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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年轻女性和有｜乳腺癌家族病史的女性很有理由怀疑自己携带有变异的基因。对于一些女性来说，是否有变异的基因是决定其是否生育后代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旦知道你的BRC1和BRC2基因发生了变异，相应地你的医疗上的选择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你在被诊断为｜乳腺癌之前检测出基因的变异，你将需要做更多的Ru房X光检查和临床检查。你可能会在诊断结果出来之前就开始服用它莫西芬，而且在治疗过程中继续服用。 更加困难的一个问题是关于预防性的Ru房切除和卵巢切除—为防止疾病发生，在｜乳腺癌和卵巢癌出现之前就切除Ru房和卵巢。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提供的意见是，“对于有着较多｜乳腺癌家族病例的女性来说，预防性Ru房切除手术是一种选择，特别是在其近亲中有数例50岁之前的病例的情况。”但是该组织又说，“尽管预防性的Ru房切除术能够减小（患｜乳腺癌的）危险，但谁也不能保证这就一定能让女性免于患｜乳腺癌。手术不可能切除所有的｜乳腺组织，因此剩下的少量的｜乳腺组织也会导致癌症的发生。”15 有一个高级任务组的医生们对预防性Ru房切除术进行了为期14个月的研究。《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l of mericn Medicl ssocition）报道说，该小组最终并没有得出关于预防性手术的明确的结论：“这些手术是癌症高危女性的一个选择，但是尚缺乏关于其积极作用的证据。”16 至少有一组科学家建议采用预防性Ru房切除手术，尤其是带有BRC1和BRC2变异基因的女性。《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nd Journl of Medicine）报道说，梅奥诊所的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对于具有严重的｜乳腺癌家族病史的女性来说，预防性Ru房切除手术能够将患病的几率降低90％以上。17在随后的另一次研究中，他们发现有家族病史并且携带变异基因的女性，在接受预防性Ru房切除手术之后｜乳腺癌的发病率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降低。”18 遗传流行病学家贝丝·纽曼（Beth Newmn）是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公共卫生学教授，是BRC1和BRC2基因研究的权威专家，她担心基因测试会引起更多的预防性Ru房切除手术。“这种极端的做法也不能把危险减小到零，即便是做了预防性双｜乳切除手术你也仍然有患｜乳腺癌的可能。” 纽曼认为在诊断｜乳腺癌的发生方面，基因的信息所占的比重应当是有限的。也许正因为她自己在基因研究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纽曼称自己“实际上对基因测试所能起到的作用更加地感到怀疑。”纽曼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玛丽－克莱尔·金（Mry…Clire King）领导的研究小组的成员，正是他们最先发现了BRC1基因。纽曼回忆说，当时他们一心想为｜乳腺癌的病因和治疗找到基因方面的科学支持。然而，纽曼说：“结果我们并没有成功。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尽管研究人员发现一部分女性特别容易患｜乳腺癌，但是基因最终却不是人们所期望的“灵丹妙药”。 纽曼说，现在BRC1和BRC2基因已经在社会上广为人知。但是她对由此带来的医学上的后果感到担忧。“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告诉她们去预防｜乳腺癌，我怕的是让她们过早地（甚至提早几十年）被卷入医疗这个圈子。如果你很年轻就患上了｜乳腺癌，并且还有家族病史，那么我会认为应该进行基因测试—但前提是你自己愿意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基因测试不会给你任何答案，恰恰相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问题。