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千生涯 第 3 部分阅读

文 / 叮叮脆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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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电门,以前被电电过,那滋味可不好受。

    吃药,没钱去买安眠药。

    忽然想起厨房里有煤气罐,对,就开煤气自杀,还没啥痛苦。

    我一头冲进厨房,拧开煤气,怕自己后悔,钻到被窝里蒙着头什么也不去想了。

    煤气罐发出“嘶嘶”的出气声,一切就要结束。

    不一会儿我的意识越来越远,想动,手脚像被人摁住了一样,动弹不了。我心里明白,可是喊不出,就这样我“睡”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竟然被外边放鞭炮的声音给吵醒了。我没死?

    我“呼”一下坐起来,只觉得头像裂开一样的疼。

    我仔细回想,我不是开煤气自杀了吗?现在又是什么状况?

    强忍着头疼,我去厨房一看,发现煤气罐的阀倒是开着,摇摇煤气罐,空的。

    原来煤气罐里就剩一点气,那点气根本杀不死我,厨房的窗户还有很大一道缝。所以我没死成。

    没死成,这让我有点懊恼,坐在被窝里抽了好几根烟。死的决心一点点退去,我*为什么要死?就这么死了,多窝囊!

    于是我穿好衣服,揣着菜刀出门了,我打算去找那个海哥,死之前也得抓个垫背的不是?

    走在新年的大街上,虽然我穿得很厚,依然觉得冷,不停吸着鼻涕。我满大街乱晃,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和他的爪牙。到了晚上,实在饿得支持不住了,只好回家,到家后,满厨房翻找,没找到现成可以吃的东西。厨房里有面粉和油,我和了点面,揉成面团,煤气没了,也不嫌麻烦生起了煤炉子,炸起了油条。可我炸出来的油条,很硬,实在太饿了,也顾不得许多了。

    我还是天天揣着菜刀出去溜达,饿得不行就炸面团吃,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不知多少天。

    这天我又出门去晃荡,在一家商场门口遇到了一个远房亲戚。他拉着我和我说话,问我怎么气色这么差。我没敢告诉他实话,拿话搪塞过去。他滔滔不绝地说起他哥哥被抓,挪用公款,马上要被起诉到法院了,家里人急得不行,正在想办法呢。

    我问他:“在公安局那找找人。”

    他说找了,但现在案子已经交到法院。我认识一个法院的司机,就随口说:“我认识法院的人,帮你问问吧。”他留下家里的电话号码,让我帮打听打听,又说了很多话。我自己当时满脑门子找海哥,再说大正月的,我去哪里帮打听啊?

    我敷衍完他,就往家走。无巧不成书,我竟然就真的遇到那个司机。我就拉住他打听,他说自己只是单位开车的,所了解的不比我多到哪里去。看我有点失望,他说:“我帮你问问吧,明天告诉你消息。”

    这件事我并没往心里去,依然满大街找海哥。很快正月过去,所有的机关单位都上班了,那天正路过法院的门口,猛地看到法院我那个哥们站在那里,就进去找他。他看到我显得有点尴尬,只说案子在一个姓孙的审判员手里。

    出了法院大门,听见有人喊我,正是我那远房亲戚,他也是来法院打听情况的。我把刚听来的添油加醋和他说了一通,他一听我说得都对,抓住我的手让我帮忙想办法。

    看着他急切的样子,一个邪恶的念头冒了出来。

    我忽悠他要想解决,必须送钱给法院的人。他见我说得头头是道,让我原地等着,转身回家拿了2万元钱,让我到法院送给那个姓孙的审判员。

    我拿着2万块进了法院,直接去找那个姓孙的审判员。她很和气地接待了我,然后说了一些官话把我打发出来。我把那2万块全部放进了裤裆里,衬裤是扎在袜子里的,所以不怕钱掉出去。从法院出来,我面不改色,冷静地跟亲戚说:“钱都给她了,她让我晚上约你见个面,想好好和你谈谈怎么办。”还说了一些安慰他的话,告诉他送了钱应该可以搞定。

    他乐得跟什么似的,连连抓着我的手说谢谢。我让他去找饭店准备招待审判员,并说我6点会带审判员到饭店找他。

    他千恩万谢地走了,我飞快回到家里,胡乱收拾一下自己的衣物,把家里门窗都关好,直奔长途客运站而去。

    我要逃了,那一年我24岁。

    我记得那一年的冬天好冷,是我生命中最冷的一个冬天!

