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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与燕大，有着互助合作的良好关系。
思想的关联（3）
民间性报纸与教会大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有着比其他文化机构更多的免于政治干扰的自由。这使得稀薄而可贵的自由主义因子能够得以在那样的环境中得到更好的培育。在文化剧变的现代史上，具有现代品格的媒体与高校、社团之间，往往形成一种“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思想关联互动型关系以激动潮流，为古老的中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明显的如《新青年》与北大、《学衡》与南京高师、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之间。同声相求、推波助澜的关系，使它们在一度因“王纲解纽”而相对开阔的时代平台上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合力。燕大与《大公报》之间的思想牵系，值得中国现代新闻史、教育史及思想史研究者深入关注。 作者简介： 张国功，男，江西人，1972年生。现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编余偶尔作文。近年兴趣稍集中于近现代新闻出版史、教育史等。
如是我闻：为复旦百年华诞作（1）
文/陈四益 复旦大学很快就要过它的百年诞辰了，好像该为它写点什么，但几次坐到电脑前，却不知从何说起。惊天动地的事，让亲历者去说更为亲切，我经历的，不过是些小事，但参之平日所闻前辈先生的讲述，似乎也还可记，因题之为“如是我闻”。 校名 大概是1958年，正逢大跃进，什么都喜欢“大办”——大办农业、大办钢铁、大办教育、大搞科研……讲形势，大好；讲成绩，伟大，反正“大”总是好的。受了这种好大氛围的影响，学生中对“复旦”这个校名很感不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不是以省为名，就是以市为名，显得很大，惟独地处上海的这所综合性大学却叫“复旦大学”，一点也沾不到大上海的光。于是，要求将“复旦大学”改名为“上海大学”的呼声顿起，在学生中最为强烈。 以往，特别是1957年之后，学生中有了什么问题，总是党委出面，或劝阻，或解释，或鼓动，或批判，这一回不知为何，却把陈望道校长搬了出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望老用他那义乌官话对校名说了一番话，话不多，却充满了感情。他说：“‘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现在‘光华’已经没有了，‘复旦’还是留下的好。”老实说，如果不是望老，换了其他人，学生未必买账。但他老人家这样说，大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改校名的事从此不再提起，但我们心里总还觉得“上海大学”来得响亮。后来听前辈先生说得多了，才知道望老那番话，不仅是对一个老校名的依恋，还饱含着一种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热烈情感。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我们只知道是《卿云歌》中的一句，但并不清楚从中摘出“复旦”二字作为校名，其中的曲折与艰辛。复旦的创办人是马相伯（名建常），他弟弟就是中文系学生都知道的中国第一部文法专著《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当时上海的学校多是外国教会主办，如“徐汇公学”就是法国教会办的。马相伯先生信教，还是法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但他想要出资办的，是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清朝晚期，眼见大清国运气数将尽，列强瓜分之势已成，爱国的中国人，总想自强自立，不仰仗官府和洋人的鼻息。办自己的学校，培养救国的人才，也是民族自立之一途。相伯先生的想法，得到了不少爱国青年的拥护，如后来名声很大的邵力子、于右任等，虽然都已经有了科名，也都表示要抛弃旧学，学习新知，到马先生创办的学校重新学习。于是就有了“震旦公学”的成立。邵、于等人，既是公学的学生，也受马先生之托，主持校政。“震旦”，即佛经中所谓“中国”，拉丁语的“东方”，那校名就有日出曜于东隅的意思。学校一反法国教会的办法，全用中文授课，政治倾向趋近于当时的革命党人。学校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官府和教会的双重注意，因此压迫随之。法国教会强力要把“震旦公学”收为教产，要马先生交出治校权。此举遭到教师、学生的强烈反对。最后迫于无奈，以马先生为首的一部分师生便毅然脱离震旦，另立门户，重新开办了一所新的学校，这就是“复旦公学”。马先生的破门离教，不知是否也同此有关。辛亥革命成功后，马先生成立校董会，特邀孙中山先生任校董会主席。过去复旦校庆是5月5日，就因为1921年的这一天，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解放后，把校庆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的5月27日，有当时的理由，今天看来，实在大可不必。 光华大学的成立，与复旦有相似之处，不过时间较晚，是在1925年“五卅”之后。由于学生罢课，声援罢工，并为死难烈士降半旗志哀，圣约翰大学校长美国人卜舫济竟当着学生面，降下并撕毁了中国国旗。学生愤起抗议，宣布脱离学校，校方便列名开除。只有同是教会学校的沪江大学表示了同情，愿意收容被开除的学生。不堪忍辱的师生决定另起炉灶，在上海乡绅王省三和宁波人张寿镛等资助下，办起了光华大学。 了解了这一段历史，对于望道先生“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那番话，才有了真切的理解。