就算你发现自己携带有变异的基因，那又怎么样？因为我们并没有预防｜乳腺癌的具体的建议，所以很难确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不仅如此，基因测试还会在你的家族中产生连锁反应。如果你携带有变异的基因，这对你的母亲、姐妹和别的女性亲属意味着什么呢？对你的孩子呢？一旦发现｜乳腺癌的变异基因在你的家族里代代相传，随之而来的灾难是难以想像的。 “我的父母双方都有癌症的家族病史，”一位化名为安·斯通的妇女这样说—为了能得到健康保险，她在基因测试时使用了这个化名，“我的一个姨妈在40多岁时因癌症去世，还有两个我都不认识的姨姥姥—其中有一个得的是卵巢癌。我的祖母也死于｜乳腺癌。”安在33岁时被确诊为｜乳腺癌。一年之后，她的姐姐也患上了｜乳腺癌，家人便开始讨论进行基因检测：“但是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不能草率。我们知道需要更加详细地讨论，但当时最重要是姐姐病情的结果，那是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直到将近一年之后，她的治疗结束，我们这才有功夫讨论基因检查的问题。” 迄今为止，安的家族中有四人接受了基因测试，结果四个人都携带有BRC1的变异基因。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这个测试，安的姐姐从一开始就坚决表示反对。她认为不管结果如何，她的生活都会因此而不安宁。她没有生育而是领养了孩子，所以她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下一代自己的基因情况。 基因测试的结果不能通过电话询问，所以测试结束三个星期后，安的遗传学顾问告诉她：检查结果为阳性。“我简直失去了理智，”安回忆说，“我痛哭失声，孩子就坐在我的怀里—这就是我痛苦的原因。一看到她，我就想到她有50％的可能也带有变异的基因。一旦知道自己真的带有变异基因，那种感觉是怎么也想像不到的。我以为我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打击了，之前我就相信自己带有变异的基因了—但是测试结果出来之前的想像和之后的体会，简直是天壤之别！” 爱伦·法希（Ellen Feig），37岁时确诊 爱伦有着德裔犹太人的血统。由于BRC基因变异的高发生率，这个人群｜乳腺癌和卵巢癌的患病率都比较高。爱伦的BRC变异测试呈阳性。 刚被诊断出癌症的时候，不管这样是好还是不好，你都会感到精力十足，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最终是否成功都是另一回事，但是心中是充满了无限希望的。 然而，当我发现自己携带有｜乳腺癌基因的时候，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被告之癌症还会复发—90％的｜乳腺癌的几率和97％的卵巢癌的几率。我的肿瘤医生甚至告诉我说，下一次我就挺不过去了。 我也有一个女儿，还很小。一想到我会把基因变异遗传给她就让我感到害怕。我还有一个妹妹。基因变异不仅影响到我，也影响到我家好几代人，带来很多感情上的难题。我替我的女儿感到害怕。我知道我的妈妈感到很内疚，我也常常告诉她那不是她的过错。基因变异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难以形容。我觉得，知道基因测试的结果甚至比被诊断为癌症还可怕。 测试结果出来后，肿瘤医生告诉我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双｜乳切除手术和卵巢切除手术。我照她的话去做了—也许是有些感情用事，但是我相信是那次测试救了我的性命。 尽管得知测试结果时感情上反应剧烈，安也后悔没有能早些做基因测试。等到她做测试的时候，她早在两年前就被诊断为｜乳腺癌，而且接受了Ru房肿瘤切除手术。“如果当时就知道我的BRC1基因测试是阳性的话，我就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了，”言外之意，要是可能的话，她会选择更加彻底的手术治疗，“但当时我根本就没听说过什么BRC1。在我被确诊的时候，我对此一无所知。” 相比之下，让尼娜·莎拉蒙（Jennine Slmone）的基因测试就比较及时，使她能够做出比较正确的决定。