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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
龚维斌分析认为，要抑制秘书腐败，除分清领导干部和秘书的职责外，制衡领导干部的权力显得更为重要。只要领导干部没有凌驾于制度之上，让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蔚然成风，让群众的发言权、监督权见效，就能减少秘书腐败现象的发生。“应将秘书纳入治理领导干部腐败的整体棋局。”杨钟红建议，“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秘书时，也应同其他相同级别的干部一样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杜绝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秘书或先挑选再‘戴帽考察’的现象。”
政协北京十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广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可以在单位设置办公室，改变往日为领导干部‘一对一’服务的工作方式，集中办公，所有领导干部交办的事情，由办公室统一处理。这样可以避免秘书与领导干部关系私人化，也是保护领导干部的一种做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秘书腐败说到底还是领导干部腐败。”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对记者说，“应把治理秘书腐败寓于相关政策措施之中。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对秘书的组织考核、民主评议和测评制度，推行秘书交流、岗位轮换、任职回避等制度，规范民主决策程序，健全监督机制；另一方面选配领导干部秘书或从秘书岗位调任实职时，应完全按照党的干部标准，这样才有利于把人选准用准。”
利益冲突成“腐败之源”（1）
利益冲突威胁着公众对官员决策客观性的信心，也是腐败发生的重要根源。因
此，反腐败应从防止利益冲突入手。
“不准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异地工商注册登记后，到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这是2010年2月23日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对党员领导干部规定的禁止行为之一。这个准则在多处提出“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概念。
“这是借鉴了我国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有关经验和做法，在防止利益冲突方面有不少探索，是一个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主导对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在很多国家的反腐败实践中，都通过完善和健全防止利益冲突机制，来预防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所谓利益冲突，指政府官员公职上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具有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这里的利益，不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专业利益、个人声誉，等等。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各个领域普遍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已成为腐败发生的重要根源。有关部门应尽快完善和健全防止利益冲突机制，因为这是国家廉政体系的重要支柱，直接影响到廉政建设的总体成效。
利益冲突成为“腐败之源”
2010年3月1日，中国足协声名显赫的“掌门人”——南勇，在足坛反赌风暴中，因操纵足球比赛涉嫌收受贿赂被逮捕了！
众所周知，南勇在落马前，不但是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还是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前一个职务被视为民间组织负责人，后一个属于正局级政府官员。此前，他还是一个商业机构的领导——中超公司董事长。
中国足协和足球管理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决定了中国足协既是权力机构，又是市场主体。受访专家指出，南勇身兼数职，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难免用自己一手制定的规章政策，到市场上牟取利益。
以往发生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中，都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比如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原局长周广玉个人资产上千万元，拥有18家公司，涉及房地产开发、典当、担保、制药等行业，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被泰安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交通局原局长雷建民私设4个工程项目部，代表甲方临渭区交通局，与乙方为其个人的项目部签订通村路虚假合同套取工程款，因犯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渭南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等等。
据了解，我国有些利益冲突因案发受到关注，并且得到规范，而有的却隐蔽性极强，且在法律上也没有具体明确的量刑，比如官员退休后到私营企业高薪就职、官员私下管理与其私人利益和亲属利益有关的业务，等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很大，也产生了诸多社会矛盾，其中利益冲突是直接的表现形式。”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对记者表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存在三大利益冲突，即劳资利益冲突、社会分配利益冲突、政府和公众利益冲突。”
