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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形成与当时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相关。这些人一般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主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曾引起很大反响，社会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给胡适写信，表达对他的信任。胡适当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国内。蒋介石先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这说明政府认同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可以理解为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是平衡的。从严复、蔡元培经蒋梦麟到胡适，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他们和政府之间，基本是一种诤友的关系，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有人格和知识作最后的底线。蔡元培和胡适他们曾有过“好人政府”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时期尊重过这种意见。当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曾有过名教授从政的先例。从早期的罗文干、汤尔和到后来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与何廉等，可以说，早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与政府有过“蜜月”时期。这种“蜜月”的建立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信仰有相当的敬意，二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期历史上，政府官员和他们有天然联系，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主要来源于科举，科举的传统是特别看重同年科考，这一传统到了现代转化成同学同校之谊。 1949年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在政治活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在国家与社会发生对立时，他们居间调停，化解矛盾。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没有这种力量。国民政府时期，大体保留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码尊重，有冲突，但主导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是强者，他们的合作是强弱之间的合作。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召开庐山谈话会，当时主要国立大学校长基本到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 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主要是政治关系，而不是一般的谋生关系，它的主要意义是在精神方面。1949年之际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政权转换，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 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他和政府之间已没有往日的平等地位，他与新政府之间只有屈从，没有独立。中国大学校长身上的独立性到了马寅初这里就绝迹了，他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中最后一位在政府和校长间显示了自由精神的人。
学历当年
文/杨建民 前不久见到一篇文章，读毕后才知道，通数国多种语言，学问渊博的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虽在西方多个国家游学多年，却没有获得个什么“博士”学位。对此，陈先生这样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年年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还说，自己从20多岁到德国，立志尽量多学几种语言。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上，至于有没有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 其实，抱着与陈寅恪先生同样心思，不多关心学位，而最终成为饱学之士的文化人，还颇有那么几位。例如近年来笔者曾研读过的著名翻译家、诗人梁宗岱教授。1924年，只在广州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读了一年的梁宗岱先生，听从李宝荣老师关于真正有志于文学，就应该去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国的教诲，前往欧洲游学。在法国，他结识了现代派诗人保尔·瓦雷里。瓦雷里告诉梁宗岱，求学要务求实学，看重博采；汲取西方文化，要从精义入手，不必为虚名去钻某一学科的牛角尖。这些深刻见解，给了梁宗岱很深的影响。在欧洲的几年里，梁宗岱曾潜心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著名学府游学研读，广泛吸收西方文化营养，并没有为学位的单一学科束缚。回国后翻译了许多西方诗文作品，质量颇优；他的不多的文艺理论著作，近年来集中重版，仍获得很高声誉。 到西方学习，却又并不专攻什么学位，可以知道的，应该还有翻译家傅雷、美学家宗白华、诗人艾青、作家兼记者萧乾等人。他们都在西方游学有年，却似乎没有专攻“硕士”、“博士”学位，但从今天看去，他们的学识和成就，在各自领域应属一流吧。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史上，另有一批只有不高的学位，但同样做出很大贡献的学人。譬如王国维。王国维是上个世纪初少有的学贯中西、既精且博的大学者。他在史学、哲学、教育、文学、文字、音韵、版本目录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在蒙元史科、汉魏石经、殷墟文字、汉简唐卷方面，尤有前人不及的造就。可谓新学旧学，熔于一炉。但说起学历，却有限得很。他从7岁起读过近10年“私塾”；后来在“东文学社”半工半读了两年半日语和英文。两次“乡试”皆未中，加上16岁时考的“秀才”名分，也就算是相当“中专”学历吧。 鲁迅先生人们十分熟悉，他的小说、杂文创作之外，还有《汉文学史纲要》和开一代时风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述。他到日本留学是学医，进的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历算不得高，而且所学与他后来从事的专业基本“不搭界”。 