她回忆说：“在得知我的基因测试呈阳性之后，我很快决定了做双｜乳切除手术。当时我只做过一次肿瘤切除手术，但是从基因测试的结果来看，这样做是明智的。我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必须竭尽全力，不能让癌症复发。” 基因研究的前景展望 2002年6月，哈佛大学的附属组织黛娜…法伯…吉勒特癌症研究所和儿童医院（Children’s Hospitl）宣布了一项重大的科学突破：最新发现的6种加性基因可能与｜乳腺癌以及别的癌症的发生有关联。这一研究项目中的高级研究员、儿科教授阿兰·当德里亚（ln D’ndre）实际上是在研究范可尼贫血症（Fnconi’s nemi），一种罕见的儿科疾病。他在研究中发现，这6种基因不仅在范可尼贫血症存在，而且还可能与｜乳腺癌有关。研究表明，这6种基因能够产生出一种蛋白质，这种蛋白质能导致基因的变异，如果BRC1和BRC2基因不能有效行使DN修复功能就会导致癌症的发生。 当德里亚说：“这对于｜乳腺癌和卵巢癌的诊断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相信这项新的发现将会帮助科学家们更加精确地判断易患癌症的人群。“我们知道了这6种基因，就可以在筛选诊断的时候加以利用，与已有的诊断方法结合起来。只要有广泛的检查，我们就能确定哪些女性和家族更容易患癌症。” 尽管当德里亚也说不准这6种基因什么时候才能够被用于常规的检查，但是他满心希望他的发现能够让人们有更多的预防癌症的选择。他的疑问是：“制药公司是否能够研制出新的药物，来弥补业已存在的遗传上的缺陷？科学家们是否能够研究出增强DN修复功能的药物？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延缓癌症的发生，或者可以在癌症的早期治疗中取得更好的效果。”由于这6种基因有其独特的作用，当德里亚认为，它们在预防和治疗癌症方面比BRC1和BRC2基因有更大的潜力可以发掘。 当德里亚指出，尽管BRC1和BRC2被称为｜乳腺癌基因，但它们不仅与｜乳腺癌和卵巢癌有紧密的联系，而且还会导致胰腺癌、黑色素瘤和胃癌。他还强调说，这两种基因和他发现的6种基因的异常不只是遗传的，还可能是后天产生的。他解释说：“发生异常的基因没有不同，只是发生变异的时间不一样。”如果基因变异的时间早一些，可能会发生范可尼贫血症；如果变异晚一些，就可能发生别的癌症。 基因测试之前需要问的问题 ？ 如果结果是致命的疾病，我是否能够接受？ ？ 如果测试结果为阳性，我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 如果测试结果为阳性，我会需要什么样的感情上的支持？ ？ 如果测试结果为阳性，我的孩子是否也需要进行测试？ ？ 我的家人会有什么反应？ ？ 家里别的女性亲属也需要进行基因测试吗？ ？ 医生会怎样利用我的测试结果？ ？ 如果我携带有BRC基因的变异，我的医疗保险会不会受到长期的影响？ ？ 哪些人会知道我的测试结果？ Ru房外科医生伯特·彼得森博士对基因发生变异的时间非常关注。“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随着变异的向下遗传，癌症发生的时间越来越早。”这意味着很可能环境的因素使基因变异提早，或者使已经变异的基因提前发生紊乱。同当德里亚一样，彼得森博士相信遗传学将会为癌症的研究和治疗提供新的方法：“我们对｜乳腺癌的治疗将会提升到分子遗传学水平。”他把这种可能的飞跃比作抗生素的发明。抗生素的发现使得放血疗法这样的治疗方式顿时显得过时和老套。他认为，这种新的基因疗法将会在医学界产生同样的革命性的影响。 然而，纽曼对此仍存怀疑，因为基因测试的结果表明大多数患｜乳腺癌的女性都没有任何的基因问题。她认为人们对基因测试的关注是对大众的误导，因为目前尚不清楚检查出基因变异之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纽曼说：“我意识到我的观点在社会中属于少数。这一领域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基因测试非常有价值，而我却不。” 如果你被查出携带有｜乳腺癌基因，可以参考以下的应对措施： ？ 增大检查的频率，最好是将Ru房X光检查和超声波检查结合使用 ？ 服用它莫西芬作为预防（参看本章前一部分的内容） ？ 预防性Ru房切除术或卵巢切除术  
