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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兄弟连（十二）（2）
我最心疼的不是团长的批评，而是我的枪被团长收去了。 海轩三四天不敢照我的面。
中国兄弟连（十三）
我们住进小县城。有一天，文工团到街上宣传。在蒙山时，团长给我一把两个键子的小号让我学习吹号，让我到军乐队，指定人教我。虽然每天早晨我跟着军乐队的同志练号，吹了几天，我觉得我的牙在晃动，又听分队的人说：吹鼓手到老了牙全都吹掉。我怕把牙吹掉，所以在练号时我消极。虽然我去哈尔滨耽误了一个来月，也算是练了八九个月了，我只会吹7个音符，还有解放军进行曲前面两句“向前，向前”。其他的全不会，一个曲子也吹不下来。我在乐队就这么混着，滥竽充数。那天，我们到街上去宣传，团长看我按的号键子跟别人不一样，人家还没按号键子，我已按了好几个了，他产生了怀疑。在街头宣传时团长没有说话，街头宣传结束后，团长让我带着号到团部，我心想：坏啦，团长发现了。到了团部，团长对我说：“你吹个曲子，我听听。” 我把我所会的在团长面前“施展”开了，我先吹了7个音符。团长瞪着眼睛说：“谁让你吹音符来，吹个曲子。” 我又吹了个“向前，向前。” “往下吹——” 我吹了半天也没吹出第三句来。 “得啦，你别跟着混了。”团长把我的号收回去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自己什么也不行。干道具，灯笼没点着；吹号，一个完整的曲子也吹不出来；抓“大仙”，不但挨了批评把枪还给收回去了；到哈尔滨去学习，要不是躲在老大爷的土房里，我也死在那个小村了。我灰溜溜的，带着失望情绪回到分队。 分队长看我发蔫，耷拉着脑袋，问我：“怎么啦？闹什么情绪？”我没有说话，进屋一头扎在炕上的背包上。分队长进来摸摸我的头问我：“怎么回事？” “我觉得我是个废物，一个曲子也不会吹，团长把号收去了。” 分队长笑了：“怎么能说是废物，你主要是不专心，干什么都从兴趣出发。要干就干好，要学就学会，不能凭兴趣，不能一知半解。”我言不由衷地说：“对对。”
中国兄弟连（十四）
记得是1948年4月中旬，我们文工团的一个同志，调到乔小雨她们师里去。在出发的前两天，对我说：“你给乔小雨写封信，我给你带去。” “好！”我特别高兴。 这封信我可下了大工夫了，光开头“小雨，你好！”就撕了三张纸，总看着字写得不顺眼。平时给团部抄写材料的都是我，说我的字写得好，可是到这时候怎么就不行了呢？左撕一张纸右撕一纸，利用饭前、饭后、晚上，百八十个字，整整写了两天。内容是互相鼓励，我提议和小雨竞赛，看谁先立功。信写好了，送团部审查，我到团部看协理员不在，把信交给田副团长了。田副团长说：“放下吧，我们看看再说。”我本想说人家明天就走啦，没敢说。 第二天走的人来找我要信：“信写好了吗？” “写好啦，在团部审查呢。” “快去取，我这就走啦。” 我跑到团部问：“田副团长，我的信审查了没有？” “我们看了，你的信有问题，不能让人带走。” 我顿时就僵在那里，田副团长再没有看我，我差点哭了。我想问他：信有什么问题？没有敢问，转头跑出来了。 田副团长是农民出身的干部，学过“人之初，性本善”。1938年参军后，在部队提高了文化，调到文工团任副团长。田副团长给人们的印象是：只有他对党忠诚，对革命事业一丝不苟，对其他同志总是带着怀疑的目光，把任何问题都拉到政治原则上。所以，团员们对他是敬而远之，有些冷淡。
中国兄弟连（十五）
1948年8月；我从军文工团调到军政治部宣传部，任见习宣传干事，那时我15岁。在我离开文工团时，见田副团长从田间小路走来，我不怕他了，解开裤子冲着他撒了泡尿。好像这泡尿把我对他的愤恨，都发泄出来了。 田副团长问我：“你怎么冲着人撒尿？” “你又不是老娘们，还怕看鸡巴？” 田副团长瞪了我一眼。 宣传部长徐韵给了我一支“狗牌”撸子；我特别高兴。我喜欢枪，自从抓“大仙”后团长把我的三号驳壳枪收去后，我一直想有支枪。我带着“狗牌”撸子参加了辽沈战役。
中国兄弟连（十六）（1）
