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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之父》，确认了大学的法权自治和结社权、罢课权、授予学位的专一权这三大特权。并确认只有教皇才是它的最高监护人。这份由教皇亲自制定的独立宪章使巴黎大学最终彻底摆脱主教控制而取得作为自治团体的法律地位。这一地位也得到国王和王太后承认。从此，就如13世纪另一位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说的，巴黎成了“生命之树”，它吸收了欧洲各国最好的学生和许多来自各国的最优秀教师，巴黎大学则成了“法兰西国王的大公主”、“教会的第一所学校”，而且还是神学事务中的国际仲裁人。但学生仍然经常罢课、打架。他们既反对教皇的监督，也拒绝国王的监护。在很多时候，不论是主教们还是国王的警察都对巴黎大学无可奈何。这种为了独立自治而不屈斗争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968年从法国开始，波及欧美、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就肇始于巴黎大学，这次学运是大学生对僵死、停滞的教育体制和社会不公的抗议，也是这所大学的独立精神、罢课传统在现代的一次大展现。它导致了戴高乐政府下台，还结下一个硕果——《富尔法案》在当年11月颁布。这个在法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法案再次明确重申了大学自治的原则。 当今欧洲最著名的那些大学中，除了由乔治二世出资建于18世纪的格廷根大学由于国王明智，做了该做的事而不去干预不该干预的事，它有幸一开始就不受干预地自主办学；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学都有着与巴黎大学相似的为独立自治而斗争的经历。其中，博洛尼亚大学早在12世纪就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那里取得特许状，外籍大学生可以不受博洛尼亚市的法律管辖。但市政当局限制教授们在各个城市自由流动，并干预他们的职称授予。一系列冲突触发了罢课，引起大学师生迁移出走。当局被迫让步，1278年，博洛尼亚大学最终获得独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反对国王干涉的斗争得到教皇保护，这打下了独立自治的基础。但这两所大学在维护和扩展自己的自治地位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学袍”与“市镇”的争执、械斗。几乎是每斗一次，市镇就吃一次亏。历史上，甚至发生过剑桥大学校长把剑桥的市长剔出教会的事。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大学表现出来的社团精神、不受任何派别控制的独立性和表示异议的倾向，使大学成为一种令社会上各种势力都感到不安的力量，诚如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戈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无论对教会、国家世俗政权还是地方当局，“它都可能是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大学时而与教会势力斗，时而与世俗势力斗，它们利用国王的特许状反对教会控制，又利用教皇的保护反对国王和其他世俗势力。大学就在这二权之争的缝隙中摆脱了教权和王权的控制而独立，在欧洲成为与教会和世俗政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 关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权力格局，人们常以“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的名句来描述。其实这不完整，还应加上一句：“亚里士多德的事归亚里士多德。”在知识这个广阔无垠的“国土”中，它的主人是学者。这种三元分立的社会格局保护和激发了欧洲社会的活力，使欧洲在表面的混乱下奔腾着汹涌不息的创造力。而大学，由于其传统的独立精神、批判创造精神和理想主义，它既开风气之先，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创造力源泉，又“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为欧洲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教会和民族国家的精神和文化的整合力。 三 说到大学的“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当然会令人想起牛津、剑桥不为世风所撼的古典神韵。这一对大学中的孪生子以对人生中永恒因素——心智和精神——的持久关注对抗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主义，以对失败者的同情和充当忠诚、信仰等一切被冷落但有价值的东西的家园和庇护所的姿态傲视炎凉世态和短见的实利主义；也会令人想起怀抱伟大梦想的博洛尼亚大学，它致力于在意大利重现古罗马文明的辉煌，致力于唤醒由这个古老文明传播的世界公民理想，在饱经战乱和民族仇恨之苦的欧洲推动民族和解和超越民族国家的联合；还令人想起“不平则鸣”的巴黎大学。叶芝有一句诗，大概是“一阵疯劲来了，连穿缁衣的死人也会摇醒”，把这用于巴黎大学，非常传神；尤其会令人想起所有这些大学坚持把自己作为人类对话基地，顽强地坚守着真正知识生活的条件：自由、自治、超然、独立…… 所有这一切，无不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在这光辉映照下，人类在数世纪中追求的自由、宽容等基本价值犹如亘古长明的灯塔，激流漩涡不能吞没，狂风暴雨不能熄灭。而大学本身，在世界还并不宽容并不自由的情况下，它就是自由和宽容这一人类理想的象征。大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张开双臂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在这里，学者们独立地提出问题，异常活跃地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探索；青年学生们则从这里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对话和进行思想交锋，并从这里获得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大学的宽容和自由还使人们的精神可以往很多方面去发展。无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还是对内心生活的专注、思考和默想，都受到鼓励和包容。这里也酝酿和容纳各种见解，不论这些见解是传统的、守旧的，还是新奇的、怪异的，都有立脚之地。
大学之魂（3）
