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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一亮，看见一辆新的脚踏车靠在楼梯口的墙上。我小的时候就羡慕骑车的人，我什么时候能骑上车？有一次我们家来了个骑脚踏车的客人，我把车子偷偷地搬出去，我以为找个高坡上去就能骑走，没想到上去就摔倒了，车把也歪了，腿也摔破了。因为这件事我爸爸要打我。腿摔得疼了好几天也不敢说。 我看到脚踏车特别高兴，脚踏车车梁上挂着两个皮包，皮包里是空的。我把两筒罐头放在皮包里，他把面粉放在车的后架上。我推着车子没走多远，李华敲了半天才敲开一家照相馆的店门。开门的老板是40多岁的中年人，他开门一看是我们，又是作揖又是鞠躬连声说：“老总，老总。”他用身体挡着门口就是不让我们进去，可能怕我们抢他的东西。 “我们是解放军，你别害怕。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李华说着硬是提着面粉从老板身边挤了进去。 “给我们烙几张饼，这洋面给你了。” 老板看我们不像是抢他的：“好好，老总坐。”他把面粉提到后面，回来看着我们，他问：“老总们——” “别叫我们老总，叫同志。” “同志是嘛意思？” “同志就是一家人的意思。” “这称呼，好，好，新鲜。” 他给我们打开罐头，那牛肉香扑鼻而来，我嘴里像伸出个手，恨不得把牛肉全抓进嘴里。烙了七八张饼，饼卷牛肉，这顿海吃。老板看我们俩的吃相吓了他一跳，就像饿狼扑食，一张饼二三口就进嘴里了，看得他都害怕。 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几口就是一张，我们俩把七八张饼转眼间一扫而光。我们吃完了把面粉给了老板。我本想把罐头也给他，李华不让，让我带着。 巷战的枪声稀稀落落，我和李华从照相馆出来，看到南开大学男女学生扭着秧歌，敲着锣鼓，打着南开大学的横幅，出来欢迎解放军。我看到男女学生非常激动，一种骄傲感从心里油然而升。我精神抖擞挺胸阔步走过去。几个学生围住我，看我戴着皮帽子，穿着大头毛皮鞋，脖子围着一条白毛巾，递给我一个本子说：“小同志，你是我们遇见的第一位解放军，请给我们签个字。”我接过本子写什么？想了想，我在本子上写道：1949年1月15日，是天津新生的日子。我写完后递给那位学生，他接过本子看了看说：“谢谢！”
中国兄弟连（五十五）
1月17日上午，我听说1师的突破口被敌人又夺回去了。战后，我找到该团的作战参谋问，开始他不告诉我，怕我乱说影响师首长的威信。在我追问下，他把我拉到一边，首先嘱咐我不要乱说。攻打天津，1师的任务是助攻，师长我认识，他矮小的个子，胖敦敦的，说话带着江西的尾音。他挂在嘴头上的话是：“过五关斩六将”，从不提走“麦城”。在打天津时，可能对助攻没有重视，所以他既不了解突破口的地形，也不了解敌人在突破口的变化，错误地判断敌人在突破口上的力量。尤其是“尖刀连”顺利突破后，他过于乐观，对突破口上的敌人轻视，所以师参谋长建议二梯队跟进，他没有接受参谋长的建议，摇了摇头。 “尖刀连”在突破时已经伤亡过半，他们在艰苦地守着突破口，等待二梯队。参谋长又一次建议师长，二梯队应该跟进了，他仍摆摆手。 敌人集中火力，集团冲锋夺取突破口。“尖刀连”微薄的力量在顽强地抗击敌人的进攻。守在突破口上的“尖刀连”等待二梯队，盼着二梯队来支援他们。他们相互鼓励：“同志们，我们一定守住阵地，二梯队就上来了。”他们连续打退敌人的4次进攻，上百发炮弹在他们坚守的突破口上爆炸。 参谋长再次建议使用二梯队，师长既摇头又摆手。他为什么不及时的使用二梯队？他在想什么？他的作战思想是否还停留在游击战、运动战当中？对步炮协同大兵团的攻坚战，他是否还不知道怎么使用部队？他是否想保存二梯队的力量，到关键的时候使用？在攻坚战中，哪里是关键，他师长应该知道，关键的关键是突破口。