“在三大利益冲突中，劳资利益冲突在我国社会涉及范围最大。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问题不明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凸显。”汪玉凯进一步解释说，“在社会分配利益冲突方面，随着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仇富’现象也越来越严重，造成的社会阶层对立现象不容忽视。尤其要引起重视的是政府和公众利益冲突，因为这个利益冲突的背后，实质却是官员和公众的利益冲突，直接损害的是党的执政基础。比如暴力征地、拆迁，等等。”“利益冲突的存在是难免的，关键是要防止利益冲突恶化，尤其要注意遏制强势利益集团对弱势群体的侵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有些地方司法失效、调解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如果公众通过上访、网络曝光等方式来促使问题解决，说明问题已到相当严重的地步。”
利益冲突成“腐败之源”（2）
中央反复提及“利益冲突”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利益冲突是腐败发生的重要根源。因为官员在履行决策过程和行政过程中，如果私人利益与其公职所代表的公共责任相冲突，要是缺乏制度进行及时合理的解决，就极容易发生腐败。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官员的利益冲突问题，可以梳理为交易型利益冲突、影响型利益冲突、“旋转”型利益冲突等三种类型。
“交易型利益冲突，就是官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从利益关联者那里收取私人利益。”李成言介绍，“这种情况较常见，比如有些官员对房地产行业有管理审批权，以超低价从房产商那里买房；对矿产资源开发有管理审批权的官员入股煤矿、投‘干股’，等等。”
在各种利益冲突中，影响型利益冲突通常表现为，官员利用公权力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实现自己、亲属或利益相关者的私人利益，比如处理亲属问题、自我交易、影响交易、裙带关系，等等。
同其他利益冲突相比较，“旋转”型利益冲突更有隐蔽性——有些官员具有公私双重角色，在履行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利用公权为自己、亲属或利益相关者谋取私人利益。典型的有自己开公司、兼职、退休后到企业任职等形式。
“目前公众对有些人事任免、政府采购、工程招标、行政审批事项不信任，根源就在于决策官员在政策决定中存在利益冲突。”李成言认为，“利益冲突问题对政府廉洁危害极大，其要害在于这种行为削弱了公众对官员的基本信任。在现实中，即使官员没有获得私人利益，但只要利益冲突明显存在，公众就有理由对官员在决策过程和行政过程中的客观性产生质疑。”
正因为如此，防止利益冲突被多数国家视为有效预防腐败的前瞻性策略。近年来，我国也先后颁布数十项针对利益冲突的法规政策。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1984年出台的《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1997年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7年颁布《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1998年下发的《关于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有关问题的通知》；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其中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刑罚问题。
不过，尽管以往出台此类法规政策多达数十项，但仅仅属于党内法规和行政法规。在这些法规政策中，虽没有“防止利益冲突”之类的明确表述，但不少内容却旨在防止利益冲突，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按照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现代市场体系要求推进相关改革，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市场运行机制。”这是中央文件首次使用“利益冲突”这样全新的廉政概念。
2010年2月25日至26日，2009年度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检查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在会上又强调：“要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等领域权力寻租机会。”
利益冲突成“腐败之源”（3）
“中央近来反复提及‘利益冲突’，说明我国反腐在总体战略上进行着思维转型，并尝试运用综合预防腐败的现实策略，凸显出预防和治本工作的重要性，也是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推进的标志之一。”李成言分析认为。
从解决“利益冲突”入手反腐
我国要在反腐方面向纵深顺利推进，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前提必须从解决“利益冲突”方面入手，这就迫切需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尽快建立一套有效的防止利益冲突机制。
据专家介绍，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将管理利益冲突活动制定为法律。主要对官员财产申报、资产处理、回避、礼品和馈赠、离职后的就业、经济投资活动等容易引发利益冲突的事项，进行了严格、详细的规定。比如加拿大政府颁布《利益冲突章程》，并针对现任和退休的公职人员制定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准则》；美国的《利益冲突法》是一部刑事法律，规定了相应的罚金刑和有期徒刑；英国针对高级官员制定了一项“利益声明”制度，要求官员在参与决策之前首先说明拟决策事项是否关联到个人利益。
