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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学生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有某种“特殊机能”；但如果以为这就够了，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会像茶杯可以盛水、板凳可以坐人似的，只能是一个“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在这次演讲中，他还对“人”是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作了通俗易懂的解答：“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冯先生还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之所以应以“君子不器”为准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人类不仅仅是面临吃饭、穿衣等“有用”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吃饭、穿衣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需要；第二，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有些甚至永远也看不出来。强调“有用”，其实是无知的表现。再说，许多“有用的学问已有职业学校及工厂去做了”，这就更需要我们的大学去研究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传授那些好像没有出路的学问。在谈论上述问题的时候，这位哲学家还不无幽默地说：按理说学校训练出来的人一定是会做事的，然而学哲学的能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呢？“世界上有各种职业学校，就是没有‘哲学职业学校’！”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4）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之际，冯友兰曾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中说：“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他还说：“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何，我们要继续着这个传统，向前迈进。”②没过多久，清华园就随着政权的易手而发生巨变。在此期间，冯友兰以校务会议主席的身份完成了交接任务。那时他恐怕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两三年，这座具有光荣学术传统的清华园竟变成了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那场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的讨论，也以后者占据上风宣告结束。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爱因斯坦为《纽约时报》撰文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尽管如此，清华大学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不归路。于是老清华的消失，包括清华传统的沦丧和通才教育的失败，也成了冯友兰的一块最大的心病。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苦难。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的入侵开始，中间经过军阀统治、日军侵略与大规模的内战，一直到50年代的政治运动、60年代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不知有多少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有人说苦难使人思考，但假如面对苦难的不是“人”，而是“机器”或“工具”，是否也会有思考呢？总之，当清华大学已经走过90个年头之后，倘若我们仍然不能领悟通才教育的意义及其作用，我们就不能清除产生专制和腐败的土壤，整个社会的人格猥琐、思想委靡和精神委顿就会加剧。长此以往，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强国之梦，也只能是遥遥无期。 作者简介： 智效民，1946年生于山西太原。1964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庭问题”未能考上大学，遂下乡插队。1971年回城后曾在小学、中学任教，1986年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著有《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心理的单间》等。
三所著名教会大学集体“消失”（1）