40年代两度到过剑桥的萧乾先生在《负笈剑桥》一文中记叙了他当时的所见所闻。他惊异地发现，在这个孕育和催生划时代科学思想的基地竟有一位心理学教授专注于鬼学研究，曾对他大谈人鬼之间可以互递信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偌大个剑桥，除了此公，无人信鬼，虽然不是没人对此公有非议，但鬼学家既没有被大学评议会除名，也没有遭同僚们孤立、歧视或鄙夷，当然，更没有被讨伐。鬼学家在剑桥安然无恙地存在着，安然无恙地继续着鬼学研究。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大学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正是这种连鬼学都可以容忍的学术自由，可以解释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这些惊世骇俗的理论何以能相继在剑桥问世。 关于学生的自由，裘克安编著的《牛津大学》一书中有很有意思的记叙。牛津的学生有许多社团、学会俱乐部供他们自由选择。创立于1826年的“牛津协会”是牛津众多学生社团中的一个。这个协会每周举行一次辩论。题目一般预先确定，发言人各择赞成的或反对的一方，力陈己见，驳斥对方。最后进行表决，以观听众倾向。最有名的一次辩论是在1933年2月9日举行的。题目是“本会在任何情况下将不为国王和国家去打仗”。如此怪论，经过辩论，竟以275比153票通过。当时舆论哗然，视之为青年堕落的证据。其实，当“二战”爆发后，大学生慷慨奔赴反法西斯战场，为国捐躯者极多。然而，牛津对怪论的包容给了学生不受拘束地发展自己思想的最佳条件，学生得以在各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中去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并使自己的思想因受到砥砺而成熟。而众多学生社团的存在则不仅折射出学生课外生活的丰富和自由，还体现出牛津大学的一个基本的教育思想，这就是牛津大学副校长卢卡斯教授去年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谈的、也是牛津在传统上一直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全面发展”。 其他大学也有同样的风范。是自由和宽容使置身于大学中的师生去掉了心灵的桎梏，让思想和精神自由生长；是自由和宽容，使大学具有一种朝向未来的张力。记不清是谁曾把欧洲的中世纪喻为一条很长很长的神秘隧道，走进去的是正统基督教，走出来的却是罗马天主教。可以套用这个有趣的比喻换个说法：走进去时沉寂无声、了无生气，出来时却喧闹沸腾、摄人心魄。无疑，正是作为中世纪最重要发明物的大学，在促成这神秘变化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大学拥有的自治地位和自由特权在“无声的中世纪”孕育了使欧洲大放异彩的文艺复兴知识精英，推动了风靡全欧的新知运动；在此之后，同样是大学推动了知识向广阔领域开拓，向纵深地带挺进。即使在谎言可以任意传播，真理被当作异端搜索和镇压的专制暗夜中，大学仍是一块自由的绿洲，由这里点燃的思考的火炬，早晚要烧掉谎言编织的帷幕。 在由大学展示的理想和坚守的价值中，世界主义和民主性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知识无国界，真理无国界。大学作为知识圣殿和追求真理的场所天然地倾向于人类合作和世界一体。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基督教的普遍性呼唤和由各个大学来体现和传输的世界精神与正在崛起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一种建设性关系，成为一种使觉醒中的民族精神免于狭隘的平衡力；在民族主义狂热一再威胁人类的当代，大学传统的世界主义精神更是一副解毒剂，它突破由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树起的藩篱，注目于被种种夸大了的差异所掩盖的人类共同特性，透过多样性来揭示人类的统一性，通过对生态危机、人口爆炸、核威胁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来揭示人类共同命运。而大学在科学、文化领域进行的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合作则展示了一种人类团结的可能前景。 说到大学的民主性，诚然人们也许会根据部分大学，例如牛津、剑桥曾在历史上长期作为贵族学校而存在的事实提出异议。然而，在等级分明的中世纪欧洲，是多数大学首先突破等级的界线而面向一切有才华的人。牛津、剑桥这样的贵族大学以另一种独特方式体现出民主性，譬如，它们共同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的教育方针，校长的选举制，重大问题通过投票决定，等等。至于前面提到的“牛津协会”辩论，其实就是作为现代民主国家一大特征的议会辩论的预演，青年学生在这类活动中得到的是民主素质的最好训练。最重要的是，在近几个世纪人类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大学以对教育民主化的追求站在了前列。 建于18世纪的格廷根大学当时在收费上就有一条规定：贵族生注册费是平民生的6倍。这种“不平等”的收费规定体现了处于专制社会中的格廷根大学禀持着一种不分贫富、人人享有平等学习权利的教育民主化理想。把教育民主化运动推向高潮的，首推美国的大学，不论它们是建于殖民地时期还是独立战争之后。这些大学致力于打破部分人对高等教育的垄断，致力于使学校成为扩散学问的地方。而且，大学遍布各个社区的条件，也在事实上使大学向每个公民打开了大门。而在欧洲，发生在1968年的巴黎学潮对欧洲教育民主化作了强有力的推动。在巴黎学潮前，欧洲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当时，苏联大学生人数3倍于欧洲共同体，美国则5倍于欧洲共同体。“五月风暴”中的大学生受正义感引导，激烈反对仅能接纳少数人进大学、导致许多优秀人才被埋没的法国教育制度。学潮后经过改组而大大扩展了的巴黎大学提出的教育主张是：大学应该通过教育民主化与社会不平等作斗争。还提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移民等弱势群体都应有权接受大学教育。基于教育民主化的理想，欧美大学还逐渐承担起终身教育的新职能。 这些大学在教育民主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再次表明，它们不仅有坚如磐石的信念，而且最敏锐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并始终站在变革最前沿。 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从中可否认出自己？ 作者简介： 萧雪慧，女，伦理学家。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现供职于西南民族学院文学院。主要著作有《伦理学原理》、《主体的沉沦与觉醒》、《自我实现——主体论人生哲学》、《理性人格——伏尔泰》、《守望良知——新伦理文化视野》、《复合人格——马基亚维利》、《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萧雪慧教育随笔》、《独钓寒江雪》等。另发表有大量学术文章以及随笔杂文等。
何谓“大学”（1）