是否由于他错误地判断敌人在突破口上的力量，也错误地判断“尖刀连”的力量，没有及时使用二递队，就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尖刀连”的人所剩无几，在和冲上阵地的敌人拼刺刀，由于寡不敌众，突破口被敌人占领了，“尖刀连”被敌人灭了。直到这时，师长他才醒悟，他赶忙组织第二次突破，被军长、政委制止了，命令他从3师1团突破口进入。1师是从3师的突破口进入天津市区的。 1师在打锦州时，由于团长畏缩不看地形，突破口没有按时打开。打天津由于师长指挥的错误，打开的突破口又被敌人夺回去了。 天津战斗结束后，1师开大会枪毙了一个排长。这个排长的罪行是：命令他侦察护城河的水是否结冰。他可能是害怕触到地雷，没有下到护城河侦察，谎报护城河水没有结冰。其实护城河水已经结冰，完全可以不架桥，从冰上通过。1师犯的错误和打锦州一样，锦州是因为团长没有看地形，不该架桥而架桥造成伤亡惨重。天津是一个排长没有去查看护城河的地形，不该架桥而架桥，造成伤亡。战后追查责任，排长被枪毙了。而师长没有及时使用二梯队，对参谋长的3次建议，视如敝屣，造成突破口被敌人重新占领，“尖刀连”被灭。他没有被枪毙，他也没有被撤职，也没有降级，甚至没有挨批评。他怀着委屈的情绪平调到了另一个单位任职。
中国兄弟连（五十六）
巷战结束后，1连临时担任纠察队，维持地段秩序。连长王西尧是纠察队队长，他看我推着脚踏车过来问我：“怎么不骑？” “我不会骑。” “嗨，学呀。我给你叫人扶着。”他从散兵收容所叫来两个俘虏，一个大个子一小个子，他对两个俘虏说：“这位长官学骑车，你们两个扶好，要是把长官摔了，我可饶不了你们俩。” “是，长官。”两个俘虏过来给我鞠了个90度的躬，我从那大个子俘虏的眼神里看出，他感到我十五六岁不像长官，可也无奈，谁让他是俘虏呢。大个子在车前给我扶着把，小个子在后面扶着车。 天津大街上没有行人，商店还关着门，街道上到处是弹坑，一条有轨电车的铁轨弯曲在马路的中间。两个俘虏身子紧靠脚踏车，维护车子的平衡，我蹬多快他们跑多快。大个子一手给我扶着车把，一手扶着我摇晃的身子，左拐右拐，车轱辘躲过弹坑没有躲过电车道，车轱辘陷入了电车轨道，一下子连车带人摔倒了。其实我摔得并不重，大个子为了护着我摔得比我重。他们两个赶快把我搀扶起来：“小长官，这——我该死，该死！”他们两个又道歉又鞠躬，吓得脸色发白。我摆摆手表示没关系：“再来。”我又骑上车，这两个俘虏忠实得像太监伺候皇帝，更加小心了。顺着马路骑了四五趟，我身子不晃了，就是车把不听使唤，大个子给我扶着车把。大冬天的，我看大个子满脸流着汗，还是小心翼翼地怕我再摔倒，我骑在车子上特别兴奋。学了一天车，虽然屁股磨得很疼，我感觉我像当了一天皇上，两个“太监”忠实的不离我左右。这就是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 我正在学车，1连长王西尧把我叫到一边：“赶快回去，部队要出发了。” 我问他：“怎么还出发？” “傅作义的部队起义后，从北平撤出来了，我们部队要看着他，4个师看1个师。” “那，我的车怎么办？” “我给你放在团里的大车上。”两个俘虏，立即扛起脚踏车，其中那个大个子边走边说：“长官，没摔坏您吧？”
中国兄弟连（五十七）（1）
部队紧急撤出天津，去整编傅作义的部队。我怀着遗憾的心情，随着部队离开刚刚解放的天津。听说天津劝业场有个哈哈镜，也没顾得上去看看，但却学会骑车了。 西陲的地平线上那点夕阳，被几条云遮挡着，从云缝透出来的光，软绵绵的，渐渐的被夜代替了。我跟随部队走上滦河的大堤，滦河像一条长长的，宽宽的白色带子，蜿蜒在大堤的脚下。滦河水面上结着冰，纹丝不动，它像是在沉寂中凝思，又像是在静听浮桥两岸的喊叫声。 我远远地望见滦河的两岸一片灯海，犹如天空中的星星，星星没有照亮滦河两岸，那片灯海却照亮两岸的田野。我走近了滦河的浮桥，才知道是群众在部队中找他们的亲人。