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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远同你的关系，你很可能会误以为他不愿在身边陪伴着你。他可能会认为：你更愿意把你的感受告诉你的母亲、丈夫和朋友。 詹姆斯·穆希洛和泰蕾莎·穆希洛，丽萨的父母 泰蕾莎：我们家庭一向很和睦，很多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完成的。这要归功于我的父母，他们总是在周末聚餐时邀请我们过去。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即便是后来有了孩子。 詹姆斯：发现她的癌症，是在1997年，我的妻子在两年前刚刚经历了｜乳腺癌。丽萨当时是27岁。我们常说：“我们得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有遗传的因素。”因为我的母亲也患过｜乳腺癌，但不是在27岁。所以一接到电话，那真是晴天霹雳。 泰蕾莎：最先发现癌症的时候，我以为会跟我的一样：“好吧，切除掉肿瘤，然后就没事了。”但是后来又来电话说，和我的病不一样，已经转移到了淋巴结。 詹姆斯：27岁，｜乳腺癌，这怎么可能？对我们全家来说太难以接受了。惊讶之后，愤怒之后，就得开始做些事情了。尽力治疗癌症，让她康复，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尽力让她振作起来，让我们自己和家里的其他人都保持乐观的态度，但这并不容易，因为总是传来很多不利的消息。有一段时间，坏消息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地来。然后接受很多的治疗，其中一些现在看来根本就没有效果。每次得到一个不利的检查结果，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泰蕾莎：每次得到坏消息，当然会很失望，因为每尝试一种治疗，都希望病情能好起来。 詹姆斯：第一反应都是一样的，感觉很失望。 泰蕾莎：我自己是切除了双｜乳。但是我不想女儿也这样，不想让她也承受这份痛苦。我48岁时做了切除手术，并且活了下来。可是她才27岁，刚刚结婚，还没来得及过自己的生活。这种感觉比自己患病时的感觉还难受。 我总是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是情况并没有好起来。她一直都很努力，她还会继续努力下去。她真的是位勇敢的斗士。 詹姆斯：我能够应对这一切，完全在于丽萨的鼓励。经历了最初的失落之后，她很快恢复了正常，脸上挂着微笑，让每个人都精神振奋起来。 你可能也希望父亲一直都那么坚强。在我们的社会中，感情上的坚强与冷酷无情也相差无几。然而，詹姆斯·穆希洛认识到，分享彼此的感情是增强家庭力量和信心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像他这样，面对如此致命的疾病要击倒他心爱的家人的时候：首先是他母亲，然后是妻子，最后是女儿。“接到这样不幸的消息，眼泪就像决了堤的洪水，全家人都哭成一团。但是之后我们会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然后大家擦干眼泪，开始做事情。丽萨让事情变得容易了很多。她积极乐观的态度感染了全家人，大家都充满希望地向前看。” 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节日都是非常特别的日子，尽管往往也充满了很多复杂的感情。当一个年轻女性患了｜乳腺癌，节日就不再会那么特别，其重要性也会减弱。“每次和家人在一起都是特别的日子，”丽萨说，“我很爱他们，所以这样的感觉也就特别地强烈。因此，生日和圣诞节对我来说都不是‘非常非常特别。’我感觉只要能和他们多在一起一天，那都是非常特别的。” 另一方面，丽萨的弟妹莉丝·穆希洛（Lise Muccilo）认为每个有丽萨在的节日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我不会向家人说出我的想法，但是我很高兴这个感恩节能和丽萨一起过。”去年十月听到丽萨的癌症转移的消息后，莉丝首先想到的便是这些节日。“心里在想：‘哦，天呢！和我们一起过这个圣诞节吧！