光华在院系调整中归并了，留下了复旦。一个校名，就是一段历史。而复旦这一名之立，包含了多少前辈的心血、期望、理想和为此不懈奋斗的精神。校名在，思念也在。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奋斗过来的。懂得过去，才懂得珍惜学校的荣誉。 校歌 恕我孤陋寡闻，打进学校到离开，15年间，不知复旦曾有校歌。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北京开校友会，会前发的材料中才见有校歌一首，颇感诧异。歌词中“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尚嫌泛泛，但后面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却大有意味，觉得有此几句，就有了复旦立校的根本。 校歌的歌词是谁作的？有人依据歌词，以为是陈寅恪，因为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有“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之句。这几句话，今之君子都津津乐道，以为是陈氏发明，校歌歌词精神既似，便加附会。其实，复旦的校歌作于“五四运动”之后，大致是20年代初，而陈寅恪这篇铭文写作的年代已经是20年代末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五四”之后，几千年的精神禁锢被打破，要求精神之独立曾是中国进步知识界一种普遍的思潮，非独陈氏所有，也非复旦独有。 想到陈寅恪的原因，自然还因为他曾是复旦公学的学生。现在讲陈氏，大多只说他负籍西洋，讲学清华，以及后20年间事，对于他求学于复旦公学，好像很少有人提到。复旦自有其传统。它很少以学生中出了多少政要、名流自炫；也很少以多少名师曾在复旦传道授业而自夸。这是它的大气处。即如孙中山先生担任校董会主席一事，又有几人知晓？更何况陈氏。一所大学，到了只是沉醉于往日光荣的时候，恰恰表明它已衰落，缺乏保持其水准的自信。我希望复旦在今后也不要沾染这种庸俗的时尚，要紧的是把学校办好。 校歌的作者，闻之于前辈先生，另有其人。此人也曾大大有名。就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诗人刘大白。大白先生是白话诗的倡导者之一，有《旧梦》等诗集出版。我读过他的《白屋说诗》，起先发表于徐蔚南编辑的《复旦周刊》，后来结集成书，内容主要是讲《毛诗》。在当时，那是非常解放的见解。快要一个世纪了，年轻的朋友对刘大白多已不知道了，但复旦的师生，为了他那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也应当记得这位校歌歌词的作者。
如是我闻：为复旦百年华诞作（2）
校长 复旦的礼堂，我读书时叫“登辉堂”，是纪念校长李登辉的。现在已经改名为“相辉堂”，马相伯、李登辉，花萼相辉，是完全应该的。何况抗战时，复旦在重庆的校址，就是有“相伯堂”的。 李登辉先生字腾飞，福建人，印尼华侨。此李登辉，当然不是台湾那个现在还活着的李登辉。这是一位很有民族气节，爱护学生，人格高尚的可敬的教育家。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大约在1913年，受马先生之请，到复旦主持校务。复旦后来的发展和李登辉校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孙中山先生担任校董会主席时，复旦的校址在“李公祠”，是李鸿章家的祠堂。到了北洋时期，复辟势力抬头，李家状告复旦占用家产，要收回祠堂。后来迁往今天复旦的校址，创建之功，李校长有大力焉。校舍的兴建，从最初“相辉堂”西面那三座楼（我读书时的编号是100号、200号和300号），到后来数学系的那座西式楼房（子彬院），都是在登辉先生主持下，募集爱国华侨的捐款建造的。三座楼是爱国华侨简照南等先生捐款，子彬院则是靠澳大利亚华侨的资助。学校西南角一所有飞檐的两层小楼，原是登辉先生建造的私宅。他的夫人汤珮琳女士是一位医生。汤珮琳女士逝世后，登辉先生把这座小楼也捐作校产，作为校医所，为纪念汤女士，起名为珮琳院。我进校时依然如此，后来校医所搬迁，这座小楼成为经济研究所所址，好像已经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情了。为了复旦，登辉先生可说是尽其所有了。 听前辈先生讲述李登辉校长的故事，有两件使我深受感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民族危急，国难深重，举国上下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青年学生的情绪尤为激昂。复旦大学本来就有爱国的传统，加之校舍也在淞沪战争中毁于日军炮火，三座楼的屋顶被轰毁，女生宿舍被夷平，当此之际，学校中哪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而市政当局，秉承南京当局的旨意，大力镇压。复旦地处华界，军警随时都可以入校抓人。有一次，警察袭来，要校方配合抓捕抗日学生。李校长勃然大怒，对他们说：“为什么要抓他们？因为他们要抗日？我就是抗日分子，你们要抓，就先抓我吧！”义正辞严，警察无言以对，只好无功而返。一个校长，能这样不顾一切地支持学生的爱国举动，在压迫到来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保护学生，是何等难能可贵。如果压迫一来，便筋软骨酥，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惜出卖学生，那样的校长是没有资格为人师表的。 1935年，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北京学生组团南下请愿，上海学生群起呼应。复旦和交大的学生结队到北火车站，也准备前往南京请愿抗日。上海市长吴铁城软硬兼施，命李登辉先生到北站劝说学生返校。登辉先生既担心学生去南京遭遇不测，又顾及学校的前途，只好前往。他刚对同学们说了句：“同学们！你们听不听李校长的话？”学生们便齐声高喊：“对的就听，不对的就不听！”