部队调到北宁线上，攻克锦州的战斗还没有打响。我遇见社会部的碧云局长，她特别喜欢我，把我带到她住的房子里，给我拿出美国饼干和黑乎乎的糖，她说是巧克力。我咬一口，咧着嘴摇摇头说：“有一股糊巴味。” 碧云局长笑了笑，她给我讲了一段有关部队调动到北宁前线的事。 那是在哈尔滨的一个早晨，晨雾笼罩，新参加工作的侦察员刘英国从市公安局出来，到市委社会部去。走在一条通往南岗的石子路上，迎面来了一辆送牛奶的马车，车上除了几桶牛奶外，在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畏缩着身子的男人。在马车从刘英国身边过时，他看了一眼后座上的人，顿时他停住脚步，转身喊道：“站住！” 车后座上的人催促车夫：“快，快赶，我多给你钱！” 刘英国掏出枪：“站住，不站住我开枪了！”马车停下了。刘英国跑过去，枪口对着后座上的人问：“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 “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杜文春。” “先生，你认错人了。” “没有认错，你就是杜文春。” 杜文春拱手一揖：“老弟，你抬抬手我就过去了，总算是咱们在松花江上共过事。” 刘英国：“少费话，下来！” 车夫看刘英国用枪逼住他的乘客，急忙解释：“我不认识他，是他雇我的车。” “你不是送牛奶的吗？怎么拉起人来了？” “我是捎个脚，他到南岗去，我到南岗送牛奶，想挣俩钱。” 刘英国：“走，到公安局去！” 侦察科长赵铁铮来到市委社会部办公室，向哈尔滨社会部长陈于报告：“在国民党‘宾江组’案犯口供中，不是有个杜文春吗？杜文春是伪满‘江上军’搞电台的，今天早晨刘英国遇上他，把他抓到了。” “好！”陈于部长说：“赶快组织审讯，不能给敌人喘息时间！” “好，我马上组织人审讯。” “你们对刘英国同志要及时表扬，一个新参加工作的同志，能时刻有敌情观念，是很难得的，要在大会表扬。” 对杜文春审讯后，赵铁铮带着审讯人员，集体向陈于汇报。赵铁铮说：“杜文春交待了，他是国民党驻哈尔滨‘宾江组’的报务员，我们在搜捕‘宾江组’时他不在哈尔滨，他回乡下的家了。‘宾江组’的人被逮捕他不知道。” 陈于部长问：“杜文春回家，吴征安知道吗？” “知道。他向吴征安请的假。” “就是说，吴征安知道杜文春没有被我们逮捕，认为他还在家里。”陈于点上支烟，他边抽烟边思考—— 赵铁铮望着思考的陈部长说：“杜文春和‘宾江组’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他不想为国民党使自己受严惩。所以他交出电台、密码本、‘宾江组’的人员名单。名单是属实的，我们和‘宾江组’案犯的口供对照是一致的。‘宾江组’的案犯除组长吴征安化装逃跑外，全部被我们逮捕。” 陈于问：“你们通过审讯，看杜文春这个人怎么样？” 机要科长碧云说：“从审讯中看，杜文春是搞技术的，没有什么政治倾向，谁给钱给谁干。我看这个人有偏执症。” 陈于问：“偏执症？什么偏执症？” 碧云：“这个人对发报机很精通，对别的是‘二百五’。他被拉入特务组织后，吴征安亲自考核他的发报技术，任命他为电台台长。” 陈于：“根据你们所说的，在杜文春这个人身上我想了个主意，咱们讨论讨论。” 赵铁铮问：“什么主意？” “我们利用敌人的电台为我们服务，咱们也雇佣杜文春，他干不干？” 黄耕：“他干，别说给他钱，就是不给他钱他也干。因为咱们抓着他的把柄，他不敢不干。” 陈于摇摇头：“这不行，他要真心实意地为我们干，否则，弄巧成拙，那可坏了大事。” 碧云说：“我看要慎重，我们是和国民党北满站打交道，北满站是国民党保密局派驻东北的特务机关，是‘宾江组’的直接领导，这样做风险太大。” 陈于：“是冒险，你们说这险值得不值得冒？该不该冒这风险？”大家沉默了一会，赵铁铮说：“值得冒这风险，干什么没有风险？我们就是在风险中走过来的。” “好。”陈于对赵铁铮说，“你拟个电报稿，让杜文春发出去，看看敌人的反应，我们下一步再说。” 赵铁铮问陈于：“电报稿写什么内容？” “这电报的内容——”陈于想了想说，“你想，‘宾江组’的人都被捕了，惟有吴征安这个组长一个人跑回去了，北满站能不怀疑他吗？最起码怀疑他怕死，我们再给他加点‘佐料’。” 赵铁铮笑了：“我看哪，把‘宾江组’被我们逮捕的人员名单，报给北满站。” 陈于：“对，除了杜文春外，把‘宾江组’被我们逮捕的人全报去，让吴征安全身是嘴也说不清。” 碧云：“杜文春在发报时，我们必须有专用电台收报控制，否则风险太大。” 陈于：“好，碧云同志说得对。你就选一名报务员专门盯着杜文春的电台。这是我们给敌人第一份电报，编号001号。”