一起过感恩节吧！’我知道我应当在平时也这么想，但是我真的在担心：如果明年的节日丽萨不在了那该怎么办啊？我这么想，却没有对家人说。我在心里忍受着折磨，有时候都快被逼疯了。” 对于凯莉和马克来说，｜乳腺癌改变了他们对节日的看法，尤其是凯莉化疗的时间刚好是在圣诞节之前。“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享受圣诞节，”她说，“不用在节日里四处奔忙了。通常这是一年之中最繁忙的时节之一，要去看父母，看兄弟姐妹。从今年开始，我们会在平时逐个地去拜访他们，这样就有时间享受在一起的时光，没有了往日的疲惫，把节日里才做的事情放到平时的日子里去做。” 马克说，｜乳腺癌让他们有机会做一件他们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那就是在自己的家里过圣诞节。“我们也会去看望一些家人，”他说，“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妻子在一起。我把这个圣诞节看作是我们将要度过的许多圣诞节中的一个。但是这个节日是很特别的，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为特别的一点，我想就是让我们能够放慢生活的节奏，关注我们的现在。”  
向朋友寻求帮助
在我们的文化中，朋友往往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一方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的朋友，尤其是在结婚生孩子之前。另一方面，我们又意识到朋友的地位要低于配偶、孩子和其他亲人。似乎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环绕着友谊，降低了友谊的重要性。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知道可以从朋友那里得到什么。提到爱人自然是充满了浪漫的感觉，并且我们通常认为亲人总是会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但是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多么重要作用呢？ 婚姻需要努力去维持。到了二十多岁我们就能体会到家庭既充满了爱同时也存在着矛盾。但是也许我们难以体会到友谊也是需要努力去维持，也是存在着矛盾的。 一个女人一旦被诊断为｜乳腺癌，她与朋友的关系就立即会紧张起来。朋友们有对自己生死问题的担忧和恐惧。他们害怕说错话，担心自己无力参加这样的经历—或者仅仅是不想承担这份艰巨的任务。患者应当重新考虑与朋友的关系，认清楚哪些朋友是可以依靠的，因为在治疗期间她需要集中精力于自身，而不是去修复与朋友的关系。 这些问题对年轻患者尤其重要。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不会像老年人那样多地关注自己的寿命问题，失去亲人的经历也比较少。刚刚开始生活的人和经历过癌症的人相比，差异是很大的，后者更多地担心自己的寿命。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以及年纪更大的女性，他们的友谊可能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经历过了好几次大的冲击；而相比之下，年轻女性的友谊持续时间更短一些，也更脆弱一些。 有时候，友谊和爱情之间也会出现冲突。如果你确诊的时候还没有结婚，你可能会希望你的朋友能够代替爱人。单身女性可能会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理想丈夫”的形象，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周围的朋友，却发现他们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你知道你并没有和朋友结合，所以你就可能低估了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 怎样向朋友寻求帮助 ？ 认真地对待友谊。像对待丈夫和亲人那样用心和朋友交往。