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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杨秀珠外，还有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烟草公司经理蒋基芳，河南省漯河市原市委书记程三昌，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等贪官，都以出国考察的名义成功出逃。
“官员出国考察出现的腐败问题，是应该得到重视的时候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我国官员昂贵的出国考察，有不少糟蹋了纳税人的钱，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而且成为一些官员腐败的途径，已经严重地撼动我国的反腐之基。”
出国考察成“待遇”
记者调查发现，官员公费出国考察，已经成为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和公共机构的一个普遍现象。
据可以查阅到的公安部、外交部消息：2003年共批准发出干部因公出境通行证和护照21万本，出境4373600多人，其中到香港、澳门特区为3168400人次，到外国为1105200人次。
我国官员公费出国考察制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目的是让官员出去开阔眼界，学习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但不知从何时起，出国考察似乎成了某些官员的“惯性思维”，一有什么新项目或新举措，总要出国考察一番。
“按理说，有些官员出国考察是必要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但遗憾的是，目前官员出国考察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已变异成一种官员的福利或待遇，最终成为官员走向腐化歧途的一种诱导剂。”
据了解，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还以文件的形式，把“取消出国考察”作为对官员的一种处罚手段。比如2005年11月16日，河北省政府在清理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款的过程中，规定完不成清欠任务的单位领导不得出国考察。从禁止出国考察成为被惩罚条件来看，在一些人的眼中，出国考察内涵颇耐人寻味。
“有些地方或单位，官员公费出国考察就是一种惯例的职级待遇，内涵中承载着很多工作表现奖励、休假等性质。”北京直属机关一位姓王的年轻公务员认为，“这些官员出国考察并非从工作需要出发，而是按级别安排，以致出现有些领导级别高的，没有明显工作需要，一年也出几次国。有些有工作需要的官员，因为级别不到或没有领导内定，想出去也没机会出去。”
官员“出国考察”灰幕（3）
“这种把出国考察变成旅游的做法，是一种公权滥用的具体表现。”政协北京十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广宇对记者表示。事实上，我国多数地方政府对官员出国考察都有相关规定，最明显的是指标化管理。比如“省部级官员每年可以两次出国考察，局处级官员每年可以一次出国考察”；“一年出国考察一次的，可以考察两个国家，时间不超过12天”，等等。
这种规定的本意，是用于控制政府官员出国考察，但现实中又往往演变成官员的福利或待遇。有些官员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为了出国，甚至不惜造假，把“考察”变成“国际丑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据报道，2006年11月20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以副检察长徐文艾为团长的公务考察团一行10人，在芬兰赫尔辛基机场办理入境手续时，被查出伪造的芬兰司法部邀请函，以及存在擅自变更出访路线、增加目的地国家等违规违纪事实。2007年4月，徐文艾因此被撤职查办。
失控源于制度虚设
我国对官员公费出国考察有着严格规定，但记者调查发现，在这些规定面前，有些官员却钻政策空子，打“擦边球”，以考察名义变相出国旅游，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早在199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曾发出《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2004年春，中办、国办就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干部出境、出国活动开支》的通知。2007年8月7日，中纪委就徐文艾事件发出通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刹住以公务活动为名公款出国（境）旅游的不正之风，等等。
“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近年来出台不少规范官员出国考察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并没有抑制住官员出国考察热潮。”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官员热衷于出国考察，主要花的都是公款。另外我们实行的是指标式管理，出国考察次数都是按官职大小而定，级别高的即使没有公务需要，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国考察’。官员公费出国考察审批程序也过于简易、限制太过宽松，在源头就没有堵住，接下来的要组织部门同意、向纪检部门报告、经外事部门审批，也基本上就是走走形式。”
“官员出国考察缺少可操作的具体的追究、处罚条款。”李成言指出，“现实中，很少见有关官员因违规公费出国考察被处罚。不用付出代价的违规行为，在再多的禁令面前，也必将畅通无阻。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出国考察已不是唯一的学习方法，要利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开拓学习外地经验的其他渠道，以堵塞部分官员出国考察的种种借口。即使对那些必要的出国考察，也应该严加管理。如果所有的地方官员公费出国都需经过严格的报批手续，其经费报销都要经过上级监察机关的审查，官员对公费出国考察也难免会权衡得失。”