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是指为了研究新的｜乳腺癌治疗方法而开展的医学实验。有时候，临床试验让你能够尝试一种没有公开、尚处于实验阶段的治疗方法；有时候，临床试验是把业已存在的各种治疗方法进行比较，以了解不同情况下各种疗法的作用，使科学家们能够在治疗的效果、副作用等方面搜集广泛的资料。 苏珊·勒弗博士指出，很多年轻女性不知道临床试验是怎么操作的。她说，“病人们常常就想自己选出一些治疗方式，然后让研究人员来做研究。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因为只是研究一个人的情况是不够的。要解决科学问题，我们就需要随机地分配不同的治疗方式，消除人为的偏见的影响，然后对她们进行跟踪观察。” 临床试验可以弥补目前研究中的很多空白。青年生存同盟会的兰蒂·罗森伯格说：“我们不能抱怨资料不足或者参加研究的人员不够。改变现状的惟一办法就是让更多的年轻女性加入到研究中来。” 勒弗博士非常赞同这一观点：“我们必须继续参与研究，因为这是改变后来者命运的惟一途径。” 24岁时被诊断为｜乳腺癌的凯莉·道格拉斯，目前正在参加一项关于贺赛汀（Herceptin）（化疗中采用的药物之一）治疗效果的重要试验。这种药物尚未被医学界广泛使用，主要用于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病人。现在，科学家们正在对其进行临床试验，以便让它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她说：“很多勇敢的姐妹都在我之前做过试验。我真的相信它的作用。我觉得我应该感谢走在我前面的人。我真的感觉自己就站在癌症治疗技术发展的前沿上。” 凯莉的丈夫马克也对试验持乐观的态度，他说：“由于科学研究的进步，人们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彻底治疗的办法。”所以，他和凯莉都赞成参加临床试验，让下一代的人受益更多。能为后代做一些贡献，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意义，让他们更加坦然地接受癌症的挑战。 26岁时被确诊的青年生存同盟会创立人乔伊·希马说：“只要能为医学研究提供帮助，就算是变成豚鼠我也情愿。我想要找到治愈的方法，我真的想。惟一的方法就是人们都能像我们一样自豪站出来，共同努力，这样才能找到出路”。 如果你对临床试验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向医生询问你符合哪一项试验的要求，或者直接打电话1…800…4CNCER到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信息服务部。 临床试验的过程 正如勒弗博士所解释的，科学研究本质上要求的是随机性和客观性。参加试验的人被随机地分到各个小组。她们有时候知道自己的分组情况，有时候则不知道，只有医生才知道。在双盲的研究中，被试者和医疗人员都不知道分组的情况。这样就能消除人们的预期和偏见，让试验结果更加可信。 假设现在需要对一种新型的化疗药物进行测试。被试者分为三组：第一组被给予大剂量的新药以及别的已经证明是有效的药物；第二组新药的剂量少一些，也配合别的药物使用；第三组是对照组，只使用别的药物。研究人员将对每一组的被试者进行跟踪观察。如果第一组的健康状况有了改善，这表明新药很可能是有效的；如果没有，新药可能没有效果，至少在试验中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的情况下是这样。同样的试验还可以用来检验一种新药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临床试验的三个阶段 实际操作中的研究试验更加复杂，总共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般只需要很少的病人，目的主要是测试新药的安全性。这一阶段一般只是对病情恶化至晚期的病人进行试验。 第二阶段主要是通过观察不同的肿瘤对具体治疗的反应，来检测新药的效果。这一阶段有时候只涉及一种药物，但是有时候还包括别的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药物。第二阶段的试验通常只针对暂时还没有有效疗法的肿瘤患者。 在第三阶段里，新的治疗方法与已经被接受的治疗方法相比较，以便观察它是否能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减少或降低产生的副作用。