登辉先生前往劝说本非情愿，看到学生们高昂的爱国热情和他们“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感动得泪如雨下，再没有作任何说词。 从那以后，南京方面更觉得登辉校长不可信用，为加强对复旦的控制，想把校长换掉。由于登辉先生在师生中深孚众望，顶替不成，便派蒋介石欣赏的吴冕（南轩）到复旦任副校长。这个吴冕，曾被派往清华，因受抵制，做了几天没有进过校门的校长。清华是用庚款办的，可以不受南京教育部的节制，复旦就不行了，但他人虽进了复旦的门，依旧是个不受欢迎的人，难于有所动作。到了抗战时期，蒋介石又派他到中央大学当校长，同样激起了中大学生请愿抵制，仍没有成功，只好派他当了个地处敌占区无法上任的英士大学校长。全国解放前，他随蒋政权逃离大陆，最后卒于台湾。 抗战期间，登辉先生固守上海，因为办正式学校要受汪伪政权的干预，李校长坚持只办一个补习部，帮助不愿在汪伪学校学习的学生得到就学的机会。他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病逝于上海。而老校长马相伯，也于抗战时期病故于越南的谅山。 复旦能有这样两位校长，是复旦的幸事，也因此始终坚持着爱国、兴教、维护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原则的传统。在纪念复旦建校一百周年的时候，这两位校长是不可忘记的。 作者简介： 陈四益，1939年生，上海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进过工厂，当过记者，退休前为《瞭望周刊》编辑。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1）
文/智效民 20年前，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予以很高评价，与此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就会继续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甚至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任人驱使的奴隶。好在近年来国人开始对1952年院系调整有所反思，清华大学也正在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但是我们对通才教育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前辈学者的水平；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高速发展等急功近利的观念所困扰，这使“人”的培养大受影响，“机器”的制造仍在进行。为此，回顾一下当年清华大学教授们在通才教育上的意见，应该有助这个问题的解决。 一、梅贻琦如是说 说到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梅贻琦是最有力的倡导者。梅先生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他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前身“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20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学生，赴美国专攻电机工程，学成后返回清华任教，并担任教务长、校长多年，直到1948年年底才离开北平。 俗话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作为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梅在学校里倡导专业教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学科教育即专业教育，乃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主题。据我所知，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就有“大学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的规定。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也就理“所”当然了。 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校长的，为了纠正上述偏颇，他上任不久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委婉地批评了有些学生热衷于开会、宣传之后，又诚恳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近年来国人对梅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很多人并不明白大师乃是博极古今、学贯中西的通人，这种人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才能发挥其作用。然而，我们的通才教育在哪里呢？多年来人们不断呼唤大师，渴望诺贝尔奖，却不知道没有通才教育，怎能有大师出现，更不要说诺贝尔奖了。 第三年，梅又在开学典礼上说，听说今年的新生大多数愿意学理工科，“这大概是因为社会方面近来注重理工之故。理工为实用科学，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他介绍说：为避免新同学在选修专业时有“匆率勉强之弊”，学校决定今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并不分院系（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不必即决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内细细体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习何科较为适当，然后再决定”。