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出国考察本是与国际接轨的一条通道，通过观摩、学习和借鉴，往往可以增长见识，开阔视野。但目前对出国考察与出国旅游怎么界定？是否学到东西谁来评判，谁来监督，谁来查处？堵住这些体制上的漏洞，才是当前规范官员出国考察的当务之急。
“缺乏全过程的监督和约束，透明度不高，导致一些官员无所顾忌地拿公款频繁出国旅游。”北京某机关一位公务员告诉记者，“整个出国考察过程，暗箱操作的地方实在太多，包括出国考察人员的选择标准，考察目的、时间、路线、结果，别说外界，就是本部门，除几个领导，一般工作人员也不知详情。很多时候是官员出国考察回来，群众才知道，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官员“出国考察”灰幕（4）
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代表和委员对官员违规出国考察现象提出批评。“公费出国考察本身没有问题，是实施中出现了问题。”2007年3月，民革中央委员麦康森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至少有1/4的公费出国成名副其实的旅游，而不是考察。”
近年来，我国官员公费出国开支，已经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根据《2004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决算》，2004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出国费用约为29亿元（其中出国用汇19亿元），其中中央11亿元，地方18亿元。一个事实是，2004年以后，我国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现象，呈急剧上升趋势。
“官员出国成本过高，造成巨大浪费，是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毛寿龙教授认为，“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缺乏内在的硬约束，目前还是一种软约束，使领导干部可以在财政上作很多临时性的调整，使得某些开支远远超过了所需要的水平，同时也损害了其他部门的利益。”
“官员是决策者，也是利益既得者，他们掌握着巨大的财权，如果缺乏必要监督和制约，给自己安排出国考察之类福利待遇的事情，就会屡禁不止。”曾广宇告诉记者，“有些政府官员为了出国，甚至不惜挪用其他款项，包括挪用税收、土地开发收入、动用人民币买入外汇作经费、侵吞行政和其他公共项目经费等。”
“为解决出国考察经费，部分官员真是用尽心机，有的甚至把费用向同级机关、下级机关和下属单位摊派、转嫁费用。”北京一家企业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有些官员外出考察总带上一些企业家，说是陪同考察，不如说是去为官员的一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消费埋单。而一些企业也愿意正好借此笼络官员，使出国考察成为一种隐蔽的行贿方式。”
阳光反腐迫在眉睫
不少受访专家认为，规范官员公费出国考察是政府自身管理改革的又一个重要切入点。如果政府不能从根子上找到公费出国考察存在的问题，且实行最严格的限制和管理，就难以扭转官员出国考察泛滥的局面。
“要想控制住官员公费出国考察，一切官员开支都须纳入财政预算，这才是解决办法。”龚维斌认为，“我国预算支出科目主要是按经费性质进行分类的，把各项支出划分为事业费、行政费，等等，出国考察费用容易趁机混入其中。中央必须严格预算，对于预算的编制、执行进行严格监督、审查，对官员出国考察费用进行严格控制。这次办法中的有关规定，目的是想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要加强对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监管，让出国考察与本职工作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效联系。”北京市合川律师事务所邹瑾律师建议，“首先，考察单位由根据出国考察目的、考察的必要性、费用来源、考察路线以及考察人员，制定出国考察计划，向相关监管机构申报，同时，进行公示；其次，在监管机构组织下，对出国考察计划举行听证会，对考察计划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论证，以决定是否需要考察，考察的人员是否适当，路线是否合理等，费用是否适当等出国考察问题作出决定，交由考察单位组织实施；再次，考察工作完成以后，考察人员撰写考察报告，向监管机构汇报以至向社会公众公开考察报告，接受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最后，建立起一套出国考察考核机制，对于完不成考察计划，或者达不到考察目标、完不成考察任务者，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或者经济处罚，以致自行承担考察费用。”
“涉及官员出国考察的文件规定，要措辞严密、要求严格、处罚严厉，允许就是允许，禁止就是禁止，不能使用‘原则上’‘一般’‘特殊’等容易让人‘心生变通’的弹性规定。”齐善鸿认为，“即使存在个别‘例外’情况，也应逐一列明，以便于对照。只有拿出‘硬杠杠’‘死规定’，才能进一步增加政策的刚性、树立政府的权威，从而彻底堵住制度漏洞，断绝一些人的非分之想，确保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在当前时期，干部出国属于底线管理范畴，必须在政策上做到不折不扣。否则，管理就等同于虚设。”
“只有从制度上严格起来，才能给人以警示，断绝某些人想利用公费出国旅游的想法。”李成言建议，“第一，规范考察地点。凡是政府官员和公共财政支出经费的出国考察人员，在出国前一定要在政府网上公布出国人员名单、考察理由、程序安排以及时间地点。第二，规范考察人员。要根据考察的具体内容确定合适的考察人员，特别是一些专业性技术性的考察，应尽量多邀请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学者参加。只有让行家里手去考察，他们才知道需要看什么、学什么，考察后怎样干。第三，实行督查制度。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学习考察的督促检查，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严肃处理。”
