在墙下。许文没有跑出几步，被密集的枪弹射中，他倒下了。 丁瑞山第二次负伤，警卫员扶他跑上土丘。看后面的敌人追上来了，警卫员小田说：“首长，你快走，我掩护你！” 丁瑞山：“把枪给我，你没有负伤，赶快跑！” “首长，你不要这样，我求求你，快走吧！” “你是革命军人，要服从命令！”丁瑞山一把夺过小田的枪，“你快走。”他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前面的敌人倒下，后面敌人看见前面的倒下，没有上来转身往回跑。 丁瑞山回过头，大声怒吼：“你快走！” “首长！”小田跪在地上大哭。 丁瑞山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头：“你走不走？” “首长，我走，我走。”小田站起来；一步一回头地，向前缓慢地走…… “快走！” 小田再回头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小田倒下了。丁瑞山踉跄地走过去，见小田负了重伤，昏迷过去。他看敌人没有上来，他勉强地背起小田，一拐一拐地走下沙丘。走到小溪边时，小田醒了，他知道，他说什么首长也不会把他扔下。这里到处是敌人，他想的是首长的安全。他看丁瑞山满脸是汗、是血。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首长，放下我，歇一会儿。”丁瑞山确实走不动了，他放下小田，大口喘气。 “首长你赶快走吧，这四处是敌人。”他看丁瑞山没有说话，在大口喘气：“首长，我渴……” “你等着，我去弄水去。”丁瑞山拐着腿走到小溪边，没有盛水的东西，他把帽子摘下来，装满水用双手捧着。正在转身时，听身后一声沉闷的枪声。丁瑞山一惊，他突然意识到小田为了他的安全自戕了！他望着小田的尸体，手中的帽子落下了。 他们不是父子、不是亲兄弟，没有血缘关系。是同志、是战友、是我军中的上下级关系。在战争年代，他们共同想的是消灭敌人，没有别的。血和生命都系在战争的胜利上。 敌人走了，我从老大爷的土房里出来时，硝烟已尽，小村被洗劫一空。我看到土墙上印着深深的弹孔，一片片凝结的血浆。到处是累累弹痕，到处是斑斑血迹，到处是烈士的尸体。我看到了在矮墙下坐着的许文部长和躺着的袁中主任，他们胸前血肉模糊。我既恐怖又惭愧，因为这场战斗我是躲在老大爷的土房里，心里羞愧，感到对不起这些首长，对不起这些牺牲的同志。在大院里，我看到蜷缩着的何千的尸体，他的眼镜碎在头前。我蹲在他尸体旁悲痛地大哭。我哭、我喊，都抹不掉我心里的羞愧，洗刷不掉我的耻辱。 何千参军后曾受过委屈，我俩的家住得很近，在参加赴前线慰问团时，我们俩是一起离开家的，我妈妈和他妈妈一直把我们送到学校门口，看着我们上了大车。我妈妈特别嘱咐何千，让他照顾我，说我不懂事，没有出过门。没想到他牺牲了。 秦玲面朝着蓝天，她依旧是那么庄重，那么平静，那么美。微风不断地撩起她乌黑的短发，遮住那正值豆蔻年华、已经失去青春光泽的面容。
中国兄弟连（十）（4）
在房顶被刨开的房屋里，阳光从那屋顶的洞中直泻在孟昭云、邓民的脸上。小羊倌蹲在炊事员老刘的尸体旁在哭喊：“爷爷——姑姑——”孩子是想把爷爷、姑姑喊回来，但他喊不回来了。 这场战斗纯属遭遇战。敌人是从围场撤退的，假如哨兵不开枪报信，也可能敌人就过去了，但这只能是假设。 丁瑞山两次负伤，是干部中惟一突围的。陈玉坤专员是在敌人走后，和小羊倌从草堆里出来的。人们对我和小羊倌没有议论，而对陈专员的行为，有前后两种不同的说法。前者认为，他怕死保命，在与敌人遭遇中，不敢面对敌人拼搏。后者认为前者是思维方式封闭，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敌人没有发现的情况下，隐蔽起来，保存一份力量是对的。否则，不但消灭不了敌人，也救不了被发现者，还要被敌人的枪弹打死。陈玉坤专员既没有被俘，也没有叛变，能说他什么？但是，当他看到和他朝夕相处的这些同志的尸体时，会不会也有羞愧？会不会有所自我谴责？我想：他会有的，但他毕竟是这场战斗的幸存者。 当地群众把烈士的尸体掩埋了。黄土坡上排列着47座坟墓，坟墓前没立墓碑，掩埋烈士的群众谁也不知道烈士的名字。 50年后，在一眼望不断的沙丘上，站着一位佩戴中将军衔的中年人。他望着连绵起伏的沙丘，望着那残墙断壁，望着没有人烟的小村遗址。小村被沙漠吞没了。50年前那47座坟墓，早已被风化，早已被风沙埋没在茫茫的沙漠中了。他站在沙丘上脱下军帽，大喊：“爷爷，姑姑，小羊倌来看您们来了！” 这声音在广袤千里的草原上空回荡。 小羊倌在战斗部队锻炼、成长起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这是后话。