著名学者、教授梁漱溟先生，以研究哲学、佛学、东西文化著称。但他的学历，是毕业于顺天中学堂。大约相当于专科吧；现代学者舒芜先生，早年广泛涉猎哲学及文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论文；在大学教授过“墨子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历代诗选”等课程；近年来发表数种研究周作人的著作，有相当影响；而他的学历，是“高中未毕业”…… 粗粗举了以上这些例子，其实是想谈及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以上这些学人，虽然没有到西方攻什么“学位”，在国内也没有甚至“大学本科”学历，但是，环境却并没有因此而拘牵他们的手脚，而是给了他们各自发挥自己才华的一片天地。 陈寅恪先生，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回国后却立即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后来又在数所高等学府担任教授。他关于历史、文学方面的著述，大都是在这些院校完成的。可以看出，不是他的学位，而是他的学识能力，给了他施展长才的机遇。 梁宗岱先生，要说学历也只是大学“未毕业”，但就在欧洲游学期间，便接到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聘书，请他以教授和系主任身份回国主持北大法文系，梁先生当时年龄不过28岁。后来他又在著名的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执教，可以说丝毫未受“学位”影响。他后来的成就与这种不看重“学位”的重用有很大关系。 傅雷先生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以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享誉读书界；宗白华先生长期在著名学府任教授，以“美学散步”的人格学风影响深远；萧乾先生的著述和翻译作品，尤其晚年与夫人文洁若先生完成“天书”《尤利西斯》的翻译，使他的文艺才能发挥尽致…… 王国维先生学历虽不高，但他的学术成就却赢得广泛认可。他的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他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在学术一路，均可称为开山之作；他的史学研究使他被誉为“史学大师”，他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而这导师仅有4人，是梁启超、陈寅恪一列的，他的成就和地位，似乎并没有受到“学历”影响。 鲁迅先生不用多说，他以“医专”学历，后来在北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担任教授之职。他后来的文学成就与这些教职应当有所联系。学校营造的学术氛围使他的学术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给他奠下了深厚的、非同一般作者可及的功力。今天人们读鲁迅杂文，常惊叹其犀利，而杂文写到耐读、耐时光打磨，绝非随随便便看到报纸发一段议论可及。想来今天少有几位杂文作者可以完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那样的一流学术著作。 梁漱溟先生，虽只是中学毕业，但蔡元培先生读到他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之后，马上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可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如陈独秀、马叙伦一流，而梁漱溟当时只不过24岁。这样的重用，对他的学术生涯无疑有重要影响，他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与蔡元培先生别具一格的使用有莫大干系。 舒芜先生虽然“高中未毕业”，但后来却在多所高等院校任教，并且最早接受副教授职务时，年仅22岁，用今天话说，这算是真正的“破格”使用。 由以上所列举例子可以看出，这些学人或并不过分注重学位，或没有多高学历仍孜孜以求，基于的外部环境是，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学位”并不十分重要，学校、甚至著名学府照样可以聘用，这使得学人们心思更多用在求知而非“学位”上；重在广泛涉猎而非早早被一个专题束缚起来。倘使当时亦如今天这般过度看重学位，以无文凭便不能聘用，更不用说升职等为限制，那么，陈寅恪、梁宗岱、宗白华等能不能被聘用很成问题；大约鲁迅、梁漱溟、舒芜等人不可能进高等学校任教是肯定了的。 由此想来，当年这种注重实学、不慕虚名的开放风气，真正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蔡元培先生近年常为人们念及，他“兼容并包”的吸收人才观念更屡屡为人推重，这或许与人们感于今天过于重视学位、缺乏对人才特殊性注意有关。在时下职称考评、晋升都与学位紧紧捆在一起的情状下，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些不重学位，或没有很高学位的文化人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了解那一代人如此开阔、大度的用人理路，也许并非没有启发意义吧！
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1）
文/陈明远 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焦点。本文考证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60多年后的现状做一比较分析。 虽然19世纪末年满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设置，但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大学制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贫寒的家长，甚至是几代文盲的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学校徽而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啊！一个催人泪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经典影片《神女》中那位“她”，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大学生，便以卖笑所得的钱，供儿子的学费。这部无声影片的解说字幕中写道：“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这是阮玲玉所创造的一个最灿烂的艺术形象；而《神女》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流芳百世的杰作。 通常认为，在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 那么，20世纪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恰好这就是我的研究项目，正可以用第一手史料准确地给出答案。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本科正式生学费55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20圆；医术费（药费另计）2圆；体育费2圆；杂费2圆。