“必须对违纪官员加大处罚力度外，同时还应在以下两方面加以完善。”张鸣建议，“一方面，加强出国经费管理。对出国经费管理，仅管住预算内资金是不行的，只要各单位预算外资金和‘小金库’存在，官员随时可用手中的财权解决费用问题，所以要把‘三轨’合并，制定出刚性的出国经费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完善监督机制。应充分激活人大和媒体以及群众的监督作用，杜绝那些出国官员的上级暗箱操作或自由裁量，让官员出国考察回归透明和公正。”
把脉“运动式执法”（1）
“运动式执法”容易降低政府及执法机关的威信，也滋生形式主义，更是弱化了执法的严肃性和一贯性。
为了整治“黑车”，2006年4月24日清晨起，北京16委办局掀起为期一个月的“狂飙行动”。按照北京市发布的《依法查处取缔无照营运行为的通告》，期间查获的黑车一律处以“极刑”，即不论车型全部按照上限50万元的标准予以罚款。如果第二次被查，除被罚款外，车辆将一并没收。
但记者调查发现，此次行动中虽有不少“黑车”落网，但更多的是暂时休整，或实施“战略转移”到打击力度相对薄弱的远郊区县。而那些原本就是“黑车”聚集地的城郊接合部，泛滥之势愈加严重。
有关专家认为，此类“狂飙行动”基本上还是“运动式执法”。这种执法形式，尽管在当前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其凸显出的弊端不容忽视。有关执法部门应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逐步转变执法观念，尽量减少运动式执法的运用。
屡见不鲜的“运动式执法”
在日常生活中，“集中整治”“专项治理”“××行动”“××战役”等词汇常见诸报端，有些执法部门也习惯于集中优势人力物力，对违法现象形成“拳头”攻势。这种执法方式，老百姓称之为“运动式执法”。
北京的“狂飙行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运动式执法的典型范例。根据北京市运输管理部门统计，在开展行动前，北京市“黑车”数量已达6万～7万辆，而本市正规出租车的数量则在万辆左右。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北京掀起为期一个月的“狂飙行动”，并随之出台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人给予重奖。同时启动问责制，对严重不负责任、未采取打击和执法行动的领导及相关责任人实施倒查。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5月底，北京市共依法查扣各类“黑车”12921辆，依法对从事非法营运的9940人作出行政罚款等处罚。其间，公安机关对非法营运人员中敲诈、伤害乘客及出租汽车司机、为争抢生意滋事，以及阻碍抗拒执法的行为，依法刑事拘留33人，治安拘留340人。
“一个月下来，‘黑车’并没有减少，而是向执法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进行了转移。”2006年6月28日，一位经常乘坐“黑车”到郊区上班的王女士称，现在城里的“黑车”已不像以前那样频繁见到，但在城郊的医院、小区门口、车站周围，“黑车”还是很活跃。“如果我有能力交50万元罚款，我还开黑车干嘛？”一位现在每天依然出去“趴活”的“黑车”司机告诉记者，“我除了会开车，别的什么也不会。一旦被查到，车就不要了。至于拘留不拘留，也无所谓了。”
北京市交通管理局有关人士也坦承，“狂飙行动”虽然使各类非法营运行为较整治工作开展前明显减少，但城郊接合处的“黑车”整治情况仍不理想，城区的反弹现象也很严重，“打击‘黑车’非法运营，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事实上，类似“狂飙行动”的运动式执法，很多部门一直以来已经使用得很顺手。比如在刑事执法活动中，一般以打黑除恶、扫黄打非最为典型。而行政执法活动中，则常以专项治理、集中整治等形式出现——
2000年3月29日，河南焦作录像厅大火后，全市742家录像厅、歌舞厅、游戏厅被关闭；2002年1月，江西省特大烟花鞭炮爆炸，要求全省从花炮产业中退出；2004年，安徽省阜阳市劣质奶粉毒害婴幼儿事件被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震惊与愤慨，全国各地掀起了围剿害人奶粉的“高潮”，三十多个牌子的劣质奶粉被列入“黑名单”，奶粉市场一时“海晏河清”。。
把脉“运动式执法”（2）
北京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分析认为：“运动式执法基本具备两个特征。首先是有关部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动员自身资源，对某些管理顽症进行集中清理整顿。其次是执法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开展，在一段时期内能够获得一定效果。但一阵风过后，往往又恢复了原样。”
难以消除的执法依赖
有关专家认为，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运动式执法产生的原因颇为复杂。
“运动式执法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有关专家认为，“以往我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习惯于以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为此社会形成了浓厚的运动情结，以至于行政机关至今仍然对运动式执法抱有极大热情，使之成为快速恢复社会秩序的‘撒手锏’。”