    坐上长途汽车,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心里很害怕:人家会不会报案,我会不会被通缉?想归想,那时候也顾不了许多了。

    晚上,车到一座大城市,车窗外到处是高楼大厦,满大街的红男绿女,我决定在这里下车。

    我住进了一家小旅馆,一天10块,就这样,我算暂时安顿下来。狂睡两天后,我开始想该找点正经事做,先去了劳务市场,发现都是些民工在找活,自己吃不了那苦。翻翻报纸,尽是招聘经理、技术人员啥的,我又干不了。连续看了好多天报纸,终于发现有个职业很适合我——保安。

    那会儿还没有什么保安公司,基本上都是派出所在招保安。我看见街上那些开三轮摩托的保安很神气,很是羡慕。于是选了一家去应聘,面试、填表,我很顺利地成了一家派出所的保安,还分了一套保安的冬装。等进了单位才知道,大街上开摩托满街跑的是联防队员,我们是被派到派出所辖区内的酒楼、宾馆、娱乐场所当保安的,一个月300块,管吃管住。虽然待遇低得很,起码我有了个正经身份,也不用害怕出门被警察查了。

    其后半年时间里,我在迪斯科舞厅、大型酒楼、宾馆都干过,在一家潮州酒楼做保安时,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那是一家规模很大的潮州酒楼,老板是广州人,整个厨房都是广州人。这个老板不用我们去维持酒楼的秩序,而是要我们监督员工的上下班打卡并检查有没有职工私自携带酒楼的物品出门,再就是晚上住在酒楼里打更。

    闲来无聊的时候,我和其他保安在一起胡扯,扯得最多的自然是酒楼里哪个服务员漂亮。有时候我也拿出扑克给大家表演几下“魔术”,无非大伟教过的那些。

    一天,正在和大家拿着扑克表演玩,厨房的老大溜达过来看我们玩,看了一会儿,他凑过来说:“我抽一张。”

    我把牌凑到他手边,他抽了个红桃7,然后扔在桌上。我就把红桃7扣过去,放到牌的最下面,准备要发牌,让大家猜一下我能发在哪一堆里。

    刚要发,那个老大说:“慢着,我检查一下是不是在下面,别被你小子偷着放上面去了。”我就把牌扔到了桌子上。他掀开看了一眼说:“是在下面。”我开始发牌,发了5张牌,让大家猜红桃7在哪里。有人猜第一张,也有人说还在下面没发,我们这里吵闹不休,老大转身回厨房去了。这时一个同事翻开第一张,说:“喏,这个不就是红桃7吗?”

    可不是咋地,大家就闹哄着说猜到了,让我去买烟请客。我嘴里答应着,眼睛向厨房瞅了瞅,我是在发第四张时把红桃7发出去的啊,怎么会跑第一张去了呢?

    想来是被老大换的,他怎么换得那么快啊,记得他的动作很慢。我开始留心厨房的老大,刻意去接近他。而他则刻意保持距离,好像没有一天不忙似的,见了我也只是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打个招呼而已。

    有一次我和同班的保安被厨房的人拉去吃烧烤,忘了因为什么原因,一个厨师和摊主起了争执,三言两语就动起手来。那些广州佬打架真猛,我们也参战了。当地人人多势众,我们被人家打得东跑西颠。虽然没打赢,但因此和厨房的老大交上朋友,从那以后,他常常带着我一起出去潇洒。

    时间一长便跟老大推心置腹起来,他也知道些我的事情,那天喝了些酒,他问我:“你一个月300块,哪年才能在这个城市里买一套房子?”老大的话让我想起以前和家人,眼泪哗啦啦流下来,晚上回去我就失眠了。是啊,一个保安能当多久?当一辈子?

    我开始为将来打算,不想浑浑噩噩过日子了。跟老大接触久了,才知道他根本就不会赌,他调牌的小把戏是无意中跟朋友学的,把下面的牌拿到牌上面,需要手面、大拇指、食指、中指的巧妙配合,没过多久我也学会了。

    现在看来这招不过是小把戏,但就是这招小把戏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转眼就到了1995年秋天,那时,国内地下赌场很多。我们派出所辖区也开了一家赌场,从别的保安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觉浑身血液热烈地燃烧起来。

    从此,下班后我经常去溜达,就穿保安制服,并没觉不妥。

    赌场设在一家酒吧里,六张桌子,每天晚上都吸引不少人赌钱。我虽然经常去,但很谨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去了我也只是看热闹,从不下注。在赌场,只要我们不闹事,赌场的人也懒得搭理我们,还提供饮料给我们。