中国兄弟连（十一）（1）
由于那场遭遇战，哈尔滨我没有去成，又回到文工团。 从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三大攻势后，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城。我军为了迎接大兵团协同攻坚战，在1948年春，部队进行政治整军和大练兵运动。机关干部进行“三查五整”，即查阶级、查成分、查斗志；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组织。在部队中进行“诉苦运动”。 还是在1945年，有一批伪满时期的警察、国兵、特务、土匪，混进我们部队。这些残渣余孽，杀人、抢劫、敲诈勒索、抽大烟、扎吗啡、嫖赌、破坏群众纪律，无所不为，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为了纯洁部队，决定进行吐“污水” 的坦白运动。 我们文工团同样也要进行“三查五整”和吐“污水”运动。文工团吐“污水”运动，是从团员李惠肚子大了开始的。这在文工团是件大事，在追查她和谁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时，虽然大会批、小会“帮”，她就是不说，一直低头哭。在批判斗争的口号声中，乐队一个吹小号的张源挺不住了，坦白交待了他和李惠的关系。吐“污水”中，因为发现了李惠和张源的男女关系，会上会下专门注重男女关系，所以出现了偏差。因为这不属于政治、历史问题，是生活作风问题。虽然一再纠偏，男女关系对文工团来说，还是列为重点，搞得人人自危，不敢单独和女同志说话。有的人特别“敏感”、特别“感兴趣”，专门搜集男女之间的材料，汇报给分队长。 我们第一批参军的同学在“吐污水”中，不是重点。因为我们历史清白，在参军前没有见过国民党，在日伪统治时期我们年龄还小都是学生。我们“吐污水”，主要是深挖怕苦的思想根源，坚定革命立场。 我在吐“污水”中，首先交待参军前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 老百姓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都在议论：“鬼子统治得像铜帮铁底一样，怎么说垮就垮啦？” 穿着木屐的日本娘们在街上也看不见了，偶尔遇上个，离老远就给你鞠90度的躬，都打了蔫。 宪兵、警察、二鬼子、高丽棒子，看谁不顺眼就是一顿嘴巴子，随着打嘴巴子张口就是“八格牙鲁”，这些真鬼子假鬼子也都无影无踪了。14年的奴役生活结束了。强加给中国人头上的政治犯、经济犯、莫名其妙的思想犯等罪名也随着日本鬼子投降没了。“阶级服从”，高年级学生可以随便打低年级学生的现象再也不见了。我怕遇见日本学生的日子也再不会有了。从心里涌出的那种轻松感，使我兴奋奔放，好像解脱了身上的枷锁。 1945年初秋，我12岁，正在哈达县“优级”上学。听同学们说，中央军就要进哈达街了。晚上，我和几个同学跑到北大桥去看中央军，我最先看到的是一面红底上有一个蓝锯锯齿的星星旗子竖在桥头。同学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旗子，旗子上被耗子咬了几个大窟窿。老人告诉我们，是中国国旗。 有人喊：“中央军来啦！”有几束灯光射到桥头，接着就是隆隆声，十几辆坦克车前导，后面是卡车，卡车的两个大灯上，坐着两名挎转盘枪的士兵。我问同学：“怎么都是大鼻子？” “是呀，中央军怎么都是大鼻子？” 