“有些国家积累的反腐败经验值得借鉴。”汪玉凯表示，“既要科学地借鉴国际社会在防止利益冲突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又要充分考虑我国当前特定的反腐形势和工作重点，分阶段分步骤且有针对性地加强自身的廉政建设。”
2009年10月14日，中美两国共同在北京举办主题为“廉政准则——防止利益冲突”研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会见参会代表时指出：“建立防止利益冲突机制，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将结合这次研讨会的成果，吸收各国的有益经验，抓紧研究制定相关制度”。
据了解，我国有些地方政府，此前已对防止利益冲突“试水”。2009年7月，浙江省温州市印发《温州市国家工作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暂行办法》。由此，“利益冲突”这一陌生的廉政概念，正式进入地方领导的视线。
2010年2月，浙江省杭州市出台了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据报道，杭州几年前就对此进行研究，如市纪委将上城区文广新局刘某某利用权力直接将手中掌握的文化市场经营许可证挂牌出卖的行为定义为“直接交易型”的利益冲突；规定官员要对家属配偶子女就业、经商等情况进行信息公开，等等。
但记者调查发现，我国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规定并不完善——这些制度规定不仅散见在各种准则、条例、报告之中，很不系统，而且制度规定约束的对象各不相同，原则、尺度也很难统一，其中许多“不准”，具有时效性和局限性。更关键的是，大多数制度规定没有相应的惩罚性条款，缺乏可操作性。
由于种种弊端的存在，以至防止利益冲突方面的制度规定执行效果并不好。比如没有把“注重预防”落到实处；处理利益冲突问题不及时、不得力；多数官员在认识上存在模糊，制度规定的宣传普及工作滞后，等等。
关键是要官民“信息对称”
从受访专家的意见看，要通过防止利益冲突减少腐败现象发生，需要在官民“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围绕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权力和利益方面作出合理安排，及早阻断官员以权谋私的通道，加大对利益冲突问题的监督和处理力度。
利益冲突成“腐败之源”（4）
“要对官员伦理教育注意创新，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帮助官员认识利益冲突问题的本质。”南开大学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应把廉政教育和伦理培训，个人信仰教育与平时的修为作为官员的重要培训内容，以帮助他们从心灵根本上按照自己的信仰行事，这样才能防止思想变质，从根本上解决官员寻租制度的各种行为，才能有效地解决利益冲突等相关问题。”
“只要公务活动与私人利益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官员都应利益回避。”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对记者表示，“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人大、政协、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等的公职人员，是涉及利益冲突的主体。他们在执行公务时，对自己或与自己具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产生利害关系的都应回避。由于我国有着重视社会关系的传统，监督和管理的范围需再扩大，包括对足以影响公正合理执行公务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老乡关系、战友关系，甚至曾经的同事关系、恋人关系也应纳入回避范围。”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防止和治理贪污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官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起到早期警报的作用。”杜立元说，“但遗憾的是，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尚未形成法律法规，只是通过党纪文件来规定。为此，有关部门还应加快此项制度的立法进程，申报内容应包括个人及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状况，如工资、薪金、各类补贴和福利费、股票、养老金、不动产、债券、个人通过其他劳动获得的利益、投资及奖励所获得的利益，等等。申报内容应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应对财产申报官员进行详细审查，对于发现的那些构成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资产，要进行资产处置。”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帆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从民营企业商业界中吸收一批精英从政，导致他们的工作与其所拥有的资产可能产生冲突。应在他们任职后规定的时限内，通过利益出售、秘密信托管理等形式，把构成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资产处理完毕。”
“为了使官员既安心于公共事务，又不会因兼顾私人财产而产生利益冲突，比较好的办法是对官员财产实行秘密信托管理。”杨帆建议，“官员财产可交给独立的信托机构管理，而信托的具体机构、管理信息等对官员是保密的，官员任职期间无法知道自己的信托情况。也就是说，信托机构不向官员透露任何信息，只向政府管理部门负责。”