    我没事就去研究里面的名堂,期望能研究出点啥。

    虽然输钱的人更多,但我们的目光好像总被赢的人所吸引,看到了很多人赢钱,我的手也越来越痒,一个月后,魔鬼战胜理智。我从积蓄中取了1000块,换成筹码。倒没着急下注,溜达了很久才在21点的台子前停下,拿着个50的码在手里掂着。荷官丫头让大家验牌时,正好把牌放在我面前,脆生生地说:“请老板验牌。”一个保安被她称为老板,一阵脸热,后来才知道,赌场对所有玩家都这样称呼。得意中,随手耍了下换牌的把戏,把最下面的那张换到了最上面,“验完了”。

    我还沉浸在自己的得意中,压根没发现,我的身边已多了两个“保镖”,原来赌场的暗灯发现了我的手法,就把我认定为小老千,赌场就派专人盯着我。那个时候会这个手法的人不多,所以他们认定我是老千。

    我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家盯上了,还好当时不怎么贪心,每次我只带1000去,赢了500就收手,输光了坚决不玩。十几天下来,赢了3000来块。

    赌场人发现我会换底牌,一直等我出千,但见我总不动手,有些沉不住气,派大宾接近我。大宾是赌场老板的侄子,是个混蓝道(老千行内称出千的为混蓝道)出身。一来二去,他把我的底细探得差不多,发现我只是个一知半解的新手,报告给赌场,也因此放弃了对我的盯梢。而我则跟大宾成了朋友,多少年来我俩一直很要好。

    大宾听说我一个月才赚300块,十分不屑,要我到赌场干,一个月1000块,管吃管住。我一听可乐坏了,忙不迭应承下来,于是我就成了赌场一员。

    一进赌场,先给我做了一套黑色西装,戴上了蝴蝶结(荷官以上的才有资格戴领带),还搞了个上岗前培训。每天下午培训,晚上就给客人端茶送水,散场的时候打扫卫生,收拾赌具。

    大概培训了20多天,我上岗了。开始,我的工作是赔码,客人赢钱了,我得快速计算好水钱后把他应该得的筹码给他;输的我就用搂子收回筹码。赔码绝对不可以赔错钱。赔错了是绝对不允许和客人要的,如果在一个台面上赔错两次码,就会立刻被人换下,再从最低级的台面从头做起。赔错的钱则要从工资里扣。

    赌场是个等级森严的地方。低级台面上的服务人员和高一级台面上的人发生矛盾,会被立马撵走。只有在百家乐台上赔码很熟练了的人,才有可能被培训成荷官。

    从最低级的台面做到荷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摇色子到28杠,再到21点,再到梭哈,然后才有可能去百家乐的台上。

    在赌场的日子是一段黑白颠倒的日子,晚上上班,白天睡觉,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

    短短的几个月,我就成了荷官。大宾似乎很看重我,闲着没事就教我一些赌博的出千方法。大概我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只演示几次我就能掌握全部的要领。不过出千是个功夫活,讲究一个字——快!不是只看就能会的,那段日子里,我只要睁开眼睛,手里就总拿着扑克练。

    别看扑克只是一张张硬一点的小纸片,但那纸片快起来就成了刀片。为了练手法和速度,我的手被扑克割了无数小口子,出汗时伤口钻心般痛。也不知道练碎多少副扑克。

    我从大宾那里学会了很多,以至于最后扑克方面他没东西教我了,大宾就教我一些打麻将的出千方式。

    大宾出千的技术在那个年代应该是相当前卫的东西,似乎很少人会,不像现在这么普及。

    他林林总总教了很多,有几种千术现在很多人在用了:

    底抠:换出牌底下面倒数1~5张的任何牌,在别人看来我是从上面一张张地发牌。也有人会注意底牌,但只能看到最下面那张,所以,最底下那张我绝对不去动。底抠的前提是知道底下都是什么牌,需要哪张牌时就从下边直接拿出来发出去。

    中取:想要中间的任何牌,只要做个很小的边,就可以拿出来发。当然,前提也是知道那张牌是不是自己需要的,自己需要就发给自己,配的是个烂牌的话就发给别人。

    收牌:把桌子上杂乱的牌迅速计算出哪些跟哪些应该相配,这些点数配完是什么顺序,再按场上人数计算配好的牌应该在谁手里。收的时候看似一把搂回去;其实已经把牌都编好了次序。