文/李杨 1952年，上海三所著名教会大学：中国资格最老的圣约翰大学、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沪江大学、马相伯先生创办的震旦大学，集体“消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1952年秋，上海。落叶缤纷的季节。圣约翰、震旦、沪江，这三所著名学府走到了尽头。 这三所学府都是教会创办的。圣约翰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沪江是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震旦大学则由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创办。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它们集体“消失”。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第二医科大学、上海机械学院。 与革命运动颇有渊源的复旦大学，则接收了圣约翰、震旦、沪江、浙大、交大、南大、安徽大学、金陵大学等文、理科的有关系科，变得强大起来。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教育界感到：苏联模式有其历史作用，但它培养的人才太“专”，缺乏适应能力和创造力，人文精神无从谈起。人们开始思考那场院系调整的得失。但除了官方文件以外，资料十分稀缺。 消失的大学唤醒了这个城市的记忆。 清末民初：教会大学初现中国 和北京的燕京、辅仁等名校一样，上海这几所大学也是教会创办的。 说起来并不难理解。在美国，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到芝加哥大学，无一不有教派背景。它们都经历了漫长而完整的“世俗化过程”。 教会在华办学与传教几乎同时开始。100年前，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在兴办新学的热潮中，借助留学的便利，教会学校开始高速发展，对社会影响日深。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了十分之一。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在梵王渡（今万航渡路）创办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改组成为沪上惟一高等学府。 1903年，震旦大学由“毁家兴学”的著名教育家、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在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5年，马相伯与耶稣会教士的办学思想产生冲突，马相伯转而创办复旦，震旦由耶稣会全面接管，校址位于现第二医科大学。 震旦大学是天主教背景，圣约翰由圣公会创办。相比之下，沪江大学的传教士则来自提倡自由主义的“低派教会”——浸会。 1906年，沪江大学校董会选择了杨树浦西北岸一块面积165亩的荒滩地，开始建造校舍；1909年2月，沪江大学正式开学。和圣约翰一样，沪江大学除了国文外，其他均以英语授课。 “这所学校以它‘什么都缺’惹人注目：学生、教师、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都缺。”当时，一位沪江大学的传教士（教师）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世俗化、本地化的影响下，大学最初是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但一直是赔钱的。据资料记载，学费占了办校资金的很大一块，此外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都由教会提供，传教士（教师）不必由校方支付工资。后来中国人的捐助开始增大，但始终没有占到主体。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教会学校“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制约。它们所发的文凭来自美国，便于学生留学。 黄金十年：“私立高校”被认可 1925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在华设立学校认可办法》，要求校名冠以“私立”，校长须为中国人，中国人须占校董会名额半数以上，宗教科目不得列入必修等。 沪江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是时年31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刘湛恩。1929年3月18日，沪江在国民政府立案，成为上海第一所立案的教会大学。 华人校长是“本地化”的应有之义。真正麻烦的是大学“校产”的归属。1929年7月，沪江校产的租赁协议签订：作为校产拥有人的“美国董事会”以每年一美元的象征性租金把校产租给“沪江校董会”（管理者）。 立案程序并未对高校产生什么影响，只是统一了教学大纲。20年代初期的学制改革已经将原先的“日式教育”改为“美式教育”；而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也是美式。 在短暂的和平时期，圣约翰、震旦、沪江的毕业生一批批进入上海社会，为母校赢得了声誉。仅圣约翰就培养了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林语堂、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潘序伦、施肇基、王正廷、经叔平……他们大多出身富裕家庭，成就则远超父辈。 “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或者说‘自由职业者’。”王立诚如是说。 王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专著《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中，他指出：江南教会大学的学生世俗化程度颇高，部分原因是高昂的学费。圣约翰曾让张爱玲负担不起学费，中途辍学。 大学本身也在世俗化。1914年，一位震旦的教师抱怨“课堂上都是异教徒，没有人祷告”。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非教徒；到了30年代，沪江大学则连神学院都不办了，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 王立诚如此描述它们的毕业生：“带点洋话，知识水平比较高，学到的东西在租界经济圈里派得上用场：学医可以开诊所，学商科可以当经理……” 这段时间正是“海派文化”的形成期，学校领社会风气之先：圣约翰校训“光和真理”，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其商科学的是经济学理论；沪江注重中国化、学以致用，其商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商业管理”、“商业心理学”、“市场学”、“风险管理”等；此外，沪江化学系闻名全国，还率先创办了社会学系，夜校也为时人称道。 