每个人高举着各种形状的纸灯笼，灯笼上写着被寻找人的名字。在急行军队伍的两侧，老人、妇女、孩子高喊着灯笼上的名字，有的人举着灯笼跟随着部队奔跑。在一片喊声中可辨别出：“有往张庄子捎信的没有？” “刘贵，妈妈来找你，你在哪？”白发苍苍的老人，她在哭喊。 …… 一片灯海照亮了滦河，一片喊声震撼着滦河，滦河的水被寒风凝固着。 我被那片灯海吸引住了，站在滦河岸边，望着两岸那片灯海，望着高举灯笼的那群人，特别是他们的喊叫声使我的心在震憾，在颤抖，一股酸楚楚的热流涌上我的心头。我不是同情，是想起刚刚过去的那场惨烈战争。 部队急行军通过浮桥，一位老人踉踉跄跄地走到急行军的队伍身边问：“刘春是我孙子，你们认识不？”没有人回答他那沙哑、急切的声音。我看老人在不断地呼唤，我走过去：“老大爷——”老人抓住我的胳膊，忙问：“刘春是我的孙子，你认识不？”老人那抖动的手把一个姑娘拉到他面前，断断续续地说：“我孙子——是1连的。”我还没有回答，围过来一群人争抢着问我，声音重叠交错，我无法听清楚。我把老人拉到一边，从老人的目光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为了寻找孙子，是在恳求我，老人问：“刘春——还——？”老人急切地要知道他孙子的安危，可他又没有把话说出来，他怕我回答。我被老人这种心情感染了，难过得心里一阵酸楚，我眼眶里充满泪水。刘春满身是血，在和敌人拼刺刀，他精神失常了，可我怎么能告诉老人呢？我想安慰老人可一时又不知说什么，我扶住老人沉默了，稳定一下自己的心绪，强笑着说：“我认识刘春，他已经过去啦。他是1连的3排长，他很好，您放心吧。”这绝对是谎言，是我编造出来的谎言。不这样，可我又能怎么说呢？ 老人一听刘春过去了，他失望地哭了。 “来——晚啦！”老人那沙哑、颤抖的声音里，不知含着多少失望和悲伤。他指着那姑娘对我说：“这是我孙子媳妇，刚过门春儿就走啦，想让他们见见面。来——晚——啦。” 我不知道说什么能安慰老人，我说：“您回去吧，我告诉刘春。”当我转身时，听到老人那沙哑、颤抖的哭声：“我——看不见他啦。”这声音撞击着我的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这声音在我耳边久久回荡着。 那片灯海中，我看到一位中年妇女，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拉住1连连长王西尧。她眼睛里饱含着泪，问：“大兄弟，你们当干部的一定知道，曹国友是在打天津被打死了吗？” “曹国友？8班长。”王西尧愣住了。 “曹国友是你什么人？” 妇女满怀希望地说：“是她爸爸。” 我这才看见一个小女孩，抱着妈妈的腿在惊恐地看着王西尧。 “说她爸爸打天津死啦，我不信，他没有死。” 王西尧无法回答，他难过地低下头，看着抱着妈妈腿的小女孩——曹国友的牺牲出现在他眼前。那是在纺织厂的二楼，曹国友从地道口上去，消灭了敌人的两挺喷着火舌的重机枪后，他倒在楼梯口。 王西尧掏出8班长那个烟袋锅递给她：“大嫂，曹国友同志……”他没有说下去，他不忍心告诉她曹国友的牺牲。 她痴呆呆地看着王西尧，全身在颤抖，嘴唇在翕动：“是真的死——啦。”灯笼从她手中滑落到地上，灯笼在燃烧——她凄苦、绝望、呆痴的目光面对着一排排急行军的部队，一排排行进的部队像虚影一样在她眼前飘过。她漠然地向远处走去，她忘了孩子，忘了一切…… 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妈妈别走，等着爸爸。”孩子哭着、喊着，追赶着她的妈妈。 我望着哭喊、追赶妈妈的孩子，想起我和8班长曹国友，在等待出击的那个夜里。曹国友问我：“小苏干事，你参加过几次战斗？” “参加过打锦州。” “有啥感觉？” 我沉默了一阵：“啥感觉？战争嘛。” 曹国友抬脚让我看：“我那老婆给我做了双鞋，一直没舍得穿。” 我问：“怎么穿上啦？” “咳！”他苦涩地笑了笑：“这时候不穿啥时候穿，说不定没有机会穿了。” 我目送着那个小女孩，一直在我的视野里消失。我没有走几步，又看见一个男孩子，他也举着灯笼站在人群中的土坡上，他没有戴帽子，不时地用手捂着被寒风吹疼的耳朵，他在哭泣。我过去问他：“你找谁？”他没有说话，哭得更厉害了。
