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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红梅也已露出红红的嘴角，小君说春节过后就会开的。
我本以为沈小君要问我她的信我是否收到，她没问我也没说，我怕让她不好意思，尴尬。我想带她到外边饭馆吃饭，又怕吃了饭她又要我带她去公园玩。我便叫她坐着休息休息，我便去食堂炒了几个菜端到宿舍来吃。饭后她才扭扭捏捏地问我是否收到信。我说收到了，她又低着头不作声。过了好半天，我也没说话。她扭着手帕问我看了信有什么想法。我问她是否知道我的情况，她说知道。我问怎么知道的？她说她在干校听团省委的邹书记（原农大团委书记）和汪明说的。我大笑，说他们只知道表面现象，不知内在真情。
“什么表面现象，内在真情？”小君问。
“表面现象就是他们只知道我没结婚。”我说，“内在真情就是我已有女朋友他们不知道。”
“你有女朋友了？”小君吃惊地望着我，继而又笑着说：“噢，我知道了，是医大那位医生谢琼，她给你输过血。但是婉云和汪明都说你很傲，既感谢人家又拒绝人家，不跟人家谈。”
我笑道：“你的消息真灵通，可以当侦探。”
“我们在田里摘绿豆的时候，他们在议论你，我听到的。”小君噘着嘴说。
第六十九章 情书第一封（5）
“这就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笑道，“不过他们说的一半对，一半不对。”
小君不解地问：“什么一半一半的？”
“一半对，就是说小谢确实给我输过血，服侍过我，我永远感激她。一半不对，是说我并不是很傲，我的确有朋友了。我不能脚踩两只船，伤害两个人。”我认真地说，“今天我也明确告诉你，我有女朋友了，谢谢你对我的看重。”我说着从衣兜里掏出沈小君给我的信，说：“这是你给我的信，刚收到，你在门口打电话时我正在看，你可以把它收回。”
她愣了半天，慢慢地摇着头，流着泪说：“不，不！我已跟你说了，就收不回来了。”
“可我已经有朋友了，总不能把人家甩掉。”我说。
“我不信，我不信。凡是不愿跟人家谈的，都谎说自己有朋友了，我在农大时也骗过好多人。”小君说，“你是嫌我丑，嫌我是学花卉的，又在农村。不过，司部长和赵政委都说等运动结束，把我调到省里，或调农大当教师。”
我站起来笑道：“你是农大校花，还丑？你学的花卉专业，是非常高雅非常美的专业，你的形象你的事业是美的统一，怎么说丑？再说，现在的干校也好，过去的农场也好，本来就是省直单位，文革前就是干部轮换去，不存在是不是农村。”为避免她的误解，我一条一条地作了解释。没想到我这一解释，小君反而充满了信心说：“那我就跟你的朋友竞争！”
“竞争？”我走到她身边，哈哈笑道：“你是不是想学苏联大诗人普希金，为争夺所爱的人，要和我的女朋友决斗一场。”
“不是。”小君激动而又认真地说，“我要用我的温柔，我的美貌，我的才能，我对你真诚的爱，来争夺你的心。”
我笑问：“你很自信？”
“是的。”小君肯定地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哪些方面比我好？”
我笑笑：“感情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长期相处，志趣相投，两颗心交融在一起的结果。不像两件衣服可以拿来比较。”
小君想了想，冷静地说：“这倒也是。那你们相处多长时间了？”
“十八年。”这话我过去也曾说过，本是想说明我们感情深。没想到小君却答出这样的结论：“十八年？你才多大？又是骗我的。”逼得我只好将我与雪梅自幼相处，直到她出走的情况告诉小君。当然，雪梅现在在哪里我没有说，因为那涉及到海外关系。我在诉说的过程中，小君也跟着我欢笑，跟着我伤心，跟着我流泪，跟着我叹息，时而又劝说我几句。
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小君又问：“她叫什么名字？”