当然，友情不同于爱情和亲情，但是朋友也需要同样的关心，同时也存在着相似的矛盾。 ？ 交流和协商。像对待爱人一样，你也应当让朋友随时知道你的状况。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而且有时候连你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需要些什么。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敞开你的心胸，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帮忙。即便是最敏锐的朋友有时也难以猜透你的心思，而即便是最慷慨的朋友也会有沮丧失落的时候。同朋友越开诚布公，你能得到的帮助就越大。 ？ 向朋友倾诉你的感受—但是不要忘了，他们也有自己的感情。患癌症是最痛苦，但有时候做癌症患者的朋友也很不容易。你的朋友也会有承受的限度，需要处理自己的感情问题，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当然这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应当意识 到他们也需要一定个人的空间，让他们在照顾你的 同时也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如果确诊的时候你已经结婚，你很可能会专注于你的爱人，而忽视朋友可能给予的巨大的帮助。一些女性希望寻求朋友的帮助，但是又有一种负罪的感觉，觉得自己应该在婚姻内部得到所有的帮助。结婚的女性，尤其是做了母亲的女性，可能会觉得没有时间在家庭这个圈子之外寻求友谊的帮助。 马克和凯莉已经结婚，但是在凯莉患病的时候，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朋友的帮助。马克认为，保持这样的友谊也需要很多的努力，同时朋友的帮助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我知道我有很好的朋友，有什么话都可以和他们谈，”马克说，“凯莉和我一起，同朋友们交谈。尽管无法体会我们经历的痛苦，但是他们很耐心听着，并愿意提供帮助。有时候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有足够的信心。你可以抱怨说：‘今天倒霉透了。’或者是把电话挂断。我们一天又一天地进行着这种马拉松式的对话，我们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情况，但是有时候我只想说，‘挂电话吧，我不想再说了。’” 罗琳·米切尔（Rolyn Mitchell）是一位单身母亲，治疗期间和母亲住在一起。她觉得她的几个好朋友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在化疗期间，一个朋友每天接送她的儿子去托儿所。“走进托儿所就像走进一个布满细菌的地牢，”罗琳解释说，“尤其在化疗期间我的白血球数量特别低。于是她主动要求帮忙。” 罗伯塔·利维舒瓦茨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她的朋友，而她的朋友们总是能想得很周到。“每次化疗前一天的晚上我总会收到安比寄来的贺卡。他们到医院看我，总是带一些有趣的东西。他们会带我出去散散心，不至于太憋闷。” 罗伯塔的朋友总是团结在一起行动，这样就能更容易帮助她，以及互相帮助。“我的朋友都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罗伯塔说，“我只需打电话给其中的两三个人，他们再告诉其他的人。遇到心情非常激动甚至流泪的人，他们会说：‘好啦，等你平静了之后再打电话给罗伯塔。’或者‘这次演习结果不是很顺利，你得调整好情绪之后再打给她。’” 在依靠已有的朋友的同时，罗伯塔觉得在治疗过程中不想再交新的朋友。“当时，真的受到一种无法突破的限制。你只想和已经熟悉的朋友交往，根本不知道怎样和陌生人交谈。即便现在，碰到一些在治疗的时间里没有来往、失去了联系的人，我仍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现在的我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而这个新的自我在治疗期间都还只是处于成长的胚胎期。