中国兄弟连（五十七）（2）
我在想，在这场激战中，他爸爸还在吗？是走过去了还是倒在雪地上了？孩子在等待他爸爸。我的眼泪在眼圈里转了转没有掉下来，我望着孩子沉默了好久，等心情平静下后，我问他：“你怎么不戴帽子？” 孩子没有回答。 “孩子，你回去吧，你爸爸可能过去了。”孩子没有回去，当我离开他时，孩子还在那里站着，他在等着他的爸爸…… 我和王西尧前后默默地走着，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垂着头在想什么，是在想那妇女和孩子？还是在想8班长曹国友？我不知道。那片灯海所寻找的亲人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再也呼唤不回来了。他们无声无息地长眠在土地上；他们的坟头将随着不断逝去的岁月，被秋天的风、夏天的雨荡为平地。后人有谁知道这里长眠着为新中国而战死的烈士？又有多少人还能保持烈士自我牺牲的精神？不背叛烈士的遗志？ 我在想，还有多少人在寻找亲人，我妈妈是不是也高举着灯笼，在呼唤我？我妈妈举着灯的那片灯海在哪里？ 我随着部队走了，那片灯海留在我的身后，那片喊叫声却留在我的记忆里。滦河，那片灯光，那片喊叫声，凝结在人们心中，凝结在滦河的上空。那片灯光，那片喊叫声融化了滦河的冰层。 滦河，它记载着英雄的伟绩，也记载着母亲、妻子的血泪。
中国兄弟连（五十八）
1949年2月初，我已经16岁了。我随着3师离开天津后，师部和1团住在刘家村，刘家村很大，有一二百户人家。我们军4个师包围着傅作义的两个师，3师在东南，一方面防务一方面进行战斗总结。 王西尧和1营营长的问题，在团党委会上进行讨论，1营营长怕死畏缩不前，造成二梯队和突破的1连重大伤亡，给予1营营长党内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行政撤职。1营营长的处分党委很快就通过了。王西尧的问题在党委会讨论时有争论。团长梁光涛在发言中说：“王西尧带1连提前突开新开门突破口，在二梯队没有及时跟进的情况下，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坚守阵地，保障二梯队进入突破口，起了重大作用。不能因为他被俘几十分钟受到影响，该立功立功，该授奖授奖。” 团政治处主任曹怀之摇摇头：“团长说的前半段话我同意，后半段话我有看法。1连指导员马海山写了一份证明材料，他说：虽然王西尧被俘几十分钟，谁能证明他没有投敌？没有叛变？他要是没有投敌，没有叛变，敌人在逃跑时为什么没有打死他？这不合常理。马海山是当事人，我们应当重视这份材料。” 副团长张正强听了曹怀之的发言后，有些不冷静：“那你说，敌人该把王西尧打死才对？” 曹怀之：“是的，一个俘虏兵，敌人逃跑时带不走，还能把他放了吗？这绝对不合乎常规，也不合乎敌我双方在激战中的逻辑。” 张正强：“不合乎常规的事情多了，我们不能用推理的方法，给一个打仗勇敢的优秀连长妄下结论。” 曹怀之：“不是妄下结论，我是根据马海山的材料提出疑点。在疑点没有弄清楚前，我的意见是停止党籍，调出1连审查。” 2营教导员杜庆说：“我同意曹主任的意见，疑点弄清楚之前，应该停止党籍，调出1连审查。这是没有明文的规定嘛。” 3营营长刘子义说：“王西尧投敌没投敌，叛变没叛变无法证实，也说不清。就那么几十分钟嘛。敌人在逃跑时为什么没有把王西尧打死，这是疑点。” 张正强：“疑点是主观分析出来的，是想像的。就因为敌人没有把他打死，毫无根据的疑点，给一个干部下结论，我认为很不合适。建议先把王西尧调出1连，再找当事人了解了解。” 曹怀之：“王西尧投敌没投敌，谁能说清楚？没有人能说清楚。” 团长梁光涛：“没有人能说清楚就更不能下结论。就因为敌人没有把王西尧打死，就怀疑他投敌叛变？这种推测是错误的。就那么几十分钟嘛。” 曹怀之：“几十分钟也是被俘，被俘就要停止党籍，就要调离审查。” 梁光涛：“房政委到军里开政工会去了，在房政委没回来之前，对王西尧先不下结论。可以先把他调出1连。” 结果是，王西尧调出1连审查。