虽然如此，但在当时，这些“外资私人办学”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水平已经难与国立的清华、北大相抗衡。因为办大学需要大笔投入，只有燕京能与一流国立大学抗衡。 沦陷—解放：沪江两任校长的命运 1937年11月，日军进占上海，沪江的校园被日军侵占，后虽经交涉，仍不允许复校上课。学校本部只得迁往城中区商学院，与圣约翰、东吴、之江等组成教会联合大学，继续开课。 刘湛恩坚持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不为日伪当局所动。1938年4月7日，刘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候车时被日伪买通暴徒暗杀。殉国殉教，求仁得仁。
三所著名教会大学集体“消失”（2）
抗战胜利之后，沪江大学迁回军工路原址，迎来了最后一任校长凌宪扬。41岁的凌1927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商科，1929年获南加州大学工商硕士学位。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建立中央印制厂，负责印制钞票。 在教学上，兼工商管理学系主任的凌力主扩充沪江的传统强项——商学院，提高淘汰率，以实现其“学术复员”。 除了教学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四处讨钱养活学校。他向美国援华联合会、联合国救济总署及国民政府伸手“拉赞助”。1947年中，凌宪扬访美120天走了59个城市，对捐助者作了91次演讲。 面对通货膨胀，凌甚至做些投机生意让捐款得以保值。有一次，他得到万美元修教工宿舍。经校董会批准，他用这笔还没有到位的钱从政府那里囤积了一批平价纸张并高价售出，用售得的钱来造房子。 1948年初，米价一日三跳。10月蒋经国改革失败之后，这位挣扎着办学的货币银行学专家终于“不知道为了让教师养家糊口，到底该给他们多少钱”了。 一段昏暗的日子之后迎来了解放。面对新政权，凌宪扬分析：“共产党人可能对我们的课程设置会施加一些控制，但我们想他们不会接管学校。……我们将留在这里，只要学校还能办下去。”凌拒绝担任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发行处处长，拒绝离开上海。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妻儿都在这里。在这个时刻他们选择和我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快乐。……只要我对大学还有用，我就会坚守岗位。” 1949年5月，杨树浦刚解放，凌就遭到了校园里“革命群众”的嘘声，无奈辞职回家。沪江大学从此没有校长，只有校务委员会。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校。凌宪扬于4月被捕，1960年死于狱中。 大道无行：高等教育“一边倒” 新中国的教育被分为“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三个阶段。“十七年”是新中国教育的原型。 1950年10月，教育部接办“闹情绪”的私立辅仁大学。 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已经逝世的陶行知被点名批判，陶的“生活教育社”随即停止活动，民间办学至此中断。 在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看来，1952年是个“多事之秋”：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被取消；学分制改为学年制；采用苏联教学大纲……还有，招生和就业的两个口子被“扎”起来了，“自由知识分子”已无立锥之地。 “院系调整”之后，全国的综合性大学由55所调整为14所；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圣约翰、震旦、沪江的负责人都对解散各自的大学表示了热情支持。 1992年，高校再次调整。与1952年不同的是：变“条块分割”为“条块结合”，变“专业化”为“综合化”。学分制等被丢弃的做法被重新拾起。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莘莘学子已成垂垂老者。 2003年，震旦校友举行了母校“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在西藏南路青年会宾馆，圣约翰、沪江的校友会仍在活动，每年校庆都有大小不等的聚会。沪江校友会还和机械学院合作，重新办起了夜校。 记忆中的影像日渐模糊。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不同的大学，相同的命运
文/陈远 自上个世纪北大百年肇始，学界谈论大学渐成风气。不过，时贤所提及的大学多为声名显赫的国立大学，譬如清华，譬如北大，又譬如说中大。众人评说国立大学，自有他的道理，且不说国立大学得天独厚，有强大的国家财政支撑，又有众多精英为其建制殚心竭虑，但就在资料保存的完整性上，就让所有治教育史的史家心动。更何况现代大学问题重重，几近积重难返，也不由得让人怀念过去的老大学、老故事。 国立大学的历史受人瞩目理所当然，然而这不是说私立大学就理应受到冷落。而今日之情形恰恰如此，一方面是国立大学的备受瞩目，另一方面是私立大学被有意无意地“打入冷宫”。旧上海三所私立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相似的命运，或许可以为我们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在中国教育史上，大同、大夏远远不如南开、光华等私立大学那样有名，但在当时，这些学校都曾经名盛一时。 大同大学创办于1912年3月19日（时称大同学院），其创办人均为北京清华学堂的教师，他们因为不满清华学堂陈旧的教育方式辞职一同来到上海，共同的宗旨（己预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使他们在一起创办了“立达社”，并想用立达社来改革中国的教育。大同大学即是这一思路的产物。