整个过程就像，‘我是一个正常的人—不，我是个癌症病人—不，我又是一个正常人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当有人问起‘你怎么样？’时，这样常见、简单的问题也变得难以回答了。一方面你想说：‘我很好。’而另一方面你又想说：‘上周的化疗糟透了，我吐了一地，药也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些不能对陌生人说，只能跟朋友讲。这段生活真是太复杂。” 如果你的朋友患了｜乳腺癌 ？ 不知道怎么办的话，那就问问吧。朋友患了癌症，就已经够受的了，不要再强迫自己去猜透她的心思。她会告诉你该怎样帮助她。 ？ 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给她列出你所能提供的帮助会更方便一些。患｜乳腺癌的女性最经常需要的是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买食物，做家务等。你能做哪些一次性的或长期性的事情呢？对于有孩子的母亲，你可以定期帮忙照看一下孩子。她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的消遣—让她忘掉俗世烦恼的影碟、笑话书、香水、漂亮的披肩或头巾？试着和她换个位置想一想，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感受到爱心和帮助，可以让你打发一天的时间。 ？ 保持联系。朋友们经常在最初诊断和手术的时候聚拢过来，但是在化疗期间以及治疗之后却见不到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需要在不断改变，也会向你要求不同的帮助。但是即便过了危险期，你的帮助同样也是很重要的。 ？ 你需要认识到，你可能无法了解她的感受。如果你没有患过｜乳腺癌或类似的致命疾病，你可能就无法完全地了解对方的感受。即便在平时，要接受彼此的差异，承认彼此了解的限度，都是很难做到的。当其中一方患重病之后，要接受这样的差异就更加困难了。尽量让自己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你不知道她的真实感受，她可能需要向那些理解她的人寻求帮助。 ？ 你也有自己的需要。人们常常会想，只要压制自己的 需要，就能帮助自己的朋友，但事实上不论你怎么做， 你也无法治好她的病。即便你想更多地关心她，让她 能放轻松，你也不必要被动地接受她恶劣的态度，让 她把所有怒气都撒在你身上。你需要有承受的限度， 需要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很难说清楚应当为朋友牺牲 多少，但是要始终牢记：友谊是两个人的事情。毕竟， 如果你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又怎么去帮助她呢？ ？ 你也需要帮助。朋友患了致命的疾病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患病的朋友很可能无法给你帮助，但是你可以从其他朋友那里获得支持。从朋友、家人、心理咨询、宗教寻求帮助，度过这段困难的时期。  
写在前面的话
接触 要在经历了癌症的创伤后重新接受自己的身体是极具挑战性的，而那些年轻幸存者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为重新定位身体和性做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我甚至从没想过要结婚—我只想活下去。”乔伊·希马被确诊为｜乳腺癌时只有26岁，还是单身。“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全心全意地去爱一个人。Ru房切除后，我觉得没有人再会用从前的眼光看我。后来的化疗让我确信：我必须接受现实，与自己妥协。那时，我的头发越来越稀，黑眼圈很重—甚至原来很长的指甲也不怎么长了。有段时间我连镜子都不敢照，因为我认不出自己。我想：‘这个瞪着我的人是谁？’” ～～～ “你对Ru房的看法和以前完全不同了。”阿奎霞·欧文斯在32岁时做了Ru房切除手术。“看《海滩救护队》的时候，你会说：‘不就是Ru房嘛。’