中国兄弟连（五十九）
我骑车到1连，参加了1连的评功会。战后，1连184名战士剩下23个人，参加评功会的21个人，把农舍小屋坐得满满的。参加会的我只能叫出六七个人的名字，如：1班的解放战士阎阿富，2班解放战士王书弟、郭荣，4班战士刘元，5班长单标，代理排长江发。我知道刘春到卫生队治病去了。我突然发现王西尧没有参加会，我问新调来的指导员窦文章：“王西尧连长呢？” “调走啦。” 我以为王西尧提升了：“调营里去了？” “到政治处去了。” “调政治处？”心想：王西尧调政治处干什么？ 指导员宣布开会：“同志们说说吧，仗是同志们打下来的，每个人的表现同志们都看得很清楚，谁先发言？” 会，沉默了一会儿，5班长单标发言：“连长、3排长刘春、9班副刘中福、江发，应该立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7班长李胜、8班长曹国友应该追认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 “对，同意。连长、3排长、江发和敌人拼了刺刀，3排长拼死两个敌人。还有通信员小刘，他虽然牺牲了，他勇敢，不怕死就该立功。” “连长王西尧暂时不参加评功。” 单标问指导员：“为啥连长不参加评功？” “团政治处通知的。” 我马上意识到，王西尧到政治处是交代问题，接受审查。他在战斗中虽然被俘几十分钟，也属于“政治问题”。 江发站起来：“连长不能立功，我们谁也不够立功的条件。在坚守突破口时，连长起了关键作用。连长一贯勇敢，在阻击廖耀湘兵团战斗中，他和3排长刘春，两个人抓了300多俘虏，他的领子上被子弹穿了两个洞。” 指导员窦文章解释：“没说连长不能立功，是暂时不参加评功。” 陈贵祥：“我在进关前逃跑过，我不参加评功。我看郭荣应该立功，他虽然爆破没成功，那是经验问题。他和通信员小刘一样，勇敢，能把爆破筒送上去就该立功。” 4班战士刘元说：“对，郭荣应该立功，他勇敢，把爆破筒送上去了。2班的那个解放战士叫啥？” “蒋昌。” “就是他，还没进突破口呢，就吓得尿裤子了。” “是吗？” 2班战士王书弟：“你别糟蹋我们班了，我们班没这样的。你看见啦？” “看见啦，他走路哈巴着腿。吓得他晕头转向，也不知道利用地形地物。你猜咋着？他往敌人枪口上跑。” 战士们一阵大笑。 “得啦，他是炮弹片打死的。” “谁说的？他就是被敌人机枪打死的。”
中国兄弟连（六十）
全师召开庆功大会，师首长就坐在临时搭的舞台上，全师立三大功的战斗英雄排列在舞台上。1连立三大功的战斗英雄：江发，住院的3排长刘春、刘中富，追认三大功的李胜、曹国友。 在军乐队的“胜利进行曲”和鞭炮声中，师首长给每个战斗英雄佩带毛泽东奖章，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的证书。女文工团员给战斗英雄们佩带大红花。 立一大功、两大功的功臣，由各团团长和团政委佩带奖章。1连立两大功的有：5班长单标、刘元，立一大功的有：解放战士郭荣、阎阿福。 在团政委房子达给郭荣佩带奖章时，郭荣激动地说：“首长，我不叫郭荣，郭荣是地主儿子的名字，我是顶替地主儿子，被村公所抓来当兵的，我改名叫张阿山啦。” “好，张阿山同志，你立了功。应该还给你本来面貌。”
中国兄弟连（六十一）