中国兄弟连（十六）（2）
碧云将电报稿递给杜文春，说：“把这封电报发给北满站，你要知道，这是对你的考验，也是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不要在电报上有什么打算。” 杜文春表白地说：“请碧科长放心，我不会为国民党卖命的。我家里有70多岁的老母，有妻儿老小，我死了他们无依无靠怎么活下去？” 碧云：“你知道就好。” 电报在专用电台的控制下发出去了。两个小时后，国民党北满站回电：内容获悉，很好很及时。望谨慎从事。 碧云问陈于：“回电吗？” “不但要回电，还要给北满站一份情报，你看给他什么情报好？” “最好是军事情报。” 陈于思考后：“这要请示东北总部，我请示后再回电。” 1948年的初冬，哈尔滨飘着大雪。机要科长碧云冒着大雪来到陈于办公室，递给陈部长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是我们控制台和杜文春同时收到的。” 陈于看了电报：“吴征安又来了。” 碧云问：“谁是吴征安？” “你忘了，他是国民党‘宾江组’组长，上次搜捕时他化装逃跑了，我还熊了一顿赵铁铮。吴征安是带着任务来的，让我们赵科长秘密地逮捕他。” 通往五道口火车站的路上，侦察员孙鼎披着光板皮大衣扬鞭赶着大车，向五道口车站驰去。五道口是没有站台的小火车站，快车不停，慢车早晚各一趟。站外两排低矮的房子，有几家小店铺还没有开门，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农民打扮的侦察员甘永泉，牵着一匹没有鞍子的枣红马，从小街道走过。刘英国推着一辆脚踏车向小街走来。侦察员程坚提着手提包站在站里，像是等着上车。6时45分，一列慢车徐徐驶进五道口车站。下车的人很少，都在程坚视线之内走过。从火车的尾部下来两个人，一胖一瘦，胖的50岁左右，左手提着点心匣子，右手提着小提包。瘦的30岁左右，扛着一个大提包，向出站口走去。程坚一眼认出那个胖子正是吴征安，他暗示给刘英国，刘英国骑上车子在街口暗示给赶车的孙鼎。孙鼎远远看着走过来的吴征安和瘦子，走上前去按着电报上的暗号问：“先生，是买大豆还是买木材？” 吴征安仔细看了看孙鼎，说：“我们是过路的。” “上车吧。”孙鼎看他们二人上了车，他打了个响鞭报信，大车颠颠簸簸跑起来。坐在车上的吴征安还在观察孙鼎，他好像预感到什么。当大车来到叉路口时，吴征安问：“这是到哪里去？”孙鼎背朝吴征安没有回答。吴征安又问：“这是到哪里去？”孙鼎回头看了一眼吴征安没有说话。吴征安急了：“我问你，这是到什么地方去？”孙鼎转过身，对吴征安说：“上面让我把你们拉到哪，我就拉你们到哪，你问这干啥？” “你这是往市区里去的？”吴征安看赶车的没有说话，他着急了：“你怎么不说话？我问你这是往市区去的路？” 孙鼎背对吴征安说：“这是上面指定的地方，不到市区你说到哪？” “停车！” 孙鼎停下车。 吴征安犹豫着—— 孙鼎转过头：“走不走？不走你们赶快下去，我得按时回去。” 吴征安犹豫着，他看后面来了个骑脚踏车的和牵马的人，他感到这里下车太危险。孙鼎催促：“不走就下车，我不能在这儿耽搁时间！” 吴征安下了决心：“走吧。” 程坚、甘永泉跟着大车进了市区。 孙鼎把大车赶进侦察科大院，随手打了个响鞭，他对吴征安说：“到地方了，下车吧。”吴征安还没有反应过来，被从房间里冲出来的侦察员摁在车上，给吴征安和报务员戴上手铐。侦察科长赵铁铮走过去说：“吴征安，你又回来了，上次逮捕你，我让你跑啦，看起来咱们有‘缘分’哪。” 吴征安看看孙鼎，看看赵铁铮，他醒悟后：“赵科长，你这一手干得真漂亮。” 赵铁铮和孙鼎二人审讯吴征安后，他们来到陈于办公室，向陈于汇报。 陈于听了汇报后，“哈哈”大笑：“我们赵科长动脑子长智谋了。” 赵铁铮说：“通过审讯，这次吴征安来哈尔滨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我军长期围困长春，既不打又不撤，敌人摸不清我军任何迹象，派他来是想摸清我军下一步的行动。” 