有人告诉我们不是中央军，是苏联红军。学生们都冲着苏联红军战士竖着大拇指，高喊：“嘿嘿！”因为说什么他们也不懂，只有竖起大拇指来表示我们的心情。 那天夜里，住在北大营的日本关东军，有一个小队没有撤走，同苏联红军激战。我没有听过枪声，吓得我们全家不敢在炕上睡觉，搬到地上。天还没有亮，战斗结束了，日本关东军那个小队被苏联红军消灭了。 1945年的深冬，随着苏联红军的撤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冀热辽军区，在哈达建立了政权，我们学校来了八路军的校长和政治教员。 1946年初春，我所在的中学和军区文工团联合演出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这出剧是反映抗日战争内容的多幕话剧。日本军官、日本士兵由学生扮演，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十几年，有生活、有体验，所以在舞台上把日本军官、士兵那种“武士道”的精神表现得十分逼真。村长、民兵、男女群众由文工团演员扮演。也许因为我小，没有我的角色，老师派我为后台服务，给演员们打开水。在同学们的眼里，能参加演出队可是件光荣的事，我也感到自豪，所以我特别积极。由于开水供应及时，受到老师的表扬。 后来，学校单独演出独幕话剧《仇》，内容是反映地主如何残酷剥削农民。我不再为后台服务了，成了演员，在《仇》里扮演个小男孩。《仇》的演出在当地受到群众极大的欢迎，县政府给我们学校颁发了奖状。 我交待完参军前的历史，接着检查了三件事：一、我有一支三号驳壳枪，两发子弹，枪没有皮套，整天别在腰间的皮带里。有一天，我到卫生部去看病，卫生部离我们驻地两里路，我骑着和驴一样大的小骡子。途中，枪掉在地上，我没有发现。到了卫生部才发现枪没了，顿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军人把枪丢了，是件严重的事。病也没有看，牵着骡子沿路往回找枪，两里路来回找了两趟没有找到。发烧、头疼、全身无力，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害怕，吓得我三天吃不下饭，等待处理。在我丢枪不久，海轩的枪也丢了，因为有了“同伴”，我的恐惧心情有所缓解，松了一口气。在吐“污水”中，我一边检查一边哭，心里很害怕。有的同志把我丢枪的事上了纲，几乎是变相向敌人交枪，因为枪很可能被敌人拣去，敌人用我的枪打我们。听了这些发言，更使我恐惧，吓得我在会上大哭。二、自我检查怕苦怕累。在大风雪的夜行军中，风卷着雪像刀子刺在脸上一样疼痛，身上好像没有穿棉衣，冻得直颤抖。手脚全是冻裂的口子，在行军中怀里抱着块石头，因为鞋底下结成冰疙瘩，“高跟鞋”无法走路，坐下来把冰疙瘩砸掉，没走多远又结了冰疙瘩。越砸，鞋底下结冰疙瘩的时间越短，一路数不清有多少次砸冰疙瘩。寒冷、饥饿、疲倦使我怕行军，尤其怕夜行军。在行军的路上惟一的希望是到宿营地后，喝一碗老百姓的热高粱米汤，暖暖冻麻木的脚。我有时在行军路上还常常想：这要是在家躺在暖烘烘的热炕上睡觉多好，为什么出来受这个罪？这说明自己革命性不坚定，怕苦、怕累，不能克服困难。三、缺乏阶级感情。1947年冬，在打新立屯时，下来二三百个伤员，都躺在老百姓炕上，我们文工团分组护理伤员，我分到女同志那个组，是用雪给伤员擦冻伤的腿脚。擦着擦着伤员已经死了，我不知道，还在擦，擦了半天我是在给尸体擦。医生发现后，把尸体从炕上抬出去，吓得我半天没有喘上气来，从此不敢接触伤员。我怕看那些缺胳膊断腿的，尤其伤员那疼痛的惨叫声，更使我毛骨悚然。伤员打骂护士医生是常事。虽然伤员不打骂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文工团的，但我也害怕。我没有去想他们是为革命负的伤，是为解放全国受苦受难的人民受的伤，只看到伤员的“惨样”。这是没有阶级感情的表现。
中国兄弟连（十一）（2）