韩桂芝在调到俘虏营管教俘虏之前告诉我，她在走的前一天晚上和王西尧最后的一次谈话。 韩桂芝和王西尧并肩在雪地里默默地走了好久，韩桂芝说：“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 王西尧叹了口气：“是呀，敌人把我扔下逃跑了，我回到连队还没有意识到什么，没有想到我要背一辈子被俘的政治包袱。” “你怎么这么悲观？我们都证明你怎么被俘的，是敌人溃败时把你扔掉的。再说，组织还没有给你下结论嘛。” “还要下什么结论？停止党籍、等候处理，这不是结论？” “你的情绪这么灰，我真不放心。我等着你，等你回来，好吗？” 王西尧带着苦涩的笑：“你——别等啦，我没有资格让你等。” “你，你是不相信我？”韩桂芝望着他那颤动的嘴唇：“相信我，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你！”韩桂芝激动得一声比一声高。 “桂芝，我不能让你等，你要理解……” “我不理解！我爱的是战斗中的王西尧，他坦荡、豪爽，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不是王西尧，是悲观失望畏缩不前的懦夫，我——失望了！”韩桂芝哭了。 王西尧的心被韩桂芝的话撕碎了，他难过地说：“你知道吗？在审查我时问我什么？问我，敌人在逃跑时为什么没有打死你？这不合乎常规。让我说清楚，我没法说清楚。这是没有办法弄清楚的悬案。” “那谁知道，让他去问敌人嘛。你振作起来，别胡思乱想，我相信你，明天我就走啦，还不知道啥时候见哪。你记住，我在等你回来。” 王西尧翕动着嘴唇说：“你明天走我不送你了。”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个子弹壳，递给韩桂芝：“这是我冲入敌群卡壳的那个弹壳，你留着吧，是它……”王西尧没有说下去。 韩桂芝接过弹壳，放在手心里，仔细看着弹壳，心想：小小弹壳使自己心爱的人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她控制不住的眼泪滴在弹壳上。 雪，还在下着……
中国兄弟连（六十二）
我骑车子，说是到卫生队去看3排长刘春，其实我是看乔小雨。她是师宣传科小报的编辑，又专职刻蜡纸。我和宣传科的人都很熟，怕他们认为我是来找小雨的。到了她的门口既想一步跨进去，又怕人看见。我犹豫，我在想进去的借口，表示我找她是公事。我很幼稚的一边往门里走一边问：“小雨，卫生队住在哪？”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好像这样能遮人耳目，能堵住舆论的嘴。小雨听到我的声音迎了出来，她没有说话，但她的目光传导给我的是热情、亲切，似乎要把我揽在她怀里。我们走进房间，面对面默默地坐着，我有满肚子的话可一句也说不出来，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无言的亲切，沉默，彼此阅读着对方的目光，任何语言都很难形容出我们感情的交融。 “你写的文章都是我刻的，有一篇我给你改了一段，你看见了吗？” “看见啦，你很细心，把错别字都改了。” “你写的嘛！” “别人的你改不改？”她摇摇头。 沉默了一会，她说：“一位科长在追求我，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表示我听说了。 “你说，怎么办？” “你喜欢他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摇摇头。 “我以为见不到你啦，在战壕里给你写了封短信。” “是吗？在哪？”她那低落的情绪没了，瞪着惊喜的大眼睛问我。 我拿出小本递给她，她看我小本上的那封短信，当她看到：“寄不出去的信”几个字时，她簌簌地落下泪。当她看完信，把本子上的那张纸撕下了，突然问我：“你不会让我失望吧？”这句话像股暖流注满了我全身，好像大海的波涛冲击着堤岸。她猛然地吻了我一口，转身跑出去了。她睫毛上的泪珠挂在我的脸上，她那芳唇是软软的，甜甜的，香香的。 我和乔小雨的事在宣传科传开了，有的是褒，有的是贬，有的是攻击。李干事非贬非褒：“我说小苏怎么老是往咱们师部跑，原来有内线牵着。”有的人给我改了名字，叫我梦非。意思是我在做梦，我在想入非非。