“当然，目前大量违法行为的存在也为运动式执法提供了存在的理由。特别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这种不成熟的社会状态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往往会引发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杨钟红副教授说，“由于一些违法行为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而政府从其职能出发；必然要加以严厉打击；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解决问题的初期，运动式执法往往比制度化的方式更为熟练、便利。”杨钟红分析认为，“有些部门之所以热衷于运动式执法，主要是通过运动式执法；可以很快抑制违法行为对市场经济秩序和群众心理秩序的破坏。”
“除历史渊源外，某些职能部门在日常监管中的无所作为甚至‘反作为’，也是运动式执法难以休止的主要原因。”不少人认为，由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行政服务法规不全，组织结构不合理，信息沟通渠道不畅，人力资源配置失当等现象的存在，当问题积淀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得不依赖运动式执法来解决。
在记者的随机调查中，有55％的受访者对运动式执法表示理解。他们认为，社会更需要的是一种常态下的管理程序和监督制度，当这些制度性执法因素缺失时，执法机关诉诸于收效快的运动式执法也是情有可原。但随着我国法制的逐步健全，应逐渐减少这种执法方式。
高昂社会成本还要付多久
在采访中，很多人认为，运动式执法确实在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能收到整肃社会流弊、震慑违法犯罪、恢复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运动式执法却是以很多高昂成本为代价的，其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首先，运动式执法降低政府及执法机关的威信，弱化国家法律法规的威慑力。“平时不管或疏于管理，一旦问题严重了，领导批示，又一窝风地开始运动式执法。”北京某城管队员告诉记者，“这容易让执法人员产生条件反射，上面重视的时候抓执法，上面放松则执法松弛。这既滋生形式主义，也弱化了执法的严肃性和一贯性。”
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认为，动辄采用运动式的方法，不但助长了执法者的选择性和随意性执法行为，也容易使群众对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能力、信用产生怀疑。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形式主义执法形式，影响政府的信用和形象。
其次，运动式执法违背法治精神。“由于运动式执法具有临时性和反复性的特点，其打击违法的长期效益并不明显。”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认为，运动式执法把执法异化为临时政策，有悖于长久生效的法律原则，损害了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种临时性、运动性和反复性特点不符合法治精神。
把脉“运动式执法”（3）
第三，运动式执法助长了不法之徒的投机心理。在运动式执法前，一般有关部门都要大造声势，这使违法者提早毁灭或隐藏证据，暂时停止违法行为。同时，也给违法者提供了一种心理暗示，即平时的违法行为是可以姑息的。这也在客观上纵容了非运动期的违法行为。
第四，运动式执法往往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了执法的公正性。“在运动式执法期间，执法机关都承受着巨大的上级压力和社会压力，存在着宁枉勿纵的思想。这很容易引发滥用职权的现象。”北京一位城管执法者坦承，“比如前段时间北京治理‘黑车’的‘狂飙行动’，最高罚款50万元，不仅没有可操作性，就是从法律上来讲，也找不到任何根据。政府在追求执法高效的同时，也不能以损害公平为代价。”
第五，运动式执法增加行政执法成本，降低整体效益。运动式执法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有的执法行动事先缺乏全面性、科学性研究，往往任凭偶发事件而盲目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必然造成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使执法成本高昂。
“运动式执法期间，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特定执法任务展开，而其他执法任务和日常管理事务被暂且搁置一边，这会产生其它违法行为泛滥和某些市场秩序被破坏的代价。”北京市民杨先生认为，“这样的行动多了，出现扰民现象就少不了。而一些不法之徒也在利用执法机关执法的时间差，来谋取更多的利益，由此导致整个社会处在紧张博弈状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全天候”执法应成为常态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尽管目前杜绝运动式执法是不现实的，但政府确应尽快建立一套严格和科学的社会管理和监督机制，使严格执法成为一种常态。”
“既然我们已经把法治作为治国的方略，就应该避免运动式执法。在法度之内的稳健而行之有效的治理活动，是实现社会治安的关键所在。”李成言认为，“行政执法部门应转换执法观念，执法的职责应贯穿于日常工作。要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必须将执法活动纳入正常制度之中，置于公众监督之内。不能凭一时兴起搞战役式执法，忽冷忽热，而是要建立一种长效机制予以保障。”
“政府在各种管理中，应摆脱那种运动式执法思维，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制管理的执法体系。”杜立元建议，“首先，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渎职、行政不作为官员的问责力度，建立任职期满后问责制度，避免为谋求政绩而搞运动式执法。其次，建立健全科学的公务员考评机制，将奖惩、提升、罢免与其所负责领域的长期绩效相结合，提高公职人员的执法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
因此看来，只有加大体制改革的进程，构筑高度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在法度之内实行稳健而行之有效的“全天候”日常治理，才是逐步减少运动式执法的“良方”！