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名字：胡敦复、平海澜、朱香晚、吴在渊、叶上之、郁少华、张季元、顾养吾、顾珊臣、华绾言、曹惠群。 校名典出《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原规定“社为干，校为枝”，即大同大学只是立达社兴办的一个试点学校。大同大学的办校经费不向社会募捐，不接受私人或团体赠款，仅依靠社员自集经费。这种书生气十足的办学方式当时几乎遭到了所有人反对——这来自家人，更多的人的态度是嘲笑。但是大同的同仁“但忧毅力不充，不患度支之不足”，一如既往地把大同大学办了起来，并且成为了当时旧上海虽然是最穷但是教育质量却非常高的大学。由于经费不足，立达社于1920年开始接受社会资助，但是并没有改变大同私立的性质，也并没有因为接受资助而使教育沦为金钱的附庸。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学潮最为频繁的时候。学潮有的时候是因为国是，但也有时候是因为人事纠葛、派系斗争。当时的环境对于教授还是比较宽松的，教授们在大学之间可以自由流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实在不行还可以自己创办学校。大夏大学的创办者们当初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心态。1924年6月，厦门大学三百余位教师和学生闹学潮离校到了上海，在原来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人的帮助下成立“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改名大夏大学。大夏跟大同比起来显得很幸运，她不像大同那样困顿。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叫何纵言的学生，这个学生有一位显赫的哥哥，叫何应钦，引得社会名流纷纷捐资。我们可以单看当时的校董名单就可以想见其阵容：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傅式说等。说到教授更是囊括名家：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当时炙手可热的杜月笙也曾经屡次帮助大夏。可见大夏当时的盛况。 与上述两所学校相比，光华大学相对来说还算是没有被现在的人们完全忘记，时贤论及以前的教育家，也多有提及张寿镛。这所学校同样也是学潮的结果。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强行阻止学生组织起来的声援斗争，这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来说本来也无可非议，校长的主要责任毕竟在于维持学校的正常进行，不过当时学生并不好惹，尤其是一个外国校长在涉及民族情绪的事情的处理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6月3日，部分学生发动“离校”运动，中国籍教师孟宪承、钱基博、张寿镛等17人为支持学生也同时宣布辞职。教育家自有教育家的眼光，虽然在离校这个事情上支持了学生，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学业。随后由张寿镛负责筹划经费，王省三（其子王华照是当时的学生）捐出大西路90亩地作为校址，成立了光华大学。在张寿镛的管理下，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光华大学就发展成为了旧上海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进驻租界，光华大学被迫改名，但是也避免了日伪的控制和教育。 这三所大学相似之处颇多，首先是创办年代（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创办地点（上海）以及创办的原因（学潮或者人事纠葛），其次是性质相似，都是私立大学，都有很高的教育自主权。不过，意味深长的还在于它们共同的命运——被解散、取缔、或者并入其他学校。这自然要提起上个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加速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或者说速成。但它的深层理由却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是说，首先它要打破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所以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原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标志就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消失。”（谢泳《从院系调整到大学合并》）本来科学知识的研究、传授本无阶级、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之分，教育同政治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然而，随着解放初期教育改革运动的不断扩大，程度的日益加深，院系调整就成为了新的人民政府要对旧世界的所有一切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的指导思想在教育领域内的具体表现，这样就把教育不加分析地同政治等同了起来，把一些纯属学术方面的问题纳入了政治思想范畴。50年过去了，当我们纷纷质问为什么我国不能产生像哈佛、耶鲁这样著名的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人记得那些大学一直存在着私学传统，在教育自治上有着绝对的权力？我们是否还能记起在以前，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学校？ 听说最近有一个关于促进民办教育的法律要实施，不过我在想：现在我们还有多少私学的传统？面对现在众多如企业一般运作的民办大学，我看不到一丝大学的影子。
清华风物今安在？（1）