这种设想在当时不算什么，但是放在今天却是空谷足音。与那时的学生相比，我总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可怜得很：且不说初中毕业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好一点的也只能去职业高中接受专门训练；也不说为了适应高考，进入高中后又要面临学文科还是学理科的命运选择；单说考大学的时候，要在众多的学校和无数的专业中填报志愿，就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所谓填志愿就有点像押宝，其参照系往往是什么样的专业在毕业后好找工作；至于个人的志趣所在，性情所近，则几乎不加考虑。这种拉郎配式志愿选择，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几乎没有两样。 到了1941年，为庆祝清华建校30周年，梅校长又在《大学一解》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文章说，从心理角度来看，人格可以分为“知、情、志”三个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却只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再加上学校课程太多，学生压力很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知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也就在所难免了。梅的说法让我想到，近年来每逢发生重大事件，在电视采访中几乎看不到不同的声音。许多大学生和专家学者往往像留声机似的，只会重复权威发言人和社论的声音。这大概就是“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吧。 在这篇文章中，梅还反复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并反驳了“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衷主张。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出于以下一些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不是“新民”，而是扰民（这一点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基于以上理由，他提出专才教育， 必须改革；通专并重，“窒碍难行”；“通重与专”，方为上策。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2）
1943年，梅贻琦又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把专家贬为“高等匠人”，好像不大好听，不过比起冯友兰的“机器”之喻，还算客气。梅又说：“我认为目前的大学工学院的课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课程而论，工学院所能造就的人才还够不上真正的工程师”，更不要说培养工业方面的领袖人才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养成这种人才，“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愈多，就会使受教育者愈博洽，愈有能力。所以“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清华大学素有“工程师的摇篮”之誉，但是按照梅校长的标准，许多人恐怕很难胜任。基于上述思想，梅主张“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 二、潘光旦如是说 潘光旦，字仲昂（一说号仲昂），1899年生于上海宝山。他是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的，1922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攻读生物学、动物学、遗传学、人类学、优生学等专业，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上海几所大学任教，并参与胡适等人的新月社活动。直到1934年他才返回母校任社会学系教授，并兼任过系主任、教务长、秘书长、图书馆长等职。在清华大学，潘是通才教育的又一重镇，“他的治学原则是通，而‘通’的原则又归究到人”，因此大家说他的“人文思想较他的优生学更有名”。社会学系是清华园的一个大系，尽管系里有人与他意见相左（比如陈达教授就主张“专一”），但是该系还是享有“通才制造所”的美称。通才教育又称“自由教育”和“普通教育”，潘光旦于抗日战争时期写了许多涉及思想、文化、教育、政治等方面的文章，后来收入《自由之路》一书。 书中有许多深刻的论述。比如该书有一篇文章是讨论自由、民主和教育的。文章说，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个人要自由，社会也要自由，“不过社会的自由终究是建筑在个人自由之上”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一个“百分之一是独裁者，而百分之九十九是顺民”的国家里，要维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怎样才能获得个人的自由呢？文章认为这正是各级学校、特别是大学教育的任务。但事实上我们的学校却不是这样，那些职业技术学校姑且不论，就连大学也成了造就高级匠人的场所。潘先生感慨地说：如果“举世全是匠人，而没有几个通人”，那种锱铢必较、乃至同室操戈的局面就在所难免了。 