“完善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必须有具体的落实措施，这就需要强化监督机制、评价机制、奖惩机制、认识机制等实施机制。”李成言表示，“在整个实施过程中，要对利益冲突行为形成有力的监督，对官员廉政状况及处理利益冲突的情况，要给予全方位的较为科学的评价。同时，纪检监察机关应充分认识到防止利益冲突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相关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索等。”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从反腐角度来讲，我国需要有一部《防止利益冲突法》，对现行政策法规中的共同性内容加以归纳，并统一引入“利益冲突”概念，这必将进一步提高廉政建设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官员招商：履职还是越位（1）
要刹住招商引资的虚假浮夸风，还须减少官员直接招商引资的模式，让权力逐步退出这一领域。
“今年的招商任务特别重，现在第一季度已结束，但手头上的招商工作还没有任何进展。”2009年4月3日，当周华向记者说这番话时，显得有些忐忑，但也很无奈。
周华是云南省某县在外招商的一名基层政府官员。一年到头，周华都奔波在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每天一睁眼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哪里找项目、引资金，这成了压在他心头的一块沉重的石头。
近年来，很多地方把招商引资作为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对官员实行“层层分指标，级级抓考核，个个有任务，人人忙招商”的硬性分配，也出台相应的处罚和鼓励措施。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招商引资促进了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但这种片面追求政绩和对官员奖励的做法，也刺激一些官员冒险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在土地、税收等各方面竞相“优惠”，不惜引进高耗能、重污染项目，甚至弄虚作假，滋生出诸多腐败现象。
“官员主导的招商模式，是当下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目前国情，完全禁止地方政府官员招商并不现实，但要刹住招商引资的虚假浮夸风，还须减少官员直接招商引资的模式，让权力逐步退出这一经济领域。”
官员全员“招商”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无论沿海还是内地；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地方；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招商引资自然成为地方政府压倒一切的任务。
一般来说；地方政府对完成招商任务的官员，除了兑现应有的经济奖励外，还给其以职务上的升迁。相反，对完不成任务的官员，轻者除了要被扣除各种奖金外，还要作出说明，以及戒勉谈话，重者则要停职或者免职。
据报道，2009年2月4日，昆明市召开全市性会议，表彰了2008年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的10个先进集体和50个先进个人。同时，一些招商不力的相关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记者了解到，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有的地方为招商引资，不惜大搞摊派，给各级官员压指标，任务年年增加，数额层层分解，甚至连教育局、文化局、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的官员，都背负着沉重的招商指标。
据了解，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权重分配中，有的地方招商引资所占的份额高达30％以上。由于招商任务重，各地通行的做法，是把任务分解到每个机关单位、每个干部头上，使招商引资工作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市里去年给驻京办下达的招商任务是6500万元，我们有7人，每年每人有930万左右的任务指标。”2009年7月，西部某市驻京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招商工作的确很辛苦，每天与客户应酬于觥筹交错间，压力极大。但是招商成功的话，得到的奖励也很丰厚。”
“谁能邀请世界500强企业董事长、总裁或总经理到大冶市考察，每人次由当地财政奖励万元。成功引进项目，最高可以奖励50万元。。”这是2009年2月19日湖北大冶市出台的招商引资奖励办法。
据了解，尽管大冶市的奖励对象，包括全市各招商引资责任单位、中介组织、企业和个人。但实际上，参与招商的多数是政府官员，而他们的权力和人脉关系并非普通百姓所能比拟，所以这项政策的最大获益者当是政府官员。
官员招商：履职还是越位（2）
“有些地方每年会评出几个招商优秀奖，奖金视项目大小而定，引进一个超百万规模的项目，会有几万至十几万的奖金。”尹韵公认为，“这样的奖励，对很多官员来说，具有一定的诱惑力。以致有的官员种好了招商的地，却荒芜了很多正常履职工作。”据了解，为便于招商引资，很多地方还专设招商局之类的机构，有的细化为招商二局、招商三局、招商四局，每个局除局长外，还设副局长三至四名。另外，还在招商驻地配有好的办公室、住房以及高档轿车。
频触“红线”的优惠政策
从记者调查情况来看，竞相让利已经成为一些官员改善投资环境的“法宝”。比如，管税收的，就比着谁减免的税收多；管土地的，就比着降低土地租金；而管环保的，干脆就比谁在环保审批上放得宽。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税收流失严重、土地供应紧张、生态继续恶化，等等。
据了解，有些地方竞相以奖励方式对落户企业变相垫税，比例高达所纳税额的30％至50％。在国家规定的税收减免政策之外，很多地方财政还以“先征后奖励”的办法再优惠。
“靠减免税收、优惠待遇以吸引外资，在过去的发展阶段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杨圣明研究员告诉记者，“但在今天，无论从哪方面看，单纯依靠优惠政策来谋求发展的思路，实实在在是陷入了一个误区。”
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招商指标，有些官员往往毫无原则地满足企业要求，甚至完全站在企业一边。据报道，河北某市市长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发布了他的招商口号：“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赚了算他们的，赔了算我们的！”