文/陈远 历史常常诞生于偶然之间，但是偶然诞生的历史往往又能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作为国耻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与清华大学的诞生均无必然之联系。但是历史的诡诞，偏偏让这两件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个中原由，恰可用本文的开端作为解释。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梁诚有一次往见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谈话中这位美国的国务卿无意说出了“赔款原属过多”，长于涉外的驻美公使当然不会错过良机。于是，梁诚一方面要求美方带头核减赔款数目，一方面又急报中国政府，建议向美交涉要求美方退还多余的款项。如何使美方把落入口袋中的银子再掏出来返还中国，梁公使想必大费心思。及至1907年12月3日，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美国总统在国会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度能渐渐融洽于今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翌年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路提正式通知其驻华公使柔克义：总统于1908年12月28日的实施法令种植事赔款从1909年1月1日开始。这一段曲折，便是被老一代清华人称之为“国耻纪念碑”的“游美学务处”的由来。 今年3月份，我曾到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家中与先生进行过一番关于梅贻琦校长的对话，那篇对话最初经我整理，殊不尽人意，后来硬着头皮令黄老审阅，黄老不辞劳苦，又经一番加工，几近重新写过，遂使文章文采斐然，此亦见黄老治学行文的严谨。那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我供职的《中国产经新闻》，随后我即因报社操作的不规范而离开报社，赋闲在家。其时，黄老以其多年研究清华校史的大著见赠。《图说老清华》即为其中之一。 赋闲在家，除了抓紧时间另觅饭辙，更免不了读书自遣。黄老的几本大著伴我度过大半无聊的时光。《图说老清华》以清华的校史为纲，借图片描绘老清华的轮廓，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爱读书不求甚解”的人来说，在读图的过程中遥想清华的故事，自然是最惬意的事。 清华前期人物，周诒春自然不可不提。周是清华学堂改称学校之后的第一任副校长，在首任校长唐国安卸任之后顺利接任，任职期间，于清华建树颇多：硬件如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的兴建，软件如“人格教育”和“三育并举”的倡导，均为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之事。而尤为不可不提者，则是1916年他呈文外交部，请“逐步扩充学校，设立大学部”，此为清华成为中国独立教育事业之开端，在清华校史上可谓浓墨重彩。周的呈文以行楷书之，洋洋数页，涂抹修改之处颇为不少，可见周校长擘画清华蓝图之心血。据黄老统计，在1959年公布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学生达28人之多，其中有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以及哲学家金岳霖，等等。早年的甲所与乙所为校长住宅，简陋而古朴，与我现在所居住的小房子几近相同。所不同者，当然是前者宽敞许多。这一时期梅贻琦已学成回国，在清华出任教务长（1926…1928年），不过其时周诒春已离任，当时的校长为曹云祥。 这一时期的教师合影看上去也颇具意味，譬如1921年的教师群体：国文部的梁启超诸人一律长衫马褂，而其他各部则均为西服革履。遥想这一群风流人物行走于清华园的情况，令人忍俊不禁。服饰的不同，其实代表了文化取向上的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多元性。 国学研究院也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成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4位各具姿态，可谓天作之合。而吴宓则是国学研究院的主任。朱自清这时任教于中文系并兼系主任，刘崇则是历史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后来当了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先生，当时则是算学系的教授并兼系主任，其他的名师如叶企孙、陈岱孙也都身居要职，他们当时的照片看上去年纪都不大，好像都在30岁左右的样子。于是我就想我怎么就没有早生那么百八十年？就算不能在清华当个教授，去清华当个学生还是可以的吧？后来梅贻琦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谓渊源有自。 转眼到了1928年，清华学校鸟枪换炮，改称国立清华大学，光听名字就气派了很多。不过，国立清华大学可不光是名字听起来气派，虽然在此之前的清华学校几经曲折，甚至有几位校长竟然为学生所驱赶，连首任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罗家伦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命运。不过平心而论，罗校长气魄极大，于清华之奉献在清华校史上亦有举足轻重之位置。罗校长在接管清华之初即强调师资之重要，他说：“要大学办好，首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他又说：“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此可视为后继者梅贻琦“大师论”的滥斛。其在职期间，开放女禁、淘汰冗员、调整学系、兴建土木均有雷厉风行之势。惜乎这位党国新贵作风比较专断，最终为清华师生所不容。罗校长离校之后，大家都认识到清华的校长不太好当，无人再敢轻易接管清华这块烫手的“热山芋”。而梅贻琦“生斯长斯”，虽知前途艰难，但依然临危受命。