陈于：“你们没有问问他，咱们给北满站发去的那封告他的电报起作用没有？” “没有问，他说有人告他，差一点要了他的命，要不是他上面有人，他就完蛋了。这次来哈尔滨是带罪来的。” 陈于笑笑：“这说明，北满站对杜文春没有任何怀疑，很信任他。” 赵铁铮：“杜文春的电台，北满站没有告诉吴征安，对他是保密的，除了接吴征安外，不准和他联系。北满站对吴征安不放心，所以又让他带来一部电台。” 陈于思考着说：“这可能是——北满站为了保密，对吴征安留了一手。”他问赵铁铮：“对那个报务员审讯了没有？” “审讯了。” “怎么样？能不能争取过来？” “他是敌人的工具，对敌人内情一概不知。” “最好把他争取过来，让他准确无误地交出密码、呼号，必要时可以让他和杜文春见见面。如果能争取过来，赶快让他给北满站报个平安。”
中国兄弟连（十六）（3）
程坚说：“那赶快让杜文春发个电报。” “不行，必须让那个报务员发，否则，北满站不但怀疑吴征安是否安全到达，同时还会怀疑杜文春，那就坏事了。报务员发报，手法是不一样的，有经验的人会识别出来的。” “那，短时间争取不了，时间长了再发报报平安，北满站肯定怀疑。” “这很重要，时间长了不给北满站发报，也会怀疑杜文春。”陈于部长想了想，“你把碧云叫上，咱们找那个报务员谈谈。” 那个国民党报务员终于弃暗投明了。
中国兄弟连（十七）（1）
1948年9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报： 你们如果能在9、10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18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敢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18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宜。再则，今年9月至明年6月的10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三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6个月左右时间，余4个月作为休息时间。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该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电复。 1948年，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三年，在这三年中，蒋介石从猖狂进攻打到防御，而我军从防御打到进攻。东北野战军经过“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夏、秋、冬三大攻势，国民党50万人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城。 锦州系北宁线上联结东北和华北两大战场的战略要地。打下锦州就可以控制北宁线，把蒋介石的50万军队封闭在东北，不使他南逃，就地歼灭。因此，攻克锦州是取得战役主动权的关键。 东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决定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但有个重要问题解决不了，就是百万大军往北宁线调动，不能让敌人发现，摸不清我们部队调动的意图。总部首长研究后，请东北局社会部协助解决。司令员亲自给东北局社会部部长邱中祥和副部长陈于打电话。 陈于拿着电话说：“司令员，我是陈于。好，我和邱中祥同志准时参加。”他放下电话对赵铁铮说：“司令员的电话，让我和邱中祥同志到他那里去，有重要事情和我们研究。你和碧云同志商量一下，要严密地控制这两个电台的收发报。” 陈于和邱中祥来到东北野战军总部作战室。 总部作战室，宽大的桌案上放着一张偌大的军用作战地图，地图上放着放大镜，红、蓝铅笔。