“有的官员为了政绩，大玩数字游戏，意向合同签了一大堆，最后兑现的项目和资金却很少。”南方某省一位经常外出招商的朋友告诉记者，“为了完成任务，有的官员甚至自己花钱，请亲戚朋友来本地转一圈，签订一个投资意向报上去，或去参加一些招商洽谈会，双方签一些从来没打算履行的引资合同。”
这位朋友还向记者反映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位镇长为完成任务，串通国外亲戚朋友到当地合资办企业，等到自己职位上升为副县级、12万奖金装进腰包之后，便与国外亲戚朋友合谋，寻个理由撤资。
记者调查发现，官员招商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阶段后，已经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不但引发恶性竞争，产生系列腐败现象，而且模糊了政府职责，造成权力的扭曲。
履职还是越位
受访的有关专家认为，招商引资是一种市场行为，其行为主体应是企业。官员“越位”介入，从短期看，官员可依靠其支配的公共资源，取得一定成效，但从长期看，却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背道而驰。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责主要是为公众和全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就算政府设立一些部门专门从事招商引资，也只应做些为投资者服务的工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李绍荣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此，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让官员招商，属于上级机关和上级官员权力滥用，使原本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权，直接陷进商业化旋涡的危险境地，最终将损害公共机关的整体功能，导致更多职责荒废。”
官员招商：履职还是越位（3）
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招商引资是企业行为，各地政府不应把工作重点放在招商引资工作上，不应以招商引资名义出台与国家总体利用外资政策相悖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不应以招商引资数量考核干部政绩。”
在他看来，将招商引资的完成情况作为官员上下的标准，责令达不到标准者离岗、撤职，不仅有违规越权、违法行政之嫌，而且在事实上架空了公务员法等干部考核及奖惩制度，与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背道而驰。
官员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心理，也往往被一些犯罪分子利用。2005南昌市青云谱区法院审结一起网上逃犯变身“台商”的诈骗案，2008年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经侦部门破获假冒港商投资骗钱案件，都与之有关。同时，近年来一些官员借招商中饱私囊的腐败案件也屡见不鲜。
受访专家分析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府部门存在严重的“政绩焦虑”，总担心影响招商引资，对外来投资者不敢深究，让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当然，官员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也引起国家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视。2006年7月，浙江省出台《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共引入26项科学评价指标作为衡量领导干部实绩的标准，而长期受热捧的招商引资被排除在外。
2008年9月7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就包括遏制长三角愈演愈烈的恶性招商竞争现状，特别压缩了长三角违背土地政策招商的空间。
让权力逐渐退出“招商”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要解决招商引资中存在的问题，还需要创新官员政绩考核机制，逐渐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交给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政府重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据了解，在许多发达国家，招商引资一般是由商会等民间机构来组织完成的，政府与商会、企业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决不会越俎代庖，更不会因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而造成监管身份的模糊、错位和丧失。
“目前地方政府应该创新保增长、促发展的思路。”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招商引资方面，应摈弃重奖官员的做法，同时要自上而下改革官员政绩评价体系，改变以招商论英雄的官场风气与社会氛围。”
“政府生产的是公共产品，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政府的精力和资金应该用于改善市场环境，而不是以行政之手去直接参与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本质上属于经济中的商业活动，理应让它与政绩脱钩回归本意。”李绍荣认为。