第三阶段的试验还研究药物对疾病症状的控制情况，它是三种试验中规模最大的一种，也是对大多数患者都适用的一种，尤其是刚刚确诊的患者。任何一种药物只有通过了第三阶段的试验，才能取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nd Drug dministrtion）的认证，广泛应用。 “感觉就像突然从飞机上掉了下来”：治疗结束的时候 当你的治疗结束的时候，你最想听的话也许就是：你痊愈了。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医生不会这样说。这并不是说医生认为你的癌症就一定会复发，或者癌症还存在于你的身体里，而是说你可能会对未来更加地感到担忧。任何一处小小的疼痛都会让你怀疑癌症已经扩散。但是你也不必着急，因为患者普遍地在诊断后二至三年内对复发感到担心。对于年轻女性来说，这样的担心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因为她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32岁时确诊的阿奎霞·欧文斯，在治疗结束五年后仍然感到强烈的惧怕。“人们通常以为最糟糕的时候是听见医生说：‘你患癌症了。’不，不是的，最糟糕的是医生对你说：‘你没事了。’这才是痛苦的开始。在之后的过程中，你应当把你的惧怕心理向别人倾诉，因为这也是康复的一部分。” 洛兹·克莱本（Roz Klebn）认为，“最大的帮助”就是同能够理解你感受的人交流。“治疗结束之后，重要的是要同跟你有相同体验的人交流。尽管亲戚和朋友在治疗的过程中能够给你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现在已经结束了。他们只想忘掉这件事，继续各自的生活。他们不知道你现在正处于非常脆弱的一种境地。” 要消除恐惧，关键是要意识到你并非孤立无援；恐惧是正常的，你应该控制恐惧，而不是反过来由恐惧控制你。 向医生询问的关于临床试验的问题 ？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 医生为什么认为这种办法会行得通？（例如，之前有过什么研究？） ？ 这项研究是由谁审查批准的？ ？ 研究结果如何检查，被试者的安全如何保障？ ？ 会持续多长时间？ ？ 参加之后我需要做些什么？ ？ 对我有什么短期的好处？ ？ 对我有什么长期的好处？ ？ 有什么短期的风险，比如说副作用？ ？ 有什么长期的风险？ ？ 有什么别的预防癌症的方法吗？ ？ 与别的方法相比，这项试验的好处和风险如何？ ？ 参加试验会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吗？ ？ 我能和参加这项研究的其他人谈谈吗？ ？ 我需要付什么费用吗，比如检查的费用或者经纪人的费用？ ？ 我的健康保险会承担多大部分？ ？ 这项试验产生的副作用是否需要使用其他药物治疗？ ？ 这项研究得到国立癌症研究院的批准了吗？ 以上内容由国立癌症研究院提供。 洛兹·克莱本，社会工作者，纪念斯隆－凯特灵癌症中心 毫无疑问，治疗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是充满忧虑的时期。治疗的时候，有一大群医务人员围着你转，还有很多的药物。突然有一天，医生对你说：“再见，治疗结束了。”可是医生并没有告诉你怎样做才能防止癌症复发。也许还可以服用它莫西芬，可即便是那些服用它莫西芬的女性也不是感觉万无一失的。 如何对付癌症复发的恐惧？答案就是两个字：时间。随着时间的过去，恐惧的心理自然会消失。每当我这样 说的时候，别人总是睁大眼睛看着我，不相信生活还会恢复到以前那样。但是我可以很确信地告诉你，恐惧和担忧都会过去的。你可能花费三年的时间还没有摆脱恐惧，但是这在三年时间中，恐惧的程度不可能始终都那么强烈的。 有些人不会制定休假的计划，她们害怕为任何事情做计划。她们觉得对将来的希望是过于自信的表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可以想像出一个“癌症地带”，患者习惯了这里的景致，在这里感觉到受保护的安全感，她们就害怕离开。但是你还要继续生活。我常常对病人说，你的治疗结束后，你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变化，但是不要老是依照情绪去做事。 27岁时确诊的罗伯塔·利维舒瓦茨说，她不仅害怕看医生、骨骼检查、验血、核磁共振（MRI）检查，就连朋友去看医生都令她心惊胆寒。“听见有人跑去看医生，我就会吓一跳。