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 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 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大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 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 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 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 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30年代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 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2）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 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文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从货币购买力看大学学费 为了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指数”、“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我在前些年所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专题研究中，由统计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这个基本换算率，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举几个形象的例子：在30年代，1块银圆可以买6斤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两本不太厚的书；北平1块银圆足可以请客涮羊肉，上海1块银圆可以买两份西餐。最豪华剧院的入场券为2银圆，梅兰芳等“国剧大师”的票价为1银圆；一般电影票价为2角…8角银圆。 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 如此说来，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 又，据新华社消息，教育部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 那么我国目前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 还有一个统计资料是有关“我国两亿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我国两亿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491元，人均年收入5888元；根据“十五计划”，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将达到666元，人均年收入将达到8000元。 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说，目前我国大学的学费至少相当于普通职工4…8个月的工资。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肯定比城市差得远；但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本文暂不能进行讨论。） 由此看来，大多数市民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虑，是应该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的。 几点建议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方能得到缓解呢？我的初步建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切实提高工薪阶层按劳取酬的实际货币收入。 （二）大幅度地、迅速地提高国家教育经费，从而在实质上降低大学学费。 （三）普遍发展和加强奖学金制度，鼓励优秀学生，保障杰出人才的培养。 （四）对于贫困学生、特别是贫苦农民子弟实行有效的助学金政策；等等。 现实可行的目标是：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降低到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三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这个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的水平；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在今天也一定可以达到的。 以上这些研究和思考，不一定妥当全面。但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
大学之魂（1）
文/萧雪慧 无论风云变幻、世事无常，人们始终对大学抱有比别的许多事物更为特殊的期望。然而提及现今中国大学状况，这个话题不轻松。 几十年间，人们看到，当政治风暴来临，它挣扎、颠簸，然后是一次次地随浪沉浮；当一切市场化的非理性狂潮袭来，它几乎不加抵挡就顺潮而行；当一个个彼此矛盾冲突的潮流飞快地迭出，它又带着眩晕感落入漩涡，在里面乱转。大学与自己置身其间的社会实况了无界限，被风浪打得、潮流冲得丢魂落魄。恐怕这就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状况的基本写照。 这副尊容与人们期待的形象差得太远。 一 大学的形象关乎人们对大学这一事物的认同，也关乎大学的自我身份认同。大学应该呈现什么形象？还是让我们从世界上的伟大学府那里寻求答案吧。 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称得上现代大学鼻祖。它在中世纪时期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特权。从此，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自治团体昂然于世，在此后若干个世纪中，巴黎大学最经常地使用了罢课手段来维护和扩大自治权。这种对外的斗争展示出了大学的独立形象。在校内，这个教会的第一神学院发展出一种自由论辩的传统，提出各种令人不安的问题，进行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富成果的交流。这又展现出大学的另一基本风貌——对知识和真理的无私追求。它还一开始就以国际性面对世界。即使在当今世界也弥足珍贵的世界主义，早期就从这里发散出去，但它同时又以“传播法兰西精神最活跃的发源地”而著称。可以说，巴黎市享誉世界的特性——最富世界性，又最具法兰西的民族性——正是由巴黎大学熔铸出来的。 欧洲另一所最古老的大学，巴黎大学的姊妹学校博洛尼亚大学，是作为法学院开始自己的校史的。诞生之初，就以富于使命感的形象出现于世。