桌案的左边墙壁上挂满了作战地图，地图被垂帘遮挡着。桌案的右边小桌上放着几部电话。 参谋长伏在桌案上拿着红铅笔在标地图。参谋拿着电报夹走进来报告说：“一纵、二纵、八纵、九纵来电。”他打开电报夹拿出电报，递给参谋长签了字后，正在看电报，作战参谋进来说：“参谋长，邱中祥和陈于同志来了。” 参谋长放下电报：“快，请进来。”他迎出作战室。邱中祥和陈于走上二楼，参谋长迎上和他们二人握手，说：“司令员、政委他们临时参加个会，让我和你们二位谈谈。”警卫员拉开作战室的门，参谋长将邱中祥、陈于请到作战室，他们坐下后，警卫员端上茶。 参谋长说：“司令员、政委让我转达对你们和在长春地下工作的同志的表彰，你们的情报准确、及时，长春敌人几次突围都被我们堵回去了，因为在敌人突围前，前线指挥员接到送出来的情报，知道了敌人突围的方向和兵力。” 邱中祥：“我们正在做61军曾泽生的工作，如能争取他起义就好了。” 参谋长说：“锦州系北宁线上联结东北与华北两大战场的战略要地，打下锦州就控制了北宁线，实现就地歼灭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因此，攻克锦州是取得战役主动权的关键。” 参谋长拉开地图，说：“我先介绍一下锦州战役的部署。”他指着地图说，“决定用1个纵队、7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用6个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坦克营攻打锦州。塔山、高桥一带，部署2个纵队阻击华北、海上敌人的增援，在彰武、大虎山、黑山一带用3个纵队阻击沈阳敌人的增援。这次战役动用15个纵队、53个师。” 陈于问：“需要我们做什么？为了打好这一仗，我们内线、外线人员保证全力配合。” 参谋长指着地图说：“你们看，要从北满、东满、西满调兵，把上百万的大部队调到辽西走廊，不让敌人摸清我们是打锦州。一旦被敌人识破，”他指着地图继续说：“在这一带敌人阻击我们，将使我们不能靠近锦州，辽西会战的设想就难以实现。” 参谋长重复说，“我们如果被敌人阻击在辽中，不能到达锦州，将给我军造成巨大的损失。”
中国兄弟连（十七）（2）
陈于：“上百万部队大调动，要想让敌人摸不清目的，不是容易的事。敌人空中有飞机，地面有情报网，敌人怎能摸不清？” 参谋长：“所以司令员被这难题困扰着，他直接给你们打电话，就是想把这任务压在你们身上，能不能利用你们的逆用电台，给敌人个假情报？” 邱中祥看看在思考中的陈于说：“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回头提出个方案来。” 参谋长：“好，司令员、政委等着你们的方案。” 陈于回到办公室，他回想着参谋长严肃又充满企盼的谈话，构想着方案。这方案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如出现差错那将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烟雾弥漫着办公室，烟缸里一堆烟头。 夜深了，陈于又点上一支烟，他默默地踱着步，默默地抽着烟，默默地思考着……突然，在脑子里闪出一个亮点，他好像想起什么，把没有抽完的半截烟拧灭在烟缸里，拿起电话给东北局社会部部长邱中祥打电话：“中祥同志，我现在到你那里去。” 邱中祥拿着电话：“看样子你是有办法了，不用，我到你那里去。”他放下电话走出办公室来到宿舍，把熟睡的妻子拔拉醒：“我那瓶高粮酒呢？” 妻子揉揉惺忪的眼睛：“你不是不喝酒吗？怎么又喝起酒来了？” “我给陈于带去。” 妻子笑笑：“老陈能喝酒，快给他带去。”她下床从柜子里拿出瓶酒，递给邱中祥。 邱中祥接过酒瓶，问：“有什么吃的没有？” “我给你们炒两个鸡蛋吧？” “不用，今天早晨吃的煮黄豆还有吗？” “有。” 邱中祥带着酒和煮黄豆，到了陈于办公室：“好大的烟！看样子是在抽烟中想出办法来了。” 陈于看邱中祥提着一瓶高粮酒进来，把吸了几口的烟拧灭：“有酒就不抽烟了。” 邱中祥把酒瓶子放在办公桌上，又拿出那包煮黄豆，说：“咱们俩还是我离开延安时喝的吧？” 陈于想了想：“是，是你离开延安前一天的晚上。” “来，你一边喝着一边说。