我指指宝书台上的梅花。
“她叫腊梅？”小君问。
“不，她叫雪梅。”我说着的时候，窗外真的下雪了，看样子，今年的春节又要在雪天度过。
又沉默了很久，小君说：“你们既然相处这么长时间，感情又这么深，她怎么就轻易离开你，我不相信，你骗我的。”她说着又问，“你们有照片吗？她长得比我漂亮吗？”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想，如果今天不给她看照片，恐怕还是解决不了她的疑问，她恐怕还是不死心。因此，我说：“好吧！你跟我到房里去。”
我们俩走进了卧室，我让小君坐在我的书桌前，我打开书橱，拿出我和雪梅在天云山的三张镶着镜框的十二寸彩照，递给小君，她一看，惊呼：“哇！真漂亮！我到现在还没见过有这样美的女孩，真是天仙，真像刘三姐，七仙女。”
我心想，我的雪梅比七仙女、刘三姐漂亮多了，比她们天真，甜美，比她们还有气质。我站在小君身后说：“这回你相信了吧？”
小君没有吭声，只是端详着我和雪梅在杜鹃花丛中的彩照，自言自语地说：“真是郎才女貌。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你怎么哭了？”我问。
“我是为你们分别哭。也为我自己悲哀，为我自己伤心。”小君擦着泪说，“我本以为自己的条件如何好，所以在大学里我很自傲。今天听了你和雪梅的故事，看了你们的照片，为你们的真情所感动，为她的美貌所倾倒，我自叹不如。”
听了小君的话，我觉得她的思想问题可能解决了，以后可能不来找我了，我也轻松了一些。
小君将三个镜框并排地靠在我的书桌上，站起来转过身，泪流满面地望着我。半晌，突然张开双臂抱着我痛哭道：“长玉哥，你知道吗？我打破多少年来的禁锢，鼓足多大的勇气，抱着满腔热情和希望，写信给你，来找你，可是……，我真不知怎么办啊？！”
她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我惊慌失措，一时间，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我让小君伏在胸前哭了一阵，才缓缓推开她，冷静地说：“小君，你想想，我与雪梅相处这么长时间，感情非一日之深，百日之恩。我们虽已分别，可是我一闭上眼，满眼都是她的模样，满脑都是我们往日的事情。这三张照片是雪梅去放大的，她走了以后，我常常夜里抱着照片哭。后来，一位老将军骂我，问我是不是**员，要我振作精神。我这才把照片收藏起来，因为我一看到照片心里就疼痛难忍。”说着我便转身往外间走，小君也跟着我走出卧室。
我将花盆调了个位置，将两盆君子兰放在宝书台上，两盆梅花放在临窗的写字台上。小君站在写字台前，望着腊梅和红梅，若有所思地说：“看来，我不该送你梅花。”
“为什么？”我问。
“因为你每天一进门就看到梅花。”小君说，“见了梅花，你又会想起雪梅，会惹你伤心的。”
“记得去年你来时，我在莲湖公园的梅花丛中跟你说过，我将一生不娶，以梅为妻。”我说着，又将宝书台上小君的信和《荷塘月色》的诗递给她，“这回你该收回去了吧！”
小君低着头，很长时间不说话，也不接我还她的信和诗。
又足足过了三分钟，她才缓缓抬起头，泪流满面地说：“这是我生平第一封情书，可――你却要……。”说着，便捧着脸坐到椅子上又哭起来。
第七十章 血染采访簿（1）
小君痛哭不止，我急得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我想拉她，又不敢碰她。因为一碰，她很可能又抱着我哭得更伤心。我想劝她，又不知如何劝。该说的，我和雪梅的情况已说了，该看的，我和雪梅的照片已给她看了。我不知再用什么话劝她。想了半天，我唯一的劝说办法，只会笨拙地说：“都怪我，都怪我。”
“我没有说怪你。”小君抬起泪眼，我很想掏出手帕给她擦泪，但是没有。她自己擦着泪说，“我是自作多情。”