    洗牌:也叫假洗,就是在大家面前哗哗地洗牌,其实牌一点也没动。只要手法巧妙,看的人发现不了,在外人眼中我是正常哗哗地洗牌。

    偷牌:看中哪张牌,用手掌偷或者用手指头弹,弹的角度多种多样,可以弹到袖子里,也可以弹到自己面前的一叠钱里去。当着全场所有人的面把那张牌偷走,技术要过硬,反应要快。

    换牌:换牌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换一张牌,也可以换很多牌,甚至可以当众人的面把整副扑克都换成另外一副一样的事先编辑好的牌。有的在胸前换,有的在袖子里换,也有的直接在手掌里换,还有在身边自己人牌里换的。

    边洗边编辑牌的顺序:配合收牌使用,计算场上的玩家人数,计算怎么样才能把好牌发到自己手里。比如说:一个2和一个7加起来是9点,场上四个玩家,需要发四门牌,我下一轮想要这两张牌配在一起,这样在洗牌的时候通过拇指的控制,在2和7之间摞三张牌,这样发牌的时候就可以很自然地把2和7发到一家去。具体发到哪一家,就在切牌上做文章了。

    编辑记号:边发牌边做一些别人不会发现的记号。发好了牌,有时候发现别人的牌里有自己想要的牌,就要跟场上同伴打掩护在他没看牌之前将牌换成别的牌,也可以通过记号知道别人家都是什么牌。

    还有一些利用工具达到换牌、偷牌、藏牌的技巧。有时你在赌桌上看到牌都是从顶上出去的,事实上它是从别的地方出来的;你听到牌哗哗地洗着,其实它没洗。

    老千的技法概括起来就是:力学+速度。

    现在很多人粗通一些基本千术,但在1995到2000年之间,凭这些应该可以叱咤一些小赌局了。

    那时候;还没出现什么老千扑克,高科技的赌博出千工具也很少见,主要是靠手来实现一切。

    有段时间电视上曾经播过一档劝赌的节目,节目里一个少两根手指头的瘸子,号称赌场高手,还有个公安局的人,在现场说法劝赌。记得节目主持人说这是一个什么赌王。看了所谓赌王的赌术表演,我是这样想的:尽是些小儿科的东西,竟然也敢上电视?难怪腿被人打断、手指头被人剁了去。

    他当时表演背面认牌,每次都能准确地说出底牌,惹得下边的观众掌声一片。其实他就是靠了一枚图钉,说穿了一钱不值。现实里赌博的也有右手中指戴一个平面的银戒指来达到发牌的时候看底牌的目的,道理也是一样的。他将顶面的牌推出一个边的时候,已经通过夹在手指中间的图钉的反光看到了底牌。

    记得他表演了洗牌,发牌就是三公(三个K),下次洗牌后发牌发出来是一家三个K、一家三个A,这个都是初级的东西。就是把三个K拿到牌的最上面,洗牌的时候把牌分成两份,三个K放在右手那叠的最上面。第一次洗牌的时候,前面洗是正常洗,右手剩下三张时先落一张K,同时左边留下的最后三张牌同时落下,再落下右面最后两张牌。然后第二次洗牌,也是分成两份,同样右手拿上半截的牌。前面正常洗,左边大拇指留三张,右手落下一个K,左边大拇指将留住的这三张牌落下,右手大拇指再放下最后一个K。这样需要发的牌都编辑完了。再简单地进行抽洗,其实不管怎么抽洗,上面那些牌是抽不乱的,都是在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之间压着的。随便立个小拱桥,自己切牌的时候直接切到拱桥的位置以方便发出去三个K。

    也就是说K中间每次都编辑进去三张牌,发四家的话三个K肯定会发到一家去的。

    发一家三个K一家三个A,同样通过自己找牌插牌的方式将三个K和A先编辑好了顺序。估计他的手法洗不出三个K对三个A,才会去展开牌去插牌。然后故意洗了一下牌,其实上面他编辑好了的六张牌他根本就没洗。然后装模作样地倒腾了一下牌,也就是把下边的牌给倒到上面。倒到上面的同时他留了个缝隙。切牌的时候他就照这个缝隙切下去。然后再去发牌,其实还是编辑好的六张牌。

    还有一个曾被封为“中国赌神”的人,他的表演也没有特别神奇的地方。他表演背面认牌的功夫也利用了图钉,只是他藏在小指和无名指之间而已。除了图钉,还有其他东西做反光设备,比如镀银的打火机、墨镜、桌边的烟灰缸、浓茶、深色包装纸等,也是可以看到底牌的。