中国兄弟连（六十三）
我跟着团政委房子达和团宣传队的同志，到卫生队给3排长刘春授毛泽东奖章。 卫生队是在地主的大院里。走进院落，就看到刘春在医生和护士的陪同下正晒太阳。医生、护士看团政委来了把刘春扶着站起来。团政委走到刘春面前，拉着他的手说：“刘春同志，你立了三大功，是战斗英雄，我们要向你学习！” 刘春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他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面前的人，那目光没有光泽且显得冷漠。他虽然听到团政委在说话，但面无表情，像白板一块。他不认识团政委了，也不认识我了。 医生对他说：“政委给你授毛泽东奖章来了。”他仍没有任何反应，陌生地、呆痴地望着。 政委把毛泽东奖章挂在他胸前，宣传队员过来给他带大红花。与大家喜气洋洋的气氛形成反差的是，刘春痴呆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杀气、一丝恐惧，潜载着那场血战拼杀的痕迹。医生拦住了给刘春戴大红花的队员：“别带，快拿走！他看见的不是红花是血。”护士赶快按着他的一个什么穴位，解释说：“这是政委，是小苏干事，他们不是敌人。”他目光中的那种杀气，那一丝恐惧渐渐消失了。 医生说：“我们不让人来看他。上次营长教导员来这里，也出现这种状态，他把不常见的人都看作是敌人。” 房子达问医生：“他这病能好吗？” “首先要解脱他的高度紧张和精神高度集中。人的精神始终高度集中在一点上，怎么会正常？我们给他服大剂量的安眠药，但他睡醒了还是这样。” “他这是犯病还是没犯病？” “没犯病。他在犯病时眼前先出现小刘在血泊中，然后大喊一声拿起棍子就奔跑，在奔跑中喊‘冲’喊‘杀’，嗓子喊哑了，喊出了血，喊得嗓子发不出声音来，他还张着嘴在喊。” 政委走上前想和他握握手，被医生拦住了：“别和他握手。” 我惋惜地看着刘春，鼻子一阵阵发酸。 有一天夜里，我被枪声和通信员的喊声惊醒，刘春又犯病了。他端着枪，先是走正步，一边唱着“向前，向前——”一边打枪。4个通信员围过去，把他手里的枪夺过来。在架着他回去的路上，他还在喊：“小刘把敌人刺死啦，冲啊！”他的精神始终处在刺刀见红的肉搏战中，过度紧张。刘春才19岁，他是两次立三大功的战斗英雄。1947年他是班长，在战斗中他带领全班机智灵活地插入敌人营部，活捉了敌人营长，使战斗提前结束。战后立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在辽沈战役中他带全排坚守301高地，抗击敌人集团进攻，敌人在飞机投弹、扫射的配合下，整连、整营地从三个方面轮番进攻。他带全排守住阵地。在辽西会战中，他和连长两个人抓了300个俘虏。年轻的战斗英雄，他精神失常了。
中国兄弟连（六十四）
军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出一本全军的“英雄集”，英雄们都要上照片。有一张英雄的照片不知道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徐部长让我拿着照片到全军干部会上问。照片在干部们手中传来传去，没有人确切认出来。我拿着照片刚要走，一个干部拉住我，他接过照片一看，毫不迟疑地说：“这是我们营的战斗英雄，名字叫谭振方，没错！” 战斗英雄的名字叫谭振方，基本可以确定，但我又怕不准确，也想借个理由到师里去看看乔小雨。我对徐部长说：“他们团的几个干部都看了，谁也说不准叫什么名字。” 