首先是替别人担心，其次是为自己，”罗伯塔坦白地说，“你很少以为发生的是正常的病症，像流感，你总是把它想成最坏的结果。而且有时候，你的猜测还是正确的。”洛兹·克莱本认为，这种过山车式的感情变化是正常的。 然而，恐惧也有发展到失去控制的时候，强烈到完全控制了你的生活。洛兹认为，如果你感到害怕，焦虑万分，对将来失去希望，不想再重新投入生活，你就应当向专业的心理顾问求救，消去成为你生活桎梏的“癌症的阴云”。“如果你不愿意回到得癌症以前的生活中去，那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你应当恢复原来的生活，就算带着恐惧和忧虑也没关系，你需要投入到自己生活中去。” 如何克服癌症复发的恐惧 ？ 让自己对｜乳腺癌的恐惧释放出来。正如洛兹·克莱本所说，“敢于承认恐惧。不要被恐惧牵着鼻子走。”对癌症复发的恐惧是一种很复杂的感受，包括了对死亡的惧怕。在我们的社会中，探讨这样的话题并非一件易事，但是这样做会给你感情上和精神上带来莫大的好处。如果你对此感兴趣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最好寻求精神或宗教上的咨询。 ？ 要认识到你的恐惧、焦虑、悲伤和愤怒都是正常的。然而当你受到这些感情的困扰时，问题就出现了。当你情绪消极低落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状况和处境想像得更差，这可能会影响到你照顾好自己的能力。 ？ 尽量思考一些积极的问题。一旦对复发的忧虑闯入你的脑海，你很可能会反复地问自己：“我会死吗？”试试问另一个问题：“要是我继续活着呢？”问题的差异虽然不大，但是意义却迥然不同，你注意的焦点从最坏的可能转换到最好的结果。 ？ 很多年轻女性都认为，与朋友、家人和病友的联系，与生活息息相通的感觉，是帮助她们摆脱｜乳腺癌的阴影的重要因素。 ？ 不要忘记，你的恐惧总是会比实际情况要更糟糕的。洛兹·克莱本认为，一旦有什么令自己担心的身体上的疼痛，最好在一两周内去检查—“不是因为有什么病变，而是心里的折磨让人受不了。” ？ 善待自己。良好的休息对感情上和身体上的康复和维持良好状态都是非常关键的。在你疲劳的时候，即便是最轻微的害怕也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都说，做恶梦是一天之中最痛苦的时间。如果你也有同样的苦恼，不妨试着换一个房间睡觉，或者把原来的房间重新装饰一番，让它能够给你更多的安全感。 ？ 要相信你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不要忘了，你刚经历过的手术后治疗的目的在于杀死残存的癌细胞。你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步，而且仍然在尽最大努力同病魔抗争。 ？ 你是坚强的。你曾经勇敢地面对过｜乳腺癌。如果需要，你完全有能力再来一次。癌症复发并不是宣判死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总能够努力给自己帮助的。局部的复发可以在短期内治愈，转移性癌症则可以通过长期的治疗逐渐康复。 伯特·彼得森博士，贝丝以色列癌症中心家庭风险项目负责人，外科肿瘤学家 在病人确诊后的前两年，我每三个月同她们见一次面。我想知道她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否得到应有的支持和帮助。在确诊后的三到五年里，我每半年和她们见一次面，几乎每次会面都是一次值得欢庆的胜利。每次我都会像这样说：“太好了，我们坚持到了现在。真是太棒了！这是你的三周年纪念。这是你的四周年纪念。”我真 的感到值得欢庆。我想让她们意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关注积极的一方面，而不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想消极的事情。 过了五年，我和病人就只是每年见一次。到这个时候，她们的生活通常都已经步入正轨。她们为自己坚持了五年的时间而欢欣鼓舞。过了这个时间，焦虑的程度就会急速下降，但是不时地也会有一些不协调的音符。病人都说她们每年最害怕的就是两件事：做Ru房X光检查和到我这里来检查。这我可以理解。 阿奎霞把对癌症复发的忧虑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她总是不让自己闲着，不断地迎接新的挑战，像非洲舞蹈、瑜珈术、编织培训班、独自沉思等等。她总是让自己持积极的人生态度，与那些能够给她积极影响的人来往。“死亡的威胁并不像以前那样使我感到恐惧了。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感情和焦虑。我害怕吗？是的，我害怕癌症复发，害怕再一次的治疗。但是我在努力，我知道感到害怕是正常的。我不会让惧怕的心理阻碍我前进的步伐。我要享受生活，充分享受每一天。尽管魔鬼依然在我的脑后低低地说着什么，但是我根本不在意，不会去听它们的。”  