早期，她致力于使罗马法重放光芒，让古罗马文明光照人间，这种努力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到来作了准备；当意大利处于豺狼包围中之时，她又站在斗争前沿，正如意大利民族诗人卡尔杜齐所说：“在战火中，在博洛尼亚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人们听到了法学教授用拉丁文发出的呼号”；本世纪末叶，欧洲联合的事业艰难曲折，她又在1988年900年校庆之际起草和发起了签署“欧洲大学宪章”，宪章不仅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重申大学的崇高使命——维护人类精神文化价值、创造和传播知识，还高举欧洲联合的火炬，呼吁推倒精神壁垒，实现欧洲科学文化一体化，推动欧洲古老的联合梦向现实迈步。 牛津大学，这个世界顶尖人物的摇篮，诗人马修·阿诺尔德作了最浪漫但也最确当的描述。他写道：“牛津以她不可名状的神韵，在不断召唤我们走近我们大学的目标，最完善的理想……”，“敬爱的梦想家啊，你的心是这样罗曼谛克，你这样慷慨地献身于人，献身于非属于我的事物和英雄，但从不下顾没有教养的庸人！失败了的事业，被放弃的信仰、不吃香的名声，难以置信的忠诚——都在你这里找到了家！”诗人寥寥数语，便让人窥见了牛津近千年不易的特质：理想主义、博大、宽容、同情失败者。 剑桥大学，很少有人准确知道其生辰属肖，但却很多人熟知她产生了思想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璀璨群星，熟知这个学术上常开风气之先，孕育了许多科学、文化巨人的著名学府事事讲传统。关于剑桥的讲传统，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的《剑桥的三一》一文中有一段动人的引文：“1918年当诺贝尔奖得主汤姆逊爵士就任三一院长的那一天，三一的‘伟大之门’是关得深紧的。身穿学袍的汤姆逊庄严地用铁环在大门上敲叩。整条三一街都可听到那清脆的声音，门房应声，呀然开门，有礼貌但很正经地问来客尊姓大名，所为何事？汤姆逊说明来意，把英王的任命书交他手里。门房即请他稍候，随即又把大门砰然关上，并疾行过‘伟大方庭’，到院士休息室把证书呈交资深院士。院士煞有介事地验明证书无误后，随即依资历深浅，鱼贯而出，列队在大门迎迓新院长。”剑桥对传统的谨守由此可见一斑。但正如金耀基先生所指出的，她的传统中“一直有变动，在变动中又强劲地维系着传统。”无论世事怎样瞬息万变，人们如何浮躁地追潮逐浪，她有一种任凭举世中风狂走，我自卓然独处的孤傲和镇定。 至于哈佛大学这个后起的世界顶尖大学，本世纪初，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它以超越实用性的长远眼光致力于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致力于唤起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鼓励自由探索、自由审视、自由创造，并因此而奠定了它的名望和深厚根基。80年代，哈佛拒绝授与里根总统荣誉博士学位一事便显示了这个看重自由和创造的伟大学府十足的底气。 在上述这些大学通常留给世人眼中的传统形象之外，去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我们又有幸听到一些世界著名大学的现任校长谈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说，大学“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它“总是站在批评的最前沿”，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学副校长说，“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斯坦福大学校长则说，大学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 如果说巴黎大学生气勃勃的斗争精神，博洛尼亚大学高擎理想主义旗帜的使命感，牛津的博大、古典，剑桥的孤傲、恬静和书院气息，哈佛的内在精神……是以各自独具的特色共同体现了对一种大学理想或者说大学灵魂的执守，那么，当代那些世界名校校长们的谈话则表明，这些大学在对理想的执守中又发展和丰富了它。不论是作为批评和创造的前沿，还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或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由它们标示的大学形象都是相当现代的，但内蕴在这些现代形象中的，仍是那不被风暴摇撼、不受时光溶蚀的大学之魂：以超脱于任何潮流，超脱于任何阶级、派别和权力机构的独立精神去保持和发展人类自由知识和人类价值。正是成为大学之魂的独立精神，使大学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无休止的冲突中始终代表着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苦苦追寻理想的过程中，大学则既是人类在意识中进行伟大探险的先锋，也是世世代代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和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忠于伟大的理想，担负起传承伟大遗产的使命，又忠于光荣的探求，去开拓思想和知识的疆域——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传统。这传统是一种自我滋养的创造性源泉，也是大学能在任何外力作用下保持自己稳定流向的力量。开拓者的蓬勃精神就搏动在忠实执守着的传统中。
大学之魂（2）
二 大学的独立以及作为独立标志的自由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来的。欧洲所有古老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独立的斗争。巴黎大学还在雏型阶段就为了取得自治权而联合和斗争。作为教会的神学院，巴黎大学一开始就处于教会的严密控制下；作为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教学和学术中心，王权和地方行政当局也觊觎着这块地盘，千方百计要插手和干预它的内部事务。处在教会和世俗势力双重夹击下，巴黎大学争取自治的道路艰苦而漫长。在与教士进行过无数次争执和斗殴后，巴黎大学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取得国王特许证书，摆脱了主教们的监督、控制和干涉。接着又是与警察的长期斗争。 1229年，巴黎主教借学生与市民的冲突对学生提出起诉，摄政王太后下令抓捕学生。在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中，学生死伤很多。师生愤然罢课，并撤出巴黎。罢课和撤离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因为正如当时一位红衣主教所指出的，巴黎大学教授学习美文学的潮流“灌溉和肥沃了世界教会的天堂”，但师生的撤离出走使这个一直在巴黎城有力传播着的潮流“冲出了它的河床——即巴黎城”，这个潮流将“因而减弱以至消失，就像一条溢出河床的大河，涌进许多溪流然后干涸”。 1231年，长达两年的罢课带来的“大河干涸”的威胁使得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出面调停。这位法学家出身的教皇以创异端裁判所和维护教皇特权著称，但正是他发布了有大学“独立宪章”之称的教谕《知识之父》，确认了大学的法权自治和结社权、罢课权、授予学位的专一权这三大特权。并确认只有教皇才是它的
( 回眸老大学余韵,重温大学精神:逝去的大学 http://www.xshubao22.com/6/6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