我在大会上刚检查完，有个人提出问题问我：“乔小雨给你来了封信，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钢笔水是两个颜色？” “轰”的一下子，我头就大了。乔小雨生于民国十九年，初中毕业后，1946年参军，在牡丹江文工团。文工团解散后，调到我们文工团，年龄比我大两岁。我们集合、开会时，我发现她眼睛老是看我。有一次，女分队排小歌剧《好班长》，我饰演小战士。夜深了，战士们都躺在炕上睡觉了，班长在油灯下给战士缝补衣服。由于演班长的赵明唱和动作配合不好，表演总不合要求。时间一长，我躺在炕上真的睡着了，当叫我对台词时，我懵懵懂懂的不知所措，一下愣住了。引起房里的人大笑，尤其是乔小雨笑出眼泪，她边擦着眼泪边看着我笑。从此以后，我们俩总往一起“凑”，不是恋爱，是一种莫明奇妙的好感，也可能是异性相吸吧。她调到师里去了，我们大家送她，她和每个送她的人握手。在她和我握手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含着情愫，含着使我悟不出来的东西，用力地握着我的手，把我的手握得很痛。几天后，她给我来了封信，是一封互相勉励的信。我们文工团员的来往书信都要经过检查，才能交给本人。乔小雨给我来的这封信，经过团部检查后，发现信上有问题，交给了分队长。让分队长找我谈话，分队长问我：“你和乔小雨是怎么回事？” 我愣了，问：“什么怎么回事？” “你看看，为什么信的开头和落款是蓝黑墨水，信的中间是紫墨水？笔要是没墨水了，应该在信的中间换墨水，怎么在两头呢？”分队长带着极大的疑问把信给我看。我一看还真是的，信的两头和信的中间墨水竟是两个颜色。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团部不是都审查过了嘛。” “田副团长让我了解了解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 分队长带着怀疑的语气问我：“乔小雨在走的时候，你们有什么默契没有？” 我皱着眉头问分队长：“什么叫‘默契’呀？我都不懂。” “得得。”分队长拿着信走了。 会开到吃中午饭，在吃饭时，有几个男女同学对我说：“小苏，别害怕，信的内容是互相勉励，又没写什么犯忌的言论，用八种颜色写，管得着吗？” 下午继续“吐污水”。在大会上，那个抓住不放的人问我：“为什么是两种颜色，你和她是什么关系？要交代清楚。” 因为有几个人给我打了“气”，所以我胆子壮了，一听我就“火”啦：“什么关系？是同志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用两种颜色的墨水写，你问小雨去！” 他看我态度强硬起来，举起胳膊喊口号：“你要老实交代！”不知为什么，群众没有一个人跟着他喊的，他也觉得不是滋味。 我的检查就算一次通过，协理员还表扬我检查得深刻。想起来，是团领导和同志们看我15岁的年龄，和乔小雨也没什么瓜葛。在零下45度严寒的冬天，我背着乐队的小鼓，在连续行军中坚持下来了，没有人听到我叫苦叫累，同志们对我所检查的问题，都是理解的。 其他同志在大会检查中，有的两次、三次才通过。还有的同志正在检查发言时突然被喊起的口号打断：“要彻底交代！”“砍的没有旋的圆！” 检查的人被震天的口号吓“晕”了。 在吐“污水”的普查中，发现了两名重点人物。一名是补充到团里来的，他是个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官；一名是哈达解放后参军的职员靳全。和靳全一起参军的一位同志在会上揭发他，说看见他骑车子从国民党谍报队院里出来。根据这一揭发，在追查中，他承认是国民党谍报队队员，来部队的任务是搜集情报，破坏武器，与担架队中的谍报队队员联系。他承认我的枪和海轩的枪是他把枪拆卸后扔进井里的。可能是他主动交代，也可能团领导认为他年轻，参加国民党谍报队时间短，对他没有作任何处理。 另一名重点，是那个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官，在吐“污水”中有人揭发他：他说我们的立功运动是打强心剂，在部队发给他的棉鞋上写了“US”字样。