    还记得他说可以从一整副牌里挑出观众点出的任意牌,还可以发一手全黑牌。其实他手里拿的是老千扑克,从背面可以直接认出来(我注意到他发牌时很用心地去看牌的背面)。主持人说那是随便在外面商场买的,我觉得纯是胡扯。随便拿副牌,让大家随便洗,他在不动牌的情况下全部发出四个A或者全部找出来黑桃,神仙也做不到。应该说主持人和老郑一起出千了,现场观众拿牌出来他肯定不敢玩发四个A的把戏了,我要是观众我就死逼着他拿我的扑克发个一色的出来,吓死他(当然,如果他手指里夹一个枚图钉也可以做到)。

    当然了他手里还是有点活的,比如他把第一张牌掀开,原来是个2,他慢动作去拿那张牌,拿出来翻过来却是个A。我发现,整副牌并不齐整,有错边,也就是说他拿了错边的牌。拿的一瞬间动作还是很快的,并不是他说的慢动作。那手法是老千行内很普及的东西,在外面散局上是没问题的,拿到大场子去比划,估计他也没这个胆量,我也不敢把这个手法拿到大的场子去。

    还有一项表演说白就是洗牌切牌,他随便拿出了张牌,给大家亮一下,然后放进牌里让大家随便洗乱,然后再发。他拿牌的时候把这张牌微微掐压了一下。这个牌再怎么洗还是有印迹的,因此他切牌很容易就能把这张牌切到,切完了这个牌就在牌底,通过一些小手法很容易给人造成以顶面的位置发牌的错觉。如果在上面,可以直接通过发第二张牌的时候留下这张牌,在需要的时候把它发出来。

    我注意过老郑洗牌,也是假洗,上面10来张牌不洗。

    他也拿着观众洗完的牌发13张一样花色的牌,我注意到在发牌之前他的手拿回去放在桌子下边,这是赌家的大忌,想早点死的赌徒可以在大场上这样做,保证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他应该把一整副扑克给换了,故意假洗几下再拿出来发四家牌,每家都是同一种花色,那是他提前编辑好了的一副牌。

    还有我看过他一下发三家Q三家K三家A,他让大家先拿牌随便洗。我也注意到他是把手先放在桌子下边的。后来镜头切换到观众洗牌的时候,就没盯着他,但是镜头拉回来的时候他的左手掌心是向下扣着的,那掌下应该是一副牌,就是他去拿牌的过程两副牌是重叠的。但是有个错开的位置,把下面原先人家洗好的牌在手掌的掩护下翻到上面去是很容易做到的,然后再把牌发在桌子上,放上的就是他换的牌,其实观众的牌已经被换成他编辑好了的牌。还有的就是应主持人要求全部发5、10、K,他的手也曾去了桌子下边,只是镜头摇走了。如果在他要发牌的时候忽然提出要求,再洗一下,我想他马上就会吐血。在大家面前把桌子上的牌换走,初级的老千都能做得到。

    我觉得换牌的整个过程,主持人应该都是知道的。

    我认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劝诫大家别赌博。但是他所表演的那些东西看着很玄乎,但是拿到大场子上真的去赌,估计中国会诞生一个新瘸子。但是拿到一些小散局上,是没问题的。

    如果有人在他表演的时候跟他提一个要求,手绝对不可以放回桌子下边去。哪怕他去挠痒痒也不可以,那时候他绝对不会去表演迅速发出5、10、K的把戏。

    再后来有人说他被封为“中国的赌神”,我只能选择沉默。

    几个月后,一天下午我和大宾出去吃饭。饭桌上大宾问我:“想不想做荷官啊?”

    我瞪他一眼:“废话,不想做早跑了。”

    他拉着我很神秘地说:“让你当荷官就是没把你当外人,不过咱可得说好了,当荷官以后不准反水。”他看我不明白,就详细解释赌局上有的桌子是公正的赌局,有的桌子上是要搞鬼的,搞鬼一般都是通过荷官来实现的。

    荷官不能把这些东西对外人说,嘴巴必须严。

    当我发誓不反水以后,他把我拉去见他舅舅,也就是赌场的老板。老板对我恩威并重教育一番算是正式任命了。考虑到我没做多长时间就被任命为荷官,可能会引起其他员工不满,还是让我从最底层的桌面做起,待遇涨成每个月3500,每换一次,调整一次工资。

    于是我成“白领”了,可以扎领带了。

    成为荷官以后,我才知道那会儿的地下赌场有多么的黑暗,也渐渐知道我是怎么被海哥他们骗了的。

    最早我做摇色子台的荷官。工作时我先把色子和盅拿给玩家验,都没异议了,我就拿起来上下摇;一般摇5次后,把盅放到台面上,示意大家下注;看众人都下好了,我会敲一下铃,表示买定离手,玩家不可以再动已经押在台面上的钱;大家没异议,就把盅子揭开,身边的小丫头就根据输赢情况赔码。