Ru房切除并没有困扰我—我只想活下去。我的确还活着。但有伤疤。会消失吗？不会，但它战胜了死亡。别人因为Ru房而恋爱，我就挺喜欢我的新Ru房。我很好。” ～～～ “我忍不住哭了—我终于明白头发会掉光。”莱斯莉·穆腾被确诊为｜乳腺癌时只有35岁，是圣安东尼奥一家通讯站的新闻播报员。她那头光泽的金发已和她的工作密不可分，更是她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因此还得了个“小金发”的外号。莱斯莉为她两岁的女儿妮可儿的未来感到忧虑，也挺担心丈夫托尼·马托克斯的感受，但她在诊断与手术时仍保持了相当的冷静。只是，当她意识到头发会因为化疗而全部掉光时，就一下子垮了下来：“我说，我不能没有头发，那是‘我’的一部分。”  
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才二十多岁，可能仍在认识自己的身体—探究性征，挖掘体能，尝试各种装扮、发型与形体。也许你在和人约会，刚开始一段认真的交往，或是新婚不久。如果你三十多岁，可能觉得还在自我探寻中—身体上，两性间或社会交往中。也许你也在约会，或正在发展一段崭新的关系。 假如你同大多美国年轻女性相似，那Ru房在你的形体、性征与作为女人的自我认同中一定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不管你觉得Ru房太小、太大或不大不小，你对Ru房在理想体形中的位置、你的社会影响力、吸引力与女人味都会有着自己的看法。没有Ru房对任何年纪的女性来说都是残酷的，对于年轻女性更是一个特殊的挑战。同样，各个年龄层次的女性都会对Ru房所潜藏的危险感到不安，而年轻女性在不断认识身体的过程中会感觉尤其沉重。 被确诊为｜乳腺癌的单身年轻女性往往对术后是否有勇气向新的伴侣展示身体感到忧虑，而交往中的女性则担心伴侣会对她们失去兴趣。她们往往缺乏性欲，随之还有间歇性疲劳，荫道干燥，热潮红和其他因治疗引起的过早停经症状。（关于癌症治疗与过早停经的更多内容，请参见第三章与第九章。） “如果你已过了35岁，那化疗引起过早停经的几率是很高的。”作为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行为科学系（’s Deprtment of Behviorl Science）的副教授，莱斯莉·叔华医生（Leslie Schover）说：“由化疗引起的突然停经会比自然停经带给女人更多的痛苦。你会全身红热，荫道干燥（荫道内缺乏雌激素），对性完全丧失了兴趣。”即使丧失性欲往往是暂时的，但因为肿瘤医生或妇科医生事先不会给你任何相关警告，所以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患者或其伴侣往往会感叹这是一种灾难。 辛迪·金在26岁时被确诊为｜乳腺癌，她觉得这几乎断送了她与未婚夫约瑟夫之间的幸福，虽然他们已经交往两年。“我一点都不想Zuo爱，”她坦率地说，“不是我讨厌他，而是我真的没力气做任何事情。可这弄得他也像得了癌症似的。他说我不在乎他的需要，他不再适合我。我说：‘你怎能那么想呢？是我得了癌症啊。好端端的你折腾什么？’”辛迪的病和由病引发的很多冲突把小两口分开了一段时间，但他们最终还是复合了。 正如叔华医生所言，多数情侣或夫妻关系还是经受住了癌症的考验。然而，如果在癌症确诊前就存在性生活或感情上的不愉快，那癌症只会扩大问题或给双方一个借口来解释以往的种种不和谐。叔华医生认为，潜在的性问题—这直接影响到半数的｜乳腺癌患者—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它们能通过咨询或伴侣间的全新交流得到缓解。 作为一个年轻的｜乳腺癌患者，你面临着双重任务：慢慢适应新身体，同时学会如何在与他人的身体接触与性生活中感觉良好。  
身体的变化