“不能这样说。是我多情。”我说，“如果我不去农大采访，不去干校，不陪你去公园玩，你就不可能给我写这封信。”说了之后，我又觉得这话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去农大也好，去干校也好，去公园也好，是工作需要。我的确没想到会碰上她，也没想到她会爱上我。但是反过来一想，也正因为这几次见面，可能我也留给她一些好感，才使她产生了对我的念头，所以也不算是牵强附会，也应该自责。可是小君却说：“我们的相识，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缘份，我永远忘不掉。”
我差一点接着说：我也永远忘不掉。的确，沈小君是位很美，很有才，妩媚动人的女孩子，我很喜欢她。但话到嘴边我没说，只是安慰道：“人有情，岁月无情，时间会磨平记忆的。”
“这么说，你和雪梅的感情，时间长了也会磨平的了？”小君问。
“那不一样。”我说，“我和雪梅是一二十年的感情，是难以磨掉的。”
“可我是初恋。”小君说，“初恋。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是非常美好的，非常珍贵的，恐怕一辈子都磨不掉。”
沈小君的话也有道理，事实上，多少年后我也没有忘记她，我在心里一直将她视为知己。
外边的雪越下越大了，我有意转移话题，便问小君：“你何时回家？买票了吗？”
“我想后天腊月二十八，票还没买。”小君说。
“过年票紧张，我去帮你买吧。”我说，“我有《记者证》，不要排队。”
小君叹了口气说：“好吧，谢谢你。”说着便起身准备走。
我笑道：“你怎么对我客气起来了？让我觉得好陌生。”说着我又问，“这诗和信，带着吧！”
小君回过头，又望了我一眼，看了看桌上的信和诗，轻声说：“那是我的心，留给你。”
我带着小君去火车站给她买了票，临走的那天早晨，我又去送行，她才眼泪汪汪地离去。
沈小君虽然走了，我心里也很难受，我又欠了她的情，欠了她的债，我不知如何还。回到宿舍，我将她的信和诗收到箱子里，她说的不错，无论怎么说，它总是一个女孩诚挚的心。
冬去春来，春节很快过去了。一九六九年三月，为迎接党的九大召开，加强对九大的宣传报道，我被抽到新华分社协助采访。我负责南山市和毗邻的沿江地区的采访报道。南山市解放前是农村，只因南山铁矿资源丰富，品位很高，解放后便在这里成立了南山钢铁公司，到五八年大办钢铁时，这个公司得以迅猛展，组建了省辖南山市，实际是政企合一的市，下辖一郊一县，市区人口猛增到五十万，百分之七十都是公司职工。这个市又称钢城。我出之前，分社社长告诉我，这个市是省里钢铁基地，要以工矿为主。因此，我在时间划分上以市为主，兼顾沿江地区。我的重点是采访几个厂矿和工人农民。我到市县，只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的一些重要会议，报道他们一些学习九大文件，宣传九大精神的做法和措施。我下去，他们要派人随我采访，我没要。在市内我一连跑了炼铁、炼钢、轧钢、型材等六七个厂矿，开了十几个座谈会。
第七十章 血染采访簿（2）
在轧钢厂的车间里，我见有七八个工人坐在钢锭上聊天，我便将柳条安全帽从头上摘下来，往身边的钢锭上一放，坐下来听他们海扯。他们见我是陌生人，便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记者想听听工人同志对九大的看法。一位工人和他身旁的两位嘀咕了几句，好象是说记者不是官。然后又回过头来，问我是想听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说不能笼统说好或不好，我想听真话实话。他说要听实话，他就一句：要长工资。其他几位立刻附和：对、对，要长工资。说他们这些人中，从一九六二年到现在，七八年工资没有动，有的是二十八块，有的是三十二块，最高的是工段长也才三十七块。我心想这倒是事实。