    如果出现色子靠在别的色子上或者是重叠在一起,则宣布这局作废,场上玩家可以撤回下注,也有的赌场不让撤。

    这个看起来很公道,实际上猫腻很多。客人验盅和色子都是白忙乎,根本验不出啥,因为啥毛病也没有。猫腻在台子里,就是说定做桌子的时候已经把机关下进去了。桌子不是普通的桌子,桌面下有一块超薄强磁感应板,色子是特制的,敲开、砸碎检查,也查不出毛病。

    但是那东西很神奇,可以人为控制出“豹子”,通杀大小,当然大小也是可以控制的。

    桌子外有个看起来无关紧要,像旁观者或者赌客模样的人(有时候也远远地站着),很可能就是这个人控制着那个感应板,一个很微小的遥控装置,具体上边那些钮是怎么操作的,我现在也没搞懂,因为人家根本没教我。

    我的任务是放下色子盅的时候要准确地把盅放到指定位置,放偏了就不好用了;开盅的时机要恰到好处,一定要确认场外的人操作完了才开,绝对不能乱开。如果那个人还没操作,我就开了,还好说。万一正赶上他要操作,我开盅,让玩家亲眼见证色子变化的全过程,赌场都会被人砸了。放下盅,我就要督促大家押钱,玩家押钱正好是控制色子人的操作时间,我得护着色子盅,提防有人突然过来掀开。

    不过到了后来,一般有点规模的赌场都不这样做了,那年月“行业”不规范,“不道德”的赌场多了去了,有这样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慢慢地我和这个场子里所有的荷官都成了朋友,这些家伙每个手里都有点绝活,场上的暗灯也成了我的好哥们,算起来华子、强哥、大军,都是那时候认识的。

    在这些人身上我又学到了一些大宾那里没学到的东西,也结识了经常来串场子玩的大宾的一些朋友,没事的时候他们教我也是毫不保留。

    出千这个东西千变万化,而且总在不断地更新,所以常常要去适应新的千术,去学新的千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新花样。

    大宾算是我的第一个师傅,是他把我真正带进了门。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着,我的技术似乎也天天在提高。

    这段日子里也见过形形色色来赌场出千的人(都被抓到了,所以不能说是行家),各种出千方式让人想都想不到。

    我一个台面一个台面地升着,待遇也一天天提高。我每天都很卖力,按照我当时的想法,干个五六年,我就可以回家去见我父母了。

    赚来的钱我不敢乱花,都一点点地存上。不止一次梦见我回到家乡,还清债务,全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也总是在梦里,想象着父母看到我出息了高兴的样子。

    我很想家,但是我只能是想想而已。

    1996年,可能是赌场的保护伞不行了,赌场转战去了上海。去上海的时候老板只保留了很少的一部分人,我成了幸运者。

    我们搬到了上海一个高档住宅区,在这个赌场,我成了主力,我终于熬到百家乐的荷官,平时练习的一些手法有了用武的地方了。

    百家乐最早是这样作弊的。牌没毛病,随便验,洗牌、切牌、削牌都正常;然后把洗好的牌放进牌楦里,牌楦一般都是透明的,方便场外玩家监督。把牌放进牌楦后,上面用隔挡推进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透明的盒子,外侧就一个出口,用于荷官发牌,一次只能出一张牌。

    这些看起来没任何毛病,似乎很难捣鬼,问题就出在牌楦上。牌楦长短和扑克正好吻合,但是高低就稍微大一点。那东西做得很是巧妙,就高那么一点点,但是那一点对荷官来说足够了。发了庄家和闲家的牌以后,有的时候不是一把就能定输赢,需要补牌。这个时候就需要荷官的快速计算能力和临场的快速应变能力。

    发牌的时候,荷官是用一根或两根手指头把牌从牌楦里拖出来,荷官的位置可以从第一张牌露出的边看出那张牌是什么,而外面玩家则看不到。这时候荷官可以选择这张牌是留是发。一般正常发牌的时候这个牌是要留的,如果是花牌一般是直接发出去不留。按照百家乐的规矩,补到花可以继续补,留下的牌荷官根据场上庄家和闲家的牌面和赌注来权衡。闲家少庄家多,那就是希望闲家赢,这样多出的利润就被赌场拿去了;反之庄家少闲家多,就希望庄家牌大,这时候需要荷官计算出庄家补了这张牌对赌场有利,还是补给闲家对赌场有利。