假如你与大多美国年轻女性的情况相似，那在你即将步入二十岁时已经花了相当的时间来认识自己的Ru房：青春期时它们开始戏剧性地凸现，十几岁时你的女性身体渐渐呈现，直到你开始成｜人的性生活。你已在两次大变化中重新认识了身体：从童年到青春期，再从青春期到成年。要在短时间内再一次重新认识—接受肿瘤切除手术，接受疤痕，或是接受失去一个甚至一对Ru房的现实—是一种挑战。在你心中，如果Ru房是身体不可缺少的部分，那挑战只会更加残酷。 “我的天生条件一向不错，”乔伊说，“因为胸部长得好，我常穿着泳衣享受暑假，或是精心打扮一番与朋友出去玩乐。确诊前不久，我还在努力减肥，效果挺明显。确诊前的三年里，我刚开始喜欢我的身体，刚开始意识到Ru房是多么重要。” 接着是｜乳腺癌被确诊，Ru房被切除。“这么年轻就没了Ru房让我深受打击，”乔伊说，“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辛迪曾在一次选美比赛中赢得了“汉城小姐”的称号，因而能到“好莱坞星球”饭店作宣传访问，并出演和夏威夷热带防晒露有关的商业广告。所有这一切让她更强烈地感到Ru房在自我形象中的重要性。 “我的自我感觉好极了，”辛迪回忆道，“我对Ru房一向引以为豪。原来的Ru房非常非常漂亮，C罩杯呢，男人们非常着迷，甚至女孩们也会说：‘哇噻，你的胸部好棒啊。’作为亚洲人能有这么丰满的胸部是极其少见的。这让我感觉异常地好。” 对辛迪而言，Ru房不仅是衬托着她的身材，更深深影响着她的自我认同。“我当然很介意。我四年级时开始戴胸罩，到八年级时已快到D罩杯了，好像命中注定我就该把所有的魅力都放在Ru房上。” Ru房是辛迪的骄傲，而体重则使她倍感挫折。“高中时我蛮壮的，有点胖。进了大学，我就拼命减肥，直到厌食。”最终，辛迪克服了厌食症并赢得了选美比赛的冠军，还与约瑟夫订了婚。在辛迪眼里，他无疑是个“富有魅力的健美男子”。 “我有确诊前三个月的照片—你要相信，我曾经很性感。”随后辛迪被确诊为｜乳腺癌，在Ru房切除后开始化疗并做了体外授精，以保证将来要孩子时可以使用她与未婚夫的冷冻胚胎。两个疗程过后，她的体重开始增加。失去傲人的Ru房与迷人的身材是对辛迪自我认同感的双重打击—几乎难以承受。 很多年轻女性起初怀有的愤怒、绝望与被出卖感往往会过渡到对现有的身体心存感激。乔伊说，这是一个缓慢的转化过程。她刚知道自己的诊断结果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自己受骗了，可后来顽强生存的身体改变了她的想法。 “切除手术后我就在家休养，为自己坚强地活着感到激动，”她说，“我想，生命真的很宝贵，我由衷感谢所有一直陪伴我的人们。一切最平凡的事物，如美丽的蓝天，或把脚泡在水中（因为我还不能游泳）—简单却美好的事情—都让我领悟到太多。或许你会想，‘他们拿走了你身体的一部分，现在你一定疼痛难忍。’不，我不痛苦。我的心中只有感激，因为我能早晨自己起床，生活完全自理。我是个美丽而坚强的女孩，即使没有Ru房，也能活下去。”乔伊仍对丧失原先纯真、无忧无虑的自己耿耿于怀，同时又对顽强的身体表示惊异与感激。确实如此，以你的方式爱护你的身体，感受身体的完整而非残缺，这些都会有助于你治疗后的身体与情感的康复。 特蕾茜·普勒瓦·希尔（Trcy Plev Hill）在32岁确诊时正给孩子哺｜乳。她承认对丈夫与18个月大的儿子的关心远远超过对自己身体状况的关注，同时坦言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就是这样：‘我必须面对—现在轮到你来面对了。’”她说，“在许多人身边我都很自在，朋友间我也常拿自己的Ru房和人造Ru房开玩笑。和一些关系不错的朋友一起时，我常说：‘它们看上去不错吧？你不觉得这个Ru房看上去比那个低一点点吗？’我甚至主动给一些正打算接受Ru房再造的女性看我的Ru房。对我来说，Ru房被切除了并不重要，我也不觉得因此而减少了女人味。一点也不。” 阿奎霞·欧文斯也在32岁时被确诊。她感到身体在癌症和化疗后的诸多变化对她造成了不小的精神创伤，但也承认，她已能渐渐接受并坦然面对现在的身体了。 “把Ru房和Xing爱扯在一起—我不赞成，”她坦诚地说，“我只要求穿衬衫时能看起来不错。如果一定要拿掉一个，那就拿吧。掉头发，呕吐，体重下降—自尊不断在受到伤害。别人看你只会觉得可怕，自我感觉也极差。偶尔向窗外探望时，看到朋友、同事们都生活得无比幸福，心里就会由衷地悲哀，像死了一样。但你一定要坚强地说：‘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健康幸福的。我还会站在阳光下。’” 要找到心理平衡并不容易。“我把自己弄得很忙，”阿奎霞说，“但每时每刻，我的自尊都经受着打击。表面上我是很坚强，但心里总问：‘什么时候才能变回从前的样子呢？’这个过程太漫长了，你总忍不住以外表如何、感觉怎样、是否性感来衡量自己。你必须改变审视自己的角度，无论这有多么困难。经历类似的事情，你要做的就是与心灵相伴，因为外表再也吸引不了别人的目光—身体上，你真的是一团糟。你必须呵护自己的灵魂。” 