写在前面的话
我认为马拉松真正的作用是把我从自我怜悯、怨天尤人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我跑马拉松是为了证明我没有被癌症击倒，最终赢的一方是我。我的神经不正常吗？但是我最终跑完了全程，创下了一个个人记录—5小时25分钟。 乔伊·希马在治疗结束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继续漂流呢？”近来，她迷上了皮划艇运动。她想只要能尽早地回去划艇，她就能早一点找回对自己身体的信心。“当我最先听到诊断结果的时候，我觉得是我的身体背叛了我，”乔伊说，“本来我的身体让我很快乐：体操、游泳、划艇。我以为自己的身体很棒，没想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背叛了我。”与她的伙伴们一起重新又挑战激流的速度，使她找回了对自己身体的信心，相信生活的力量远远强过于疾病。她说：“在与｜乳腺癌抗争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得到乐趣。生活并非总是化疗和手术，还有上帝给予我们的恩赐—蓝天、阳光、与朋友在一起的日子，真的是宝贵的时光。” ～～～ 化疗结束后三个星期，特雷西·普勒瓦·希尔开始练习跆拳道。第二年，她参加了为｜乳腺癌而举行的一次60英里的公益性长走。“当时我感觉非常地好，”特雷西回忆说，“我非常高兴，感觉精神焕发。这表明我仍然是很强的，我的身体仍然是很强的，仍然很健康。我经常对自己说：‘我可以做到的。’”对于特雷西来说，跆拳道并不是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运动，而是她感情力量的来源。 ～～～ 当32岁的拉妮塔·豪斯曼被诊断为｜乳腺癌的时候，她正在积极地为参加纽约市马拉松比赛做准备。因为她的癌症尚处于早期，医生告诉她在双｜乳切除手术之后不用接受化疗。手术在1996年3月18日进行—刚好在大赛开始前7个月。对于拉妮塔来说，这是与癌症较量的一次好机会，看看谁是最终的胜利者。于是她下定了决心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她回忆说：“诊断以后，我最先问的问题之一就是，‘我还可以跑马拉松吗？’每个医生都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但是从医学上讲，没有理由不可以这样做。’”  
已知的健康饮食和运动的好处
对于乔伊、特雷西、拉妮塔来说，运动不仅能保持良好体形，重获健康，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重新把自己和身体连成一体，在经历了｜乳腺癌和Ru房切除手术的创伤后重新找回对身体的感觉。运动不仅能带来快乐，它对｜乳腺癌幸存者有着很实在的好处，能够让你从疾病和手术中恢复过来，也许还能预防癌症的复发。不过，这样的说法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依据。尽管人们一般认为运动有益于健康，但是没有科学依据表明它和｜乳腺癌有着任何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对于年轻女性。北卡罗莱纳大学流行病学副教授贝弗莉·洛克希尔（Beverly Rockhill）博士介绍说，在这一方面对众多年轻女性的研究比较少，其中较为重要和著名的两个—护士健康研究（Nurses’s Helth Study）1和护士健康研究Ⅱ（Nurses’s Helth StudyⅡ）2，都没有对运动和｜乳腺癌关系的确切结论。洛克希尔博士本人对这两次研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总的来说，运动对女性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她说，“但是至于说它对｜乳腺癌有益处，有助于病人的生存，我们可就得多加小心。