一位三十多岁的工人从衣兜里掏出一包烟，从中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说不会，谢了。坐在我身边的工人告诉我，说那人是工段长。工段长又递给其他两人一支。我问这烟多少钱一包，他将烟点燃后说，就这大铁桥一毛二一包都抽不起。七八年前在坐的都是单身汉，现在多数都成家了，有了老婆孩子，而老婆又多半是周围乡下的农民，生活很困难，所以都盼望长工资。另一位工人插话说，现在厂里流传一个顺口溜，叫：盼九大，迎九大，九大开了明朗化。我觉得这两句顺口溜，倒是很有意思，反映了工人的心情和希望。便进一步问：“这‘明朗化’是什么意思？如何才叫明朗？”那位工段长又说：“这明朗，第一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到此结束，不能再搞了；第二，谁打倒谁上来该明确了，不然我们老在瞎咕隆，弄不好就站错队；第三，就是工资该调整了。”
“不能一天到晚就是工资工资，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说明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我身后一位同志在言，“我们厂里也是这样，整天锣鼓宣天，到处红旗飘扬，不看到这个大好形势就会迷失方向。”
“红旗飘扬那是表面现象。”工段长生气地说，“你看，三天两头停电，如何生产？文化革命再搞下去，恐怕全厂都要停产了。”
“车间无电这是局部。” 我身后的人又说：“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党就会变色，国就会变色，我们社会主义的工厂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工厂。”
我本来以为是工人之间不同意见的争执，因此只忙着埋头记录。这回听口气不一样，便问身边的同志在我后面言的是谁？他在我耳边小声说：“是去年分来的大学生，因为是造反派头头被结合为厂革委会副主任、政工组组长。”果然不凡，我心想。我正想转身看看这位政工组长的尊容，他已经走到我面前。我一见觉得有些面熟，正欲问，他便伸出手笑着说：“萧长玉同志！是你呀！三年前我去团省委串连，是你接谈的。”
我想了想说：“噢，江汉大学的，朱永三，鼎鼎大名。好像是江大纵队司令，后来一跃成为八？一八兵团副司令，又一跃成为糟派总指挥。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三年。”我见身边的工人看我们互相认识，便纷纷离去，我心里有些不快，便说：“你把我的座谈会冲散了。”
“这些工人，都是鼠目寸光，只知道生产呀，工资呀！不懂得国家大事。”他说着就拉着我往车间外走，“好几天前，就听说有位新华社记者要来，但一直没见，也不知是谁。刚才我到车间，现你正埋头作记录，我估计是新华社记者了，没敢打扰，就坐在后边听。我听那些工人越说越不象话，就插了几句。”他说着又问，“你怎么不从厂政工组过，就直接到车间来了？”
第七十章 血染采访簿（3）
我将记者证给他看了一下，说：“我在其他厂开过一些座谈会，但我现凡是有领导在场的，工人们大都不太说话，因此就想到车间直接听听工人意见。谁知你这大领导一来，他们就走了。”
“我这叫什么领导？”朱永三笑道，“我是下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
“你是来镀金的。”我拉长声音说，“要不然怎么会给你安排个厂革委会副主任、政工组长呢？”
“哈哈，”朱永三打着官腔笑道，“我这个副主任、政工组长与你这个大记者可差得远了。”朱永三接着说，“谁不知道，记者是无冕之王，见官大三级。何况你是新华社记者。好吧！我领你去吃饭。”
我说：“不用了，我得赶快回招待所，下午要稿。”
“那我派车送你。”朱永三说。
“也不用。”我说，“市宣传组借辆自行车给我用了，就停在厂门口。”