文/郭汾阳 过去闹得沸沸扬扬的“青年必读书目”，今天又在一些高校实行了。抛开鲁迅、胡适、梁启超他们争论的“语境”，在今天不仅仅是“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和“汲取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对今天的莘莘学子来说在当下世界“机器人”与“人机器”的交替运作中，“重理工，轻人文”已经积重难返，“人有病，天知否？”这已不是危言耸听的新闻了。 清晨绿阴草坪上，学子们喃喃的会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浓情诗句吗？黄昏碎石小径下，学子们切切攀谈的会是“生抑或死是一个问题”的怅惘猜想吗？对异国语言的苛求、阵阵相因陈词滥调的机械背诵、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传统方式……活生生窒息了那么鲜活跳跃的头脑。“老师呵，你说的那些书我真的一点也看不进去呢！”“老师哟，功课太重，你不要诱惑我们可好？那些书有什么用呢？”这是时常听到的话。初，与之辩；继，默默；终，还是我“迂”吧。你看：毕业要通过外语什么什么“级”的考试，可曾有母语的“水平考试”？求职要专业成绩外加关系党票公关面容姣好口齿伶俐，可曾瞧你终极关怀颜柳大楷诗意地栖活在大地上？ 百年了，大家都在加紧做着“世纪回眸”的工作，有人说：“清华园里可读书。”有人问：“百年校庆庆什么？”有人怅怅：“过去的教授。”有人自审：“我们这是怎么了？” 大学，怎么叫“大”？蔡元培说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斯乃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五四”新文化发源地的北大；竺可桢说大学就是“求是”之地，“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正德厚生利用，还要有“真理的蕲求”与“但知是非不计利害”的作人原则，“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斯乃有“东南民主堡垒”之誉的浙大；张伯苓说：“教育之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就人才，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这才有涌出周恩来的南开；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才有水木清华大师如林的场面，这才有“通才教育”的有力支撑。这些话，睽违已久了，大概是背时的迂腐话了，可怎的新世纪的今天听起来却沁人心脾，让人缅想不已？今天的大学，可曾再有如是的磅礴大气？ 大学，当然不独是大教室大图书馆大操场大食堂大实验室，它的应有之义，一是要有“大”校长，起码是个教育家，不单单是大会计师和大乞丐，他须有大气。 二要有大师，不独是各抓着各领域的“大师”。竺校长说得好：“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育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他是深谙吾国传统道德和彼岸民主自由思想的精魂的，且身体力行，于是一校乃有向心力和凝聚力。苏步青说：“凡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为什么？谭其骧说：“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为什么？回首今天周遭，上海王晓明愤愤：“知识界中竟有这么多卑琐、狭隘、怯懦和无耻！”充斥着这么些人，又如何转移风气、培塑新人呢？很多人说：社会如此，学校自非世外桃源。然而他们忘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道理。竺校长在抗战西迁途中，目睹时艰，有一番对学生的讲话，今天听来仍觉亲切：“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但大学犹如海上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低道德之标准。切记：异日逢有作弊机会是否能涅而不缁、磨而不磷，此乃现代教育试金石也。”那么，今天大学教育能算得上是成功的吗？不止一次为了“教授”们的行藏脸红、嗟叹，没有操守的人却大讲着“人文精神”，令人想起鲁迅沉痛而又耐人寻味的话：“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不要说执著坚忍的俄国了，庶几连“过去的教授”都可望而不可及时，那实在是一种大悲悯。今天的“教授”，已非个体的沉沦，而是群体的堕落，湖南曾国藩“风俗厚薄实视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矣”还有震顽立廉的力量吗？ 大学之三，是“大学生”。校长、教授，其“大”当视其培育之大学生能称“大”否。“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者”，是宵小。工匠专能，罕能称大。竺校长标高清响：“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这个“领导人才”其实绝非心存魏阙的痴想和野心，实在就是说“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鄙校有个好传统，每届新生入校，大门前必悬一醒目语，即竺校长当年向新生所发问：“诸位为什么来本校？”“诸位出校后将何所为？”意味深长。在他看来，以中国之贫弱，大学生之可怜人数，当仁不让须为“社会上各业之领袖”，然而“既要成为领导人才，社会栋梁，那么只是掌握一些专门知识、专门技能是不够的，应该知识广博，拥有科学头脑，做到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考，而不致于盲从”。今天很难有更多的大学生这样要求自己了。许是时代已变迁，竺校长的“一个民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别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科学头脑，轻信、盲从，这样的民族有亡国的危险”，在今天国运昌盛时很难入耳，然而一旦有事难免不露出窘相，庶几也可以用“单向度”、“空心人”这些话称今天的大学生了。那么，他们“幸福”吗，“丰满”吗，还会把“求是”不仅限于求知的态度和方法且去定位于一个人的责任、理想、处世立身的要义吗？ 大学是出知识分子的地方。从上世纪中叶有了这个称谓始，什么是“知识分子”百年来颇多歧义。以眼前的现实来说，就是指受了相当程度的教育、从事脑力工作而已，像西方学者标榜其为“一些对神圣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其所处环境的本质和导引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对我们尚感“奢望”，人们也乐于津津于自己绍兴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旱涝保收无下岗之虞但脑体倒挂囊中羞涩的小乐惠处境。“过去的校长”气局是可观的，1926年《京剧》评选“新中国柱石”十佳人选，蔡元培获首选就是一个证明。理想的知识分子称号，应有之义是应该包涵科学、人文、民主、自由以及浪漫主义、民粹主义气质的，他是以求知识为目的而不是下降它为手段的，他也能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他的思想原则是“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可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综合百家，超越背景的局限和世俗的顾虑，以了解、解决社会问题为职志的。这中间，大学应有的品位，如李敖所说，是应“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地方，而现在恰有人主张知识分子的分解、缩小、专业化也就是鼓励他们工具化的单一角色。