被揭发后，他不但拒不承认，而且狡辩，就把他绑起来送到警卫营了，后来听说用刺刀把他挑了。 经过“三查五整”和“诉苦”运动后，在新参军的小知识分子中，解决了一些糊涂观念：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而是农民养活了地主；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而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地主、资本家是剥削农民、工人的“寄生虫”。提高了阶级觉悟。在参加分“地主”和“资本家”的浮财时，都表现了立场坚定。我们打进县城的第二天，经过“调查”，有几家是“资本家”，文工团以分队为小组，参加分“资本家”的浮财。我们分队走进一家“资本家”的院落，院落里住着3家人。一家是教员，教员的家和“资本家”同住在4间正房里。西厢房3间，一间是粮仓，两间租给另外一家人住着，“资本家”收房租。我们把“资本家”的男女经过搜身后都赶到一间房子里，被褥、衣服能分给群众的分成堆放在院子里，打开院门，群众涌进来抢。然后分粮食。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有人说教员家里有“资本家”的一床棉被，问教员家的女人，女人交待：因为她男人不在家，“资本家”的孩子在她家睡觉。一个刚上小学的男孩子，恐惧地看着抄他的家，当他看到把他的被子抱走后，孩子大哭。那个教员家的女人的目光一直看着我，我理解她的意思，是求我，是让我说说，给这孩子留下这床被子。我看那孩子一直在大哭，心里一阵阵酸楚。我何尝不想把那床棉被给孩子留下呢？但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我一阵一阵的酸楚，一阵一阵地自我批判，这是不是阶级立场在动摇了？
中国兄弟连（十一）（3）
王学华在自我检查时说：“我和小苏一样，对‘资本家’恨不起来，这是阶级立场问题。因为我和小邱把‘资本家’的女人吊起来了，她一喊叫我就心软啦，就把她放下来了。” 一听王学华检查，这个批判会激烈了。有的人说：“对资本家、地主心软，就是对工人、农民心硬，这是彻头彻尾的立场问题。” 有的人问王学华：“工人、农民在资本家、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卖儿卖女你怎么不同情？” 有人批判说：“你们两个这种思想是阶级异己分子的思想。” 小邱吓得马上声明：“不是我放下来的，是王学华放下来的。” 王学华承认了：“是我放下来的，我不是异己分子。”她吓得哭了。 我们文工团同时补充来了两个国民党下级军官。被处决的那个，他好讲个怪话，嘴上总是满不在乎地发牢骚。他把自己的“位置”没有摆在恰当的“位置”上，认为他和我们团员一样，忘了他是俘虏。另一个国民党军官和他截然不一样，他沉默寡言，专心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有一次在油灯下看书把棉帽子烧着了，他还不知道。团长几次在大会上表扬他。两个人同时补充到文工团，可是，两个人两种不同的结果。 我理解了“吐污水”运动的重要意义，在运动中清除了日伪的残渣余孽，清除了混进部队的反动分子和异己分子，纯洁了部队。在“吐污水”中，把我丢枪的问题弄清了，我放下了思想包袱，不再为丢枪的事件害怕了。
中国兄弟连（十二）（1）
就在我吐“污水”的第二天，团长派我和王学华到司令部作战科誊写材料。傍晚回来时，路过村头，从房子里传出男人又喊又唱的沙哑声音。不知什么原因，我和王学华走进院落想过去看看，却被从房屋里出来的一男一女挡住了，我问：“你们怎么啦？” 男人说：“我爸爸病了，大仙说是恶鬼缠身，大仙正在赶鬼。” “咳，你们怎么信这个。”我要进去看看，他把我拦住说：“你们不能进去，冲了大仙我爸爸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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