运动有很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益处，但是我们不能让不参加运动的女性感到犯了错误，这样做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很多女性简直可以说是‘健康的化身’，她们饮食规律，运动积极，结果还是患上了｜乳腺癌。” 既然运动对女性的健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人们对运动和｜乳腺癌的关系有太多的误解，就让我们仔细看看，关于运动，哪些是我们知道的，哪些是我们不知道的。 数据分析 关于运动、年轻女性和｜乳腺癌这个问题，普遍得到认同的一点是，我们目前知道的还不够多。医学、理学博士安妮·麦克蒂尔南（nne McTiernn）是西雅图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ncer Reserch Center）的科学家，写作出版了《Ru房健康：降低｜乳腺癌风险的最佳运动和健康计划》（Brest Fitness：n Optiml Exercise nd Helth Pln for Reducing Your Risk of Brest Cncer）。在研究运动对防止癌症发生和复发的作用方面，她是一位国际医学界的带头人。她坚定地认为，运动对｜乳腺癌幸存者大有益处，而且很可能具有预防｜乳腺癌发生的作用。然而她也承认，究竟运动具体是怎样对｜乳腺癌患者产生积极影响，目前的研究还太少，不能解答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还缺乏很多内容，存在很大的空白。” 麦克蒂尔南博士说，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而且基本上是针对三个月运动效果的短期研究，关注的也主要是生活上的问题，比如运动对焦虑和抑郁的作用。从这方面来说运动是有帮助的，麦克蒂尔南博士说，“运动至少是在短期内能够减少焦虑，提高生活质量。”但是，她随即补充说，这些研究都没有说明运动对患者的生存有什么作用。 凯西·伯尔高，26岁时确诊 从小学时候起，我就一直很喜欢垒球。 我1997年5月结束化疗，当年8月就开始玩男女混合垒球，打外场的位置。能做一些正常人的事情，感觉真的太好了。 记得有一次我打出一个三垒打，等我跑到三垒的时候，我的朋友莫娜对我说：“凯西，快整理一下你的衣服。”我说：“莫娜，我又不是男孩子！”她说：“我是说你的胸部。”我低头一看，我的“Ru房”已经滑落了下来。我抓起这假Ru房就朝她扔了过去。 我生了孩子之后才开始打算进行Ru房再造，但是我只想把它给弄掉，因为它总是给我带来不便。于是在1997年9月我做了再造手术，三个星期之后我又回到了垒球场上。我通常都是把手术安排在排球和垒球之间。植入人造Ru房之后，我经常举重锻炼，有了跟男人一样的胸肌。 2000年9月，我参加了第一次赛跑—很难忘的一次经历。我非常高兴，流着眼泪。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过去，这是多么大的成就啊！ 麦克蒂尔南博士说：“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说明患者在诊断之后做了些什么，这些活动与她们的生存有什么关系。这一点大家都是赞成的，我们需要讨论应该怎么做。” 诊断之前和之后的运动 莱斯莉·伯恩斯坦（Leslie Bernstein）博士是南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员和流行病学家，她也十分关注运动对｜乳腺癌发生的作用。伯恩斯坦博士说，目前存在3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答： 1。 运动是否能够降低年轻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 2。 运动是否能够降低绝经期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 3。 运动是否能够降低各年龄段的｜乳腺癌患者再次患病的风险？ 伯恩斯坦博士认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根据她的研究，40岁及40岁以?
( 乳房的故事－－美丽·活着 (选载) http://www.xshubao22.com/7/7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