徐部长皱皱眉头：“这些干部，连自己的战斗英雄都认不出来，太不像话。你到师里去，问问他们宣传科的人。” 正符合我的心愿：“是。”我到师宣传科已经是晚饭后了，没有借口去找乔小雨，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想，好不容易找个理由来一趟，还见不到她。心里像有把火在燃烧，眼睛不住地往窗外看，总想她能突然冒出来。 “小苏，咱们出去转转。” 我看是刘干事进来了：“好。”我跟他到村街上，看见一个通信员推一辆脚踏车，我走过去：“给我骑骑。”通信员看了我一眼，没有理我推着车子照走。刘干事说：“小张，你给小苏干事骑骑。” 通信员小张回头对刘干事说：“科长让我给乔小雨送去，她要学车。”听了通信员的话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科长在死缠小雨。我在这儿等着，让他把小雨叫出来不是更好嘛。果然如此，通信员喊了两声，小雨出来了。我假装着没有看见她，和刘干事搭讪着，表示我和乔小雨没有什么亲密关系。其实刘干事对我很好，他认为我和乔小雨倒是挺正常的，他反对为此而大惊小怪的人。 小雨骑上车，通信员在车后给她扶着。车骑到我跟前，她突然看见我，她瞪着惊喜、热情的大眼睛：“小苏，你什么时候来的？”她下了车跑到我面前，使劲和我握握手，我感到她的手是那样有力量。 “刚来，是来问个战斗英雄的名字。” 她对刘干事说：“小苏会骑车，他是在天津由俘虏帮他学会的。”她捂着嘴笑开了。 刘干事问我：“你那辆车呢？” “硬让我上交了。” “小苏，你骑一会，让我看看。” “通信员不让我骑，他奉科长之命专送给你学车的，能让我骑吗？”小雨顿时脸红了，她瞥了我一眼，对通信员说：“你对魏科长说，以后他别再给我送车了，我不想学。”她的话既是说给通信员听的也是说给我听的。通信员推着车子走了，小雨也走了。 刘干事看着小雨的背影，朝我一笑：“小苏，你和小雨今后少接触，不然对你没好处。因为你把我们魏大科长顶得够呛。” 第二天早晨，我搭送文件的车回军部。我站在车前等秘书，乔小雨吃完早饭拿着瓷缸出来问我：“吃饭没有？” 我说：“不吃了。” “为什么不吃饭？”她把瓷缸和勺子递给我，我对司机说：“等着我。”吃完饭我和司机打了个招呼，给小雨送瓷缸。小雨在房间等着我，我把瓷缸递给她：“没水，没给你洗。” 小雨接过瓷缸，很严肃地说：“你坐下！” “不行，车等着我呢！”我何尝不想坐上半天一天的，我害怕舆论，舆论把我压得想见她就是不敢见。 “你坐下，我问你两句话。”我没有敢坐，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 “你是不信任我？” “没有。” “你昨天说什么来着？” “昨天？我没说什么。” “你忘啦，我可没忘！” 小雨的“嗔怒”，通过她的眼神、暗示、默许表明了她始终属于我的。这种感觉使我两颊发热，焕发出朝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荡漾在美好的憧憬之中。 外面车喇叭“嘀嘀”直响。心想“坏啦”，这不等于广播嘛，说小苏在小雨这里。我要往外跑，她拉着我说：“小苏，你记着，我喜欢的不是高官，我喜欢的是我喜欢的人。”她说完话，我撒腿往外就跑。 回军部后，我告诉徐部长：“战斗英雄的名字叫谭振方。”
中国兄弟连（六十五）
徐部长问我：“你和乔小雨是怎么回事？”我一听，吓得三魂出壳，顿时不知道南北：“我……我和乔小雨早就认识，过去我们都是文工团的。” “小苏，乔小雨是组织上有意安排在宣传科的，你别在里面捣乱。再说，她年龄也比你大嘛。” “我没捣乱哪。” “没捣乱，怎么反映到我这里来啦？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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