这话让我想起爱因斯坦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严厉批判。爱因斯坦说：“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有关的选择的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有些人还以这样的办法试图伪科学地证明个人竞争这种破坏性经济斗争的必然性。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正像在一个蚂蚁窝里的个别蚂蚁之间的交战说不上什么是为生存所必需的，人类社会中各个成员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人们是有能力避免弱肉强食的。不幸的是有人仍然把竞争奉为社会生活的铁则，这就使社会结构丧失弹性，人际关系极度紧张。近年来师生仇杀、父子相残等旷古未闻的悲剧时有发生，通才教育的长期缺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爱因斯坦还说：“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用进步和变化。” 多年来，我们总以为爱因斯坦是一位单纯的物理学家，以为他是学有专长的楷模，殊不知他也是主张通才教育的。大约在1999年秋，《中国文化报》组织了“科学与人文对话”座谈会，一位科学家在会上说：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学科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难，所以我们的社会更需要一大批“搞科学的爱因斯坦，而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爱因斯坦”。他强调：“如果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爱因斯坦，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专业的爱因斯坦，我们的社会不就更美好了吗？”这种对专业的偏执、对社会的曲解和对爱因斯坦的误读，不仅反映其知识的狭隘，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教育的失败。 潘光旦在1948年7月前后还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题为《论教育的更张》。文章说，“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分工合作”，这也是专业教育的主要依据。但是我们要问，人究竟是为了分工而存在呢，还是在此之外还有其独特的人的价值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以蚂蚁为例，说蚂蚁的分工是一种本能，而人的发展却有无限的可能性。假如我们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像蚂蚁似的，训练他的某一种能力，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非人非“蚁”的世界。 文章还说，普通教育的出发点是以每一个人为目的的，如果过早地把学生纳入一个狭窄的专业范围内，就不仅不能顾及人的共性，还会扼杀人的个性。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普通教育所追求的是“共通基础”，它与工厂所要求的“同样标准”截然不同。前者是为了向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后者却是要把产品造成一模一样的类型。文章认为，专业教育所造就的专家除了一技之长外，还有很多短处。但是不少人却因为有一技之长，就非常自负。于是这种人越多，合作就越困难，冲突也越多，“国家的和谐康泰越不可问”。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3）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教育就理工农医而言十有九是训练，就文法而言十有九是宣传，就学生本身而言十有九是模仿。对于这种状况，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比喻：马戏班子训练各种动物，让它们模仿人的行为，是为了赚钱；如果我们的教师也干起类似的勾当，那就和马戏班的老板差不多了。他还说，就是训练和宣传，也未必多多益善：脚掌上的皮茧固然能越磨越厚，但是要想让其他地方的皮肤也磨出老茧来，恐怕下十倍的功夫也是枉然。更何况，过度的宣传和训练还能引起疲倦和反感，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该文引起很大反响，吴景超教授在他主编的《新路》杂志发表这篇文章时，还刊登著名教授吴泽霖、周先庚、樊际昌的讨论，其中又以樊的意见最有启发性。 樊先生指出：“或有人说，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是人类努力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缺乏这种理想，也就不会有文明的社会。我们的答案是，这种理想必须先尊重个人的存在，必须以个人为目的而不以个人为工具。在任何以个人为工具的社会秩序里，只有人格的被摧毁，而不会有人格的自由。又有人说，今日这种悲惨的局面的造成，不全是教育的责任，政治经济的措施几乎有压倒的力量，使教育无能为力。这是推诿责任者的看法，是迷信‘社会化’‘制度化’等等空洞名词者的看法。在他们眼光中，具体而囫囵的整个人格并不存在。”按照这一观点，不论你有什么样的理由、特点或特色，包括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民族习惯、社会风俗、国家体制、经济制度、国民素质、地理位置等等等等，我们的教育都应该以人为目的，不然这就不是一个“人”的社会。 