你是越喝酒越清醒，越喝酒智慧越多，酒是引发智慧的导火索。” 陈于笑笑说：“照你这么说，我不用学习了，弄瓶酒喝就行啦。” 邱中祥：“你跟主席到重庆谈判时，军统局的人想把你灌倒，看你的笑话，没有想到你把他们都灌躺下了，你很清醒地站在主席身边。” 陈于拿过来两个喝水的杯子，邱中祥将一瓶酒一分为二，倒满了两杯，说：“来，坐下说说你的想法。” 陈于坐下后，先喝了两口酒，手捏了几颗煮黄豆放在嘴里，一边嚼着煮黄豆一边说：“我想的很不成熟，咱们俩在一起凑凑。” 邱中祥：“你就别谦虚了，说吧。” 陈于：“我们有两部逆用电台，一部敌人很信任，把我军攻打沈阳的情报，利用这部电台发给敌人的北满站；你再给长春工作的同志发个报，让他们给北满站透个信儿。” 邱中祥把端到嘴边的杯子又放下，他想了想说：“你是说，我们佯攻沈阳，实打锦州。对敌人来说，是实打沈阳，佯打长春。” 陈于：“对，就是这个意思。” 邱中祥想了想，问：“那需要大部队向沈阳进军。” “对，需要大部队，最少要用4个师的部队，大张旗鼓地向沈阳方向进军，向沈阳方向进军的部队，要多用番号，用10个、20个番号。” 邱中祥：“尤其是东北总部的番号，在向沈阳进军的路上要大张旗鼓地用。” 陈于：“去打锦州的部队，把电台全部留在原地，照常收发报，迷惑敌人的情报机关。” 邱中祥：“打锦州的部队夜间行军，白天睡觉；去沈阳方向的部队，白天行军晚上睡觉。” 陈于：“打锦州的部队路过的村庄，要严格控制，不准村民离村，以防走漏消息。” 邱中祥喝了几口酒，陈于举过杯来说：“来，碰一杯，你再考虑考虑。”他们碰杯后邱中祥说：“我最担心的是你们那部逆用电台，出一点差错就完啦，就前功尽弃了。” 陈于：“是的，不能出一点差错。这样吧，咱们俩分分工，明天你去东北总部汇报我们的想法，我去检查电台。如果东北总部同意我们的想法，我们先给敌人发个报，摸摸敌人的动向，然后再调动部队。” 邱中祥：“好，就这么办！我走啦。” 陈于：“别走，把这点酒喝完了再走。” 邱中祥：“不行，留给你喝吧，我这酒量不行。” 陈于把邱中祥送走后，他回到办公室，起草了一份给敌人北满站的电报稿，对他起草的电报稿反反复复地看，逐字逐句地斟酌后，他拿起电话：“碧云吗？你还没有睡觉？我到你那里去。” 碧云放下电话对赵铁铮说：“老陈过来。”她问赵铁铮，“老陈这两天怎么啦？怎么对电台抓得这么紧，这么细？是不是又有重大案件了？没有重大案件他不会这样。” 赵铁铮：“可能有重大案件，抓‘宾江组’时他就这样，布置得特别细，把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想到了。” 碧云看陈于进来，她递过去电报说：“这是北满站收到吴征安报平安电报后的回电。”
中国兄弟连（十七）（3）
陈于接过电报，问：“从我们给敌人发去的电报，到敌人回这封电报，隔了多长时间？” 碧云：“两天半。” 陈于：“发报时，我们监控了没有？” 碧云：“监控了，两部电台监控，密码、呼号都是查对后发的报。” 赵铁铮：“报务员他很清楚，如果这封电报出了错，他是要掉脑袋的。” 陈于不放心地问道：“北满站对这部电台信任吗？” 碧云：“从回电上看是信任的。” 陈于：“对杜文春的那部电台呢？” 碧云：“更信任，这部电台已经晋升为国防部二厅直接使用的电台，不然，敌人不会发电让接吴征安。” 陈于：“杜文春的电台编号为一号，新缴获的电台为二号，二号电台的任务和作用，是维护一号电台，确保一号电台不被敌人怀疑。你们二位同志要记住，一号电台收、发来往的电报一定要我过目，否则不能使用一号电台。对第一份从敌人那里收、发的电文，每一个密码、呼号都要特别准确，决不能出一点差错。你们二人要严格把关，对一号电台的报务员要加强管理，只能杜文春一个人使用一号电台，不能换任何人，你们要以对党绝对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谁出差错谁就犯了大罪，就要杀头。就是杀头，也抵不了罪过。这事情要说大，比天还大。” 碧云和赵铁铮惊恐地相互看着。 陈于拿出一份电文递给碧云，说：“用一号电台发给北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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