问题官员“东山再起”为哪般（1）
官员问责体现的是官员任免机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学性，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则更多地体现出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进入2008年9月，多位中高级官员在襄汾溃坝和“问题奶粉”等重大安全事故中因问责而辞职或被免职。人们在肯定果断问责的同时，对这些官员被问责后涉及“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此前的8月28日，一篇题为《掌控当前经济形势的政策建议》的文章在网上引起公众的关注，文章署名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现中海油高级研究员”。记者了解到，该文之所以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并非文章的内容，而在于文章的作者——邱晓华。这是邱晓华被“双开”消失后首次露面。
2007年1月2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经查，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邱晓华被开除党籍，并给予行政开除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有关邱晓华的情况却未见有下文，也无正式的消息披露。直到这次看到他时，这名前高官已陡然“变身”为大型国企“高级研究员”了。邱晓华的复出过程，使公众在“云山雾海”中留下不少的悬疑。事实上，在邱晓华之前，类似的高官复出现象不断。
“随着我国官员问责制不断规范和完善，而与之相对的官员复出机制却并不健全，相关规定十分模糊、笼统，缺少操作性和程序性，弹性和随意性很大，需要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通过制度化程序赋予权力的复出官员，才会让公众心服口服，而官员在重新履职中也才会更有底气。如果没有科学的制度支撑，官员复出缺乏严格的程序性，会令官员问责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损害。”
“问题官员”悄然复出
2008年9月14日上午，“复出”刚满一年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因为襄汾溃坝事故再次请辞，成为公众视野中第一个两次请辞的省部级官员。
2003年“非典”时期，包括孟学农、张文康在内的千余名各级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问责”。随后，在松花江污染事件、重庆开县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踩踏事故、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重大事故中，高层一次次“铁腕问责”，让一个个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者丢掉“乌纱帽”。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又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致使社会上议论纷纷。
2003年因处理SRS疫情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其后张文康转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任，并当选全国政协科文体委员会副主任，而孟学农则获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委办公室副主任，后任山西省省长。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解振华因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2007年1月5日下午，解振华的名字出现在国家发改委网站新领导名单中。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特大事故夺去了243条人命；2004年4月，中石油老总马富才提出引咎辞职，后复出任国家能源办副主任。。
从上述可见，有些官员因各种原因丢了“乌纱帽”，但在“风暴”过后又被委以重任的情况成了政坛新“惯例”。
问题官员“东山再起”为哪般（2）
“目前很多官员都是悄然复出，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因此，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问责产生质疑。”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本着‘治病救人’，还是‘发挥余热’的精神，有些官员复出本身并没有错，这表明了政府在干部任用上的突破，对于违法违纪官员，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视其具体情节，安排合适的职位，让其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这体现出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凭什么“东山再起”？
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政府官员都有明确的任期目标。受访专家认为，如果在任期内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政府官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即使事故不是行政一把手直接造成的，也应为此承担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
2005年通过的公务员法对引咎辞职有明确规定。但对这些被问责去职的官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复出、相关程序应该如何履行等关键性和敏感性问题上，公务员法却只字未提。