    举例来说,庄家押了8万,闲家押了4万,闲家赢了对赌场有利益。如果留下的牌直接补给那庄家可以直接把他补死,那就毫不犹豫直接补给庄家。如果补出去相反会增加庄家的点数,就发下边那一张,庄家还可以补的时候,这张牌继续补出去如果会让庄家点数变小,那可以直接补给庄家,如果会增加点数就继续留。补给闲家有利于增加点数,就要补给闲家;相反也要留,再发下一张。

    有时候直接发牌就把双方的输赢敲定了,那是避免不了的。荷官的主要作用体现在补牌的时候,全由荷官根据赌注来选择。

    千万不要小瞧这一张牌,往往能决定生死。毕竟百家乐直接出现7∶6、8∶9,或者直接一家是9的时候不多。即使直接出8出9,另一家还可以通过补牌来打平的。

    具体操作中,对荷官的技术和心理素质要求很高。每次发牌的时候,牌上面的切面还是很齐整的,只有在发的时候,荷官要通过手指头来错个牌边去发,这个边只有指甲那么厚,要用拇指肚把这个小边顺出去,没有点功夫是做不到的。场外的人任你火眼金睛也看不出来。

    赌场的规矩是荷官身后是不可以有玩家的,这可以算是国际惯例,所以提牌的时候不怕别人发现。就算有人站在身后看,就算能看到牌露了个边,也不会想很多。

    露边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荷官必须抓住这个一刹那。荷官在场上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不能总低头看牌,所以不能专注地盯着看,而要作出扫一眼的样子,或者用眼睛的余光去看。

    我终于知道我当初的钱是怎样输出去的,也知道30万是如何欠下的。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那群北京的杂碎,再让我遇上,我非要了他们的小命不可。不知道在我这里输钱的凯子,是不是也有要我小命的冲动。

    赌场搬到上海,依然很火爆。不知道哪里来的赌客,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别看平时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到了这里一样的赌徒面孔,赌徒的心态,赌徒的嘴脸,赢了呼天号地,输了悲天怆地。

    看了太多的人输,看了太多的形形色色的赌徒,我的心也终于麻木了起来。

    赌场生意兴隆,我的待遇也水涨船高,早已不是一个月3500,而是计时工资,一小时1000元。当然了,我主持的台子也必须赢钱,不过也不能赢得太过火,有的场次老板还暗地里给荷官提示,让一些凯子赢一些。

    好日子没过多久,1997年春末的一个晚上,那天跟平时一样人声鼎沸,赌徒们贪婪专注地盯着眼前的局,没有人注意外面发生了什么。大概是午夜1点多,我跟平常一样正主持百家乐的台子,那会儿我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主持一个台面了,不是特别忙的时候,还有时间帮赔码的小丫头算水钱。

    忽然外面传来一片喧哗声,接着冲进来一群人,“警察,我们是警察!”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警察?警察咋了,了不起啊。就在我一愣神的工夫,就被人一把按住,抬头一看才发现来的这伙人都穿着便装,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枪,五四、六四、微冲啥的。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次“严打”行动,好像叫“春雷行动”什么的。

    当时我被要求双手抱着脑袋靠墙蹲着,然后有人搜身,身上所有东西都被搜走了。现场乱哄哄的,警察的呵斥声,赌客的求饶声、申辩声,还有哭声,好一阵子。警察有条不紊地清点现场,收缴了桌面上所有筹码、钱,所有的台子当场就被砸了,木头碎片落得满地都是,我觉得赌桌里的机关他们没发现,因为那东西太不起眼了。

    处理完物品,他们把参与赌博的分成了两拨:赌客和赌场的。我们都被要求抱着脑袋,不准互相说话。

    趁着乱的时候我偷偷四下张望,发现大宾被分到了赌客里。他的身份极为隐蔽,即使场上的常客也都以为他也是一样来玩的。我看他的时候,他也正看着我,用眼神示意我,对我轻轻地摇了摇头。我立刻就懂了,进去啥也不能说,打死了也不能说!