何谓“大学”（2）
掌声响起，人们散去。“我鼻子一酸，含在眼眶了的眼泪要跟着蔡先生的微笑一齐出来，我不知道巍然在我面前的是高山呢还是大海”（川岛）；“李（叔同）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把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更重要。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缘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先后，故能令人景仰”（夏丏尊）；“过去的学生”也真有福气，得一代宗师沾溉，沐浴“后先”，让一生有了底气。 回眸世纪，亡羊补牢，又有了“必读书目”（复旦、清华）。从美国撰文纪念竺校长的谢觉民先生说：“现在大学教育只注重各种专门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的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他怀念的竺校长，是“庄敬自强，有为有守，既有国学素养，又具科学脑筋”，这样的人今天是不多了。当几所知名高校世纪末幸逢华诞的时候，喜庆之余，也应该沉思一下了。 作者简介： 郭汾阳，浙江大学副教授。
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1）
文/谢泳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时间并不长。 去年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00年，有文章把北京大学的建校时间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标志，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为标志。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能是一个雏形，而应该是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性格的大学。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大体上说，它应该具有这样一些条件。 一、综合性大学，那些单纯的技术性院校的建立，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正如柏林大学的创办人。纽曼所说：“实用的知识乃是不足称道的”。 二、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女同校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男女不同校的大学，很难说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三、稳定的科系设制，特别是学院和系的建立成为一种基本体制。 四、各类研究机构的制度化。 五、选课制的设立。 六、大学出版社和相关学术杂志的定期出版。 七、教授和学生的自治程度较高。 八、大学中普遍的体育运动。 以上这些条件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比较起来，当年的清华大学较为接近这个标准。现代大学的观念有很多，但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生转化的国家来说，以上那些条件是较为重要的。因为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并不单纯是一个国家在技术上的进步。在中国，大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它的人文意义上。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事情。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可以说只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就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抗战爆发时，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间也就是10年左右，但那时像北大、清华都可以说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大学能够有此成功呢？关键是大学的制度设计。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现在大家公认，它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须知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局面下完成的。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本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人，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叶恭绰在做交通大学校长的时候，1921年他在交通大学开学时有一个演讲，他说：“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衡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虽科举之制为其历阶，亦由学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致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然后又说：“交通大学自成立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仁之努力矣。”从叶恭绰的这番话中，可以大致看出本世纪初那些办大学教育的人的眼光。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有两个先天的优越性：一、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是有世界眼光的人，像蔡元培，他是留德的学生，蒋梦麟是留美的学生。二、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像蔡元培、蒋梦麟都是做过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人。