我骑上自行车，回头看了一下朱永三，过去我曾接触过他。我觉得此人很像我们省宣传组的那位冯先之，满口大道理。不仅是个可爱的左左派，而且是位雄心勃勃的人物。
下午和晚上，我将昨天以及今天的采访整理了两篇稿子，其中一篇是内参，连夜往分社。
沿江地区我已有四五天没去了，它的七个县我已跑过五个县，还剩两个离这个市比较近的县没去。第二天一早我便乘车去沿江地区的芦湾县，采访了一天。从村里回县城晚了一点，没赶上回南山的公共汽车，我在路上拦了一个拖拉机。司机看了看《记者证》，往后一指说上车吧！车斗上有三个农民，我爬上车斗，他们挪了个位子让我坐，我说谢谢。沉默了片刻，一位四五十岁的老农民问我是哪个公社的，我说是新华社的。他说没听说这周围有新华社（他以为是农村的人民公社）。
司机回头笑道：“你这人真是土包子，新华社都不知道。新华社是全国最大的通讯社，全国各省，世界各国都有。”
老农又问：“那要多少拖拉机，多少劳动力，这个社的社长恐怕比我们公社的社长大好多了（指官）。”
司机又大笑，连说：“土货，土货。他们不用拖拉机，不要劳动力，只要秀才，只要笔杆子！他们的社长比我们社长大倒不假，恐怕有省长大。”老农受到司机的奚落，半天没作声。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小伙子愣了半天，突然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公社门口的大喇叭经常说：新华社消息，新华社消息，恐怕就是你们干的。“
“是的，不光是我，还有好多人。”我说。
老农又问我：“那你在社里干什么？”
“我在社里当记者，是搞采访的。”我说了之后又觉得他可能还是搞不懂，我正想作一些解释的时候，他却自言自语地说：“记者，采访？”好象是在琢磨这是什么意思，不要又说错了。
我不想让他再费脑子，便说：“记者是我们的职业，身份。就象那位开拖拉机的同志，司机是他的身份。采访嘛――”我思考着想如何解释得更通俗一点，让他一听就懂。便想了想说：“譬如你们村上、社里有什么大事、好事，生什么新鲜事，值得让更多人知道的，我就去采访。”我心想，又说了这“采访”两个字，觉得不妥，他还是听不懂，又改口说：“我就去问，去打听，把它记下来，再写成稿子，也叫文章，然后到邮电局去，用电报到北京总社。北京认为好，再给广播电台、报社，播出来，登出来，大家就都知道了。”我绕了九曲十八弯好不容易才解释完，好歹是晚上路远又没事，全当闲聊。
第七十章 血染采访簿（4）
老农又说：“噢，我知道了，就是唱戏里的秀才，难怪你这样文质彬彬的。”
司机笑道：“这回总算你说对了。”
正说着便下起雨来，老农把他的雨披递给我，我说雨不大，不用。他说：“你是文人，经不得雨淋。”说着硬将雨披披到我头上，另一农民又将雨披张开与他合用。
司机边开机边问：“现在中央在开‘九大’，你下来是不是就采访‘九大’的新闻？”
“是的。”我说，“我今天到芦湾县就是采访对‘九大’的反映，在一个村上跟社员们谈晚了，才麻烦你们了。”
“不麻烦，你不坐小车，坐我的拖拉机，说明我们有缘。”司机说，“我们就是芦湾县的。我倒有个想法。”
我说：“好，你说我听听。”
司机说：“我看这‘文革’不能再搞了，再搞就没人生产了。不要又像六零年那样，没饭吃，饿死人。”
“你说的也有道理。”我说，“村子里也有些社员这样说，我会把农民的意见传达上去的。”
过了半天，那老农突然问：“你写的东西，**、周总理能看到听到吗？”从他的口音好象他心里有话。
我忙说：“重要的，**、周总理都能看到听到。”
果然，那老农停了半晌，说：“我有句话，想跟**说，不知当讲不当讲？”从语气上，他好象要探探我的口气。
“有什么话，快跟记者说，他能告诉**。”车上另两位连忙督促他说。
“快讲吧！”我说，“如果很重要，我今晚就给你往北京。”
他犹豫半天没开口，好象还要斟酌斟酌似的，看来他也很慎重。另两个农民急着又催他讲。