    这里不但是牵涉到赌场老板的利益,最最主要的,我如果都说了,会是个什么下场呢?这里面的利害我是知道的。

    乱了不知道多久,现场大概清理完了,我们排好队,裤腰带都被人拽走了,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抱在头上,被赶着往外走。到了外面,嚯,好多人,大都是穿制服的警察,由于是午夜,稀稀拉拉有些路过看热闹的,但都被隔得很远,还有很多辆警车。里面的人赌得忘乎所以,直到此刻才想起被抓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我们被分成好几拨分批装进了警车。

    在警察局里,我一口咬定自己是被雇佣的员工,什么也不知道,只是知道赌百家乐的规则,所以在那里主持台子。其他事情我都和警察说实话,在另一个城市如何嫌赚钱少才来赌场打工的,我是跟着老板来到上海的,只管看台子,其他什么都不管。我还装可怜地跟警察说老板还欠着我的工资,那审我的警察斜着眼使劲瞅我,瞅得我一阵心慌,我觉得他肯定不信我说的话。

    但是我心里明白,赌场每个人的待遇只有几个核心的人才知道,赌场的那几个老板不说,其他人是不可能知道别的什么的。这要说了,性质可就不仅仅是赌博那么简单了,老板们比我更清楚其中的道道。我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知道,警察也无从追问。

    警察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做出一副思考的样子,说:“不一定吧,看赌场效益,赢了就多给些,输了就是给个千八百和基本生活费。”

    之后,再没人搭理我了。

    审讯完了,我被撂在那儿,不准睡觉,我瞪着眼睛熬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我又被叫进去一个办公室里,问的还是那些问过的话,有专人记录,问过后让我看,按了手印,又把我带回原来的地方。大概10点多,宣布了对我的处罚结果:由于参与聚众赌博,拘留15天,罚款5000元。

    半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进去后就一直没人和我提交罚款的事,直到拘留期满,大宾来接我,我才知道是他替我交了罚款。

    大宾的舅舅也就是我的老板被抓走了,大宾正在想办法,可能有点麻烦,赌场只好歇业,而我,就这么失业了。

    出来后,一直给大宾帮忙跑腿,没几天发现自己确实也帮不了什么忙。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我觉得我继续待在上海只会是大宾的一个累赘,赌场继续开张似乎不大可能。上海离家很远,一直没能适应上海口音,听着满街“阿拉”、“侬好”,“我是外乡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一次喝酒,我跟大宾说我想离开上海,他当时反对得厉害,但也没犟过我。他见留不住我,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做分手礼物。1997年还是满街大哥大配传呼的年代,小型手机很少人用,价格贵得吓人,带号一共要一万八千(估计现在扔在地上都没人捡)。大宾说他随时准备东山再起,那时候,还需要我来帮他。

    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份厚礼,又盘桓了几日,和这些朋友举行了几场告别宴,我离开上海,回到了离家近的一座城市,租了套房子,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

    1997年,满街都是赌博机,游手好闲的我天天去那里玩,扑克机是死活不玩的,就去摇摇37机,10块钱换100个币,打发空虚无聊的时间,输了就输了,从来不和机器较真。

    在游戏厅里慢慢又认识了一些人,那是一些投机的人。他们整天待在游戏机房里,也不正经去玩。但对哪些机器吃了多少分、吃了多少币、哪些机器啥时候爆过,研究得很清楚。一旦有机器吃的分多了,机器上的人离开,他们立刻占上去玩,事实上,他们费尽心思,也没捞到多少。

    渐渐地彼此都混熟了些,经常一起去喝点扎啤吃点烧烤,这些人还是些小赌徒,没事的时候就凑一起玩“斗鸡”。

    斗鸡是一种很普及的赌博方法,一副扑克,打法类似梭哈,三个一样的最大,依次下去就是同花的顺子、同花的杂牌、杂牌的顺子、杂牌;要是两家出一样的牌的时候,就比牌面最大的一张牌;三张都一样大的时候,则要比花色,依次是红桃、黑桃、方块、草花。有的地方也叫“斗智”,我觉得这个叫法更形象。一副牌多家玩都可以,三个人、七个人都可以玩。每人发三张牌,每人只能看到自己的牌,根据自己拿到的牌的大小决定下注还是跟注。你可以通过跟注的过程去试探别人;也可以通过察言观色来估计对方的底牌。整个过程就是斗智的过程,但是发到手里的牌的好坏也是输赢的关键。你分到了一手烂牌,任你演戏演得再好,人家底牌好,是不会被你轻易吓唬走的。

    刚玩的时候,我每次下注的金额是1块钱。不要以为这个赌注小,底钱1元,封顶10元,只剩最后两家的时候才可以看底牌,要求看的那一家必须压双倍才可以去看;如果觉得牌好,可以在1~10元之间任意下注。下家要跟也必须押同样的注,也可以先闷一次,紧跟着的下家必须双倍? ( 我的老千生涯 http://www.xshubao22.com/6/6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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