梅先生有句名言：“为政不在言多，故力行耳。”其人沉默寡言，但却受众望所归，于是清华上下对此均无异议。梅先生为清华校史最为出活的校长，清华教授治校之传统可谓自梅先生始。此传统常为时贤追怀与击赞，非有大气魄大胸襟者不能为。此期间清华不惟大师林立，且英才辈出，如1929级的王昌、沈有鼎、施士元，1930级的李健吾、萧涤非，1931级的余冠英、夏鼐、钱思亮，1933级的吴祖湘、林庚、乔冠华、万家宝、钱锺书等等不一而足。各种学会在此时期空前活跃，诸如中国文学会、史学会、社会学会、哲学会、物理学会等等，少者十余人，多者则达六七十人，譬如化学会。若非此后战乱频仍，清华于学术上的建树实在不可估量。 1937年卢沟桥事变，7月29日北平沦陷。清华、北大、南开奉命南迁，始迁长沙，后辗转而入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凝视当时的校舍，不由令人心酸，其时的女生宿舍，竟还不如笔者中学时代所住的集体宿舍，想来教授们的住宿条件也强不到哪里去。无怪乎费正清访华时要惊叹他的老友们是如何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保持学术热情的了。联大的三位常委中，张伯苓曾经是梅的业师，蒋梦麟的资格也要比梅贻琦老，当时张蒋二位却有意让梅多担其事，毫无间隙之心。梅处事则事事体现至诚至公，使得三校均无意见，殊为难得。当时的联合大学并非别无分号，但是持续时间较久且成绩卓越者则只此一家。刚才说到教授们的生活条件艰苦，但是这时教授著述的数量却为数不少，文理科的教员均有硕果累累，这可以从存留的照片上看得出来。师生们的民主活动亦是此起彼伏，比较著名的有张奚若和吴晗的演讲，从照片上来看，听者甚众，几达数千人，令人艳羡不已。如今就演讲条件跟以前比起来已经是大为改观，且不必有生命危险，但此情此景则不复见矣。
清华风物今安在？（2）
抗战胜利后梅先生依然掌管清华。远在抗战前夕，以梅为首的清华校当局曾制定过一个“大清华”发展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复员之后的清华有了很大的扩充。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频仍的内战和无休无止的学潮。及至1948年梅先生选择去台，清华的历史便从此告一段落。 如今清华的后人中，据我所知，梅贻琦的公子现已80高龄，居北京。年前我曾想到府上拜访，惜乎老人住院，未能成行。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当面问问老人：清华风物今安在？想来老人不会笑我迂腐。
云南大学：被遗忘与被损害的（1）
文/周重林 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熊庆来 随着毕业的日子日益迫近，我渴望对这所大学有更深入的了解，结果令我十分沮丧，这是一所缺乏个性和没有记忆的大学。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在图书馆呆了整整两天，希望找到有关云大的一些较为系统的书籍，这种期望的结果与若干年前一样，无功而返。已经翻乱了的《东陆春秋》，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手中搜集的，是散乱、零碎的只言片语。以前我一直相信，会有人写出一本有自己历史与个性书，哪怕是诸如《北大往事》的集子也可以，而不是如《云南大学志》那样流于枯燥资料的堆积。 现在完全可以肯定，随着玉溪校区、“软件学院”的纷纷建立，一个新的云大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在如何表达内心喜悦的问题上，这所学校显得过于无动于衷和缺乏足够的想像力。更大的面积，更多的教学楼与更庞大的人群，是不是一定伴随着更浓厚的文化氛围？ 在施蜇存的回忆中，云大美丽而富有气度，是“群贤毕聚”之地。在他的《怀念云南大学》里，记叙了外地学生初到云大时的惊讶：如此一个边陲之隅，竟会有这般富丽堂皇的建筑？法国式的杰阁察楼，希腊式的圆柱和高而宽敞的教室。他说的是会泽院，这是以大学创办人唐继尧的家乡“会泽”命名的。会泽院“纵七丈，横二十三丈四尽，凡二层”，前有石阶95级，使得每一个站在面前的人都会产生登高仰止之感。78年前，唐继尧先生就是在此给青年学生致训词的。他说云南大学旨在“培养优秀人才，伸张正义而发达民治”，并说“……希望诸君以德育为主。今之乱世极矣……欲因挽救，专赖此一般青年”。昔日的青年，在“一二·一”运动中，在“反美扶日”的运动中，在“七·一五”事件中，奉献出他们的青春与热血，为云南乃至中国的自由与发展付出了一切。稍后到来的熊庆来，也住进了会泽院，这位肩负着“为桑梓服务”和延续“学术生命”的中年人，是那样地满怀忧虑：“欲成为有一健全学术生命之大学，距离尚远，因之在精神上之表现，吾人亦未认为满足。”要办出另一个清华，谈何容易，更何况当时国家内忧外患。诚然，如果没有极端困难的环境，也就无法窥到熊公的天才之处。“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吾校同仁及同学，于此意均深为重视，而有卓然之态，故在个人生活极艰苦之时，或学校环境极动荡之际，校内工作每能不受影响。……因时局之剧变，财才艰难，物价狂涨，待遇调整，远不能适应需要，同人物生活，每濒绝境，然弦歌从未中断，而课外之研究工作，继续推动者仍复不少……余故深感庆幸。” 那些口口声声唠叨云大辉煌的人听到了吗？那些大肆口诛笔伐云大的人听到了吗？什么才是云大的传统，什么是云大的精神？今天的云大，比起二三十年代，不知好了多少；尽管如此，学校仍然在扩大建设，毕竟“硬件”是办学的先决条件。可是，这也恰恰能说明问题，当年的经济困难打了如今的云大一记响亮的耳光，更好的物质条件并没有遏制教育水平的下滑，许多老师忙于创收而无暇顾及教学，大学越来越像街门和工厂，成了晋升与腰包鼓胀的又一个亮点。 我们有必要追问云大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加入“211工程”的云大并不意味着什么，新的契机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1949年以来，熊庆来留给云大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历史的叹息声如今显得异常沉重。我总是希望在云大的某个地?
( 回眸老大学余韵,重温大学精神:逝去的大学 http://www.xshubao22.com/6/6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