又过了几分钟，在其他人的催促下，他咳嗽了两声，说：“叫**多留个心眼，多防犯点。”
我一听这话，的确重要，心里也有些紧张，便问：“防犯什么？”
老农说：“在**身边的那个人，长得象猴子一样，一脸奸象，说不定就是大鼓书上说的那个曹操，是个奸臣。”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我忙说，“老大爷，你这话可不能随便说，我也不会帮你往上报的。”
“你这老家伙，想进劳改队是吧？”司机回头说，“那个人这次‘九大’要定为**的接班人呢！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记者同志，你别听他的，他头脑不正常，是个神经病。”
“谁说我是神经病？我是关心**。”老农不服气地说，“我这话，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我们农村到处都听到，你们也不是没听到。”
司机和几个农民都不说话了。
我担心他们怕我揭他们，便说：“老人家，你关心**，心肠是好的。不过，那句话不能说，今天在这说了就了，风一吹就散了。”
大家都说：“对对对，风一吹就散了。”
事实上，老农说的那句话，那年我家大侄子平平就说他们同学从农村回来就说过，当时大嫂还扭了他的嘴巴，哥哥严令不允许他乱传。今天我是直截听这位老农说的，而且其他几位农民也都默认此事。我觉得农民是很纯朴的，就象我妈一样，对**不知多热爱，谁要是反对**，伤害**，那肯定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至于**身边的那个人，农民是从相貌上看的，是不是从相命先生那里传出来的，也未可知。实际上干部中对那位也有看法，但不是从相貌上看的，而是从他的言论里看的。例如：他说的“顶峰”，**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稍懂得一点哲学的人，都知道这是违反真理展规律的。从历史上看，凡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大吹大捧，这个人一定是有目的有企图的，也可以说是大奸似忠，或者说，大忠隐奸。至于说**身边那个人，是不是像老农说的那种人，该提醒**加以防犯，我没敢想。**洞察秋毫，要防犯**会防犯的。
第七十章 血染采访簿（5）
离南山市还有二十多公里，前面一辆大卡车的车灯照得我们眼花缭乱，路边一片漆黑。眼见那辆卡车歪歪荡荡横冲过来，我心想，坏了，要撞车了，司机正在紧急地打方向盘，只听：哐啷！一声巨响，我们拖拉机后边的车斗被重重地扫了一下，我们几个人都同时惊叫一声，刹那间，我便意识到拖拉机翻了，翻了，死了，死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我意识到，还没死。我感觉头很痛，心想，坏了，不要把头摔破了。因为那年我摔过一跤，就是把头摔破了。我不自觉地摸了一下，头上脸上到处是粘粘糊糊，不知是泥水还是血水。我想挣扎起来，可是一条腿被拖斗压在泥巴里。我抬头一看，拖拉机的主机没翻，一个轮子卡在路边的一个坑里。只见那司机站在公路上张开双臂，大哭大叫：“救命啦！救命啦！我们这里还有个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没多久，一辆吉普车停到拖拉机边上，立即从车上跳下三个人。拖拉机司机忙指着我说：“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那位是新华社记者，那位是新华社记者，是为‘九大’采访的，快救救他！快救救他！”
三位军人从公路上跳下田沟里，赶到我身边，借着车灯，我见他们穿的是灰色军装，便断断续续地说：“海军同志，海军同志，沟那边还有三个农民，三个农民，快去救他们，快救救他们！”