为此，齐善鸿提出了招商引资应遵循四条原则：“一不损害群众利益；二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三是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四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如果以牺牲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来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势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国家应对各地招商引资举措出台统一的规范。只有明确政府权力边界，规范政府依法行政，方可正本清源。”杜立元最后说。
“诽谤官员”的荒唐逻辑（1）
法律不能苛求公民对政府及官员的批评百分之百准确；否则只会从根本上将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取消。
2010年3月9日，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出通告，称经复核，撤销对陈永刚的拘留决定，并责令郧西县警方向陈赔礼道歉、国家赔偿，同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此前，陈永刚因持续在论坛发帖，质疑当地政府与“奸商”勾结、斥巨资搞形象工程，并向中纪委举报，被郧西县警方跨地拘捕，以“侮辱诽谤他人”的罪名，对其作出行政拘留8天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番表述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多位官员更是在不同场合作出积极回应，并表示欢迎媒体监督和批评。
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从现实状况来看，如果要把“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落到实处，就要从制度上保障负责任的公民能够安全地监督、批评政府及官员，尤其是法律不能苛求公民对政府及官员的批评百分之百准确，要在制度上剔除“诽谤官员”之类的荒唐逻辑。
“诽谤罪”成问题官员护身符
近年来，我国公民因以发短信、发帖等方式批评地方官员，被冠以“诽谤罪”而遭牢狱之灾的个案一直在重复上演。
根据迄今曝光的“诽谤官员”案件分析，这类案件发生规律大都这样——先是由警方追究“诽谤者”，然后激起媒体与公众群起鸣不平，最后是警方或撤案，或道歉，或赔偿，为“诽谤者”洗刷“罪名”，直至追究办案者责任。
“公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是宪法赋予的正当权利。”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对记者表示，“采用匿名举报也好，发短信、发帖公开批评也好，都是可行的方式。公开批评势必影响地方政府，尤其是直接责任官员的声誉和利益，所以一些官员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限制和剥夺公民自由批评的权利。”
“以遭到‘诽谤’为名，动用公检法机关对批评者进行关押、审判，是一些问题官员的常用方法。”胡仙芝说，“而未查清事实真相，就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与审判，不排除背后是受问题官员的权力驱使，把‘诽谤’当成掩盖问题官员腐败真相、打击报复异己者的幌子。”
“公民批评监督政府的问题，是当前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如果以前不太突出的话，那么随着网络监督的异军突起，这种问题就尤显重要。”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汪玉凯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两年网络事件经常发生，比如周老虎案、躲猫猫案、邓玉娇案，等等，公民都通过网络对政府进行了有效的监督。这有其深层次的背景——除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外，中央对网络监督，包括公民监督批评政府的态度，都传递出明确肯定的信息。”
“但遗憾的是，官员打击报复批评者的案件，还是不断发生，由此反映出来的问题也非常深刻。”汪玉凯分析认为，“首先，有些官员心态没有摆正，‘皇权思想’作怪，一挨公众批评，就受不了；其次，有些官员位置没有摆正，以前习惯高高在上，当网络时代导致这种权威逐渐丧失后，还一时无法适应，容易与公众产生对峙心理；再有，制度法制不完善不健全，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外，没有制度来保障公民能安全地监督和批评政府及官员。”
“诽谤官员”的荒唐逻辑（2）
多位受访专家还认为，官员打击报复批评者的案件不断出现，也同以前对这样的违纪违法官员处置太轻，缺乏必要的威慑力有关。除此之外，现行法律中存在的缺陷，也值得反思。
公器私用有损执政之基
以往“诽谤官员”案件，大多出现在县区一级的政府官员身上，尽管是以“诽谤官员”的罪名对公民追责，却基本是公诉案件，极少见“被诽谤”的官员作为原告出现。被认定的“诽谤者”，几乎没有机会与自己“诽谤”的官员对簿公堂。
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损害他人人格和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246条第2款的规定，诽谤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诽谤罪是以自诉为原则，以公诉为例外的罪名。”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只有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才不受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限制，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可现实情况是，以往这些“诽谤案”一旦发生，有关部门不是尽快查清事实，核查帖子内容真伪，而是按“有罪推断”的方式把矛头对准批评者，迅速地作出了公民诽谤罪成立的相关决定。
杜立元说，问题官员往往利用其掌握的公权力，将公民的行为上纲上线，归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之列，以打击“诽谤罪”为掩护，从而控制和消除对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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