“干部任用条例第六十二条有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在制度上依然需要具体的实施细则。对官员复出，有必要建立起更加严格的规则加以执行。”
“官员能否复出，这关键取决于他犯的是什么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成福教授认为，“如果官员仅是道义上负有责任，那么引咎辞职后可能被重新任用。比如，在某个庞大的组织体系中出了事情，主要责任不在于一把手，官员引咎辞职更多的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中央看到他的政治素质过硬、工作能力突出，这个人还是可能被重新任用。”
多数受访者也认为，对于曾经犯过错误，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今后就一定不能再起用，这倒未必，但整个过程应当公开透明，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
“官员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犯错误的可能。”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一位姓张的市民对记者发表了他的看法，“对敢于在道义上承担责任或偶然犯下错误的官员，应给他一个复出的机会。关键是复出这个过程要让老百姓能够看明白。”
“对一个本身颇有才能而偶然犯下错误的官员永不重用，这无论对本人还是社会都是一种浪费。更何况引咎辞职属道义担责，和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受到党纪国法处理是两回事。”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让德才表现突出却因突发事故引咎辞职的官员适时、以适当方式复出，用人之长、给人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为一种政治理性。问责官员体现的是官员任免机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学性，而让有能力的被问责官员合理复出，也是一种政治理念与制度的理性。”
官员复出存在制度软肋
“官员复出容易引起人们的争议，主要是人们对官员复出的原因、条件和程序不清楚。”龚维斌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尚待完善；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存在着官官相护现象，对于失职的领导干部象征性进行责任追究，为了平息群众的不满情绪，要么让其‘冷却’一段时间，然后官复原职，要么异地做官或者平调到其他重要岗位。群众对这些做法十分不满。”
问题官员“东山再起”为哪般（3）
“在缺乏民众有效监督的情形下，官员问责有原因，而复出如果不能保证程序的透明与公正，那么其合理性、合法性必然会遭到公众的质疑。”张鸣认为，“这样操作甚至会让人怀疑是一种变相的调动，也不利于维护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官员复出意味着曾经犯过错误的官员又重回领导岗位，重新掌握了一定的权力、金钱等社会资源。因此官员复出的社会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大于官员下马，所以建立官员复出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认为，“对官员的问罪与定罚应该循法，量才与起用更应当循法，官员复出制度就为官员的量才和起用提供了可循之法。如果官员复出没有制度的规制和约束，那么‘法治政府’‘阳光政府’在民众心里就成了口号。”
“官员在引咎辞职后，如在短时间内迅速复职，实际上这是对其另外一种形式的补偿。”齐善鸿认为，“如果官员复出过程不公开、不透明，这不仅违背了问责制对失职者进行惩罚的初衷，也在形式和过程上，破坏了公众对政策的信任感，弱化了问责，弱化了对他人的警示。符合条件复出的官员，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也可以重新开始工作和生活，不必时时面对质疑和处处解释。因此，公开和透明地复出，对政府、公众和复出个人才算是负责任的做法。”
呼唤“官员复出机制”
不少受访者认为，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在于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的监督与问责。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官员问责制度，应该尽快建立官员复出机制，使官员复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否则，难脱“人治”色彩。
“问责官员重新起用必须符合程序，必须尊重现有制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李明伟教授认为，“应该加强对于被免职官员的跟踪监督措施。经过严格符合程序的考核，并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达到条件，应该重新起用。实质上，对于被免职官员‘去向’的追问，对于那些官员表现的追问，就是对相关制度的追问。”
“在官员复出制度的建立上，要重视公正和公平，特别要重视公开，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本身就是一种监督。”杜立元建议，“首先，在官员的处分上，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严格依据法律规范和党纪党规执行，在尚未确定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不能被媒体舆论所左右，更不能为了息事宁人就随意免除官员的职务或强迫官员‘引咎辞职’。其次，在官员的复出上，对下马的官员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不能盖棺定论。应
( 权力场扫描:中国隐性权力调查 http://www.xshubao22.com/8/8632/ )