三、冯友兰如是说 上述讨论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佛大学的教授们提出过一个报告，题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这份报告是在反思战争、反思人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那里的教授们发现，多年来过分强调社会分工和专业教育，有抵消人类合作、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这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也对民主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必须由自由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自由的个体，惟有充分尊重这个事实，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提出自由人格的产生，有赖于普通教育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普通教育强调的是“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大大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抗日战争胜利后，冯友兰就应邀去美国几所大学讲学，应该对美国学术和教育界的这一动向比较关注。他是1948年上半年回国的，这正是国内战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尽管如此，清华园仍然是荷花藤影，弦歌不绝。大概是受那份报告的影响吧，再加上梅贻琦、潘光旦等人的努力，清华大学类似的呼吁也日益高涨。到了1948年2月20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一下午3点，工学院的二十多位先生聚集在土木馆楼上的231号教室，讨论通才教育的问题。会议由陶葆楷院长主持，与会者有我们熟知的钱伟长、梁思成等国内第一流专家。会议认为：大学工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它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对社会及人生普通问题有相当之认识”的有理想的工程师，因此“各系专门课程应予减少”，“属于手艺性质之训练，应利用假期办理”。此外，为了使工科学生有时间和精力思考各种问题，还应该“吸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 5月28日，《清华旬刊》发表署名晓宋的文章：《严重的工程教育问题》。文章首先介绍了工学院即将举行改善课程的大讨论，陶院长希望同学们要多多发表意见。与此同时，抢救教育危机委员会也发放了调查表与讨论大纲，机械工程系的同学还发出呼吁，可见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紧接着作者指出：去年工学院教授会已经“一致指出了过度专门的不良倾向”，但如今大家还是“被压在繁重的功课负担下……累得连读报的时间也没有，更谈不到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了。他问道：我们的教育当局“是不是晓得糟蹋教育把青年学生当成塑料是罪过”？文章最后希望同学们要展开彻底的讨论，争取合理的教育制度的实现。 6月10日，清华大学自治会举办有关教育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从美国归来不久的冯友兰在会上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说。冯先生1895年生于河南唐河，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翌年赴美国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从1928年开始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院长、秘书长等职，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离开水木清华，他对那里有着特殊的贡献和感情。 我注意到，这篇演讲稿好像并未被收入冯氏《三松堂全集》，秦仲德在《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中也没有提到此事，所以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演讲中冯先生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学的性质，二是教育的目的。关于前者，他说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个处室，而是一个传授知识的教育部门，一个追求真理的研究单位，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这些话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学术、教育要自由独立的深义。至于后者，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在这方面，大学与职业学校有明显不同。冯先生说，职业学校重在“有用”，它训练出来的学生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有某种“特殊机能”；但如果以为这就够了，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会像茶杯可以盛水
( 回眸老大学余韵,重温大学精神:逝去的大学 http://www.xshubao22.com/6/6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