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可以这样说，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得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胸怀的制度。我们举几点来说。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就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 1926年10月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就明文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曾说过：“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对于这些大学，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在待遇上各种形式的大学地位是平等的。 《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绝不能由官员兼任。
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2）
总起来说，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以国立大学（包含省立、市立）、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主要格局的。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全部传统。后来这个传统中断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最终消失，带给中国大学的损失，50年来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用不着多说。现在许多人连什么是私立大学都不清楚了，以为只要不是公家出钱来办大学，那就是私立大学，而不知道真正的私立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私立大学在大学的地位上和国立大学是平等的，事实上做到做不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办大学的人要有这样的理念，就以文凭来说，不能因为是私立大学，就取消独立发放文凭的权力，教育的最终检验是社会的认可，如果一所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得不到社会的认可，那么它自然就没有生源，没有生源，它就维持不下去，自然就要关门，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私立大学的前途担忧，也不必对私立大学存有过多的成见。以为教育一旦开放，就会天下大乱。中国是一个具有非常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私立大学，都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从私立大学到民间教育家，我们本来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是后来中断了，不是中国人就没有能力办好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等，在当年都是完全可以和国立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而且它们都是综合大学，具有非常优良的人文传统。它们的校长张伯芩、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先生，都是永远让人怀念的教育家。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办好私立大学，而是有没有这种诚意，就像当年把土地还给农民一样，现在也要有勇气把办大学的权力还给民间，这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负责的态度。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胡适认为私立大学有其优点，就是它“比较自由，更少限制”。如果一所私立大学有自由独立的传统，它的前途也就很让人有信心。中国民间和海外有很多对中华民族有热情的人，他们投资教育的实力也非常强大，如果管教育的人能在如今扩大招生的基础上，再把眼光放远，重振私立大学，重新设计现代大学制度，那我们的教育就会让人有全新的感觉。
私立教育的反思：传统与现实（1）
文/谢志浩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追本溯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建立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这个“差序格局”存留了氏族社会的血缘宗亲的遗风，并且成为一种非常深厚的心理积淀，它能够有效地联结家族文化和国家体制。这种联结从文化上看，需要中介组织和中介人。但中国社会并没有很好的中介组织，能够担当中国古典社会中介的，便是士人。士在中国古典社会有着重大的担当。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子集大成地开创了中国的私学传统，开创中国私学传统的孔子后来居然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圣人”，这是非常有趣的。这是否表明中华文化是一种非常注重教化的文明。 我们可以回眸中国哲学史，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胡适、冯友兰、毛泽东……哪一位不是中国教育史上灿烂辉煌的人物呢？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一种教化文化，中国自古就有“中和位育”的理念，这种理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然历经沧桑，但依然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是一种向善的文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所以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两种文化类型，古希腊文化是一种“知”的文化，他们的哲学理念是“爱智”，西方的贤人认识事物可以完全离开人自身，可以说越抽象越好，最好建构一个庞大的逻辑体系。 中国哲学在路径上就变成向善的。中国哲学毋宁说是教育学。“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
( 回眸老大学余韵,重温大学精神:逝去的大学 http://www.xshubao22.com/6/6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