莱斯莉·穆腾，面向公众 得知诊断结果时，我没有哭；做手术时，我没有哭；但知道头发要全部掉光时，我哭了。我很绝望：“别人会讨厌我的。我是名新闻播报员，我要上电视，我不能病恹恹的。” 从一开始，我就把掉头发的问题处理得很好，只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全部掉了。我一直不习惯戴假的眼睫毛，每次播新闻前都得为这多花半小时。每次我都想，这回一定可以一次戴好，可每每把胶水抹上去后，睫毛就变了形，于是不得不重新来过。我非常担心在读新闻时出岔子，比如某个睫毛突然掉下来—或更糟，只掉一半。为了发生情况时能及时提醒我，我的搭档想了个暗号。他说：“莱斯莉，如果我说‘没粘牢’或‘没系好’，你就想着弄弄睫毛。”幸好，他一次也没说过。 我在假发上花了不少钱。我想：“把头发剃光的话会使假发的效果显得更好吧，这样也就没人能看出来了。我绝不会放弃工作的。” 那天—大概是化疗开始后的两周—我准备洗完澡去上班。当时是凌晨3点，我眼睁睁地看着大把大把 的头发掉了下来。我哭了。我已试着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各种准备，可我仍然无法接受。当大把的头发掉在浴缸里的时候，什么准备都是徒劳的。我丈夫还在睡觉，我把他叫醒，说：“就是今天。”他坐了起来，把我搂在怀里，吻着我说：“今天晚上，我会准备好推子等你。” 那晚，我的丈夫、女儿、朋友们为我在家里开了个隆重的剃发聚会。完事后，我走过去照镜子，却禁不住尖叫起来。我一次次地往镜子里看，不断地看，直到相信那就是我。真的，我害怕掉头发，就好像我这个人的某一部分也跟着没了。但在内心，我还是原来的我，也许比从前更好。我不再精心打扮、过分修饰—我开始注重内心，并学着热爱内在的东西。 首先，你得爱自己。这是首要的。如果连你自己都没法接受你的外表，又怎能奢望别人宽容呢？  
头发，秃头与假发
掉发是大多年轻｜乳腺癌患者面临的一件大事，只是她们用各自的方法处理着同一个问题，并且承认，她们的态度往往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巨大变化。 “你可能会对我的故事感兴趣，”特蕾茜说，“我发现自己开始掉头发，不停地掉，就像没有尽头一样。所以我开始拔头发—挺有趣的—最后把头弄得惨不忍睹。丈夫下班后，我对他说：‘你得给我剃头。’他说：‘我做不来的。’‘不，不，你可以的。拿出你的推子来，剃吧。’望着水池里的头发，我问：‘你说我照镜子时会不会哭得很伤心？’他说：‘你不会的。’我便抬起头，哈，看上去还是蛮不错的。儿子还在午睡，我戴着棒球帽走进他的房间，把他抱在了怀里。儿子才一岁半，当我脱下棒球帽时，他用古怪的眼神望着我。我把他放下，问：‘贾森，妈妈变成这个样子可以吗？’他回答说：‘可以。’然后弯下腰，在我头顶亲了一口。” 特蕾茜说，她以前一贯短发，所以对“癌症发型”感到满意，“就像很酷、很时髦的纽约发型。”不过她最近开始留长发，因为“我丈夫希望我们把不开心的事都忘掉，他也更习惯头发长一点的我，我就开始把头发留起来。” 让身体和头发恢复到癌症前的那种感觉让特蕾茜觉得别扭。“为了和丈夫去墨西哥度假，我还得去体毛。这真像一场灾难—比基尼，眉毛，大腿。真是难以置信，我都秃头6个月了，现在连体毛都要去掉。” 和特蕾茜相似，凯莉·道格拉斯也以一种玩笑的态度看待身体。实际上，她还很期待自己秃头的样子，因为她觉得这古怪的相貌能和她的艺术气质以及玩具公司的创作工作相吻合。同样，她也让丈夫给她剃了头。 “心里总想着不会看上去太糟，但事实并非如此。”凯莉被确诊时只有24岁。“我想：‘我的脑袋不会看上去凹凸不平吧？会不会太难看？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好吧，即使不是真的一辈子，那为什么感觉像永远呢。’ 我听到一个声音说：‘那就这样吧。’基本上，我对没有头发感到由衷的欣慰，既然开始掉了，就掉光吧，这样感觉更舒服、更干净。当然，有时还是会感觉怪怪的。” 马克在凯莉确诊时已和她结婚两年，他说：“我认为掉头发只是诸多变化中的某一步，我和凯莉都知道总有这么一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很期待，因为这表明凯莉距离康复又进了一步。” 马克给凯莉剃头这一举动对夫妇俩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这意味着无论什么变化，我们都共同承受，”马克说，“我要让她知道我支持她，不惜代价。