“都要救！都要救！”一位军人对另一军人说，“你快上去再拦一辆车子。”说着他便将白衬衫脱下，撕了一半擦我头上的血和泥，又用另一半将我的头包起来。
此时，周围村庄又赶来一些农民，把拖拉机的车斗抬了起来，才把我的腿从车下拽了出来，可是腿已经麻木。那位军人从我的上衣口袋掏出记者证，一看证件上都是血，忙说不好，不好，胸部也出血。便立即把我抬到麦田里，掀开我的毛衣和内衣，说伤口还在流血。另一军人也迅脱下自己的白衬衣，撕开叠成长条，从我身下将胸部裹起来。两位军人和几个农民又将我往吉普车上抬。
我挣扎着说：“不行，不行，你们把我放在路边，先把几个农民送到医院。”
那军人说：“已拦了一辆卡车，这吉普车只能再装一个人。你放心，我们已跟卡车司机说好，他会把几个农民送到医院的。”
我被抬上车后，不久又昏迷了。
第二天上午，我从昏迷中醒来，见省宣传组组长陈培林（也叫陈部长或陈主任）、新华分社江社长，我大哥及南山市一些领导同志和医生站在床前。见我睁开眼，陈部长、江社长忙扑上前，说：“萧长玉同志，你受惊了，受苦了。”
哥流着泪，说：“长玉，长玉，哥来看你了。”
我望着陈部长、江社长：“你们很忙，怎么也来了。”说着我又有气无力地问哥：“妈知道吗？”
“不知道，”哥说，“我没敢告诉妈。”
我断断续续地说：“千万不要告诉妈，谁都不要告诉。”
哥点着头。
陈部长等又上前来问候我，安慰我，说一切手术都做完了，要我安心养伤。我抬头向周围看了看，问：“还有几位农民呢？他们伤着了吗？我要看他们。”我说着就要起身。医生忙按着说：“不能动，不能动。”
市一领导说：“几位农民家在芦湾县，就近送到芦湾医院了，刚才电话联系，伤势不是太重。”
我说：“他们是农民，医药费……”
第七十章 血染采访簿（6）
市领导又说：“这个你放心，肇事的车子是我们南山矿的，他们已去人，一切费用他们负责。”
我望着江社长说：“我的任务没有完成。”
江社长忙走上前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二十几天你了十三篇通稿，总社用了八篇，另外还用了三篇内参，用稿率过百分之七十，这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九大’还没结束，我……”我的胸部，腿部开始生阵阵疼痛，头部肿胀，眼也睁不开了。
医生说：“麻药可能要过了，请长们到休息室去吧！”
大哥流着泪不愿出去，但医生还是让他出去。
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我又醒了。听到门外有哭哭啼啼的声音，我觉得有些熟悉，便问护士是谁，护士见我醒来，也没回答，就去开门，说可以进来了。
我一看，出乎意料，没想到第一个跑进来的是梅影，接着是我们宣传组的孙大姐等。
梅影满面泪水地扑到床前，哭着叫着：“长玉哥，长玉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孙大姐站在梅影身后，噙着泪说：“小萧，你受惊了。”说着就流下泪来。
我有气无力地说：“孙大姐，你怎么也来了？”
孙大姐说：“听说你受伤了，大家委托我来看你。”
“谢谢！我没事。”我说。
梅影想看看我的伤，护士忙抓着她的手，说我身上到处是伤，不能碰，硬把她拉到一边。
我望着梅影喃喃地说：“谁叫你来的？”
哥走到我床前说：“长玉，你听我说，上午几位领导和我商量，本想把你转到省医去。但这里的医生说你几处骨伤，刚刚接好，长途颠簸很不好，容易留下后遗症，搞不好还要重新开刀、重接，所以就决定你暂不转院。陈部长说他再派个人来照顾你，我想来想去，还是叫妹妹来好。这样，陈部长就打电话给省里，这位孙大姐就带车到厂里，把小梅送来了。有小梅在你身边照顾你的生活，我也就放心了。”
我说：“我的伤，还有多重吗？如果不能采访了，那我就回省医院去。”
市领导说：“你是为我们市工作的，又是我们的车把你撞伤的，不管轻重，我们都要把你治好，才能让你走。”
“关于医疗技术方面，你放心。”站在旁边的市医院院长说，“我们这个医院，是面对矿山和钢铁厂的，跌打损伤多，骨科的医疗水平和设备，比省医只强不弱。”他说着又指指身边的几位医生说，“这几位昨晚给你做手术的，都是骨科主任医生，技术在省里都是一流的。”
“谢谢了，我相信。”我说。
“你就安心在这里住院吧。”江社长说：“这里的采访，我已安排好了。”
我一边点着头，一边伸手在身上摸东西。护士抓着我的手，问我要什么？我说采访簿。护士将床头柜的抽屉拉开，从里面拿出记者证和采访本，说是两位解放军交给的。梅影一看上面全是血和泥，又哭了起来。我一只手拿着采访簿，对江社长说：“这是这两天的采访记录，你看看有没有可用的地方。”
江社长接过采访簿，翻着翻着，眼泪便滴了下来，大家都望着他，不知是怎么回事。
江社长停了好半天，掏出手帕，擦了擦泪，抬起眼，手点着采访簿，哽着嗓子说：“这本子里每一页都沾满了血，大部分纸页都被血粘结在一起了，有些地方血迹还未干啊！”他说着又将采访簿捧给大家看，“这是一本血写的采访簿啊，太珍贵了，这就是我们的记者。”
在场的人一个个都噙着泪，感叹不己，梅影和孙大姐又是泪流满面。为了缓和大家的情绪，我说：“应该感谢那几个海军，是他们把我们从水沟里拖出来的。他们人呢？”
第七十一章 无声的哭泣（1）
护士说：“几个解放军把你送来，给市里打过电话就走了。”
医生说：“如果不是解放军及时送来，再拖一个小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既然我不能回去，你们都走吧！”我说，“小梅也回去。”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梅影流着泪任性地说。
“这里有医生，有护士，你在这干什么？”我有气无力地说，“也不好住。”
医院院长说：“好住好住，已安排好了，就在这病房隔壁。”
我感到眼皮很重，医生又劝长们去休息室。陈部长和江社长等又说了些要我安心养伤的话，便离开了。哥哥走到门口又招手叫梅影过去，梅影出去不久又进来了，说哥哥他们都走了，要她好好服侍我。我对哥哥很生气，他不该出这个馊主意叫梅影来。
梅影想摸我的头，想看我各处的伤口，护士不让看，也不让她动，她只好趴在我床边望着我流泪。
其实，直到现在，我究竟有几处伤，伤势究竟有多重，医生、护士、家里人都不跟我说。我最担心的是脸、手、腿，这三处要是受了伤，那是会影响工作，影响形象的。现在看来脸和手是没有问题的，头部虽然包着，我估计不在明显的地方，起码在眉毛以下是没有破相的。现在最大问题是腿，右腿和胸部被裹得严严实实的，问题究竟多大，还搞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我是感觉到了，就是右腿很大可能是骨折了，如果真的是骨折，弄不好将来成为一个瘸子，那可就惨了，既不好工作，也不是什么帅哥了！不用说梅影、小君是否还追我，就是雪梅万一回来，是否认识我，还得打个大问号。
我想了这些觉得很烦，梅影想跟我说话，我也懒得跟她说，只是闭着眼睡觉。
梅影老是握着我的手，一个一个手指的数，一个一个手指的捏。小护士说：“你别把他搞醒了，让他好好休息一下，休息好了，伤口就好得快。”梅影点着头说：“我捏得很轻。”其实我只是闭着眼，有时也睁一下，并没有完全睡着。
吃晚饭的时候，小护士带着梅影跑到食堂去，煮了鸡蛋面端了过来。她要喂我，我不要她喂，因为我的一只手和胳膊虽然有些伤，但都不重，我要自己吃，梅影硬是不肯。她像喂小孩一样，一口一口吹着喂我。
吃了晚饭，我问梅影，妈是否知道她来，她说不知道。说她正在车间上班，是于主席（时任厂生产指挥组组长，实际上是厂长）和车间主任带那位孙大姐到车间找到了她，说省里抽她去南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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