真的，这是我自始至终的信念—‘不惜代价’。” 面对妻子掉发，托尼·马托克斯很苦恼，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莱斯莉对未来感到了绝望。“我们知道终会有这么一天，但却对该做什么准备感到茫然。当时我睡得死死的，突然她把我叫了起来。那感觉真是糟糕。等到了这一天，却感觉一切只是变得更糟。” 在莱斯莉烦恼哭泣时，托尼给了她最大的支持。但在她上班后，他说：“我在床沿上坐了大概有三刻钟到一小时，不停地胡思乱想。我在床上问自己：‘怎么办？她会不会整天瞎想？我是不是不该让她上班？我该做些什么才能让她好过些？’” 马克和托尼是典型的好伴侣，但并非所有的女性都这样好运。“约瑟夫从没给过我好脸色看，”辛迪说，“他看每件事的眼光就像在说：‘好，快到尽头了。一切都快结束了。’他巴不得所有的事情马上了结。我觉得我成了他的包袱。”一方面，辛迪觉得自己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认为约瑟夫不再依恋她，于是包袱感更重了。 她回忆道：“当我变得又秃又胖时，他还说我看上去不错—其实我心里都明白。你见过男人怎样打量别的女人吗？对这种事我一贯挺大度的。但有一次乘地铁去治疗，一个女人踏着彩色凉鞋、打扮地花枝招展地走了进来。站在另一边的我为了掩饰秃头戴着头巾，还不停地出汗，面无血色。我正准备去放疗。我看到他的眼光总围绕着她转。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要和他一起出去了。” 阿奎霞·欧文斯说，在确诊、治疗和掉发过程中她始终都很信赖伴侣。她认为是自己变了，而不是他。 “我们一见面就成了挺好的朋友—一开始只是朋友而已。”在她32岁被确诊时，这个男人在她身边；在她36岁即与癌症抗争4年后，他与她订了婚。“那是个非常好的开始，使我们有信心度过所有的困难。我从没怀疑过他—在所有头发掉光时也没有。我记得自己戴着帽子和围巾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他说：‘我知道你没有头发。’” 扪心自问，阿奎霞还是因没有头发感到痛苦。“当头发掉完的时候，你会更了解自己。头发会告诉你很多秘密。” “过去我从没买过假发。本来想冷静地处理这件事情，没想到怎么也找不到卖假发的地方，又开始慌了起来。记得我一个人站在曼哈顿的街角上，拼命翻着黄页。即使找到了假发店，你还要向店主解释为什么买假发，而那时的我做不到自如地和别人谈我的病。 “或许是幸运，或许是命运，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人。她喜欢我的光头，还给我做了三个假发，戴起来都很漂亮。我喜欢我的假发！现在还留着呢。” 在阿奎霞心里，特制的假发让她再次看到了自己的美丽，即使在她最艰难的时候。而对罗冰·米切尔（Robyn Mitchell），一个住在怀俄明州卡斯珀城、30岁时被确诊为｜乳腺癌的单身母亲来说，假发只是她黯淡前途的象征。 “我只有一张戴假发的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我。我不喜欢拍照，只觉得自己像用过的商品，像废物。”目前，罗冰与男友的关系正迈入第二个年头，她说：“希望总是有的。不要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总有男人会理解你的。”虽然她积极投身于美国癌症协会与青年生存同盟会的活动，但仍不愿看到任何让她想起癌症—或秃头—的东西。“有一次，我和儿子在车库里找到了这顶羊毛软帽，治疗时我总戴着。儿子说：‘噢，我想起来了，你原来经常戴的。’我说：‘对，但我不会再戴了。’” 掉发和形体变化让某些年轻患者感到绝望，但正在承受巨大痛苦的女性最终会坦然面对这些变化。罗冰说：“我对别的患者说，我们有别人没有的人生视角，我们懂得自爱。我还知道现在的头发比以前的更好！” 如何面对身体的变化 ？ 自我沟通。每天腾出一段安静的时光与身体和情感作交流。可以记日记，或是画画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自我评价
( 乳房的故事－－美丽·活着 (选载) http://www.xshubao22.com/7/7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